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素食，一念思量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园邵逸夫楼地下，前年开张了一家全素的素食馆。由于新校园尚在不断地装修，本来挺好找的一个地点，变成了要绕一大圈才能到的地方。而它旁边又正好是围闭的工地，遮挡了它大部份的光线。它的装修也不出彩，透明落地玻璃，灰色调的环境布置，只能说很干净整洁。但就是如此的一个地方，却渐渐聚拢了越来越多的食客。去年刚开张的时候冷冷清清，现在门庭若市。每天中午若是稍晚，常常是需要排长长的队，等上个十几二十分钟不算稀奇。在港大所有食肆之中，它的平均消费是不算便宜，也可以更直接一点说，很贵。不过身边的人都交口称赞，于是木兰也去尝试了一下。它的名字叫做“一念素食”，英文翻译作“Bijas Vegetarian Restaurant”。bijas是梵文中“心念的种子”的意思。这家店，以它诚心的食品出质量量和富有人文关怀的经营理念，赢得了客人的支持。“一念素食”午晚两餐都是以自助餐形式经营的，但每个拿到食物的人都十分珍惜，基本不会看到这里有人倒饭或者浪费，大家大都会吃个干干净净。因为每250克37元的食物价钱，让食物在食客心中瞬间就变得珍贵起来。但混了红米的糙米饭和例汤是随便装的，吃饱为止。它每天都会做各种不同种类的素菜，大概一次摆出来十个品种，甚至吃完饭再去看看，就已经换了别的菜色了。但人们都很珍惜，不会多拿。在这里吃饭，除了要对盆中餐负责，对钱包负责，还要对剩饭剩菜负责。因为这里吃完饭要自己拿餐具去餐车，如果剩了饭菜，你还要自己倒掉。谁也不愿意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来的素菜还要亲自倒掉。不同的经营方式，透出不同的经营理念。它经营磅重的自助餐，每一次掂量手中的食物，也会给自己一次思考的机会，吃多少就饱了，饱了就不要多拿。之前有见网上说，推行“空盘行动”，港大也在各个餐厅贴了提示的海报和标语“empty plate”。可是无论海报贴在多么显眼的地方，无论标语写得多么动人或触目惊心，但餐厅的剩菜桶依然每天满满的。想起《朱子家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于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人们来说，恪守着这样一种行为准则，似乎是跟“早睡早起，三餐定时”一样，虽然看似简单，但难以做到。但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人生活在饥饿的生死在线，很多人没有一顿饱饭果腹。也可以设想一下，自己最饿的那一刻，对食物的渴望绝对是几何级别飙升。那么，请牢牢记住那一刻，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每一次想浪费食物，每一次想去买东西吃，就要想好，如何对待剩的食物。在甲骨文中，很多关于食物、器皿这样的字，教授说，这是因为吃食在那个时代是件关于生存的大事。其实即使在今天，吃饭也是人类能够继以生存的大事，谁可以离了三餐还能活下去？只是这件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渐渐被人模糊了它的本义。食物变成了交际场的道具，食物变成了炫富的手段，食物变成了发泄情绪的工具。食物不再是让我们捧在手心觉得珍贵的东西，不再让获得它的人怀有感恩之心。人们肆意糟蹋着粮食、蔬菜、水果、各种能吃的动物。人在那一刻，其实变成了魔鬼。在一念素食吃一顿饭，让我可以想到很多。一念素食，一念思量。它在经营的不止一份生意，还是播撒一颗种子，对待食物、对待世界的善念的种子。它的装修朴素淡雅，椅子都是从香港一所学校回收再用的。室内的灯是老板从一群中学生手中买回来的，是他们花了一个暑假用废弃塑料瓶制作的。负责收钱的工作人员是聋哑人，尽管如此，但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多一点的关注，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的美好。你愿意在递钱的时候，给她们一个微笑，她们会报以更灿烂的笑容。我们如果对待同类都无法心平气和，用心爱护，那么如何要求人类可以善待整个给了我们丰富资源的地球，地球上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一念素食的虹吸咖啡、所有的茶品都是受推荐的，还有下午茶的点心，老板请来了功夫很好的师傅在店里为食客烹调制作。这里的汤饭菜肴也没有添加什么味精和浓油之类的，这一点，可以相信自己的味觉，身体是不会欺骗我们的，人往往只有自欺欺人。尽管是全素的餐馆，不过没有了蒜、葱、姜、蛋等的素菜，也可以吃出滋味满满的一顿饭。吃完不会觉得腻，反而素食的清淡会洗涤了肠胃，让人觉得清爽不少。与此同时，也饱了。是真正的饱腹，不是脑满肠肥。一念素食，一念思量。让我们回归到宁静的思考和平静的生存状态，撇去生活的浮沫，过滤情绪的渣滓，不要给自己的生活扔进太多的添加剂，简单便是真，便是好。
听琴记是夜，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一场钢琴演奏会让时光曼妙起来。来自巴西的Nelson Freire，当今国际乐坛鼎鼎有名的音乐家，被誉为“超越世代的钢琴圣手之一”。通利琴行赞助了steirnway & sons的D274 concert grand，音质非常干净，滋养了来客的听觉。两个小时加上安可，顶着一头卷曲白发的Nelson Freire全程背谱，对曲谱的异常熟悉，为演奏带来了无缝的流畅，也更有益于钢琴家专心而忘我地演奏。世界名曲就像新鲜和上佳的原始食材，不同的音乐家有自己的理解和演奏方式，如同大厨不同的烹饪方式，成就了乐谱各异而丰富的味道。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丰满传情的语言，不同的曲调有不同的韵味，也暗映着不同音乐家的性格。莫扎特的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K三三一，带着他自信的激情，灵动而活泼。左手常常跨过右手而活跃在高音区，演奏技巧的高妙，也显示了作曲家对技法满溢的信心。最后的《土耳其进行曲》举世闻名，昂扬的合音，回旋的音句，铿锵有力地迸发在黑白琴键上，给人高亢兴奋的感觉，也是我最喜欢的琴曲之一。音乐厅里一响起这首高亢的曲子，记忆瞬间倒带回去久远得快被我遗忘的年岁：三岁学琴，三年后开始考级和获得第一个奖杯，音乐声停止在十一年后，已完成业余全部考级。中学的六年，是迷茫的成长期，少年时代所获取的本领没有一样被我带着继续前行，未来充满着迷雾一般的未可知，而我又一样一样用舍弃的方式否定了前面辛苦的积累，而今天看来更也什么都没有成为我谋生的手段，立身的根本。但音乐是温柔的，那些时光留给我的没有太多负面的回忆，大约它是如月华披身，夜夜忠诚赴约，早已轻柔地渗透进我的生命中吧。贝多芬C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一一一，贝多芬刚毅不屈的性格，饱满地倾注到他作品中的每个音符，整首作品充满着雄浑有力的组音，回音脚踏的不时加入，让这种低音更加浓重，复杂而紧张的音乐结构同时也挣扎在观众的心弦，但贝多芬大约是不忍听众带着庄严的凝重离去，乐章的最后，广阔的C大调和弦出天籁的变奏，双手绵密地交替演奏，如涟漪般荡漾。末了，乐曲轻柔地终结在高音区。浦罗歌菲夫的《瞬间的幻影，作品二十二选段》变化出若干迥然不同的节奏和旋律。跳跃的乐句深符曲名，如同眼见音乐家活跃而多变的乐思，像浏览一组各有鲜明性格的短篇小品文。时而，一组组连续的滑音，勾勒出幽默的轮廓，让人会心一笑。时而，随着音乐家的手指游走到键盘中央，风格又变得连贯而温柔，平和而富有。葛拉纳多斯的《叹息、少女与夜莺》来自《恋爱中的青年》第四首。曲如其名，西班牙人除了斗牛士的昂阔气质，还有这种带着风度的愁情，热情之中含着悲苦，大约也是感情充沛的另一种表达。流畅的乐曲中，不时跳出高音区的几声尖脆，夜莺飞落在琴键之上。曲终人未散，在持久热烈的掌声中，两次安可。夜色渐浓，音乐家和我们都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音乐厅，各自散去。这一场钢琴的约会，简单而丰盛，连尖沙嘴的海风也彷佛变得干爽起来。
法学包容了法律人多少民族热情和爱国冲动，容忍了多少少不更事的咆哮和痛呼。法律人总渴望把法律变为一把剑，刺破黑暗，扼杀不公，质问权力，守护和平。就像Boston Legal里，那名代理小镇独立案件的律师一样，用国人最信仰的法律，寻求民主和自由的复归。那个时候，法律是一个梦。这个梦，来自对专制的极端厌恶和对自由的不懈渴望，又害怕民主固有的骚乱和放荡，于是显得有些混乱而偏执。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法律更多定格在港式、美式电视剧里，渴望有一天我们成为那样旁征博引、雄辩滔滔的律师，在那样神圣肃穆的法庭里，自信地、镇定地为真理而辩……那个时候，我们深信，强调自由和民主不是缺乏国家意识，怀疑政府更是爱国的表现。我们深信，法律就有这样的力量，足够让我们像夸父追日般执着追求，不问后果。相信每个法律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纯真理想。是吧？曾经。 前段时间，父亲问我，政府又要毁约了，因为到了看得见利益的时候。我看了所有的资料，无论从行政法、经济法的任何方面说，这些私营小企业主都是法律的优势一方，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们终究斗不过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与法和理无关，与我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无关，与我们所坚信的任何“应该”和“必须”的事情无关。可是，在我们都对法律失望的时候，却突然见识到法律的“牙齿”。他们的厂子一个个被政府部门以土地税、林业税、环境污染罚款等等名目折磨至破产，等他们无力再战，政府再用一个造福百姓的价格把企业没收。合法的。这就是法律告诉我们的事。多残忍的代价。细细回想，这样的事，我经历得还少么？接法律求助专线的时候，我为那些遭遇外遇又被毒打，还离不成婚的妻子们叹息，毕竟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不断地申诉、上访；普法活动的时候，我鼓动村民们要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他们却说我妖言惑众，误导人民。因为民告官，民从来都是输的，就算赢了都会倾家荡产，身败名裂；法律咨询的时候，我只能婉转地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最好不要走法律这条路；代理案件的时候，我用准备了几个星期的材料讲着法律，而法官在打瞌睡，对方律师的备忘录上空白一片，没说几句话却成竹在胸的样子，后来，我果然输了……我终于懂得，学法律的人，见识到最多的就是法律的软弱。当然，还庆幸有这样的地方。当我在模拟法庭上，滔滔不绝终于说服对方的时候，当我在法律知识竞赛上，用法学知识和积淀去解决一个个法律问题的时候，我想或许只有在这里，还没被过多的商业气息污染，还没被弄脏，还是一个可以说理讲法的净土，还是一个就算说孟德斯鸠而不是说某某领导，就算说法律条文而不是说背景地位也不会被人鄙视和讪笑的地方。有些欣慰，有些庆幸，但更多是无助和彷徨。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有法律，我们懂法律。可是，我们用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学着一些根本用不着，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知识，然后跟别人说我们可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我们又骗得了谁？对于法律，对于幸福，我们从来不介意辩论，不介意斟酌，也不介意被说服，可我们没有辩手，只能服从。穿过法律那些看似精密的论证和谋划，我找不到在底层支撑这座建筑物的脚架。历史的绞刑架其实没有消失，它仍然绑在我们的思想上，尽管是无形的。于是，虽然出于敬畏仍然向它低下了头，我们却建立不起广泛而牢固的法律忠诚感。 六年的法学洗礼，洗去的竟然不是我们躁动的心，而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和曾经的热情。我们不再是希望治国的好医生，而成了只顾着自己生活的江湖郎中，变着戏法地用法律铸个金饭碗，戴上“政治走狗”、“讼棍”、“法律骗子”等五光十色的面具，视金钱为生命，视梦想如粪土，甚至耻笑自己曾有过那样年少轻狂的无知岁月。我们到底丢失了什么？幼稚？热情？梦想？还是自己？是的，围城。每年还有很多人以法学为第一志愿，还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咋呼着法学是最热门的专业，还有很多父母等待着我们可以光耀门楣，可我们这些法学的天子骄子，却觉得空洞和悲哀。现在终于熬到了毕业，看看周围的同学，似乎更多的是疲惫的面容，无力的苦笑。是啊，他们现在更关心怎样考上公务员，而不是遥不可及的国家命运，和修身治国的荒谬理想。他们现在更关心愿意招聘法学专业的企业什么时候开始网申，而不再去抱怨法学这个专业被什么企业无视或鄙视。因为没用，因为累了。也许这时，大家心中的法学，不再神圣，更多只是谋生的工具而已。梦想被磨平，只留下平庸得有些可笑的生活规划，我唏嘘。但这是法学的常态。太多人来来往往，太多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颗草去”，我是不是能够期待现在还可以像当初走进这座神秘的法学院时一样雀跃，一样豪情万丈呢？当我们尴尬到要拿法学这个曾经被我们小心翼翼呵护的宝贝出来贩卖时，才愕然惊觉别人对它是如何弃之敝屣。当我们用低廉的价码把它卖出去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初，我们也曾经有过那样的梦想？终于懂了，法律只是政治的晚礼服，而且是一袭长满虱子的晚礼服，看起来华美，穿起它时却悔不当初。终于懂了，政治是不可挑战的，更别提伸出法律这样软弱的螳臂。学习法律，应该是去维护，而不是去怀疑。那种法庭决定国王生死、法官决定总统归属的美丽传说，终究是个春秋大梦，谁会记得那是我们曾经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荣耀？ 其实很想歌功颂德的，因为看到今年是母校法科复办三十周年。可看着朝气蓬勃的师弟师妹，看着在找工大潮中忽起忽落而没有心思留意这则消息的我的同学们，我的心像上了镣铐，沉重得无法起舞。法律人独有的责任感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神经质，让我的忧虑包容了内心的喜悦。毕竟，也不是没有喜悦。法学的存在和延续，也是梦想实现可能性的存在和延续吧。不管是不是渺茫。可总是有些不合时宜的。我说我的口无遮拦。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那位绅士，已习惯了用各种各样的道德高帽装扮自己，明明贪慕权力，却要用一杆“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粉饰自己。他穿着“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结果不过是“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于是全世界，除了他，所有人都衣衫褴褛。可谁都看见了，那位绅士的晚礼服上，蒙尘、漏针、破洞不一而足，却仍然招摇过街，大摇大摆地出现在灯红酒绿的地方，不免滑稽。很多人对那件破败的礼服，三缄其口。因为他们早已陷入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早已失去了对那位绅士甚至他所代表阶级的认同感。而有最可敬的善意希望那位绅士可以风度翩翩的我，却被一群不知所谓的清道夫挡在外面，告诉我“惊动圣驾，罪无可恕”。其实想问问绅士，为什么会如此煞风景：是他不愿意听我们的话，走“名师制造”路线，在设计上就出了大纰漏么？还是哪个制衣企业，深谙经济规律，偷工减料的结果呢？或者是销售时，只想着花小钱办大事，以节约成本为代价，取悦那些追求“变法”名号的大人们呢？都不知道。甚至可能，这件衣服本身，从来只是修饰用，连夏天除汗，冬天防寒的功能都没有。可是没有人说出来。没有人是傻子。 由于参与导师的国家社科课题，我见识到一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为得到公正审判，需要经历怎样艰难跋涉的诉讼过程。不讳言，这个案子体现最多的恰恰是中国法律最脆弱的一面，那却是与法律无关的。虽然最后案件走向了正义，却用四年的持久诉讼，来考验法律人的忠诚与坚持。很幸运，没有人弃守。在看《法庭风暴》一书时，曾因为这样的话而湿了眼眶：“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法律人的力量，也体会着法律人的无力，骄傲的荣誉感和无奈的挫败感始终矛盾地并存着。但他们执著追求的坚定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感染并激励着我，使我乐观而充满勇气……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我也许会面临更多的挑战、遭遇更大的挫折，但只要我能像他们一样，坚守住法律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守住对司法正义的信念，那就是我最大的胜利。”那个案子又有变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仍没有止息的迹象。导师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去管结果了。至少参与了，就有斗争的勇气和成功的可能。说到这，她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座右铭：春归花不落，风静月常明。我也是这样希望的，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勇气。也许你会觉得可笑，会嗤之以鼻，但我真的还是那个一意孤行的傻子。骂完恨完后，仍然为自己坚信的事情坚持下去，哪怕杯水车薪，哪怕千夫所指。不敢说我继续读研是因为我的梦想没有褪色，也不是说那些投入生活的人就与梦想唱了反调。因为时间太久，等待太长，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慢慢走向不同的路，这是正常的。或许是我们都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去做那些法学告诉过我们的事，去实现曾经有过的跟法学一样沉重的理想。我情愿乐观地想，或许，殊途同归也说不定。苏格拉底早就说了，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知道。 大家举杯。今晚不说晦气话。绅士说道。好吧，今晚，不要再管晚礼服。绅士在舞池里跳的火热，但有一天累了，冷了，回来发现这个洞，总会补上的。于是，这场盛宴，觥筹交错，笑语充耳，宾主尽欢。 作者简介：陈敏，女，广东梅州人，85后，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理事、广东校园文学网特约校园作家。曾获中国小说协会主办“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比赛全国三等奖；中国散文学会主办“世界华人中华情写作大赛”大学组第六届金奖、第五届银奖；共青团广东省委、省文明办主办“我的志愿生活”征文比赛广东省第一名；“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两人）；“广东校园文学大赛”杂文类第四名。曾发表数十篇杂文、小说、散文于《南方都市报》、《中国诗歌》、《大爱无言》等。
虚伪的信仰：当立法成为一种迷信 当今的中国，“法治”无疑是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社会强势话语，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甚至依法治山、治水、依法办事等时髦口号以理所当然、铺天盖地的强势态度走入了中国的城乡大小角落。而这种对法治的企盼和热情有演化为“立法迷信”、“法律万能”的趋势，导致了一种简单化的社会治理策略，不愿去追究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文化缘由——任何社会问题发生后，无论大小，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相关立法不健全，媒体撰文也常以“急盼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立法”来收尾，公共管理部门以常“相关立法将尽快启动”来稀释社会公众的疑虑。如《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应主动让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再如前不久正在修订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而且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被舆论称为“常回家看看法”。但叶芝曾说，“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我们就来探究这种立法的“信仰”是否应该坚持。 数年前，孙志刚被收容遭殴打致死，换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一时间对流浪乞讨人员，由管制转变为救助，由恶治转化为善政。孙志刚事件在鞭挞了现有法律之后，似乎以“善终”——新法规的出台掩上了大功告成的皇帝外衣。但谁不知道，以死而谏并非他的初衷——谁都不愿成为这样立法进步的踏脚石。《南方都市报》确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那些披着“收容遣送”外衣的刽子手们先享受了一顿舆论审判。但是舆论却聚焦于《收容遣送办法》，这个代表着政府强权，公民无权的立法毒果，或者只是对“政府部门痛下决心铲除非法、无道之恶法”的歌功颂德。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用行政力量、用“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的方式，畅通无阻地推行着，它用渐进方式一步步蚕食颠覆着法律。用到“图穷匕见”之际，他们才“指鹿为鹿”，再将他们所获得的成果用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的思路保持着一贯的稳定性。在聂树斌案和佘祥林案之后，立法部门又觉得这是“法律规定上有漏洞，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制定所谓的《反刑讯逼供法》上”。唐福珍案后，一部分专家、学者又动议修改《拆迁管理条例》，官方也已启动针对拆迁的法律修改，并将另立新法取代《拆迁管理条例》。 孙志刚、聂树斌、佘祥林、唐福珍相继拷问法律权威和社会良心，但不是因为无法可依或者恶法当道，而是有法不依、滥用职权、肆意妄为。而有关部门从来不是掘地三尺，探究案件发生的原因，而是欲盖弥彰，但求息事宁人，于是灵丹妙药——“立法”就被一次又一次地拿出来“补祸”。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都未对症下药，那在伤口上涂再好的膏药，包再多的纱布都无济于事，法治不彰、执行乏力的脓疮只能在麻木中腐烂。于是，孙志刚案件的实质被掩盖了，一个表面化、文不对题的应对办法和积极认错，积极改错的态度——立法，换取了公众的谅解和纵容。舆论转移了，毕竟还有更多的“李志刚”、“张志刚”可以吸引公众的眼球，然后引发新一轮的政府立法热潮——大部分媒体的良心都只存在于喧嚣之中，又消失得比流星还快。如果说立法必然有其不够周全，不够完善的地方，那么在整个的法治系统中，是否还有其他法律能规制这种“刑讯逼供”、“暴力拆迁”？如果有，那么这些法律是否得到了准确的执行？这些执法者是否以程序正义和道德良心来保障了法律的执行？迫于现实的“打补丁”式的立法活动，如何保障立法的质量、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法律的效力及权威性？如何在民众间建立广泛的法律忠诚度？新法制定后，又如何保障这些新法不会被束之高阁呢？我试以孙案问之各位：孙志刚是因被收容而死呢？还是因收容之后受到非人对待而死？答案显然是后者。那为何所有有关部门、官方媒体都粉饰成立法之过？《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里，赫然写着“（工作人员）不准打骂、体罚和虐待被收容人员”，遑论将其毒打致死！不说这个《办法》，当时的刑法、治安管理法规总也是禁止“蓄意伤害他人身体和生命”的吧！就算真是个法盲，几千年民间流传的“杀人偿命”的说法，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吧？可是，即使孙志刚手持正义权杖，以宪法、刑法对抗收容所工作人员的暴打，又能如何？那些拿着屠刀龇牙咧嘴的怪物，不正正是那些“法律维护者”吗？孙志刚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法制观念太差、执法力度太弱及与此“相映成趣”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任意胡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反思，没有起到举一反三、防微杜渐的应有功能。正是因为有心人的移花接木，模糊焦点，才误导了我们对于问题实质的深入总结和追究，使得类似的事件次第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法律数量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高制定的就已经超过了2000部，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为什么我国目前依然还没有建立起比较正规的法制社会呢？法律，归根到底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只有从根本上让广大公民养成了法律意识，让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真正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贯彻到底，才可能让法制中国变成现实。事实也证明，加强执法力度比加大立法力度更有效，更直接。比如在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市交管部门加大了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查处力度，酒后驾车行为及事故明显减少，但今年上半年执法力度减弱后，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立即反弹。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法规一直未变，但其社会效果却大相径庭，那么以后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是否不应仅仅强调“立法”，而同时也顾及到“执法”呢？ 法律应该被信仰，却不该被迷信。当然这并不是说立法一无是处。很多立法的出台确实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为了解决社会财产权责归属不明问题而出台的《物权法》。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着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更是关系着社会制度的根本认同。这样的法律不但要立，而且应该早立、快立。但对于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立法一方面是一种手段，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呼吁立法，盲目立法，相信立法可以治愈和抚平一切的社会伤口，否则中国立法的“进步”都只能出现在孙志刚案、唐福珍案之后，立法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虚无主义。中国的法治热潮和喧嚣中确实需要一个独立冷静的观察者和批评者，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冷静观察法治热潮，它要让人们清楚: 法律绝对是重要的，但法律决不是万能的。“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 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香港功夫片里的广东意象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15-08-08，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 从1949年胡鹏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开始，香港功夫影片已走过了66个春秋；在众多功夫片里，广东的人文习俗和社会风情已内化成它的骨架和血脉 1、岭南文化给了香港功夫片丰富的滋养和无穷的灵感作为华语地区最具民族特性和国际影响的类型电影——香港功夫片，从1949年胡鹏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开始，迄今已走过了66个春秋。66年间，涌现出许多经典的电影，围绕这些电影，则出现了不少为世人所熟知的功夫导演和演员，如著名导演胡鹏、刘家良、徐克、王晶、袁和平、洪金宝等人，功夫演员关德兴、李小龙、成龙、元彪、元奎、李连杰、赵文卓、甄子丹等人。在这些电影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以广东历史传奇人物为主角，如“黄飞鸿”系列、“洪熙官”系列、“方世玉”系列、“叶问”系列、“苏乞儿”系列等。其中“黄飞鸿”系列，则以近百部的成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世界影坛上的一个奇迹。香港功夫片所塑像的这些广东传奇性人物，在历史上都有真实的原型，如黄飞鸿是“广东十虎”之一佛山西樵禄舟村黄麒英的儿子；苏乞儿是传闻中与黄麒英齐名的“广东十虎”之一；洪熙官为广州花都人氏，在《拳经》中被记载为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义举；方世玉是广东肇庆人氏，为一代南拳宗师；历史上的叶问则出生于佛山南海，上世纪50年代到香港开馆授艺，是世界咏春拳体系的开宗立派之人……这些广东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成为香港功夫片中极其重要的叙事资源，而影片中叙事所涉及的故事背景（广州/佛山/中山等）、民俗文化（粤曲/南音/划龙舟/醒狮等）、场景设计（岭南祠堂/茶居/西关大屋等）、南派武功（洪拳/咏春拳/佛山无影腿等）等，更是彰显广东特色，体现了不同时期广东的民风民俗，从影视文化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统称为“广东意象”。为何香港功夫片有如此浓烈的“广东意象”呢？盖因香港与广东同处于一个粤语文化圈，同居于珠江出海口，香港早期的移民十之七八来自广东，两者有着深远的血脉渊源。那么，香港的功夫片是如何显现“广东意象”的呢？我们来说说。 2、抗争革新人物：黄飞鸿、方世玉、叶问……香港功夫片的“广东意象”大多置于晚清时期洋人入侵、家国衰落的历史背景之下。而当时的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抗争革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文化，均“引领风气之先、超越传统导向”。可以说，抗争革新是当时广东精神的一个最鲜明特征。这种抗争革新风气在《黄飞鸿》、《方世玉》、《叶问》等系列影片中，虽然没有特别刻意去做“有计划的时间安排与承接”，但其主题都围绕着“爱家国、抗强暴、扶弱小”的理念不断地重复演绎，表现出一种较为固定的“欺压—觉醒—反抗—胜利”叙述模式。如《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在表现反抗斗争时，不但再现了孙中山、陆皓东等历史革新人物，还力求表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影片中黄飞鸿等人初到广州，一群人在楼下高喊“支持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口号……这些场景很好地表现了往昔广东历史。另外，影片中黄飞鸿和陆皓东闯白莲教时，陆皓东掷地有声地说：“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中国就没得救了，能走到哪去呢？”事实上，在徐克导演的几部《黄飞鸿》影片中，黄飞鸿被设计成一个勇于挑起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匹夫”，一个对专制压迫和对外国侵略者奋起反抗的勇者。如第一部打败了洋商傀儡严振东，第二部扶助革命党人孙中山、陆皓东，第三部粉碎了英法等国大使密谋刺杀李鸿章的阴谋……另外，以洪熙官、方世玉、叶问为主角的电影，也时常与“反清复明”的民族气节以及对抗外国侵略的爱国情操联系在一起，处处流露出一种革新抗争的精神气质。 3、穿唐装的黄飞鸿和穿西装的黄飞鸿地处边陲的岭南文化在历史上受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较轻，其社会文化心态一直呈现得比较开放和兼容，这种开放的心态在香港功夫片中，通常是以叙事空间的移位以及在故事情节上的随性拓展得以体现。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影片的叙述背景，大多局限于广东，以突出了这一人物生活在粤港文化的地域空间。影片多以广州作为故事背景，片名中的“大沙头”、“沙面”、“西关”等均是广州地名；武馆中舞狮、舞龙、舞麒麟等也充满了岭南风情；此外还有龙舟、南音、粤曲、广东音乐等大量岭南民俗元素。徐克从1991年开始导演的“黄飞鸿”系列，就出现了显著变化。首部《黄飞鸿》是黄飞鸿在佛山迎击挑战者，第二部《男儿当自强》在广州除恶，第三部《狮城争霸》到京城争雄，第五部《西域雄狮》则跨洋渡海到了美国，将宝芝林医馆开到旧金山，并与美国西部牛仔产生瓜葛。影片以“黄飞鸿”这一传奇人物，嫁接起了“佛山—广州—京城—美国”之间的地域转换，地域空间的不断转移，体现了近代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站”的地位以及广东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质。在具体的情节上，《男儿当自强》里外国领事馆受袭，洋人受伤，就出现了黄飞鸿以中医针灸打脉，洋人以手术刀和听筒救治伤者的镜头，隐喻了东西方文化的某种交流。同时，在《黄飞鸿》系列中，黄飞鸿与十三姨在讨论关于“西装”的问题时，先是排斥西装，并称“到人人都穿上西装时我才穿”，但黄飞鸿的思想很快就出现了转变，在影片最后，他竟穿上西装与众人合影。在《龙城歼霸》中，他更是直接以戴宽檐帽、身穿黑披风的西部牛仔形象示人。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十三姨的角色，可以说是一个西方文化的符号，她的服饰（穿洋装）、言行（会英语、吃西餐、听西乐）以及她带回来的洋玩意（照相机、摄影机、放映机），都象征了西方文化的介入。所以，影片中这种中西文化结合情节和人物，与近代岭南作为中西文明交汇点的特征是相符的。 4、影片中那些亲切的世俗英雄倘若要区分岭南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最大差别，可能就在其对待“礼法”的态度上了。岭南人更遵从世俗中的“实”，而非“克己循礼”中的“礼”。在“黄飞鸿”系列中就出现了孙中山与黄飞鸿的平等交往，黄飞鸿与十三姨、十四姨、苗三娘的暧昧情意，似乎在刻意地表明黄飞鸿并非是“圣化英雄”而是“世俗英雄”。而对其他配角如“牙擦苏”、“猪肉荣”、“阿宽”等黄飞鸿徒弟的性格描述上，都没有刻意去表现他们之间的“尊师重道”这种传统，而更多的呈现了他们活泼有趣而不失师徒情谊的真诚关系。在王晶执导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中，屋内的当地乡绅还在推举黄飞鸿为“道德重整会会长”，恭维他教育弟子有方，而屋外的弟子们却在搔首弄姿，抛着媚眼，对隔壁的妓院流口水。另外，对粤语俚语俗语的适当处理，也增加了影片的世俗性和趣味性，如在《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中把黄师傅称作“黄狮虎”，把宝芝林故意说成是“香芝林”（妓院），以及对“生龙活虎”、“眼若流星”、“口若悬河”等成语的曲解。上述的情节处理和人物刻画，与广东人务实、世俗、开放的心理特点是相似的。 5、“广东文化”因子的面貌在变化从“抗争革新”的叙述主旨、“开放兼容”的空间意象、“务实世俗”的形象塑造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香港功夫片中“广东意象”的主要特征及叙事风格。事实还在于，香港功夫片中“广东意象”的变化发展，离不开不同历史时期下香港电影人创作思路的变化，离不开全球化语境下香港民众对自身文化定位与选择的心理诉求。因此，香港功夫片在处理“广东意象”时，其负载的意义出现了不同的阶段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政治格局对峙和文化意识形态间隔的影响，香港社会及民众“孤悬”于“海外”，而对于居住于此的大量广东移民而言，通过影片中黄飞鸿等民间传奇人物、岭南文化生活场景和精神风气的显现，则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文化溯源和“家国”想象。赵卫防在《香港电影中的武侠历史人物黄飞鸿》谈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黄飞鸿是作为传统英雄出现的，他是社会仁义道德的保护者，正义凛然又带有封建色彩，属于‘古典主义’英雄，很符合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社会心态。”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九七”回归前后的香港功夫片则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心态下，为自我身份的定位而焦虑。期间，出现的“合拍潮”、“内地热”和“西化潮”，其目的都是想借“岭南叙述”的固有模式，来承载香港对内地的血脉之情，进而构建香港电影本土文化特质。于是，我们在徐克版的《黄飞鸿》系列中看到，影片叙述虽然还保留有粤狮雄威、广东会馆等岭南文化元素，但大战黄莲圣母、八国联军怪兽阵、张保仔复活、美国西部牛仔的剧情安排，让影片给人新观感。新世纪以来，内地《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功夫大片在国际市场上大获成功，昔日香港功夫片的风光则一时被掩盖。为此，精明的香港电影人为了寻找一条开拓和适应市场的捷径，在大陆与香港、岭南与香港、国际与香港之间多方寻求其文化的认同与共通。2009年《叶问》、《苏乞儿》的成功，以及《叶问2》、《叶问前传》、《功夫·咏春》、《一代宗师》、《黄飞鸿之英雄有梦》等的相继跟拍，使香港功夫片又一次携“广东文化”因子掀起了一场久违的“功夫片热”，不过，这批功夫片似乎更为关心市场效应。
岭南“新移民”生态叙述与地域文学的现代转进 陈 超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处中国南方的广东，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精神和姿态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展现出别样风格，如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持续发酵、都市文学不断演绎、底层文学代表作品《那儿》发表、第一部网络手机小说的出现等等，这些前沿的文艺现象与地区文学地理环境、创作群体的生成发展有着至关紧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广东既有以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等当地作家为代表的岭南原乡文化展现作家群，又有以王十月、郑小琼、曹乃迁、盛可以等人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群。新时期以来，岭南以偏于一隅的文化地理格局和处于中国改革漩涡中心的经济背景，共同构筑了当代岭南文化和文学的格局，促进了地方文化新内涵的生成，这种文化现象及文学表现，较之当下文学地图中的内地、港台及海外华人版块，虽然存在根基上的族群同源、文化同一，有着深厚、牢固的国族心理和情结纽带，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却常常为人所忽略。于是，当莫言仍在为山东“高密乡”那一个个轮回纠结，韩少功在“鸡头寨”上为那一场场仪式缅怀，王安忆在上海的弄堂里低声吟叹之时，伴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南方”却已然在民工潮、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中，开启着“孔雀东南飞”的历史行程，在逝去的村庄与繁华都市空间下，感受着来自现代人内心的彷徨、人性的变异和生存艰辛。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愁情结、城市欲望和历史诗学的纠缠，映现出了当下岭南文学的复杂生态。 一、都市村庄与农民市民化叙事三十年来，由于人口迁移所形成广东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一直以来以一个独特的创作姿态和精神能量，承载了与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尽相同的岭南文化基因，外化出有别于京沪等地的文学生态。回顾新世纪以来，广东“新移民”作家群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蒋述卓曾有过这样一个统计，即以广东作协编辑的《2005—2006广东小说精选》和《2007—2008广东小说精选》为例，统计出两书收录的七十多篇中短篇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为外地迁入广东的中青年作家。这些活跃于全国文坛的作家，无一例外地刻有“新移民”的印痕，如曹征路、南翔、魏微、盛可以、王十月、鲍十、郑小琼等。为此，张燕玲感叹道：“近十年，我们真的难以在国内其他地方看到有如广东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他们悄然地改写着中国的文学版图。尤其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涌到广东的新移民，在‘经济至上’的生活氛围里，居然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以人生作文、以心性写作的人们，而且以青年人居多，以新移民居多。写作队伍的庞大、写作激情的高扬、写作形态的多样，构成广东文学的突出景观，也令中国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①2001年从四川南充乡村到广东东莞打工的郑小琼是广东“新移民”作家的一个代表。这位在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学奖之后拒绝进入作协并始终坚守在诗歌第一现场的80后女诗人，用她六年多在东莞东坑镇黄麻岭的生活经验和都市印象，以《黄麻岭》为名创作了汇总一百多首短篇和数首长篇的诗歌集。这部被喻为城市化背景下村庄书写的打工者诗篇的典范，写出了在南方都市中“村庄”变迁及工业化过程中流动人口多样生命体验。而作为其中广东众多“城中村”的一个缩影，黄麻岭的凤凰大道、寒溪河等都构成了诗人笔下的村庄意象，这些意象让真实的城市和村庄在她的文字中呈现、复活：“我认识的这个南方海洋边的村庄／我在它的身上行走，走过了许多年／看见荔枝林下，屋舍，楼房，厂房／灯光下外乡人与毛织厂的姑娘……开花落花的水仙，停停走走的车辆／我都把它们唤作黄麻岭，我看见自己／在它的身体上生长”（《黄麻岭·村庄》），虽然和所有的流动女性一样，满怀着漂泊感和孤独感，但显然，她对黄麻岭这个承载着无数打工群体梦想的南方村庄是有感情的，她把“青春丢失在这里”，城市化进程中由农业村庄转变为城市村庄的种种阵痛，让她的笔端流露出了对南方城市现实的锋利与脆弱，这正恰如张清华对其的评价：“她和时代之间会构成强烈的互证关系。”②王十月，这位以《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青年打工作家，2009年再次以《无碑》而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国家订单》中，王十月从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中去重新审视了长期被极端处理的劳资关系，从另一个层面客观地表现了当代雇主与工人之间休戚与共的唇齿关系，改变了以往作品在处理劳资关系中长期“妖魔化”资本和老板的倾向。在作品中死者张怀恩的家人原本满意小老板的赔偿，但是在为工人维权的律师周城“帮助”下他们的反悔却致使了小老板无路可走，自寻短见。他重新把资本放在人性的面前进行了考量。而后者《无碑》则以城中村为背景，写出了在珠三角普通打工者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村庄、一家工厂、一群人的沧海桑田，在“瑶台”这个珠三角边上的城市村庄，演绎了“新移民”及底层生存者的悲欢离歌，再现了当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个人局限。而其中对于岭南都市及村庄的民风民俗感受和体验尤让人深刻，王十月在《无碑》中极力地表现了南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参与者、缔造者的生命历程和心理诉求。南方城市村庄在“新移民”作家叙事中逐渐地消逝，伴随着种种复杂的情绪。被喻为“珠三角的史诗”展锋的长篇《终结于2005》，讲述了珠江三角洲一个村庄的姬姓家族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土地流失并从村民转变为市民的问题。叙事围绕现实空间和历史线索展开，在浓郁的岭南乡土环境与人情风俗背景下，展示城市村庄中农民的繁衍史和精神史：男人与耕种、女人与土地、生殖与种植、繁衍与收获等。作品从多个层面反思了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人与土地的关系，揭示了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必然趋势。直至篇末，村支书“大伯”将全村人安妥为城镇居民后，自己仍然保留了村民身份转去仙岭村落户，深刻地表明现代人在城市化面前的坚守，表现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人内心深处沉重的土地情结。而另一位在新世纪被广泛关注的深圳“新移民”作家曹征路，他以中篇小说《那儿》被誉为当代“底层写作”的杰出代表。从《那儿》到《问苍茫》他都以敏锐的目光关反映社会底层的问题，书写了在珠三角现代化进程过程中被时代忽略了的芸芸众生，在《问苍茫》中，国企转业官员、职业经理人、私企老板、台商、二奶、大学教授、打工妹……他们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幻想、挣扎和蜕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构成了深圳经济社会结构的另一横截面，浓缩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艰难转型路上一个长长的剪影。广东“新移民”作家群生活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前沿，在城市中书写出一个个漂泊的灵魂、创伤的精神，触及在城市背后“村庄”的消逝与人生存困境。特别是对于农民市民化问题，他们感受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其职业身份的转变( 非农化) 和居住空间的转移( 城市化)，更是农民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 市民化) 和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 结构化)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 再社会化)”。③这些视角的选择无疑是来自于广东“新移民”生存状态的自然反映，是广东“新移民”作家在现代化、城市化追求背景下对人生态生存的一种希冀。 二、地域历史叙述及其价值的现代转进在现代文坛上，几乎每一位作家都是其地域文化的叙述者和原乡风情的传播者。从鲁迅的浙东鲁镇风貌到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从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到以李吉力人代表的“巴蜀文化”；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地域社会结构描摹，到海派“十里洋场”中都市文化的悲剧阐扬。地域空间作为中国文学叙事的重要场域和话语资源，历来被人所十分重视。反观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其创作也大多与本土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如张炜之于芦青河、李锐之于吕梁山厚土、张承志之于回民高原、阿来之于川坝藏地、迟子健之于漠河丛林、李杭育之于葛川江人家、叶兆言之于秦淮河掌故等等，无不靠一方水土养育，得故乡天地灵气滋润。而广东文坛早期的欧阳山《三家巷》、秦牧《花城》，以及后来者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张梅等都算是其中代表。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岭南文化”除了可划分为‘汉族风俗文化’和‘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外，更可根据方言分为“广府”、“客家”、潮州“三大族群，它们都是岭南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④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岭南文化书写继续呈现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岭南风情和民俗变迁。在客家文学方面，廖红球以粤东山区客家人居地“月影村”为背景，2005年出版了《苍天厚土》。书中以客家后生、农民企业家李大牯自办自行车轮框厂的艰辛创业为线索，讲述了他与两个女人（月秀和左千叶）的情感纠葛，形象演绎了在现代化背景下南方“客家人”的心路历程与生存状况。作品包涵着关于迁徙、隐忍、嬗变的主题，对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会合，以及时过境迁之后葆有的独异个性都有详尽叙述。这正如谢有顺所说的：“该书除了描绘月秀、李大牯、左千叶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还见证了在社会思想、伦理裂变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客家人艰苦创业的心灵历程。”⑤另外，程贤章也通过小说《围龙》细述了广东客家民系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社会变迁史。作品通过客家围龙屋“进士第”的变迁再现了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陈长修在南方策应康有为戌戍变法；陈长胜、陈长捷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谢晋元、黄梅兴等客家子弟在淤沪抗战中惨烈牺牲；“文革”中陈氏家族及烈士家眷饱受到冲击，以及改革开放陈氏家族后裔回乡办厂、投资等，呈现出了客家民系艰难的创业史、苦难史。历史与现实，想象与真实，在程贤章笔下客家民系辗转迁徙的艰巨和漫长的时间线索中获得了一种历史诗学与现代视角的结合。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国人不仅以茶为体，参悟修身养性之道，还藉“茶”察人，总结出诸多幽深的人生哲学。“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恰如“围龙屋”之于客家人，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符号及精神象征。据称，中国人饮茶虽有数千年历史，但偌大的中国，当今茶道最精细认真者，非潮人之“工夫茶”莫属。⑥进入新世纪以来，潮汕作家廖琪以“茶”为名创作了小说《茶道无道》，并以“茶”为中心讲述了两代潮汕人与茶的关系，展现了秦氏家族两代茶人颠破沉浮的命运。秦氏家族以经营茶叶而辉煌了半个世纪，不料却因为一对晚清诗人丘逢甲专门请人设计的陶壶，引发了秦贾两家的冤仇，结果秦家大院被毁之一炬。为求生存，秦文辉将女儿秦凤丫寄存于罗明理的老家，自己却在潮汕小镇香城开起了“正气茶庄”，不料十年之后，“正气茶庄”又遭文革劫难。改革开放后，秦凤丫试图东山再起，怎奈贪欲横流，历经艰辛的事业再次付之东流。书中以茶喻人，以人映照茶，呈出了现代人在澹泊宁静的茶道之中已无“道”，只留下争权夺利、尔虞吾诈及无休止的人性欲望，是对传统“茶道”的现代性消解。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展现，梁凤莲无疑算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出生于广州的梁凤莲，十年间先后完成了《羊城烟雨四重奏》之系列《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两部，以广州真实的历史场景“西关”、“东山”为纬，全面真实地演示了一幅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的先进代表，是广东省的旗帜性文化。⑦从小对城市骑楼和西关风情熟稔于心的梁凤莲，用大量的笔墨再现了其中的风物人情。在《西关小姐》中作者以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西关小姐为中心，演绎了近百年来广州城市变化、时代变迁及家庭兴衰的悲喜剧，在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中展开了等一幕幕有关情爱、事业的生存命题。可以说，《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正是通过借助百年西关的风云史，把广府文化及其中人物的性格发展用文学的手法还原和表现了出来，是一部充满温度且感性的岭南文化史。不管是《围屋》、《茶道无道》，还是《西关小姐》、《东山少爷》，这些以岭南文化中客家、潮汕、广府民系文化“核心”符号直接入题的文学创作，还是旨在展现其中文化精理的《苍天厚土》，都无法回避广东地域作家对本土文化的那种热切和眷恋。这种眷恋体现在二十一世纪快速的城市化面前，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性视域下人性变异及文明更替的重新审视，也表现了他们之于传统的守成姿态。而这种来自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前沿视角对于正处于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内地而言，不仅具有对地域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还具有对文化传统如何在现代化面前进行价值转进的启示。 三、构建文学地图的“南方”维度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诠释》中对地方作家群的特点进行了阐释，认为：“至于作家群的汇合、形成、发展和最后风流云散的集散地，这也反映了某种文学在主流社会中占据何种地位，文人墨客中采取何种身份姿态，以及如何才有利于文学发展等属于文学生态的问题。”⑧作为身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作家群，其中“新移民”视角和地方叙事的胶合，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学生态，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姿态呢？ 其一，“新移民”叙事从怀乡到异乡反思。中国历史上远离故土的文人大夫一直存在着浓郁的“乡愁”情结，如“明己遭忧作辞”而作《离骚》的屈原、《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游子，都体现了作者对故乡无法排解的忧愁。但广东“新移民”作家群的作品——《黄麻岭》、《国家订单》、《无碑》、《终结于2005》、《问苍茫》等都已再难于看到传统乡愁的主题直接再现，而更多的是对现实所处“异乡”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由此可见，属于跨界创作的“新移民”作家群体其文学触角已经出离了传统的乡愁单一表现，并改由传统的怀乡情结转向为“异乡”的文化认同和空间的关注。因为“对于个体移民而言，无论是迫于外在压力，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而谋求融入主流文化本是无可厚非。”⑨移民个体由于外在生存空间的变化并由此产生的对融入当地文化主流的迫切，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乡愁的意蕴。总的来看，当下“新移民”对于城市化中现实的关注及问题意识的产生，在文学审美形式上多表现为鲜明的现实化倾向、敏锐空间意识和多变的文化视角。其二，本土创作：从历史回溯到文化守成。本土作家由于缺乏跨界视角的转换，他们既无空间认同感的危机，也缺乏“移民”的漂泊个人体认。因此，本土作家往往较少关注空间，而注重向时间和历史纵向进行视角的回溯。然而，其中的历史叙述却有别于当下为人所熟稔的新历史主义观，因为“新历史主义是在进行‘虚构的虚构’，它在文学史的虚构中再度虚构出一种关于乌托邦、政治斗争、政治叙事、话语修辞、审美目标和人的精神等新的虚构话语，使它的结论与它所阐释的材料日相脱节，甚至为了其意识形态的目的，而不惜将它叙事的对象在修辞层次上加以重组”⑩，也即是说，新历史主义对传统历史价值及观念的消解，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和重建权力意识为目的的。但《巷天厚土》、《围龙》等地域文化作品都不存在试图对一种历史意识形态进行颠覆的企图，他们仅是借更为深长的时间隧道去铺陈开岭南传统文化的习俗，并通过一系列文化符号的描摹和再现，对岭南文化传统进行一种缅怀。这种借历史时间纵深来展现传统，表现对传统的依归，是一种文化守成的表现。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认为文化守成主义是：“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是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⑪， 而恰恰廖红球、程贤章、廖琪、梁凤莲等所坚守“围屋”、“茶道”、“西关”的传统秩序，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城乡文化的缺失，更多的是基于在现代化面前的一种文化守成姿态。其三，岭南文学创作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文学现代城市精神的欠缺。应该说《黄麻岭》、《无碑》、《终结于2005》、《问苍茫》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苦难叙事，它们注目于城市化背景下的“问题”，特别是对城市村庄的消失及当下农民“市民化”质素的增长，继续延伸着文学的社会性批判功能。但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却缺乏一种深度的思考。如《无碑》中对于老乌逐渐农民工“市民化”走向，最后又落入了“市井”文化处理的鹊巢。于是，岭南文学对于城乡文化冲突的处理，要么仍站在原有农村秩序和传统视角，要么直接把农民市民化过程简单地镶入到原有传统“市井文化”中去，这表现了当下作家在都市社会自觉融入过程中对农民主体意识的有限把握，喻示着当代文学城市精神构建仍需漫长的过程。因此，当代“新移民”作家群在面对现代性命题下城市与村庄、传统与现代、生存与理想冲突时，应立足于个体微观的体验，积极寻求不同文化体的“杂合”，以求得更具包容性现代城市价值观念的形成。（二）地理历史诗学精神展现的不足。《围龙》、《茶道无道》、《西关小姐》这些直接以符号入题的本土创作，表现出了本土作家对往昔文化呈现的迫切心态，以及对本土文化流离的一种警觉。但在表现过程中，作者似乎准备了太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佐料，他们似乎想在每一个细节中都有传统因子，这种过于堆砌文化习俗符号的方式，有伤害历史叙述诗学旨向的嫌疑。作家通过历史的展望，其目的在于对历史某种断裂处、可能处进行多元的“阐释”，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对原有历史章节进行叠加。这恰如福柯所言，历史充满了激烈断裂，而且，在任何一个形似处于某个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也都充满了被压制的它异因素。历史家的批判性任务就是对历史进行“谱系研究”，让历史中那些被压制的它异因素诉说它们自己的历史。⑫ 因此，向历史纵深迈进的广东本土作家，应该在出离只是简单借“历史”载“传统”的做法，从而把握住新型历史观的契入，对历史的断裂处进行再想象和再演绎，这正如莫言笔下的六道轮回之于文革中的“高密乡”。 后 记文学地图应该有高山平原、川流沧海，也应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系统。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生态平衡和文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当下岭南文学创作中新旧共构、推移进化的结构和多样化功能。对此，有人曾对当代广东作家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立足于广东这个地域的文化，同时又卷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及在这里面所经历的精神的价值的振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对城乡剧烈变化和冲突当中积累的问题的把握，我觉得非常到位。”⑬但事实上，在现代与传统、过往与当下、城市与村庄的冲突中，作为城市化开启最早的地区广东，需要寻求一种更为良性的生态关系，在对于历史、对于地方、对于城市、对于现代化等命题上进行更为充分的交流，才能在文学中求得个体性、地方性与历史诗化的更自然结合和相处。 【注释】①张燕玲：《广东崛起“新移民文学”》，见《羊城晚报》2009年8月15日。②张清华：《当生命与语言相遇──郑小琼诗歌札记》，37页，载《诗刊》2007年第13期。③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61页,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3期。④于爱成：《四重变奏》，25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⑤谢有顺：《廖红球长篇小说〈苍天厚土〉重返心灵的故乡》，见《文艺报》2005年11月22日。⑥林伦伦：《“潮汕文化”的自新与粤东社会的发展》，81页，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第4期。⑦王克群：《广府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80页，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⑧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⑨王腊宝：《流亡、思乡与当代移民文学》，112页，《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⑩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104页，《广东社会科学》1999 年第4期。⑪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⑫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96页，载《文艺研究》1993第3期。⑬蒲荔子：《全国专家北京热议广东文学——广东作家关注城乡剧变》，见南方日报2007年6月1日。 （陈超，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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