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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那年华似水 （原文发表于《广东金融学院校报》，有增删） 夜枕溪流，小溪就在小屋坡下，潺潺的流水声在静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夜鸟声声，水流澹澹，抒成一体，化作青春诗的伴奏曲，轻轻地吟，吟给自己的心听，毫无顾忌——人生苦短，韶华易逝，这曾是让无数文人佳丽的苦叹与吟唱的主题。今夜，伴着窗外的一地月光，又让我触摸到了心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湖边的许愿树，一如往常地在湖的那边摇曳，摇落了满天的繁星，缀落于水面。三十年弹指已过，青春的故事或近或远，却时常在耳边回响呢喃，让人扑朔迷离，曾经的心灵之约，却在聒噪不休的世界里不断地重复与逝去，而我又将如何用那一如既往的平心与静气去呵护那不断逝去的青春与故事呢？回想儿时，在天空白羽一掠而过的感动中，读着一首首清新的童谣；如今，每每坐在柔和的灯下，从笔底流出的却是长长的怅惘，缠绵而悠扬……最初读陈子昂的《念幽州台歌》，因为感叹文中的苍茫而沧桑，于是，在初秋的一个黄昏，我一个人静静地伫立于山海关的城楼上，面朝东北漠漠旷野，隐约在尘烟中感受着那来自远古的战鼓声响。当时就如醍醐灌顶：“历史的长河，一切都如尘土的飞扬，来去匆忙。”于是在频频的回首中，让我领悟历史的更替与人生的无常。曾不明白诗人们为何总是用悠悠的江水来形容人缠绵的愁绪，翻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诗篇，却有感于那“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惆怅。于是，也就明白了晚江秋水只是怅惘中的一个极致，而冷月下透着嫩寒绿意的碣石也仅是对生命最无奈的诠释。随徐志摩在“印度洋上的秋思”中一起漫游时，不想做迷恋于青春情酣的男女，也不为那恬然安睡的婴儿动心，只为他那心头永驻不散的薄雾而牵挂；就因为那是一种难言的失落与不幸呀。这如稚子般轻灵的小小安琪儿，在十五月华的庇护抚摩下，他的“赤子之心”于生命和未来的眠床旁悄然掠过。——诗人永远是生命本真的同义词。还是喜欢余光中的清淡雅致，和对现代人生活如同细雨般的推敲。在窄窄的浅水湾里，于一个雨季的芭蕉叶上和陌陌深巷里，满怀着的是他那对时空流转静静的探求。不能说没有一丝的感伤，但那留在石板路上浅浅的足音，于当下喧嚣浮华的文化都市里，听起来却是那样的清脆与真挚。曾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短暂而感伤；也曾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无奈而慨叹。只是，从未为此而难于释怀，清楚地记得席慕容的那一句诗：“生命是一首悲欢交集的歌，我们都是那唱歌的人。”瓦蓝如水的天籁，夹杂着耳边冷冷的鸽哨，回望那渐行渐远青春，留下的只有阵阵刺痛和那叫“空茫”的幸福。——无法言说的青春，欲说还休的年华！
2016-01-11 12:01:39
作者:陈超
来源: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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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代际”递嬗及其文学史意义 （发表在《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改） 从“代际”视角去审视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精神理路，是学界惯用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对“80后”文学。流行的观点认为，“80后”文学是伴随着网络媒介发展起来的，是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其实这种论调存在着一种严重的遮蔽，因为它将占据“80后”近1/3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其创作给忽略、排除在外了。于是，谈“80后”文学创作假若只是停留在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上，或只是规束在游戏、消费、自恋、欲望、颓废、偶像、暴力等关键词上，都是不科学且带有偏见的。众所周知，早期的打工文学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底层文学”论争的深入，才逐渐被归置于底层文学的范畴之内，但时常仍受到艺术水平低下、审美精神欠缺的指责和冷眼，虽然不乏有相关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现实的问题是，在当前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正不断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即农二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精神旨向、城市融入心理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深刻的差异时，作为其精神及心理的文本投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学创作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性及承接性，却一直没有被人系统和专门地提起。因此，把“80后”的新生代文学创作群体和特征从仅仅的几个人物、符号的代表，延伸拓展开更为丰富的群体存在，这不仅对于重新认识“80后”文学创作的整体概貌和内在精神，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之于第一代农民工在精神旨向、价值观认同和文化心理之间存在差异有着切实的意义，而且特别是从文学发展史角度去重新考量“80后”这一批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之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一、叙述风格与文本表征从“代际”的宏观视角去描述文学之于时代、环境以及群体精神气质的关系，其本身就可能存在着谬误和不足，因为任何概率的扫描都不可能涵盖其中内部的所有个体，但是时代之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及表现，最有效和便捷的考察途径不外乎对最贴近“生活现场”打工文学的考察。“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这一称谓，较之在文学评论界很早就定义的“新生代作家”（即把60、70甚至80后统统归于帷下的统称）要具体的多，他特指一批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打工作家。近几年来，集中在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工业城市的萧相风、毕亮、陈再见、昌平、傅关军、唐诗、程鹏等一大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生代”打工作家已经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较之与第一代的打工作家长期受到主流媒体的排斥和疏远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星星》、《作品》等国内权威和主流期刊发表了作品。同时，他们之于网络媒介的能力也丝毫不比众多80后“青春派”、“穿越门”的作家要差。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创作题材更为丰富，其中的叙事题材已经不再简单停留在乡土情结、打工纪实、城市欲望等方面，它开始向农民工家庭伦理、心理问题、城市底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题材延伸。如毕亮在《外乡父子》中的“男人”带着瘫痪的父亲出外打工，租住在出租屋里，“男人”的故事围绕着打工、失业、收破烂，思念女儿、照顾父亲、找小姐等细节展开。而这些都被纳入到我这个替人收房租的打工者眼里，从中表现了“男人”在底层生存的伦理取向和困境。而对城市边缘儿童和农民留守儿童的关注，则更为集中地表现在陈再见的笔下，在陈再见的《张小年的江湖》中，只有十二岁的张小年，父母以捡垃圾为生，他却通过从偷家里捡的饮料罐，到抢小朋友的钱，到撬别人的门窗，再到去偷锡渣——由此展开的“江湖”纪事和犯罪，却成了他们这一群同为城市边缘儿童的“英雄”之路、独立之路。最后，张小年在偷窃现场被抓，他却通过说慌称自己是“受制于黑社会”，自己是自救的英雄，这不仅获得朋友们的敬仰，还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赏。作品对城市边缘儿童生存状况的揭示及对其内心道德逻辑的分析，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在另一篇《妹妹》的作品中，陈再见通过描写“我”放弃自己刚出生的女婴救治，回顾自己早年父亲将刚出生即不知死活的妹妹遗弃至死，母亲也因为妹妹的死而发了疯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计划生育背景下两代人“重男轻女”的伦理问题，震撼人心。不仅在题材上新生代打工作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叙事有了更为深入和广阔的拓展，而且在语言和作品叙事风格，他们也进行了更为多元的尝试。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他把打工生活中的关键词如加班、流水、出粮、集体宿舍等，进行了细致的注释，萧相风自己也坦陈：“在文本的结构上，我对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一些借鉴。我感觉到用词典方式写作我所经历的南方生活会是一个好途径。其中也有很多创新，比如我从我从事ISO认证工作的专业出发，给每个关键词的词根附上了关联或衍生的注释。”[1]而毕亮的语言也极其简约，甚至有卡佛简约主义的风范。这种较早就开始对语言自我风格的锤炼也表现在程鹏的作品，他在《在大地上居无定所》中表示：“这些词语从我身体的暗处醒来抚摸着我”，“这些词语汇合成血液从我的四肢骨骸流出来”，“这些词语会从我的肉体里出来再注入我灵魂中去”[2]等等，这种对自我表达的自觉维护，也较之于上一代农民工的打工叙事，表现出了新生代打工文学姿态的整体自信与个性化走向。同为80后的打工作家，他们对于网络和媒介的运用与青春派、穿越派、玄幻派、情色派基本不相上下。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首先在网上连载成功之后才进行纸质出版的，《中国式民工》也是。新生代打工作家较之第一代打工叙事者，具有更高的学历和文化，他们的表达与计算机网络有着天然的联系，网络的平台较之传统的文学期刊能更快、更直接传达他们的作品，更不用冒随时被拒稿的危险。从天涯社区散文随笔、榕树下、搜狐散文论坛、网易散文论坛及红袖添香等网站考察中发现，很多关于打工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出现，而且出现很多赞赏的跟帖。这些网络写手一方面满足了自己情感欲望的发泄，将自己在打工生活中的各种情状与诉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市场价值。另外，真正从创作上他们立足于底层的“他者经验”的想象，把自己生活中的理想与希望、矛盾与困惑、痛苦与失落等原生态的感受表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有一种生活的质感，戡探出时代生活巨变与精神变革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早期农民工叙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学叙事和精神审美之间必然隐含着深刻时代要义和文化内蕴，隐含着必然的联系和内在区别。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带来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这是打工文学在“代际”话语场域中所要阐述的重要命题。 二、“代际”递嬗与审美差别城市化进程带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及道德伦理的沦落，这同样表现在同属于“底层”的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价值观认同及文化承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由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这种价值取向的变化自然地投躲到农民工文学的创作上，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真实质朴却又鲜活开放的话语类型，而其天生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又给贫血的当代都市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自1980年代珠三角地区“民工潮”现象出现，迄今已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和文化判断上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在于城市化发展带了失地农民工在向“新产业”工人转化过程中对城市体验的全新认识和不同诠释，这正如有人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3]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与消费时代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商业运作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新生代打工文学叙事与早期打工文学在创作心态、创作题材和审美精神等方面的转变。（一）文学心态：从“城市排斥”到“城市认同”。早期的打工文学在涉及“进城”母题时，大都表现了他们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痛苦。谢湘南的《我醒来时》就刻画出了刚走进城市打工者的惶惑不安：“火车并非停在想象的旷野/我下车在所有下车者的后面/行李/阳光显得陌生/我醒来时/天空已经凌乱/我的声音传不出/更积着焦虑/我张目四望/小心翼翼走过城市的隧道”，林坚《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我们INT》、《下一站》等小说都刻画了打工者作为城市异乡人的漂泊无依的孤独。《别人的城市》写主人公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孤独感”和怀念乡村传统的情绪。黄秀萍在《这里没有港湾》说道，打工者“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她们在这座城市里拼搏，“出租屋”就是一个打工者漂泊灵魂时的归宿，“暂住证”就是他们的身份，许多的打工者被挡在了城市大门的外面，对于城市他们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作为出生在19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在新世纪之后来到城市打工的，他们缺乏对于农民体验式的深刻记忆，对于传统农民的身份认同比较薄弱，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过客，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城市生活。毕亮在《礼物》、《外乡父子》中关注底层，试图揭开城市的疤痕，对外来务工者给以深切的人文关怀；陈再亮的《张小年的江湖》讲述的问题少年张小年也在城市里的“闯荡江湖”。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他们的城市虽然充满着苦难，但乡村作为一种比较的语境已然消失在具体文本的叙事中，新生代打工作家的城市虽然还是陌生的或是苦难的场域，但是从他们一踏入城市，城市已经自觉成为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场域的汇合，他们没有乡村，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空白与城市的认同导致了传统乡土认同的消解。（二）创作题材：从“工厂叙事”到“社会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早期农民工进城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打工赚钱再回家娶老婆、盖房子，因此，“赚钱——回乡”是他们的心理主脉。因此，可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打工环境、工厂阶层和生活待遇的物质体验，如为了维持生活，在周崇贤短篇小说《我要活下去》中写出了打工者的辛苦，他们不分昼夜的像机器一样忙碌着，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变得奢侈，她们必须拿着工卡请假，而且来回只给3分钟，每月只允许五次，若超过就扣5块钱，打工妹们为了赚钱只好忍着不去：“便少喝水，多流汗，然后，憋到下班。”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已经较少直接去表现打工环境的苦难呈现，很多时候他们已认同了城市的规则，不再敌视或抵制打工规则，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更多的开始关注农民工留守子女、婚姻情感、农民工心理等问题，试图把打工文学从“工厂文学”拓展为对整个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比如陈再见就曾公开表示：“我关注的题材很广，我当过代课老师，当过普工，有自己的乡土，也有自己的城市，这些都是我笔下的题材。这还不是全部,我还可以观察到身边的很多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比如企业主、设计师、白领等。”[4]如唐诗的《病》和《工厂里的病》则关注长期被忽视的农民工心理问题，写出了打工者心理疾病，在《工厂里的病》写了“我”在追求女性失败后，竟然老是幻想将她奸杀，颠覆了农民工的传统形象。（三）审美精神：从“苦难叙事”到“问题意识”。打工文学的精神主题及其审美旨向是一个被过渡诠释的话题。早期的农民工远离家乡，艰苦谋生，他们以流水线上的苦难为标本进行实录或再创作，其作品大多直接鞭笞现实生活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艰辛，因此“苦难”就成了他们纪事和创作中最常见的词语，苦难底色特别重，而这也就是其文字通常指责为“展示苦难”、“苦难堆积”、“苦难渲泄”的根源。如在《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这本囊括了二十年无数打工者催人泪下的呐喊和心血的诗集，到处随手可拾的是卖猪仔、歧视、羞辱、疼痛、加班、流水线、暂住证等这些触目情心、冷酷无情的词汇。这种苦难现实与艺术表达的协调与超越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有了新的表达，他们不再直接地书写苦难，而是从呈现和构造中营造苦难。他们认为：“对于痛楚，我们是无法规避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味地叫苦叫痛,这种呐喊的方式不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持久生命力所在。”“要善于看到别人没有关注到的东西。”[5]同时，陈再见在谈到他的小说《危险无处不在》中指出：“这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问题少年离家出走后被家人找回来,当家人问他一个人出走不怕危险吗?他的回答令我震惊—— ‘危险无处不在’。”新生代打工文学对“苦难”的理解，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较之早期打工文学有了很大的跨越。 三、“非虚伪”创作及其文学史价值新生代农民工与早期农民工的城市价值观取向存在整体性的差异，这种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于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加剧。”[6]但在确认这两者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其两者之间的承接，即两代农民工的文学基于自身生活的体验对生活和现实提出了质问和思考，这种文学经验来自于底层，并植根于此。几年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谢绝了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邀请，放弃了体制内写作的机会，因为她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7]这是否可以看成是新生代农民工坚持对创作独立性的心声，是保持“在场感”实践的自主性选择？这种体验式、在场式的文学创作与近年来主流评论界提出的“非虚构”创作存在某种关联，《人民文学》特别设立了“非虚构”专栏，而打工文学作者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梁鸿《梁庄》等都相继发表在这一栏目。而对于怎么看待文学的现场经验表达？笔者认为，其根本不在于虚不虚构，更在于虚不虚伪的问题。这种“非虚伪”体现在打工文学叙述上是对底层弱者的关注，让日常的、现实的经验成为叙述的来源，从而拒绝所谓“80后”文学的穿越体、玄幻体、动漫体，脱离开自恋、复制、梦呓的底级审美情趣，从而达到对边缘的、平庸的、真实的语言和形式去抚慰时代创伤和生存困境的目的。那么，总体上应如何去理解和认识新生代打工文学的这种非虚伪创作，如何去检视新生代打工文学的审美旨向和文学史价值呢？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为“80后”文学的正名提供凭据。一直以来，80后文学被规束在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甚或是玄幻文学等带有偏见的“另类光环”下，而且有继续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背景下持续发酵的趋势，这种现实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警觉：“现在很多年轻的作者写的是都市的生活、奢华的生活,或者是喝咖啡的、游历世界的、住高级酒店的、打游戏的生活。我非常担心一种生活被过度强调和过度书写之后,会带来一个问题。一种强势的生活可能会把一种无声的生活殖民了，遮蔽了，从而让无声的生活消失掉。”[8]而作为同处于一个时期的新生代打工文学正在建构起他们独特的话语形态，他们把原来只停留在天马行空、虚无缥缈的“贫血”文学，拉回到可触摸的现实和丰富的生活内部，热衷于对社会民生疾苦的抚摸，从而使“80后”新生代文学整体形象从遮蔽走向敞亮，并为保持当代文学生态的平衡，以及文学多元激荡中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其二，为打工文学传承的提供发展方向。传统的打工文学因其深刻的现实批评精神为评论界所称道，但其内部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过于狭隘的“工厂化”题材、沉浸于对苦难的过多渲染等则一直被人所诟病。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保持于亲身体验式的真实文学姿态之外，不管在文化自觉甚或是文学修为层次上，都较之于早期的打工文学作者群体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他们较少的农村生活体验、成长过程中较为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记忆，对城市生活的自然认同，都为其形成更为理性、更为冷静的文字，提供了前提；而这又在另一个方面，不自觉进推动了新世纪打工文学整体的进程。其三，为都市文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当代都市文学受制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都市文学创作的卫慧、棉棉——这些被后来称为“70后”新写实主义者，他（她）们开始从现代城市的角度来展开文字，起初获得了众多的眼球，但终因过渡的思想放纵和漫无目的游戏精神，文字中间充斥着大量的欲望、性和下半身的肆无忌惮而饱受世人的指责，而后都市文学一直徘徊在传统市井文化和现代城市欲望的壑谷中，左右摇摆，终因缺乏现代城市精神的注入而郁郁不得志。新生代打工文学作者因较少的农民、农村经验，作为新中国以来正式的第一代“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开始展开了对城市底层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来自于城市的边缘和底层的具体经验，恰好是原来只浮在城市表层和小资趣味的中产阶层所缺乏的，城市精神的建立需要多维元素的渗入，而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又恰好是未来城市文学的重要内容。如吴君的小说《十九英里》就成功塑造了都市女性的形象江蓝英；徐东的系列小说《过生》、《丝袜》、《微风》等则关注城市中个体存在孤独感，为现代都市精神提供新的样本。 后 记对打工文学进行“代际”的划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梳理和认识当代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特征演变和内在肌理，在于更为科学地拨开对“80后”文学整体性认识的遮蔽，以更为全面和科学态度和客观的精神地认识“80后”文学精神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生代打工作家的涌现恰好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主流化的时代背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角色的亲历者、观察者与书写者，新生代打工作家踞立于打工文学突围与转型的当下，在打工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中发出了新生代劳务工不可或缺的声音。随着昔日峥嵘岁月的流逝和新的历史时机的到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缀满象形文字的闪闪星空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学创作必将之于丰富“80后”整体文学形态的呈现，对于充实未来都市文学创作的内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生态构建，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更为广阔平台。 参考文献[1][4][5][8]方晓达：《新生代打工作家的理想与声音》，《南方日报》，2010年12月7日.[2]程鹏：《在大地上居无定所》，《作品》2010年6期.[3]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北方经济》2009年第5期,第7页.[6]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4期，第160页.[7]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页. 陈超，男，1981年8月出生，广东梅州人，中共党员。现为广东金融学院团委副书记（副处级），中文专业副教授，同济大学文化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11年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国内访问学者，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社会兼职包括：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晚报》、《新快报》、《广东金融学院校报》等报刊媒体发表通讯及文章近100篇；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出版专著《城市化中的文学景观及精神向度》一部，著作入选广东省文联“南中国文丛”；同时参编的有《国学教程》《青春十年》等著作5部曾获2014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学习十八大”征文一等奖，获2011年、2013年“广东高校校报好新闻”通讯类和消息类三等奖。
2016-01-11 11:58:45
作者:陈超
来源: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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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泪是金》读后感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1班 戴帝尧 翻开这本书,我沉默许久,眼泪如自来水管中途泄漏的清泉,不停地向外涌出,书中那些贫困的学子及其家庭，社会爱心人士的故事使我泣不成声。翻开书晴天一阵霹雳,震撼人心!时光在倒流,在那个刚实行市场经济不久的贫困年代,一个个莘莘学子是用生命在读书；一个个永不放弃的父母,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下一代的成才；一个个爱心人士奉献的是一颗颗真挚的爱心……一个个受尽苦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因为家里贫苦，又面临辍学的危险，即使历经千辛万苦凑足学费，生活方面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次次因为营养不良生病住院。国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爷爷不是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吗？我们国家要走向富强就要发展，发展就缺不了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发展归根究底还是需要人才。当他们都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时，国家不仅缺失的是一大批人才，缺失的更是祖国发展的方向、动力。看到这些正在茁壮成长的树木正在悬崖边随风摇曳，或许他们能茁壮成长成为一棵棵参天大树，最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为祖国的未来撑起一片天，而造福千秋万代，然而更多的是他们因为贫困生活而一落千丈，成为精神上的贫困者，回到贫困的家乡继续干着贫困的事业，成为路边无名的小草，又或者已被连根拔起，那时他们的梦想永远只是梦想，他们的梦想破灭，承载着家乡父老乡亲的期许也将泯灭，呜呼！祖国的发展又向后推迟了几步、几年甚至几十步、几十年······每当想到这里，仿佛自己也只身深入到寒风刺骨的冰天雪地中，孤立无援，然而身上仅有的一缕烛光也将熄灭。其实这样的苦命孩子还有很多······这是心的呼唤；他们多么想上大学，进入大学能继续完成学业啊！谁喜欢半途而废呢？谁喜欢自甘堕落呢？谁喜欢放弃梦想呢？人穷志不穷，他们的志向是那么的高远，然而现实却辜负了他们，于是他们不顾千辛万苦，千里奔波打工挣学费，以其说他们为了学费打工，不如说他们为未来而付出，他们靠自己坚硬的意志而又稚嫩的双手，日夜辛劳，尽管工资杯水车薪，但也能缓解一时之急，他们的精神使我为之动容。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那么幸运能找到一份工作来拯救自己的学费的。我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当这首歌在祖国的神州大地上回荡时，一个个爱心人士不求回报，奉献的是一颗颗真挚的爱心，书中的李赛明妈妈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妈妈和赵广涛素不相识、素未谋面，李妈妈仅是通过一次电视求助节目才了解这个等待救助的清华学子，之后他们之间就演绎了一段情深海的母子之缘，他们不是母子胜似母子。她无私的奉献，不仅物质上给予自己全部的工资的支持，也从精神上给这个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至死前也为这个儿子着想，生怕耽误他的学习，并吩咐家属自己离去了仍不要告诉儿子自己的死讯，并每月照常支付儿子生活费，照常代笔通信······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往常。她们的母子情感，真正的超过了血浓于水。她们的母子情感“惊天地泣鬼神”，神州大地上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为这个祖国感到光荣。这是爱的无私奉献。她们的事例感动着我，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格言就是对这为伟大的母亲最好的诠释了。其实这样的爱心人士也还有很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保住这个“顶”，国家发展强大也要保住这个“顶”，这个“顶”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知识是发展的一切动力，我们国家不能失去这些怀者满腔知识而又有远大理想的莘莘学子啊！看着一个个苦命的孩子，寒窗苦读数十载，历经千辛万苦，带着社会爱心人士的关爱，多么希望他们今天已是国家的栋梁，并已开始回报社会，倘若能看到他们的今天有所成就，我将不再是痛苦的流泪，而是幸福含泪微笑。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未来，我也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我坚信历经风雨的彩虹才是最美的。然而那个年代已悄然过去，如今已步入二十一世纪，难道今天处在大学的莘莘学子，都是富家子弟吗？他们都是否还有一部分人依然延续者历史的轨迹还在蹒跚者前行呢？是否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在为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即使考上了名牌大学、重点大学而又依然在校门口徘徊呢？你能肯定得说已近没有上了大学而又无法继续缴交昂贵学费，生活费而选择退学的学生吗？你能说现在大学里，没有相当大的一批贫困生、特困生吗？我想答案肯定是有的。最后我想说：“请给那些处在寒冷的学子们送上一缕烛光吧！明天他们将温暖祖国地大地”。“祖国的‘父老乡亲’，请真情的付出，您救得不是一个会复制知识的机器，而是祖国未来的高科技术人才”。“祖国的‘儿女们’请珍惜父辈们的无私奉献，用你全诚赤子之心，拼搏向上，永不言败，待你也成长为一颗颗参天大树时，把别人传递过来的‘心血’，播向祖国的神州大地，让‘爱的奉献’千秋万世传承下去，让这个世界变成爱的海洋吧！”。 2016年1月8日
2016-01-10 16:48:22
作者:戴帝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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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海人》有感暨南大学13级美学硕士研究生 陈润攀 鄙人读长篇小说总爱挑一些特殊之日，以在心理上给自己一个仪式，毕竟是大部头作品，不可草率行事。开始翻阅谢仲馀先生的长篇小说《人海人》，鄙人选择在丁亥月戊子日，因正值立冬，宜动土、解除、出火等，颇具象征意味。花两天的时间，读一本对自己有启发的书，这不失为一桩美事！在此，作为众多读者中普普通通的一位，鄙人也斗胆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以对自己的阅读做个总结。在小说的正文之前，谢先生便提出一个厚重的问题：“同是吃粮食却养出多种人。同是人，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是命中注定？是造物主的安排？是命运如此？难道是‘宿命论’？难道一切都不可改变？是福至才有心灵吗？”一言以蔽之，即人如何存在的问题。其实，谢先生是在自问自答。它的答案虽不明确，但只要读过小说便不难找到。我们可以拿小说主人翁船儿的事迹来加以分析。诚如谢先生所说，船儿是“一个命运最差的人，出生在不该出生的时日”。出生前家业被毁，家人被恶贼追杀，逃亡海上。更不幸的是，占卜者预言其为灾星，险些让其命葬大海。他至九岁时才获得一个草率的姓名，而同年竟被胞兄们夺走仅有的赖以活命的一点钱，从此步入一条无比坎坷之途。但尽管如此，身在人如草芥的乱世，那般命运多舛，船儿却表现出了一些异于“常人”的可贵品质。例如吃苦耐劳。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船儿谨记多年前父母曾对他说过的话，说为人要厚道老实，要不惜身地干活，贱力得人敬。他谨记，并付诸实践。他在“葛朗台”江捉虫的屋檐下吃着二碗白粥而卖力斩柴，在矿山吃着别人一半的米粮而替各位大哥洗衣服、点烟、端饭菜，就连在矿长办公室亦不懈怠，白天一刻也不停地干活，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再比如勤奋好学。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船儿谨记父亲临终前须好学的教导，先是以树枝代笔，借月光写字，练习四书五经，再是阅读许多初级读物，再是到军校苦学军人的八门功课。古人有刺骨悬梁、凿壁偷光、萤囊映雪、燃糠自照等故事，相较之下，船儿之精神丝毫不落下风。再譬如知恩图报。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况人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船儿年纪尚小时就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顾不得胸口极痛，立即向救命的老板娘扣了六个响头，而后更以辛勤劳作报恩。船儿事业有成时，老板娘一家穷苦，他隐名赠送财物。六不先生临老即将破产，他亦及时无偿送上铜矿。谢先生说：“世间万事万物皆可变，都在变，事在人为。其命运实质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因果。”然也！船儿之所以能在成年后既叱咤战场又驰骋商场，以西方存在主义理论视之，是因为他选择了自己最本真的存在，而没有沦为“常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共处的结果极有可能是自己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泯灭了自己的独特性和突出之处。船儿与下层人民共处，一直保持着自性，不平庸，也没走上恶道。海德格尔说：“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我们知道，我们被抛于这个世界，是无缘由的。我们存在，便是在所在的世界里存在。但是，作为人，可贵的一点，在于能在，即在本质上选择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船儿被抛在乱世之中，他就不得不在乱世中。而在乱世中，他既可以选择失去自身，也可以选择获得自身。显然，船儿选择了后者。这点可以在船儿第一次行乞时就可见端倪，他当时这样自我叩问：“我伍滴真的变成了乞丐了吗？天呀！”他是多么不想伸手去接他人的施舍啊！他不愿沦为惯乞，占尽慈善家们的便宜而自诩聪明。小说的最后写到了一个名叫陆五凤的女子，该女子也有吃苦耐劳、知恩图报等好品质。成人的船儿经过一番简单的探问后，便决定将其娶为媳妇。奇哉？不奇怪！那不就正好反映了船儿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保持本真的自己吗？
2016-01-03 17:10:00
作者:陈润攀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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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美女雅姿娘（二）潮汕古代美女传 接上文《潮汕美女雅姿娘（二）——潮汕古代美女传（之一）》你所不知道的潮汕女人我会想着两个古代潮汕美女的故事为什么会如此广为流传？或许在她们身上将代表着潮汕女人所不为人知的一面。无论是苏六娘还是黄五娘，她们首先都是一个“美”的形象，代表着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美女的追求。什么是“美”的形象，放在女人身上，可以说就是“人人都想要的那种女人”。这一点在现在流传的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中都有体现，如杨子良对苏六娘悔婚的穷追不舍，再如林大鼻对于五娘的无赖蛮缠。以及时人对其的赞美之词，“爱娶雅牡苏六娘”便是最好的例证。我们说潮汕雅姿娘天生具有贤美的特质，在这份贤美的掩盖之下常常会被认为毫无见地，生性软弱，只会逆来顺受。这种观点无疑是给潮汕女子扣了极大的帽子。她们表达出潮汕女子想要也敢于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的一面。在潮汕地区，男尊女卑的遗风至今犹在。从一个客观现象来看就可以大致明白这种思想有多么根深蒂固，几乎每户潮汕人家都希望生男孩，尽管计划生育办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潮汕人民不认这个理，有男丁才能有财丁兴旺。笔者的好友之中就有好几个是前四女后一男的组合，很明显，最后生下这个男孩才算是最终了父辈“传宗接代”的愿望，女孩不算。在笔者的实际生活之中，就有好几个女性朋友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结束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爱情或者不得不嫁与自己不是那么深爱的男子。所以，潮汕女子无论在古代还是现在，对于爱情的自由，对于婚姻的选择，都是备受压迫的，而不是她们不想要自己的追求与选择。正因为现实如此，所以像苏六娘宁死不嫁杨子良，五娘愿为陈三奔走异地他乡，无疑正面表达了她们这种心声，深入百姓的生活实况，难怪有人说：“在过去, 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 以陈三五娘为楷模。”正是表达出这种观点。但是她们不软弱，她们只是温顺。也正是因为这种温顺，使得她们对待逆来事务，很少反抗，顶多就是不顺从。苏六娘备受折磨，她也没有正面对其爹娘吵闹威胁抗争，她仅是深闺中暗自垂泪到天明，待到天明投河寻了断。黄五娘最后只能选择借病拖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把陈三的事情向自己的爹爹提起，最后的出走私奔也是一种不顺从之下的最佳选择，没有吵闹没有抗争，一走百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但是和潮汕女子相处也是不容易的，她们如果受了委屈，绝不会找你大吵大闹，她们仅仅是哭。就仅仅这一哭，足以使你平静下来回想自己是如何深厚的罪虐，让待你如此好的女人落泪。下面是具体摘录的一小段《陈三五娘》戏本：【旦】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日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日不贫贱乎？况兼流薄之子，仔嫁给他，枉害仔身。这里很鲜明表达出黄五娘“男女婚嫁，莫论高低”的观点。潮汕地区有一个很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很讲究男女门当户对，父母总认为给女儿找的归宿，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标准，家境不够殷实女儿难免受苦；另一方面，潮汕女子偏偏不是很看重这点，有古语言“嫁人不可嫁田”，说的就是嫁一个男人不是看他父辈留下多少田地，而是看他为人怎么样。特别到了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潮汕女子能够将这种特质保存下来是很难能可贵。据闻，某一高校曾经发生某潮汕男与富二代争夺一潮汕女的情形，那个潮汕女孩跳上了潮汕男的单车，对着富二代宝马说了句：“我就是要坐潮汕男孩的单车也不要你的宝马”，一时间在该地引为热点话题，同时也引得无数屌丝钦羡。想必以上总总原因的结合，使得潮汕女子在广东地区乃至全国享有极高的美誉。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有些原本优秀的特质已经流失，我们无法给出定论说是好是坏。总之，如果作为新一代的潮汕女子，如何使自己超凡脱俗，我想可能就是那份秀美韵美贤美之下，再加上自己的独立精神与敢爱敢恨的选择吧。这一点，将在下文那些现代潮汕美女之中有所展现。2013、10、3
2016-01-03 16:59:36
作者: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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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美女雅姿娘（二）1 潮汕古代美女传 爱娶雅牡苏六娘（牡：音mou，义妻子）潮汕地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欲食好鱼金针鲳，欲娶雅牡苏六娘”，借以表达出苏六娘的美貌。苏六娘自幼天资聪慧，貌若天仙，文静贤惠，在清朝谢巢云长诗《苏六娘歌》有言：“卓女远山羞眉黛，丽娘吹气胜兰香。天然十指麻姑爪，红玉雕成增窈窕。惭煞唐宫染凤仙，落花流水难成调。”苏六娘喜欢从东门外宋代石桥出入乡里。每当六娘过桥，绿竹小桥流水美人，风清裙摆花香蝶舞，互相映衬，行人驻足。待到六娘二八佳龄，成为时人争先追慕对象。苏六娘历史上确有其人，其故里在揭阳县雷浦村。话说其先辈自北宋时期便在潮州府当官员，后至此择地造府，并请潮州知府起名“雷浦”，意为雷震万物，福泽桑浦（山）。到了明代，苏员外操守祖业，苏安人林氏勤劳持家，苏府倒也家资殷实。苏员外其妻子林氏曾怀胎五次，相继夭折，苏员外请来风水先生查看蹊跷，被告之苏府为鹰地，应于房前屋后广种树木，让其繁衍才能人丁兴旺。苏员外照做，果然，不久之后林氏便再生下一女，员外怀念之前夭折的五个孩子，因此取名六娘。六娘自小便在榕江对岸的潮阳西胪外婆家寄读，有一个表哥名叫郭继春，与六娘年龄相若，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从小与六娘一起伴读，同研墨，起书写，青梅竹马，互生情愫。一日，六娘在外婆家，接到父亲来书，急命六娘回家商议要事。六娘不舍表哥，随命贴身丫鬟桃花给继春送去诗柬，内书：“红杏出墙倚东篱，君子折花须及时。莫待落尽深红色，绕树惆怅望空枝。”随后两人相约后花园，继春答诗：“风趁约到东篱，淑女献花正及时。春山有情颜色在，并发萧墙连理枝。”园里面彩蝶穿花，六娘和继春双双起舞，互换信物私定终身。随后六娘辞行回家，得知爹爹已经将做主将自己的婚姻大事定了下来，许配给饶平秀才杨子良。原来事因苏员外与外人争夺墓地，惹上官司，托族长请了潮州府杨书办帮忙这次打赢官司。不日，苏员外设谢宴招待杨书办。其子杨秀才早已爱慕六娘，借机托族长做媒说亲。苏员外一时高兴便答应下来，双方甚是欢喜。六娘得知之后痛不欲生，母亲林氏也实在不忍心将唯一女儿远嫁饶平，同时看六娘精神恍惚甚是痛苦，也怕强行迎娶六娘反抗或生死念。最终父母之心还是向着女儿的，便没有逼女儿出嫁，反而三番五次推脱杨子良的迎娶计划。最后，杨家忍无可忍上门强行迎娶，在族长的计划之下，谎报郭继春早已经另选他人为妻。六娘闻知，万念俱灰，整天躲在房间里哭泣，昔日一个美娇娘，如今凄凄惨惨戚戚，伤心过度，无力支持。可是六娘心里还幻想着如果有一天表哥能亲口过来告诉她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苏员外迫与杨家和族长压力，不得不开始张罗婚事。就在六娘出嫁的前晚，她还派桃花前去外婆家探听虚实，并且嘱咐桃花如果情况属实可以不必回来报信了。到了三更，仍然不见桃花消息，想必情况属实，六娘留下一份绝笔书信，跳窗而出，直奔江边，准备投江自尽，以酬知己情深。汩汩江水瑟瑟夜，凄凄凉风阵阵泪。就在六娘迈入江水的那一刹那，忽听见渡船划到的声响。原来，桃花陪同继春已经连夜赶来，连忙拉起六娘。六娘知道继春的真心，转悲为喜。桃花献计，让他们两人前去渡伯家里避避风头，待她安排。桃花脱下六娘绣花鞋，目送小姐离去，把鞋子放在江边。待到，杨家、苏家及族长找人至此，家丁发现鞋子，众人纷纷认为六娘已经跳江死去。苏员外和林氏更是伤痛不已，指责杨家逼婚害命，杨家惧怕主动矢口否认婚事，仓皇逃走。从此，继春与六娘过着隐姓埋名，世外仙人般的生活。 以上就是广外流传的苏六娘的故事，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被编成剧本，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在潮汕当地，有民谣唱道：“东畔出有苦孟姜，西畔出有苏六娘。”拿其与四大民间传说相比，可见其故事流传之广，人物形象之深入民心。 现在的雷浦村还保存着苏六娘的故居（四房厅）、古寨门口古榕、古寨门（古更楼）等历史遗迹，以及在这些遗迹之后所潜藏的传说。·关于苏六娘美貌更多时候，苏六娘是以一个情女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据说，在苏六娘故事发生之后流传一句话，叫做“北门开，美女出”。原来，雷浦村有东南西北四个寨门，其中北寨门正对着“桃山”，只要北门一开，村里面定会出绝代美女，必定多情。雷浦村人们信以为真，便一直把北门紧闭。在许多传闻里，苏六娘被临近乡里当中传奇、情女，但是对于雷浦村来讲，尤其苏氏族人来讲，尤以为耻。有记载，相传有戏班到某苏姓聚居的乡里演出, 因不察, 演了《苏六娘6》, 苏姓族长命人冲上戏棚, 焚烧戏服, 扣留戏箱。戏班不服, 上诉官府, 县官原本开明, 判戏班无罪, 判词甚妙, 曰：“荔浦荔浦苏, 某乡某乡苏, 苏秦东坡你不认, 却认六娘做祖姑。”由此可见一二。·关于苏六娘才情这一点没有正面的记载和描述，但是民间流传一个关于六娘摆谷成凤的故事。那时，六娘五岁，就已经可见美人胚子，长得聪明伶俐，一日在谷场灰埕用谷粒摆出凤凰图案，活灵活现，犹若真凤，树上鸟雀都不敢下来啄食。最后，六娘摆出凤眼之际，谷凤竟然腾飞入天。时人以为仙女下凡，广为传播。据闻当年晒谷灰埕尤在。·关于苏六娘下落上述讲到苏六娘最后于表哥继春过着隐居的生活，以幸福为结局，这个仅是流传剧本的说法。笔者并非为了还原历史原貌，仅是为了给读者介绍一两个古代的潮汕美女为代表，仅此而已，所以我们不必过于纠结于此。关于，苏六娘的下落，大致上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如剧本说言，隐居过着幸福生活；另一种是说六娘出逃后被族长抓到，隔日宣读族规放入猪笼沉入江中，继春闻之殉情，两人尸体相互紧抱漂至白屿海面，同葬于凤山顶上。现在汕头市潮阳区西胪镇，人们为苏六娘建起墓园，成为一处旅游景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将杨子良因为苏女友拒婚之意思，因此怀恨在心，迎娶之日踢轿子的时候故意下重脚，六娘当场玉陨。 陈三五娘—— 一段从泉州到潮州的爱情这里还有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古代潮汕美女的故事，叫做“陈三五娘”。五娘，丰姿艳丽，体态清奇，人称国色，是家住潮州城西显贵黄九公的女儿。是日，恰逢元宵佳节，五娘同丫环益春出得深闺到灯市赏花灯。街上灯如星，天上月似镜，火树银花不夜天，游人如织又潮涌。在古代，大家闺秀只得在元宵夜才可以大大方方地出得闺房，或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或是邂逅了那个郎，想那灯火阑珊处，多少姻缘元宵牵。所以古代元宵灯夜，也有女子的相亲会的意味。在这人来人往中有一个书生，叫做陈伯卿，在家中排行第三，左邻右舍皆称他陈三，也是一表人才。今夜，从泉州送兄嫂到广州任职，路过潮州府。五娘同益春驻足灯屏前，五娘正在给益春将灯屏故事，五娘熟读诗书，谈吐优雅，令人生怜。恰好这一幕被陈三撞见，两人邂逅，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人流之中，陈三不慎遗落了手扇，被五娘拾得，五娘读其扇上题诗，见其诗情奔放，才思横溢，顿生爱慕之情。陈三心中朝思暮想灯下丽人，到了广州立即告别兄嫂，六月回程到达潮州府。回到潮州府，万分想念昔时等下相会的佳人，却没有丝毫线索可牵引，不免辗转难耐。六月，正是岭南佳果荔枝上市的时节。那日，五娘坐在西门绣楼之上。绣楼，为古代女子学习乃至制作女红的固定场所，一般都饰以木窗，垂以纱帘，平时也可以当作休闲娱乐的场所。五娘，手剥荔枝，六神无主，相思成病，想必那荔枝再甜入心也成酸。恰见陈三经过楼下，含羞之下毅然将一枝并蒂荔枝包在手绢下投掷楼下，匆匆下楼。五娘，这一举动在古代也是相当大胆的，主动投递信物暗示情谊。并蒂荔枝之意，想必妇孺皆知，更何况陈三是一届书生，自然晓得其中深情。陈三拾得信物，只见手帕上留有“黄碧琚”三字。原来，这五娘真名叫做黄碧琚。不过大多数人都只记得五娘。至于为什么叫五娘，这个我还真的无从考证。这样子一来，陈三就知道了线索。过了几日，陈三在仙街头与李公学得磨镜营生，然后前往黄府讨活干，意为接近五娘一睹芳容。不料，在磨镜时失手打破黄家宝镜，惊动黄员外，被卖入黄府当三年家奴作为赔偿。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刻本叫做《荔镜记》的原来，“荔”指荔枝，“镜”指宝镜，分别是陈三与五娘的定情信物。在黄府的日子里，陈三异常惨凄，由于大家望族内外有别戒备森严，陈三一年来也难得见五娘一次。而五娘此时也迫于林家逼婚，不愿嫁与林大，朝夕盼病愁死，同时又因为陈三在咫尺有弄得心烦意乱。不就还真的病得不起。陈三不理解五娘的处境，心灰意冷想要回去泉州，多亏益春相劝，才留下了他。陈三修书暗中交给五娘，他于是修书托益春交给五娘。五娘看信后, 深受感动, 随即召见陈三。两人这才互诉衷情, 山盟海誓, 表示永不分离。不料, 由于五娘借病拖延林家婚事, 引起林大十分不满, 就来到黄家, 限于三天内成亲。五娘听到后, 马上告诉了陈三, 二人决定远走高飞回泉州。中途, 林府差人追到, 陈三被捕入狱。后来幸得哥嫂相救, 才得获释, 并与五娘终成眷属。回到泉州过起幸福生活。另有一说林府人没有追得五娘，五娘和陈三私奔回到泉州过起幸福日子。如此动人的故事，一直在闽南地区和潮汕地区流传。闽南漳浦鹿溪有首《祭江歌》唱道: “ 六月荔枝叶尾红, 陈三骑马过城关,五娘荔枝投落去, 打破宝镜得团圆。”在民间同样也有歌谣唱道：“ 东畔出有许孟姜,，西畔出有苏六娘, 北畔出有英台共山伯,南畔出有陈三和五娘。” 把陈三五娘的故事与我国四大民间传奇故事相提并论，可见一段从泉州到潮州再从潮州到泉州的爱情在人们心中是多么动人的。（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诸多资料，包括网络资料，在此致谢）
2016-01-03 16:59:20
作者: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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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评论·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