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评论·奇章

• 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反叛及其意义（一）

  摘要：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新散文运动，从文类文体、语体文体和主体文体三个方面，对传统散文进行了冲决罗网式的反叛，创作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功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探索了散文写作的可能性，对当代散文创作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关键词：新散文；文体；反叛 历史上，中国是散文大国，“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散文被提拔到很高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宠儿和正统，创造了先秦散文、唐宋散文和晚明散文三座高峰。五四以来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梁实秋、何其芳、张爱玲等人的现代散文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建国以来，随着文艺路线的转变，散文的写作生态逐渐变得单一，图解政治成了当时文学的通病，散文写作深深地笼罩在意识形态与时代话语之下，沦为时代的传声筒、茶余饭后的杂耍和矫情的媚语，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散文一统天下，散文在杨朔式的“诗化”歧途中越走越远。新时期以来，散文得到了新的发展，日益繁荣兴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更是显得热闹非凡，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等潮流纷纷涌现，你方唱罢我登场，重新成为文学和时代的宠儿。然而，其中的优秀之作却是少之又少，繁华的表面掩盖不了巨大的精神无底洞。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涌进，当传统文学观念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表达需要时，诗歌、小说和戏剧都一直在进行着变革，“朦胧诗”、“非非主义”、“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和“实验戏剧”等各种文类革新潮流此起彼伏，而散文却是“一汪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仍然波澜不惊、我行我素，陷入了停滞不前的泥淖中。面对“几乎是一个丧失了艺术标准的领域”的散文，面对“本质上已经成了一种体制性文体，远离灵魂真实，套牢现实功用”的散文，面对丧失了文学的审美艺术本质，沦为“一门手艺活儿”的散文，新散文的理论干将祝勇大声疾呼：“散文急切地需要一场革命。在革命中，所有的陈规陋习都应当打破，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应当排除，所有的陈年老账都应当重新审视。既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对散文的样式进行规定，那么，所谓的篇幅短小、一事一议、咏物抒情、以小见大，就只能被认为是散文界的自我禁锢，或者别的什么界对散文的成见。”祝勇摇旗呐喊，发出了散文革命的最强音，作为新锐散文家，他的眼光是非常精准和犀利的，对于散文的变革，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当诗歌、小说、戏剧先于散文进行自我解救，散文革命的急迫性就更加突出，而这种革命，首先应从拒绝样本、恢复文体的活力开始。”祝勇牢牢地抓住散文作为审美艺术的文学“文体”这个要害，发出了对传统散文进行冲决罗网式的反叛的“革命”呼声。很多作家意识到进行散文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投入到新散文创作中：祝勇、张锐锋、于坚、格致、周晓枫、宁肯、苇岸、冯秋子、翟永明、庞培、蒋蓝、凸凹、王开林……面对着种种制约散文发展的困境，他们毅然与传统散文决裂，发动“纸上的叛乱”，大力摒弃传统散文写作中的陈规陋习，炮轰散文的创作和评价体制，努力挣脱条条框框的束缚，大力张扬个性自我，积极借鉴诗歌、小说、电影、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回到散文作为文学艺术的原点，创作出一批文体形式上与传统散文迥异的新散文作品，有意识地从文体方面寻求散文发展的突破，产生了诸如《算术题》、《旧宫殿》、《转身》、《一个军阀早年的爱情》、《圣诞节的零点》、《皱纹》等一批独创性作品，引发了散文文体的“革命浪潮”。《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主流文学期刊，频频刊登他们的作品；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了以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宁肯等为代表的“深呼吸散文丛书”；韩忠良、祝勇主编的《布老虎散文》书系，更是不断推出新散文家。新散文俨然成了文学界评论界的新热点。新散文得到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陈剑晖、孙仁歌、黄雪敏、刘军、张守仁、陈慧等评论家从文类、语言、散文创作的可能性等各个方面对新散文进行了评价，有弹有赞，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新散文某些方面的成绩和失误有重要意义。然而，总的看来，这些研究缺乏一种整体的视角和总结归纳，有点零乱无序，缺少一种全面的视野和关照，尤其是对于新散文的文体实验。既然祝勇们是以“文体”为切入点对传统散文进行反叛的，那么“文体”或许是打开新散文创作奥秘之门的一把钥匙。为了更好地探讨新散文对传统散文反叛的体现，需要对文体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层次进行划分，这在拙文《向杂文学传统致敬——韩少功〈山南水北〉文类文体透视》中已经有了深入详细的梳理。陈剑晖先生把文体划分为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体式文体、时代文体或民族文体五个层次，突破了以往散文研究只注重体裁、题材、主题、方法、技巧等肤浅表面的不足，向着散文艺术的内在结构、形式、语言、精神、风格等方面进行了纵深开掘，更加贴近散文的本体。有鉴于此，本文在探讨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反叛及其意义时，将以陈先生的文体概念及其层次分类为理论参照。纵观新散文的理论宣言和创作实践可知，其对传统散文的反叛主要体现在文类文体、语体文体和主体文体三个方面。 一、文类文体突围新散文最明显的反叛和突破体现在文类文体上，大胆打破传统散文的篇幅限制，进行跨文体实验。1.篇幅上的突破。传统散文追求短小的篇幅，一般是千儿八百字，短小精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祝勇对此提出了质疑：“古代散文篇幅不长，是因为书写工具的限制，和古代汉语的精练所致。而这种发电报式的语言，尽管绚烂华美，但已在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革命中被宣布过期作废。其实，即使在古代，长篇散文亦不乏其例，像散文史上常被提及的《史记》。既然诗歌有长诗，小说有长篇，甚至多卷本长篇，散文为何不能写长？如果需要，大容量散文无疑更有利于充分表达。”周晓枫也认为：“作品的篇幅长短怎么能等同于好坏标准？不能因为写得长就估计写得坏。只有当这种‘长’成为不必要的拖沓，成为降低压强的多余面积，我们才有权力去否定这种‘长’……其实规模是很重要的，就像平常的砖成为非凡的万里长城。而且有时候，当一块一块的累加，最后出来的效果不是和，而是乘法的积，这非常奇妙。”在新散文家看来，篇幅长短根本不能成为衡量散文成败的标准，相反，一定规模的篇幅可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篇幅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创作了大量长篇散文：祝勇的《旧宫殿》12万字、《驿路回眸》20万字，张锐锋的《别人的宫殿》、《沙上的神谕》、《祖先的深度》各20万字，《皱纹》21万字，更有甚者，钟鸣的《旁观者》，洋洋洒洒15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卷本。这些庞大的数字在传统散文看来完全是“天文数字”，是不能想象的，更是无法接受的，新散文作家正是冲着这点，在散文的篇幅和容量上对传统散文“短小精悍”的限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这些作品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例如《旧宫殿》，在12万字的篇幅中进行了立体叙事、想象虚构、“综合写作”，对历史和皇权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还原权力暴力和嗜血的“庐山真面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莫言评价其是“迷人的”，“在祝勇的所有创作中，《旧宫殿》是最成功的一部”。大容量的篇幅为散文提供了更为宽敞开阔的表现空间，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气质，让散文摆脱了小巧玲珑的“小摆设”、“轻骑兵”的单一构筑，呈现出一种磅礴大气的审美景观，赋予散文在精神容量上与长篇小说决一雌雄的资格；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散文创作和阅读的准入门槛。2.跨文体实验。为了更好地表达对当今复杂纷繁的世界的理解，新散文作家往往打通了文类文体的壁垒和界限，向着跨文体的杂文学方向阔步前进。诚如祝勇所言：“‘综合写作’……也就是在同一文本中动用多种多样的文体形式——在今天，要想较为恰当地展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世界，综合写作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文体界限并不存在，我想的是怎样有利于主题的表达。反过来说，我认为单一的文体模式在运用上十分单调和单薄，与历史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张锐锋也指出：“散文从本质上可以跨越种种类型的界限，它不具有小说、诗或剧作的特定要求，它既可以汪洋恣肆地从它们之中汲取某些成分，又可以是它们种种要素的创造性综合。”正因为如此，新散文家不约而同地把小说、诗歌、电影镜头、绘画、建筑等各种文艺形式“进口”到散文中来，“在一个创作文本中包容了另一种或多种的文体形态或文体片断”、“把多种文体的艺术特征都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杂多性”，投入到了一场跨文体实验，恢复散文兼容并包的宏阔气度，取得了散文文体的突破。例如，钟鸣的《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是“新寓言体”，《旁观者》融小说、散文、笔记、评论、传记为一炉，杜丽的《谁比谁活得更长……》表现为日记体的形式……新散文家把散文当做各种文类杂糅渗透的炼丹炉，通过各种文类之间自由嫁接和灵活杂交，试图炼出融合多种文类精华成分为一体的“真丹”。祝勇的《旧宫殿》是这种实验的成功之作。为了更加确切地揭开明朝“靖难之役”的神秘面纱，展现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再现宫廷斗争的复杂和封建权力的暴力血腥，祝勇在《旧宫殿》中展开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文体实验，按照中国古典建筑理念的对称布局，以火（上、下）、宫殿（上）、阳具、宫殿（下）、血（上、下）来安排其结构，糅合了建筑话语、历史档案、学术研究、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纪录片解说词、导游解说词等各种文艺形式，仿佛是各种文类的“时装表演”和“T台走秀”，“打通了小说、散文、评论、笔记、杂文等文类的壁垒，实现了文类的自由交流和灵活切换；而且，这些文类不是简单的堆砌、机械的叠加，又是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体，“统摄于宫殿语境当中”，“各种文类在围绕着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不断为散文界带来新气象”。 二、语体文体实验众所周知，散文不像小说那样可以凭借迷人的故事情节、形象的人物塑造取胜，也不像诗歌那样以跳跃的意象和超拔的想象见长，因而，语言问题对散文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是散文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是与语言的各个方面相关联的。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套声音的系统，因此，是一件特定的语言声音系统中的选择。”新散文家马莉也认为：“散文最终问题是语言问题。一个没有语言的作家，或在他的语言不具备高度和不具备纯粹性，他的一切都纯属徒劳。”语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完全可以说，语言是散文的生命所在。灵气与精神齐飞、诗意与思想共舞是散文的最高境界。然而，在传统散文中，语言却成为一种表达的工具。“传统散文特别强调炼词、炼句和炼意，人们对散文语言的要求是精确生动和形象，而忽视语言的个性化、排斥语言的异质化，更没有意识到语言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最为基本的表现，是一种如苏珊·朗格所说的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在新散文家看来，这是一种“词语的专制”，“散文写作事先已经统一口径。词语之间的关系，全部是单线联系，而无法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自由组合，从而形成无穷无尽的意义世界”，“它们紧紧地将词语束缚住，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散文的可能性；而新散文，则偏重于对词语活力的恢复，恢复词语的活力，就是恢复散文的活力”。对此，必须提升散文的语感，激发散文语言的活力，而这“绝不在于生僻词语的运用，关键在于词义的开发和对组合方式的寻找，使语言走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至之处’”。也就是说，要把散文从“语言是表达的工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摒弃工具论，重新回到散文作为文学的原点，追求散文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就必须打破词语之间的单向线性联系和固定搭配，探索词语的多重含义和陌生组合，恢复散文语言的生机和活力。其实，这就要求个体以丰富的内心来捕捉独特的感受和体会，是散文自觉向内转的体现，是向着内心的跨越和开掘。为此，他们从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文艺武器库中“拿来”了陌生化、多元叙述、隐喻性、幽默反讽、意识流等十八般手艺，让散文的语言灵活多变、摇曳多姿，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活力，开拓了新的散文审美艺术空间。1.多元的叙述。传统散文对叙述是很不看重的，认为其是小说的专利，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陈旧落后、保守封闭的观念使得传统散文“画地为牢”，大多流于平铺直叙，缺乏起伏和变化，读起来味同嚼蜡。其叙述显得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的散文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而且，散文的作者和叙事者一般都是重叠的，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叙述“我”的所见所闻，一般都采用“倾诉式”或者“闲话式”的叙述方式，造成“叙述格局不够开阔宏大，表现手段过于单一”等问题。新散文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像海绵一样，从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种现代文艺中吸收了大量的叙述技巧，移植到散文创作中，进行了一场散文的叙述革命。传统散文通常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这样可以让读者产生真实感和亲切感，但是也极大地窄化了拓展空间，不能叙述“我”不知道的事，使散文叙述走向封闭和呆板，这也是新散文叙述实验所要突破的瓶颈。祝勇的《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是其中的典范之作，是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和叙述、描写、议论三者高度融合的优秀作品，对此陈剑晖先生有深入的分析，不再赘述。在突破传统散文叙述视角的同时，新散文家还把散文的叙述实验推进到新的叙述视角、双线叙述、复调叙述等叙述的深水区，探索了散文叙述的可能性，向着散文叙述的纵深方向挺进。张锐锋的《皱纹》，采用了童年视角，“童年是一个最敏感的地段，能够感受到最细小的疼痛和最细小的美，只有站在童年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够捕捉到我们成人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以儿童的天真再现了生命和世界的原初状态，过滤和剔除了附丽于其上的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社会等意义，直抵赤裸裸的生命存在本身，鲜活的童年记忆和独到的童年体验，让他的散文呈现为一种独特的阅读和审美盛宴。格致的《转身》是双线叙述的优秀代表作，以两年前写的关于强奸未遂的小说为内文本，是主干部分，叙述紧张、紧凑；以现在对该小说阅读所引发的体会和感想为外文本，插入了对楼梯的感情、母亲的类似经历、对自己超常冷静的分析等，叙述则显得从容、自若。两个文本之间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筑了强大的阅读张力场；又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组合成不可分离的统一整体。《转身》运用现代小说常用的内外文本相结合的技巧，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既克服了传统散文一事一议单薄羸弱的缺陷，又使两种不同的叙述风格并行不悖、交替呈现；既增加了文章的信息含量，又使得文章的叙述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超越了传统散文叙述波澜不惊、从一而终的简单模式，叙述显得张弛有度，富于弹性和结构张力，极大地拓展了散文叙述的时空背景。祝勇的《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也是成功之作。作为散文叙述实验的领路人，张锐锋还引进了巴赫金的复调叙述理论，创作了《别人的宫殿》这一多声部的复调散文。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张锐锋让不同阶层等级的人物对孔子发表各自的看法，于是崇拜、鄙弃、爱戴、嘲讽、仰慕、怒斥……各种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音乐会中各种乐器共振齐鸣，融汇成一部众声喧哗的交响乐，从不同方面塑造了孔子多面丰满的立体形象。2.意识流手法。传统散文一般遵循前因后果的顺叙写法，这样可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中心突出。然而这样容易造成平铺直叙，缺乏变化和波澜，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倒叙和插叙的引入，虽然可以暂时缓解这个难题，但是根本无法满足纷繁复杂的意识流动的表达需要，为此，新散文家引入了意识流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岸的自由切换和穿梭。张锐锋的《瓢虫》，以儿童视角写了在田野里见到的瓢虫。儿童的天真和好奇、联想和想象力都是异常丰富的，一只瓢虫落在“我”手中的树枝上，引发“我”联想起梦、夜空和北斗七星，悟出了宇宙中母性的神圣。在传统散文看来，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然而，正是在通过树叶的一束光的照耀下，瓢虫背上的七个点唤醒了“我”的记忆，这些触媒和介质让“我”穿越了时空界限，穿梭在一条汹涌澎湃的意识河流中。实际上，从《皱纹》的副标题“记忆的描绘、理解”可知，这部作品是作者在写作时对于童年记忆的描绘和理解，是一种回忆，必然会涉及到当下认识与过去记忆的牵连，出现意识的流动。总之，新散文突破了顺叙、插叙、倒叙的简单组合，而是跟着感觉走，伴随着意识的流动，通过时空切换、场景重叠，打通现在、过去、未来的时间壁垒，让意识的河流得以畅通无阻地在时空之间自由交流和穿梭，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思想内涵和表现空间。事实上，新散文的语体实验不仅以上这些，还包括语言的在场状态、隐喻性、意象化与陌生化、日常性、戏谑性与悖论中的反讽意味等诸多方面，创造了散文语言的新秩序，这在陈剑晖先生的《创造散文语言的新秩序》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这些语体实验是新散文文体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散文对散文发展的最大贡献和启示。（未完待续）

  2013-03-18 17:04:14 作者: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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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反叛及其意义（二）

  三、散文主体的突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散文，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主体性叙事，“作者的主体占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容颠覆不可动摇的”。可翻开《古文观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本正经或道貌岸然的“圣人”或伪君子，这些主体只不过是干巴巴的面具，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圣贤”，个人已经被集体“绑架”，他们只不过是“代圣人立言”罢了，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千人一面，千面一心，看不到每个人的面孔和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散文家非常强调“个人”的存在：“强调个人发现、个人见地，在作品中提供一种独特角度，一种被人忽略的经验，一种新的文字处理技术，可能更为难能可贵。我认为，考量作家，应该加强对其独创性的重视……一个具备独创精神和能量的作家，才有冲击力，才是真正参与散文建设。”散文后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祝勇也指出：“昔日的散文经典在今天沦为反面教材，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放弃了个人言说的原则而屈从于公共话语，这种屈从，使得他们所有的文学努力都无济于事。”因而，要充分突出“个体”的重要性：“散文是一种依靠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展现时间和空间，并对夹杂其间的人（包括个人与群体）的状态、命运进行认识、判断、思考和言述的文体。”“作为表达个性的工具，散文从一开始就与个体密切相联。也就是说，在构成散文的所有条件中，个体性是首要条件。个体性是自由的果，也是真实的因。”为此，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文学个性一旦泯灭，散文也就不复存在。”“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架空了主体，使得个人沦为面具和符号，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附庸，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苍白化、空心化的写作大行其道，因而，必须把个体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我手写我心”，张扬鲜明的个性自我，直抵内心的痛处和生命的荒凉，表达自己的独立认识和见解，发出个人灵魂的呼声。1.主题的解构。传统散文都有积极明确的、乐观向上的主题，忧国忧民或心怀天下、言志咏怀或寄情山水，都是“主题先行”的写作，要求围绕主题“形散神不散”，“主题氛围要求散文表达‘真、善、美’，起到宣传作用，那么散文必然要短小、真实、健康，而且浅白易懂。”祝勇认为“这样等于剥夺了文学的主权”，消弭了主体的存在，因此，个人必须挺身而出，张扬自我人格和精神个性，敢于打破传统散文对于主题的垄断：“新散文对体制约束的抗拒，和对自身立场的张扬，从主题的多样性中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往往能够摆脱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暗示，游离于主题氛围之外。”张锐锋的《算术题》通过对9则算术题的运算，对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例如，“题3分配”一则，通过对分桃的算术题的解答，对孔融让梨这一传颂千年的“优良民族传统”进行了解构：一个孩子在四岁时让梨的事迹，似乎培养了一个民族谦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也使那些谋取私利的人们找到了理由，它给了不公正、不公平的种种事实以借口，应该谦让的一方往往是弱者。它同时使失去利益的人们放弃斗争，以谦让和理解作为依据，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一切，使公平的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使人身陷于污泥中，在生活里挣扎……孔融让梨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深受赞扬和鼓励，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可是，张锐锋却看到了这一传统的“不良”方面：它往往成为巧取豪夺的幌子，被人利用来欺骗弱者，而弱者以“孔融”自居，放弃了斗争，反而助长了坏人的嚣张气焰，无意中做了“东郭先生”。张锐锋的眼光是独特的，思维的发散性的，也是多元逆向的，以解构的形式对生活常识进行新的解读，使得散文的主题不再受到限制，主体得以张扬，追求自由的境界。诚如祝勇所言：“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散文完全可以无主题，也可以有多重主题，这样更有利于展现写作者对于世界的多角度注视，使其在写作中扮演更复杂、也更重要的角色。”张锐锋的《棋盘》对南柯一梦、刻舟求剑、龟兔赛跑等著名寓言作出了新的阐释，祝勇的《旧宫殿》对封建皇权进行了解构，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颠覆了上帝和魔鬼的形象……这些散文颠覆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固有认知，冲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藩篱，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惰性，对千百年来已经凝固的思想和形象进行审思和追问，并在拆散、解构、粉碎之后重新融入主体的思想和观念加以重组，使得传统散文的宏大主题被解构得支离破碎，造成一种陌生化的焕然一新的思想冲击和阅读体验。2.想象和虚构。传统散文一直把真实奉为圭臬，固步自封。在新散文家看来，真实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验证的，记忆和历史都靠不住，“散文界所坚持的所谓真实，本质上却只不过是组接、利用、想象，甚至……虚构”，或曰真实是对自我而言的，而不是外在的。莫言说过：“有的时候虚构比史实更加真实，因为它更符合历史的逻辑。”正是在这种“真实观”的指导下，他们勇敢地冲出“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的包围，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制的虚构”，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虚构；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种整体性的“无限虚构”。毫无疑问，这种虚构是在主体性的参与下进行的，在有限的虚构中追求一种心灵的真实。祝勇的《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是散文进行想象和虚构的成功尝试。在《沈从文传》、《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散文选》、《艽野尘梦》等“真实”史实的基础上，祝勇发挥了超拔的文学想象力，再现了陈渠珍与西原相遇相识、带领部队穿越沙漠、受到死亡的威胁考验、西原患天花而死和沈从文作为书记官、保管员与陈渠珍的交情等细节，毫无疑问，这些详细丰富的细节都是祝勇在以上“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联想、想象甚至是虚构出来的，是作者心中的“真实”，其中渗透了作者的感情和体验，融入了作者的人性烛照和生命悲悯，是主体思想智慧的结晶。其实，《旧宫殿》、《皱纹》、《古战场》等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主体鲜明犹如猎猎旗帜，在散文的天空中高高飘扬。事实上，新散文的文类、语体文体实验也都是主体参与的结晶，凝聚着作家的生命和创造，是作家鲜明的自我和个性的印记。新散文对主体性的强调，其实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呼应和回归，是对散文乃至文学创作人文立场的自觉坚守，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守望，对文学审美艺术的自觉追求。 四、结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散文因为保守落后而日益失语，在现实和灵魂的冲击面前变得日益腐朽和无力，表面上各种散文潮流不断涌现的繁华表象掩盖不了精神的贫困和荒芜……新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用而生，对传统散文观念进行了决绝的批判和摈弃，并以丰富的创作实践探索了散文发展的可能性，打通了各种文类的边界和组合法则，焕发了散文语言的活力，促进了散文语言的回归，唤起了创作主体的觉醒，开启了散文文体自觉的时代，推动着散文向着现代性的方向深入挺近。新散文家就像一群鲶鱼，正是因了他们的存在，让“沙丁鱼”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游动”起来，才不至于“死去”，惟其如此，才使散文“这汪绝望的死水”有了些许生气和活力，保持了散文写作的生态平衡，推动着散文艺术的不断前进。作为一种文体实验，新散文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过犹不及，激进叛逆的姿态、横扫一切的嚣张气焰、颠覆一切的狂妄做法，传递出他们急于改变散文平庸现状的迫切心情，表达了他们进行散文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实验创新的高度自觉，但也反映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这是不可取的。放眼整个文学场，小说、诗歌、戏剧无不是在“变”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才得以永葆青春和生命活力，而散文反倒是淡定从容，“以不变应万变”，这值得深思。在散文繁华却贫困的现实面前，或许我们应该停止对新散文的本能质疑和批判，而是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以一颗平和之心，认真总结其创作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他们的实验对散文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意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换一种思维或者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或许会别有洞天。【本文是华南师范大学2011——2012年度学生课外科研项目“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反叛及其意义”（项目编号：11WXGA01）的研究成果。】

  2013-03-18 17:03:52 作者:丘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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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势下的拯救

                               强势下的拯救                     ——论《复活》对权力意志的启示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引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常识—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是尼采晚年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也是尼采最有影响哲学著作，尼采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这是一种高级的生命意志，它不只是单纯地求生存，而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表现自己、创造自己、扩张自己，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发挥自己的权力。事物间形形色色的争斗现象，其根源在于“一种永不厌足的表现权力的意图，或权力的运用，作为创造本能的权力的应用。”《尼采全集》第9卷，俄文版，第304页）《复活》是十九世纪俄国最有影响力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取自真实故事，本书主要描写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引诱姑妈家女仆玛斯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涅赫柳多夫出庭，见到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为赎回自己的罪过，他为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上诉失败后陪之流放西伯利亚。其一系列行为感动了马斯洛娃，她重新爱上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终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文本不仅仅讲述故事，也在不同方面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内容，在尼采哲学中，权力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一切事物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叙述《复活》文本中的关于权力意志的内容。                                    一 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拯救。这部书是托尔斯泰的晚期代表作，他借助男女主人公的遭遇，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芫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对此，我想到美国作家托罗的话，他在美国还没废除奴隶制时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并且得到保护的奴隶制的国家中，一个正直的公民只要一条出路，便是监狱。在书中所描写的沙俄时代，监狱便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它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保护，因为它高高在上。作为俄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一方面，托尔斯泰始终以最清醒的姿态审视着统治阶层，以强烈的笔触抨击国家机器的运作和不平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在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中寻找改革社会的希望。书中主要方面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马斯洛娃是不公判决、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与我们现代社会，在苦闷与进步、清醒与软弱、批判与安于现状、企图改革与甘于奴役之间徘徊的局面十分相似，一方面，我们高呼改革，另一方面，我们纵容权力。就像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头写道：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非法的行为带上合法的伪装便合法了，在强势与权力的刀尖上行走，无论是对权力主体还是对于执法者，都是如履薄冰。这是社会的现实。聂赫留朵夫的拯救始于他为马斯洛娃的积极奔走。在奔走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人：失去土地的劳苦农民、作威作福的狱吏，从低到高各级ZF部门各色的人物，都让他对自己的国家，所处的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刻的思索。他看到了人们永不休止地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磨自己和相互折磨，他们猥琐贪婪地玩弄着自己发明的那套一个人统治另一个人的把戏。他认清了这个社会，看到社会丑陋黑暗的一面。他将不再只以自己为中心，不再只为卡秋莎一人而奔走，他将为整个社会谋求一些未曾有的东西。这如小说最后说的：“从这一夜起，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不仅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遇到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具有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                                      二当权者的自救。尼采认为，生命不是别的，它就是人生本身，就是人们从中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血肉存在的人的现实生存。活着，就是生命现实的涌流状态，是生命的原义和权利，它表征了生命的现实性，生命只要具有其合法性，它就必定是“活着”的。在这种过程中，尼采始终强调个人的力量，社会不过是一群人的集体，而每个人的权力意志都体现在社会中，利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包括当权者，也包括被压迫者。在尼采看来，生命的原则就是使用暴力，掠夺、征服和践踏异己者、弱者。把他们当作自己成长、获得优越地位的工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就不是什么不道德的行为，而是合乎人的本质， 体现权力意志的行为。强者的权力意志表现为统治弱者，使弱者成为自己的工具、奴仆， 它使历史具有生气，并向前发展；弱者的权力意志表现为对强者的憎恨、妒忌，要求消灭差别，而这将导致否定生活。就我个人看来，所有这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是因为他们做了官。读完这本名著，这一点显得格外深刻。在我们这个社会，对权力的崇拜是那么的根深蒂固，当对权力崇拜上升到一定程度，对生命的扭曲和抹杀以及人的尊严的强暴就会频频发生。但是，即使如此，在权力面前，百姓们似乎对这种小资情调情有独钟，一方面非它们不娶，一方面，死了都要离。这到底是哪门子心思？哪门子功夫？或是大恨，作咬牙切齿状。或是大爱，恨不得立即投怀送抱。权力机关，似乎与生俱来拥有独特魅力，因为在它的光环下，簇拥着的是叫做权力的毒药。它们，躲在“利益化”背后，支撑的却是一个个“九五至尊”，是皇权座椅旁边的权杖，这个可以用许多生存、文件、前途、公平和奋斗搪塞和敷衍的词语，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度过命运之河的有力可靠的桨板，在这个岩石深林般的现实里，它们隐藏自己的身份却又在时时刻刻掌握着人的命运，我们无法注视它们，无法抚摸它们，却又在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它们。                              三被压迫者的自救。不以暴力抗恶与自我修身。托尔斯泰主义说过：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这就是作者在书中最后要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作为一个词语，“权力”是一种美好，权力本身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和言语之间就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呼喊，不是来自于对抗，而是忍受，忍受这个大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忍受现实给予的苦难与幸福、无聊和平庸、不公和压制。这是个幸福的时代，我们内心的愤怒本该慢慢平息，我们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使命。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有它的使命，就在于发泄，在于控诉，在于揭露，却不是为了向众人展示美好和高尚，于是，丢失了某个时间里某个角落仅存的一丝美好之后，我们没有了单纯的美好，也许用某种判断的理性思维去看待，然后才会发现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恶美丑的一视同仁便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远到天边，远到天黑以后苍穹以外的世界……我们无法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正如权力这一样东西正以无法遏制的态势横扫着社会，滚滚红尘下便是无法窥探到这层外壳下隐藏的血淋淋的真实，也许，是赤裸裸的。然而，又是如此般真切。在它们的严威下，粒粒尘土虽在浮动，虽在漂浮，却是因为没有重量，没有轮廓，甚至裹在身上都不会有太大碍，偶尔积聚起来，也只是那么几颗小东西，便是狠狠挥一下，或者是用鸡毛掸子扫一下，也许还会用抹布擦一下便是了事。待到阳光灿烂时，唱着“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论调，便又是一番赏心悦目了。                      在社会生活中，压迫、剥削、奴役、战争、人们之间的争斗等等，都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相互作用的表现。在一切事物中，权力意志的发挥都表现为抗强欺弱。万事万物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生灭灭，变化发展。对于小说中的涅赫柳多夫、马斯洛娃及其众多革命者而言，在权力面前，活着仿佛就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尾声，是人生中顿足的无奈和希望。他们作为正义的代表（包括后来的涅赫柳多夫）就是要反抗，要抗争。《复活》不仅仅是意味着被压迫者的自救，个人主义也在时代的黑暗大潮中酝酿发酵——我们知道，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身上时常活跃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生命、真正的自我，他只追求既能成为自己，同时也能成为别人幸福的那种幸福；一个是健康、精力充沛、肉体的自我，它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为个人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一切人的幸福。两者不断做着殊死的较量，谁赢就能支配他的一切行为。一次斗争，便是一次反省，一次醒悟的可能。但两者的竞争常常是不公平的。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源于一次意外相见对他内心造成的震撼，能使他不断反省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走上一条相反的人生之路。而我们的"复活"仅仅是缺少这样一次意外吗？不是，肯定不是，我们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敢于复活的勇气和信念，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不可能驱使我们与自身的惰性作长期的斗争。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敢于突破自己，敢于让自己不断地复活。                       

  2013-03-15 01:01:42 作者:黄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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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纯洁的女人，一个时代的悲剧

  一个纯洁的女人，一个时代的悲剧                                 ——《苔丝》赏析 《苔丝》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托马斯·哈代最优秀的一部小说，讲述女主人公苔丝·杜伯菲尔德，一个天真、美丽、善良、诚实、勇敢、纯洁、自尊心强的女人被当时的封建男权社会所不容，沦为他人的情妇，最后因为谋杀而被判以绞刑，走上毁灭的故事。对于苔丝悲剧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阿历克·杜伯维尔的卑鄙，有人说是安琪儿·克莱尔的懦弱，甚至有人说是苔丝失身那天晚上的大雾。但我觉得苔丝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因为她的纯洁，这样一个纯洁的女人，对于当时的封建男权社会而言，是不被社会所容纳的。就算苔丝没被阿历克所诱奸，以她的美貌、天真也会被其他的男人所觊觎，她的性格，注定她的命运是悲惨的。苔丝她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是超前，她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名门贵族之后，也从没有想过从所谓的贵族亲戚中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当他的孩子被教会拒绝承认后，她也放弃了精神上的信仰，在爱情上她追求不含一丝杂质的爱情，离开阿历克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独立，离开安琪儿是为了追求爱情上的平等。但在阿历克的爱情观念中，为了得到爱情就是给予女人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在安琪儿的爱情观念中，男人可以荒唐，但女人必须是纯洁无暇。她的超前思想是不被当时的封建男权社会所容忍的，她的这个社会的叛逆者，叛逆者必须走向毁灭。悲剧的导火线来自于苔丝家老马的死亡，苔丝认为老马的死是她的责任，为了弥补损失、贴补家用，苔丝来到了杜伯维尔家，悲剧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苔丝一步步、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她的失贞主要是阿历克的责任，她第二次落入阿历克的手中是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安琪儿、阿历克的责任，而她最后杀死了阿历克是一个受尽凌辱的弱者对这个社会的最后反抗。但阿历克真的罪该至死吗？的确，他的一个混蛋，他诱奸了苔丝。毫无悬念，当初阿历克是被苔丝的美貌所深深地吸引，是感官上被诱惑了，但你能说阿历克对苔丝没有爱的存在吗？如果阿历克对苔丝真的没有爱的存在的话，就不会在知道苔丝离开杜伯维尔庄园后的经历和因为自己的自私而而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后，帮助她和她的家庭。他对这个纯洁而勇敢善良的女人深深动容了，于是他爱了，也许他的爱并不伟大，他的爱是自私的、贪婪的，但他还是爱了。而安琪儿呢？他也是爱苔丝的，但他更爱他心目中那个他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完美的女人，他一直以为他找到了，找到了他所想要的那种完美纯洁的女人，所以当他知道苔丝失贞并生过一个私生子的时候，他的世界奔溃了，这个自以为“开明”的知识分子还是像当时的封建男权社会的那些男人一样，无法忍受。他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纯洁的女人消失了，当被苔丝质问他不是爱她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多么的残忍，“我爱的那个女人不是你。”“那么是谁呢？”“是具有你的形象的另一个女人。”由此可看出他所爱的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完美纯洁的女性，他把苔丝对于爱情的那小小的幻想都毁灭了，她原谅了安琪儿过往的荒唐，她认为她也同样会得到他的宽恕，毕竟当时她还是一个孩子，她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她错了，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一个女人的贞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男人就算他对你再好，但他始终是一个男男人，是男人就一定会存在男人的通病。个人觉得安琪儿跟徐志摩在爱情上有些相像，都是体内充满浪漫的因子的人，且心目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最爱的也是自己所幻想出来的那个女人。使苔丝走向毁灭的主导因素就是她心目中的天使—安琪儿。阿历克的诱奸、邻里的非议、孩子的夭折，这些苦难苔丝都一个人勇敢的熬下来了。社会的残忍和道貌岸然，人的冷酷与无情，苔丝都经历过了，但她对这个社会还是有憧憬的，对爱情还是充满幻想的，他还是渴望着不含杂质的爱情。可她那最后的一丝希望，却被她的天使所毁灭。生活那样的悲惨，苔丝都熬过来了，但安琪儿的懦弱，他的逃避出走给予了苔丝致命的打击。当阿历克再次来诱惑她的时候，她写信向安琪儿求救，但一次次寄出的信就向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信，最后她彻底绝望了，支撑她相信爱情的支柱崩塌了。相对于懦弱的安琪儿而言，我更喜欢阿历克，虽然他是卑鄙下流，自私贪婪，但他还是存在人性的，他知道自己犯下的过错后，有尽力的去弥补过错，对苔丝负责任，尽量满足苔丝的要求，给予她物质上的满足。也许他弥补的方式不对，但他是真心为苔丝好的。而安琪儿这一词本是天使的意思，但在小说里把苔丝逼向绝境的恰恰是这个号称天使的安琪儿·克莱尔，多么的带有悲剧的反讽意味。而苔丝，一个用生命去爱的女人，也用她的生命证明她的爱。说真的，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她的这种行为很傻，就算她杀了阿历克，她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最后得到的还不是死路一条。用生命去证明爱，真的值得吗？真的就能得到爱情了吗？就算得到了，还有生命去爱吗？但她的性格注定她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她是一个自尊心强、性格贞烈的女人，她会认为这样做事值得的，她认为是阿历克毁了她、毁了她的爱情。原本她已心如死灰，再次做阿历克的情妇只是为了不让家人流浪街头，可是安琪儿的再次出现，但她却再也回不到他身边了，她把过错都归于是阿历克的错，是阿历克毁了她的一切，她的一生已经完了，无法再回头了，因此她要报复，同时用这种行动来表达她对安琪儿的爱,有这种惨痛的方式结束她的生命。看别人的读后感得时候，看到一句引人深思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苔丝被爱她的人推向了毁灭。”看到这样一句话让人感到感伤，是啊！她的父母爱她，却把她推向了悲剧的开始；阿历克爱她，却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安琪儿爱她，却把她推向了毁灭。多么讽刺呀！因为爱她，使她走上悲剧的命运。她的性格已经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被家庭和社会戕害，被那个时代的封建贞操观迫害。这不只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2013-03-14 18:02:09 作者:翁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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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凉的《呼兰河传》

  萧红有着一个寂寞而伤感的灵魂，她的一生痛苦短暂。在她所经历的一切表层的酸甜苦辣的背后，有着一种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就是以清新秀丽的文字揭示出让人颤惊的永恒的悲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这样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这是《呼兰河传》中的一段话，表面上是对季节变换的感慨，实际上是渗透人生状况的沉郁。离开的悄无声息，留下的又备受折磨，这正是悲凉人生的体现。写到七月十五放河灯，开始是写那一派喧闹和繁华：“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呼呼、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但是后面又写到：“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不禁感叹道‘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这是繁华过后的悲凉。热闹过后，是内心的极度空虚。不知漂到哪里，是人生悲剧性的暗示。同样的，《呼兰河传》的结尾想到精彩：“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人生苦短，人无法一辈子依靠着另一个人。祖父年老的时候，我才诞生，我长大了，祖父就消失了。这是一条残酷的公式，不仅运用在“我和祖父”之间，而且毫无例外地运用在一切人身上。萧红用简单却又极富哲理的语言写出了生与死的“单调的重复”，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此外，《呼兰河传》第四章：“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语句段落的重复，不仅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音乐感，也强化了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悲凉韵味。可以看到，萧红时时以自己的心来理解这个世界，关注着生活的苦难和生命的无常。伤感的灵魂加上明丽、超常规的语言使《呼兰河传》蒙上了一层悲凉的底色。

  2013-03-13 21:50:41 作者:莹光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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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基层，关注民生

  走进基层，关注民生湛江师范学院  谭勇娇 三农问题，一直位居“两会”期间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排行榜前列。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处涉及百姓民生，于细微处体现着政府对百姓民生问题的关切。 他提出一是要转变作风摸实情。他要求全体执法人员转变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树立群众观念，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通过走访群众、基层调研、驻村蹲点等方式，深入田间地头、社区院落和基层执法单位，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交流。二是解决难题办实事，着眼群众急盼忧怨，区分情况、分类推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按照“定责任、定时限、定标准”的要求，解决一批群众关注近期能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三是惠及民生求实效。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抓起，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把解决问题的措施落到实处，使广大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得到看得见、摸得着、落得实的利益。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干部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能力。尽管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政府给了农村很多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学生减免学费；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实行优惠政策；并且政府人员经常走访贫困家庭，发放衣物和救济金……可是我们村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落后的，比如说家乡的路依然是天然的‘黄泥路’，下雨天村里想要运送货物依然十分困难……为了进一步走进基层，关注民生，我和班上几位同学进行了“走进农村调查民生”的实践活动。经过调查，我总结了几点我的家乡高州深镇的几个民生问题。一、养老问题突出，老龄化的问题严重面对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加上我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老龄化对我国农村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养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单一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缺欠 现在农村依然以家庭养老为主。一方面，“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的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由于年龄增长使得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尤其是高龄老人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加上自身积蓄不多或没有积蓄，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09年底还只能在百分之十的县开展试点，绝大部分农村尚未推广。一直以来，村委会只是负责大方面的政策指导，对于妥善安置老人的工作没有经验，对自身将要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并且村委会单方面不具有收留、照顾孤寡老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2、病有所医差距太大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地区很不完善，使得那些劳动能力下降、收入水平普遍很低的农村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往往只能由家庭承担。个别患有重病的老人只能根据自己的财力和儿女们的经济收入量力而行，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小病拖、大病扛”，有病不去看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老人家庭有能力支付医药费用，往往也会因为农村医药资源短缺导致的就医费用相对昂贵而又使得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二、留守儿童和教育问题较为严重在农村，由于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外出打工，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留守儿童长期没能与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些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心理方面，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父母关爱不够。据调查了解，父母亲常年累月在外打工，一周、一个月、半年甚至一年都难得打一次电话，不能很好地和留守儿童维系亲情，沟通思想，鼓舞上进。有的留守儿童还会因为长期与老人住在一起，产生“隔代亲”现象，导致父母和孩子感情不深，彼此之间产生隔膜。2、教育问题日趋明显。一是监护人教育难有实效。留守儿童多是隔代监护，祖辈与孙辈之间年龄相差在40岁以上，思想观念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加祖辈多数受教育的不多，甚至有文盲的，因此是物质关心多，精神关注少，难以引导孙辈进行正常的学习。二是学校教育无法到位。留守儿童上学的地方离家里都比较远，上下学要在路上占相当多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多，老师很少对学生进行家访。3、监护人精力能力不够。父母委托的监护人往往是女性或者是祖父、祖母等年纪较大的人，这部分人或者由于忙于其它的事或者由于要同时监护几个小孩或者是年龄较大而精力不够，投在留守儿童的时间和精力不多。其次，不少监护人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因此，他们的表达能力不够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不够了解，不能给予他们必要的法律、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基本常识的帮助、指导，不能在学习上予以辅导。三、农村医疗没有保障在农村中，看病难的问题还是十分突出的，医疗水平也比较落后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也很难享受到国家的医疗救助。在一些贫困农村地区，贫苦的农民得了大病，只有求助于江湖郎中和本地的土方医生。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很多农民不敢看病，人们是“小病不用看，大病没钱看”，“小病等着好，大病等着死”，“小病挨，大病扛，小病拖成大病”。农民看病不是根据病情看病，而是根据经济承受能力看病，按照农民的话说，就是“有多少钱，看多少病”。针对以上的民生问题，个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要大力推进教育事业均衡化发展，特别是要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问题，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二、政府加强传统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和推广医疗保障制度，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三、要着力解决看病难。要大力完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药价虚高，让群众看病方便、治病便宜。要完善和健全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加强对特殊困难群众的救助，确保弱势群体的生活底线，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从与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了解、交流中受到真切的感染和体验，从无数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使思想得到升华，社会责任感增强。在实践中，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提高了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可是由于农村的很多现实条件，比如说外出青壮年太多，留在当地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村委会成员的监督很难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民选的"村官"反过来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情况。因此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关系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社会有效治理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问题。因此，我们普遍都认为三农问题是当下以及今后中国的一个长久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2013-03-10 12:33:28 作者:谭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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