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有很多“头衔”：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具爆发力的作家，中国最具争议的作家……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葡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作品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我与父辈》《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发现小说》《北京，最后的纪念》等。

　　14岁，第一次进城，20岁，为了远离耕种，他拿着一张假文凭应征入伍，22岁开始发表作品，36岁转业来到北京作家协会，52岁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一个站在村头渴望远行的少年，走进了城，走向了世界。

　　然而，他始终没有走出心中的那片故土。河南籍作家刘震云说，写作的时候，世界的中心就在我们村。同样来自河南的作家阎连科说，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

　　1 人到中年

　　不放弃写作的疼痛感

　　这张面孔浸润着泥土的气息：沉实、朴拙。当他往你面前一坐，满脸直来直去的和气扑面而来。目光中沉积着来自那片土地的旷远，有那么一丝疲惫、一丝笃定，还有那么一丝羞涩。有人说阎连科的面相，爬满老实而滞重的皱纹，具有一种对世间体悟的愁苦质感。在我看来，这张脸上深刻着来自土地的苦难与疼痛，和他用笔耕作后的知足与淡然。

　　人群里，他是沉默的一个，你总要去静处寻他。作品研讨会，他是主角，却坐在角落里。你称赞也好、质疑也罢，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任谁看去，他都像慕名而来的大学旁听生。大会合影，他会远远地站在边上，如同一个路人，你招呼他，他便像老友一样，露出憨实的一笑。会后，众人结群赴宴，他又是一个人默默地走，好像这集会也与他无关。你走上前问他，评论家对你的小说指手画脚，你总是点头？他会答你：各做各的活，不相干。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话不多的人，你走近他，他会跟你唠家常，让你避免生疏的尴尬，你若谈起读书写作，他的话开始滔滔不绝。这天在万圣书园的咖啡馆里，他挑了一处僻静的小桌，在我面前坐下。周围没有其他人，他点上一杯苦咖啡，等待各路朋友。他谈起小友方舟的写作天赋，谈起方舟给他推荐的好书还没读完，不久，那个叫蒋方舟的姑娘飘然而至。见面照例谈论在读哪些书，哪个有趣， 哪些见闻比小说更离奇……

　　这就是中年阎连科的生活：读书，写作，以文会友。如今在他看来，写作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种劳作。每天八时开始写，两个小时两千字，然后准备午饭。饭后在沙发上睡一小觉。下午出门会见各路朋友，处理杂务。

　　“这样的生活倒也充实愉快。”他说，“上午放下笔，一天不会再想未完成的小说。因为两个小时的写作，写作中的疼痛感，已经让自己筋疲力尽。”每次谈起正在读他的某部作品，阎老师总是摇头说：“那小说不好看。”仿佛在为自己的作品让你读了沉重而抱歉。如果熟悉阎连科小说的味道，你就会明白，这是怎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坚持。写作，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是轻松美好的事。比如汪曾祺，他笔下那些动人的牧歌，同样给读者愉悦。但是对于扎根于泥土间的阎连科来说，写作从来都是痛苦的挣扎，无论精神还是肉体。

　　2 不放弃写作的疼痛感

　　人们习惯了在各种场合看到阎连科戴着厚厚的白色“围脖”出场，那是因为他的“老朋友”颈椎病时常光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腰椎、颈椎病伴随这个军人出身的汉子许多年了。1995年写完《最后一名女知青》后，他就病了，极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走不能坐，只得躺着不动。这对于一个拿笔杆子的人来说是极大的折磨。于是，阎连科腰上绑一个非常宽的用钢板做的大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严重时，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雷人”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阎连科的病完全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致，他一度号称“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一天能写上万字。

　　与史铁生在病痛中在轮椅上仰望上苍、书写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不同，阎连科笔下的粗粝质感触手可及。在斗室里回望大地苍生的希望与失望，他笔下的乡村岁月，触痛了读者，也触痛着他自己的心。他的笔下是一幅苍茫的乡土众生相：从“耙耧山”里那个急于逃离土地的少年，到《风雅颂》里那个“像一条邋遢狗”的大学教授；从《年月日》里与天灾搏斗到生命最后的老汉，到《日光流年》里为活到四十岁而挣扎的司马蓝；从《受活》村庄里一群残疾人的挣扎到《丁庄梦》里艾滋病村的哀歌……疾病与死亡、天灾与无处可逃的命运，乡村世界里生命的挣扎与损伤，在阎连科的笔下，如同田野里的风，凛冽、无处不在。

　　他总是在这充满欢乐的世界里，带给读者刺心的苦痛。有人说，他的写作“集苦难叙事之大成”。阎连科认为这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每个人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他看到的更多是“农民承受的苦难”，曾经在泥土里挣扎，最终远离了农民的身份的阎连科，对于祖祖辈辈在泥土里生生死死的命运，有着更贴身的疼痛与悲悯。阎连科说：“童年的经历告诉我：苦难和辛劳，对于有的人是传奇，是转机，对于有的人来说，灾难之后仍然是灾难，灾难就是日常。比如我熟知的乡村和农民。这就是我的小说悲惨、凛冽的根源吧。”

　　他说：我不会放弃写作的疼痛感。我写作的疼痛感，在作品中更多体现在灵魂受伤害的过程。《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们用16年修成的灵隐渠流出的却是工业污染所致的臭水；《受活》中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拿身体换来的钱财却被身强力壮的人趁火打劫；《丁庄梦》里比艾滋病更无可救药的是健康人的利欲熏心。“艾滋病是一种肉体的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我们心灵深处的病是人们很难感受到的。我希望通过艾滋病呈现出人们心灵的病，这种病不仅艾滋病人有，而且每个正常人都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看到的。”阎连科在写完《丁庄梦》后说。

　　学者孙郁先生曾经评价阎连科道：“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阎连科就是这样肩负着疼痛前行，如同一个殉道者。

　　3 写作，为了逃离土地

　　“我高中毕业，学习极好，爱过的女孩的爹当县长了，她也远走入城了。一腔义愤回到村，曾为大队秘书的位置眼红过，为娶支书的丑女奋斗过，为当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朝思谋、夜思谋，到头来，仍还是站在自家的田头上。”阎连科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情感狱》里写道。这个朝思暮想离开田头的少年就是阎连科。

　　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河南一个贫寒农家的阎连科，如果没有遭遇命运中的那些偶然，他的人生或许跟千千万万生长在乡村的孩子不会有多大不同，与那些靠天吃饭的父辈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这是60年代中期，”他回忆道，“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

　　那一学期，他有了一个新同桌，是一个洋娃娃似的城里女孩。“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她学习很好，每周测验考试，都九十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着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画的那条中轴线，不仅合法，而且蕴含深意。”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他开始了日日夜夜学习上的追赶。这场暗自的较量，撞上了停课闹革命的时代大潮，无果而终。“那些住在乡村的城市户口的漂亮女孩的存在，时时提醒我一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正是一种我永远要逃离土地的开始。”

　　上世纪70年代，记忆深刻的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他们衣着光鲜，日日在街头漫步吹笛。在村里人连红薯面还吃不饱的时候，知青们却顿顿细粮白面。这些外来者的存在，让饥肠辘辘的阎连科隐约地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去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着要从土地逃走的贼一样。”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本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书的内容提要里写着作者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写了这部小说，由于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小说出版之后，张抗抗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一本书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萌动了写作的念头，播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颗狂妄的种子。”

　　因为贫穷辍学、背起包袱去打工的少年阎连科，仍继续着他的梦想。在火车站搬运煤沙回来他不停地写，在大山上撬石头放炮回来继续写。不久恢复高考，离考试还有4天的时候回到家里复习。集体填报志愿的时候，全县上百的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大学。向往首都的青年们集体填报了北京大学，结果集体落榜。

　　这一年，阎连科20岁。“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我说：‘爹，我要去当兵。’”病重的父亲坐在床头，淡淡地却是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于是，便当兵走了。这一走，也便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

　　离家30个年头的时候，阎连科在散文集《我与父辈》中写下了对父亲的愧疚：“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债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

　　4 那些纸上的凛冽与温暖

　　他这样描写四季：

　　“初春悄然而至而又转瞬即逝着。先前还觉得麦田里只是透着绿色和腥气，可在三朝两日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那一夜，我一觉醒来后，屋子里塞满了仲春浓烈的清新和温润。空气里是湿的，眼前是绿的。”(《四书》)

　　“漾荡馍味的秋天，太阳如饼如球，四野阵阵飘香，世界都是暖气，都是甜味，腻得人倒胃。” (《情感狱》)

　　他同时这样描写灾难：

　　“你看呦，酷夏里落了一场大热雪，茫茫白白的一片哩。……不消说，……耙耧山脉的这场雪，让整个山脉和山脉间的受活庄人遭了天灾了。”(《受活》)

　　“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年月日》)

　　阎连科的小说就是这样，不断交织着希望与绝望、温暖与残酷，如同水与火的交融。2009年，《我与父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一个温情的阎连科。那些父辈的故事，因了命运的残酷，更加让人动容。2007年秋天回河南老家奔丧。69岁的四叔不在了。也就是在某一瞬间，他“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阎连科内心最温暖也最柔软的角落。正是这样一个贫苦却温暖的家庭，造就了他。

　　在城里打工的四叔，激起了少年阎连科对村外世界的向往。每年四叔坐着火车从新乡回家探亲时，都让阎连科着迷和向往。一年夏天，四叔回来时，穿了件白底蓝格的花衬衣。那衬衣的布料不是土织布，而是一种细腻、光滑的“的确良”。村人们围着布衫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表示了对都市的羡慕和对乡村的厌恶感。“我远远地站在一边，知道了那布衫其实不是布衫儿，而是一种幸福和生活。我渴望得到那幸福和生活。”这样，憋足了劲儿，在村人们都从四叔家里走了，“我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叔，把你的布衫给我吧。’这话让四叔有些吃惊，他站在那儿怔了怔。忽然我又红着脸朝四叔补充了一句：‘给我穿吧，我都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四叔什么也没说，脱掉那件他新做的布衫叠了叠，用一张旧的报纸包起来，塞到我手里，又拿他的大手在我头上摸了摸，像我大伯给了我一把糖后，在我头上摸摸一样——那件布衫就成我的了。因为那糖，那布衫，直到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都能感到大伯、四叔在我头上抚摸的温暖和亲情。”

　　《我与父辈》感动了许多读者，但是对于阎连科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记录，是他“疼痛写作”的一种放松。“我的小说写的是我对于人的灵魂和社会的思考，所以它凛冽、残酷和荒诞；散文只是我对亲人情感的认识，所以它温暖、善良和美丽。苦难什么都可以带给人们。善、恶、罪和温暖。我们说‘穷是万恶之源’，但贫穷也更容易产生温暖。《我与父辈》写的正是这一点。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我想不在于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那种生活。”

　　无论是书写温暖还是苦难，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尝试不同的文体和叙述语言，因此也被称为文体家。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在文体上，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每次写作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有难度的写作对我才是有意义的。”在他看来，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并未突破鲁迅、沈从文开辟的两条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努力做一个写作的叛徒、现实的敌人。当一个人选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生活的背叛者和现实世界的敌人时，那么，他成了人群中的孤儿，北京繁闹的遗弃者，那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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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乡村，我的王国

　　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新作《四书》时说：历史与乡愁的鬼魅，不断盘桓未曾离去，这是家的无所不在？还是无家可归？ 

　　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阎连科，仍然没能融进北京的生活。故乡也回不去了。这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变得“夹生了”，“没着落了”，成了“精神的流浪汉”。“你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你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愁无乡，有家无归。”阎连科说，“这是所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的一个困境。我儿子这一代已经非常融入这个城市，对他来说，家就是北京，祖籍河南。但对我们来说，北京是人生的驿站，把家给丢掉了。”

　　如今，费尽半生力气逃离土地的阎连科，在走出故乡很久之后，终于明白了：成就了作家阎连科的正是那一隅村落。

　　“我拥有一个稳定的乡村，拥有一块在我心中贫瘠而又肥沃的，落后而又向往文明的，封闭、封建却可以望见现代化的许多繁荣和现代化的许多灾难场景的土地，可以看见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台湾、澳门……当我的写作，稍稍感到枯竭之时，我坐一夜火车，回到那片土地上去。”回到老家那片乡村的宅院，白天吃着母亲为他烧的他儿时爱吃的蒜汁面条，晚上，和母亲睡在一个屋里，听她聊着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乡村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聊着左邻右舍谁家的儿子孝顺之至，谁家的儿媳大骂婆婆，如此等等，丰收歉收、锅碗瓢盆，讲这些乡村的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直到天亮时……

　　“有了这一夜的唠叨，就有了我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不竭的写作之源。回到北京之后，我就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刹那间明白了一条写作的真理……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的那个有六千人口的乡村，其实就是一个王国。”

　　现在，他不再渴望漂移，因为“我已经拥有了我的村落。现在，我在固守着那块土地的稳定，因为那块土地上，本就可以看到漂移的现代化给那块土地带来的震颤和脉动。所以，我一再地警告自己：阎连科啊阎连科，在今天变化无穷的社会，你什么都可以失手，但唯一必须坚守的，就是你家乡的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一隅村落”。

　　“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40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

　　早在写作《日光流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又可以继续写自己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