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红色经典”变了味 从《小兵张嘎》到《铁道游击队》，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闪闪的红星》，那些伴随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革命题材电影，如今成了“红色经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翻拍“红色经典”成为影视剧艺术生产领域的一股潮流。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多元话语意义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改编“红色经典”之所以成“风”，是因为改编者发现了“红色经典”原本被掩盖的商业价值。因为“红色经典”都弘扬集体英雄主义，且本身是排斥商业话语的，而改编者的辩证法却认为从集体英雄主义中，可以挖掘出个人英雄主义，从“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欲。所以改编“红色经典”有卖点，有市场。因此，“红色经典”经过如此这般的改编，“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问题也随之产生。一些“红色经典”开始“变色”、“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写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在一部分人看来，“红色经典”不过是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而已，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如今，不少“红色经典”改编之作不成功，除了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创作者心态浮躁之外，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出现的文艺思想混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改编者想当然地认为“红色经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而“理直气壮”地对作品进行所谓的“修正与补充”，而不惜与这些作品诞生时社会大多数人的审美愿望唱反调。须知，这些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追求、青春愿望，浸透了当时人们深厚的感情，要颠覆这些东西，自然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不符。有些翻拍作品，一味为了收视率等所谓市场需求，而对原著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胡改乱编，想当然地杜撰所谓人性内容，随意增添爱情“佐料”，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以达到纯粹消遣、娱乐，迎合市场的目的。如此这般翻拍的所谓“红色经典”已经变色、变味，自然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广大观众的抨击。毋庸置疑，站在今天的历史角度，重新观照过往的“经典”，不失为成功的艺术之路。这些年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也不乏成功之作。这种改编不仅在内容上丰富了原作，还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通过叙事角度的改变，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比如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00年根据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好地融汇了建构式改编的各种要素，成为名著改编的佳作，既得到了来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赢得了好的收视率。“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它包含了太多历史的记忆，也包含着一个民族视为至宝的精神财富。重拍“红色经典”是对红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于新的历史背景下红色原著的传播，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众精神图谱和文化艺术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正如一些学者强调的，“改编者有责任尊重这种记忆”，在精神意义上保存经典的原汁原味。“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学内涵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艺术创新和商业利润的双赢，“红色经典”才能真正“红”起来！ (载《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1日)
阅读是否需要“转型升级”?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纸质阅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经典图书日益受到冷遇，抚卷读书浸染墨香的场景也逐渐被鼠标点击的方式所取代，在重视阅读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同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传统的阅读习惯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近年来，网络上关于阅读状况的调查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争论越来越多。关于“浅阅读”“深阅读”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不少学者也纷纷撰文，深表忧虑。引起学者恐慌的一个背景是，在从1999年第一次到2005年第四次的全国阅读调查中，纸质图书阅读率已经连续3次下跌，从60.4%降至48.7%。这个数字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至少有一半中国人已经不看纸质书了。相对于纸质书阅读率的连年下跌，数字阅读率却在日益增长。电子阅读器貌似在拯救阅读，让读书的人多了起来。著名学者王余光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时代》的论文，提出我们在面临阅读转型。文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阅读转型是从手抄书到雕版印刷；第二次是机械印刷和新式教育的变革；而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几乎影响了每一位阅读人。那么，不看纸质书，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它至少传达了三方面的信息：一、说明今人传统阅读的方式与习惯正在发生改变。数字化生活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并成为一种常态。二是暗示出纸质书的命运。广州三联书店、光合作用的倒闭表明，传统的书店已濒临山穷水尽的境地。三是由此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即数字阅读的利弊问题。数字阅读符合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带来方便的同时，这种“浅阅读”也会将人引向功利性阅读、思维能力弱化。传统认为，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照此而言，阅读的深与浅的确关乎到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和走向。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阅读容易陷入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其浅层化在某种程度上对阅读本身造成了伤害，这种阅读习惯将致使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民族素质降低。显然，这样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数字阅读本身。众所周知，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声势渐涨。阅读习惯的改变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应该作为一问题来讨论。其实，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读什么内容。之所以传统经典内容越来越少得到现在的年轻人呼应，主要原因在于语言表达方式和社会出现的代沟，比如《论语》，单纯文言文很难读懂，但有了于丹通俗化和切合现实的解读，容易理解了，读的人也就自然多了。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数字阅读内容制作者如何在硬件开发上不断创新，让沉浸式的“深阅读”在电子世界里也能觅到栖身之地，显得至关重要。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阅读习惯出现的问题可能不单单是作为阅读主体的阅读者的问题，作为制造阅读品的人应该选择最符合时代的语言和思想表达的方式去传达那些经典的思想，才能避免阅读习惯的命悬一线。一句话，“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下，弦歌不辍都是活着的最大依靠。”身处知识飞速更新换代的今天，我们手中的书本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深阅读和浅阅读之间也只有分立，没有对立，能否坚持一种深得人类菁华滋养的阅读习惯才是最为重要的。 (载《文学报》2012年5月17日)
打造属于本土的文学“云梯” 文学创作的本土化，是当今文学创作面临的普遍问题。本土化与民族化一样，是全球化格局下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作家实现个性化、特色性创作的需要。何谓本土化？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以广东文学为例，广东文学的“本土化”是指创作者运用广东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产生活元素进行创作，反映广东本土的人文风貌、生活情态和人民的思维意识、审美情感。对此，贾平凹、莫言等作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贾平凹说：“云层上面都是阳光，至于如何穿破云层，各民族有各民族自己的云梯。”也就是说，要达到文学的最高境界，世界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与路径，必须要立足于本土与民族的土壤，依凭“自己的云梯”；莫言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反对“克隆别人的作品”，主张用“强大的‘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换言之，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开放、创生的过程，它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发展自己，证实自己，实现自己新发展的生命运动。广东作为历代移民大量地、不断地迁入的地区，其文化的本土性从来就不是封闭自守的，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杂交”，其强大活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也可以说，广东文化的本土性就是杂交性，也是这个社会开放包容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纵观各类文体的实情和作家创作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不断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关系，凝聚新的力量，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之中，广东文学样态更加丰繁，关系更其复杂，格局更为缭乱，场域更显喧嚣了。持续不断地“新变”，已成为广东当代文学的常态化与主旋律。与此同时，广东作家在调用一切艺术手段讲述好广东特有的故事，越过事象透视时代精神状况等方面，都表现出集中的指向共同的取向，因而使得广东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出讲述本土化，艺术本色化的突出特征。以小说为例，工业题材首当其冲。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是对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生存现状的深度描摹。在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亿农民工郑重签下了一份举世瞩目的“国家订单”：需求方是民工，资本是民工的劳力和对这一群体的需求市场，生产厂家是一个开放、民主、有所作为的现代政府和公民社会，而要求的核心产品，只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应得的工资、生命财产安全、平等、理解、尊重，以及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订单”俨然成为一个绝妙的象征和隐喻。关注城市新移民后来居上。如：宋唯唯的《一城歌哭》将“往城市去”过程中的人物群像和命运挣扎，用一种独特的诗意及纯美的方法予以表达。戴斌的《深圳胎记》以放射状的虚实结合的结构，套住一个庞大的“深圳”命题。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个人经验为依据对这个时代工业生活的大规模表现和思考。陈再见的《张小年的江湖》反映了当下城市社会的现实，触及了当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困惑。像这样一批作品，呈现出了广东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原创性，同时带给中国文学很多新鲜的文学经验。此外，还有一批比较鲜明的“80后”写作和后现代写作在崛起。如王威廉、李德南、傻正（陈崇正）、叶清河等，都在稳步前行中各有创获，并在诸如记录城市运动等方面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焦点与可圈可点的亮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东的地域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一方面，首先体现在具有典型意味的本土化人物塑造。其次本土化要有清醒的本土化创作自觉。另一方面，本土化还需面对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常态。即中国城市化运动中，广东文学能否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能否反映城市和人的关系？广东文学的走向，就是要关注当代和当下。因而，那句看上去老调重弹一样，但对于写作依旧有着启迪作用的名言“写你所熟悉的”。不仅写你所熟悉的，而且要写给你影响最大或靠近你灵魂最近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写你自己”，这也可以被转述为“本土化写作”。关注这个巨变的时代，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责任。当前，广东已进入了由“制造”到“智造”的时代，作家们应该多关注机器跟人的矛盾、冲突。这“也许不是我们当下期望的广东特色，但相信终将演化成所谓新南方主义的内容，催生一种新的广东文学。” (载《羊城晚报》2015年6月7日)
少些应景之作、快餐文章 放眼散文界，比比皆是短、平、快的文字，让散文失去了她固有的魅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下一些报纸副刊刊发的散文得到印证。比如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怀旧忆旧题材一拥而上，泛滥成灾；移步换景、面面俱到的游记，像导游词、旅游广告，缺乏主观精神的积极介入、深度介入，没有深层次的生活感悟、生命感悟；节日性、季节性题材的散文应时而动，如清明、端午、中秋，春夏秋冬四季转换。 这种应景散文、快餐文章的泛滥，不仅表现于文本的批量制作，更体现在作者的情感泡沫上。很多写作者热衷于兜售小情调和小感慨，迷恋于精神作秀，抑或以道德法官自居。除了一己的悲欢，我们从中很难看到更为宽广的情怀，看不到对社会现实有力量的介入和穿越。而且，这类散文还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作者经验老到，操作驾轻就熟，语言表述华美，结构尽善尽美，在写作手法上形成固定格式，起笔、眼见（镜像）、资料、古诗句点缀、结尾，形成固定流程，初看无可挑剔，细看既无新意，也缺乏深度。 有人把当前散文存在的种种问题总结为“四多四少”。一是书斋文字多，体验性书写少；二是宏大叙事多，个体生命感悟少；三是琐絮滥情多，超越事物现象的精神深度创作少；四是写泛泛生活的多，有深刻思想性的少。我认为这样的概括是客观准确的。散文不是形式，散文是有生命的，她的鲜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思想。如前所述，什么季节写什么，什么节日写什么，这样难度不大，毫无新意，篇幅短小的写作，对于那些专为稻粱谋的写手们而言，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一个晚上可以炮制好几篇。试想，如此轻松的写作，抽空了思想的叙事或抒情文字，能不沦为表面化的制作吗？ 我们说，文学创作的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能进入文学史的作品，都是那些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有公认的新创造、新开拓的文学家及其作品。散文创作当然也不例外。创新，要求写作者努力规避常规题材、常规立意的写作弊病。 但这并不是说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怀旧、忆旧的散文题材就不能写了，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的文体，人间万象、宇宙万物、各色人等、宏观微观均可涉及，但必须出新，必须有立意的突破，深度的挖掘。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当前散文创作却显得过于单调和浅表。那么，如何才能在老题材上翻出新意、写出深度来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是题材上的创新。散文写作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一种语言，只要有思想，散文便有了灵魂，也绝非要一味地追求真实性。恰恰相反，虚构进入散文，使得一些散文看起来像小说，但它直抵事物的本质，力量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另一个是技术与词语的创新。作家们的创作包含他们本身的地域、内心、知识、情趣、喜好、道德审美、人文精神等等因素。正是这些技术与词语的创新，让我们看到细致、绵密、张弛有度、汪洋恣肆的文字背后作家对环境、生活、内心、精神的反省。换句话说，技术与词语的创新可以让散文写作更有力地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位作家谈到，好的散文起码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品质：一个是大的人文情怀，二是宏阔的现实和精神背景，第三就是应当有的独立的品质，从语言到题材，从意旨到方式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改变当下散文写作的现状是非常有用的。 (载《中国文化报》2015年1月23日)
在场的文学批评为何“缺席”？ 文学批评明明在文学的现场，为什么说“缺席”？这个看似矛盾的题目，其实一点儿也不矛盾。且听我自圆其说：批评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未必依附于批评的对象，仅依靠自身的精神力量给读者以美感。可是如今所看到的文学批评大都呈现一副媚态和疲态，有思想、有观点、有见解、有锋芒的批评越来越少。要么是陈词滥调，要么是雷语连篇；要么居庙堂之上，要么处江湖之上，少了人气，缺了地气，文学批评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难怪经常听到人们抱怨：批评缺席。实际上，文学批评家们很少缺席，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文学场合。那么,批评家这种在场的“缺席”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不说真话，没有可信度不说真话，遇到问题绕着走，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一大通病。今天回过头来阅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代作家评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自由谈》等文学评论刊物上的一些文章，思想深刻、锋芒毕露、语言生动、批评中肯，让人如饮甘泉。这些批评对读者理解作品的精髓，理解文学的要义都大有启迪，对作者把握生活脉搏、提高创作水平也大有促进，对繁荣文学事业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近些年，文学批评却成了王大娘的皮蛋——变了味。人情批评、圈子批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是批评界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这样的批评与真正的文学精神无关，与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无关，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功利目的。就拿作品研讨会来说，要么高赞好象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要么就是说一些空洞无物、不咸不淡的大话、套话；说一些云遮雾罩、不着边际的废话、屁话。还有的批评家满篇都是新术语、新名词、新概念，明明一句很明白、很简洁的语言就能说得很清楚、很到位，他偏要弯绕绕地说一些个个都不理解、人人都不明白的“鸟语”。就象赵丽蓉演小品时说的，就是不好好地说人话。这样的批评对作者来说，起不到半点磨刀石的作用，对读者来说，起不到一丝毫的启迪作用，致使文学批评丧失了它本身应有的力度。 缺少体温，没有生命力 当下的文学批评，学院派占据强势，其“纯学术”的批评常常艰深晦涩，玄虚空洞，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很少触及复杂的创作现象，有任何憾动体验、震动心魄的感觉。在似曾相识的批评里，看到的是“能指”、“所指”、“俄迪浦斯”、“镜像”、“后现代”、“后殖民”，看到德里达、福柯、本雅明、杰姆逊、萨义德等众多繁复、令人眼花缭乱的词汇。评论者经过一番概念的搬用，逻辑的推演，最后证明出了“每个人都有十个手指头”，绝对符合学术规范，可是艺术感觉呢？问题意识呢？貌似深刻的专业形式之下是贫血的内容与对艺术与现实感觉的极度匮乏。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它有文体、温度与活力，在这里面，它必须渗透着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理解，这样才有足够的资格去对作品、作品中的世界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言。一个好的批评家除了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艺术与生活感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作品出来了，有没有什么新东西？或者是旧东西的“原画复现”“借尸还魂”？这个东西为什么出现在此刻？它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征象？是时代的病症，还是一种亟待批评家大力开掘的新鲜的艺术力量？要想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绝不只是靠书本理论就能够对付的，它需要批评家长期积累的对艺术、对生活几近本能的敏感，没有感觉是断然做不出有生命力的文学批评来的。如果有意地使情感“零度化”的语言，这样的批评也必然干瘪，味同嚼蜡。所以说，文学批评要尽量突出自己的主张，文气多一些，尽量回到文学本身；地气多一些，从自己的现实环境中提取出文学精神；灵气多一些。如此，方能增强文学批评的魅力或可读性。 脱离文本，没有针对性批评是建立在阅读之上的。然而，在我们这个不少人心态浮躁的年代，老老实实读作品的批评家越来越少。看看当下报刊上的文学批评，充斥版面的大量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扯虎皮作大旗，拉拉杂杂唬弄人的文字，一些批评家根本不深入文本，不潜入作者文字之中，王顾左右而言他，完全就是在那隔靴挠痒。作为批评行业之一员，这些年我也参加过一些作家、作品研讨会，我注意到，有相当一批批评家是不认真阅读文本或者根本不读文本的。不管是评谁的作品，有的评论家张口就来，直接把评张三的话搬到评李四的作品上。这种没有深入文本的批评业已成为当下批评界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缩影。批评首先面对的是文本。对于批评家而言，他的一切关于艺术的思考和阐释，都只能从阅读做起，进入那个文本提供的世界，通过作家的描写和形容，细致地品味和体悟作家的用心立意，而且务必“细读”。当然，细读只是对精品而言，粗劣之作，是不必为此费神的。批评家不是先知更不是巫婆，他的经验来自于阅读，而并非察言观色。批评的合法性在于任何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都有接受自由评判的义务，批评本身不是目的，它一方面可以满足阅读者的表达欲望，用个人化的理解赋予作品以更多的内涵，另一方面，批评家通过先声夺人的价值确认，给后来的阅读者以启示和引导。所以，负责任的批评必须深入文本，有感而发，才不乏真知灼见。一言以蔽之，文学要有结结实实的力量，就必得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批评家的发言要有坚硬的品质，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为此，评论家陈晓明认为，文学批评的“缺席”并非程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由文学精神的缺失造成的，精神的问题必须从精神层面来解决。斯言诚矣！文学批评饱受诟病，地位尴尬。要想解决“缺席”问题，必须重新建构批评的理想性。也即是说，作为一名批评者和研究者，不但要有学养，有见识，还要有眼光，有心胸，更要有立场，有操守，这样才能赢得文学批评的尊严。 （载《北方文学》2014年6月下半月刊）作者简介： 马忠，70后，四川南江人，中共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以评论写作主为，兼及诗与散文。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理论与批评文章数百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著有散文集1部，诗集2部，评论集8部。曾获“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论奖等多种奖项。现居广东清远。
生活中的毒素 一般人不是神圣，而一般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圣，就在于一般人每天都会产生许多垃圾，并且很多时候不知道要及时地将这些垃圾倾倒，渐渐地这些垃圾就会成为毒素，让人的生命遭受各种伤害，从而生命的精彩程度便被大大减低。很多人都有拖延症，对于自己的计划不能够精密地执行，从而导致自己的时间变得紧张，难以完成自己预定的任务，结果又让自己非常的难受，不相信自己的效率，从而开始怀疑自己，怀疑和自己有关的一切。要知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要你有一次拖延了，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警醒意识，你就会有第二次拖延，然后又会有第三次、第四次……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你真的不想沦为一般人的话，你就应该及时地将自己的拖延症审判，不再允许自己没有原因地延迟做一些事情的时间，而这就要及时地将内心由自己的不够负责释放的毒素清除掉，否则我们的命运就会被拖延症所操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沉醉在小成绩里，以为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就可以证明自己了，殊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我们现在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当你因为路上的一朵野花而将心思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时，你就会被敌人所歼灭，你那想要救国救民救己的理想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时间是不会等人的。和批评一样，很多人只喜欢别人的表扬和阿谀奉承，结果这些人活在排斥批评的毒素里，不能够听取别人给他们提出的意见，他们也便难以进一步完善自己，更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生命发展，因为他们中了自以为是的毒。经常都抗拒别人的表扬或者批评，只有自己一个人前行，你缺少智者和愚者对你精神和生命的刺激和洗礼，你就难以有新的元素让自己去发光发亮，又怎么会划行出让自己感动的生命轨迹呢？最厉害的毒素包括致命的物质毒素和各种精神毒素。物质毒素可以用物质去治疗，并且毒性剧烈的物质毒素并不多，我们对这些毒素也有比较高的警惕，他们不可能让很大一部分人中毒身亡。但对于精神毒素，我们往往会忽视，内心的一不留意，我们便可能对一件事情失望，如果失望得不到自己的解脱，那就会演化为绝望，这一切都来源于各种精神毒素的交杂。内心的毒素还需要坚强的内心去清理，一个人的精神不健康就更容易让心死亡，让自己的希望光芒黯淡，精神的毒素接着又必然会让自己的行动遭到抑制，看来精神毒素比物质毒素还要可怕，有一颗强大并且有意识地排毒的心脏有多重要。比如贪心、放不下、痴迷不悟、消极看世界，这些都是精神毒素，一旦它们在一个人的内心积聚起来，它们就会不断地像乌云弥漫整个思想的天空，一场巨大的暴雨随时都有可能来临，暴雨的来临就是生命的灾难到来之时了。灾难过后，不是重生，便是一个拥有希望的精彩奋斗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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