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信仰：当立法成为一种迷信

当今的中国，“法治”无疑是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社会强势话语，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甚至依法治山、治水、依法办事等时髦口号以理所当然、铺天盖地的强势态度走入了中国的城乡大小角落。而这种对法治的企盼和热情有演化为“立法迷信”、“法律万能”的趋势，导致了一种简单化的社会治理策略，不愿去追究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文化缘由——任何社会问题发生后，无论大小，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相关立法不健全，媒体撰文也常以“急盼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立法”来收尾，公共管理部门以常“相关立法将尽快启动”来稀释社会公众的疑虑。

如《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应主动让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再如前不久正在修订的《老年人保护法》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而且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被舆论称为“常回家看看法”。但叶芝曾说，“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我们就来探究这种立法的“信仰”是否应该坚持。

数年前，孙志刚被收容遭殴打致死，换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终结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颁布。一时间对流浪乞讨人员，由管制转变为救助，由恶治转化为善政。孙志刚事件在鞭挞了现有法律之后，似乎以“善终”——新法规的出台掩上了大功告成的皇帝外衣。但谁不知道，以死而谏并非他的初衷——谁都不愿成为这样立法进步的踏脚石。

《南方都市报》确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那些披着“收容遣送”外衣的刽子手们先享受了一顿舆论审判。但是舆论却聚焦于《收容遣送办法》，这个代表着政府强权，公民无权的立法毒果，或者只是对“政府部门痛下决心铲除非法、无道之恶法”的歌功颂德。

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潜规则”用行政力量、用“从北京到天津先说到通县”的方式，畅通无阻地推行着，它用渐进方式一步步蚕食颠覆着法律。用到“图穷匕见”之际，他们才“指鹿为鹿”，再将他们所获得的成果用立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的思路保持着一贯的稳定性。在聂树斌案和佘祥林案之后，立法部门又觉得这是“法律规定上有漏洞，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制定所谓的《反刑讯逼供法》上”。唐福珍案后，一部分专家、学者又动议修改《拆迁管理条例》，官方也已启动针对拆迁的法律修改，并将另立新法取代《拆迁管理条例》。

孙志刚、聂树斌、佘祥林、唐福珍相继拷问法律权威和社会良心，但不是因为无法可依或者恶法当道，而是有法不依、滥用职权、肆意妄为。而有关部门从来不是掘地三尺，探究案件发生的原因，而是欲盖弥彰，但求息事宁人，于是灵丹妙药——“立法”就被一次又一次地拿出来“补祸”。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都未对症下药，那在伤口上涂再好的膏药，包再多的纱布都无济于事，法治不彰、执行乏力的脓疮只能在麻木中腐烂。

于是，孙志刚案件的实质被掩盖了，一个表面化、文不对题的应对办法和积极认错，积极改错的态度——立法，换取了公众的谅解和纵容。舆论转移了，毕竟还有更多的“李志刚”、“张志刚”可以吸引公众的眼球，然后引发新一轮的政府立法热潮——大部分媒体的良心都只存在于喧嚣之中，又消失得比流星还快。

如果说立法必然有其不够周全，不够完善的地方，那么在整个的法治系统中，是否还有其他法律能规制这种“刑讯逼供”、“暴力拆迁”？如果有，那么这些法律是否得到了准确的执行？这些执法者是否以程序正义和道德良心来保障了法律的执行？迫于现实的“打补丁”式的立法活动，如何保障立法的质量、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法律的效力及权威性？如何在民众间建立广泛的法律忠诚度？新法制定后，又如何保障这些新法不会被束之高阁呢？

我试以孙案问之各位：孙志刚是因被收容而死呢？还是因收容之后受到非人对待而死？答案显然是后者。那为何所有有关部门、官方媒体都粉饰成立法之过？《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里，赫然写着“（工作人员）不准打骂、体罚和虐待被收容人员”，遑论将其毒打致死！不说这个《办法》，当时的刑法、治安管理法规总也是禁止“蓄意伤害他人身体和生命”的吧！就算真是个法盲，几千年民间流传的“杀人偿命”的说法，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吧？可是，即使孙志刚手持正义权杖，以宪法、刑法对抗收容所工作人员的暴打，又能如何？那些拿着屠刀龇牙咧嘴的怪物，不正正是那些“法律维护者”吗？

孙志刚事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法制观念太差、执法力度太弱及与此“相映成趣”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任意胡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和反思，没有起到举一反三、防微杜渐的应有功能。正是因为有心人的移花接木，模糊焦点，才误导了我们对于问题实质的深入总结和追究，使得类似的事件次第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的法律数量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高制定的就已经超过了2000部，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为什么我国目前依然还没有建立起比较正规的法制社会呢？法律，归根到底只是写在纸上的文字。只有从根本上让广大公民养成了法律意识，让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真正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贯彻到底，才可能让法制中国变成现实。

事实也证明，加强执法力度比加大立法力度更有效，更直接。比如在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市交管部门加大了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查处力度，酒后驾车行为及事故明显减少，但今年上半年执法力度减弱后，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立即反弹。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法规一直未变，但其社会效果却大相径庭，那么以后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是否不应仅仅强调“立法”，而同时也顾及到“执法”呢？

法律应该被信仰，却不该被迷信。当然这并不是说立法一无是处。很多立法的出台确实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为了解决社会财产权责归属不明问题而出台的《物权法》。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关系着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更是关系着社会制度的根本认同。这样的法律不但要立，而且应该早立、快立。但对于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立法一方面是一种手段，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呼吁立法，盲目立法，相信立法可以治愈和抚平一切的社会伤口，否则中国立法的“进步”都只能出现在孙志刚案、唐福珍案之后，立法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虚无主义。

中国的法治热潮和喧嚣中确实需要一个独立冷静的观察者和批评者，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冷静观察法治热潮，它要让人们清楚: 法律绝对是重要的，但法律决不是万能的。“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 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