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张炜：作家最大的工作还是写作

   张炜1973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他已在文坛辛勤耕耘近40年。近日，张炜的首部回忆性散文集《游走：从少年到青年》由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首次披露了他早年追寻精神理想的游走之路，并讲述了他在这条路上艰难的奋斗历程、激烈复杂的情感，以及各种各样的遭遇见闻和凝肃沉重 的历史思考。11月12日，由国家图书馆、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美国PODG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台湾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你在高原：《游走：从少年到青年》新书发布会暨张炜作品多语种推介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出版界同仁与批评家阎晶明、梁鸿 鹰、唐晓渡、陈晓明共同探讨了张炜作品的艺术价值。会后，本报对张炜进行了专访。记者：您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都非常重视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描绘，因此，您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古典的诗意美特征，而您刚才在 发言中也提到了“美文不可译”，您的作品在译介到国外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种东方文化特有的诗意美是否会受到损伤？张炜：我的确写了很多胶东的传奇故事，翻译者很容易就把这个传奇故事翻译过去了。但是文学不仅仅是传奇故事，而更是语言和意境、是语言艺术。比 如我前几年有6本书，出版方其实早已经翻译好了，但是相关语种的专家看过后，发现译出的重点仅仅是故事，而我希望尽可能地贴近原作的语言、工于语言才好。 所以这几部作品一直搁置着、修理着。故事总是很容易翻译的，但是语言艺术却很难传达，这需要翻译者做出更大的努力，首先理解你的语言，然后再进行自己的语 言创造，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好的作家在这方面的要求肯定要苛刻一些——如果翻译者不能从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抵达，那作家就宁可放弃这样的译介。幸运的是，我现在已经面世或正在译出的作品，都是很优秀的翻译家，如瑞典语的陈安娜，法语的尚德兰，英语的葛浩文、罗素叶宪，日语的阪井洋史、 田井、关根谦等等，他们的翻译十分认真仔细，很让人信任。包括这一次与美国PODG和加拿大、德国等五个出版公司的合作，我们所谈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围绕 着翻译。我作为原作者，一再说到的还是译者问题，是不仅要译出“故事”而且还要译出“语言”。作家主要是为本民族的读者写作的，虽然交流也很重要。但是如 果过分看重国外的认可，一个作家的创作就会变质，就会向下滑行，本末倒置。记者：您作品中的东方故事在西方世界的接受有困难吗？张炜：故事本身不会有困难，相反他们一般都很喜欢齐国故事。到现在为止，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国外影响极广、接受极普遍的就是蒲松龄笔下的那些齐国 故事。这些传奇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我并不是一个单纯写故事的“小说家”，而只希望做一个合格的“作家”。去年以来先后与这五个国外公司签置的出版合约中包 括了26部作品，其中还有一本文论和一本诗集。因为这是多语种的译介，所以尽管要去掉已经出版和以前签出的作品，对我来说仍然是比较集中的翻译了。我尤其 看重文论和诗歌这两本。记者：您的新书描述了您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一方面包含了您在当时遭受的政治磨难、物质困难，同时，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苦难，才有了您之后的“游走”，以及这一过程中的诸多奇遇，苦难和奇遇对您日后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张炜：作家的每部作品都要来自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一个能够长久写作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往往都是很曲折的，有很多优秀的作家生活在底层。如果没有 复杂的经历，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也很难成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思想深度、精神境界、故事能力，更有对诗意的感受和捕捉力，都需要非同一般的个 人阅历帮助他。就这方面来讲，上天对我很是惠顾，让我有了这么复杂、这么多灾多难的少年和青年时光，这对我当然是巨大的宝藏。记者：你的小说创作在早期比较重视讲故事，后来，讲故事的要求好像渐渐后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化的抒发和倾诉，以及对意境的营造，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转变的？张炜：所谓的这些倾诉，应该是在《你在高原》的某几部中出现的，《古船》中也有过，但其他作品，比如我的9部长篇小说中，讲的都算是“齐国(半 岛)传奇”，是从古到今的“异人故事”。《你在高原》也是这样，只是放得更开而已。《你在高原》是我体验和磨砺的总括，必然要采取更多的写作方法，是一种 多元并进的表达，既要好读，又要有强大的内在张力。它需要非同一般的空间感。这里边也许加入了报告文学的写法、抒情诗的写法、地质考察笔记的风格，等等。 其中有个人的倾诉和沉湎，更有游走记录。这些只在《你在高原》中集中呈现了，我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很少尝试过。当我是一个“小说家”的时候，我对故事特别 重视，一定不会让诗性、观念、理论和思想这一切覆盖故事，或者游离于故事之外。纯文学小说不是消灭故事，而是设法让故事变得更奇特磁性更强，只是它一定要从语言的层面上去实现。《你在高原》是个特例，因为很特殊，它需要 “全面出击”。我个人特别重视自己的中短篇和诗歌创作，尽管它们的影响还不如我的长篇。最近安徽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中短篇编年，7卷本。这恰恰是我用 心极多、极难写的文学部分：囊括了140多部中短篇，耗掉了我个人最难忘的文学岁月。记者：您之前表示，《游走：从少年到青年》这本散文集的出版，是要对您近40年的写作生涯做一个回顾和总结，那么，就您个人来看，这40年的写作生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变化？张炜：这40年来，我由非常刻意地经营诗歌和中短篇，走到了更加饱满和开放地去写19部长篇小说，特别是后来由39卷、10部组成的《你在高 原》。对我来说这也许是全面的放肆和追究、总结和拷问，是与自己一次漫长的对话，也是我尝试用各种方法去讲故事，是一个阶段性的完结。现在这本自述出版 了，可能就要开始从中年到老年的思考和叙述了，这会与以前有些不一样，比如变得更沉着、以一种更安稳的口吻讲一些更好听、更好看的故事等等。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的诗心进一步焕发，再回到童年和少年。现在特别想写诗，也特别想讲故事，这二者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有时分离有时结合，所以有可能从现在开始，我的创作呈现出让自己吃惊的变化，当然这得一边走一边看。记者：您所说的这种对诗意和诗性的坚持，在您40年的创作过程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在今天这个多元、喧闹的社会中，这恰恰显示了您内心的笃定，您是怎样做到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不受干扰，坚持自己内心的宁静的？张炜：我也很浮躁，知道自己很浮躁，所以才要不断地在各个方面警惕自己叮嘱自己。我一直尽可能地用深入的阅读来改造自己。阅读对我特别重要，没 有阅读就没有一切。阅读对我来说，就像《你在高原》中的游走那么重要。游走是对社会、对生活现实的大阅读，而小阅读就是关在斗室里寸步不离，这种滋养更直 接也更快慰。我用在阅读上的时间最多，比用在写作上的时间要多得多。阅读能让人安静下来，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创作是多么微不足道：世界上已经有了这么多绝妙 的作品，我还能再写什么？这逼迫我认真地思考、想一些办法。各种故事都被别人写过了，各种思想都被别人诠释过了，留给我们当代人的还有多少可以做的？这才 是个真正的大问题。所以就不得不安静下来，因为做得太快绝对做不好，只能是慢慢做。有人觉得我产量很高，好像到现在已经写了一千三四百万字，可是我文集里 最早的作品是1973年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快要40年了，去掉一些现场录音和演讲稿，创作的文字其实少得很，产量并不高，平均每年不过是20万字左右。记者：但是您能40年一直坚持从事写作，当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本身就很可贵。张炜：也不是，因为写作对我来说，既是职业又是专业，更是心灵的寄托。对任何人而言，工作和爱好能够结合起来，都是多么幸福的事。爱写作，又有时间写作，这毕竟是幸福的，需要好好珍惜啊。记者：时下一些擅长描写乡村经验的作家开始在写作中积极地吸收城市经验。您曾多次表示，胶东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是您写作的土壤，在90年代，您也曾多次反思现代文明。您现在如何看待现代都市文明和城市经验？张炜：各种经验都很重要，都要吸收。我不但不是一个反对城市文明的人，相反还是一个喜欢并饱受城市文明恩惠的人。就像农业文明也有很多的弱点和 黑暗面一样，城市文明也是如此。一个人关键是要吸取最好的东西，不必盲从。相对来说，我们的都市文明中模仿的痕迹更重一点，原生态的荒野河流山脉少了人工 痕迹，给人更为永恒的启示。它本身所保有的原始生命力、生长力就更加强大。一个人必要亲近自己的生命背景，那就是所谓的土地山川，是大自然。一座城市提供 的只是人造建筑，如果仅仅局限在这里面，忘记了更大的生命背景，那会是很荒谬的。在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俄罗斯文学和19世纪前后的大师作品，他们对更广大 的生命背景的关怀力，以及他们与这个背景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更深入和紧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的视线越来越被楼房挡住了，这就造成了文学视野的窄逼，造成了想像的贫瘠、思想的浮浅，作品或者要丧失自然空间。不能用农 业文明和自然美去简单地否定城市化，反过来也不能一切以现代化城市化为美，这两者不能对立。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背景面前，一个人的创造往往是比较脆弱的、 暂时的。有些看起来很是巨大的东西，比如一座大城市，拆掉了也就拆掉了，可是大自然除了上帝，谁也拆不掉她。记者：现在的年轻作家缺乏的可能就是您说的对生命大背景的关照，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精神格局上总是显得比较狭窄。张炜：年轻作家自有自己的优势，他们身上有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他们在生活方式、道德评判标准等方面都与另一代作 家区别很大。他们也在走向自己的中年以至于老年，无论是在阅读方面，还是在与大自然的相处方面，都在经历必要经历的过程，都会向前，就像我们这代人也在不 断地老去、不断地改变一样。记者：有人认为您在作品中始终坚持着对人类正义和普世价值的追求和探索，但是，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所谓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遭遇挑战甚至是解构、瓦解，您的这种追求在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张炜：关于这个问题，我倒很想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壁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他对人文主义的坚持，对那个曾经是相对恒定的、不变的人 文主义价值标准的坚守，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珍贵和重要。现在我们在教育、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常常不能坚持这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实用主义太盛行，只要所 谓“成功”了，品质竟然可以不受追究、不必鉴别。这真是咄咄怪事，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时期才有的怪相。乌合之众既可以力量强大，又可以被空前地加以利 用。所以白壁德的这本书很值得我们重读，好好反思一下当前出了什么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白壁德的理论完全没有异议，要全盘接受。这本书是19世纪末 写成的，现在看起来却十分契合中国当今的文化、文学和社会状态，尤其是对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白碧德的提出的警醒非常重要。作家本来就是在物质主义时期坚守精神意义，进行理性思索的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诱惑，都不能抛弃普世价值。我们不能一味向下再向下，以种种堂皇 的名义迎合乌合之众。文学以及作家是有标准的。“民众”应该是经过时间积累的一个概念，她是昂贵的标识而不是廉价的象征。当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糜烂的、势利 无义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活得很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白壁德式的反思和坚守很有意义。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在这本新的散文集中记述了自己很多写作之外的活动，比如您参与创办了万松浦书院，还有，早年挂职期间曾帮助当地兴建了体 育馆、文化俱乐部等等。可以说，您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学作品中呼吁保护文化的人，更是一个积极的文化保护实践者。您认为，作家除了写作之外，是否还能为文化 建设、文化保护多做些什么？张炜：这个和个人的兴趣、经历有关。比如说恰好有机缘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只要有利就不妨去做。这些过程需要付出很多，很累很辛苦也很不容易。 作家最大的工作还是写作，当他觉得在写作之外还可以做些实事的时候，能付诸实践固然很好。但这并不说明做一些实事就比写作更有意义。应该说这两者都是有意 义的。对作家来说，他的最大的行为还是作品。

  2012-12-05 22:50:37 作者: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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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文学没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分

   北大教授、知名评论家陈晓明曾说过：“张炜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他毫无疑问站在汉语文学的高原上。”“张炜以他的思想、信仰和激情穿越历史，建 构起如此庞大复杂、激情四溢的历史叙事。”“如果汉语文学有高原，《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汉语文学有脊梁，《你在高原》就是脊梁。” 张炜，著名作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他始终站在严肃文学的第一线，他精湛的写作技巧、丰沛的想像力以及对土地、对天空的执著的情感，感染着一批又一批读者。 《游走：从少年到青年》是张炜个人回望的著作，展现了他成长过程中的精神漫游以及从迷茫中逐步建立价值的艰难历程。身处林莽，却不畏艰辛的求索精神，无疑是现代年轻人的灯塔。它引领迷茫混沌中的年轻人走出困境，像作者一样，去勇于实践自己的梦想旅程。 从唯美到现实 问：您写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张炜：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仿佛第一次提醒了我，我的写作生涯已经进入第40个年头，所以《游走：从少年到青年》这本书对我显然有一种极不一般的意义。它给了我回忆和总结的机会，将使我更好地认识自己，走好未来的一段路。在当今，这也许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天舟文化推动了这本书的推广，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了。 问：和您早期的作品是对唯美的诗意相比较，后来的创作对现实是更加融合的，作品反映现实的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大，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张炜：感谢这个提问，你指的更多的是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那时候我受俄罗斯的屠格涅夫的影响也很大，后来主题越来越沉重，我个人觉得的确我个人创 作经历了几个阶段，刚开始是《少年少女》，后来是《古船》等，以及再后来的《你在高原》等作品。我觉得可以写出更新的作品，我也有强烈的规划，并且会慢慢 地写出自己。[NextPage] 写诗不好才写小说 问：作为一个作家，您写小说和散文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您在一个演讲中说，您一直情有独钟的是诗歌创作，诗歌创作对您的意义如何？   张炜：我是1975年开始发表诗歌的，后来因为是失败的诗人，才转向写小说。到目前为止出版了四部诗集，它是我个人文学事业核心的部分。我认为，自己诗的影响大小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个人觉得理解诗、爱诗，构成了全部文学写作的核心，可以带动我移动到文学的核心部分去。有位评论家提出一个概念，他说我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个作家。这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我是一个好的作家。我不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小 说家，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做个作家，而不单纯是讲故事的小说家。这也给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开始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讲故事的小说家，讲 故事只是我个人的一部分的记录方式和途径。每个作家都浪漫 问：“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有一种反传统的倾向，可“五四”后第一代的作家虽然反传统，但他们自己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连接都很紧 密。我想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作家这方面与中国古典的分离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回归，你个人是否从中国古典文学中获益，您能介绍一下这 方面的经历吗？   张炜：评论家陈晓明提出了浪漫主义的传统以及在今天的表现和延续，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现在我脑子里还没有梳理好，我想今后拿出点 时间来梳理好。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诗性的写作，真正意义上留存的文学和高雅艺术都是浪漫的写作，没有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分，当然我这样提出问题， 并不影响学术工作者仍然沿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我认为，作家如果没有变形的个人酿造的过程，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诗和艺术。 比如李白和杜甫，他们只是个人性格的区别，实际上看，杜甫也是很浪漫的，任何艺术家和作家都是浪漫的，没有浪漫就没有文学，没有浪漫就没有艺 术，这是中国今天的艺术家、作家对中国古代一流作家、艺术家的继承和发展，而艺术和精神方面的联系很重要。比如说司马迁写的《史记》，今天看多么浪漫，今 天很多书为什么没有人看呢？就是因为没有浪漫，没有飞扬的才华，没有个人的酿造的复杂的过程。在我个人印象中，《诗经》乃至屈原、李白、杜甫、史记等中国 古代著作家，对我的影响一点不亚于俄罗斯的文学和今天美洲和欧洲的文学。[NextPage] 会写出全部的回忆录问：本书在序言中说，写这样一本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小结，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了，让自己感到心头一颤。我想问您的下一部书会不会写这样的题材，比如说题目是《游走：从青年到中年》？张炜：我过去对自传的作家都不理解，因为觉得一个作家通过诗、理论、演讲、小说、散文等，以不同的形式把自己抖搂个底儿掉，就没有必要再去写自传和自述了，但是到了50岁以后，就觉得有这个必要了，这是年龄带来的奇怪的机缘和改变。 我写了从少年到青年，我觉得现在还不足以总结从青年到老年，因为时间不到，经验不到，我以后一定会写一本从青年到老年过程的一本书。把今天出版的书合起来成为一个相对完整饱满的、个人的自传。苦难是人生的恩惠问：您在序言里提到，您有段时间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受了最多苦的人，有了一些经历之后才改变这种看法，您当时经过哪些苦难，以及这些苦难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张炜：我在20多岁的时候，跟好多的同年龄人甚至比我大的人一起相处，跟他们交谈，心里就暗暗的有个问号，难道你过得比我还苦吗？因为我经历的 东西实在够痛苦的，一度觉得生活是难以进行下去，无法再坚持下去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坚持下去了。随着生活阅历的展宽，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才发现每个人生 活都很不容易，如果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和感悟的话，您会觉得对方也有相同的经历，他也觉得自己是受苦最多的人，但是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在回 顾少年和青年时，想得更多的不是苦难，而是得到各种各样的恩惠和帮助。是岁月给你的，只要能够熬过来都是幸福的，都是一笔财富。[NextPage] 唐晓渡：真正的作家要面对时代我是张炜的忠实读者和铁杆粉丝，在我看来，张炜是当代中国最勤奋、最丰产、最具思想性、最勇于向难度挑战而又影响最广的作家之一，我说的作家，实际上和小说家是有点区别的。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讲到作家和小说家的区别，我想到昆德拉曾说过这个问题，意思是，一个好的小说家特别会讲故事，而且是把故事讲得特别好的人， 而一个好的作家，他不仅仅是个会讲故事的，而是要对这个民族、时代的生存和精神意图进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张炜是这样的作家之一，我觉得这个价值是 不同的。就当代小说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好的小说家越来越多，会讲故事的，讲故事精彩绝伦的越来越多，但是好的作家真的不太多。如果张炜不是独一无 二的，那么也是最杰出的之一。我想，从1986年《古船》以来，张炜的每部小说都在做这个工作，都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探索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 生存和精神意图，包括文化层面。而最能体现成果的当然就是《你在高原》，《你在高原》是通过整整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命运流转勘探了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整 个的生存和精神意图。 《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其实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和自己的精神意图的自我勘探，这本书读起来很轻松，好读。因为写自己，特别是像我和张炜是比较相近的，有比较相近的文学履历和精神过程，包括受伤害的经验。 张炜有一句话，这个作品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写成的，是在什么项目下探索，最终会落到人类的良知上，会被认知之网所过滤。如果我们坚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本身是在变化的，如果坚持这个东西，我们文学创作“沙化”的现象要好得多。当然张炜他取得的文学成就仅仅是说他有这样的想法和坚守是远远不够的，刚才也讲到了张炜的语言成就，张炜的小说很多是短语式的，这种写作的方式可以在传统里找到深厚的根源，另外也是非常提炼的现代汉语。 我对张炜很多长句诗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看完《九月寓言》，我说这是一首长诗，不仅是从内容上看，而是从语言上看。他的节奏和波涌给你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经常想汉语的美，它的节奏之美、深韵之美，我也希望能有更好的嗓子，或者是更好的朗诵者来处理它。 我从小就知道法语特别优美，但我去了法国好多年，也没有觉得它比英语更美。但那年有个法语诗人德基到中国来，他的发言让我知道法国真是非常美。 而中文的美，我想首先要有这样的作品。我在想：如果我有这个本事，我会朗诵张炜的《九月寓言》。它真正体现出汉语的音韵之美。语言的魅力使我成为张炜的铁 杆粉丝，我还愿意继续充当这样的粉丝。 文字整理/陈辉

  2012-12-05 22:46:5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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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胜友：作家要书写变革大时代

   1 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源起于一个半世纪前那场耻辱的鸦片战争，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一巴掌打落谷底，李鸿章曾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后，接踵而至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却统统归于失败。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血与火的革命缔造了新中国；尤其是发轫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历经30多年的狂飚突 进，经济发展大步向前，社会转型风云激荡，文化繁荣走向多元，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和平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为之瞩目，世界为之震撼。试想，中国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形势是多么紧迫而严峻：因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国家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10亿中国人同时发出惊问：“中国向何处去？”值此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领导艺术，驾驭中国这艘大船拨正航向，义无反顾地驶入波涛汹涌的改革航道：从“摸着石头 过河”到进入“深水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从告别物资短缺的票证时代到财富大量涌流……一路斩关夺隘，冲决“思想雷区”，其艰难险阻自 不待言，其恢弘气势堪比黄河长江。我们不会忘记有过的痛苦记忆，半个多世纪前，国家急于发展，曾经发起一场“大跃进”运动，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最后闹成笑话，并酿成一段大 饥荒悲剧。但是今天，我们却千真万确实现了”超英赶美”，先后超越了英、法、德、日，并一步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与此同时，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又带动了 军事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显著提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国的发展，是新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2当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在现代化大道上奔跑，当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整个东部海岸线上那条“地理级”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商品，打 造了20世纪末叶、21世纪初最耀眼的工业神话，当中国人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全方位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 100年、200年乃至300年所走过的历史，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毫不讳言，我们也积累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他们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必然会 遭遇到的困难、障碍和社会矛盾，诸如生态环境问题、贫富不均问题、道德滑坡问题、贪腐懈怠问题等等。我们还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是：因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全球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 展；与此同时，磨擦和碰撞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轮番交替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指责，便是来自另一半球无奈的表达和“抹黑”的伎俩。正是秉持这种清醒的认识、坚定的自信与开拓的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敢于直面经济繁荣带动社会结构变迁后的全面转型问题，主动迎接挑战，明确攻坚克难的任务和目标，揭示继经济强劲崛起之后，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机遇。凝聚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实施民生工程，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培育公民社会，以及生态体系的修复、梳理 和完善等等，都需要中国改革再出发，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共生。前路正长，中国又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3身处风云际会的变革大时代，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堪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匹敌；我们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堪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在当下激情燃烧 的岁月里，辉煌与矛盾交织，希望与困难纠结，丰厚的生活沃土是最有可能催生大作家和大作品的，就看我们的作家有没有能力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有没有能力深 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毫无疑问，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为作家提供了多样化写作的可能性；社会开放度的日益提升，又给予作家更宽松的创作空间和创作思想的更大自由度。 目前，传统文学、市场文学和网络文学三分天下的文学版图呈现，便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文学永远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变革时代的成就也好、辉煌也好、困难 也好、挫折也好、探索也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生事物、新鲜信息每天都如潮水般涌来，这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元素。你可以写自己的“小我”，但我们 国家当下的社会变革更需要作家们有大江东去的书写状态，也值得作家们如大江东去般地书写和记录。王蒙先生曾说过，他那一代作家，远不如前辈的老作家，比如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沈从文等，他感佩上一辈作家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学者型 作家。但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普遍比较系统、比较正规；互联网的快速崛起，我们国家又似乎一夜之间进入了“全民写作”时代，它是一种无门槛、无审查的写 作状态，给作家提供了空前自由的创作心态和天马行空的创作语境。关键问题是，不管在什么载体上发表作品，最后还要回归到文学。文学是人学，是人的社会关系 的总和。文学的尊严与高贵，就在于它要表达的永远是热切呈现社会生活的纷繁多姿，深刻揭示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本质。时代对作家如此厚爱，作家要书写变革大时代！

  2012-12-05 22:44:20 作者:张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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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甲：人民始终是文学书写的主题

   有人说，看电视直播的十八大报告，把哑语“人民”的手势是怎么比划的记牢了，因为“人民”二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我用电脑搜索，看到搜索栏显示，“人民”二字在十八大报告全文中出现了141次。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到要求全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可以说，十八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和情怀。十八大报告还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联系到文学创作，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遇到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这并不只是遇到多媒体的挑战。我的文学界朋友们常说，“主旋律”的文学创作遇到的挑战更大。何谓“主旋律”？在我看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坚持主旋律创作。什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体会，创作中，心里有没有人民是不一样的。这体会不仅来自创作，更来自生活经验。我十五六岁时去农村插队，如果没有村里的农民兄弟、村妇村姑对我的关爱，我很难走过那段岁月。“作为土地，是谁把我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在我心中，这不只是一种文学表述，这已是我的精神信仰、文化信仰。我只会这样写，我只愿这样写。今年我出版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永不失望》，写的是《无极之路》续篇。《无极之路》曾广被阅读，这个续篇今天还有多少人阅读，或者说还有多少人对“为人民服务”的往事感兴趣？我书中第十章写的几乎是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简缩版发表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人民日报》，题为《论人民观》。我写了早在《尚书》里就存在的很生动的人民观。细追溯，“人民观”其实是中国文化悠久的传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不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追溯这些？就因为需要坚持，需要有我们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今年作协确定我“重点扶持”的一部报告文学，标题就是《农民》，副题为“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20世纪至今，中国农民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计算机时代，如何通过一户农民一百多年贯穿三大时代的足迹，追述他们经历的剧烈时代变迁和精神嬗变，这也是需要静下心来，去细致地调查采访和进行研究性写作才可能成书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也充满人民情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还表示，“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一定会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012-12-05 22:38:34 作者:王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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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青年作家果园《想爱》受追捧

    广东青年作家果园《想爱》受追捧 近期，广东青年作家果园（黄声新）所著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想爱》，在当当网、卓越网等知名网站热销，并受到腾讯网、网易、清远日报等众多媒体的追捧。   小说《想爱》简介：1937年春，丝竹、吉次和知木在海边画香格里拉，都心仪老师的妹妹樱子，但樱子怀上了丝竹的孩子，毕业前，丝竹准备回国，想携樱子回国后再去美国留学，但樱子因孕被父母留下。中日战争爆发，家业败落，丝竹几次出走都没有成功，留学美国和再见樱子都遥遥无期。老爷用米去换枪遭土匪海上飞绑票，为66军所救。东北女孩红秀流落惠州，被黄家收留。红秀也爱丝竹，自愿为黄家怀上血脉。母亲被炸死，丝竹决心抗战，成为国军66军160师（独九旅）军官和第14航空队情报官。丝竹和18军团的知木在南京追杀，知木在南京大屠杀后回国出示定情物和中国阵亡名单证明丝竹已死向樱子求爱，樱子断然拒绝，生下白梅痴痴等待丝竹回来带她和女儿走。1938年5月丝竹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要他潜伏，单线联系。丝竹通过飞机空投长崎传单要樱子改嫁。因爱上中国人和生下中国人后代连累家人备受歧视，收到传单樱子最终决定接受吉次的爱，并生下儿子爱子。红秀生下儿子木棉，知木杀死老爷，红秀和木棉被土匪海上飞所救。知木再次登录大亚湾，毁灭黄村，红秀和土匪武装解围救出唐寒松、刘妈、香雪儿，海上飞战死，红秀和木棉被俘虏。日军第一次侵占惠州城，红秀受辱被逼吃下鹤头，知木认出红秀在大连生活时为救他而受伤留疤，红秀是她的梦中情人，想救红秀和木棉已晚。知木退出惠州。红秀未死和唐寒松远赴江西抗日。吉次当兵看见和他做朋友的男孩女孩母亲均被杀，女孩毒死了30个鬼子。樱子被骗成为慰安妇从南京到广州，屡遭木乃花和知木侮辱。吉次在惠州救出飞机失事后的知木。丝竹受伤被俘虏，知木安排樱子侍候，诱使吉次看见杀害丝竹。吉次发现樱子胸前菊花纹身，吉次刀砍知木被关，知木受派东北去押送细菌弹得以和731部队提前逃回日本。樱子自杀。樱子的妹妹菊子（梁梦）是特工，爱上了丝竹二哥丝弦，但和丝竹对抗，一直爱着梁梦的大海（真名：麻生三岛）为救她最后死在她的怀里。菊子干尽坏事逃回日本，在东京接客。管家（赤兔）辛亥革命年间开始潜伏，刘妈告发，管家被捕。吉次战败回家女儿白梅死在他怀里，知木却要他隐藏画有毒气弹分布的香格里拉图。红秀北上山东，丝竹接令以和尚身份在海云寺潜伏，不肯相见，仅以一首《禅院钟声》告别，祝福她和寒松……  推荐理由一：《想爱》，战争中的爱情悲歌 （邱少梅）爱情，这一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是人类生活的动力与憧憬。但在国之将倾、家之将散时，爱情却显得异常奢侈，想爱的人却不得不忍痛分开、生离死别，小说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战争的残酷与无奈。“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让有情人黯然神伤、读者叹息。再会时物事人非，饱受战争的摧残，前缘难续，徒添悲戚，令人唏嘘。此书有几点值得一读：一、战争前氛围的渲染通过主人公留日学生黄丝竹的眼睛，看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极度膨胀。上至日本政坛、军界，下至普通平民；上至大人，下至小孩子都充斥着好勇斗狠的精神意识，民族优劣的意识严重。在樱子的弟弟安康的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丝竹好心把衣服脱下披在他身上，他竟然不领情地说出：“支那人的脏衣服，不要。”可见，这场侵华战争，日本是蓄谋已久的，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总动员、并长期对青少年进行“洗脑”，从而种下民族仇恨的祸根，激发起日本人民的侵略欲望。二、矛盾冲突的高潮迭起宫泽知木、佐田吉次、黄丝竹三位同学同时爱上了老师的妹妹伊滕樱子，这段四角恋的爱恨情仇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樱子选择了中国学生丝竹是小说矛盾的第一个高潮。以樱子无奈下嫁吉次，但却拒绝知木的求婚为第二个高潮；知木丧心病狂地摧毁樱子为第三个高潮；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饱受战争摧残的四人，在恶毒的知木的故意安排下再次相遇。以丝竹的伤残、樱子的死把矛盾冲突推向了最高潮，突出了丝竹和樱子想爱不能爱的无奈与悲怆。三、悬念的设置颇为巧妙小说能否吸引读者，离不开悬念的设置。《想爱》在悬念的设置颇为巧妙，表明作者在布局谋篇中是花了心思的。黄家的吴管家和吴奶妈心术不正，在国破家亡之际仍干尽苟且的勾当，知木也一直奇怪谁能画出与黄村实际情况丝毫不差的地图。到小说的最后此悬念才解开，原来吴管家是知木的叔叔宫泽修二，间谍“赤兔”，吴奶妈也是间谍“玉兔”。周旋于国民党军官中的交际花梁梦，经过多方周折，才让丝竹发现是樱子的妹妹伊滕菊子。四、运用了反衬的手法以往的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以描写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倍受摧残的场景为主，描写侵略方日本的以写军人的丧心病狂为重点，对日本平民在战争中的生活状态却鲜有涉及。《想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日本平民的态度和苦难均有较浓的着墨。伊滕西功老师就是个坚定的反战人士。樱子是个典型的战争受害者，战争让她与爱人天各一方，亲人远离故土浴血战场，贫困让她不得不应征当军队的厨娘，却发现陷入了“慰安”的魔窟，最后被逼走上绝路。这位善良、美丽的日本姑娘，只是千千万万受害者的缩影，她的悲剧也是日本民众的悲剧。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侵华的目的，不惜劳民伤财、将成千上万的子弟送赴黄泉，其淫魔不但伤害被侵略国妇女，连本国同胞的妇女都不放过。甚至对侵华战争中当间谍有功于国家的菊子，回国后被迫沦为美国大军的“潘潘”。运用反衬的手法对侵略者的鞭鞑更为深刻，与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相比，两者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对人性的刻画比较到位丝竹、知木、吉次三位同学是三种不同人性的代表。丝竹是善良的化身，他对樱子的爱超越了家庭的束缚、民族仇恨，这是至真至纯的爱情；在确定相会无望之时，劝樱子改嫁吉次，为了樱子的幸福摒弃了自私的个人情感，这是一种大爱。知木是邪恶的化身，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心狠手辣、无情无义。仇恨和报复之心让他对曾经深爱的樱子极尽摧残，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要千方百计加以毁灭。吉次亦正亦邪，他懦弱善良、才华横溢，没有战争将会是一位杰出的画家，然而战争却强迫他用这双本应该握画笔的手拿枪杀人，强奸了302名中国妇女。当然，他在行凶的过程中不时流露出善良的一面，如杀了强哥后竟“跪了下来，不停地祷告”，带队设法绕过小女孩的家等等。他的良心未泯让他成为战争的罪人，一辈子活在忏悔中，生不如死。诚然，《想爱》在艺术手法上仍有待改进，如小说的故事线索不够紧凑，稍嫌“散”， 没能“以点带面”；地方特色不够突出，正如托尔斯泰说的，写好一个村庄就能写好一个世界；人物心理刻画及细节描写有待加强。 推荐理由二：让爱永远  （陈玉梅 清远日报主任记者）长篇小说《想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回国抗战的留日青年黄丝竹与红秀、樱子中日两位姑娘的爱情、婚姻为线索，描写了日军对女性的蹂躏和伤害，对儿童的摧残和灭绝，对百姓的掠夺和杀戮；抨击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失去理智、失去良知的鬼子让人们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自由、失去理想、想爱难了，想爱非爱，想爱成恨……该作品内容丰富，扣人心弦，细节鲜为人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日本政府一直回避侵华战争，拒绝对战争中受害的人作出赔偿，没有反省。《想爱》中受害的丝竹和樱子中日两家人再次提醒人们，战争带给人类的是灾难，是伤害。 文学是有历史使命的，是经济、军事、外交后的第四种力量，亚太不平静，如何处理各种冲突，考验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文学助中国突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想爱》中日青年婚姻错位、儿童夭折，爱如何面对血泪伤痕的凝重？本书的现实意义很强，但愿亚太历史不会走进同一个房间。史书遗落的相片，美丽单纯，和我们一样拥有如花的青春和缤纷的理想，但战争来了，国恨家仇，别无选择，抗争呐喊，爱如此奢侈如此遥远。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也是人类繁衍生存的动力，但渐行渐远。小资情调，唯美浪漫，适合白领阅读；希望海不扬波，真爱开花结果。腼腆的男生可以送《想爱》给心仪的女孩，让她明白你心中所思所梦；而现实生活中樱子这样的女孩越来越少了。《想爱》语言简洁，行云流水，如《序》“感激您读我的《想爱》，想您在喧嚣忙碌的尘世中捧着她，此景很美，我心涟漪。腹有诗书气自华，像你这样品位高雅的人越来越少，唯有苛求经典，静候阳春白雪……在香港，曾经有个美丽的地方叫蝴蝶谷，1941年日本鬼子掳掠香港，蝴蝶再也没有回来，此情此景不在，可见蝴蝶也是爱国的。前生，我就是那个蝴蝶，知道最美最香的花在哪。序在这。”反思世界二战作品中文学和影视，苦难更容易得到同情和共鸣，而我们习惯关起门来宣扬完胜，实际上更多小胜、惨胜，构成了最后的大胜。《想爱》写法新颖，为二战文学增添了一朵血红的小花，凄美苍凉。战争遗恨影响了第三代人的爱情和婚姻，让人警醒反思，回味无穷。《想爱》很适合拍成商业大片，艺术片尤佳。 爱让世界更大更美，让爱永远！买本《想爱》，免写情书。

  2012-11-30 00:00: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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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网络时代仍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上次来武汉，韩少功从汨罗来，开会；这次来武汉，他从海南来，驻校。本月4日，应著名作家方方之邀，韩少功来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为期两周的“驻校作家”。昨日他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作为当年“文学寻根”的主将，他依然在思索着中西文化问题；而12年乡居写作，让他领悟到，时代在变，承载文学的工具在变，但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知识修为的积累，仍是作家需要坚守的东西，“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信条没有变。”乡居：村野生活激发作家灵感2000年，韩少功在湖南汨罗乡下安家，天晴下地，天雨读书，俨然现代陶渊明。“我在海南任职，难免各种接待。住到汨罗之后，有更多时间读书写作。”作家亲近乡村，亲近的是自然的景和自然的人。城里只有路灯，看不到星月，乡野风情就别具一格；乡下人居于底层，心眼和心防少许多，就更真实。“作家的生活有时容易同质化，接触乡野，倒可以激活作家沉睡的感觉。”说文：文学不再是最“嗨”的事过去文学承载着知识，并是重要的娱乐手段，但现在其知识性和娱乐性被网络和电视取代，韩少功大笑：“大家都要‘嗨’，可能文学不是最‘嗨’的事情了。”网络让文学的门槛降低，现在谁都可以发表作品。韩少功说，这样让文学天才被埋没的概率大大降低，但也让大量的泡沫汹涌在读者面前。他认为，信息太多太乱，要求现代人有个好的“胃”，可以消化爆炸的信息量，“准备不足就容易消化不良，那就要‘拉肚子’。”寻根：文化寻根今天仍在延续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执起文学“寻根热潮”的大旗。这支“寻根大军”囊括当今文坛大部分一线高手，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李杭育等。韩少功说，这批作家有知青背景，他们曾经与植根乡土的传统文化“零距离”，又置身西方思潮汹涌的改革开放初期，中西的碰撞，激发了他们追寻传统文化之根的渴望。时隔二十余年，韩少功认为，“寻根”不仅没有结束，范围还在扩大，绘画、舞蹈、音乐，都在思考如何“中国化”。记者范宁

  2012-11-21 18:40:58 作者:记者范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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