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高压,旧时代的垂死——《断魂枪》的主题探究华南师范大学 何美愉《断魂枪》是一部独特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它显示了作者老舍浓重的武侠情结,另一方面,它背后深藏着作家严肃的文化思考与文化意识,对中国身份的担忧和焦虑是那一时代作家普遍的文化自觉。小说的题目名为《断魂枪》,表面上指的是小说主人公的成名绝迹五虎断魂枪,深层上是由五虎断魂枪指代沙子龙这个人,可是实质上,它更暗寓了那些震惊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的大炮洋枪。也许那名震江湖的五虎断魂枪其威力真的能够使人魂断命丧,但是,在现代火枪的面前,老祖宗传下来的绝招终究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浪,正面临堤溃坝毁,过去世界大国的优越感已然不在。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睛,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和恐怖。”这里面,“通商”与“恐怖”并成一对儿,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高压,旧时代的垂死。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华夏民族故有的文明被轰炸得七零八落,丧权辱国、濒临危亡的人们失去了过去的信仰,龙旗不神秘、皇帝靠不住、祖先神明不灵验、风水宝地、富庶江山已经被敌人侵占。没了精神支柱的人们如同断了魂一般,行尸走肉地活着。文章一开头不是写沙子龙,反而是写出一个大时代的变迁,如此恢宏阔大的场面,不仅是为了增强这篇武侠小说的气势,更是把人物放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中,增添了以往武侠小说少有的时代强音。而恰恰是这样的一种高强之音,不仅打破这只东方的睡狮天朝上国的美梦,更惊断了它的魂。处于大变迁的时代中,沙子龙选择退隐江湖,“不传”武艺。他的这种做法一直以来都很具争议性。有人说他是具有清醒意识的时代先觉者:由于深知过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沙子龙决心与过去的一刀两断,亲手埋葬自己昔日的辉煌,将镖局改为客栈,这反应了商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种暗寓。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妥协退让的落寞者,认为沙子龙不谈武艺与往事其实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悲哀与凄凉。沙子龙这个人物形象有其复杂性。此时的他也像一支断魂枪,尽管枪身还硬、枪尖还利,但是枪杆子却是发颤的。小说中有两种枪,一种是西方的先进武器火枪,文章说是“枪口还热着”,这个“热”一方面是缘于火枪有子弹和火药,本身就发热的,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因为火枪经常被使用,用多了,常用着所以才会如此的热。至于另一种枪就是中国的传统武器长枪,文章多次提到枪身是“凉滑”的,同样的,“凉”,可以说是因为铁杆子枪身的金属温度,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支枪不常用,江湖中人兵器不离身,如果沙子龙是整天握枪的话,枪身绝不会是凉的,而小说也多次明确地描写道,“大枪立在墙角”、“他(沙子龙)身上放了肉”,枪是凉的,心也是寒的,当年的热血已经冷却,“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但是,如果过去辉煌的时代说断就能断,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就不真实了,所以枪身是“滑”的,如果这支枪一直在墙角静静地立着,它尽管不生锈,也会变粗糙,但是正是因为沙子龙常在“夜静人稀”时,“独自拿起枪来”,追忆“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或许他还会“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毕竟,这是他曾经把自己的大半生的浸于此。沙子龙的退隐不是妥协的退让,而是逼不得已的,但由于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尽管沙子龙心有不舍,但是他还是自觉地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他是时代的先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过去辉煌时代的追忆,不能因为他的“不传”就断定他是抱残守缺;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的觉醒了的。小说有一句话独立成段,处于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不仅是因为它是过渡段——从描绘时代到工刻人物,还因为它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隐含的信息——“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西方文明蚕食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处于最黑暗的时候,此时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曙光,沙子龙心灰意冷,并且自认为“不传”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文章也说“月棍年刀一辈子枪”,可怜的是这名震武林的五虎断魂枪,这样的祖宗秘传,一代又一代的人辛苦创练改造,尽管传之于人,此人也需要用一辈子的心血汗水苦练,才能有所成就,这些用几辈子、几百年、甚至几千载换来的国术,却敌不过一支小小的、连三岁孩儿都能够掰得动的手枪,并且能够造就的断魂威力的五虎断魂枪,江湖只有他沙子龙一人,而这些能够杀人断魂的洋枪只要有钱、买得到,就可以组成一支,甚至几十支军队。强弱之悬殊,可想而知。那么沙子龙当然会认为,他自己已经学了一辈子没用的本领,英雄已无用武地,何必还要让别人也像他那样浪费毕生精力耽于此业呢?王三胜不该因此浪费青春,孙老者也不应因此消耗光阴,所以,当他把孙老者送走后,才会“对着墙角立着的大枪点了点头”,那是他对自己“不传”的认可,对枪应永远沉默的认可。沙子龙的这种心态大概就是作者构思《二拳师》时的心理感受,在《断魂枪》之前,作者原本是准备写一部十几万字的武侠小说《二拳师》,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而《断魂枪》则是以《二拳师》为母本,并从中提炼而成。关于《二拳师》,老舍曾经坦白过其构思:“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作家又说:“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可见当时的作者几乎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所以用才会有像沙子龙这样的对无力挽狂澜的挫败感,以“不传”来警惕自己、鞭策自己。但是老舍毕竟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京派作家,他仍然怀念过去的辉煌,所以他特别提醒读者,只是因为启明星还未出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有其现代魅力,只是我们当时当局者迷,才没发现,才会如此失落,但是花儿谢了,仍有再开的时候;鸟儿飞了,还有再来的时候,国术只暂时找不到出路,但它依然是有价值,有再被提倡的时候。这也表明作者对过去自己观点的偏激与狭窄作出纠正。在《断魂枪》的这篇小说里,作者没有要褒贬谁的意思,沙子龙“不传”,尽管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可他还是合情的,这只是沙子龙,或像沙子龙这样的一批人的一把声音。另外王三胜和孙老者这两个形象,同样是反映社会的某种阶层,这些阶层有待觉醒,从小的一辈那里,揭示了一种无根心理,只能通过想象过去、吹捧过去来给自己一个暂时的心灵寄托;从老的一辈看,反映了老者对过去怀念,并且试图把过去喊回。他们都是把魂暂托于过去,这又是当时社会的另一堆人。老舍只是通过《断魂枪》这篇小说,把问题给我们摆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除了武术外,其他传统文化呢,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它们?要知道,国术只是还没被提倡罢了,不要因为暂时看不到光明就把它抹杀,也不要无视时代的大变迁,仍然沉浸在对过去的追忆和想象里。重塑国人魂灵,重建积极健朗的民族性格才是老舍《断魂枪》所要传达的信息。
张九龄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与创新华南师范大学 张利珊在唐诗的发展史上,有这么一位诗人,他对开启盛唐之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初唐诗风的根本改变是由他完成的。这位诗人就是陈子昂。他就像一位豪情壮志的战士,用革新的诗歌思想和艺术的诗歌语言,在初唐诗坛打了胜利的一仗。他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影响着其后的很多诗人,感遇诗就是其中一种。陈子昂在理论上主张“风骨兴寄”说,他的诗作《感遇》三十八首就是对“兴寄”理论的实践运用。兴,即比兴;寄,即寄托。兴寄,就是兴物寄情,主要指通过具体事物的描写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对诗经时代比兴的进一步发展,侧重于“寄”,即寄托在事物上的思想感情。在感遇诗中,陈子昂以比兴寄托为艺术手段,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采用传统的香草美人写法,假托佳树芳芬、幽花弱草、大鹏小鸟来代言传音,寄情寓意,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生动地诠释了“兴寄”这一诗歌主张。下面我们以《感遇》第二首为例进行解读:蓝若生春夏,纤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诗托物寄意,诗人以香兰杜若自喻,托物感怀,寄意深远,透露出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抒发了芳华易失、时不我待的感慨。诗歌用了比兴的手法,上阕着力赞美在幽静孤独的环境中兰若艳压群芳的风采,实际上是比喻自己出众的才华。下阕以“白日晚”写年华的流逝,充满着美人迟暮的无奈和感伤,“岁华”、“芳意”用语双关,用拟人的手法写出花草在秋风中的凋零,悲叹芳华的流逝,表达了自己在政治上怀才不遇的失意和苦闷。诗歌中“兰若”的形象出现,咏物寄情,明写物,暗写人,通过将物拟人化,借物喻人,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表达出心中怀才不遇的苦闷。诗歌运用兴寄的手法,寓意凄婉,寄慨遥深。在内容上,陈子昂的感遇诗是广阔丰富的,有咏史、抨击时弊、边塞战争、游仙颂道等多种题材。这些诗或讽刺弊政、感慨时事,如第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就批评了统治者穷兵黩武,说明讨伐战争会给人民带来苦难;或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如弟三十五首“本为贵公子”表达了“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为国从军的志向;或谈玄论道、忧生叹逝,在第六、七、八等诗中,诗人在政治屡遭挫折之后极度困惑的情况下,转向《周易》、《老子》和《庄子》,在广阔永恒的宇宙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总之,陈子昂感遇诗的内容题材是广泛的,他看到的,他想写的,都放入了“感遇诗”。因此,他的感遇诗一首有一首的思想。其中,表现得最多的是他的政治见解和玄虚构思。在诗歌风格方面,陈子昂的感遇诗质朴刚健,慷慨苍劲。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的诗风。这就意味着他的诗歌注重个体情气的抒述,情气神理的强调以及对“繁彩寡情”、“为文造情”现象的否定。在这样的诗歌主张的指导下,陈子昂的感遇诗带着魏晋风骨诗歌创作的色彩,更多地重视诗歌情感内容的表达,重视真情实感而不是浮艳雕琢,形成了质朴刚健,慷慨苍劲的诗歌风格。陈子昂对唐诗的贡献是巨大的,把他称为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恐怕也是不过分的。后代的很多大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对他都很推崇。其中,张九龄作为盛唐前期的诗人,继承了陈子昂的一些诗歌创作风格并加以创新,写成了十二首感遇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张九龄是怎样对陈子昂的感遇诗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在艺术手法上,张九龄继承了陈子昂感遇诗“兴寄”的理论主张。他的十二首感遇诗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以芳草美人的意象进行比兴寄托。在张九龄《感遇诗》其一中:“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人运用比兴手法,以高雅的春兰和秋菊自比:兰叶在春天欣欣向荣,桂花在秋天皎洁美好,这都是诗人高洁情操的体现;这两种植物美好情态的呈现只是顺应自然规律为季节增添色彩,而非为了博取美人的青睐。诗人借物喻人,寄寓自己洁身自好,坚贞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气结。在内容题材的选取上,张九龄感遇诗在继承陈子昂的基础上,活学活用,不拘泥于拟古而是有所创新,对陈子昂感遇诗的题材进行淘洗净化。谭元春在《唐诗归》中有云:“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咏史》者,有似《读山海经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这是陈子昂模仿阮籍的《咏怀》和魏晋诗人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感遇诗的内容题材非常广泛。而张九龄则不同。张九龄的感遇诗十二首有专一的主题,就是表现自己追求的高尚风格。他在继承前人成就时选择了那些最适合展示士大夫情怀的代言物,就是“善鸟香草,以配忠君;恶禽臭物,以比谗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样,表露感情就可以做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完全符合封建文人对诗歌的审美要求。他围绕文人士大夫的苦闷和得失成败来咏写个人情怀,选取的多是日常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小事,并把陈子昂《感遇》诗中咏史、游仙颂道、边塞战争、抨击时弊等与现实有距离或存在流于说教、枯燥等弊病的题材淘洗掉。这些事虽小,但由于是他亲身体验到的,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情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此符合士人的欣赏口味,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张九龄感遇诗的语言是清新秀丽、简练沉静的。明代胡震亨说张九龄感遇诗“含清拔萃,绮绘之中,富神俊于庄严之内”,就是对诗歌语言的评价。张九龄在诗中很少用描摹藻绘,不以追求比象的形似为审美目的,也不是以史实的概括直抒胸臆,而是将比兴形象和自然景物巧妙结合并与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融为一体。比象、兴象、景象、意象相交织,形成了平澹清远、天然浑成的诗歌意境。杜甫在《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一诗中称赞张九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意思就是说张诗语言清新简练,诗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寄意深远,意境构造上含蓄蕴藉而风格上清澹幽远,给人留有驰骋想象的余地。这从语言和语境方面给予张九龄极高的评价。总的来讲,张九龄感遇诗根据自身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了与陈子昂不同的清新质朴、寄意深远的诗歌风格。总的来说,张九龄感遇诗是对陈子昂感遇诗的继承和创新。艺术手法上,张诗继承了陈诗的“兴寄”;内容主题上,张诗在继承陈诗的基础上,活学活用,对陈诗的题材进行淘洗净化;诗歌风格上,张九龄根据自身情感表达的需要走上了与陈子昂“质朴刚健,慷慨苍劲”所不同的“清新质朴、寄意深远”的一条道路。在这个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唐诗也由陈子昂的“诗品始正”转入“诗品始醇”阶段。
在灵与肉的挣扎中的迷失——《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 华南师范大学 张利珊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带有近代工业化和殖民性特征的畸形的“花花世界”。西方的无序化的都市文明冲击着这一城市,也冲击着人的精神世界。物欲横流的上海,带给人们丰富物质的同时,也造成了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滑坡。灯红酒绿中,人们在灵与肉的矛盾冲突中痛苦挣扎,迷失了自我。穆时英的小说《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就是30年代上海都市男女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迷失的一个缩影。一、物欲横流的现代都市上海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洋之风的城市之一。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上海混合着洋味,充斥着种种诱惑。穆时英用新感觉的手法,将五光十色、光艳无比的都市意象组合堆砌在一起,扑面而来,犹如转动的万花筒,五彩斑斓,令人眩目,都市的繁华尽收眼底,一览无遗:“染了急性猩红热的回力球场”、“铺着蔚蓝色的梦的舞场”、“赌场的急行列车似的大轮盘”、“生满郁金香的郊外”、“酒排的绿色的薄荷酒的长脖子玻璃杯”、“饱和了Beauty’eexotique的花铺”、“有着黄色的墙的CafeNapoli”……球场、舞场、赌场、酒会、花店、咖啡店、商业街,小说中的男人流连于各种娱乐场所,到舞厅和咖啡馆去摆除寂寞。他的眼睛,不时被现代都市的景象所吸引:黄纱帏、绿桌布、白磁杯、在墨绿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嘉宝型的眉、红腻的嘴唇、温柔的黑眼珠子、嫩黄的裙、莲紫色的烟……一个个充满诱惑力的光艳的场景,男人在摇曳的灯光下,在喧嚣的乐曲中咀嚼与溶解着自己的寂寞。小说中的女人,更是寂寞空虚,甚至是放荡,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消耗着光阴。她喝着甜酒似的喝着下着多量的糖的咖啡,欺骗自己的舌蕾;抽烟的姿势更是错误,好想抽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她从来不思考人生,从来不进行精神上的考虑,只知道停留于物质上的享受,她只知道男人很强壮、很有趣,想看男人割牛排的样子;她教男人识别成百上千种烟的牌子、咖啡的名目和混合酒的成分配列方式,但是她丝毫不愿与男人谈论灵魂与骆驼。女人完全沉醉于肉欲的享受,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物质,无法也不愿自拔。上海现代都市中的男男女女,不管自觉或是不自觉,都沉迷于物欲横流的物质享受中,醉生梦死,打发着日子。二、灵与肉的冲突“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在男人看来,人就应该像骆驼一样,静默、忍耐、顽强、负重。灵魂是会变成骆驼的。男人将他对骆驼的信念寄托于骆驼牌香烟。他认为人生是骆驼牌,要做人,就应该抽骆驼牌,因为“沙色的骆驼的苦汁能使灵魂强健,使脏腑残忍,使器官麻木”。从一出场,男人就“从左边的袋子里掏出一包臃肿的骆驼牌”,点上了火,“然后嘘嘘地吹着”。在不同的娱乐场合,舞场里、回力球场里、赌场里、郊外、酒会上、花铺前、咖啡馆里,男人始终会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嘘嘘地吹着沙色的骆驼”;在商业街上,男人“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在咖啡馆里男人看到了女人,说了句“又来了!今天是她第五天咧”,他“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牌”;在试图对女人进行指点迷津的谈话中,男人依然是“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小说中一共出现了“嘘嘘地吹着骆驼牌”10次。为什么小说里会一直重复着着这一细节?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骆驼牌是男人灵魂的象征。可以作为象征自己灵魂的物品,那必然是非常神圣的,而人对物品也必然是十分珍惜的。但在小说的开始,我们可以注意到,男人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的骆驼牌却是“臃肿”的,男人对“骆驼”的热情似乎是已经有所锐减了。在接下来的各种娱乐场合,男人都是一边流连于物质的享受中,一边又是“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骆驼牌香烟就像是男人用来警惕自己的一件信物,以便提醒自己是坚持骆驼一样的人生和灵魂的,不能迷失于物欲享受。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够坚定的话,那是不需要带任何的物品在身边的,因为真正的信念是放在心里的。男人总是“嘘嘘地吹着骆驼”,因为他需要给自己不坚定的信念以鼓励和警惕。从男人“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这一不断重复的细节,我们看到了灵与肉在矛盾冲突中挣扎。一方面,男人是受用甚至是享受、贪恋着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他需要在物质的享受中排遣心中的寂寞和空虚。另一方面,他对这种浮躁和横流的物欲又是反对的。对于繁荣的都市、丰盛的物质,男人是矛盾的,肉体上受用着,灵魂里却是排斥的,男人在灵与肉的矛盾冲突中挣扎着,痛苦万分。从小说的一开始,男人一直在灵与肉的矛盾冲突中挣扎。从流连于娱乐场所,到女人的出现,这种冲突一步步加剧。他由“嘘嘘地吹着沉重的骆驼”,到女人纯醇的朱唇牌的郁味穿越了古铜色的骆驼味时,“刺着鼻管,连喉咙也痒起来”。与之前对比,肉体有了感觉,显然在灵与肉的矛盾冲突中,肉体占了上风。在对女人的说教中,女人全以“不懂”作为回答,并说“我只知道你是个很有趣的人,也生得很强壮,相同你在一起吃一顿饭,看你割牛排的样子”,在女人的挑逗下,男人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由笑了出来:“多么有趣的人哟!”这是,男人自我约束的防线已经几近崩溃,情绪为眼前的女人所系。吃完饭后,在酒精的作用下,男人尽管依然是“把沙色的骆驼喷着她,觉得每个人都有这古怪的脸”。骆驼牌还在手上,可是肉体上的欲望已经使得男人神志不清。最后,在街车上,“男人瞧着女人,觉得她绸衫薄了起来,一阵原始的热情从下部涌起来,他扔了沙色的骆驼,扑了过去,一面朦朦胧胧想:‘也许尼采是阳痿症患者吧!’”这时,男人的理智已经全部失去,肉体的欲望彻彻底底地打败了灵魂的约束力。什么骆驼、信念、灵魂,全都被抛诸脑后,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肉欲。在灵与肉矛盾冲突的挣扎中,最后以肉体的欲望大获全胜作为收尾。三、两性的交锋在灵与肉矛盾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性的交锋。男人与女人的角色和关系已经不复与传统雷同了。小说中的女人有着一双在墨绿的鞋上织着纤丽的丝的梦的脚,绘着嘉宝型的眉、有着温柔的黑眼珠子和红腻的嘴唇穿白绸的衬衫和嫩黄的裙,喝着甜酒似的喝着咖啡,吸朱唇牌香烟,吐着莲紫色的烟。这里的女人是一个懂得享乐的摩登女郎,不再是传统中的男人的玩物,而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女性,她用肉体和言语不断地挑逗着男人。这里我们看到男性成为都市摩登女郎的消遣品,是她们空闲时间的填充物,是她们的游戏品和消费对象.转换了传统两性文化中主控和受控的对象,使男性成为女性捕获的对象。女性的身体成为一个中心的能指,不断展示着欲望实现的多种可能性和意义。当男人遇上了女人,他的眼睛就没停止过在女人身上的纠缠,女郎怎样喝咖啡、又是以什么方式吸烟,男人都看在眼里。在他试图对女人进行说教的过程中,女人屡次以“不懂你的话”作为回应,再加上挑逗性的话语,轻而易举地就将男人的原则和防线打破。可见,在强大的欲望征逐面前,男性主体深感软弱和迷茫,传统两性文化中主控和受控的对象发生了置换。信奉“尼采主义”并试图对那位对灵魂不屑一顾的女郎进行指点迷津的男性,在与女人的交锋中,一步步为女人的挑逗所征服,最终迷失了自我,在肉体的欲望中弄丢了灵魂,转而沉溺于两性享乐之中.。在两性的交锋中,男性最终为肉欲所征服,败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四、结语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大都市里,物质丰富,五光十色,男男女女在其中迷失着,在灵与肉的冲突矛盾中挣扎着。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人性的压抑、扭曲和痛苦。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用自己的眼光捕捉了都市这一本质的一面,并用新奇的笔法将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灵与肉的挣扎书写了出来,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独特而珍贵的。
耐人寻味的寻找自我之旅——解读残雪的《山上的小屋》 华南师范大学 张利珊第一次读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我不得要旨。怪异的语言,神秘的人物,荒诞的情节,冷漠的关系,冲击着我的神经。时隐时现的小屋、好像永远都清理不干净的抽屉、父亲掉进井里的剪刀、目光直勾勾的小妹、暗中作对的母亲……还有很多梦魇般奇特的意象。全文就像由一个个片段拼接起来的不连贯但又是相连接着的让人心生恐惧的梦魇,作者用独特的语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只觉得可怕,也更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由此,我开始了残雪文本的阅读。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山上的小屋》,又看了有关残雪文学观和创作理论的书籍,回过头来用这些理论来对这篇文章进行进一步的解读,又是一遍又一遍。这才发觉,残雪书中《山上的小屋》的世界,是一个难懂的世界,奇异、荒诞、梦幻却又耐人寻味。残雪用陌生化的语言风格和梦呓般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我”挣扎而孤独的“寻找自我”的旅程。 一、陌生化的语言风格残雪小说的语言是独特的,与传统性的语言使用方法的风格完全不同。她的语言组合既奇妙,词汇又少,使用的多是日常使用的简单易懂的文字,任意地重复、冗长,构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山上的小屋》一文中,每字每句都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但是这些连成整体时,却让人不知所措,不知所云。她的语言夸张、晦涩,小说中没有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反复使用的善恶典型人物,没有已经定型的人物类型,没有习惯了的且喜爱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完全彻底的通俗性。“母亲的笑容”是“虚伪”,“小妹的目光”是“直勾勾”,“父亲”竟是“一匹狼”……故事通篇字里行间完全嗅不到半点亲情的气息。而且无处不在的玄幻、莫名其妙的见闻像读恐怖小说,让人发怵。就是这样看起来简单、清晰的文字,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难言的沉重和压抑,无力的挣扎,她不厌其烦且又是如此冷酷无情地诉说着恐慌、冷漠和对抗。在她的笔下,世界是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扭曲的。没有相濡以沫的亲情和爱情,人与人之间,只有猜疑。 二、梦呓般的叙述方式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呓语般叙述方式的运用。作者大量运用梦幻、变形、荒诞、臆想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梦魇般的意象图景:山上的小屋、镜子、抽屉、剪刀……在不改变人物景观外形的情况下,展示人物精神、心理的扭曲和变形以及景物环境的主观化变异。现实和梦幻“混淆”,叙述人以被窥视者的恐惧感,创造了一个怪异的世界。梦一般的呓语,推动着文章文章叙述的进行。小说描述了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怪诞事情。在故事中,“我”清楚地描述了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桥搭起来的小屋”,在小屋中,“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但除了“我”,母亲、父亲、妹妹都听不到。“我每天都在家里清理抽屉”,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杉木皮搭成的屋顶”。母亲对“我”清理抽屉的声音感到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尽在冷水里”,因此她甚至“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接着,父母趁“我”不在时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几只死蛾子,几只死蜻蜓全扔在地上,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于是“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做到毫无声响。可是眼看着抽屉就要清理干净一点时,灯泡又突然坏了,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母亲不断打击“我”清理抽屉的工作;妹妹跟“我”说话时,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父亲20年前将一把剪刀掉进井里,母亲却断言父亲是搞错了,为此父亲一直苦恼,一到夜间就“变成一只凄厉嚎叫的狼”。他“梦里”暗下决心,要把剪刀捞起来,但是绳子又重又滑,散落于井中。最后,父亲不但没捞上剪刀,连左边的鬓发全白了。“我”在那一天又爬上了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没有特定的逻辑结构,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松散的画面,作者用梦异化的语言,展示了一个阴暗荒诞神秘的世界,各种意象纵横聚合,含义暧昧不明。“我”不停地清理着抽屉、父亲为掉在井里的剪刀念念不忘、母亲阻碍我清理抽屉……这些人物的行为在旁观者看来那么怪异无法理解,而人物本身却如此严肃执着。家庭关系不复为传统艺术中的和谐关系,而是处处充满了疑惧:家人们总想窥视“我”的隐私(抽屉);母亲“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父亲使“我”“感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妹妹的眼睛“变成了绿色”;乃至窗子也“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家人之间没有亲情和爱情,只有猜疑与嫉恨。“我”,几乎耸立着每一根毫毛,警觉地感受着外部世界。作者通过臆想,变形地描述家人,荒诞地述写事情,把那些在现实生活中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梦呓般地叙述出来,把人的孤独、痛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戒备、仇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挣扎的寻找自我之旅在小说中,“我每天都在家里清理抽屉”,持续不断,执着不止。“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盖头上”,每当这时,我就会看到“杉木皮搭成的屋顶”。“我”每天不停歇地清理抽屉,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山去寻找小屋,小说中的“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着什么。 “抽屉”里藏着“我心爱的东西”——“几只死蛾子、死蜻蜓”,这是不被家人所理解的。“我”把心爱之物藏在抽屉里,抽屉也就成为“我”隐私的藏匿处所。“抽屉”可以看做“我”私人空间的象征符号,那么,“清理抽屉”就是“对自我的整理、寻找,对自我内心秩序的重建”。“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我”一直都想把抽屉清理好,但好像永远都清理不好。“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自我空间、重建自我,但这种特殊行为却不为家人所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母亲的话“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哼”就像是对人“寻找构建自我”的不可能实现的冷语和警示;父母亲帮“我”清理抽屉,还把我“心爱的东西”扔在地上;妹妹的话和“直勾勾”的目光,还有母亲“恶狠狠”的眼光……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我”对自我的寻找和追求是不被理解,甚至还受到阻碍和打击。我试图抗争,可是,一切都是徒劳,剩下的只有孤独和失落。再看“山上的小屋”。“小屋”里有“暴怒地撞着木板门的被反锁的人”,当那人撞着木板的时候,“我蹬了一脚床板”,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反锁的人”就是“我”的移情幻化。“小屋”在“我”的世界里时不时地出现,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杉木皮搭成的屋顶”,可是“我”爬上山,却是什么都看不到。而这小屋,只有“我”看得到。“小屋”就像是自我意识的寄寓体,所以在“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出现。当我“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实际上是对处在惶恐不安状态的自我的灵魂(小屋里的人)的表现。小屋在“我”的世界中的时不时出现,就是“自我意识”的萌发和涌现。“我”山上寻找小屋,就是对“自我”的寻找。小说中,“我”期盼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安慰,试图告诉他们“山上的小屋”,可是父母和妹妹根本漠视那小屋的存在,更不要说去倾听那孤独灵魂的哀鸣。因此,“我”眼巴巴地“看见镜子里那个人的鞋上沾满了湿泥巴,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就像是一幅自我的自画像,画面中描绘了自我的疲惫、孤独的绝望景象。而山上“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最后,“我”的自我寻找以失败告终。原来,“我”一直在不断地苦苦地寻找着的,就是“自我”。不管是“清理抽屉”还是“寻找山上的小屋”,都可以看成对自我的寻找。“我”不断地寻找着自我,期盼着与群体(家人)达到某种心灵上的沟通,得到的回应却是漠视、冷眼相对,甚至是阻碍。“我”挣扎、抗争,在“寻找自我”中遍体鳞伤、身心俱惫,最后却还是以失败告终,剩下孤独的自己,抽屉还没清理干净,而山上也没有小屋。小说用陌生化的语言,梦呓般地叙述了“我”寻找自我的挣扎的旅程。作者大量运用梦幻、变形、荒诞、臆想的手法,把人在寻找自我过程中的孤独、痛苦和挣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戒备、仇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寻找自我之旅,也绝对是一次揭示人性的矛盾的耐人寻味之旅。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陶渊明对玄言诗的继承、改制与突破 华南师范大学 张利珊 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东晋建立后的一百年里,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玄言成分的过分膨胀,使得诗歌的发展偏离了艺术的轨道,变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直到陶渊明出现。他的诗作在东晋“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中脱颖而出,为僵滞枯寂的诗坛吹来了一缕清新的风。生在玄言诗盛行的时代,陶渊明的诗作自然是不可避免地收到玄言诗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陶在对玄言诗的合理成分进行吸收的继承基础上,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玄言诗进行改制,注入自己的新鲜血液,实现了一种新的突破,把诗歌的发展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 一、 陶渊明对玄言诗的继承晋宋之际,玄风炽热,“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士人无不谈论玄。陶渊明生活于玄风盛行的时代,作为诗人的他势必受到玄言诗的影响,并以独特的理念和生活阅历,理性地继承玄言诗中的精华,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诗中加以体现。首先,在思想趣味方面,陶渊明继承了玄学中的玄佛妙理的思想和隐逸的生活理趣。玄言诗是以阐述老庄和佛教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追求恬淡疏远的境界,主张顺应自然、人性归于自然,不为凡俗所累,提倡归于隐逸。同样的,陶渊明委运乘化、随顺自然、追求本真,徜徉于大自然之间,向往隐逸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陶的诗歌与玄言诗在思想和意趣一脉相传的特点。其次,在诗作题材方面,陶诗亦是从玄言诗中吸收了精华。玄言诗追求“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恬淡玄虚的意境,因此常常寄情于山水,认为徜徉于山水有利于更好地体悟玄理。也正是玄言诗中说理与写景的结合,为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产生埋下了种子。陶渊明的某些田园诗,与这一类的玄言诗也是相当地接近。例如孙绰的《秋日》一诗,尽管仍然以山水景色为主,但已夹杂着田园的因子,对“山居”、“庭林”、“林野”等进行描写。对比陶的《己酉岁九月九日》一诗,陶诗除了抒情气息较重外,写景上“园林”二字并不见得比“庭林”包含更多的田园气息。可见,从玄言诗较少田园题材到陶诗以田园题材为主打是一个量的积累。另外,在语言风格方面,陶诗亦是追随着玄言诗平淡的脚步。玄言诗追求简约清净的文辞,不加任何修饰,古朴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足可见其语言平淡的程度。陶渊明的诗歌亦是质朴平淡,力避华丽的辞藻,一切用平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说出来,不事雕琢。两者诗作均求平淡,不加藻饰。 二、 陶渊明对玄言诗的改制与突破尽管陶诗与玄言诗在主旨思想、诗作题材和语言风格方面有所继承,但陶渊明并没有停留在玄言诗的阶段。他从玄言诗中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突破玄言诗的种种弊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独树一帜地实现了对玄言诗的多重超越。1、在诗歌内容上,陶诗突破玄言诗脱离现实抽象谈玄理的局限,将着眼点深入到日常生活,时刻关注现实。玄言诗人“以无为本”要求人们不为现实所束缚,而是应该从具象的事物中抽离出来,追求一种“无”的抽象境界。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玄言诗人关注的全是“大造”、“微言”、“玄风”等虚无缥缈、玄之又玄的“本体”。很多的玄言诗都是直接从理性入手,以“柱下之旨归”、“蔬园之义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为内容,形成枯燥艰涩的说理诗,缺乏理趣。陶诗则不同。同样是表达与玄言诗相同的哲理,陶渊明却是赚撰取日常生活中的具象的平常之物,远离玄远的事物。例如,陶写为人所熟悉的“飞鸟”、“孤云”、“青松”、“秋菊”等,在具象中体现抽象的哲理,在生机盎然的农村风光中融入浅显易懂的道理,用日常生活的农事桑麻诠释深刻的人生哲理,把玄奥幽深的哲理生活化。陶诗就是这样,时刻关注现实,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常常在抒情中用朴素的语言说明一些深刻的人生哲理,使说理形象化、情韵化,通俗易懂而又富于情趣、充满理趣。2、在语言风格上,陶诗摒除玄言诗“淡乎寡味”的弊端,以功力造平淡,文辞淡而有味,似癯实腴。钟嵘《诗品序》中评价玄言诗有云:“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确,玄言诗辞意隐晦、语言枯燥、平淡至极、丝毫不加修饰。或许有人会问:“陶渊明的诗歌不也是平淡、不加修饰的吗?”的确,陶诗是平淡、不事雕琢的,这与玄言诗在语言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陶诗并不是简单的“平淡”,而是“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陶的诗歌以简练处见自然,于平淡中见美感,他力避华丽的藻饰和夸张的手法,一切都力求用最平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加以表现。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用平实的文字描写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这些看似随意摄取的田园生活的影像,实际上是平凡生活中蕴含着不平凡的思想境界,都是些能够引起读者联想、产生思想共鸣的事物,含有意蕴无穷的意境美。“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相去远矣”,陶诗就是这样,以功力造平淡,淡而有味,即使是阐述玄理,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晦涩。陶诗看似平淡,看似不经雕琢,实际上是经过锤炼而毫无痕迹。例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归园田居》其三)、“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其中的“见”、“开”、“冠”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其实用得精彩。就像“见”字,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字,却是把诗人那一种无意间抬头看见的闲适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其他字词所无法带来的表达效果。这就是陶渊明诗作的语言风格,用平凡的字词神奇地描绘出一副副生动的诗画,用朴素的笔法写出一篇篇丰腴醇厚之作。3、在艺术特色上,陶诗克服玄言诗“理过其辞”的弱点,理趣相映,实现了情景事理的完美结合。玄言诗是以玄言为基础的,而玄言是一些深奥、神妙的言论,自然而然,玄言诗也就是用抽象的语言谈论玄理,是诗歌变得枯燥无味,缺乏文学的形象性和感染力。玄言诗人只重视玄佛妙理的表达,而完全无视语言文辞的艺术,因此便造成了玄言诗“理过其辞”的风格,让人读来索然无味,晦涩难懂。陶渊明在继承前代文学的基础上给诗歌增添了新的充满生机的元素。与玄言诗的“一味玄言”不同,陶渊明将“理”通过具体情境形象地加以表达。他的笔锋常常带着情感,他将自己的真情融入所描写的景物和所叙述的对象身上,通过平常的景物事物悟出深刻的哲理,把抽象的哲理具象化,“飞鸟”、“孤云”、“游鱼”、“秋菊”等意象就是诗人思想的具象化体现。例如在陶渊明笔下多次出现的“飞鸟”意象:《归园田居》其一中有“羁鸟恋归林”、《饮酒》其五中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七中有“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都通过飞鸟的“归林”,象征了诗人回归自然的渴望。这些意象,既是主观的,又是诗人主观感情的表达,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这就是陶渊明诗作的独到之处。他克服了玄言诗“理过其辞”的弱点,把深刻的玄理蕴含与具体景象之中,既有哲理又有理趣,情与理结合,亦理亦情,情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实现了情景和事理的完美结合。 总之,对于玄言诗,陶渊明从内容题材、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特色等方面,吸取精华,取出糟粕,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并对玄言诗进行改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现了一种超越、一种突破,由此,中国诗歌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境界。
中国环境·爱国主义 ——从卢广的获奖联想开来 华南师范大学 周厚玲在2009年的黄金十月,中国人卢广在纽约为中国拿下了一摄影奖项,也算是给祖国母亲献上一份生日礼物。然而,这份礼物,相当沉重,至少是值得国人进行深刻反思的。2009年10月14日,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AsiaSociety)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我国摄影家卢广凭借《关注中国污染》专题,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并成为了中国内地受此嘉奖的第一人。之所以说这个奖项是沉重的,是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中国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一个个真实的镜头,带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它把我们平常关于环境污染的听闻活生生地转化为典型画面,震撼中国人民的心灵。我们从来不会带着好友或亲人,到中国那些污染严重的乡村去看看,也从来不会在给孩子们做环保教育宣传时,把孩子们带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地区去。在我们的休闲时光,亲朋好友都是一起到西双版纳等环境优美的地方去观光旅行。于是,在孩子们眼中,在我们认识中,污染也没有恐怖到哪里去,环保意识并不深刻,反思意识也从未彻底过。卢广先生是一个忧患意识浓厚的人,他的获奖作品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彻底反思,自我认识的机会。他的作品,让我的双眼模糊,心灵前所未有的颤动,危机意识前所未有的强烈。你能够想象长期饮用被严重污染过的水源所带来的后果吗?在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这些已被下了“死亡通知书”的人往往并不是最忧惧的,最可怕最令人痛心的则莫过于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在死亡的恐惧中度日——摄影作品中,64岁的王宝生瘦骨嶙峋,身上多处溃烂,连衣服都不敢穿上,他坐在椅子上,不敢靠在椅背上,身体成一弓型,头深深地埋在枕头上。他不敢在床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靠在枕头里睡觉,然后,天天在等待着死亡,等待全身的全部溃烂。我国的云南宣威是癌症高发区,其中一些村落几乎是每一家都有人患上癌症,死于癌症。在卢广的获奖作品中,有一张照片反映的正是宣威的这种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后果。照片中,有一个女孩全身动弹不得,躺在澡盆里由家里人帮其洗澡,她的身体上几乎没有一块肉,只是单纯的皮包骨,于是,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身上那畸形,细小,脆弱无比的骨头,仿佛人们稍微一用力,她的全身就会散掉。我原本以为她才只有七八岁,但是,实际上,她已经十一岁了。这孩子正处于美好的童年时光,但是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看不到一点点生气,似乎她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美好,她的眼中没有渴望,也没有憧憬。从小就陪着她的,没有其他,只有骨癌,只有死亡威胁。大多数人喜欢下雨的诗情画意,然而,生活在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的村民是从来都不喜欢当地的“铁雨”的。所谓“铁雨”,就如卢广拍摄的一张照片所示:高大的炼钢炉上空,一个个冲天的大排气管无情且冷静地排放着工业废弃颗粒与污气,当这些废弃物不断往下沉的时候,便形成了独特的铁雨现象,而铁雨中的人们则只能是麻木地睡觉,吃饭……是的,环境问题已经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事情,历年来我们都在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位专家朋友也一再提出种种数据来警告人们:保护环境迫在眉睫。现在我们的环境是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明显的,每天的环境污染都在继续,不少人还是在饱受着环境污染带来的苦痛。其实,环境保护在许多人的思想中,已不知不觉变换成为了一个单纯的口号,专家们的那些数据早就被人们遗忘。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宣传的次数越多,力度越大,那也只能够更好的说明一点:人们的环保意识总不够浓厚,也不够深刻。许多人从来不会自觉地,深刻地对环保问题进行反思,也很少自己动手去查找相关资料或图片,只是简单地看看宣传画面,喊喊口号,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我们的脑袋里留不了多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卢广先生那样,亲身走遍中国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亲身体验在那些环境里生活的日子,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关注近期的中国环境污染状况,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当地人们被污染的,非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让我们时时刻刻有一种环境危机意识,自觉做好环保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做好自己的环保工作,各个厂家都能注意环保问题,那么,我想,中国的环境至少不会再有进一步恶化了。再说到爱国主义,许多人都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但是,其中有多少人真正反思过爱国的深刻含义呢?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在和平年代,在祖国日益昌盛的时代,怎样把爱国主义融入到社会生活或个人生活当中去呢?细化“爱国主义”对于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尤其重要。这正犹如细化“环境问题”一般,切不可让“爱国”空成为一句简单的口号,它同样需要许多深刻的反思。其实,在当今时代,我们把“爱国主义”细化开来,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爱护中国环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环境,生活的家园都不爱,那么,还何谈爱其他?可以这样说,在现今的和平年代,把“爱护中国环境”附属在“爱国主义”这一概念中,是时代的需求,是我们青年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把爱护环境提高到一个“爱国”的层次上来,“爱国主义”可以焕发出更夺目的时代风采与青春气息。爱国爱国,如果“国”已不在,又何来“爱”之言呢?反思中国环境问题,反思当今时代的爱国主义,我们可以有更深刻的思考与更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