论新世纪文学的“城市化”批判 陈 超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由社会生产力方式发展所引起的历史环节振动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城市化”书写逐渐成为文学叙事场域中一种相对成熟的话语资源，并影响和渗透着当前文学精神体系的整体性构建，同时还作为一个独特的审美对象被积极纳入新世纪文学的批评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运用批判性的叙事策略，突出地表现了快速城市化对原有传统乡土秩序的破坏和伤害，反映了城市在催生出一套全新的行为方式和观念习俗之后，城市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冲突和悖反日益严重，文学对现实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失落、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底层生存者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的反思和批判。 一在“城市化”批判过程中，现代都市更多地呈现为欲望化、消费化的“世俗都市”，是人情感物化、异化的场所。邱华栋的城市描写就是建立在这一“物化”基础上的，他的叙述充斥着“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及别墅中的各种设施”。[1]在他的笔下，城市是物质符号的堆砌，人的灵魂反而成了这一坚硬“物质”背后的延伸。这种城市空间下人灵魂的迷失同样体现在迟子健的小说里，她在《黄鸡白酒》中写道：“公共汽车承包给私人以后，联运车为了赚钱，拒载有免费乘车证的春婆婆；历史悠久的教堂，壁画、铜钟和十字架早已消失殆尽，那涤荡肺腑的钟声，这座城市的人再也听不到了，而那是春婆婆最深的怀恋；快餐店里，茶是劣质的陈年花茶，茶杯油渍斑斑的，散发着洗脚水一样的气息，难以入口。”[2]如果说迟子建作为一名女性在对城市化的批判中仍怀有温情的话，那么，陈应松却极力展示了城市“吃人”的罪恶，他在《太平狗》中是这样描述的：“一辆大卡车撞瘪了一辆小汽车，死人血淋淋的从车里拖出来。刚才还是个活人，瞬间就成了死人，比山里的野生口吞噬人还快呀！一溜的红色救火车催逼人心赶往一个地方。两个在人行道上行走的男人无缘无故地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看热闹的人刹那间围了过去，像一群见了甜的山蚂蚁。一个挑担小贩跑黑了脸要甩掉一群城管。城市里充斥着无名的仇恨，挤满了随时降临的灭亡，奔流着忐忑，张开着生存的陷阱，让人茫然无措。” [3]但是，失去灵魂的又岂止是城市？阎连科的《风雅颂》写了城市里堂而皇之形成的一条“天堂街”，把妓女当做营造城市天堂的主人，这是对现代城市的一种嘲讽，也是对城市给予人精神欺压的批判。当城市化不断推进时，生态破坏也就日益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即现代人如何在追求物质、沉醉享受的同时达成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作家笔下，中国乡村已不是传统叙事中那个永恒的精神家园，也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个诗意栖居地。吴玄在《发廊》中坦言：“我的老家西地”，“它现在的样子相当破败，仿佛挂在山上的一个废弃的鸟巢”，它“什么资源都没有，除了出卖身体，还有什么可卖？”[4]而对于生态破坏批判最有力应该要数徐刚，他在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中怀着对自然的挚爱，强有力地批判了大森林的滥伐者——禅宗圣地武夷山原本古木参天、清泉奔涌、绿荫匝地，然而在伐木者的滥砍滥伐之后，堪称武夷山第一峰的大王峰只剩两棵古树，昔日“悬空倾泻”的泉水已经干涸。站在这一批判的视角，人们尝试对生态世界进行重新的认识。李传锋的《红豺》，郭雪波的《银狐》、《沙葬》，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传达出人们寻求生态平衡的迫切，李存葆的散文《净土上的狼毒花》强调了传统宗教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姜戎的《狼图腾》则站在现代性的视角去反思民族生存与自然法则的内在关联。“城市化”批判还体现在对原有传统文化失落的重新审视和反思。贾平凹通过小说《高老庄》、《土门》、《怀念狼》、《秦腔》等，反映出了他对乡村大地和逝去家园的美学诉求。“高老庄”、“仁厚村”、“神禾塬”、“清风街”揭示了民间传统遗存对于现代生存的哲理意味。他在《秦腔·后记》中写道：“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上栽在哪儿都是难活。……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5]如果说贾平凹在此体现的是乡土废墟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伤，那么，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则是站立在后现代的都市背景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城市在占据乡村空间的同时，农村习俗文化是否也在颠覆着城市？——小说中来自农村的小刘儿、孬舅、白石头、瞎鹿等一群人在城市的混迹，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城”、“乡”相互渗透的过程，演绎出了一出“城非城、乡非乡”的荒诞社会游戏。另外，铁疑的《孕妇和牛》、迟子建的《亲亲土地》、《雾月牛栏》、赵德发的《通腿儿》等作品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过往传统的眷恋，袒露出作家们对传统习俗和文化的赤诚。城市化带来了现代人生活图景与生存场域的变化，并衍生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异化的种种问题，也促成了新世纪文学视角整体向“底层”的转向。当城与乡、富与贫、洋与土、家乡与他乡等话语元素频繁地出现在以“底层”命名的作家笔下，就构成了一幅自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之后最富张力的文学话书写场域。纷纷出场的有刘庆邦、曹征路、罗伟章、胡学文、鬼子、刘祥夫、陈应松等人。刘庆邦的《家园何处》揭示了农民进城的漂泊，以及这种漂泊感所带来当下人“何处是家园”的困惑。主人公“停”在城里带着一种凛然的姿态去追求城市生活的融入，但她的名字已经暗示了她的追求必定是一个悖论，她根深蒂固的“自卑”让她既停步并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又停止在曾被遗弃的乡村门外，而这种无可归依的乡愁背后隐藏的就是城市的冷漠。曹征路在2004年发表了被喻为是新世纪“底层叙事”代表作《那儿》之后，2009年的《问苍茫》同样写出了“底层人”的悲苦命运，他从五个山区姐妹以献出少女贞操为代价而获得打工资格开始，到血汗工厂倍受盘剥，再到卖淫的卖淫，做二奶的做二奶，更有借工伤毁容以命换家用的故事，写出了底层女性的城市悲剧。另外，胡学文的《一个谜面的几个谜底》讲述了进城打工的老六杀死了教授，罗伟章《饥饿百年》则以一个农民的一生为缩影展示了中国历史的百年饥饿史，而鬼子《被雨淋湿的河》讲述的是陈村妻子离世，儿子被上头人害死，女儿做了贵人的二奶，最后自己也倒在河床上的悲剧……这些都可看成是现代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的伤害。 二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引发的文化转型是不容回避的命题。新世纪以来，快速的城市化不仅导致了对传统社会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对原有文学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强烈冲击。由此，贾平凹、迟子建、陈应松等人面对城市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面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精神的失落，产生了深深忧虑。其中反映出对城市罪恶、人性迷失、生态破坏和传统沦落的批判，不仅可看成是他们对城市文明和乡土世界文化变迁的积极审视，更可看作是新世纪文学在审美现代性走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乡村在中国传统文化版图内历来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具有一种永恒“精神家园”的意味。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栖息在原有乡村的诗意空间和灵魂依附已经丧失殆尽，乡村给我们展示的更多是一种困惑和迷茫。中国当下的农村现状是：青壮年大量出走，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农村的教育不断萎缩，中小学校纷纷关闭，产业扩张又带来生态的破坏。曾经一度充满着诗意的乡土，封建迷信依然盛行，重男轻女仍旧存在，官本位的崇拜愈加严重，男女的婚恋观更加实利……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农村生活纷繁复杂的文化图景。作家是人类良知良能的守望者。新世纪以来，叙事者正是基于这一现象去展开对城市化问题的批判，并以文学独有的思想张力与审美表现力对此进行了多重的演绎。当下中国，在由前工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过渡之时，城市文化不断地挤占了原有农业文明的质素。这不仅带来了农村体系的崩退、农民精神的惶惑以及农耕文化的覆灭，也致使当前乡土文化和乡土意识走向一种全新的“异动”——这种异动使功利主义与物欲崇拜在当下畅行无阻，人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物质享受成为人的唯一生存追求。因此，在畸形的工业文明面前，现代性的本质已经发生了蜕变。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一状况新世纪大部分作家没有简单地站在社会公理或者道德的制高点，以叙述人的视角居高临下地直接给予价值评判。而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他们把对现实价值的追问融入进了对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思考，刻画出了诸多饱含现代性的文化悖论和伦理困境。文明的发展和交替必然伴随如分娩般的阵痛。社会现代性的渗入与生长注定将催生一种新型的伦理建构和行为选择，这在使现代人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行为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它势必会致使一些传统“美”的沦丧，一些现代“恶”的增殖——而这一切都是新世文学书写及“城市化”批判的着力之处。于是，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已经不能再拘囿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机械反映论，也不应沉浸于二元对立的道德审美视角。新世纪文学美学路向必须出离对当下时代的整体性迷惘和碎片式把握，从而在克服持续的单向度叙述基础上，去拥有现代性美学的独异品格——这种品格应充溢新型的人道主义伦理与生存关怀原则。这正如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认为的：“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的价值是其他文化价值的总裁官，也是文化价值的中心堡垒。如果一个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6]而现代伦理学的基本命题就是要强调这种道德主体性和原则性的确立，即创作主体要在复杂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去坚守现代公民伦理的人本立场，并据此去展示现代人的生存真实。新时期以来，文学崇高感和历史理性的遗失，文学精神在市民精神、日常审美化过程中被消解，以至于现实价值被重估、道德伦理被泛化。在此背景下，作家的主体性难于得到理直气壮的张扬，不仅原有精英意识与道德主导意识被抛弃，甚至连理性、正义和崇高的道德观取向也被纷纷取消，文学的思想性被等同于形式主义和道德灌输而让人望而却步。于是，如何站在一个人类诗意栖居的高度来审视由“乡”入“城”的城市化进程，进而使乡土呈现其更为真实的参照意义和审美力量，并以此去对抗世俗化和人文精神的下滑，就成为当下文学书写和现代性反思的重大命题。在现实过程中，笔者认为当前的“城市化”理应把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到整体的社会经济框架结构之内去思考，并对从农村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思想豁蒙和权益保障，以求缓解和尽量克服长期“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根源。只有这样，对此进行具体书写和表现的文学作品，也才能在具体的城乡语境下去发现某些被历史涂抹、忽略之处，并在现代性的观照中接续其内在传统文化的美学品质和价值渊源，以求得在人道主义的悲悯和关照下使文化传统、古朴、谨严的品格得于留驻。 三现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冲突，其根源在于现实中城市空间与乡村界限的不断移位和碰撞。城市化进程使原有中国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不断模糊，人与人、城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感差大大减弱，这些变化不仅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形成了现代人特有的心理历程和文化体验。对于这一变化，福柯有过类似论述，他认为：“目前这个时代也许基本上将是属于空间的年代。我们置身于一个共时性的年代，我们身在一个并置的年代，一个远与近的年代，一个相聚与分散的年代。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比较不像是一条透过时间而发展出来的长直线，而比较像是纪结连接各点与交驻线的空间网络。”[7]这一描述，非常贴切地形容出了当前中国在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由前现代向现代、后现代过渡的历史图景。在此，“空间”指涉的是一种文化的多元共置，在这一文化大网内，杂揉着传统资源、革命元素、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等多种话语。关于城乡的空间隐喻，德国西美尔（Georg Simmel）有着同样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是相对融合的并可以用空间来计算时间；而在现代社会，时空的分离导致空间的“虚化”，空间从根本上讲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空间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而这种心理距离不会因空间的近远而得到释怀。对于一个个身处于城市的“异乡者”（stranger），他解释道：“（异乡者）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有完全来去的自由”。[8]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异乡者”既区别于一直在路上的流浪者、探寻者，也区别于当地稳固的居住者，他们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具有的特殊的心理感应。对于“异乡者”的心理历程和文化体验，英国的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更是把它揭示得一览无遗。他从“本地人”与“异乡者”的身份去考察其内在的矛盾性，认为“异乡者”是“不可决断者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既非朋友也非敌人”，“因为它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什么都可能是”。[9]这种不可决断性，却让“本地人”深感威胁，于是他们会采取“去疏离化”或驯化、同化“异乡者”。而让“异乡者”面临尴尬的是，如果认同本土文化则意味着肯定自身方式的低劣和不合道德标准，但承认自我身份的低劣显然又是一个分裂痛苦的过程。由此就导致了“异乡者”在面对本土文化时往往会采取双重的姿态，即一方面拒绝离去，而将他临时的寓所改变为长期的家园；而另一方面却又时常保持着离去之心，充斥着漂泊的宿命感。应该说，这种心灵的“漂泊感”与现代城乡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关联性。 现代城市与乡村虽然同处于一个缺乏时间观念的空间下，但文学却无法回避一个个个体生命的真切感受和生活体验。这种对城市的疏离感无可避免地深藏于每一个“在路上”的现代人内心深处。而这种进城与返乡的情感纠结，也必将使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始终存在对现代性的适时反思和强烈批判。这种文化守成主义与批判心理的根源，可以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政治学经典《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找到解释，他认为“巨大的拥挤城市”(Great Wen)、“庞然大物”(monster)、不健全的“拥挤城市”(wen)等意象被反复地运用于文学，而“庞然大物”作为城市的核心意象意味着相对于乡村的闲适，城市是拥挤的；相对于乡村的宁静，城市是扩张性的；相对于乡村的纯真，城市是贪婪的。城市是“田园意象缺场”的空间，是隔绝于乡村的一个“怪物”，是对乡村的蚕食与“遮蔽”(Shadow)。这是乡村视野下的城市意象，是面对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新的工业体系喧嚣的发展所逐步遮蔽的社会现实所激发的一种文学上的情感反应，它所体现出的是一种“乡村防护”(defence of the countryside) 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抵制意识。[10]这种意识只要工业文明一天存在，它即不会消失。威廉斯揭开了文学书写中“城市化”批判的文化根源，认为它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外露和表现。因此，可以看出不管现代人是出离乡村还是逃离城市，以及试图对“根”与“源”进行终极的追问，都将注定会是一个假命题。 现代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景观变化，这为新世纪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空间。在这一空间下，文学“城市化”批判所反映出来的都市异化、生态破坏、传统迷失和人生存状况的恶化却时常交织纠缠在一起。在此要说明的是，虽然“在人役于物的时代, 无论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一掷千金的资本家, 都注定了要在资本长长的阴影下舔舐自己悲伤的灵魂”[11]，当下文学之于“城市化”的批判也难免存在某些极端过激之处，但新世纪文学“城市化”批判中所进行的种种反思，却基本坚守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伦理，遵循以人为中心的生态法则，这在当前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现实面前，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1]萧元：《形而上的迷茫》，《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2]迟子健：《黄鸡白酒》，《收获》2011年第3期。[3]陈应松：《太平狗》，《人民文学》2005年第10期。[4]吴玄：《发廊》，《花城》2002年第5期。[5]贾平凹：《秦腔》，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6]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7]转引自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第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德)西美尔：《社会学》第182页，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9](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183页，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0]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196.[10]刘聪颖：《生存困境与身份认同的焦虑——评曹征路的“问苍茫”》《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原文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4期）作者简介：陈超，广东金融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省批评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市批评家协会理事，广东校园文学网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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