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张梦阳：细节才是文学的底蕴

   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30多年，文学评论看了不知多少，自己也写了一些。但是总觉得很多评论虽然冠名“文学”，却与文学离得很远，总是从理论到理论，在概念上兜圈子，压根儿就没有进入文学本身。然而，最近从2010年12月20日《文艺报》上读到陈忠实的评论《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则不禁拍案叫绝，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深谙文学底蕴的评论。文章不长，评论的是董淑珍的《槲叶山路六十年》，单刀直入，谈了该书的三个精彩细节：一是民国初年发生饥荒，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给乞食的饥民吃馍，而且嫌“一回拿几个馍，跑得麻烦，就拿一个大盆子往外拾(端)”。又领着乞食者们到村前的大河里修筑防洪的堤坝，对不理解这种举动的二外祖父解释说：“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二是外祖母去世后，这位外祖父竟然日夜守护在安葬着外祖母的坟头，由家里人送饭来，他先将饭食敬献给逝者，跪拜叩首者三，待意念里的夫人吃过之后，他才动筷子吃饭，竟然如此坚守到一百天。当这个隆重的乡村祭礼完成的时候，他跳崖自杀了。三是作为细节的另一种形态的人物语言。董淑珍家在“文革”初的“民主补课”运动中被补划为富农，然而在经过纠“左”得到平反之后，董淑珍的母亲不仅没有哭诉抱怨，反而说：“我说么，还是共产党好，错了就改。国民党把人杀了，也不会说杀错了……”再就是作者的儿子在眼巴巴看着妹妹吃奶奶留给她的偏食时，“看着看着便生气了，就开始骂了，‘吃，吃，好好吃，把你咋不吃死呢……’”陈忠实认为这连续四个吃字，让少年刘卫平猴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了。这些细节屡次使陈忠实“心头有一种撞击的感觉”，令他“震撼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肯定将会铸成永久的记忆”。单是这几个细节，便把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雕铸成型了，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化活力。这的确是深谙文学底蕴的评论，是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才做得出的评论。《白鹿原》就充满了“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正是这些精彩细节构成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底蕴。难怪陈忠实也对这种“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充满了敏感！我有这样一个观点：文学是细节的艺术呈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典型形象，其实就是伸开五指将盛茴香豆的碟子罩住、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以及“我真傻，真的”等一系列“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构成的。陈忠实说他“对天才有一个物质化的理解”，“作家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几乎同时兼备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的敏锐感受能力，才有独自的发现，形成独有的品性，笔下的人物就不会雷同于别一个了”。细节在文学中何其重要！情节易找，细节难寻。细节才是文学的底蕴。然而，我曾为了加强对细节的理解，查遍了各种《文学概论》和有关的文学理论书籍，所得却甚少。有的《文学概论》竟至没有谈细节这个概念，有的谈了，也甚肤浅。从学术史、文学史角度解读作品，自有其不同的价值。但是，也不可否认，有些文学理论家，的确跟文学存在着“隔膜”。他们所写的并不是文学评论，充其量是政治思想评论，甚至于不过是“大字报”。因此，我痛感：要写好文学评论，搞好文学研究，即使不可能成为陈忠实那样的大作家，也应该有些创作实践。不发表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实际写过，就跟从来没有创作实践的理论家们不一样。细节太重要了。倘若天假以年，我一定要把酝酿已久的《细节研究》一书写出来，从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中挑出“精彩到堪称经典的细节”，分类评析，看看经典作家是怎样敏锐地感受、发现细节，又怎样潜心地描写、经营细节的，细节在读者中又是怎样产生“震撼”，“铸成永久的记忆”。

  2012-10-20 19:31:56 作者:张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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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评委主席：没人像莫言那样打动我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后，围绕其“政治立场”曾激起一些质疑的声浪。10月17日，在莫言获奖后第6天，《环球时报》记者如约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家里，听听他就上述“拍砖”言论的看法。佩尔出生于1933年，15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肥皂泡男孩》，后来成为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的文化版主编；1997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自2005年至今，他已连续7年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读莫言先得做好心理准备环球时报：一些人对诺奖有这样的印象：只有反体制的，才是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可以这么理解么？韦斯特伯格：我必须强调，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法则，我们选择的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候选人的性别、宗教信仰、国别等因素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只选择那些在文学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杰出的文学成就，我们会连续5次把这个奖授予中国作家。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因其文学成就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因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国？韦斯特伯格：文学院不关心作家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而是只关心其作品。在瑞典，文化高于国家，文化高于君王，所以当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立瑞典文学院时，没有冠以皇家的名义。但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只有文学院院士走上台和离开时，国王才会起身致敬，这是一种殊荣。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但有时候会有政治后果和影响。质疑莫言缺乏政治批评的说法非常荒唐，他的书中有大量对现实、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其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也许你会说他用一些华丽的外衣包裹着那些批评，让社会容易接受。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莫言？韦斯特伯格：你读莫言之前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作品中除了有精彩的关于爱、自然和善良的描写外，还有极其暴力、残酷、血腥的描写，比如反映20世纪中国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作品。莫言的创作视野宽阔，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故乡的小村庄，但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莫言作品的水平都很高，难分高下，但《丰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NextPage]文学院没有泄密的现象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是怎么产生的？韦斯特伯格：按照诺贝尔遗嘱，由瑞典文学院评选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共有18位院士，他们推选出5名院士组成评委会。而要想成为院士，必须有一个院士去世，才能增补一名新的。院士终身制是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建立瑞典文学院时就定下的。不过那时人的寿命一般是四五十岁，而现在我们最高龄的院士已有94岁。1998年我被所有院士评选为评委会成员之一。2005年，我被推选担任评委会主席，如今已是第7个年头了。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韦斯特伯格：每年9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把下一年度候选人提名的邀请发往世界各地。第二年2月1日前我们会陆续收到候选人的资料，去除那些不够格的提名信后，将会有一份初选的“长名单”。到4月，经讨论、淘汰后，提交一份25人左右的“观察名单”。作为主席，我要向全体院士介绍他们的情况。5月底，根据院士意见，评委会提出最后的5人“短名单”。之后的整个夏天，院士的主要任务就是阅读5名候选人的作品，并分别写出对他们的推荐报告。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在评选期间的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我几乎一天要读完一本书。文学院9月中旬复会，开始进行决选。初步投票后，谁能获奖就很清楚了。评委会就会对该作家撰写获奖词及生平介绍。然而，在结果对外公布当天，提前两小时，我们仍然会再举行一次投票，以正式确认获奖者。环球时报：每次开奖前夕，总会有关于诺奖得主的传言，其可信度有多少？韦斯特伯格：我知道今年博彩公司猜中了莫言，但那仅仅是猜测。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喜欢把各种各样作者的名字提出来。对此我们很警惕，因为我们也很担心会出现泄密，但文学院没有泄密的现象。[NextPage]对沈从文的《边城》印象深刻环球时报：除了莫言，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看法如何？韦斯特伯格：1984年我去过一次中国，只此一次。之前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资料，但现在我没有特别地关注中国，我对中国不可能做出什么有趣的评论。当然，我还知道一些中国的作家，但我们的原则是不对在世的作家置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我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印象很深刻，我还收藏了马悦然翻译的瑞典版本。环球时报：以后你会更多跟中国文坛交流吗？韦斯特伯格：1984年我的一部小说曾被翻译发表在中国一本文学刊物上。如果未来我的书在中国出版，我很乐意去中国访问交流。我的困难在于，根据传统，致辞的最后一段话应该用获奖者的母语说。虽然我懂德文、西班牙文等很多语言，但中文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正在请马悦然教我几句中文，因为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将代表文学院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我将在典礼上用中文说：“莫言先生，瑞典文学院向你表示祝贺，现在请你举步向前，从瑞典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证书。”(驻瑞典特派记者 刘仲华 李玫忆)

  2012-10-20 19:23:36 作者:刘仲华 李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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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努力做一个写作的叛徒

   阎连科有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葡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作品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我与父辈》《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发现小说》《北京，最后的纪念》等。14岁，第一次进城，20岁，为了远离耕种，他拿着一张假文凭应征入伍，22岁开始发表作品，36岁转业来到北京作家协会，52岁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一个站在村头渴望远行的少年，走进了城，走向了世界。然而，他始终没有走出心中的那片故土。河南籍作家刘震云说，写作的时候，世界的中心就在我们村。同样来自河南的作家阎连科说，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NextPage]1 人到中年不放弃写作的疼痛感这张面孔浸润着泥土的气息：沉实、朴拙。当他往你面前一坐，满脸直来直去的和气扑面而来。目光中沉积着来自那片土地的旷远，有那么一丝疲惫、一丝笃定，还有那么一丝羞涩。有人说阎连科的面相，爬满老实而滞重的皱纹，具有一种对世间体悟的愁苦质感。在我看来，这张脸上深刻着来自土地的苦难与疼痛，和他用笔耕作后的知足与淡然。人群里，他是沉默的一个，你总要去静处寻他。作品研讨会，他是主角，却坐在角落里。你称赞也好、质疑也罢，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任谁看去，他都像慕名而来的大学旁听生。大会合影，他会远远地站在边上，如同一个路人，你招呼他，他便像老友一样，露出憨实的一笑。会后，众人结群赴宴，他又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好像这集会也与他无关。你走上前问他，评论家对你的小说指手画脚，你总是点头？他会答你：各做各的活，不相干。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话不多的人，你走近他，他会跟你唠家常，让你避免生疏的尴尬，你若谈起读书写作，他的话开始滔滔不绝。这天在万圣书园的咖啡馆里，他挑了一处僻静的小桌，在我面前坐下。周围没有其他人，他点上一杯苦咖啡，等待各路朋友。他谈起小友方舟的写作天赋，谈起方舟给他推荐的好书还没读完，不久，那个叫蒋方舟的姑娘飘然而至。见面照例谈论在读哪些书，哪个有趣， 哪些见闻比小说更离奇……这就是中年阎连科的生活：读书，写作，以文会友。如今在他看来，写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种劳作。每天八时开始写，两个小时两千字，然后准备午饭。饭后在沙发上睡一小觉。下午出门会见各路朋友，处理杂务。“这样的生活倒也充实愉快。”他说，“上午放下笔，一天不会再想未完成的小说。因为两个小时的写作，写作中的疼痛感，已经让自己筋疲力尽。”每次谈起正在读他的某部作品，阎老师总是摇头说：“那小说不好看。”仿佛在为自己的作品让你读了沉重而抱歉。如果熟悉阎连科小说的味道，你就会明白，这是怎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坚持。写作，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是轻松美好的事。比如汪曾祺，他笔下那些动人的牧歌，同样给读者愉悦。但是对于扎根于泥土间的阎连科来说，写作从来都是痛苦的挣扎，无论精神还是肉体。[NextPage]2 不放弃写作的疼痛感人们习惯了在各种场合看到阎连科戴着厚厚的白色“围脖”出场，那是因为他的“老朋友”颈椎病时常光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腰椎、颈椎病伴随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许多年了。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与史铁生在病痛中在轮椅上仰望上苍、书写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不同，阎连科笔下的粗粝质感触手可及。在斗室里回望大地苍生的希望与失望，他笔下的乡村岁月，触痛了读者，也触痛着他自己的心。他的笔下是一幅苍茫的乡土众生相：从“耙耧山”里那个急于逃离土地的少年，到《风雅颂》里那个“像一条邋遢狗”的大学教授；从《年月日》里与天灾搏斗到生命最后的老汉，到《日光流年》里为活到四十岁而挣扎的司马蓝；从《受活》村庄里一群残疾人的挣扎到《丁庄梦》里艾滋病村的哀歌……疾病与死亡、天灾与无处可逃的命运，乡村世界里生命的挣扎与损伤，在阎连科的笔下，如同田野里的风，凛冽、无处不在。他总是在这充满欢乐的世界里，带给读者刺心的苦痛。有人说，他的写作“集苦难叙事之大成”。阎连科认为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每个人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他看到的更多是“农民承受的苦难”，曾经在泥土里挣扎，最终远离了农民的身份的阎连科，对于祖祖辈辈在泥土里生生死死的命运，有着更贴身的疼痛与悲悯。阎连科说：“童年的经历告诉我：苦难和辛劳，对于有的人是传奇，是转机，对于有的人来说，灾难之后仍然是灾难，灾难就是日常。比如我熟知的乡村和农民。这就是我的小说悲惨、凛冽的根源吧。”他说：我不会放弃写作的疼痛感。我写作的疼痛感，在作品中更多体现在灵魂受伤害的过程。《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说。学者孙郁先生曾经评价阎连科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就是这样肩负着疼痛前行，如同一个殉道者。[NextPage]3 写作，为了逃离土地“我高中毕业，学习极好，爱过的女孩的爹当县长了，她也远走入城了。一腔义愤回到村，曾为大队秘书的位置眼红过，为娶支书的丑女奋斗过，为当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朝思谋、夜思谋，到头来，仍还是站在自家的田头上。”阎连科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情感狱》里写道。这个朝思暮想离开田头的少年就是阎连科。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寒农家的阎连科，如果没有遭遇命运中的那些偶然，他的人生或许跟千千万万生长在乡村的孩子不会有多大不同，与那些靠天吃饭的父辈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这是60年代中期，”他回忆道，“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他有了一个新同桌，是一个洋娃娃似的城里女孩。“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线，不仅合法，而且蕴含深意。”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他开始了日日夜夜学习上的追赶。这场暗自的较量，撞上了停课闹革命的时代大潮，无果而终。“那些住在乡村的城市户口的漂亮女孩的存在，时时提醒我一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正是一种我永远要逃离土地的开始。”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他们衣着光鲜，日日在街头漫步吹笛。在村里人连红薯面还吃不饱的时候，知青们却顿顿细粮白面。这些外来者的存在，让饥肠辘辘的阎连科隐约地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去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着要从土地逃走的贼一样。”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书的内容提要里写着作者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了这部小说，由于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小说出版之后，张抗抗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一本书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萌动了写作的念头，播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颗狂妄的种子。”因为贫穷辍学、背起包袱去打工的少年阎连科，仍继续着他的梦想。在火车站搬运煤沙回来他不停地写，在大山上撬石头放炮回来继续写。不久恢复高考，离考试还有4天的时候回到家里复习。集体填报志愿的时候，全县上百的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大学。向往首都的青年们集体填报了北京大学，结果集体落榜。这一年，阎连科20岁。“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我说：‘爹，我要去当兵。’”病重的父亲坐在床头，淡淡地却是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于是，便当兵走了。这一走，也便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离家30个年头的时候，阎连科在散文集《我与父辈》中写下了对父亲的愧疚：“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债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NextPage]4 那些纸上的凛冽与温暖他这样描写四季：“初春悄然而至而又转瞬即逝着。先前还觉得麦田里只是透着绿色和腥气，可在三朝两日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那一夜，我一觉醒来后，屋子里塞满了仲春浓烈的清新和温润。空气里是湿的，眼前是绿的。”(《四书》)“漾荡馍味的秋天，太阳如饼如球，四野阵阵飘香，世界都是暖气，都是甜味，腻得人倒胃。” (《情感狱》)他同时这样描写灾难：“你看呦，酷夏里落了一场大热雪，茫茫白白的一片哩。……不消说，……耙耧山脉的这场雪，让整个山脉和山脉间的受活庄人遭了天灾了。”(《受活》)“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年月日》)阎连科的小说就是这样，不断交织着希望与绝望、温暖与残酷，如同水与火的交融。2009年，《我与父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一个温情的阎连科。那些父辈的故事，因了命运的残酷，更加让人动容。2007年秋天回河南老家奔丧。69岁的四叔不在了。也就是在某一瞬间，他“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阎连科内心最温暖也最柔软的角落。正是这样一个贫苦却温暖的家庭，造就了他。在城里打工的四叔，激起了少年阎连科对村外世界的向往。每年四叔坐着火车从新乡回家探亲时，都让阎连科着迷和向往。一年夏天，四叔回来时，穿了件白底蓝格的花衬衣。那衬衣的布料不是土织布，而是一种细腻、光滑的“的确良”。村人们围着布衫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表示了对都市的羡慕和对乡村的厌恶感。“我远远地站在一边，知道了那布衫其实不是布衫儿，而是一种幸福和生活。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这样，憋足了劲儿，在村人们都从四叔家里走了，“我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这话让四叔有些吃惊，他站在那儿怔了怔。忽然我又红着脸朝四叔补充了一句：‘给我穿吧，我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四叔什么也没说，脱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叠了叠，用一张旧的报纸包起来，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像我大伯给了我一把糖后，在我头上摸摸一样——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头上抚摸的温暖和亲情。”《我与父辈》感动了许多读者，但是对于阎连科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记录，是他“疼痛写作”的一种放松。“我的小说写的是我对于人的灵魂和社会的思考，所以它凛冽、残酷和荒诞；散文只是我对亲人情感的认识，所以它温暖、善良和美丽。苦难什么都可以带给人们。善、恶、罪和温暖。我们说‘穷是万恶之源’，但贫穷也更容易产生温暖。《我与父辈》写的正是这一点。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那种生活。”无论是书写温暖还是苦难，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尝试不同的文体和叙述语言，因此也被称为文体家。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在文体上，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每次写作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有难度的写作对我才是有意义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并未突破鲁迅、沈从文开辟的两条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努力做一个写作的叛徒、现实的敌人。当一个人选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生活的背叛者和现实世界的敌人时，那么，他成了人群中的孤儿，北京繁闹的遗弃者，那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NextPage]5 乡村，我的王国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新作《四书》时说：历史与乡愁的鬼魅，不断盘桓未曾离去，这是家的无所不在？还是无家可归？ 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阎连科，仍然没能融进北京的生活。故乡也回不去了。这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变得“夹生了”，“没着落了”，成了“精神的流浪汉”。“你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你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愁无乡，有家无归。”阎连科说，“这是所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的一个困境。我儿子这一代已经非常融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家就是北京，祖籍河南。但对我们来说，北京是人生的驿站，把家给丢掉了。”如今，费尽半生力气逃离土地的阎连科，在走出故乡很久之后，终于明白了：成就了作家阎连科的正是那一隅村落。“我拥有一个稳定的乡村，拥有一块在我心中贫瘠而又肥沃的，落后而又向往文明的，封闭、封建却可以望见现代化的许多繁荣和现代化的许多灾难场景的土地，可以看见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台湾、澳门……当我的写作，稍稍感到枯竭之时，我坐一夜火车，回到那片土地上去。”回到老家那片乡村的宅院，白天吃着母亲为他烧的他儿时爱吃的蒜汁面条，晚上，和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听她聊着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乡村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聊着左邻右舍谁家的儿子孝顺之至，谁家的儿媳大骂婆婆，如此等等，丰收歉收、锅碗瓢盆，讲这些乡村的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直到天亮时……“有了这一夜的唠叨，就有了我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不竭的写作之源。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刹那间明白了一条写作的真理……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的那个有六千人口的乡村，其实就是一个王国。”现在，他不再渴望漂移，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我的村落。现在，我在固守着那块土地的稳定，因为那块土地上，本就可以看到漂移的现代化给那块土地带来的震颤和脉动。所以，我一再地警告自己：阎连科啊阎连科，在今天变化无穷的社会，你什么都可以失手，但唯一必须坚守的，就是你家乡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一隅村落”。“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40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早在写作《日光流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又可以继续写自己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2012-10-20 19:18:16 作者: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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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莫言获奖了 我打算敲他一笔

   13日，著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到武汉参加“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二届双年会”，晚上还在武汉大学人文馆进行了文学创作的讲座。严歌苓和莫言曾是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她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她正出发来武汉，还没来得及祝贺他。她认为莫言获奖说明西方开始企图懂得中国，企图懂得中国的文化，这对中国是一次转机，是中国文化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莫言的才华很早就被大家认可记者：你和莫言曾是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的同学，这次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跟他联系了吗？他获奖的那天我正出发来武汉，还没来得及祝贺他，但我是打算敲他一笔的。莫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而且这才华是很早就被大家认可了。在我印象中，莫言很刻苦努力，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莫言对于小说的专注是非常绝对的。我跟莫言是当年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同班同学。当时一家杂志请他写一篇杂文，他说“除了小说我什么也不会写”。后来杂志社找到我，我就写了(笑)。说明他是十分单纯和纯粹地在写小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我就预言过这次可能会有一个中国作家获奖。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了在伦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够相互同情，莫言获奖说明西方对于中国文学开始有了耐心，开始企图懂得中国，企图懂得中国的文化，这对中国是一次转机，是中国文化一次非常重要的亮相。记者：有评论说，莫言获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扩大了他在西方的影响，你觉得呢？严歌苓：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诺贝尔认可的是文字上的贡献，要求作家有独特的风格。如果说扩大了在读者中的影响，那是有的。文学不是独立存在的方式，它被更年轻化的形式挑战，比如电影、电视剧、甚至微电影等，这些更加娱乐，比文学更容易让人接受。[NextPage]最不改我作品的导演是陈冲记者：你的作品也被大量改编成影视剧，对你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吗？严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编的很多，以前是李安买了《少女小渔》，李翰翔就来买《女房东》，又比如有时候是张艺谋买了，其他人就一哄而上都来买，但其实我的作品并不一定好拍。确实也有很多小说卖出版权了，但并没有拍出来。记者：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常常会面目全非，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严歌苓：对于改编，我常常有无可奈何之感。常常是我心爱的台词和细节都没了，那我想你为什么不找老张老李，既然找到我，就应该保留我的特点。记者：与你合作的导演中，谁最能保留你的本色？严歌苓：最不改我作品的导演是陈冲。[NextPage]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学生的作品记者：从《少女小渔》到《小姨多鹤》，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到《金陵十三钗》，你塑造了很多个性饱满、风韵各具的女性角色，可你曾说过并不愿被称作“女性作家”。严歌苓：我从不认为书写女性的作家就是女性作家，我心目中写女性写得最好的还是莫泊桑呢。我也不是有意只写女性，但因为我是女人，写女人对我更加自然，而且我的女朋友很多，她们告诉我很多关于女人的故事，所以关于女人我有写不尽的题材。而且我也喜欢写女性，因为女性在社会里较为边缘，而边缘的人变数一定大，容易产生戏剧性。记者：在海外用华文写作，会觉得有障碍吗？严歌苓：多年来一直在困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用中文写作，如何找到读者群，这是最尴尬的。1989年我刚去美国时发现外国人理解不了杨白劳和黄世仁的矛盾，理解不了如何让人家来审美？现在来看，大陆的生活和外国已经接轨了，但是我有新困惑：我们写什么？当年是穷日子，但故事是富矿石，而现在的生活已经枯燥无味。记者：那能透露你近期在写什么吗？严歌苓：我正在写一部关于中学生的作品。由于我刚搬家到柏林的新房子，没有保姆，所以目前还在做资料研究。我不太敢写中学生，因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必须先去蹲点，体验生活，找到感觉。 武晨 长商

  2012-10-20 19:15:57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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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莫言火了，文学依旧安静

   10月14日，北京王府井书店，莫言作品系列展柜吸引读者观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许多市民纷纷到书店抢购莫言的作品。李文明摄“还有莫言的书吗？”一位女顾客径直走向店员打听。店员熟练地从最显眼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只有《写书记》了。”“没关系，我要一本。”女顾 客如获至宝地将书揽进手臂。店员笑着说：“从昨天起，不断有人来买莫言的书，以前可从来没有人问过。”一位刚进店门的男顾客闻言接过话茬问：“谁的书卖得 这么好？”“莫言啊！昨天刚获诺贝尔文学奖。”说着，女顾客从包里掏出一本《檀香刑》的签名本，男顾客看罢立即买下《写书记》离开。收银员见又有两本被买 走，大声问店员莫言的书还有库存吗？店员脆声应着：“没了！”这是10月12日中午，发生在北京某书店的一幕。作家莫言火了，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之后。亚马逊中国网站的图书排行榜上，前五名中三个席位都被莫言的作品占据；山东高密县要重建莫言纪念馆；莫言获诺奖纪念邮戳将推出；莫言的旧居可能 变成“红高粱文化”景点；语文出版社已确定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某电影公司欲将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拍成电 影；莫言新文集将出版；连与莫言有过交集的人都莫名地为自己粉刷上一层金光。诺奖效应说来就来。[NextPage]曾经的讲座冷清到他的签名随便要自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莫言骤然被众人心慕笔追。这位出生在山东高密县，原名为管谟业，写了30多年的作家，只得从山东高密县的桌案前走到聚光灯下。在得诺奖前，莫言虽有大批拥趸，但他的知名度到底有多高？新浪微博的微话题——“之前你知道莫言吗？”给出一组数字。截至记者发稿前，有19945位网友表示：说实话不知道莫言是谁。仅有4720人知道莫言。这组数据或许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2010年大学毕业的肖文却切身感受过莫言“遭遇冷场”的场景。肖文回忆起自己读大三时的一场讲座：“作为文艺青年，听说莫言要来学校办讲座还是很兴奋的，地点在清华大学主楼的报告厅，算是级别比较高的。”此前，香港词作家林夕办讲座时，肖文提前半小时到，却发现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于是肖文为看莫言，特意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到了才发现，报告厅里只有工作人员。“当时场面真冷清，冷清到只要你想，就能要个莫言的签名，我也没啥准备，随手从笔记本上撕了张纸请他签。”肖文注意到，在莫言得奖后，校内网上立刻有人翻出了莫言那次讲座的资料，还说当时的主办方有眼光。无论你是否情愿，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与“莫言”二字产生联系。莫言获奖后，在媒体工作的王月接到朋友电话，她想知道王月手头是否还有莫言的作品，因为网上根本买不到，连专门贩卖二手书的网上，都遍寻不到莫言的作品了。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莫言表示，不相信自己的书会被抢购，“那不可能的，肯定是夸张”。但事实如此。近日，出版社都在紧急加印莫言的作品。在上海书城，紧急运来的二百多套莫言的作品被抢购一空，而此前，莫言的书每天最多能卖出两三本。在不同的图书网站，莫言的作品几乎都有“人气”标识，甚至他的作品被当作“限量版”礼物。就连记者的邮箱中，也会时不时冒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邮件，推荐莫言曾在该社出版过的图书。“莫言得诺奖前后受关注程度的反差很大，日常跟文学、阅读毫无关系的人牵扯进来，使得那些对文学毫不关心的人也知道了莫言。”《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提醒大家：“莫言的书热销是件好事，但是我希望，那些因为莫言得奖而头脑发热去买书的读者，能够找时间去阅读他的作品，而不是买来就将其束之高阁。[NextPage]最想对莫言说“高兴一小时，继续写作”“文学在今天都提不到桌面上，都作为影视的附庸、图像的下脚料了。”在这样的现状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莫言热”对文学、阅读都是好现象，因为如今，我们对文字的阅读已经非常淡漠了，人们不能静下心来阅读、思考、沟通，变得非常浮躁，只能阅读微博中的140个字，或是躺在沙发上看图像，这让人忧虑，而通过文学作品带动人们对文化的重视是可贵的，“起码能让我们稍微冷静一段时间来面对有质量的文化。”陈晓明强调。莫言获奖让文学重获关注，也让中国作家有了“走出去”的窗口，据陈晓明介绍，日前某国外的出版公司签下作家张炜20多本书，“在过去，一个出版公司很难这么做”。陈晓明认为，这表明西方出版商越来越关注中国文学，对我们的文学越来越有信心。当更多眼光关注到我们的文学，中国的作家也该重新思考自己。作家田中禾说：“莫言获奖也是在提醒作家，要好好思考自己的写作立场。文学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个体的立场，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的、政治评价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许多作家背离了文学的本质。这是时代造成的。”除了思考立场外，随着莫言得奖，我们的文学题材也需要扩展。“新一代作家应该寻找到自己的语言和观察社会的方式和文学新的方向，不能再重复莫言般的写作。我个人认为，莫言、贾平凹等人的乡土写作（也有评论家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已经达到了一流水准，这一类写作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可以终结了。”叶开提醒作家应该找到不同以往的文学方向。乡土文学走到制高点，当然意味着盛极而衰，面临调整，中国20世纪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的问题，从文学上更是如此，但是随着中国的多样化以及新一代的作家越来越多，他们的经验肯定是越来越多样，怎么去建构起中国文学新的经验，更具未来或挑战性的经验，新一代的作家肯定有他们的作为。归根到底，无论作家获得怎样的光环，最终还是要把生活落在笔下，正如作家韩少功在得知莫言获奖时表示，他最想对莫言说：“高兴一小时，继续写作。”[NextPage]“莫言热”过后，他还是管谟业自10月11日起，莫言在百度统计的媒体关注度中提升了4082%，而其趋势图却显示，关注度经历急剧上升达到波峰后，也在急剧下降，“莫言热”或将褪去。这也让我们能更冷静地看待莫言、看待我们的文学。自然，日后当提及中国当代文学，莫言必然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家。诚如作家徐小斌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的：《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失语的男孩，学会了向世界完美的表达。但在读者眼中，这个学会了完美表达的失语男孩仍有不足。在《檀香刑》中，莫言写过：“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陈晓明认为莫言还可以更好：“莫言在青壮年时，创作力非常旺盛，语言奔涌、戏谑，但确实有一点过火，如果能够再变化一下，会更有内敛的力量。在《蛙》中已经可以看到他自觉的变化，他在用一种更平实的方式创作。”“作家的生命在于创作。我觉得莫言如果能尽快从喧嚣中沉静下来，他还能创作出令我们惊讶的作品来。”叶开对莫言得奖后的创作仍有很高期待，而前提是“他得尽快沉静下来”。在田中禾看来，尽管莫言并没有从得奖中感受到多少幸福，但当许多作家在面对权势和金钱选择弯下腰时，莫言有了诺奖撑腰，腰就不会弯下去。距莫言老家三百里有个地方叫淄川，三百年前，淄川蒲家庄的一棵柳树下，一个白胡子老头置了一张放着茶壶茶碗、烟笸箩烟袋锅的桌案，他坐在树下，往来行人可以坐下来歇息，但白胡子老头会请他讲个故事。而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成了《聊斋》的素材，白胡子老头正是蒲松龄。这段故事出自莫言的一篇《学习蒲松龄》的文章，文中他称自己在梦中拜见了祖师爷蒲松龄，祖师爷从怀里摸出一只大笔扔给他，说：“回去胡抡吧！”莫言虽写的是蒲松龄的形象，但却让人恍惚间认为那个白胡子老头也将是莫言。喧嚣过后，管谟业大概会继续“摆着摊子”收集故事，也继续“莫言”而只管提笔“胡抡”，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莫言眼中最正常的状态。（张黎姣）

  2012-10-20 19:11:26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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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中国当代文学比世界一点不差

       10月18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北京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这是莫言获奖后首次在北京公开亮相。从得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今天，莫言自称仿佛经历一场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廖攀 摄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18日表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那么糟，最优秀的几位作家作品，比“五四”以后的作品一点不差，比世界一点不差。自己就一直把莫言排在当代作家最前面。他还大赞莫言令中国文学形象发生变化。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18日在北京的一场座谈会上公开亮相。出席该活动的余秋雨讲出了自己所理解的莫言作品核心：只写生命本体，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描述；在边缘状态下写得非常好；他的生命状态包含着集体记忆。余秋雨说，自己在北大讲课的时候，一直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那么糟糕。从80年代开始的当代文学是相当不错的，真的整体上不比“五四”以后的文 学差。当然现在那么多作家当中，也有不同层次，但最优秀那几个人的作品，和“五四”以后的作品比一点不差，和世界比一点不差。而且自己排名的时候，总是把 莫言排在最前面。余秋雨还为莫言获奖后表现出的从容、平静、低调、谦虚的态度，感到非常高兴，“为中国文学家非常争脸”。在他看来，莫言那种没有过分语言、没有夸张语调，平平静静的态度“真是好”。在自己发言的结尾，余秋雨套用“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的名言说：“莫言先生，你不小心进入到这个支点，你让中国文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谢谢你。”

  2012-10-20 19:09:26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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