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黄灿然：变的是原来写诗的人他们不写诗了

   《奇迹集》黄灿然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定价：28.00元  被称为先锋诗人的黄灿然，最近又出了一本诗集《奇迹集》。一向拒绝抛头露面，深居简出的他破天荒在广深两地举行了两场读者见面会。趁他逗留广州期间，本报记者在他的诗人朋友家采访了他，与他畅谈他的诗歌以及他诗化的生活。黄灿然是一个颇具隐逸气质的诗人。他有一首诗《让我告诉你我怎么生活》：“就像如果你来我家，我生活简单/我屋里杂乱你都知道，但如果你来我家/坐在客厅饭桌前，我会把满桌子书 籍杂志词典往后一推，/腾出一个小空间……然后我们开始喝茶，这时你上楼前/在英皇道上看到的阳光和山边的绿树还留在你脑子里/而我们就这样喝茶谈天，而我边谈边起身去烧开水……”他的生活确实简单，简单得如同禅修的老僧！生活在香港那样一个国际大都会，依附于一家大报，他却没有名片不用手机，讨厌应酬谢 绝社交。生活的内容就是工作、翻译、写诗。与此无关的都被认为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不进步的人才抨击后辈南方日报：诗人的创作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吗？黄灿然：肯定会的，但是它不以一般人替代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莫言，那么他（得了诺贝尔奖）跟我们也许有关系，但是可能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创作不会受什么影响的，可能读者方面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他们可能会重视文学或者什么，但是我相信这种一波很快就没了，大家又回到那里了。诗人还是注重大 家都回到平常的状态下的那种生活，而不是说横的、绕的很轰动的东西。南方日报：刚才您说您不承认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期？黄灿然：实际上当年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全部是用那种油印的东西，还有最重要现在很多人把八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神化了，因为当时创 作的大部分人他们现在不创作了，他们的创作生命停止了，他们就会把过去的东西神化。就像一个人现在什么也不是，他还说我当年是什么样的。南方日报：曾经辉煌过。黄灿然：对，但是对于一个不断在创作、不断在提高自己的诗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南方日报：那您觉得真实的八十年代是怎么样的呢？黄灿然：八十年代其实有它非常独特的一面，但是这种东西不止几倍、几十倍的一个神化了。我就是八十年代过来的人，我是慢慢看下来的，我看见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期刊发过东西，没在官方刊物，没有的。南方日报：那您觉得时代还是在进步？黄灿然：不是进步，环境在不断变，但是这些本质的东西不变，不变的东西还是有的，真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原来写诗的人他们不写诗了，变就变在 这儿的。原来关心文学、读文学的人，现在不读了。但是你不读了，并不表示，大家就都不读了。这个世界就停了，没有这回事。他们不读了，这个时代的人继续在 读，而且在创作，而且在提高。而且他们肯定还会抨击，他们肯定会抨击八零后、九零后这些，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见这些，我看到是非常优秀的图书，非常有修养的读者。所以我刚才说他们一定会抨击这些人，因为他们自己停了，停止了生命、停止了思想。诗歌是一种不断地破除很多观念的东西南方日报：老我看到您诗集里面经常出现的两个意象，就是大厦，还有伞。是不是有些隐喻在里面？黄灿然：没有，实际上我没有隐喻的，高楼大厦因为在香港是最普遍的，哪怕在广州现在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过的是一种上班下班的生活，经过大厦，你是没有感觉的，而且它有时候还常常成为一种压抑你的象征。但是，对于我这种凌晨一点钟才下班，然后慢慢走路回家的人来说，那个时候，城市里人已经最少了，没有什么车辆，那这个时候你是直接面对高楼大厦，你再跟它交流，它就成为你的对象，就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跟我刚才说的跟大自然、跟世界的交流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就会特别的有这种感觉。另外它作为一种背景，就像你头上的白云，是不可缺少的。南方日报：我发现在生活中很多东西，您直接就把它写进入您的诗了。比如说我记得有一首诗应该是在南都读过，就是《全是世界，全是物质》，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在南都上读完这个诗之后，给我打电话，非常愤怒，跟我说怎么诗能这样写呢，“什么都是诗”？然后我就又再去拜读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确实跟其他很多诗不一样，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是诗。您是怎么看待读者在理解您的诗时产生的差异的？黄灿然：这个诗的观念非常重要。我在改变的时候经常也问我自己。我曾经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我上一本诗集《我的灵魂》。我一写出来两首诗，我自己觉得这个不是诗，这个写得不好，然后我的许多朋友看到了，他们觉得非常好，而且是非常新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敢承认。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读诗的人，就像你平时读另外一种诗，看到这种诗就觉得不是诗一样。那么同样的当我写着不是诗的时候，别人说是诗，非常好的诗，非常不一样，给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诗歌是一种不断地破除很多观念的东西。南方日报：那您觉得诗歌有本质的东西吗？黄灿然：本质的很难说，因为本质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东西，诗歌无论哪个领域都在说同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每一代真理要每一代人在重复，用不同的方式，但是说同样的事情，诗歌、宗教、社学、文学最终的那个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平时不一样。那么刚才说这不是诗，实际上我最不是诗的一首诗就是写的大厦，（《下班》晚上十一点多，/在开始安静下来的城市里，/人行道上的下班者显得特别多，/他们主要是妇女，她们都特别匆忙，/急急拐进大厦入口。），我写的那首诗就是午夜的一个大厦，晚上十一点多在开始安静下来的城市，人行道下面下班的行人特别多，午夜他们匆忙，接着拐进大厦……这首是最我宝贵的一首诗。南方日报：其实在您的诗歌里面很多内容就是很常见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在下班的巴士上，街边小花园里的人，您当时怎么样把这些元素串成一首诗的？黄灿然：实际上那个时候是基于一种创作状态，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我们感到这个世界能够很好地看清它的一切。因为一个人如果得到了，突然已故了，这个肯定要重新洗牌了，就不一样了，那会感到所有的东西是有声的，都是可爱的。那么那段时间我想很多东西进入这个感受，立刻这个感受冲击很大，好像有什么东西放大好几十倍、好几百倍，那么原来一点点的这种感受立刻就放大了，就会有这种感受。那么就是这种能够感动别人，所以就是在一般读者里面见证不了多少次的，但是他们也同感，他们前面也略过那么一小点的感觉。南方日报：很快就过了。黄灿然：因为他们忙，可能没有时间，毕竟他们是一般人，留意这些也没有什么用啊。那么我就把它抓住了，把它定格了，这就是我见到的场面，那无非就是一种放大，在一种特好的状态下能抓住。南方日报：您好像曾经说过，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诗词跟现代的诗是没有传承关系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新诗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来看，它就成为一个无根之源？黄灿然：也不是。就是说要看我们怎么效仿了，就像我、包括我的朋友，是比较早的重视古典诗歌、古典文学，包括古典哲学，中国的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好是一种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更蓝的时期。因为它的语言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不再用他们的语言来写东西了。虽然现在写这种旧诗的人要比写新诗的人还要多，非常的多，但是他们没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环境使然，他们只能是个人的小爱好，像在家里自己用茶一样。那么新诗是一种必然性，也不是创造，而是一种必然，就是说整个传统（文化）已经那么饱满了，需要重新来一个。南方日报记者 陈小庚

  2012-10-25 16:06:52 作者:陈小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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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平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85年第五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长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随后，《读书》杂志自1985年第10期开始，连续六期刊载了这三位就此展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作为文学史框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文学本身入手，将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文学视为整体，在八十年代“重写”了一个现代化叙事的文学史剧本，从而开启了影响至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流。目前任教于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黄子平教授，二十七年后再谈当年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细节，以及他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期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如既往的坚持。今天再读198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依然觉得十分精彩漂亮，据我所知，您是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有人将这篇文章总结为“乐观主义”、“普遍主义”、“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您怎么回顾当时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呢？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我们仨平时瞎聊天聊出来的。八字还没一撇，老钱就很兴奋，到处跟他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仁说，如何如何有这么个构想。《文学评论》的王信、樊骏也很兴奋，说赶紧把文章写出来，发头条。当年平原君还在跟王瑶先生读博，课业繁重；老钱呢，新任的“青年”教师，备课讲课全力以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当文史编辑，相对时间多一些，所以就推我执笔。我一向写小文章，单篇作品的评论什么的，本科毕业论文拼命写了篇“作家论”，哪里写过这种大块文章？好在之前讨论比较充分，我不懂的随时问他俩，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写出来初稿。老钱和平原说，很好，不用改了，就是它了。结果初稿就是定稿，吓我一跳，我从没写过那么顺利的稿子。《文学评论》的编辑老师也说，很好，就是它了，发头条吧。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确实是应运而生、水到渠成的。类似的想法到处都在酝酿、在萌发，譬如老钱就提到过，南京的许志英老师的文章，1983年发表，质疑“五四”新文学的性质，赶上“清除精神污染”，被压下去了。到1985年，算是从我们这里又冒出来了，提法不一样(或许更系统化了)，证明改变文学史叙事的普遍要求已经不可遏止。[NextPage]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里，你说的这几个主义标签：乐观主义、普遍主义、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当然都能贴上。贴到《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没个跑的。可是“主义”后面的“问题”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的思考，起点都是“文革”和“文革”的结束。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对作家、文艺家历史上空前的迫害。所以我主张当代文学必须从四届文代会讲起，从全体起立为“非正常死亡”者默哀的那个长长的名单讲起。你会发现过往的文学史叙述基本上是一个排他的、压抑的装置(“文革”中极致的表述是“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是一片空白”)，是为迫害辩护的，建立了迫害的合法性，本身是迫害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核心想法就是找到一个全新的叙述框架，使现代文学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能够重新发声。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意识”的核心。是否可以说，之后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开设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1980年代广义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呢？黄子平：我不太肯定是否有一个广义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我甚至害怕“运动”这种大词。晓明兄和思和兄开设专栏的努力，功不可没，可惜1989年之后就终止了，要由海外的《今天》杂志来延续。文学史是一种跟文科高等教育相关的现代知识生产，其不断地“重写”(教材修订)是正常的再生产。但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不是小修小补，小打小闹。用我们当时的话，“不是换布景或换演员，而是换剧本”，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必须用“运动”这种大词才能概括其规模、雄心、影响和成就了。好吧，只要不“运动”到我，我对“运动”没意见。[NextPage]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王瑶先生当初提出过批评：“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如此这个二十世纪就成了一个被选择过的二十世纪了。此外，也有人会质疑港台文学是否可以被整合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于这些批评，您怎么看呢？黄子平：这是老钱传达的批评了。王瑶先生目光犀利，很厉害，对弟子很严格。我觉得王瑶会坚持他建立在《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的新文学史论述，但私底下已经有极大的修正。老钱觉得王瑶先生的批评很对，到处传达。我没问过老钱和平原，王先生除了批评，有没有哪些肯定的意见。我想“不提”和“没提”或“不太提”，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没提或不太提，会不会是作为主流、主旋律、庞然大物，它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论文的疏漏不止于此，也有学者批评，为什么不提张爱玲钱锺书胡适周作人，不提自由主义文学？我想起卡内蒂的格言：“只看见过一次的东西不曾存在，天天看见的东西不再存在。”在文学史里，前者是自由主义文学，后者是社会主义文学。港台文学怎么讲，一直是当代文学史的难题。“整合”这个概念本身就很霸道呀，我联想起企业兼并之类的现代资本主义运作。我设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文学史框架，你爱放进来讲，可以，不放进来讲，也没问题。很多人都意识到整合的困难。譬如有些人坚持“共和国文学史”叙述，就是不想讲港台文学嘛，不想承担统战的光荣使命嘛，不想坚守文学上的血浓于水和领土完整嘛。我比较倾向于有些学者提出的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如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等等，但不是为了整合，而是为了包容。[NextPage]在您和钱理群、陈平原老师当初在《读书》杂志上连载的《三人谈》中，你们似乎对于文学的文化观与文学的审美观之间有过内部的争执、交锋，时至今日，您对于纯文学、文学本身，或者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态度呢？黄子平：《三人谈》 经过整理，当然有很多删节。平原君说过三人谈的好处，就是不会像两人谈那样各执一端，甚至吵得不欢而散。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不再复现的“内部的争执、交锋”也是多么美好啊。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有的人都明白，纯文学就是一个政治主张。1989年之后，北京秀水街卖一款文化衫(T恤)，印着六个字：“烦着呢，别理我。”这就是纯文学的意思。赵丹临终说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样的意思。当然后来的一二十年，这个概念的内涵和解释有很大的变化。在文学史的教学和写作中，主要用来“过滤”那些文化官员和“宣传品”(台阁体)。在稍后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重视“底层写作”和“打工仔文学”的批评家，把纯文学纳入了你说的精英主义来狠批，反而有意无意，贬抑了底层的文学创造性和文化活力。举个例子，盲歌手周云蓬的歌，野夫的江湖写作，为什么不能是生机勃勃的纯文学？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批判是商业化的“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纯文学(包括知识分子写作)在他们看来就是香港人所说的“扮清纯”了。所以这个概念仍然是当代文化政治激烈交战的场域。在当时的《三人谈》中，陈平原老师说：“有的朋友说二十世纪还没完呢，其实也就剩下十几年了，一眨眼就过去了。”事实上，二十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王朔、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1992年的南方谈话、新左和自由之争。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当初的《三人谈》似乎存在着一些偏颇？您又怎么看整全意义上的八十年代文学呢？黄子平：我记得紧接着我们就区分了“物理时间”和“文学史时间”，作为文学史时间，你可以把二十世纪划成“1895-1989”或者别的划法。如果这种二十世纪的分期可以成立，你可以把后来发生的文学现象纳入新世纪去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分期是文学史叙述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它提供一种边界，限定观察的坐标和讨论的范围，漫无边际的叙述不是叙述。当然分期也是不僵化的、浮动的、有时效的。那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后一个阶段的“八十年代”，该作何种整全意义上的判断？我只说其中的一点：它完成了向后革命时代的转型。用阿城的比喻，不再是在原来的桌子上菜，你跑到另一张桌子上搛菜吃了。[NextPage]您在1980年代末有一篇很有名的论文《汪曾祺的意义》，您认为汪曾祺是将上世纪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连接起来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八十年代”的讲法。现在有人会说，四十年代通向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说法其实也代表了当下一部分的人的态度。那么仅就汪曾祺来谈，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呢？此外，您可否也谈谈对十七年文学的看法？黄子平：惭愧，那篇文章其实写得不好，只是对汪老那本《晚翠文谈》的粗浅书评。后来我听林斤澜说，汪老读了觉得一些问题还是“说到了点子上”(不是原话，大意如此)。我心里就踏实了许多。说文学史家误导了作家，使汪曾祺自己也参加到“记忆与遗忘的机制中来”，错以为他的五六十年代是个空白，这种说法有可能误导读者。我想讨论的只是这么一个问题：复出的当年才俊很多，“晚”而能“翠”并且影响风潮的很少(只有汪老和“九叶诗人”郑敏等)。汪曾祺复出后写的“最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当属《骑兵列传》，不成功。于是重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受戒》。我记得当时读到小说里有一首周作人民俗学意义上的色情民歌：“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绝对是“社会主义文学”必欲除恶务尽的民间资源。证之发表者《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所担当的政治风险，《受戒》这篇八十年代重写的四十年代作品，与《骑兵列传》决不是同一系列的写作(尽管你可以在语言的直接现实上列举许多相通之处)。其间的文学史空白何等沉重！我现在觉得谈汪曾祺的意义，不能把参与样板戏这一节轻轻放过。他以“黑帮”的戴罪之身参加到“旗手”直接指挥的文艺实践之中，洞悉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根本奥秘。当许多人为样板戏招魂之时，汪曾祺铁口直断，说样板戏是中国文艺史的一场噩梦。为什么？因为创作原则出了毛病：“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三突出”和“主题先行”，令作者“胡编乱造”。从根本上，即从创作原则上，我想也可以依据汪老的大彻大悟，来大体上判断十七年文学。如果只从语言风格(生动多样的口语写作)或地方风景的描绘入手，那就没有抓住根本。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出某种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意识，也就是说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合理性，这显然不是现下一些简单的分析和批评就能打发的。对此您怎么看？黄子平：我猜你的大概意思，是要对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来点“同情的了解”。“无意识”呀、“合理性”呀，让我想起法庭上无罪推定时引用精神疾患诊断的辩护词了(对不起，开个玩笑)。还是开头讲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面对的是哪些问题？如果问题没打发，对问题的探询就很难打发。通常说“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史”，198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世界和中国的变化极大，若还照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很粗糙的框架讲文学史，我觉得有点悲哀。又一代重写文学史的人应该出现了。[NextPage]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的文学史/史论出现。王晓明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直接用了你们当年讨论的概念；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讲了现代的故事，不过多少也接受了王瑶先生的意见；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让当代文学打开了局面；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虽然写的是古代文学，但是也能看出和你们当年讨论的深刻联系。而最近的，像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96)》则可以说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应和反思。您对于这些书有什么评价？黄子平：哈，这是一篇硕士论文的题目了。我的师友的这几部大著，可以说是我这些年的案头书，时时拜读都获益匪浅。他们分别面对的当然是各自的大问题，单从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关系上说，侧重点也很不同，很难概括评论。我很希望在对八十年代的回应和反思上看到新的进展，当然也希望看到对反思的反思。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曾经有“进化史观”、“革命史观”，而八十年代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化史观”。您觉得现下要再写文学史的话，该怎么写？黄子平：我后来的想法比较虚无，偏于后现代，认为只有历史的碎片存在着，文学史只不过是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系统建构而已。不过，搜集被湮没的碎片，讲述被遗忘的故事，倒是文学史家的当下使命了。我很欣赏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尤其是后一本。如果文学史就是文学事件的历史，文案的写法就是对路的。假如我从四届文代会的默哀名单开始写当代文学史，就会写成了一大批文艺家的死因调查报告，这是侦探小说的写法。可读性很高，做教材就不行，没法测验，拿它考研，北大、华师大都考不上。当年的三位讨论者中，钱理群先生如今的兴趣几乎都在现实政治和历史上了，陈平原先生的兴趣更多在学术史、晚清和大学上，而像上海的王晓明先生也专心在做文化研究。唯有您还主要在现当代文学领域，对于这些转向，您怎么看？黄子平：我想起两个成语，量才适性和以身弘毅，他们几位突飞猛进，我呢怎么使劲也追不上。所谓“转向”也不尽然，据我所知，老钱正在写“现代广告文学史”，平原对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也还有不少文章发表。我虽然也兴趣广泛，精力却不济，当然主要觉得现当代文学领域还仍然好玩。像当代传记文学这一块就很好玩，从文学角度入手研究的人却还不多。这两年我读了很多现当代传记，还开了一门选修课：“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说起领域，据说德语里跟“地界”是同一个词，所以有一次有人问韦伯他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他就不太高兴，说我又不是一头牛，非得在一块地里耕耘。老韦伯发科层化的牢骚。当然如今把韦伯放在社会学祖师里头，其实他在哲学、政治学等很多领域里都有建树。至于我辈，只能老老实实，种自己的园地。[NextPage]有人认为，今天这个经过现代化洗礼的、分化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八十年代结出的果。而正是因为这个结果使得当下的文学已然失去了其当年的影响力。您觉得今后文学还有前途吗？黄子平：我倒觉得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失败的结果。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按下不表。八十年代中王蒙就讨论过“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冷鸭也先知，文学家作为良心、民族魂、意见领袖的时代一去不返了。首先当然是赶上了媒介的巨大更替，印刷文化向影视文化的转型，随着新兴媒体逐渐代替印刷书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已经远去；然后，文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国民教科书”的职能也消退了，学习做一个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方式，本来是由印刷文学来承担的。你可以说，中国人还来不及成为公民，就一跃成了“娱乐至死”的粉丝群。我认识的好些优秀的作家，都写连续剧去了；大陆港台大学文学系里年轻的同行，讲起了电影和杂技，捎带讲点文学。这是对的，大势所趋嘛。不过，套句老句式：文学死了，文学万岁——只要语言存在，用词语来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的方式就不会衰亡。说到我们仍然无比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我还是不断有惊喜：好的诗，好的小说，新的作家，还是不时从所谓“垃圾”中蹦出来。

  2012-10-25 15:53:5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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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很会讲故事 诺奖不是颁给世界冠军的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瑞典歌德堡大学校长、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10月21日下午，上海市1025弄静安别墅。2666图书馆是一间隐藏于居民区的书屋，一楼窄小的空间里挤满了媒体记者。马悦然在妻子陈文芬的引领下，准时出现在媒体见面会现场。他白发苍苍，随意穿着中式上衣，普通话并不十分标准。陈文芬始终在一旁协助翻译，提醒他遗忘掉的细枝末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首次在中国公开面对媒体。针对评奖过程中他力挺莫言的猜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及评奖标准，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NextPage]最爱中短篇讲故事能力似“说书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马悦然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中，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是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有人认为，他是莫言获奖的幕后推手。马悦然钟爱莫言的作品，这点毫无疑问，他本人毫不讳言。“他真的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喜欢莫言的作品？马悦然的回答特别干脆：“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2004年，《上海文学》刊发了莫言的小说，篇幅非常短只有一两页，马悦然马上将其翻译成瑞典文。他坦言最爱莫言的中短篇小说，个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透明的红萝卜》，还有《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会唱歌的墙》和《翱翔》等，谈起这些作品，他如数家珍，一时兴起会描述起小说情节。“有一些，我觉得他写得太长了。”马悦然客观地将个人评价一一道出，“比如《丰乳肥臀》，到结尾的时候，读者读起来的兴趣可能不会像开头那么高。”“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人，像古代的‘说书人’。他写作品像施耐庵写《水浒传》，像吴承恩写《西游记》，像蒲松龄写《聊斋》。莫言的讲话能力，就是从古代讲故事的人学来的。”马悦然说。莫言也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比如读到马尔克斯的作品时，莫言很惊讶：“嘿，这样的故事，我们高密多得是！”说到这里，马悦然惟妙惟肖地模仿起莫言当时流露的那么一点不以为然。[NextPage]三面之缘赞其敢于批评现实谈起自己和莫言的交情，马悦然坦陈，两人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不过三次。第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交谈。但第二天他就要回内地去了，因为要分房子。我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意思。后来听说他也没有分到。”马悦然回忆，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台北，那场活动共来了九位中国作家。“到了晚上，别的人都出去热闹，只有莫言不想去。所以莫言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聊天。”第三次是2005年在斯特林堡，他们共同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活动，也是有多位中国作家出席的公众活动。“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马悦然说。“我也读过中国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作家能比得上莫言——他是一个敢批评社会现实的作家。他敢出来批评，但是别的人就不敢。”马悦然认为，这是他眼中莫言的可贵之处。[NextPage]只看文学质量今年意见比较一致至于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产生过程中，马悦然对莫言的获奖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存在一个激烈争论、说服其他评委的过程？马悦然回答：“我们往年每一次评奖，争论都很激烈！但今年倒还不算太激烈，今年的意见还比较一致。”马悦然简要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产生过程。2月1日以前，候选作家的作品全部寄到瑞典学院，此后由一个十五人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小组，从两百余位候选作家中选择三四十个人，介绍给瑞典学院院士，完成诺贝尔文学奖的初步选择。到三四月，候选名单逐渐缩小，至五月底只剩五位作家。“瑞典学院夏天不开会，夏天我们看那五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再开始开会，那个时候这些作品都读过了，直接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谁应该得奖，马上就开始投票。投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就是在10月初，每个人作出谁要得奖的最终决定。”至于国外媒体对莫言政治立场的非议，马悦然为莫言打抱不平。马悦然说：“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对于作者政治立场什么的，我们是不管的。文学质量是唯一标准。”[NextPage]好的作家很多诺奖不是颁给世界冠军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产生后，在中国引起的讨论，至今尚未平息。有的人认为这是文坛盛事、民族荣耀，有的人则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平、公正性：“和莫言一样优秀的当代作家，或者比莫言更优秀的当代作家都没有得奖，但是莫言得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对于这两种态度，马悦然都不认同。他阐述了以下观点：“诺贝尔文学奖不是颁给世界冠军的，这个奖是颁发给一个好的作家的。世界上好的作家可能有几千个，但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只能够颁发给一个作家。今年我们选的是莫言，明年选另外一个。什么是好的文学？这个标准是非常客观的。但对于一位作家，你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说，A是一个很好的作家，B是一个不好的作家，那完全是主观判断。我只能说：我认为莫言是一个好的作家。”“莫言可能是中国文学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位作家。”马悦然表示相信，莫言的译作能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他同时相信，莫言会继续坚持创作。“我不认为他会像有的作家，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完了’,就再也不写了。他会继续写下去，因为他的内心非常强大！”(卞文超)

  2012-10-25 15:50:57 作者:卞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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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初入文坛，我也想要出名

    获奖后首本新书《我们的荆轲》日前发布，接受本报采访：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日来，莫言作品一直缺货。莫言获奖后最新的图书《我们的荆轲》首批6000本在当当和京东上线，一个小时即宣布售罄。莫言接受本报记者的邮件采访时表示，“只愿专心文学。新的小说正在写。”本专题采写及图 记者吴波“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谈及当初为什么会写这个话剧的初衷，莫言表示，“写戏的动力，一是兴趣；二是内心深处有话要说。选择《我们的荆轲》这个戏题材有挺大的偶然性。我曾经给空话剧团写过一个小剧场话剧《霸王别姬》，演出后获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发了我写历史剧的热情。空军话剧团在那之后也希望再排历史剧，请了一位编剧写荆轲的故事，话剧团希望我参与改编。我看了之后觉得人家写得挺好，但是我不想按照传统历史剧的套路来写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解构它，并且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来讨论它。于是，在‘非典’时期，我闷在家里一个星期，写出了这个剧本。后来部队整编，这个剧团不存在了。这个剧本就闲置了，直到人艺的任鸣导演看中了它。”谈到新书《我们的荆轲》，他肯定地说，里边有自己的影子。他说，“我自己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我在写这个剧本时，前几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达‘我们都是荆轲！’改到最后这一稿，我放弃了之前的立场，我只是表达清楚‘我就是荆轲’。我的目光也从外部转向了内心，这也使我的创作从复杂转向单纯。”[NextPage]“初入文坛，我也想要出名”莫言认为，“小圈子”文坛和剧中所谓侠客这个“小圈子”有相似处，文坛就是“侠坛”。他说，“这部剧里，我的很多理解都是由我所处的文坛触发的。文坛是一个社会圈子，有为民请命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唱高调的人，也有倚老卖老的人……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藏着一个荆轲，当然我没有刺杀秦王。我说的是一种心路历程。我也经历着逐渐认识自我，否定自我的过程。我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过去的作品一直不断地否定，不断地否定自己很多浅薄的想法。作品中很多不成熟的思想表述，不完美的呈现。当年初入文坛，我也想要出名，表现自己，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到有更高的更有价值的东西等待着我去追求。”莫言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看法表示，“文学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要无害就可以存在。对我而言，我的读者始终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我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最基本的想法，当然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我的局限性就在于我的生活经验。我熟悉农村，我熟悉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对城市相对陌生，对80后、90后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也相对陌生。”[NextPage]获奖后电话立即关机不愿新小说创作受干扰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在揭晓之前，各路言论沸沸扬扬，其中不乏一些攻击性言论，认为莫言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各种喧闹，各种报道，使莫言不堪重负。莫言自上月起，手机基本处于关机状态，拒不接受采访。专心于文集的编辑出版与相关的工作，以及写作。莫言在邮件回复采访时感谢读者的关心，他表示，“(我)其实对于这些纷争，心态放得很静。”就在诺贝尔公布的两天之前，该书编辑红雪给莫言发去《我们的荆轲》最后的样稿和封面图，请莫言尽快审读一遍。莫言当天晚上就发回样稿。审读之细致让红雪也很吃惊：他甚至找出了里面一个演员的名字有一个错字，请责编去核实。后与人艺核实，原来导演手写的演员名字，责编认错了。“这说明，他从头到尾看得非常细。在这样风口浪尖的时候，他能这么认真静心地工作，让我很感动。”红雪说。莫言告诉记者，很早以前就开始构思新的长篇小说。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基本处于闭关状态，专心写作。关机也是因为不想新小说的创作被过多打扰。但对这部新的小说，莫言保持了十足的神秘，连对责编都还没有透露太多，责编只能通过和他的交流推测可能会是写城市题材的作品。到底会是部什么样的小说，只有拭目以待。[NextPage]新书预订三天内仅当当网就超10万部即将要推出的莫言文集包括莫言的11部长篇小说，如《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两部中篇，《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3部短片《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师傅越来越幽默》；以及散文、文论和剧作共20本。将是目前最全面的一套莫言文集。今年10月底文集当中将会率先推出莫言的剧作《我们的荆轲》，该书收录莫言的三个剧本《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锅炉工的妻子》，其中，《我们的荆轲》话剧去年夏天由人艺在首都剧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首轮演出，反响很好。今年还将继续演出。书中也收录了不少演出的剧照。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面世的新书。记者了解到，《我们的荆轲》首印20万，昨天晚上在京东和当当网上首先推出的6000本，在一个小时内即被抢购一空。当当网接受采访表示，数据显示，莫言作品在当当网预售三日内订购量已超过十万部，成为当当网预售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文集之一。记者获悉，作家出版社将成为莫言文集的合作出版社。该社表示：“我们已经准备为他专门开一个研讨会。”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版税是否有增加，出版方表示，“我们跟莫言老师签的这套文集版权肯定是给予了国内作家最好的待遇。”他指出，“获奖后，莫言作品的发行量的确比我们想象中的多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努力的加印当中。”[NextPage]与马尔克斯“搏斗”了20年2011年6月26日，记者有幸在东莞面访到莫言。莫言在与记者交流时坦承，创作生涯，他并不看重获奖。他说他其实“与马尔克斯搏斗了20年”。谈及原因，他说，“我是上世纪80年代听朋友讲过《百年孤独》这个作品，然后就买了回来，在春节期间读，读了前面两页就拍案而起。一个是小说可以这样写，第二个是我怎么不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唤起了很多童年记忆、时代记忆和乡村记忆，为什么马尔克斯在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描绘的生活，表现拉美的神奇大地和中国作家自己的记忆是非常相似的。”“我的第二个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就尽量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开篇就使用了盲人演唱的民谣，然后在叙事上尽量用写实的方法。有很多非常生动的、非常令我入迷的、我亲身经历过的细节，都不得不忍痛割爱。因为你一旦写上，马上读者就会说你是学马尔克斯的。可是语言的力量真是太大了，你感觉避开了，但是后来回头一看，还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味道在里面，要摆脱很难。我写《天堂蒜薹之歌》只好用民谣的方式开篇，用对话的形式开篇。你怎么看也不像《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了。”他说，“在以后几十年的写作过程当中，我的小说里面也出现了很多魔幻的情境，很多超现实的情境。但是写的时候我有一个标准，就是在《百年孤独》里面出现过的类似的情节就不要再用了。有一些情节是没有出现过的，就勉强可以使用。一直到2005年写《生死疲劳》的时候，我就彻底放开了。我觉得我躲了马尔克斯这么多年，现在索性就放开写一次，把我脑子里面积累非常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我用了东方的情节，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但是我觉得很多读者还是会认为我是在学习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是我这个时候超现实的写作，已经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有距离了。”“到《蛙》的时候我退了一步，就是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的形象，里面写了一个乡村医生。这样公正的读者和苛刻的批评家都不会再说《蛙》里面依然有《百年孤独》里面的东西了。因此我说‘搏斗’了二十年，终于可以离开他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的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2012-10-21 20:02:02 作者: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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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灵魂交给文学的巨人

  ◎ 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 马信芳2005年10月17日，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在上海病逝。转眼7年过去了，但巨匠的那盏灯永远亮着。在这纪念日里，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人民文学家，他的作品和他的精神依然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在世作家和编辑们为繁荣中国的文学事业而努力地工作。1巴金永远是《收获》的灵魂人物程永新告诉记者，巴金先生不仅是《收获》杂志的创办者，而且长期担任主编。作为中国的文学巨匠，他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中国文学，同时也给了《收获》。所谓“灵魂”，包括了他的编辑思想、编辑态度，他对作品的要求和对作者、读者的关系等。我们刊物的宗旨不会因巴金的离去而改变，不论哪一位当主编，巴金永远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延续巴金的思想和做法。“把心交给读者”。程永新说，巴金的伟大在于他的一生都在“为读者写作”，而把心交给读者，是他一生，尤其是晚年写作的创作起点和最后归宿，是解锁他创作全部动机的钥匙，是他创作生活最传神最真实最本质的写照。同时，在巴老的创作中，读者从来不是被动、消极的。巴老反复说，“读者是真正的评委”，“是最好的评判员”。把心交给读者，需要作家艺术家讲真话、动真情，要有直率的态度、真诚的情感，真实的表达。在《随想录》中，巴老多次提出讲真话，因为讲真话很难，特别在中国，长期受到“左”的影响。所以，“掏出心来，把心交给读者”，应该成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以生命相许、贯穿一生的庄严许诺。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很朴素，但在关键时刻却讲得透彻。在《随想录》里充分表现出的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程永新说，巴老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是出色的编辑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他一生。从1934年参与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与靳以一起创刊的《收获》，巴金以绝不唯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一大批作家的代表作，都是由巴金亲手编辑和出版的。上世纪80年代初，从维熙、张贤亮、谌容、张洁、冯骥才、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老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尤其是作家从维熙的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面对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正是巴老的果断决定，编辑部才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不少人反对，包括有巴老的最好朋友，但巴老全然不顾“交情”，再次阅读全文后说，“虽然有人说有点‘黄’，但我觉得还是好作品。”[NextPage]2“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今年10月5日是冰心诞辰112周年，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7周年。程永新介绍说，《收获》杂志最新一期为此编发了冰心与巴金的98封书信，其中有41封书信是首次公开发表。这些信件从1937年到1997年，跨越六十年，见证了两位文学大师相携相敬的真挚友情。在巴金看来，冰心是五四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在精神上给予他诸多支持。“文革”期间二人皆被下放，书信联络中断，后才得以恢复。从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可知，两位老人年岁渐高，饱受疾病折磨。在最后通信的二十年间，记忆力衰退、行动不便、难于握笔等苦恼困扰着巴金，但他仍然坚持提笔写信，回应挚友冰心带来的精神慰藉。巴金在信中写道：“我需要的是精神的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冰心回应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全部友情，你一定要劳逸结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病情限制了两位老人的行动，他们只能用只言片语一抒深情。1997年2月，冰心的一封信：“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简短的一句话，笔迹潦草，此时的冰心已经执笔困难，但仍强忍病痛、笔尖颤抖着为巴金写下祝福。1999年，冰心与世长辞。6年后，巴金去世。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这段肝胆相照的友谊未曾因世事变迁而有丝毫褪色，反而几经风雨，历久弥坚。程永新说，98封珍贵的信件，记载的不仅是两位老人的世纪之交。《收获》这次发表它，是对这两位文学大师的纪念，也是对他们情比金坚的友情的称颂。[NextPage]记者20年抓拍 “精彩瞬间”千余张巴金照片悉数捐赠深圳特区报讯(深圳报业集团驻沪记者 马信芳)1986年进入《文学报》担任摄影记者，20多年来拍摄了千余位著名作家的人物照近万张的徐福生，在巴金逝世7 周年前夕，将拍摄的千余张巴金照片悉数捐赠给巴金故居。徐福生昨日告诉记者，巴金先生是他非常尊敬的长者，1987年巴老回家乡时，徐福生第一次在虹桥机场见到这位和善真诚的老人，并且摄下了那一时刻的一系列照片。令徐福生感动的是，一年之后他们再见，虽然仅有一面之缘，巴老竟还记得当时默默无名的记者，并能叫出他的名字，可见巴老对人的真诚、用心。此后，徐福生每年都有机会见到巴老，或是参加他的一些重要活动，或是在他生日时与一群文艺记者前去祝贺。这样的场合中，徐福生总是跑前跑后，抓拍下巴老每一个精彩瞬间，就这样，徐福生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巴老最后20年的工作与生活：他登上飞机舷梯，踏上回家乡的路程；他抱病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他在寓所、病房会见各国友好人士；他趴在小桌上勤勉写作……巴老生前也很喜欢徐福生为他拍摄的一些照片，1995年徐福生在巴老寿诞上抓拍到了他晚年难得一见开怀大笑的影像，作为当年的生日礼物赠送给了巴老。这张照片巴老逝世后在送别和骨灰撒大海等重要时刻作为“遗照”使用，现在又悬挂于巴金故居的门厅正中。徐福生说，能够记录巴老20多年来的生活影像深感荣幸。2006年，他已举办了“《纪念巴金——徐福生镜头里的巴金》”摄影展，并汇编成册。前不久，又举办了《巨匠的风采——徐福生镜头里的巴金》摄影展。对此，他已十分满足。这次将照片全部捐献给巴金故居是他“化私为公”的愿望。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代表故居接受徐福生这批珍贵资料，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说，故居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爱护和支持，故居的在今后将更加努力，将巴金先生留下的宝贵财富发扬光大。

  2012-10-21 19:54:42 作者: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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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尼玛。

  我操尼玛。我狂操妞。，

  2012-10-21 10:36:49 作者:我操尼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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