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文献记载,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晚年因生活贫困曾出卖家具……宋庆龄是“国母”,老蒋夫人宋美龄的亲姐姐,以她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位置,完全可以伸手向国家要,或者,随便写点文字——如她是如何反对妹妹嫁给老蒋呀什么的——即可成为畅销书,这样就根本不用为手头拮据发愁,可是她宁可自守清贫,也不愿赶市场,所有可令她成为富婆的机会都无情弃之。试看当今,有几个人不赶早摸黑为金钱而劳累的,在社交场合,利益无所不在。金钱利益对人是如此重要,还顾得什么浮躁是非颠倒,至于官场“鬼魅”时隐时现,或者说被失策教育害得思维畸形的暴力“情爱少年”对社会安宁构成的威胁,大方点吧,谁手头有灵丹妙药?市场与文明并不成正比。有市场的事物不一定就是文明推进因素,从鸦片战争年代的鸦片到当前社会上暗中流行的各类毒品,拐子之所以“与时俱进”弃之难矣其实也是个市场问题,香烟及有色文化也不例外。事实上,如果联合国不公开排斥烟草,香烟在我国的市场将成几何级数增长;有色文化(包括染色图书)如果不加以抑制,会比其它任何文化都更有钱赚;拐子手里的“商品”(拐来的儿童)很可能供不应求——市场与文明的冲突是如此的激烈,人的价值观有几个不因之扭曲的,见钱或利益不眼开那才叫怪呢。如果以赚钱的多少为事物优劣准则,那么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还不如炎热夏季农家种的一地西瓜;如果以市场的是否需要为事物文明或落后标准,那么牛顿爱因斯坦当初也并不见得会比“《上帝》”更受人欢迎。两千多年前,先哲屈原在《卜居》(见《楚辞》)中曾问为何“谗佞小人居高位,贤士却隐姓埋名……”,时至今日,其言仍成明镜。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的意识同步推进,每一代人都有一个“重新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见得后人的“学习成果”会比前人更具良知更富理性。一般情况下,男子到了成年体力就与世界扯平,换句话说,一个成年莽夫的体力与同时代哲人的体力相当甚至更大,这也意味着学识过人的马克思见到身强力壮赤手空拳的亡命歹徒也得逃命要紧。在人类(社会)学中,有研究者发现:男性所犯的罪恶囊括一切,相比之下,女性温柔当之无愧——所以我们不无感慨地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好也是男人,坏也是男人。男人勇猛,欲望无止境,这也注定其必须以毕生之力向市场进军,可是文明(意识觉悟)往往难以跟进,这可怎么办呢?关于上述相关(直属或延伸)课题,难免会有不尽人意之处,笔者将另文加以深入探讨,在此且略。有市场不一定拥有灿烂明天。有的人日思夜想皆为荷包盈实;有的人躬耕辛作皆为奉献;有的人一言金二言益三言啃明天;有的人一作钱二作利三作市场先——抛弃文明(进步意识觉悟),人的社会价值难成永恒。
前天从浙江回来,和我们学校的志愿者负责人谈到一个问题,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公益问题。我想说,事实上,是整个世界的人的公益问题,如果非要说点什么,那我就说说我们中国这一代人的问题。首先,我非常感叹和惋惜,公益这个敏感词、敏感词和敏感词延伸的部分,外国的学校当一个学生进入社会服务为入学考核重要指标,我多么希望我的国家也有,可惜我们并没有,不是说我们中国的学生没有参加公益活动,也不是说我们中国的学生就比其它国家的学生公益心差,而是因为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众所周知,点到为止,多说必死。好在一些人未曾给这个社会增加罪孽和负担,在小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学习雷锋,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大一点,我知道要怎么向雷锋同志学习,再大一点,我知道: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插对,不说不文明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现在这个年代,我不可否认大群体的素质提高了,可很多社会陋习和低素质表现恰恰出现了,有权势的政府公信力度丧失了,学校的教育问题危机了,学生失业的比率一年比一年飙升了,老师也越来越不能为人师表了……不是我不关心政治问题,只是政治还不是用来关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错,都是别人的,我想这一代人中坏蛋王八蛋,都有。但是笨蛋也肯定有不少。我觉得我们得被管,不然社会就乱了。别的国家出现的问题都比较丰富多彩,就算错也错得五花八门,而中国出现的问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那里有灾难了,慈善会,募捐活动都出来了,背地里拿全国人民的同情心和人民币往腰包里捞,还大张旗鼓的在CCTV上宣传,钱用在哪些哪些……可怜我受苦的亲人。只是那些官员基本上捞了坐在家里不管事,指挥人却一套一套的。还特地做了一条横条挂在肩上,显示全职的大小和普通百姓的区别,简单的说办事的太少,废物太多。我感觉现在的政治太混乱了,就变成像香港这样子,像对待台湾这个问题这样混乱,像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萎缩。至今我一直凝惑这个问题就像大学里英语四级的报名费,全国25元,我们要六十元,那还有35元纸钱可能就是为某某人在地上烧的,在这点上,不管政府和其它部门的事,是所谓学校的事了,说这点事,我觉得丢面子,可我们一样都没有去争面子,钱还是照样交,本来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大家说来说去就变得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问题还是问题,你是你,我是我,大家都是SB.今天说到这份上了,就顺便再说上几句,刚刚看到报纸,上面写满了嘉健老师过逝的事和他的一些事迹,我颇为感动。有一次义务活动,在菊花塘公园我遇到了他,大家在一起除草,那天我并没有找到机会和他交谈,只是在同学的口风中知道他是志愿者的领头人。在那一天来来续续的过程中,只是发觉公益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很重的字眼,而在志愿者服务团队中,我看到更多的志愿者只是加入的加入,只是行动上的有效,没有无条件的爱它。有的带着功利心,有的只是一种行为的投入,有的只是一种跟随。至少我现在都没有做到,归根到底的动机就是,涉及自己。如果大家没有无条件的爱它,也许将成为一种道德败坏。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正面是好的事情,弄成反面就成了坏事,当然,这么说很容易被人扣政治大帽,但估计这些人手里的爱帽都不是什么绿帽的。在以前我很少表达一些政治想法的文字,因为我见到了更多的恨的东西,国内的,国外的由他们去说好了。我只是一介书生,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让我的文字让自己和别人解气。
(KENT按)老牛,绰号牛老师、牛姑姑、牛哥,法号牛明瓠,笔名牛遁,暨大一牛人也。网传老牛于今年即2010年6月3日为学生上课时突然离题,讲述发生在二十一年前某敏感词事件,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课后即离奇失踪,后行踪不可考。8月16日,有学生上网看新闻时无意间发现,老牛竟然出现在文成举办的26届青春诗会上。消失的两个多月发生了什么事情,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对于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来说,万幸的是老牛安全回来,并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无关政治,可以公开讨论。老牛本诗人,而诗人大概是这个星球上仅有的几种有趣的生物之一——这群家伙大略都是单细胞动物,一根筋,有些可爱的怪癖,又过分敏感。英国作家赫胥黎在他的名作《美丽新世界》里曾经讨论过一个关于“幸福和美”的问题,依本人拙见,大略是若在“简单的幸福”和“复杂的美”之间产生了对立,你会选择何者? 在我看来,诗人肯定坚决地站在后者的阵地。这群城市最伟大的懒汉,他们的语言是用神的语言书写的。海德格尔肯定赞同我这个观点。而写作这种语言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老牛会告诉你。我们的国度从来不乏美丽的诗歌,但现在有些观点认为,诗歌已经开始堕落了。老牛在他的文章里对这个现象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其实从标题便可看出端倪),说得颇有道理,我们也不妨一听并自作思索。写到这里,突然有些技痒,试作七绝一首赠牛居士,让诸位见笑了。月楼风殿静沉沉,夜半忽闻人语纷。素娥已过瑶台去,莫与斜云较浅深。 在文成,和诗人混混 文:牛遁 我到温州去啦。温州,具体点儿是文成,刘基故里,温州下辖的一个县,风景优美,不舍离去。前五天呆在文成,我混进一个诗人聚集的场所;最后两天和唐不遇、王家新、池凌云、扶桑、马叙、王东东众诗人在温州小聚,先是马叙请我们到海上打鱼,然后是有中国“阿赫玛托娃”之称的池凌云做东,我顿时明白了“温州”二字的含义。据说唐不遇是80后最牛诗人之一,这次得到了验证,本次诗会年龄最小,呼声最高。至少王家新和李小雨这么认为,当然还有我,未来的诗歌评论家,我的语气总是将来完成时。他和我是好友,在得到“青春诗会”邀请后,拉扯我一起前往。诗人兴会,不亦乐乎?倒是没想到,原本担心自己成为累赘,结果很快和诗人们打成一片。马叙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一名艺术家。那天他喝了不少酒,搂着我的肩膀,几乎把我摁在桌子上,从80年代的中国油画到张晓刚,大谈他的艺术观。一向率直的黄芳在一条塌方的路上对我说:觉得这里唯一一个“像”诗人的,就是你。她指我。“像”的语气很重。估计唐不遇们听了会气歪鼻子。管他呢。 王家新我终于见到了王家新,“三个代表”来了一个。80年代与舒婷齐名的诗人,曾有人把他排坐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诗坛普遍把他和西川、欧阳江河并称为“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闻名不如见面。王家新眉宇之间一股狠气,绝对是那种可以做杀手、闯江湖、做黑帮老大的人。响当当,敢作敢为,听泥马度说他因为敏感事件被《诗刊》开除,流亡海外。他的大舅子拍摄了《寻找林昭的灵魂》,看来门户相当,同声相应。现在人大教书育人,致力于诗歌创作和翻译。王家新看上去略带威严,除非熟悉,一般人难以接近。我礼貌性地敬酒之后,就低头吃菜,自个儿喝酒,大家说话的时候我就静静地听着。漂流那天,他第一次过来问我:“老牛的胡子是棕色的?像一把火。”我笑笑,很开心。“老牛笑的时候,嘴角一翘,挺有意思!”他说自己阅人无数,在外漂泊多年回到北京,最怕听到陌生人的敲门声。太多名利熏心之徒,势利之人,他一定见识过很多。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反感我。开始话不多,后来有些熟了,叫我“老牛小弟”,最后完全忘了大小,错把我叫成“老牛兄”,我觉得很赚。他一再让我有空到北京玩,可惜发音不准,“玩”说成“喔”。我就当是客套话吧。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讲起童年,王家新从小就非常固执,不管母亲怎么打,怎么骂,“看你拧!”就是不低头。我觉得这点我们挺像,只是换了换角色,打我的是父亲,母亲在一旁救急。想想,这样的性格,早就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种子。他也有令人尴尬的时候。好生生一个壮男子,漂流开始时,突然紧张起来,咬紧牙关对大家说:“大不了不活啦!”也许是个玩笑,或者搞笑。可我觉得,大凡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至少是潜意识流露吧。诗人时时闪烁。在温州一艘船上,我们一行和当地文联数人一起玩成语游戏。要求先说出一个带数字的成语;第二轮在自己的成语前加上自己的姓名;第三轮是:自己的姓名,加上“洞房花烛夜”,再读出原来那个成语。唐不遇“七上八下”,扶桑“十全十美”,马叙“五马分尸”,还有人“一言不发”,“三心二意”,“十面埋伏”,我是“九牛一毛”。王家新就比较麻烦,他的成语是“七窍生烟”,最后连起来就成了“王家新,洞房花烛夜,七窍生烟。”我们大笑。不知是不是琐碎地想到他的私生活,他只离过一次婚,前妻是沈睿。诗人就是诗人,不假思索来了一句:“太对啦,洞房花烛夜七窍生烟,这才叫燃烧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厚重,有股豪气,像是激情地朗诵诗歌。这是私下,或者饭桌。要是坐在讲台,就换了一副模样——他说的最多的是里尔克的诗歌观:诗歌是一种经验。诗不是感情,感情,我们已经够多了。诗歌是一种经验,我们终其一生去采集。他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们需要一种彻底的艺术精神。他去过舒婷家,“舒婷大姐,当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后来怎样呢?她写散文去啦。”王家新在发问,我也是。我很难想象,西方某个大诗人后来突然改行啦。王家新到过欧洲很多地方,说起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生命最后20年独自生活在海边,晚年拍电影还要重新跃入“童年的深渊”。王家新语调深沉:“我们还有这样的艺术家吗?”在所有的诗人中,他最崇敬杜甫和但丁。二者有什么联系呢?我一直在想。至少,二者加起来,就是中西合璧,这很符合王家新的诗风。他喜欢描述蒙古的勒勒车。说到这个话题他很激动——我从来不用“现代”、“不现代”、“先锋”、“不先锋”这样的字眼。我喜欢“落后”。我们中国形成一个可怕的神话——进步的神话。我有幸来到中国一个落后的县。在内蒙写勒勒车,有人很不理解:你为什么不写先进的东西?这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在江心屿,诗人抱怨:我们离我们的源头越来越远了!王家新是一个活在文化之根与心理时间的诗人。我理解的大诗人都是这样。如果找不见归乡之路,找不见文化根脉,如果没有孤独的心灵,写诗岂不是儿戏?赵丽华们自然会从潘多拉的盒子涌出,而响应者云集。想起非洲一个部落的习俗,如果你跑得太快,就会有人在后面大喊:“跑慢点,不然你的灵魂跑丢啦!”他是人大教授、博导,全无学究气。诗人就是诗人。这次诗会,他的开场白是——1987山海关青春诗会,那种氛围真使我难忘。在海边的山坡上散步,不知谁冒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到大海边!”多大的气势!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欧阳江河?还是西川?在海边游泳,欧阳江河脱口而出:“满天都是黑墨水!”多么豪迈!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气质。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正是在这里,欧阳江河即兴写下了《玻璃工厂》,而且是在一只香烟盒上写下的!这首诗最初叫《在玻璃工厂》,我说这个“在”字没必要,放在那里不好,欧阳听了我的建议就去掉了。西川在这前后也写下了“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树木的躯干中有了岩石的味道”,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一句好诗。在经过里尔克、穆旦、舒婷、孟浩然的家门口之后,他这么收尾,说给大家,也在说自己——“人的一生,从来没有完成过!”很多年前读到奥登这句诗,就非常认同。最近我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未完成的诗》。听王家新讲课,是一种享受。我一向认为,只有诗人才配做诗歌评论家,听诗人讲课,更能感悟到个中三昧。这是在李大同之后,第二个能打动我的人。 树才还有我一向敬仰的树才,在出发前我刚写了一篇《聊聊苇岸》,苇岸葬礼上朗诵雅姆诗歌的树才,就在眼前。我和树才真的有缘么?我觉得奇怪。他是第一个让我不假思索就提笔写诗的人。虽是小诗,可我是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草草写下的,像是对他的素描。更没想到,他也是居士。在哪里皈依?河北……他愣了一下,我替他说:“柏林寺。”那可是大唐盛极一时的禅寺,想当年龙象之匠赵州从谂,机锋凛冽,夺人心魄。“对。住持是……”他又愣了一下,我又替他接上:“明海法师。”“对,对!”我哈哈大笑,我的师父是净慧法师,净慧法师的弟子是“明”字辈,明海是大弟子,我的法名是“明瓠”,这么说,你就是我的叔侄辈啦!一向孩子气的他,一下子着急起来:“佛门是不讲这个的!”我又哈哈大笑。其实佛门挺讲究师承的。我们谈起禅宗,很是对眼,他说他正在研究野狐禅,我夸张地说我沉迷于禅宗十几年。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苇岸的事情,回到房间,我一一记了下来。说到敏感话题,他端起白酒一饮而尽。我猜想他一定经历了什么。他是浙江奉化人,八九之后被派往非洲,是不是和那年的事件有关联?一提到这些他就不说了。痛苦和磨难造就诗人,树才的痛苦到底有多深?泥马度告诉我,去年树才的女儿刚一出生就夭折了,和医院闹腾起来,后来不知所终。想到周国平,我理解了为什么纯真的人会有忧郁的眼神。树才就是这样,突然安静下来,带着深深的忧郁,突然调皮起来,歪戴帽子,像个坏男孩,把水泼到别人身上,偷偷使坏,惊得女诗人们大叫,他在一旁大笑,笑的时候也是“河床裸露,草味四溢”,这是我形容暨大校园诗人周松潮的诗句。树才是属于山水的。不仅是因为大自然的美好,也是因为它的纯洁,干净,宁静。贝多芬说,我爱一棵树,甚过爱一个人。树才是不是也有类似情怀?他和苇岸过从甚密,自然应该有很多相通。从诗中看出,他爱动物,爱植物,质朴的句子中处处透露出对神性和大自然的敬畏。“干净”“纯洁”“纯朴”这样的字眼频频闪现。他在《极端的秋天》中写道:“秋天干净得/像一只站在草原尽头的/小羊羔。她无助/而纯洁,令天空/俯下身来。”我为这样的思绪震颤不已。因为有事,他要提前回京。不止一位女诗人说:“没有树才就不好玩啦!”在一个“下见小潭,水尤清洌”的地方,扶桑一边玩水一边自言自语:“要是树才在就好啦。”树才是沉浸的,把佛禅注入诗歌,把法语诗歌翻成汉语。他乐此不疲。最近还得了个“法兰西骑士勋章”。拜读他的诗歌,尤其佛禅一类,令我惊叹不已。他说自己已经皈依佛教,我想真正的信仰岂会那么狭隘?狭隘的信仰只能导致原教旨主义,这是世界纷争冲突的根源。净空法师把手伸开,对我们说:“看,这就是宗教,每个手指代表不同的宗教,往下,它们都是相通的,人的心是相通的。”我想起甘地,出门要带着印度教经文,也同时带着《古兰经》《圣经》。大爱之人只追求神性,并无宗派门类之分。树才的诗集《单独者》也如是。一页是《耶稣》,相邻的一页是《和尚》,而《神性》一诗,正是他对于信仰的表白吧。在文成县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树才上台,朗读了自己的诗歌《虚无也结束不了》,只读了前三节,最后一节他说忘了,略微害羞地在台上笑起来,我在台下拼命地给他鼓掌。这是一首非常棒的诗,没有炫弄技巧,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神性与生活,超越遁世的佛教,进入到活生生的禅。真正的禅,绝不否定生活,而是相反。 虚无是一只壳更是壳里的空空崭新的苔藓又绿成一片那些唱出的歌已经入云那些做诗的人正拿起筷子 虚无也结束不了……那戳破窗纸的人只瞥了一眼,后半生已经变了活不下去?还得活下去虚——无,这中间有一条缝 树才说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我迅速写在纸上:在巴黎,既不知道诗歌的方向在哪里,也不知道读者在哪里。双重的迷失。把技巧、变化推到极致,就会带来迷失。对现代诗人的不满:对现实情感太重,对宗教情感太弱。汉语诗人应该有一种朴素的宗教情感。比如佛禅。一个诗人单凭自己的个性,绝对抵达不了。梦想:把30年汉语诗歌的成就呈现出来。树才认为西方错误地把朦胧诗解读为政治的反叛,他觉得“朦胧诗人没有政治的自觉,自古中国就如此。”回到诗歌本身,“中国30年诗歌的发展,如果放到世界的维度,那是异乎寻常的。”他最喜欢王维、陶渊明、禅诗。兴致浓厚地谈起了阿多尼斯,“真正的反叛者”;他见过科特迪瓦总统诗人博瓦尼,对他崇敬有加;说起墨西哥双目失明的诗人阿方索,他说了些什么,我真的记不住啦。临了,他说起了苇岸。1999青春诗会在聊城举行,因为举办方经费不足,早早结束,树才便独自去了济南。他好像预感到什么,匆匆赶回北京,这已经是苇岸的最后时刻。几天之后,苇岸走了。苇岸死的时候只剩下骨头。树才按照苇岸的要求,在葬礼上朗诵了雅姆的《为他人得到幸福祈祷》,催人泪下。漂流那天,我们光着脚行走在一条长长的石子路上,脚硌得很痛,但我希望这样一直走,走上一天。他慢慢讲起和苇岸的交往。1998年的冬天,在一家小餐馆里,树才只点了些素菜,苇岸不肯剩下饭菜,吃不完就打包。服务员递来塑料袋,苇岸认真地对树才说:“树才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能使用塑料袋啦,它们会污染环境的。”树才像是站在过去的某个地方,语气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说起苇岸的遗嘱——为了保命而放弃吃素和信仰,这是堕落;说起他在苇岸病重期间买过3只甲鱼,王家新擅长炖鸡,炖好了他们一起看望苇岸,树才声音低低地对我说:“我有责任。”“老牛,”树才突然把手搭在我肩上,神情严肃地说,“听唐不遇说你写了篇纪念苇岸的文章,你要发给我看。”树才有事要先回北京。临行前一晚,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和他搂着肩膀摇摇晃晃回到住所。次日早上,他叫我到房间,送我四本书,他的诗集、译作,一一题签。我什么也没说。唐不遇说,你和苇岸确实很相投。我也觉得是。 广场特邀具有话语权的,还有北师大的所谓诗歌评论家张清华,纯粹学院派的隔靴搔痒,听起来既不“北师大”也不“清华”。但也说了几句有意思的话:“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个人经验、个人情感,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公共记忆。”“诗人是否参与了这个时代的公共经验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由一些优秀的写作者主动担当,而完成的。”除了王家新的《一个劈柴过冬的人》《帕斯捷尔纳克》,还讲到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可惜只引了其中两句,我觉得不解渴,就多摘些放在下面——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何而始,从何而终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有的人用一生——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离去的重新归来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迅速地堆积、屹立……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但当黑夜降临双手就变得沉重唯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唯一刺向石头的利剑悄然坠地……永远消失了——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 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的广场……那些曾托起广场的手臂放了下来如今巨人仅靠一柄短剑来支撑……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我曾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 这首诗很长,此处仅为四分之一。有必要重读一下。“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有的人用一生”,“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不是广场,一个无人站立的地方也不是”,心在隐痛。这是首先以气质、以胆气取胜的诗,其次才是才华,技巧。万马齐喑的年代,谁敢横刀立马!这也是诗歌的魅力,虚实之间,灰暗之中,有人在舞剑。我被刺痛。抽支烟,喝口酒,按下不表。 泥马度诗会和观光相结合,皆大欢喜。游玩之中,可以谈诗,可以闲聊,可以领取本地风光,激发灵感,禅门就此顿悟。何乐而不为?8月8日游百丈漈瀑布,207米的落差,我站在瀑布下面,顿感巨大的风和水汽向我袭来,几乎站立不稳。脑子里涌来池凌云的诗句:“寂静制造了风。”原来,风不是刮过来的。在一个寂静的地方,能量产生了风,宇宙的运动也是这个道理吧。唐不遇把瀑布中间的黑石想象成“海盗船”,我在这里和唐不遇、泥马度愉快地合影。临时插进来一个家伙,我一肚子不高兴。现在看到照片,我还会郁闷半天,好生生三个人的合影被破坏了。转过山去,看到泥马度虔诚地拜观音,双手合十,恭立许久。我一阵子感动。说说泥马度。不敢多问,虽和他同住一室,感觉他的腿略微残疾,应该不是脚疾。他生在徐州,帝王之乡,所以他身上总有一股霸气。读中学时就爱打抱不平,生生把当地一个恶霸村长赶下台。说起《诗刊》某编辑,语气逼人,满口脏话,但也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他妈的,什么狗东西!竟然去讨好敌人!”他说“东西”和“敌人”的时候,语气特别重。“敌人”当然是指那些不三不四,拿诗歌做交易玩猫腻之徒。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的人,和黄芳类似,但比黄芳极端,暴烈。可他是正直的,罕见的。他迷恋花椒树,决心创造属于自己的“本体意象”,非此不可以成为大诗人。听得出,他像海子一样怀有远大的诗歌理想。他拿出厚厚的37页《花椒树》组诗诗稿,让我提点儿意见,我趴在床上一一拜读,完全掉进了他的花椒树的迷阵。我草草提了几点建议,比如结构,比如体现儒道佛的不同意境。看上去他有些惊喜。他喜欢爆发式的结尾,像是沉默的人用足了所有力气,一拳打出去。说起自己的一首诗,前面平平,结尾突然来了句:“天幕低垂,一脚踢翻了锅。”他的右臂猛地挥了出去,如同砍刀。我能感知到他有不寻常的经历,读他的《最后的咽》《大水在河》《用脚烧锅》,一阵阵创痛。“洪水,母亲……都是真的吧?”“嗯。”他没有说起这段往事。沉默一会儿,喃喃自语:98年的水稻卖了两毛八分钱一斤,我要依此维持家庭的运转、妹妹读大学的费用。他说吃饭回来就告诉我为什么一夜花白了头,可是回来就不肯说啦。本来我是代替唐不遇报到,和泥马度住进同一个房间的,他也惦着和真唐不遇聊聊。没想到,唐不遇进来的时候,泥马度很不客气:“唐不遇,你另找一个房间吧,我和老牛兄住在一起。”唐不遇灰溜溜地出去了。把诗歌与历史相结合,不知是不是古人情结。他从小着迷村里唱大鼓的说书艺人,那些人自编自唱,把历史故事讲得活龙活现。到现在他还会纳闷:“我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说书艺人呢?”还有一次,站在一个超市书架前,泥马度一口气读完《荷马史诗》,泪流满面。他研究历史,最欣赏钱穆,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起洋务运动和当今改革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自信地说,研究历史需要灵感,单是史料积累是没有用的。听说他多年心血的《汉史诗》已经出版,我很为他高兴。泥马度的文字是血写成的。进入九十年代,他写诗,写史诗,写杂文,但他拒绝看报纸杂志。在孤村像落入平川的狮子,星夜低低地怒吼,他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他在《诗刊》呆了5年,知道不少掌故,笑着给我讲述当年北岛投稿的方式——晚上悄悄来到编辑部,把自己的诗歌啪地贴在墙上,扭头就走。第二天编辑一看,成,用吧。说起骆一禾和海子,我说骆一禾是在整理海子诗稿期间,途径广场时突发脑溢血而死的。他强调说,骆一禾是在广场静坐时脑溢血突发而死。泥马度的笔名来自“泥马度康王”的传说,讲述的时候,激动不已,我看到他的眼睛隐隐湿润。他姓李,看他那架势,我想起了横行胭脂的一首诗《紫气东来,我就姓了李》。他很高兴,说自己有姓氏宗室情结,遂逐个数起了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 扶桑因为才子诗人王东东已到温州,王家新不断催促唐不遇、扶桑:速来雁荡论剑。我也死皮赖脸跟着去啦。路上和唐不遇、扶桑吵了起来,因为胡兰成,各自观点不同,我气呼呼地对着女诗人吼:“我不屑跟你说话!”当然是一时之气。认识扶桑,是一个惊喜。这是我见到的真正的纯粹的女诗人。她最喜欢茨维塔耶娃、杨健和庞培,杨健是她的心灵朋友,却从未谋面;庞培是前男友,现在只能以朋友相称。她说,诗人和诗人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回来路上,唐不遇突然冒了句:扶桑的笑真好看。除了偶尔低下傲气和不屑的眼帘,她一脸纯真。说句俗点儿的话:笑靥如花。我和扶桑更多的时候互相帮腔。同行的一位诗人,竟然开口闭口都是官腔。在瞿炜开的“怀谢楼”,说起某女诗人和她的丈夫,他的标准套路是:“作为一个党委书记,他能这样,真不容易!”如此反复,我如吞苍蝇。扶桑此时就成了剑客,拦在路上,爽利地大喝一声:“你不要总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好不好!”我在一旁就成了小喽啰,跟着吆喝:“对呀!你不要总是强调他是党委书记,人的尊贵首先在于他是一个人,而不在他的头衔或其他。”此人就不敢再多说话了,后来躲在一旁玩起了人家的毛笔。在温州,唐不遇总结此行,说,“真不好意思,迟到早退,还带了一个人来。”扶桑立马回敬:“什么呀,老牛能来,是他们的荣幸!”说得我心里喜滋滋的。她一再强调诗人一定要“真诚”,反对“姿态式”写作。她非常诗性而率真把性爱写入诗歌。奶奶去世了,奶奶“活得像个土陶罐,小口的/随便被摆在哪儿。没有多少光照进去/并不减损它,温厚的质地——/庄稼一样,中国的乡间/到处都有你这样的老人,穿着半旧的衣服/劳作一生的脸,那么和善……”,她写成《老人之死》。我问为什么不叫《奶奶死了》?她说奶奶的死也是许多老人的死,奶奶的命运也是许多老人的命运。她有强烈的爱的能量,丝毫没有“小我”之气。说起修改,她很不屑——“我的诗歌从来都是一气呵成的,就跟说话一样。有人要反复修改,还有的改了几十遍,我真不理解!”说话的时候,像连珠炮一般,语速极快,所以王家新送她绰号“小钢炮”、“好动的水银”。我感觉她写诗也一样,生命的流动状态,绝无艰涩。因为感情的原因,1998年扶桑在生于死的边缘徘徊。最后,布谷鸟和几棵垂柳成为她生命的依托。“每次下班回家,看着眼前的那几棵垂柳,我一阵阵感动。我决心活下来。”女诗人语速慢了下来。我怔了一怔。她像荆棘鸟一样在鸣唱。看来她是钉在了诗歌的十字架上。她说如果生个女儿,一定不让她成为诗人。 黄芳报到的当晚,酒席盛大,来了不少领导,浙江省各级文联作协官员,纷纷敬酒。我只敬了两个人。径直走到一个女孩面前,问:“你就是黄芳吧?”她说是。我说我是你的拥趸,敬你一杯。看到她已经满脸通红,就提醒她少喝一点儿,意思一下就行啦。“啊?我喝多了吗?”“没有没有,诗人的脸上红霞飞啊。”她把我当成了唐不遇,我心说可是给唐不遇增了不少光。还敬了谁呢?想起来就后悔。此人号称打工诗人,我是慕名敬他,看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现在连名字都不想提起。他做什么了呢?不知道,直觉不喜欢,反感。给我这样感觉的人还有几个。我发现真正的诗人直觉相似,没有谁多说一句话,大家自然地兵分两路,互不相干。黄芳很率直,我要逊她三分,大概只有我的研究生同学曾铭可以匹敌。一说起那些龌龊的人事,她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在一个饭桌上,大家纷纷攘攘,也不乏拍马顺流之人,只有她和刘小雨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很快消失。她的老公是诗人兼评论家刘春,家在广西桂林。黄芳的堂兄因为敏感事件,89年被关押半年。在家呆了几年后,现在当地一个人事部门工作。我心说怎么每次出来都能听到这类事情?上次在玉泉寺,当家师和同屋的居士都是当年的戒严战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家师冷不丁冒了句:牛居士,你参加过学潮吧?我说是。莫非你也……同屋的居士则给我讲起了当时的详细经过。想起诗人给子女起名字的离奇故事,我好奇地问:你们的女儿叫什么?“刘夏秋冬。”能不笑嘛!这个时候我可以反驳扶桑,诗人和诗人在一起照样是幸福的。黄芳说她和老公是爱人,也是朋友,一直很好。我好奇地发问:“那你为什么说自己不能再爱呢?”她笑而不答。我告诉她,读她的《我已经不能再爱》,第一感:纯洁。她在《注定》中说: “天黑了,灯亮了。”流水边的石头,注定要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清凉里张口说话。 下面三行令我心动。我想这是她自己的的内心道白,希望她某一天张口说话的时候,也如禅语所言:“石头狮子吼,给你眼睛清凉。”在铜岭山路上,我看到一只毛毛虫,怕后面的人踩到它,就用小木棒轻轻挑着放到路边草丛里。黄芳好奇地走过来问,这是什么呀?当她看清是个浑身斑斓的毛毛虫,啊地一声尖叫跑出了很远。黄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听听下面的故事就知道啦。黄芳给我讲了一件怪事。8月3日上午,出发到温州的前一天,她要去单位附近一家诊所买安眠药。走到半路,她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是桂林的繁华市区,路面上竟然堆着一堆钱!除了两张一元的纸币散落一旁,像是谁故意摆放在那里。黄芳看看四周无人,就迅速地拿起来,放进口袋里,部然后离开。没走几步,她觉得不对,迅速转身回来,又原原本本放在那里。走出去很远,再回首,还在那里,还是一个人都没有。黄芳再次回来,把钱全部捡起,放进口袋,欲走。还是觉得不安,就给老公刘春打起了电话,询问该怎么办。刘春说:“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人,问问是不是他们掉的。如果没有,就拿走算啦。”黄芳再次看看,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一个人影也没看到。那就按老公说的,拿走吧。取药出来,想着兜里装着那一堆来历不明的钱,黄芳心里慌慌,连原路也敢走,绕了个大弯。回到办公室,她把那堆钱全部拿起来数了数,奇怪,刚好是188元!莫非有什么机关?怎么办呢?再次问刘春。刘春说,没事的,先拿着吧。下午回家路上,忐忑了一个下午的黄芳再一次拨通了手机,她要问问妈妈该怎么办。妈妈对女儿说:“你要是觉得心里不安,就把钱放到路上吧。”她问是不是要放回原路,妈妈说不用,随便哪个路都可以。但妈妈的话还没完,嫂子一把抢过电话:“不用啦,你买点水果给大家吃,要么放两块钱在路上就行啦。”黄芳觉得两个的话都有道理,那么听谁的?她先把那笔钱全部拿出来,放地上。但走了两步,又返回来,捡起,取出两块钱,放在地上。一路惶惶然地回到家。吃晚饭时,她给公公婆婆说了这个事。婆婆说:“以后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小心啊,现在坏人多,专门搞这种设圈套骗人,所以一定要看看周围到底有没有人。”公公说,没事,现在安全回到家了就没事。黄芳说她从来没捡过这么多的钱,最多是捡过几分、几毛钱。心里的石头还是没有落在地上,一整天忐忑不安。晚上睡觉。她辗转反侧,还在惦记着那笔钱。总不能把不安的心带到诗会上吧?于是给广州的好朋友发信息,寻求解脱之道。好友回复:“哈哈哈哈,亲爱的,只要不是别人救命的钱不小心给丢掉,就都可以安心地拿来买糖吃。”黄芳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出发前,她叮嘱同事,马上到网上帮她拍一件衣服,价格必须是188元以上——她必须在去开诗会前把这笔钱打发掉。我听得一边笑,一边好奇地刨根问底。衣服呢?她说还不知道,她没给我短信。我对她说:“这分明就是一部实验剧嘛!”再加工一下,一定可以的。想想伊朗电影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黑泽明的《罗生门》,春晚小品《一个钱包》,事情很简单,换换角度,就有了哲理,耐人回味。还有刘小雨,老和黄芳挽着胳膊,像蔓藤一样缠在一起。于是我觉得她也一定是个纯洁之人,要么怎么说臭味相投呢。可惜,同是“老西儿”的我们,倒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小小的遗憾。 周所同们观百丈漈回来,午餐碰巧和周所同坐在一起。周所同是《诗刊》资深编辑,一干就是30几年。泥马度说,他是目前《诗刊》最有骨气的编辑,马上就要退休了,山西平陆人。一看就与众不同,长发,墨镜——近看一圈一圈,像酒瓶底似的,带着厚厚的度数。他的衣服只有两种色:不是黑色,就是红色。最奇特的是他的裤子,怕是没人注意,我一眼觉得那是70年代的产物,松松垮垮,耷拉下来,土得掉渣。因此我觉得他可爱。这样不修边幅的人,脸上透着纯净的艺术气质。可这些真不算什么,他吃素,也不算什么,但他把我震住啦,这么安静的人。因为敬畏佛教,所以不肯吃荤,除了出家人,我没见过这么固执的。大盘大盘的海鲜端上来,鸡腿狗肉堆了一桌子,周老师瞧都不瞧一眼。他半转过身,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问他一天抽多少?3包。好不容易上了一盘年糕,我说这个可以吃吧?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是什么?肉丝。不吃。挑开肉丝。不吃。等菜的时候,他一点儿不急,给我讲起了云游拜佛的经历,顺手给我写下一首小诗:“缘在云天佛在心,半生劳碌半伤神。红尘有爱辞不得,再拜青山十二峰。”荣荣沉不住气啦,嚷着,要服务员上一盘蔬菜。过了好长时间,端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周老师轻轻地夹了几块西红柿,鸡蛋碰也没碰,外加一碗米饭。大侠柯平还在兴致勃勃地讲述炒股经验,周老师明显一窍不通,心不在焉地问了个其实我也不懂的问题:“证券和股票有啥不同?”一回事。哦。再坐一会儿,出去了。他说他向往乡村生活,有很长时间呆在五台山的佛光寺,经常跑到山上给僧人采松蘑,我老家叫“松蛾子”。佛光寺?好熟悉的名字,想起来了,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骑着骡马,在那里发现了唐代大殿。我尽量少吃肉,可还是不行,惭愧起来。周所同吃素,有人说他的诗也吃素。可我觉得还不够,须加一句:他的人格也吃素。且看周所同的《随意道来》—— 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和无耻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世界不打碎什么就很难建立什么 无需多说,他是什么样的人,诸位自有分判。因为时间短,还有几位只是脸熟,却不知道名字。记住了唐力。《诗刊》编辑。说起基督教和佛教异常兴奋,眼睛放光,诗人气质乍现。他说想写一本关于禅宗的书,我们越说越起劲,直到被一个电话打断。四川人,爱摆龙门阵,语速绝不次于扶桑。大多时候,我只有听的份。还有蓝野。第一感很是可疑,这就是《诗刊》的编辑么?怎么一脸没文化的样子?我就一直不肯理他。后来才感到他的可爱。瀑布旁,导游说丢一个硬币在里面,许个愿,可以好事成真。他便着急地问谁有硬币。我掏了一枚给他,他像孩子一样得意地笑啦,静静地许愿。坐在车上,极其闷热,唐不遇、彭敏都脱了上衣,体型肥硕的蓝野硬是不脱。大家劝他,脱了吧,没什么。他说自己肚子太大,不好意思。只好大汗淋漓,把上衣湿透,绝对可以拧出一把水来。还有一次,在刘基庙前,我看到一棵樟树就跑了过去,嗅嗅,嗯,好香!他胖乎乎的也跑过去嗅嗅:“啊,好香,还是个女的!”顺带说一下慕白,我一直忽略他,虽然他忙前忙后,为大家做了不少事情。怎么,他就是那个扛着个包袱进城的包山底的生产队长么—— 人问:慕白兄,所扛何物?答曰:诗歌。问:何用?答曰:把诗歌种到城里,到秋天,可以收割乡村。 后来我才对上号,应该是他,我曾为他感动过。诗人们背后说他——人不错,在江南这么秀致的地方,浑身透着一股可爱的“土匪气”,难得,难得。 临行就要走了,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不用手机,至少发发邮件吧。柯健君很逗:“发什么邮件呀,要写信,像古人那样,拜访朋友要骑着毛驴,一走几个月,眼睛看着四周景物,心思全在你的身上。”挺古人心的,不过这家伙挺坏,整个一个闷骚。漂流那天,我只穿了一点儿衣服,他不怀好意地过来打量:“怎么穿这么少?”我说:“我的物欲很淡。”他凑上来压低嗓门说:“你的物欲很淡,但你的性欲很强!”这家伙,坏得可爱。临走前,柯健君和娜仁琪琪格、赵四躺在院子里看流星,流星迟迟不肯到来,害得他第二天吭哧吭哧浑身不自在。娜仁琪琪格和赵四都是《诗刊》编辑,一个是蒙古歌舞高手,天生一副天空的嗓子,唱歌时手指曼妙,像一只鸟翩翩立在蒙古大草原。赵四学历最高,外国诗歌方向的博士后。学历太高啦,恐惊天上人,于是串通各位编辑,请大家一致对外隐瞒身份,只说博士学历。望星空那晚,开始我也在,基本插不上话,赵四小姐40出头,未婚,便有时间积累了一肚子学问,从古希腊神话到玛雅文明,从博尔赫斯到诺斯替系统,我简直不知道她不知道什么。“诺斯替”差不多是赵四星河中的一颗绝对恒星,她喜欢把诗歌等诸多事物归到这个神秘的东西上来。我觉得她的兴趣是在一切直观可见的物质世界之外,所以她研究血型,星象,还是星座高手,动不动就要用盘什么的。问了六个人,竟有四个天蝎座:赵四、扶桑、刘小雨和我。莫非蝎子更擅长诗歌?更具艺术气质?唐不遇马上来了一句:“我是和梵高是同一天的!”赵四平时一脸严肃,聊天的时候像是换了一个人,斜挎着包,双手插进裤兜,有一点嬉皮,显得很随性。说起以后互相联系,一只脚踏在椅子上,像杨子荣一般豪迈地对我说:“老牛,以后就叫我四爷吧。”好像她比我还爷们。彭敏。刚分到《诗刊》的编辑,和我还是校友。一看满脸文气,沉默少语,讲起笑话滔滔不绝,把我和唐不遇逗得哈哈大笑。临行前一晚,他喝多了,浑身通红,来到我们房间。我说彭敏你可够真的啊!他一声不吭,趴在我的床上就睡着啦。醒来,一起聊天,讲故事,说起重庆诗人刘东灵酒后露真性的故事,他绘声绘色地用四川话道来,差点把我们笑翻。说到吾同树的死,气氛顿时一阵沉闷。后来,唐不遇和他大声朗诵起布洛茨基,一个诗歌的夜晚。我想起布洛茨基的《黑马》—— 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溶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彭敏就像是一匹黑马闯入我和唐不遇之间。我对唐不遇说,这小兄弟真可爱,要是他也在珠海就好了,我们仨一定很合得来。唐不遇连连点头。彭敏还是年龄小了点,竟然不喜欢别人说他“可爱”,那说你什么呢?就说很酷吧!时间不多了,篝火就要熄灭。那晚他本来是约我凌晨4点一起看日出的,聊得太投契,把日出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快三点钟的时候,困了,回去睡吧。第二天困在耗尽燃料的船上,宛在水中央。唐不遇接到短信,行程提前。我们头也不抬收拾行李,只听到彭敏说了声“怎么嗅到一股离别的气味呢?”我都没来及打招呼,就走了。 熵还有几位,印象一般,或者不太喜欢,甚至令人反感。并不奇怪,诗人们都是直觉很强的动物,我们几个相通的人聚在一起,那几个混混则缩在一旁。彼此很少说话,我甚至不愿看他们一眼。这里面有多少故事?诗坛会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般圣洁?感人的,纯粹的和龌龊的,都有。这里有诗人,也有垃圾。为何?重庆子衣写了一篇《从此与诗刊社“青春诗会”绝缘》,很有意思,摘上几段给列位看官: 昨天在星星诗坛,看到诗人慕白转发关于《诗刊》社第26届“青诗诗会”即将在文成举行的贴子,心里一阵隐隐的疼痛。从零八年开始,这几年,我一直在投诗刊社“青春诗会”的征稿,年年期盼,年年落空,虽然我自知是有些自不量力,颇有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之意,可我仍固执地仰望诗歌高处的天空,自饮失败之泪。可对于不再青春的我,明年即将年方四十,也再没有资格参加青春诗会,更无破格邀请的诗歌实力,从此将无缘挤入诗歌高贵的圣殿,也无法领略诗歌盛会在高处的光芒,更不能像金铃子,横行胭脂,刘小雨等作为一位名诗人,体验身在高处的各种酸甜苦辣。我相信,那是一番山下诗人所无法体验到的胜景。据说,加入青春诗会有众多门道,我东跌西撞,自是无法深喑此道,但我深知,最硬的门道是诗技,是诗歌自身的功力。 实力归实力,门道归门道。个中辛酸,江湖门道,身在高处意味着什么,她不明白,我算是彻底明白啦。《金瓶梅》道:“瞒着我黄猫黑尾”,“瞒得铁桶相似”——当我靠近这个圈子,马上知道铁桶里面装了些什么。这个铁桶里装的,既有人性的肮脏,也有体制的碎玻璃。不消说,《诗刊》在滑坡,这是时代病。诗歌居然是体制内的,我觉得《诗刊》可以停办啦。据说主编高洪波级别很高,不来参加诗会,但可以在北京遥控,发号施令,平时不主持工作,入选“青春诗会”的名单他要一一审核,最后由他敲定。听得我的后背一阵阵发麻。作协存在的依据又是什么?文革早就结束了,但文革的思维一直在延续着。人员素质决定一切。今天《诗刊》编辑众多,我觉得两个人就够了吧!最牛的两个人胜过无数庸众。迄今我听到对《诗刊》编辑评价最高的,按照不同年代就几个人:80年代王家新,90年代唐晓度、邹静之,周所同口碑甚好,过去我曾认为他的诗歌观有些落伍,什么作品太“灰色”,“死”字不能用,等等,诸多不宜,后来又听说这是《诗刊》的内部规定。这也许不是某个人,而是《诗刊》、体制内诗歌的悲哀。骂人如绍兴师爷的的泥马度,一说起王家新,恭敬十分,不敢造次。那晚一帮人出去喝酒,曾在《诗刊》供职5年的泥马度第一次这么兴奋地对我说,“看到王家新,我就觉得惭愧,现在的《诗刊》堕落啦!”王家新80年代在《诗刊》当编辑,轻易不肯发表自己的作品,尽量发表别人的,新人的。说起这个话题,唐不遇很激动:参加这届诗会,越来越发现“人”很重要。你看看明代以前的书法家有坏人吗?我插话赵孟頫的人格有争议,他就往前推:那就说宋吧。蔡京的书法好过蔡襄,但还是被刷掉。明代以后就分裂了,董其昌是个大地主,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照样被奉为书法家。时代在堕落。在温州朱自清故居,唐不遇又一次激动起来,说起他喜欢郁达夫、周作人、汪曾祺的文字;但若说文字和人格的综合,更喜欢闻一多、朱自清,文人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一路上,我听到唐不遇讲得最多就是:人格最重要,文字质朴为上。有一次我和泥马度聊起类似话题,我们看法一致,诗歌永存,诗歌永远不会消亡。那为什么当下诗歌在堕落?我打了个比方说:“很多人认为佛教在堕落,这怎么可能呢!是一些人穿着僧衣混进佛门,佛教岂会堕落!”不过,这话也有些偏执。在当今这个“一切都是艺术”的年代,你又有什么理由不让梨花教主写“梨花体”?那我就把“穿着僧衣混进佛门”几个字,送给那些钻进诗歌媒体、诗歌圈的混混吧。 归家返回珠海途中,我们慢慢聊天。我很自信中国哲学史的话题,信誓旦旦说如果让我来写,一定能超越冯友兰和胡适。唐不遇就谈诗歌,一次次让我瞪大了眼睛。说起了对《诗经·蒹葭》的理解,“道阻且右”,“右”,原来是远离,是反方向,是可望不可求,是心灵的一场暗恋,或许永远没有声响,在绝望中归于寂静。别出心裁,足见诗人对文字的敏感。《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我是朗朗在口,除了中学语文老师极其无聊的八股式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外,再无深究。唐不遇打开手机,一边朗读,一边给我分享他的创见,原来“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一句,极具诗歌的现代感。再一次佩服。说起最喜欢的电影,我自然是《霸王别姬》《燃情岁月》《勇敢的心》,唐不遇是《黑暗中的舞者》《碧海蓝天》《肖申克的救赎》,一点点意外。如果可以选择,你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觉得还是先秦吧。那可是一个创世纪的时代,就凭我现在这点墨水,足可以纵横列国,四处忽悠,没准儿百家多了一个牛子。唐不遇的回答是典型的诗人思维,不老实,跳跃:我愿在魏晋生活,在唐朝写诗!遂想起唐不遇喝酒时总爱朗诵:“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遂想起扶桑,在我和她吵架的路上,照样和唐不遇渔歌互答:“就凭一部《世说新语》,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那时候的人们多美好!”我反问,为何不生在《诗经》时代呢?狡猾的诗人笑笑:我才不干呢!你看诗经有一个留下姓名的吗?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都不知道是谁写的!我补充道:没名没姓地一辈子写了300首,流传下来10首,被孔子一删,就一首都没有啦。到了。唐不遇问我:这次诗会有什么感受?我想了想,说:就一个字,炫!在珠海食街,和唐不遇干掉最后一瓶啤酒,我已经微晕,向来不胜酒量的他倒是安然无恙。人逢喜事精神爽,唐不遇的老婆一再催他,快点回来!他乐颠颠地走啦。我回去昏睡一场,醒来就忙着去找王家新的作品。说来真不好意思,之前读过王家新的诗,有的做成课件搬上课堂,可我对他没有通体印象。整整一天,我沉浸在他的诗歌里。怎么形容他呢?也许他不是完美的,我也看了一些别人写的口水文章。但是,单凭他的作品,他的厚重,他彻底的艺术追求,他的遭遇和担当,就足以令我等敬佩不已。他那段特殊经历,以及流亡在外期间写的诗,深深地打动我,因为我也是穿过广场的人,有人用一个小时,我用一生。诗是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回味的,像河水慢慢渗入泥土。王家新的诗歌气质,突然像粗砺的沙子,像飓风一样袭来。激动之余,草草写下。 诗人王家新 奥德修斯的船板上,用粗砺的铁锥刻划。鸟的尖厉。独眼巨人的嚎叫。地狱亡灵大口啜饮着恢复记忆的羊血,刻划卡吕普索美丽的容颜,刻划风并在自己的额头刻下重重的虎形纹 流亡是你的宿命。拒绝喀耳刻的魔法拒绝长出猪的脑袋。在巨大的沉默中钻研魔力草在一场大雾中身披铠甲,重归战船你的脸结满盐巴,视线从叶子转移到根。 你迷恋所有的根,植物的根,事物的根,语言的根。一场飓风过后,留在海面上的一个闪亮的词根。世界的根。一个荒谬国度的荒谬的根把石头想象成影子,寻找石头的根 然后镌刻,蘸着火,趁着夜色,刻下根的秘密你害怕陌生人的敲门声你有两次失语,没有干活——一次当眼泪来自天空,湮没视线一次当一枚巨齿从天空脱落,悬在眼前 你是真正丢掉绳索的人,从来不会拒绝塞壬。深深地投入。激荡的性爱一场献祭,在永恒之水你把塞壬的歌声刻上高高的船桅 牛遁2010.8.16
谈谈连续剧《牵挂》的艺术表现手法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谢学意 低成本的片子不能如同高成本的大片那样气势磅礴,场面雄伟壮观,它追求的是情节感人,在“情”字上赢得观众的眼泪,从而进一步获得观众的掌声,这样才能占据影视市场更大的份额,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连续剧《牵挂》就是这样的一部低成本的连续剧,它能够以写实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把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和事例如实地搬上银幕,同时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加以加工和改造,但不管怎样,它都能严格遵守写实主义手法。今天,我利用偷闲的功夫来欣赏这部连续剧,不经意间,我就被《牵挂》中的亲情与爱情所深深地吸引了。“老牛”一家,说实在,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薪家庭。老牛与夫人周氏一共生有两男一女,分别是牛建国、牛建军与牛建红,牛建国的老婆叫金梦瑶,牛建军的老婆叫何雨彤,二儿子牛建军有一个儿子叫牛中天。(这可能是打趣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易中天教授吧。)这就是原本的牛家。而牛建红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值得她去依靠的男人周伟民,但他是个服过刑的人。他们的恋情一开始就注定要经历波折的。古人都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周伟民也懂得这一句话的道理,他勇敢争取属于自己的爱情。剧中处处以“ 情”动人,牛家最终承认并接受了他。这正是连续剧《牵挂》的卖点之一,它能够做到以情感人,博取观众的感动与同情的眼泪,可以说,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还有一个细节更能体现《牵挂》的以情感人的现实主义写法,那就是描写当牛母周氏患了晚期癌症后,即将死去前的一次全家会议的情景。周氏一一叮嘱家人,讲了一连串貌似平常而又富有哲理的话,真让人感动。其中一句话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刻意去追求有钱人的生活,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幸福。”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它的确能够打动受儒家思想文化熏陶的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它把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都扯了出来。这就是连续剧《牵挂》在写实主义写法上的一大成功。它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加入反衬和烘托等修辞手法,让平常的细节更加生动感人。但它未免又落入了俗套。这样的类似情节已被前辈们写烂了。剧中的情节一开始,观众就可以猜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显得俗气而又肤浅,这是它的不足。《牵挂》在情节安排上也犯了太过巧合的毛病。虽说巧合是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法,但巧合得太多、太牵强,又未免损害了该剧的真实性,给观众留下故意而为之的感觉。在剧中,牛建国在一次偶然中帮助了何雅芳,而后来在为妹妹牛建红筹备婚礼的时候接到何雅芳的一条被丈夫毒打的求救短信。又是因为巧合的缘故吧,牛建国回复给何雅芳的“暧昧”的短信被她丈夫发现,然后其丈夫就跑到牛家闹事,并且把信息给牛建国的老婆金梦瑶看,金梦瑶因此赌气跑回了娘家。后来,牛建国夫妻和好之后,牛建国想方设法躲避何雅芳,但仍被何雅芳追来送礼物表示感谢。在这紧要关头,金梦瑶竟然打车赶到,发现自己的丈夫又与何雅芳见面,故大发醋意。就在他们夫妻闹不和的这天晚上,牛母周氏病危,并要求见大媳妇金梦瑶。牛建国出去打电话给老婆,谁知几次都被挂掉。牛母遗憾的死去了,牛建国一怒之下决定与金梦瑶离婚。我觉得这一次巧合得太过于牵强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一起,难以让人相信。在细节描写上,作品《牵挂》确实高人一筹,情节细腻动人,能够把所有人的最隐藏的情感在无形之中描摹出来。但是剧中的情节安排却让人不敢恭维。牛建红在情感经历上一波三折,首先是陈一冰抛弃,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美好归宿。但是,导演却在最后再一次安排陈一冰前来骚扰牛建红,并企图强暴她。导演企图在这里掀起波澜,想通过运用正反对比的手法来表达主题,最后却把整一锅粥搞坏了。我觉得这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都说中国的许多国产剧都摆脱不了“大团圆”结局,《牵挂》也一样。导演硬是要安排牛建国与金梦瑶复合。我不是说“大团圆”不好,但我想如果让剧情没那么美好的结束,或许会更好一些。我国古代名著《红楼梦》就是其中最有好的例证。它以悲剧收尾,震撼人心,能够流传千古。
我可以光明正大说我是雷州人。 我生在雷州,根在雷州,无论我走得多远,我都是雷州人,我的根在雷州,我的家人在雷州,我的家乡是雷州,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我在这个地方出生,我是雷州人,我就应该为这个地方而骄傲,我就能光明正大说我是雷州人。 如果有人非要拿起一些例子来证明我要多么羞涩去说我是雷州人的话,那我也无需多言。 不明事理的人,硬要扭曲本质与例子,把特殊去普遍化的话,谁也无法说得清楚。雷州是一个南方城市,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一个有海的地方。 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事件放人后依然游行到华人商街去叫骂中国人滚回中国人,中国人在哪里,在做什么,做了什么。很多人说对雷州人有意见,说三道四,那嘴脸飞扬的角度不知道有多么高,倒是不见在国事面前有多叫嚷。 多么高尚的有素质人们。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以一概全。我是要贊你们的思想已经能跟儒家有一比了,还是跟老子孙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不可否认有一些人的确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说了很多不好的话,体现了不好的素质,影响了很多人对雷州人的印象。 中国出现了那么多汉奸,怎么不说全国都是汉奸! 我们说着雷州话,我们有我们的风情民俗,我们一样有人为雷州而写上几篇文字和说上几句话!没有人有资格说雷州人怎样差,好比你们冷漠看着同样是一个城市的老乡出事冷眼相看的时候那种“义气”,我们没笑已经很给面子了。 我们也许经济落后,但我们的心不贫瘠。高贵的化妆品不能掩饰你们的丑陋的面孔,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很多雷州女人都是懂事的,男人都是坚强实在的。这是每个城市不可避免的现实和真相,肯定有例外和害群之马。 你以为看着你们那“数据”,你们有多骄傲吗!当人家说着发达城市的成熟时,男人女人们也很成熟,早早就体验家庭的性福生活了,哪怕付出什么代价,当医院排满了打胎的女人们,看着那籍贯,还能说什么。当在这样他乡的发达城市,收到医院发送来给市民的温馨提醒:节假日打胎过多请选择人少的时候来。 我们有我们骄傲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缺心眼,没有那么多冷漠自私,没有那么多小肚鸡肠,没有那么多丢弃抛弃。你们可以说某某不行怎样怎样,但不能说雷州人怎样怎样!说雷州人打架的,没有其它地方的是打不成的吧,是你们打不过还是我们理由太充分你们不敢报警还是怎样的,什么抢生意之类的如果你打不过其实是可以找警察,没必要在这里叫骂,明明知道人家不知道你是谁。 这年头沉默不一定是金。不开口了反而以为我们理亏!是,我们雷州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温暖多了。我们地方穷,受的教育虽然不是顶级,但一定有顶级素质的,那教授们不都出日志门吗,那教育不是顶级吗,可做出来的事呢!好些教授都这样作假了出事了,怎么不说说全部当教授的都是那样的吗!这根本不成逻辑。 我是雷州人,我们尽力做好自己本分去努力。我们不能避免没有老鼠屎出现在粥里。如果你们一竿打死一舟人,我是不是建议你去做个眼科手术呢。我也希望能给一个公平的看法,很多雷州就因为一些败群之类影响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包括一些工作招聘就因有一些HR受过刺激就对雷州人反感,何等高的逻辑能力啊。 雷州是中国的一块土地。我们说着我们的雷州话,有我们的雷剧,有我们的海鲜和民情。它是因为我的家乡,有我的家人,生我育我,我是雷州人,我以此为豪。我没有出生在富豪之家反而给予我更坚强的品质去努力,而不是伸手后的自然表情。 我们可以拍着胸膛说我们是雷州人,我们是雷州人。我们虽不都是富饶,我们有我们的西湖公园,三元塔,雷祖祠,九龙山,度假村。我们有我们的白切和煲,我们有我们的无数热带水果和海鲜。我们有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雷州人。天涯有我们走过的痕迹,我们只要做好自己,任凭他人口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乡,我们骄傲说是雷州人,污迹不能污染我们的家乡,我们可以告诉别人,雷州是个好地方。 因为,有我们雷州人。 我是雷州人。
我呢?我们!——拙笔书大学精魂 华诞60年过去不久,我们脑海中似乎还在播映着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每位中国人都为之自豪与骄傲。而身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又将以怎样的精神风貌,去创造让我们的祖国更为繁荣的明天呢?最近我刚做过一个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进行的调研,问卷中问及“大学生的德育工作主要应由谁来主导?”,60%的同学认为还是靠自己的自我提升。也有五分之一的同学认为应由学生组织来主导。而选择由长辈主导,即是老师或者父母的只占11.72%和5.17%。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出发,展示自我就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个强烈愿望。那么,这种展示自我的原因以及相应的表现又有哪些呢?首先,学校环境的改变是大学生自我变现的直接原因。从十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我们一下子自由了,不需要再把分数当成命根,而且大学也不欢迎只抱着课本的书呆子。在这里,有相对自由的学习、生活空间,我们以往被强行压抑的个性得到舒展。大学以及学生社团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条件去施展我们的才能。于是,这个时侯假如学校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那么这种自我展示就能充分吸收优良的其文化精华与精神精髓。比如我校(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团委近期举办得如火如荼的“函夏故事,甲子传奇”语言演绎大赛,吸引了多支比赛队伍参赛,学生们在比赛过程中不仅能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风采,同时又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不再是应试教育中思想政治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把爱国主义教育活化,深入大学生的内心。其次,家庭影响的“远迁”促使当代大学生能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离开家庭,生活的自理能力是基本功。作为一名成年人,大学生也迫去体验自立自强、为自己承担一些责任。有人提出,当代大学生“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我不敢苟同。在我们学校,家庭贫寒的学生相对较多,他们面对着生活上的困难,积极勤工助学;精神上,由于他们所受家庭教育不够深入也反倒促成了他们独立人格的提早形成。以我自身为例子,我始终坚信,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把生活的磨砺当成馈赠,“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在大学这个新环境中自信自强。而对于一些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学生,在他们尝试着适应社会的大学期间,就像谁都可能在刚学走路时磕磕碰碰一样无可厚非,他们需要自己去体验一些教训;另外,他们也经常会寻求师兄师姐的帮助与指导。他们并非一味刚愎自用的。因而,我们不能再期望手把手式地搀扶着大学生,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并且凭借着已经在当代大学生中植根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品质——孝行、尊长,“相信我们,我们将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大学生寄予厚望。比如跟附社会发展压力而来的竞争体制,要求大学生具备更全面综合又更深化专业的素质能力,这就有利于促使大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促使进取观念、平等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等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强化,从这一方面来说,大学生人生价值取向趋于务实,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们渴望成才,渴望展示自我。综合以上来说,大学生的自我表现促进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而自身素质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反过来促进自我表现欲望。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种自我表现在当代社会中又提出一个“团队精神”的内在要求,于是大学生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也已经意识到集体的力量,从而也相应做出调整,逐步培养自己的集体主义意识。同样在我最近做过的调研问卷中当被问到“您最感兴趣的德育活动内容是什么”时,所占比例最高的是37.37% “关心社会热点、焦点问题” 的同学,这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富有社会意识与责任感。据我个人的理解以及生活经验,我认为,当代大学生具备一种奉献自己的可贵精神。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了,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了,生活节奏飞速,却很容易留给大学生孤独、迷茫的精神世界。于是他们亟待寻找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书本满足了基本需求,然而他们更积极地寻找到另一条康庄大道:志愿者服务。且不谈08奥运志愿者的至高精神满足体验,单就我个人经历谈,09年的春运列车乘务员志愿者的工作,让我深切体会了丰满的精神家园内涵。为赶着回家过年、返工的农民工道一声声“新年好!”,维持车厢内的秩序、营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境,在他们上下车时喊一句句温馨提醒“请小心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当这简单枯燥的工作得到乘客们衷心感谢的微笑、看到他们竖起的大拇指、听到他们不舍的“希望明年春运再遇见你哦!”,我们在火车上也和我们精神家园里的亲人一起过了团团圆圆的大年,享受了精神的盛宴。当今社会各方面都变得多元化,越来越多大学生感到精神支柱的缺失。这个时代的中国,似乎很难再形成类似革命时期人们坚定专一的精神信仰,那么作为大学生,也只能奋力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做到表现自我与奉献自己的协调统一。这个是我的深刻体会,也是我的思考建议,文陋意浅,不胜惭愧。 作者:郑德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805班 稿件来源: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