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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5章

  【编者按】贺敬之（著名诗人、著名剧作家，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三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名誉副主席）：欣闻大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研讨会即将在马老的家乡榆林市举行，我因身体不适，不能到会，深以为憾。谨向你，并通过你，向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马文瑞同志是我素所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花费数年时间，实地考察、调查走访、勤奋写作，完成了这本厚厚的传记文学。这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你的这本书忠于历史真实，忠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富于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地方生活气息，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曾经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文艺工作者。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你的书中的群山——西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是天地正气的化身。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打倒了人民的敌人，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将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种正气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之魂。有了它，我们就生气勃勃、无往不胜；丢掉它，我们就六神无主、不知所之。你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热烈地弘扬这种正气，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学主旋律的应有之义，是应当受到称赞的。 应当说，关于马文瑞同志的传记，你所写的还不足一半。马文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实践，比之前半生更为丰富、更为深厚、更为辉煌。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所表现出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应有的那种坚定的立场、热诚的信念和鲜明的是非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足以成为共产党人和一切愿意进步的人们的楷模。我殷切地期待着你的下一部马文瑞传记问世。——原载于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群山评论集《群山迴响》第35章：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 马文瑞、马明方从姜家兴庄奋力脱险后，并不敢丝毫松懈。两人一路相跟翻过一架山又一架山，跨过一道沟又一道沟，心里只是想着，离开出事地点越远越好。当时并没有想到党内出了叛徒，更没有意识到镇川堡联络站已经出事，甚至还合计着，等到了镇川堡联络站，见到崔明道再一起商量对策。 天将黑时，两人翻过一道山梁，来到通往镇川堡的沟道里。镇川堡这天遇集，路上有许多赶罢集返回的农民。有赶毛驴子的，有背背子的，有担担子的。人们看见他两个人穿的衣服并不坏，但满身满脸是土，鞋也不穿，都很奇怪。有好事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俩说：“我们是商人，到葭县去做生意，路上叫土匪抢了，下镇川堡去报案。” 听话的人信以为真，都很同情。 话虽这么说，路人的问话也提醒了他们，都觉得自己这身打扮太引人注意，大天白日一同进镇川堡不合适。两人便在路边一片小树林中停下来商量，决定分头行动。马明方原先在镇川堡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认识当地的党团员，便于掩护，他就先走了。相约第二天在镇川堡特委联络站碰头，或者是在离镇川堡五六里的一个村子见面。 马明方一走，天色已近黄昏，沟道里的行人渐渐稀少。连续两顿没吃饭，又跑了半天山路，马文瑞觉得很饥饿、很疲劳，便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躺下休息。石头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像热炕一样温暖，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昏昏沉沉中，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又像是冬天，门外飕飕地刮着冷风，窑门被风摇得直叫唤，他感到浑身好像是掉进冰窖一样冷。母亲给他压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得不行。背上冷得不行，他就翻过身来，趴着睡。前胸和肚子冷得难受，他干脆缩成一团，又觉胳膊腿快被冻僵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听到门外有狼嚎的声音，一下惊醒过来，才知自己睡在沟滩石头上，用手摸摸，先前温热的石头，被夜露打湿了，冰冷森凉。他感觉又冷又饿。天阴着，周围是漆黑一片。对面山渠里，果真有狼在嚎。隐约有一双眼睛，像鬼火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着。他一怔，觉得头皮发紧，慌忙站起来，本能地弯腰在地上摸索着捡起一块石头，紧紧握在手中。回头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上闪着一星灯火，他估计是一户人家，便摸索着爬上山坡。果然是亮着灯的庄户人的窑洞。他叫开门，原来住着个孤老头。老人正坐在炕上拧麻绳，见了马文瑞，也不盘问，只抬头打量他两眼，说：“过路的吗?咋上炕歇嗑。”马文瑞说：“老干大，我被土匪抢了，一天没吃东西。”老人听得，“嗯”了一声，就放下手中的活，生火煮了个隔年的老南瓜，端给马文瑞说：“这时节，没啥好吃食，将就吃吧。”南瓜很甜，他吃着，觉得从未吃过这么香甜的南瓜。吃饱了，又喝一老碗瓜汤。老人见他吃得痛快，一高兴说：“年轻轻，出门可要操心，听说尔格路上不安稳。”填饱了肚子，马文瑞就在老汉的炕上和衣睡了一觉。天还不明，就起身要走。老汉也不挽留，只说了声：“路上操心。”便把他送出门。这个不知姓名的老人，或许早已作古。马文瑞却惦记着他，惦记着那个在危难时刻给他煮过一个南瓜吃的面部像木刻似的布满皱纹、毫无表情的老人。“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老革命讲这句话，是深有体会的。那天黎明，马文瑞出了老人的窑门，才知天下雨了。地上湿泥泥的，赤脚踩着打滑。沟里刮着冷飕飕的风，没走几步，上下牙齿就嘚嘚直打架，他下意识地把衣衫往紧裹裹，脖子也往领口中缩缩。这时，才回味起老人窑里的温暖，想起老人的慈祥来。走到半坡洼里，坡上有人压着嗓门儿喊：“噢——后生，等一等。”他停下来，回转身，朦胧中看见那个老人手里拿一顶草帽，走下坡来。马文瑞顿觉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老人擦天滑地来到他面前，双手哆嗦着把草帽戴在他头上说：“好娃娃，早起淋雨，可不得了。”文瑞很感动，握住老人粗糙的手，叫了一声“老干大”，就不知再该说什么了…… 马文瑞走出去老远老远了，还见那老人痴痴地立在坡底里。雨越下越大，天边的乌云刚才透出一抹亮光，很快又被雨雾遮盖了。黑暗中，他一个人在泥泞中趔趄前行，好几次滑倒了，爬起来再走。天亮时，他终于来到镇川堡街上，远远就看见半坡上崔明道的家。那小青砖门楼的小院，对于风雨交困中的马文瑞，该是多么亲切而温暖的一个去处。特委的秘密联络站，就像是革命者的家。多少次，当他一连许多日子，舍生忘死地在外面奔波，一旦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那座龙门，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欣喜。迎接他的是自家同志那亲切的笑脸，感受到的是安适和温馨的气氛。小院的主人崔明道的婆姨，那不识字也未入党的小脚女人，却真心拥护革命。她擀得一手好杂面，恨不得什么好的都给大家吃……冬天，总把热炕让给同志们睡；夏天，你任何时候到，总少不了一碗绿豆米汤喝。马文瑞思量着，心中暖烘烘地来到门口。侧耳听听，院子里静悄悄的，想必是主人还睡着吧。抬手刚要敲门，才发现门并没闩。他推门进去，轻声叫了一声“老崔”。就见窑门开处，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冲出来，正是崔明道的婆姨。他一怔，这个平日文文气气的媳妇咋成这么个样儿了。忙问：“嫂子，马明方在吗?”那女人也不回答，过来发疯一样地拉着他的胳膊就哭诉开来：“好马文瑞，赶紧想办法，白军把崔明道捉走啦，把白洋也拿走啦，还有你们那几个人。天大大呀，你们快赶紧想办法……” 马文瑞一听，知道联络站已经出事，意识到此地非常危险。他问清了马明方尚未来过，想到事先约好在这里碰头，马明方一会儿也要来，便说：“嫂子，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说着即想离开。不料精神有些失常的崔大嫂压住门，拉住硬不让他走，嘴里一个劲儿哭喊：“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马文瑞见状，心中很难过，但也暂时无能为力。他想到此处万不可久留，并要尽快找到马明方。他开始意识到党内很可能出了叛徒，便一边劝说，一边抽身出门离开了崔家。这时，天已大亮。雨仍然下着。镇川堡街上一反常态，到处是穿军服的白军，显然是敌人加强了布防。“看来今天这一关很难闯过去。”他心里暗自嘀咕。情况万分危急，这该怎么办呢?他知道，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赶紧由原路出镇，返回那个独门独户的老人窑里隐蔽起来，或是由那里翻山，到别处去。总之，离镇川堡越远越好。但他又觉得不能就这么离开，把危险丢给自己的同志。“不，得设法尽快找到明方!”这么想着，他便坚定地回转身，朝着马明方将要来的方向急急走去，一路走着，头脑中只想着要尽快找到马明方，同时也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心中反而异常镇定。他从联络站出来，注意看周围，并没有可疑的人，便把头上的旧草帽往下拉拉，迈开一双赤脚，硬着头皮从泥泞的街上走过。走到街心，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白军，为首的一个离着老远就开始注意他，一直到擦身走过了，还扭回头看他。马文瑞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两天没洗脸了，敌人也许把他当成附近村里的农民，并未产生怀疑。 出了镇川堡，马文瑞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思想上的警惕并不丝毫放松。他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得尽快赶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同马明方见面。五六里路很快赶到了。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只住着二三十户人家。马明方曾在村里教过书，因此许多人认识他。马文瑞冒雨进村，按照马明方说的，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下来，左右看看没人，便推门进去，站在院子里问：“马济民(马明方原名)在不在?”主人是个中年农民，眼睛圆瞪起瞅着他说：“没这么个人。”文瑞听得，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明方会不会出事?”没办法，他只好退出去冒雨在村巷里转游着，心急如焚地等着，很害怕马明方也出事，甚至有些后悔昨天不该分散行动。在这连遭意外打击的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多么渴望尽快见到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和战友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下该怎么办?今后又该怎么办?都需要有人商量，作出决定。焦虑不安地等了好一阵儿，眼看天色不早，雨也停了，心中更加焦虑不安。正在这时，却听有人在背后叫自己，回头一看，竟是马明方!惊喜之余，两人不敢在村里停留，当下出村走进无定河畔一块高粱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密，枝叶上满是雨水，人钻进去，衣服很快湿透了，好在躲进里面很觉安全。两人找个空隙大的地方坐下来。马明方说：“文瑞，情况很严重，党内出了叛徒!敌人昨天抓我们之前，就在米脂和镇川堡把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抓了。”马文瑞愤怒地问：“叛徒是谁?” “听说叫董培义，是驻米脂白军中的一个地下党员。”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不能由着敌人再这么猖狂下去!” 马明方说：“敌人在姜家兴庄没抓到我们，一定要张榜通缉。你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我看咱俩还是分散活动，不然目标太大。” “我们到哪里去?” “得马上通知家里人避一避。敌人抓不到咱们，很可能去抓家里人。” 马文瑞说：“我看关键还是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下一步的斗争。”他显然不同意马明方的意见。他也不是没有想到祖父、大哥他们的处境，只是觉得，一个特委负责人，此时此刻应当设法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制止革命遭受更大损失。 商量的结果是马明方先回家，通知家里人回避，防止敌人来抓，然后再去葭县。马文瑞直接去葭县南呱、曹家呱一带，联络别的同志，准备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事不宜迟，两人随即走出高粱地。在无定河畔分手时，他们心事沉重地紧握着手，相互端详着不知该说什么。两人都吃惊地发现，仅仅两天的磨难，对方竟然瘦得这么厉害。马文瑞甚至想道，也许这一分手，就再也……他不忍心想下去了，难过地低下头去。马明方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一个人路上可要操心……”说着也低下头去。两人好一阵儿不说话，也舍不得松开对方的手，好像一松手，就再也不能相见似的。经过了生死之交的革命同志，在这多难的日子真是难分难舍啊!周围很不安静，雨后的风轻拂着高粱的叶子，咝啦有声。无定河的涛声像远处的闷雷一样轰响着。在这一瞬间，马文瑞意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更严酷的斗争和更严峻的考验。 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别后，马文瑞准备绕道去葭县。马明方朝东，翻山回家去。他家住在四十里铺一条拐沟背山坡上的一家岔村。由一家岔沟里进去，大约走十来里路，就是米脂县有名的杨家沟村。马明方的父亲有些文化，是个风水先生。他家的窑修在背坡上，据他父亲对人讲，这是“背靠飞龙山，面对凤凰头，必定出大官”。可是村里人看见，他家后辈中除了没出当官的，倒出了个“造反”、“闹红”的，弄得一家人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迷信老汉，倒是不反对儿子闹革命。马明方回家后，外面风声更紧，只得暂时躲藏起来。 马文瑞当下来到就近的四十里铺对面的李家屹崂村。黄昏时分，他刚走到村口，就碰见一个人，认出是党员李守基，心里很高兴，心想可以在他家里先躲上两天。不料这李守基一见马文瑞，吓得面色苍白、浑身打颤。 “你……你……还不赶紧跑?人……人家四处呐喊捉你哩!” 马文瑞见他吓得那副样子，显然是怕受牵连，便打消了在他家躲避的想法，直奔无定河畔。 后来听说这个李守基惊吓不过，不久便病死了。足见，同是共产党员，骨头的软硬却有天壤之别。 正当马文瑞在外面东躲西藏坚持斗争时，白军通缉捉拿他的消息传到马家阳湾村。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叔父和大哥连夜把他存在家里的书籍埋到山里去。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替他捏着一把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05:16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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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4章

  【编者按】厚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文联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首先这是一部作者燃烧自己生命激情，而且全身心地仰望革命，有着人生担当的作品。忽培元是我们延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优秀校友，他在这块土地上起耕发苗，展翅飞翔，对中国革命的仰望也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早期的散文和诗歌可以印证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一位有着崇高与诗意追求的人，因此他才能20多年用稳扎稳打的传记方法为陕北籍老革命家马文瑞立传，用鲜活的文字铸就一座历史丰碑。其次，这部文学传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功力和文学追求，做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编年体的密实性特点，与此同时，又具有文学的生动性与丰富性，这部传记既真实也好读。第三，这部大体量的作品，立足高远，气势磅礴，传达出作者英雄主义的情怀。这部传记与一般传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能力强，统筹兼顾能力强。作者努力突破一般传记紧紧围绕传主单一推进的结构线索，注重群体形象，特别是高层人物浮雕式刻画。某种意义上，这部《苍生三部曲》具有传记式历史的有效功能。——《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4章:前后都是敌人，显然已是很难逃脱了。危难之际，他一咬牙，由一丈来高的土崖上跳了下去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内出了叛徒。 当时，井岳秀部驻扎米脂县城一个连。该连原先驻葭县木头峪村。这是一个紧靠黄河畔的村子。这个连的司务长名叫董培义，关中道人，自称参加过渭华暴动。他在驻木头峪时，娶一名姓苗的女共青团员为妻。他表现进步，当地党组织就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那时很注重兵运工作，对在敌军内部发展的党员也很重视。董培义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掌握了不少党内秘密。 部队移驻米脂县城后，该连有个镶金牙的大个子排长，是风月老手，玩弄女人很有一套。他不知几时，就和董培义的老婆勾搭上了。二人姘居，如胶似漆，无话不讲，结果暴露了董培义的共产党员身分。后来董培义得知排长占了自己的妻子，便吵闹起来，嫖客排长一翻脸，假公济私，将他抓起来拷打审问。董培义哪里招架得住，随即叛变，带着敌人到处抓共产党。此时，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叛徒董培义带着白军先在米脂县城北关街的中共米脂区委机关，抓走了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随后又到镇川堡的党内联络点去抓人。这个联络点设在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恰巧会后派往南路的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三人也在，结果四人一同被捕。此后，董培义又带领敌人直奔特委另一联络站姜家兴庄抓人，形势十分危急。 姜家兴庄是米脂县城东北三四十里路外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如果走小路，由米脂县城和镇川堡之间的沟里进去，走一段路就到了。 这天亮红晌午，姜家兴庄农民姜纯富戴顶破草帽，光着身子在山地里作务西瓜。他家种的这片西瓜，是在村子的脑畔山上，为的是到米脂、镇川街上卖瓜方便。他正用泥匙给瓜蔓压土，猛然听见远处有人声，抬头一看，对面山湾里灰乎乎来了一队白军。那一哨溜三四十人，个个手里提着枪，一路扬着黄尘小跑而来，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蹲在地里继续干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不一会儿，队伍到了近前。为首的一个厉声问:老乡，姜家兴庄怎走?”他说:“山下就是。”队伍也不停留，也不走正路，沿着通往山下的一道无路但却很隐蔽的山渠往下溜。沟渠里长满了蒿草和柳树，人走在渠中，山下村子里的人根本看不见姜纯富这才意识到，这些人是来抓“闹红”人的。他慌忙跑上山顶朝山下望，村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队伍已经下到沟底，戏楼前面的地坪上净是端着枪的白军，还有几个急急冲过河沟上的小桥，直朝姜浩兴(外号姜充子)家坡冲上去。他知道姜浩兴和他的兄弟姜浩石都是“闹红”的，他家窑里时常有一搭共事的人，心想这下可要遭殃了。就在这时，姜浩石猛猛地由窑里出来，持枪的人已经冲上畔。他急中生智，忙把手往东邻家那边一指，敌人以为要抓的人在那一家，便端着枪蜂拥进那一家的龙门。有几个还爬上驴圈房顶警戒，有两个守住了龙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正在姜浩兴家靠西边的小土窑里整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文件。敌情来得突然，直至敌人到了门外，他们竟毫无觉察。敌人已经进了邻家的院子，三个人还在窑里高声争论问题。窑门大开着。脱了鞋盘腿坐在炕桌前执笔书写的马文瑞突然看见姜浩兴的老母亲慌慌张张跪在门外地上假装扫地，急忙爬到门口压低嗓子朝门里喊:“快!娃娃们不敢吼喊了，白军来了!” 常学恭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一听白军来了，二话没说，“嗵”的一声跳下炕就跑。马明方见状，也跟着就跑。马文瑞一看，也要下炕冲出去，刚立起身，见桌上的特委文件散乱丢着，又趴下身，急忙把文件收起来藏入炕圪崂的投灶里盖起来，刚反身跳下炕，就听见外面喊声一片，枪声哗然。他也顾不得犹豫，奋力冲出门去，慌乱之中，扫见村子对面站满了敌人。东邻家院里的敌人也已知上当，端着枪冲了出来，相距仅仅十来步远。前后都是敌人，显然已是很难逃脱了。危难之际，他一咬牙，朝右一折，由一丈来高的土崖上跳下去，就地一滚爬起来，顺着沟道朝东飞跑。后面喊声一片。他感到枪弹在头上、身边和脚下嗖嗖乱窜，便不顾一切地猫着腰，跑得更快。好在沟道里河渠很深，两边又长着许多柳树，多数敌人被阻隔在河沟对面。飞跑中，他觉得呐喊声和枪声渐渐远了。跑出大约二里来远，河沟转了一个急弯子，马文瑞才见马明方跑在前面不远处。他奋力赶上明方，两人并肩跑着。明方较文瑞岁数大，体力明显差些，跑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把鞋也跑丢了。文瑞正想给他打个招呼，就听见后面的枪声又追上来了。跑动中，他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发现顺沟道前去，是很长一段直路，如继续沿沟跑，必定会被追上。正急着，却见左面不远有个长满梢柴的拐渠。他便紧跑几步，赶上马明方说:“快，进前面那个拐渠!”说着带头朝拐渠里冲去。马明方随后也赶上来，两人顷刻消失在拐渠里面的梢柴林中。那个拐渠很窄，坡也较陡，茂密的蒿草和马茹棵子像一条通道，一直延伸到山梁上面的焉口。熟悉陕北地形的马文瑞一边双手拨开蒿草向上爬，一边想，只要坚持翻过焉口，就可以四通八达。显然，面前的地形对他们很有利。两人拼命揪扯着面前的蒿子灌木，不顾一切地朝上爬。马文瑞终于上到焉口，稍稍放慢手脚，就听后面有人小声喊:“文瑞，文瑞，等一等我。”他停下来一看，是马明方在喊。这里回望，能看见沟道里的情况。他停下来蹲在一棵马茹棵子后面，一边观察敌情，一边等马明方赶上来。 只见敌人追到拐渠口子上，站下来，东张西望，显然是失去了追捕目标。马明方也忙躲在一丛蒿草中，伏下身子喘气。恰在这时，只见那边路上出来几个走路的老乡。为首的一个白军喝问:“看见跑进来几个人吗?是不是朝沟里跑进去了?” 老乡说:“嗯，朝沟里跑进去了。” 敌人一听，赶忙吼喊着朝大沟道里追去了。 马文瑞望着那几个朝沟渠这边照了几眼的老乡，心中十分感动，多亏群众掩护，不然很难逃脱。 两个人爬上焉口梁安全地带，坐下来休息，就见大沟里扑了空的敌人垂头丧气、骂骂咧咧返回来，朝山渠这边指手画脚地照了一阵儿，也没看出什么线索，便气急败坏地返回姜家兴庄。敌人端着枪，满村喊叫，惊得鸡飞狗跳，娃娃大哭，女人惊叫。不一会儿就将全村男女老少统统赶到戏台跟前的地坪上训话。敌人显然是把没抓到“共产党头子”的气撒到了老百姓头上。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排长，气势汹汹地说:“哼，你们姜家兴庄人，真是狗胆包天!明知有共匪，为什么不报告?是不是故意窝藏?嗯?你们都哑啦?!穷光蛋共产党给你们些什么好处？你们说!”白军排长说着，从戏台上跳下来，瞪着一双凶狠狠的眼睛，一个一个地瞅着众人。人群里显得有些骚动不安。有谁家娃娃吓得哇地哭了。白军排长突然问道:“谁窝藏共匪?”没有人说话。叛徒董培义走上前去，伏在匪军排长耳朵上说:“是姜秃子兄弟两个。” 白军排长一听，顿时来了精神，指着人群吼道:“谁是姜秃子，站出来!” 没有人回话。 他又连喊了几遍，仍然没人言声。 这家伙突然就近抓住一个白胡子老汉的领口，问:“你说，哪一个是姜秃子?” 老汉歪着头，不说话，也不理睬他。匪排长抡起胳膊，给了老汉一个耳光。 这时候，只听人群里一个老婆婆说:“你们不要打他，我是姜秃子他妈，你们有什么，跟我说。” 全场上的人，都把吃惊的目光投向这个说话钢邦硬阵儿的白发老婆婆。 “好，你站出来。” 在人们担心的目光下，老婆婆手里拄着拐杖，有力地移动着一双小脚，走出人群，抬头挺胸地站到了敌人面前。 白军排长装了一脸笑容说:“好，你这个老婆婆还懂道理。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就把你的儿子交出来吧。” “儿孙大了，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到哪里去，当妈妈的管不住。” 匪排长一听，气坏了。当胸一拳，就把老婆婆打倒在地，咬牙切齿地下令道:“你这个老共匪婆子，给我捆起来。” 那个刚才在危急情况下，还奋力给马文瑞他们通风报信，救了他们的老婆婆，此刻自己却被敌人五花大绑起来。但她脸上，却是一副平静、坦然的神情，高高地扬起头，目光炯炯地望着远处的山峁，仿佛仍在操心着那些“闹红”娃娃们的安危。 此刻，敌人要抓的“共匪分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窝藏“共匪”的姜家兄弟，也早装做进沟割草而翻山跑了。敌人扑了空，就把他们的老母亲捆起来拷打，直打得老婆婆口鼻流血。但是刚强的老人，还是一口咬定:“解不开!”敌人见问不出个名堂，眼看天也快黑了，只好灰溜溜撤走。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02:32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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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3章

  【编者按】涂武生（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这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史书，是一部新中国建设的史书，是一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书。他描绘的不仅仅是马文瑞个人，他是通过马文瑞描写了一个群体，是一组群雕、一组群峰，是一个长河、一个浩海。这部书我看后很感动，尤其是《长河》《浩海》，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件，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件，这是很难写的，越离我们近越难写。但是我看了《长河》以后我觉得是令人信服的。他写庐山会议，写得很真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部书还有着国际的视野、全球的思维，他描写了一些国际的人物，这个也很难得。譬如说，马文瑞两次到苏联，通过马文瑞读列宁的著作，对列宁做了描绘；又通过金日成到西安访问和马文瑞到朝鲜去访问，对金日成做了描写；通过马文瑞到罗马尼亚去访问，对齐奥赛斯库做了描写；最后写马文瑞在苏联访问，对赫鲁晓夫做了描写，刻画得惟妙惟肖，把赫鲁晓夫一半黑一半白的面目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方面都是很可贵的。——《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3章：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出现了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疯狂的白色恐怖局面。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左”倾盲动，强令26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出击，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不久，杜衡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但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较为特殊。“立三路线”之后，党的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农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者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敌人的行动却非常困难。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努力创造了一个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小气候”。党团组织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特殊的斗争环境，特委机关可以随时搬到一个村庄开展工作。乌龙铺、神堂沟、丁家畔、樊家圪坨等村，都曾是特委机关驻地。 2月，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葭县乌镇。 葭县地处黄河西岸，山大沟深，危岩叠嶂，交通十分不便。乌镇又称乌龙镇，距离黄河畔上的县城葭芦镇仅有四十华里。乌镇虽是城镇，但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街道被三山两沟夹持着。沟里有一条小河，河床深深地陷落在凹形石槽中，河上不晓哪个朝代建起一座石桥，把由米脂去葭县的必经之路连接起来。石桥的两边搭起一些商号和店铺，就形成了略具雏形的镇街。镇上逢十遇集，周围来赶集的农民倒是不少，远至米脂、绥德，甚至连河东山西的商客也有来乌镇做生意的。因此，这个乌镇，虽是地处偏远的弹丸之地，因为商旅会聚，土产集散，倒是并不冷清，消息也较灵通。 这天，年节尚未到来，乌镇街上突然响起一阵热闹的鞭炮声。原来是新开张了一家杂货铺子。店主是离乌镇三十里的高起家村高禄孝、高禄忠兄弟二人。新开一家店铺，这在乌龙镇上是件寻常事情，并没引起人们多大注意。此后不久，更是无人知晓，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到乌镇，驻在这新开的杂货铺中。 高禄孝时任陕北特委秘密交通员。这个新开张的杂货铺，是他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变卖了家中的十垧土地筹资办起来的，表面上以染布为主，兼卖烟酒副食。马明方、马文瑞时常住在店里，领导特委工作。 另外，镇上还有个老孔(真名张书信)开的一家“晋太饭馆”，成了秘密联络接头的地方。这个化名“老孔”的大块头农民模样的人，是一位地下党员，担任陕北特委联络员，兼管特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老孔虽没念过书，但大革命时期曾在榆林中学当过堂夫，榆林中学党团组织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经常与共产党员接触，并帮他们做事，不久入了党，是一个朴实乐观而又十分可靠的同志。特委机关到来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老孔还说服动员父亲和叔父，将家里的饭馆一分为三，让二叔父和三叔父分别在金明寺、店镇开了分铺。这样一来，特委在葭县南、中、北就有了三个秘密联络站。 冬去春往。初夏的一天傍晚，老孔的饭馆将要关门时，门外进来几个人。老孔认出其中有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和马文瑞，另外还有两位不认识。他即把手中的毛巾一甩，搭上肩头，指着靠墙的一张桌子，小声说：“诸位入座。” 马文瑞一看，这间小饭馆门面很小，陈设也简陋，里外收拾得倒很有条理。老孔头戴白帽壳，腰间系着白围裙，一个人既是掌柜又是伙计，还是个亲自掌勺炒菜的厨师。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了。马文瑞说：“嘿，你这个厨师手艺不赖嘛。”老孔说：“也就只会做个蒸馍粉汤——家常便饭。”大伙说笑着吃饭。马明方轻声说：“噢，忘了给你介绍，这是崔田民，这是张达志。最近三两天，你要注意留心各地来的同志。特委要开个会。”老孔听得，脸上顿时消失了方才轻松愉快的笑容。马明方又说：“有人来了，你就通知高禄孝兄弟。”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在高起家村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家里。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高禄孝22岁，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的同志。他的祖父高振烈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老中医，拥护共产党，支持儿孙们跟上共产党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也加入了共青团。加之高起家村，又是一个党的工作基础很好的村庄，会议放在这里开，很安全。 7月的陕北山区，四野的庄稼和坡上的荒草长得很茂密。高起家村家家户户窑院里外全掩映在一片碧翠的枣树林中。村庄中心的高禄孝家窑院里，一线六孔石窑。居中的一孔大窑掌炕上有个小套窑，窑口很小，仅半人高，平时用立柜堵着，外人不易发现。在陕北，许多光景较好的殷实人家，都有这种套窑。原本是用以藏匿粮食和贵重物件以防土匪盗贼的。高家的套窑，窑口虽小，里面却很大，可容一二十人。为了会议绝对保密，会场设在套窑里面。多数代表化装成高禄孝家雇请来锄地的短工，进入会场。 几天之内，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头到齐。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宣布开会。特委委员马文瑞、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贲及各地党的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赵福祥、张岗、贾怀智等二十多人坐在铺着沙毡的套窑里参加了这次在西北革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 大白天，套窑里光线太暗，只得点上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每一张年轻的脸，都显得格外冷峻，目光都是那样的专注有神。马文瑞盘腿坐在马明方的身边。他被指定为会议记录，不停地往小本子上记着。他的原本就是庄重的表情此刻更加严肃。仿佛是历史的印记，正在由那枝小小的自来水笔笔端上流淌出来，变得永不消失；仿佛是那不寻常的时间和空间都浓缩变成了一个个隽秀的方块汉字，永远地留存下来。马明方那低沉中透着干练的话语，显然吸引住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注意力，鼓舞着每一个人的斗志。人们一边听，一边回顾着自己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回顾着从1927年至1933年间所发生的血雨腥风的日子和如火如荼的斗争。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会议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保卫工作安排得很周密，村子的对面梁上、村中的场楞圪垛和脑畔山上都布着暗哨。村里的共产党员高步书、高均跃等人，装扮成拦羊的，赶着羊群整天在村子周围的山坡上转游。为了保密，白天连饭也在套窑里面吃，可谓万无一失。时令虽在夏季，长年累月见不上阳光的套窑里依然诱着寒气。二十多人挤在不足五平方米的低矮的空间里，点着麻油灯，又有人抽烟，时间一久，空气变得污浊起来。但全神贯注于崇高事业的这一群陕北早期共产党的精英人物，并不觉得闲苦。会议时间抓得很紧，讨论问题十分热烈。 二十多个人要吃要喝，这下可忙坏了房东一家人。见天都像过大事情一样忙碌，却又不能像过事情那样声张或请人帮忙。做饭的任务落在了高禄忠的妻子崔鹏英和他的母亲肩上。人手少忙不过来，高禄孝时常主动承担起帮忙的任务。吃饭的人多，饭量也大。常常是蒸一笼谷米馍馍，高禄孝亲手端了往套窑里送。端进一荆片，吃完了;再端一荆片，又吃完了;一连五荆片进去，转眼工夫儿就光了。吃荞面饸饹，每顿需二斗荞面。外面日头很红，饸饹床子支在二尺口面的大锅上，高禄孝只穿着一件白布褂子坐在床子上压，他的母亲在锅上忙，崔鹏英背着个娃娃在灶前烧火。锅里的水得不停地翻滚才行，没有石炭，烧火的人就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填麦草，烤得满头大汗。马文瑞坐在套窑口子上，看着背着娃娃烧麦草火的崔鹏英太辛苦，心想把那个媳妇烤坏了，当下给马明方建议，大家凑钱买了三驮子石炭，解决了烧的问题。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夜间，村子里的人睡定以后，大家才走出外面透气儿。 在讨论武装斗争问题时，马文瑞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和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长期搞军事工作的王兆卿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好的建议。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并确定开辟安定延川、绥德清涧、葭县吴堡及神府南区等四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一、二、三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恢复完善县区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普遍成立农会、互济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会议在选举特委书记时发生了争论。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因此，崔逢运说:“我看，最好选一个工人，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这个崔逢运，一开口说话，总脱不了那股子学生腔。他刚讲完，鲁贲立刻接过来说:“我同意。”他讲起话来，很容易激动，言辞激烈，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咄咄逼人气势。会场上出现了一阵沉默。在当时，北方代表的指示，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绝对的真理性，更不会有谁会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但马文瑞心中对这个笼而统之的指示有些不大理解。他觉得，工农分子革命性强，立场坚定，这当然是对的，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只是念了几年书，认识些字，读了马列的书，也能提笔写文章，这样的人参加革命难道就都不可靠吗?就拿代理特委书记马明方来说，难道他就不能担任特委书记?他对此实在有些想不大明白，但也不好在会上公开提出来。这时，鲁贲打破沉默说:“我们的党员中，工人成分人数太少。绥德城里有个木匠，名叫贺牛，我看就叫他担任特委书记吧。” “可以嘛，怎不行。”并不认识那个贺牛的崔逢运立即不假思索附和道:“又是工人，又是党员，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再合适不过了。大家的意见如何?”他无形中成了会议的主持人。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这个贺牛，多数人不认识，不知是个光脸还是麻子，他能担起党的特委书记这副担子吗? 一直保持沉默的马文瑞说:“我看不行。这个贺牛我认识，没有文化不说，说话办事都有此冒失，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领导才能，根本担当不起。”他话语不多，声音不高，但旗帜鲜明，透出一股雄辩的逻辑力量。 鲁贲一听，有些坐不住，急切地说:“马文瑞同志，我们不能借口工农党员没有文化，就不贯彻北方代表指示精神!” “是呀，”崔逢运附和道。“应当看到，在我们党内，工农分子是比知识分子文化低一点，但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不低。不要老是瞅着他们的弱点不放，老觉得我们自己比他们强。我看鲁贲同志提的那个贺牛，就很好嘛，为什么他就不能当特委书记？” 马文瑞说:“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这是北方代表的指示，但陕北党内的工农分子也不是光有个木匠贺牛，我看崔田夫同志就比贺牛强。他是农民，又是个长工汉，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入党较早，又担任着基层领导工作，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 “我同意马文瑞同志的意见。”一直沉默不语的马明方突然表态道:“就选崔田夫同志。”坐在角落里抽旱烟的崔田夫忙摆手说:“哎，可不敢选我，还是叫马明方当。” 固执己见的鲁贲、崔逢运仍然坚持要选贺牛。马文瑞、马明方坚持要选崔田夫。最后经过表决，多数同志同意“二马”的意见，选崔田夫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同时还选举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贲、崔逢运、高长久等为特委委员。会议还确定:派毕维周到红一支队任政委，派王兆卿代表特委前往该队巡视工作，同时派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去部队取款;决定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到米脂姜家兴庄整理会议文件，崔田夫返回绥德南区。崔逢运、鲁贲对选举特委书记不满意，加之多时也没回家，便各自回家探亲去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0:59:36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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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2章

  【编者按】白烨（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从写作《群山》开始，我就一直都很关注忽培元的写作，所以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分独特的。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它不是通常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以传带史的著作。这三部书，第一个叫《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第二部叫《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第三部叫《浩海：马文瑞与改革开放》，主要是写马文瑞，但是在写马文瑞的同时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勾勒出来了，所以它跟一般的个人传记是很不同的，它带有很强的链接性或者叫放射性。我觉得他做这样一种选择非常适合马文瑞这个人物。因为马文瑞在西北革命时期的身份比较特殊，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北和陕甘组成，他两边全参加了，而且是从陕北到陕甘，通过他正好把西北革命的全貌给勾勒出来了。在新中国建设中，他从1954年任劳动部长一直到“文革”。从这个方面说，很多体制建设他都参与了。我觉得忽培元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通过个人传记把各个时期的历史描述出来，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格局、大的背景来看马文瑞的作用和贡献，既把马文瑞个人比较充分地描述出来了，同时把那段历史也写出来了。 第二个感受，这部书史料上相当客观翔实，文笔上也十分准确灵动。从我所掌握的材料看，他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都是很准确的，而且描述很客观，包括一些重大的事情、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谢子长跟刘志丹的关系问题、陕甘跟陕北的问题等，材料把握、叙述分寸的把握都非常好。文艺方面有两个材料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写马文瑞做组织部长的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马文瑞做柯仲平的工作，让他回西北工作，于是柯仲平在他的安排下回到了西安做陕西省文联和作协主席。还有他写到柳青，柳青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他想回陕西深入生活，也是找的马文瑞。马文瑞建议他直奔皇甫村，还安排他到长安县兼职任县委副书记。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材料，但是实际上写出了马文瑞对于中国的或者说陕西的文学事业的支持、帮助，对文艺家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具有启迪意义。——《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2章：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  这天，马文瑞风尘仆仆由南路返回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村。按照工作惯例，过一段日子，各路特派员就得汇报交流一次情況，研究部署下一段的工作。葭县南村是张达志的家乡，属葭县南部店镇乡所辖。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偏僻小山村，仅有二十来户人家。除了刘、高两户外，其余都姓张。这个村子最显著的社会特点是没有地主，全是贫雇农，村里人几乎全都拥护革命。加之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使南村成了一个很可靠的“赤色村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这个村子很安全。 初夏正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身上的夹衣，已经热得穿不住。马文瑞翻过最后一座山，攀上南村脑畔的槐树峁。峁梁上翻种过的庄稼地里，糜谷苗苗已经有了一虎口高，正是间苗锄地时节。 他走到山巅那株独立的老槐树下面。每次归来，他都要习惯性地在这株树下小歇一下。这株一搂多粗的老槐树，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何人所栽。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光禿秃的山峁的环境中，显得十分特别。苍黑斑驳的树身上，有许多奇怪的疤痕，也不知是电打雷击还是兵灾所致?唯那巨伞一样朝天撑开着的硕大的树冠，格外地枝叶繁茂、生机蓬勃。马文瑞对于这株不无神秘色彩的大树，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每次来到树下，他都像那些在山里劳作累了的农民一样，脱下一只鞋垫着，背靠树身坐下来，守望远山近村。静寂之中，听得见耳畔有蚊蝇飞动吟嗡。阳光雪亮，把山间的一切都照耀得清晰极了。山下沟道里驮水的毛驴子，对面山坡上游动着的黑白两色的羊群，山梁上戴着草帽却光着脊梁锄地的受苦人，再往远处，则是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的山峦，一直延展到天际。他真怀疑自己是刚刚由那望不到尽头的重山叠岭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人，要征服这么多的山，该要具有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大的艰辛。参加革命的这些年来，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翻越过多少座山梁，磨穿了多少双鞋子。然而，往前去的路，还是一望无际的遥远。坐在这株树下，一眼便能看见亲切的南村。村子像一串槐树叶子，落在狭窄的沟道里。由于干旱，除了山畔、小河沟边上长着一些低矮的毛头柳和红沙柳，两面山坡便只有一些蒿类植物。村里时近晌午，家家户户的烟洞已经开始缭绕青白的柴烟。对面山梁上受苦的人们开始垫着锄把坐下来歇晌吃干粮。这使得远道而归的人感到有些饥饿。他开始起身轻松愉快地朝山下走去，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一样，转眼到了沟底。他站在小路分岔的地方，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拐向东，朝那个套门朝南斜着的小院走去。岔路朝西进去，则是特委机关驻地柳沟阳。东边这院门外面，有四棵小枣树，枣花已经开谢，花蒂上生着米粒大的小枣胎。几只迟到了的野蜂，依然嗡嗡嘤嘤地围绕着树枝不肯离去。这一切都令他感到亲切。 套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院子里的狗只例行公事似的叫了一声，见是熟人，便摇着尾巴，避到一边去了。院中一线五孔碎石接口的窑洞，窑面子裹泥得光洁。东边窑里有人拉着风箱烧火。听见有人来，中窑里出来一个戴黑瓜皮帽的上了年纪的人，瘦瘦的，骨器较大，目光倒显精神。他一见门里进来的马文瑞，显出很热情的样子说：“快回窑”。马文瑞进窑脱了鞋，坐到炕上，接过老人递过来的旱烟袋，装烟点着火，开始慢慢地抽。这个老头儿，就是张达志的父亲。他识字不多，也不是党员，但对儿子“闹红”心里支持。早在儿子刚由绥师辍学回来那会儿，他嘴里不说，眼里也看得明白。那阵儿，儿子拦着几只绵羊成天在山里转游，这个村子出，那个村子进，实际是秘密串联穷人“开会”。后来把羊卖了，又拾掇起个卖花椒担子，到处跑，赚不来钱，还要家里贴钱。他就看明白了，那是偷着“闹红”哩。他知道“闹红”是为穷人好。因此家里来了找儿子的人，他都接待。此刻，马文瑞坐在炕上，同老人拉着节气庄稼之类的家常话。没过多久，张达志的母亲，一个善良贤惠的农妇，把热腾腾的豆钱钱饭和一碗枣拌糠炒面端了上来。这是青黄不接时节这一带贫苦农民最扛硬最富营养的饭食。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在张达志家吃饭是常事。张达志的父亲常说：“伲们出门人，背上没背锅灶，走到哪搭吃到哪，不要客气，咱的家也就是伲的家。” 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几人一道吃了饭，就来到村后不远的柳沟阳。特委机关就在半坡上那三孔久无人居的土窑洞里。特委的同志们回来，就都住在这里。窑洞上面不远就是山梁顶子了。根据经验，敌人出来“剿共”，一般都是走沟道。坡底一有情况，人便可以顺梁上山。万一敌人由大峁上来，他们一溜就下沟跑了。他们选择的这个地形，既隐蔽又便于走脱。冬季，这三孔窑洞就成了冬学的教室。他们把村里的贫苦农民召集到这里，扫盲识字,也讲革命道理。靠东边的窑里,安放着特委唯一的一架油印机。特委的许多文件,都是在这窑里刻写印刷。笔者1993年秋季到该村采访,有老年人(当初的儿童)还记得他们油印文件的情形,说：“手里拿个黑滚子,一滚一张,一滚一张，娃娃们觉得稀奇,一天价站下看哩。马文瑞滚那东西滚得最好。” 三个人回到窑里,马文瑞照例坐在炕上看文件。这是一份中共陕西省委新近下发的文件,蝇头小楷,刻印得十分工整清晰。长期以来,每逢阅读文件时,文瑞心中就暗暗佩服那个刻写蜡版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指着文件对大家说：“咱们党内真有人才，刻写文件的这个同志真不简单。”阅读这类油印文件,对于他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下去。每有新文件来,会上传达过了,他总还要仔仔细细再看几遍,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空闲,他就坐下来阅读文件。 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文件,没留心常胖子不动声色地在圪里圪翻寻什么。窑掌墙角,放了一个装满谷糠的麦草筒子。常胖子把手伸进谷糠里摸了一阵儿,突然喊道：“唉呀,发现了!发现了!” 马文瑞和张达志都莫名其妙地问：“发现什么了?大惊小怪的?” “马大(马明方)的恋爱信!”他说着,由米糠里面抓出一沓纸,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随即拣出一封信让马文瑞和张达志看。果然是一位镇川堡的女学生写给马明方的求爱信。马文瑞说：“常胖子,你不要乱来,宽宽放回原处,这是人家私人信件,不要看。”常学恭平时爱和马明方开玩笑,但是嘴笨,老说不过马明方。这下可有了攻击马大的材料啦,哪里肯轻易放手。他听了马文瑞的话举起那些信,跳上炕,公然展开一封,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马明方老师……” 刚刚念了一句,自己先笑得念不下去,一边捂着肚子笑,一边说：“唉呀,徒弟看下师傅啦,徒弟看下师傅啦!” 他正闹腾着,窑门开了。马明方居然立在窑门口说：“常胖子,你胡喊叫甚哩?” “谁胡喊来,你的秘密我发现了!” 马明方一听,脸呼地涨红了,朝麦草筒那边一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镇定自若地说：“好你个常胖子,快把东西还给我。” 常学恭不给,两人就在炕上打闹着争夺。常胖子爱笑,最怕搔胳肢窝儿,马明方就专搔他的痒痒肉。他笑得在炕上直打滚,早求告着把信还给了马明方。青年人到一起,斗争环境虽然那么险恶,但大家仍然很乐观。整天除了工作,只要聚到一起,一有空儿还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亲热得像亲兄弟一样。过了几天,代表陕北特委赴西安、天津汇报请示工作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回来了。大家才知同行的原特委书记赵伯平已留西安,由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这天晚上,马明方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听崔逢运传达中共北方局代表指示精神,马文瑞被指定做会议记录。崔逢运、鲁贲刚从外面回来,留了偏分头,穿着也很洋气,语调之中,还有几分“京味”。这两位同“二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们即使在陕北,也很少下乡村去,多数情况下都是穿着长袍马褂在县城里活动。鲁贲的家是横山城里有名的大财东,整个横山县城,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人称“鲁半街”在陕北的穷乡僻壤中闹革命,也真难为了这两位。因此他俩一有机会就想往大地方跑。 会开了很久,崔逢运的传达报告还没有结束。他讲的情况不少,但是有些东拉西扯,中心游离,马文瑞觉得记录很不好做。常胖子干脆窝在炕圪里打起盹儿来。马明方强打精神听着。好容易等他讲完了，鲁贲又不厌其烦地做了一番补充。到结束会议时,已经是深夜。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窑里却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每人打算喝一瓢凉水睡觉。不料,张达志说：“今儿个前庄里一户人家杀了猪,我给咱割几斤猪肉打平伙。”一听说有猪肉吃,大家来了精神。除过刚由外面回来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其他人都是好几个月没闻肉味了,只是担心没人会做。张达志出了门,庄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没过多久,精瘦机灵的张达志手里果真提着一条子猪肉进了门。他放下猪肉,二话没说,就生着了火,洗肉,切肉,动作十分麻利。其余几个人坐在炕上拉话。没过多久,窑里便飘出猪肉的香气儿。肉炖烂了,张达志给每人舀了一大碗。大家端起碗,也没有什么主食,就大口吃了起来。常胖子吃到高兴时,还逗笑说：“‘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个猪肉；姑舅来了,猪肉贪了。’看来咱革命的同志比姑表兄弟还要亲哩。”大伙吃得正香,连笑声都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 这件小事过去了六十多年,马文瑞回想起那次打平伙吃猪肉的情形还说：“谁也没想到张达志还会做猪肉,更没想到那个会做猪肉的实受后生,日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那一碗猪肉,可是吃香啦!”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0:56:20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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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1章

  【编者按】王干（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现任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读了忽培元先生的三部曲，我觉得第一他写出了一种信念，第二他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第三是记录了近百年的西北革命史和涉及到全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出一种信念是难得的，而且这种忠诚和激情是在很多作品里面比较稀少的。马文瑞这样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在忽培元的写作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视角，一个是作者本人的视角，第二个是马文瑞的视角。马文瑞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这种如火的激情贯穿到忽培元的写作里，也贯穿到忽培元的工作、生活和文学的追求里。刚刚有人提到一个词，我听来心里一振，就是大忠大德。这种20年的忠诚是和马文瑞九十几岁的高龄、近百年的革命史的忠诚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他的书名有很多的关键词他都舍不得丢，这里面是一种脉络、是一种血脉、是一种精神。“我想延安”是马文瑞的回首，也是作者的回首，延安是什么，就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今天，我们常常在很多时候羞于谈这个话题，就是革命的理想信念，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在他这本书中如火一般的充满了激情。第二就是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塑造是生动的、鲜活的，是具有个性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图解的，这跟马文瑞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有关，也跟忽培元的挖掘有关。比如他写到马文瑞对他书稿批阅的细节，都让人非常感动，就是这么一位九十几岁的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这么大年龄的时候，还对书稿那么仔细、那么认真，甚至还带着羞涩。我觉得这种描写是特别具有个性的，他一再地说对个人的宣传要低调，要少写一些，而马文瑞的这个角度使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写出的不仅是马文瑞这一个人，而是写出了这一代革命家、革命者，也可以说塑造了一组群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马文瑞在书中是一位具有个性的革命家，而不是在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那种慷慨激昂、一呼百应的革命家。第三，他非常准确地、全景式地记录了西北的革命史。西北的革命史中有非常多的敏感问题，包括我们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敏感的话题，刚才郑伯农先生说到刘宾雁的事件，我也读到了，觉得确实是鲜为人知，而且非常珍贵，这样一些重大的、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从忽培元的书中读到了。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准确地、鲜活地、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这个也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想说这本书是能够传世的，是能够被大众最后记住而且流传的一本书。——《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1章：马文瑞带着几十块现大洋，随着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看望曹力如  陕北重镇榆林，原本是一座富饶美丽的古城。城池坐落在长城脚下的榆溪河畔。秀丽的榆溪河由北边的大沙漠中蹒跚而来，河水清澈。有渠自上游引进城中，水质甘甜滑润，汲以洗面，白皙细嫩。城中又有“桃花泉”，水质柔滑，用以做豆腐，可用秤钩子钩了叫卖，故称之为榆林“桃花水”，实乃优质矿泉水，由于接近陕蒙晋交界地带，榆林自古在军事上和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均派重兵镇守。 1933年早春。塞上古城榆林，仍被茫茫风沙袭裹着。草木没有发芽，河湾背阴地的冰雪尚未消融。远远望去，高高的古城墙和青灰色的古典式屋宇，全都淹没在一片苍凉的荒寒中，使这座长期被反动军阀井岳秀盘踞的所谓陕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发显出一派毫无生机的萧条。在城内东北角上，一片桑树林边，有一座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院门紧闭，外面布着密集的岗哨，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更加森严，这就是“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榆林看守所，也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井岳秀在陕北的反动军事统治是残酷的，他对待被捕的那些企图推翻他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监狱里的生活暗无天日。为了指导榆林城内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冒着被捕的危险秘密来到榆林，视察榆林党团工作，探望狱中同志。 这是他头一次去榆林。步行至镇川堡一带，道路完全被流沙埋没了，根本无法行走，只得雇骑骆驼。拉骆驼的女人是个大脚“蛮婆”，这使他记起了那年去绥德投考四师的情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像乘坐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游。前面是黄沙茫茫，背后是茫茫黄沙。拉骆驼的女人，弓着背在没有路径的沙地上艰难地行走着，这使他记起了那个邂逅相遇的乌曲木纳，兵荒马乱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平安健在。骑在颠簸的骆驼背上，望着迷茫的远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征途的艰险。榆林城里的斗争形势很复杂，敌人近期公开或秘密地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此次前往，务必胆大心细，谨慎从事，沉着应付。”他默默告诫自己，像即将深入虎穴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 天将黑时，马文瑞进了榆林城。南关街上有个很不显眼的小客店，他就在这客店里住下来，同许多住不起大店的穷人睡在一盘通铺大炕上。 当时榆林城里的党团组织都在学校。榆林省立第六中学、职业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都有党团组织。马文瑞一到榆林，首先分别同这几所学校的党团组织取得联系。榆林刚才发生了耸人听闻的“东山惨案”。原来井岳秀86师炮兵营工兵连地下共产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人准备举行暴动。因叛徒出卖，暴动未遂，被井岳秀下令逮捕，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当马文瑞只身来到榆林时，此事刚刚发生不久，正是城里人们偷着议论的中心话题。他得知此事，心情格外沉重，默然伫立在涌流不息的榆溪河畔，仿佛看到河水中依然漂流着烈士的鲜血。 刚到榆林，他像一个忙忙碌碌的商人，白天出去活动，晚上就歇在小店里。他虽是初次来到这座闻名陕北的塞上古城，却没有半点心思来顾盼古城风貌。许多名胜古迹，譬如城南的三观庙，城北的红石峡、镇北台，城东驼峰山上的古刹戴兴寺，城东南角巍然耸立的凌霄塔，他都只能远远地望上几眼。城门洞、城墙上、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气势汹汹的井家兵。在刺刀的寒光下面，街市也是空前的冷落，行人都是匆匆忙忙由街上走过，寒风在空旷的街巷里肆虐着。风沙迷漫中的榆林城，笼罩着反动军事统治的恐怖气氛。马文瑞在榆林城里的活动，也就十分艰险。一天，文瑞外出归来，很觉疲惫，刚刚躺在那盘通铺大炕上，一群凶神恶煞似的警察破门而入。他心想自己可能被捕，就做好应付一切的精神准备。不料冲进来的警察只抓了他不远处睡着的一个人。后来才知，那人是个小偷，在城里偷东西被人发觉了。虽是虚惊一场，也觉得继续住下去很不安全，当即移住东山坡上“戴兴寺”旁边的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叫曹士荣，保安县人，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的同志。长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使他养成了做事谨慎的习惯。为了隐蔽身分，曹士荣把马文瑞安排住进榆中学生宿舍，于是他的那副商人打扮又变成了一个学生的模样，出入学校并不引人注意。 别看马文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性情内向温和，在大庭广众中绝少豪言壮语、慷慨陈辞或者高谈阔论，但实践证明，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对敌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却是非凡的。他这回只身赴榆林，不光在各校党团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还千方百计同狱中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当时情况下，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做工作很危险。马文瑞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设法前往。关在这座魔窟中的共产党员有王贵宾、石作奇、景仰山(后叛变)等许多人。他们被捕后，精神上很孤独，很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以便在狱中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的营救计划，也急需转达狱中的同志，以便得到积极配合。特别是当时有相当一些人虽被捕了，但真实身分并没有暴露，外面和狱中的情况很需要沟通。另外，听说狱中的同志急需要一些钱。可惜敌人警戒森严，高墙内外很难打通联系。好在榆林第三监狱中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人员，马文瑞在曹士荣的帮助下，同这个人拉上关系，选择了适当时机，由这人带着进到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 这天，马文瑞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几十块现大洋，随着那位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这是深入虎穴之举，唯有把个人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镇定自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马文瑞的表现，使那位内线都有些吃惊。从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军警面前走过，军警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他，他若无其事地走着，越过了几道关卡，深入到监狱的铁窗前，这才看到，狱中阴暗潮湿，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关押着二十多人。厚厚的墙壁上只有升子底大小的一个小窗口通气，空气污浊，令人透不过气来。他们进去时，正遇开饭。伙食糟透了，每人每天只供应六七两发霉的谷米。饥饿难耐，还得忍受严刑拷打和各种常人意想不到的非人的折磨。马文瑞隔着铁窗握住王贵宾的手。这位忠实可靠的党内军事交通员，长年累月为党的兵运工作而四处奔波，不幸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毫不畏惧。此刻，在不期而至的亲人面前，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的谈话，在避开敌人看守的情况下轻声进行着。 “……你们吃苦了!” “狱中的同志们很想念党。” “同志们还好吧?” “还好。” “请转告大家，一定要挺住。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你们……” 两人正说着，敌人的看守走过来了。马文瑞改口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盼你早日回来。” 看守感觉无聊，走开了。马文瑞乘势将钱包递给他。 “这是一点钱，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到时候会有用的。” 王贵宾很感动，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钱。文瑞看见他的十指，因钉竹签而肿胀溃烂，有几个指甲盖也坏死脱落了，心里十分难过。传递消息，送钱，要是让敌人发现，会立即成为像王贵宾一样的“阶下囚”。但处境危险的马文瑞，此刻所想的，却是如何尽快设法营救狱中受难的同志。荷枪实弹的敌人近在咫尺，稍不留意便可能引起怀疑，被捕入狱。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使他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竟然使敌人毫无觉察。 随后，马文瑞由曹士荣陪引又到榆林县看守所，看望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面。文瑞抬起头，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备受折磨的人。那人面色蜡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戴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吃力地朝自己走过来。那是一幅令他终生难忘的、触目惊心的情景。马文瑞感觉到，在那个瘦羸不堪的人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那是敌人用任何手段也无法征服的、渗透在共产党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他想，敌人的愚蠢，也就在于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种东西。他突然意识到那咣当作响的脚镣声，带给人的不是悲凄和恐怖，而是振作和昂奋，顿时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极大的鼓舞。曹力如的目光里，显然是一种尽量掩饰着的惊喜。方才看守通知他说“家里来人探监”，他就觉得有些奇怪。他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马文瑞。特委来人看望自己了，他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几个是受刘志丹委派，为发展武装，秘密购买武器，被敌人发现而被逮捕入狱的。好在敌人尚未弄清他们的身份。马文瑞见了曹力如，压低嗓子说：“你们万不可暴露身份，组织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你们。”曹力如会意地点一点头，见看守的敌人踱过来，故意提高嗓门说：“家里人放心，咱们是本分生意人，无故被捉了来，相信井大人不会冤枉好人”。 马文瑞说：“真金子不怕火镰点，随后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看守的敌人瞪起眼睛听着，脸上泛出同情的神色，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马文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元，小声说：“这点钱，请你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要耐心挺住。外面一有情况，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此后不久，第三监狱营救工作因景仰山叛变而失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交通员王贵宾身分暴露。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党组织名单。王贵宾面对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城西门外。关押在榆林看守所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在一年之后，终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敌人的血腥镇压像一股狂风，反倒把革命者心中的怒火吹得更旺。组建红军游击队，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共陕北特委面前。此时，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除了活动在陕甘边一带的红26军，陕北延川也拉起一支游击队。正如马文瑞在清涧“马记饭馆”所听说的，1932年3月，高朗亭、刘善忠等人带领一些勇士，由民团手中夺得武器，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小队伍，自发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这支武装开始组建，党组织并不知道。队伍拉起后，遇到不少困难，急切地想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正在清涧、安定一带巡视工作。特委赵伯平、马明方得知这支武装的情况后，十分重视，专门把高朗亭召到特委开会，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派遣艾龙飞任政治委员。为了迷惑敌人，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支队”。 1933年2月底，安定籍的强世清、师发直由红26军回到安定，同九支队取得联系。当时井岳秀指派的安定县县长刘述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民愤极大，强世清等人决心为民除害。2月25日这天，刘述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出了安定城去瓦窑堡。强世清等人埋伏在途中必经的栾家坪河湾一座石桥附近，等刘述民过桥时，突然开枪将其击毙，缴枪两枝，并以“九支队”的名义发了布告。这件事震动了陕北。此后不久，陕北特委决定，把九支队改为“红一支队”，由高朗亭任队长，强世清任副队长。人员也由二十多人扩大至三四十人，基本由延川和安定两县青年组成。这是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土生土长的一支革命武装，是继晋西游击队之后，陕北革命武装斗争最初燃起的又一支火炬。陕北特委对这支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关注。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游击队在延川一带活动，由于正、副队长之间意见分歧，发生对抗。性情暴躁的强世清和轻奔撞的白德胜一气之下，竟然带领安定籍战士下了高朗亭及其部属的枪，随后安定籍战士都跟随强世清离开延川去了安定方向，动机不明。消息传开，正在清涧巡视工作的马文瑞听到后，心中十分焦急，生怕强世清、白德胜他们一时糊涂，携枪投敌。绝不能眼看着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垮掉。平日总是镇定自若的马文瑞，显出少有的不安，忙对身边的马万里(原名惠世文)说：“此事刻不容缓，得马上把部队追回来。”马万里说：“眼瞅天不早了，明天再动身吧。”马文瑞说：“那不行，事情刻不容缓，得立即出发去追。” 于是，由马万里带路，马文瑞当天下午从清涧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延川。见了高朗亭，知道队伍已由强世清带着往安定方向去了。此时已近傍晚，高朗亭右手负伤，情绪非常低落。马文瑞安慰他几句，要他安心养伤，随即出发往安定方向追赶。山路崎岖不平。黑暗中，两人凭借微弱的星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匆匆赶路，几次失足踏进天窑，挣扎着爬上来继续急行。一夜的狂奔，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浸湿了身上的衣服。天将亮时，气温更低，雾气弥漫在山间，道路完全看不见了。人被浓雾裹着，冷得直打哆嗦。近旁的山畔上，有一个拦羊人避雨的小山窑。马万里建议说：“在山窑里打堆火，烤烤衣服，暖一暖身子，等天明再走吧。”马文瑞说：“不行，一定要赶在部队早起出发前追上。不然，等到天明雾气一散，就赶不上了。”于是两人强忍着饥饿和寒冷，咬紧牙关在浓雾中摸索前行。蜿蜒的山路再次由沟底里盘上一座山梁。等他俩相互拉扯着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发现天已大亮。东方天际已经透出红光，太阳即将出山，脚下的晨雾在慢慢地消散着。浮起在大海一样的茫茫雾气之上的无数高山群峁，被晨曦映照得通红通红，仿佛正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即将诞生于这乳白与殷红的交欢吻合之中。那种庄严而气势恢弘的高原日出的景象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但是此刻，两个浑身湿淋淋的疲惫不堪的赶路人，无心领略这大自然的瑰丽奇观。马文瑞焦虑地往西北方向望去，眼前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哪里有部队的踪影?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刻，连续奔波一天一夜的疲劳，突然乘机袭来。他顿时觉得双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再也扯拉不动了，双眼也沉重得抬不起眼皮。他就势背靠着一棵杜梨树站着，稍事休息。根据山形地貌判断，已经到了安定西区一带，再往前走，翻不了几座山，就到了敌人盘踞的瓦窑堡了。“难道他们真是要去投敌?”这个可怕的念头刚刚在脑海中一闪，马文瑞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为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这些年来，多少人冒死东奔西颠，奉献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大的牺牲!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支革命武装落入敌人手中?!想到此，马文瑞突然感到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召唤着鼓舞着自己挺直了疲惫不堪的身子。“不行，一定要把他们追回来!”他暗自下了最后的决心。扭头一看，同他空肚子奔跑了半天一夜的马万里已经累得躺在树下睡着了。他顾不得许多，急忙上前，摇醒马万里，两人又匆匆朝前赶路。 半前晌时，两人追到安定县西区和北区交界的一座山头的村子。看见村口布着岗哨，才知道总算追上了他们。当时，强世清已因病离队休养，队伍由白德胜带着，情绪很不稳定。白德胜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究竟要把队伍带到哪去?连白德胜自己当时也说不清。客观来看，当时摆在这支徘徊不前的队伍面前的道路无非有三条：一条是投敌叛变；一条是占山为匪；再一条就是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继续革命。当下，哨兵给马文瑞带路，在一孔老百姓的窑洞里见到了白德胜。白德胜自知理亏，见了特委负责人后，只是低头不语。马文瑞尽量心平气和地问：“老白，你们把队伍拉过来，打算到哪里去?” 白德胜仍是低头不语。 “听说强世清同志病了?”文瑞故意把“同志”两字，念得很重。 “嗯，不晓怎啦，猛猛得了伤寒，病来得凶猛，把老大人挺倒了。” “他人呢?” “队伍急行军，不能带着他，只得安顿到一户老百姓家里养病。” “有人照顾吗?” “有，留了两个人。那个独庄小村村很僻静，保准没外人知道。” 马文瑞沉吟半晌，说：“老白，延川发生的事情，老强应负主要责任。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红26军的老战士。队伍内部发生了矛盾，应当及时报告特委派人来解决。你们收高朗亭的枪，还开枪打伤了他，这个做法不对。红一支队，这是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刚刚建立不久，本身力量就小，立足未稳，就闹了分裂，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很容易被敌人吃掉。”马文瑞讲这些极为严肃的话时，面部的表情却是温和的。也许正因为是和风细雨，才使得听话的人，于平心静气之中，更加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 当过土匪平素性情简单鲁莽的白德胜，起初听说特委有人追上来了，心想一定是高朗亭跑到特委告了他们的“黑状”，心中很是有些抵触情绪。然而当他面对这位稳稳当当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却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感到对方有一种令你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威严，心里反倒想：那个高朗亭要有人家这两下子，又何必逼着我们下他的枪呢? 白德胜正暗自寻思着，只听马文瑞压低嗓音问：“眼下，你们打算怎么办?” 白德胜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完全听特委的。” “那好!”马文瑞立即表示：“我今天代表特委赶到游击队，就是要求你们听从党的指挥，继续干革命。” 白德胜忙说：“那好。我们从前闹分裂不对，今后一定在特委的领导下好好干革命。” 像一潭被污泥淤积停滞下来的流水，终于在清除了淤障后又开始流淌起来。周围的战士们听了，都哗哗地鼓起掌来。 马文瑞被白德胜和战士们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站起身来，紧握住白德胜那一双大手，充满感情地说：“在强世清养病期间，特委相信你能把队位带好。”不知是感动，还是因为惭愧，白德胜这条钢打铁铸般的硬汉子，眼睛里霎时聚满了泪水。他低下头去，紧紧地把颤抖着的身子，靠在马文瑞身上。马文瑞也很动情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革命战士，不是不犯错误，只要知错能改，吸取教训，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白德胜说：“特委今后看我的行动!”就这样，这支几乎走偏方向的队伍，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后经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决定，正式任命强世清为红一支队队长，李成荣为政委。高朗亭调回特委分配工作。以后的日子里，红一支队活动在安定、延川一带，还曾经两次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在攻打合水的战斗中担任主力。总之，这支队伍在陕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一直表现很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陕北地方红军游击队中的一支劲旅。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0:52:23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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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培元：《群山》第30章

  【编者按】李炳银（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这是一本很丰富的书，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了解了马文瑞先生丰盈的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都有了解，对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也有很多的了解。作为传记作品，我们作家应该更超脱一些。忽培元对一个革命家的尊敬和敬仰，对前辈的了解很多，我觉得缺乏一种超脱性。我对马文瑞先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也是陕西人，他在我们陕西当过很多年的书记，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担当、很有决断、很有信仰的人。马文瑞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这个作品提到很多细节，很让人感动，忽培元的文笔叙述也很生动，但是作为一部传记的写作，作家还是要有所超脱，和传者之间要有必要的距离感或者有一种自己的评判立场。——《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0章：为创建红军武装，刘志丹与谢子长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刘谢”  在艰苦卓绝的西北革命斗争中，为创建红军武装，刘志丹与谢子长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刘谢”。在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漫长岁月中，马明方与马文瑞长期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二马”，流传着许多情真意切的佳话。 马明方与马文瑞虽然都是米脂县人，但家乡相距较远。一个在米脂西南区，一个在米脂东区。马明方比马文瑞年长七八岁，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并不认识。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们后来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志。马文瑞第一次与马明方见面是1928年在绥德。当时，马文瑞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兼共青团县委书记，马明方是绥德北区党的区委书记。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们见面了。开会时，两人坐的地方可巧挨得很近，他们在会前有机会进行了第一次亲切但却还有点拘束的交谈。短暂的交谈，马明方给马文瑞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他感到那个衣着朴素整洁、仪表端庄的小学教员是和蔼而且很易于亲近的。他用农民式的小烟袋不停地吸着烟，吐出一口口白色的烟雾，就眯缝起眼睛，陷入沉思。也许是时值冬季的缘故，他那只将烟袋交待给嘴里衔着的右手，喜欢褪入左手的袖筒里面。这种动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陕北农民常常做出的习惯性动作。但他那双炯炯有神、透着机智和敏锐的大眼睛，又绝不同于那种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俩深厚的、同志式的情谊正是由那一次简短的交谈开始的。就是那一次，马文瑞发现，当那双眼睛望着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友善的热情传达给你。马明方显然也很喜欢眼前这个年轻的同志。他发现他的身上透出成年人才具有的稳定的刚毅自信，和胸有成竹的沉着冷静。总之，马文瑞给马明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很可靠的年轻同志。再以后，马文瑞曾代表县委到北区检查工作。在四十里铺高小，两人亲切地交谈工作。后来，便是那次彼此配合默契的轰动陕北的饥民斗争。不久，他们的工作分开了，马明方继续留在绥德，马文瑞奉调去了安定。此后，他们先后都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开始有机会较长时期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1932年底，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北方局。为了搞清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特委决定由赵伯平、崔逢运、鲁贲三人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然后再由西安去天津。因此，由1932年底至1933年底期间，陕北特委实际上由马明方和马文瑞两人主持工作。这段时间，他们配合得很好，经常是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商量决策，分头实施。当时，马文瑞年仅20岁，整天埋头于革命工作。马明方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一次，马明方去安定巡视工作到了任家砭，见到任志贞。正是夏季，任志贞穿着白洋布紧身上衣，黑宽脚裤子，比两年前略瘦了一点，显得精干成熟。她一见马明方，便迫不及待地打听马文瑞的近况。拉话中，马明方发现这个女子对马文瑞颇有好感，话语眉目中，流露出钦佩爱慕之情。马明方觉得这两个人，年龄相当，又志同道合，有意促成好事。他当下征得任志贞同意，便动手给马文瑞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同任志贞建立恋爱关系。文瑞接到明方来信不久，也接到任志贞的一封信。她的信写得很长，第一次大胆地向他表白了爱情。那时候，多数女子择偶的对象是财主家的公子少爷，很少有人找身无分文、朝不保夕的共产党员。任志贞的恳切与真诚，使马文瑞深受感动，便回了信。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见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书信往来不断，那种情谊，是完全建立于共同革命的基础上。书信往来中，相互勉励鞭策，彼此更加坚定了对方献身革命的信念。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没有山盟海誓的情话，革命者的爱情也像他们的理想和情操一样崇高而朴素。像严冬里开放的腊梅，像暴风雨中挺立的青松，任你冰雪严寒、血雨腥风，总有一种温馨与高洁，给人以鼓舞和鞭策。在那些斗争严酷的日子里，在那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两个思恋着的年轻的革命者，在久久的企盼中，辗转收到对方的一封热情的来信，在土窑洞的油灯下或空山旷野中展读着，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心情!当他们反复地看过了对方的来信，又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提笔写回信时，又该是多么激动不已。那是他们的初恋，有多少知心话要说，有多少有趣的问题要提。多么渴望能见上一面，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哪怕只是远远地相望着并不说话。就这样，两个人，两颗年轻人的火热的心灵，在默默地呼唤，远远地关照着。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担任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同男战士们一道并肩作战。她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志贞面不改色，坚强不屈。1934年2月13日，敌人决定处死任志贞。敌人押着她戴镣走过瓦窑堡长长的石板街道。街道两边站满了为她送行的乡亲。志贞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目光坚定，一直走出南门。她视死如归，仰起头怒斥敌人，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行刑的刽子手，为之胆战心惊。周围的群众，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任志贞英勇就义，年仅18岁。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女英雄任志贞已经牺牲六十多年。她死在敌人的铡刀下。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她的头高挂在瓦窑堡南城门示众七天。后来，有的同志讲，“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文瑞纠正说：“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英雄。”时间和岁月淡化了许多的往事，任志贞烈士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马文瑞对女英雄任志贞仍然一往情深，亲自为任志贞传记作序，并主张大力宣传这位英勇坚强的西北地区第一位女红军干部。 就在马明方与马文瑞共同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的这一时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带领陕甘游击队英勇转战在陕北、陕甘边广阔的山峦原野上，猛烈地打击着敌人，给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以有力的配合。游击队在安塞真武洞一带行动，打土豪，袭民团，没收了一笔银元，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马文瑞正在安定瓦窑堡一带活动。谢子长得知陕北特委活动经费困难，就派回陕北搞扩大武装活动的杨庚武、雷云廷两人带了一千块银元来找马文瑞，表示将银元上交特委，作为活动经费。杨庚武、雷云廷二人找到马文瑞，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银元暂时存放在距瓦窑堡几十里的杨庚武亲戚家里。马文瑞立即派人取回，暂存师尊贤的小商店里。过了几天，小店里来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目光和善热情，脸上生着麻子的，马文瑞认出是神木的王兆卿。另一个黑脸大个子，留着长发，眉脸板性性，眼睛直愣愣瞪着，看着像个二杆子。王兆卿介绍说，这人叫王孟珠(小名年年)。王兆卿是绥德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农运委员，经常深入绥德、米脂一带农村，搞宣传，做调查，开展农民运动，在周家同文瑞相识。他离开绥师，曾受党组织派遣，去甘肃冯玉祥部和西安于右任、邓宝珊部及宁夏石子俊部搞兵运，后到陕甘游击队。他这次离开部队，是按照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以回家探亲为名，同陕北特委联系。王兆卿找到马文瑞，两人都很高兴。只是马文瑞见他带的那个人，獐头鼠目，东张西望，便警觉地小声问：“你带的这个王孟珠是谁?”王兆卿说：“是我的一位本家族叔。”晚上，大家睡在郝醒民(师发直)家的一条通铺大炕上。王兆卿那位族叔睡到半夜，突然大喊大叫，把大家都惊醒。第二天，等那人不在场时，马文瑞说：“兆卿呀，你怎带着这么个人出来?我看这人带些二百五气色，不可靠。”王兆卿解释说：“唉，这人出身还不错，就是本人性子不好，在村里打光棍，整天串女人，胡捣蛋，留在地方上影响不好。因此，我想把他带到部队去扛枪。”马文瑞说：“眼下特委领导力量较薄弱，很需要懂军事的负责干部，你考虑能不能留在特委工作?”王兆卿说：“留下来可以，只是游击队那边……”文瑞沉吟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眼下子长派人给特委送来一笔银元，作为活动经费，你先把这笔钱送到米脂特委机关，把我的意见转达给马明方，他如同意，就以特委的名义正式通知部队。”那时候，在部队整天真枪实弹地跟敌人干，虽然危险，但很痛快。地方工作，却是整天东藏西躲，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敌人兜圈子，既危险又艰难。因此，许多部队的同志不愿意到地方工作。王兆卿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和王孟珠背上两口袋银元上路了。一路避开大道，专拣山路，好容易走到米脂城外的无定河畔。按照马文瑞告诉他的地址，过了无定河，再进一条沟，大约三十多里路，就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机关所在的姜家兴庄了。 王兆卿心里很高兴。在过河之前，他坐下来说：“年年，咱缓最后一歇，就要到了。你到人家那里，可不要乱说乱问。出了门，可要学规矩。这可不同在咱后王家沟，由你胡捣，谁也把你没办法。”那个眉脸板性性的王孟珠听着，只是心不在焉地点头，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却在王兆卿身边的银元袋子上溜来溜去。这个平时好吃懒做的家伙，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元。“这么多的银元，能买多少大烟，能串多少女人呀!”这个肮脏的念头在他阴暗的灵魂中像一条毒蛇一样闪现出来。顿时，那一双直愣愣的死鱼眼死死地停留在河畔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上。24岁的王兆卿也许还太年轻，他万万没料到，这个一再向他表示要改邪归正、随他出来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本家族叔，却是恶根未除，见财起意。那歹徒乘王兆卿毫无防备，溜到他身后，举起石头，朝他头上狠劲砸下来……王兆卿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那家伙一看左右无人，急忙把已经昏迷的王兆卿推到无定河中，企图毁尸灭迹，遂背起两口袋银元，逃之夭夭。王兆卿经冷水一激，才慢慢苏醒过来，空手挣扎着找到特委机关，见到马明方，说明了情况。马明方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把他留在特委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张达志就是王兆卿后来到葭县巡视工作时认识，并建议特委派去神府南区担任区委书记的。再说那个歹徒王孟珠，行凶抢了银元，便一路逃回神木后王家沟。仗着有了钱，变本加厉，胡作非为。不久，地方党组织决定除掉这条恶棍，故意向敌人告发说他曾外出当过“红军”，结果王孟珠被国民党驻军抓去处死，结束了罪恶的人生。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4 18:01:56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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