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一鸣（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这部传记是大体量的、高质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历史是民族的脚步、国家的记忆、人类处境的见证。文学，特别传记文学，是记忆的产品，是历史的复活与再现。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历史中去描写的，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是叠合的，历史是背景、是事件、是进程也是内容，在这里他着重描绘了一个人、一类人、一群人，他们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点是描写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种历史观的呈现。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觉在他的作品中对社会历史是全面的认知，对历史现象是辩证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是发展的认识，对历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确处理了表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具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三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体现。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这三张照片我想到了岁月流失、长河奔流，写作确实是定力的较量、体力的跋涉、智力的远行。150万字，30年的写作，没有对道路和文学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们尊重。——《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9章：“像她这样一位农家妇女，真诚地支持革命，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安定杨家园子脱险后，马文瑞来到清涧县城。清涧是当时陕北的富庶之地。陕北人自古引为自豪的是：“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县城地处黄河西岸，是由延安去绥德、榆林的交通要冲。不仅盛产光滑平整的石板，还是陕北有名的红枣之乡。初夏四五月间，正是枣叶吐翠、枣花飘香的时节。清涧的山川、村落到处是一派翠色，花香四溢。清涧县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板城。城池坐落在秀延河与南河二水相汇处的笔架山下。城墙是石板垒的，城街是石板铺的，街道两边的石窑椽廊和房屋顶上，全盖着平展展的石板。这石板组合的世界，使这座三山屏围，二水绕流的小城，显得颇具特色。马文瑞由南门进城。南街很短，走出不到半里，就到了城内热闹繁华的小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南角，有一个“马记饭馆”，卖烧肉粉汤、豆腐烩菜，还有卤猪肉外带饼子蒸馍。掌柜的姓马，又兼着大师傅，在炉前掌勺，人很和气。马文瑞每次到清涧，都要到这马记馆子坐下来，吃一碗豆腐烩菜。他总是背靠南墙，面冲门坐着。由那里望出去，街上的行人动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还能看到半山坡上敌人驻军的院门。门两边扛枪站岗的卫兵的面孔和出来进去穿黄皮八大块的官兵高矮胖痩都能看个清楚。到馆子里吃饭的人很杂，有进城赶集的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外地来做买卖的点头哈腰的客商，县政府穿制服留洋楼拼命掩盖着寒酸而做作出一副傲慢相的小官僚和黑衣服上满是油污烟尘的目光狡黠的小市民。马文瑞混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很不引人注目，只是那人缘很好的马掌柜认识他。他刚一进门，掌柜的便亲热地招呼道：“来了?吃碗什么?”马文瑞说：“烩菜、饼子。”机灵的小伙计不大一会儿就把一碗浇了油辣子的热气腾腾的烩菜摆在他面前。马文瑞坐下慢慢地吃。近旁是两个农民在吃饭，一个压低嗓门说：“老哥，你听说了吗?延川出了几个强人，有一个叫高朗亭，还有一个叫刘善忠。这两人乘咱清涧淮宁湾民团头子邱树凯不在山寨，就化装成团丁混进去，空手缴了人家六枝快枪。”另一个年纪稍大的说：“这话你听谁说?”“刚才在驴市上听王牙子说的。那驴儿喝多了酒，就满世界吼喊，还说那些人里有共产党分子。”“这话可不敢乱传，叫县衙的人或官兵听见可不得了。”两人不再说话，只是埋头吃饭。两个农民的对话，马文瑞听得真切。恰在这时，门里走进来一个人，同样是一身商人打扮，只是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而像山西人一样朝后挽着一块白毛巾。这个人嘴很大，眼睛较小，瞪圆了，却显得很有神。马文瑞一眼便认出他是延长县的一位党员叫谭生彬。谭生彬进得门，很快地扫视着吃饭的人。当他看到马文瑞时，突然目光一亮，随即又冷静下来，冲着掌柜的说：“烩菜、饼子。”便若无其事地坐在文瑞对面的座位上，轻声说：“你也吃饭?”马文瑞点点头。两人匆匆吃罢饭，由“马记饭馆”出来，到了东城门外，在河畔上一片枣树林中坐下来拉话。谭生彬说：“自从‘立三路线’到来之后，延长不光党团组织暴露了，建立的几个秘密联络点也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往后如何开展工作?”马文瑞见到谭生彬自然很高兴，对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缩、不动摇，还积极寻找组织，请求分配工作任务的同志很赏识。他亲切地望着谭生彬说：“我到延长一带跑了几天，发现农民们痛恨白军，痛恨官府衙门，对横征暴敛十分不满，这里面蕴藏着极宝贵的革命热情。当前这种情况下，可以秘密发动群众，同敌人展开斗争。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党团员。”从此，谭生彬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同共产党员李春光等人一道在延长县坚持活动。1932年5月17日，他们鼓动数千名农民携带农具、灶具，包围县城，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历时十多天，直至县长答应农民提出的条件，方才罢休。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打破了党团组织遭受破坏后延长县革命斗争的沉闷局面。再说那天，马文瑞告别了谭生彬，天色已近黄昏。城里城外的居民，家家户户的烟筒都冒起浓浓的炊烟，三山屏围的清涧城一下便被锁在烟雾中了。唯有西南面的笔架山在飘散着晚霞的天空映衬下，显出清晰可辨的轮廓。马文瑞沿着河滩朝东走去。前面不远处，那个很大的村子叫石台寺。村前路边上有一座魁星楼，在暮色里高高地矗立着，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朱砂红的墙壁和青黑色的瓦，在晚霞里显出几分古色古香的神秘。据说这楼上原先是一个书院。清涧虽是山区，但历来就有读书习武的传统，不光县城里有书院，乡间富足些儿的大村镇上也都立有书院，只是多数已经毁于兵灾。马文瑞听说晚清年间，石台寺的书院曾经出过好几名文秀才，便在村民心目中，颇有几分功德记着。加之它建在村口一座独立的石台上，面村背河，形势颇有几分峻拔高古，这才不断得以修缮，保留下来。马文瑞走到魁星楼下，天就完全黑了下来。于是他在夜幕掩护下，快步朝村子后面的小环沟走去。中共清涧区委书记刘耀三家，就在这偏僻隐蔽的小环沟。刘耀三弟兄五个，个个精明强干，在村里又好主持公道，专门带领穷人和地主老财作对。因此，五条汉子，人称“五虎”。他们居住的小环沟，也被称作“五虎沟”。这小环沟，虽离石台寺很近，离清涧城也不过七八里路，但是仅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周围四山环绕，翻过后山，便是“赤色村庄”——小岔子和大岔子，实为既隐蔽又便于走脱的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地理环境。刘耀三家原本是石台寺的老户，只是为了闹革命，才举家迁来独居小环沟。石台寺数百户人家，几乎全都姓刘。像绥德县的铁茄坪一样穷富差别悬殊，把同宗共祖的一姓人分为两大阶级。大革命时期，刘耀三首先起来闹革命。他把村里的贫雇农组织起来，在魁星楼上堂而皇之地悬挂起“石台寺农民协会”的招牌。见天夜晚在楼里敬奉着孔夫子的圣人堂上开会、上课，宣传农民翻身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把全村穷人心上的灯盏都拨亮了。此后，村里秘密建立了党团组织，刘耀三成了清涧当时很有名气的革命者。像刘治祥那类祖辈揽工、穷得娶不上媳妇的人，都在他的带动下，加入了共产党。马文瑞当晚来到那早已熟悉了的一排十三孔石窑的院子。狗刚一叫，机敏的主人便出门来，也不搭声，只将手按着见了生人有些躁动不安的狗，注视着坡里上来的人。这就是刘耀三本人。等来人走近了，他才轻声问：“是谁个?”“我，安定来的老马。”刘耀三一听，兴奋地丢开狗，上前接住马文瑞肩头的褡裢，说：“今儿哪里起身?”马文瑞说：“瓦窑堡起身。”“怎这会儿才到?”“杨家园子遇了点麻烦事。”两人说着话来到靠东头的那孔窑里。马文瑞每回来小环沟，都住在这孔窑里。窑侧是个猪圈，靠院外的围墙上留了个洞儿，明里看着，是出猪粪的通道，平时用石板盖着，不留心很难发现。如遇紧急情况，譬如敌人由街门那边来，就可以由此出去上后山。窑里好些日子不住人了，有些森凉。刘耀三的婆姨对男人闹革命很支持，见来了熟客，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用男人吩咐，就去搂柴烧炕，随后端来一碗红豆闷玉米饭和一碟子酸菜放到客人面前的炕桌上。她悄无声息地干着这一切，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理所应当干的。“历史不应当忘记他们。”一次，马文瑞回忆起刘耀三婆姨时，很有感慨地说。“像她这样一位农家妇女，是真诚而有力地支持过革命的无名英雄。在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她们没有文化，不是党员，也不参加党的会议，但实际上却经常参与着革命活动。她们对于‘革命’这两个字，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她们的亲人、丈夫、父亲或儿女参加了革命，她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拥护者。她们长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替革命者烧炕煮饭，端茶递水。革命顺利时，她们兴高采烈；革命失败时，她们愁眉不展。这些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人，其实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革命成功后，功臣的名单中，没有她们的名字。她们中间幸存下来的人，至今许多仍然住在当年接待过革命者的窑洞里，吃着粗茶淡饭，穿着补丁衣衫，过着普通农民一样的艰苦的劳动生活。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为革命做过好事的人们。”那一晚，饭摆好了，刘耀三说：“你先吃饭，咱有话慢慢拉。”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呼哧呼哧吃起来。吃罢饭，炕也烧热了。火口上坐着的水壶咝咝响着直翻水花儿。刘耀三婆姨收拾了碗筷，又像每回一样夹着被褥过来，把被窝儿焐在紧靠灶火的炕头。两人开始守着炕桌上的油灯，喝茶拉话。这对于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是最快慰、最舒心的时刻。窑洞的空间虽小，灯光也很暗，但对于像他这样的职业革命者来讲，却是最安适、最温暖的一方天地。与别的他所熟悉的同志相比，刘耀三是一个介乎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那一类型的革命者。他有一定的文化，却更了解农民的心理，是一个很有经验也较有头脑的务实型的党的基层工作者。一年前，在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上，他曾经单枪匹马对“立三路线”提出异议。实践已经证明，他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对那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他同马文瑞一样，是在工作实践中加以抵制的。清涧党组织之所以没有完全破坏，与区委对“立三路线”的消极抵制有关。刘耀三在同马文瑞的多次接触中，发现这位年轻的特委负责人看问题既客观又深刻，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两个人常常是一拍即合，很能谈得来。在那个枣花飘香的五月沉静的夜晚，他们一直拉谈到启明星升起。第二天，窑窗刚透亮，马文瑞就起身告辞。他要赶天亮之前，翻过后山到小岔子村，然后还要去几十里路外的大马家山村、解家沟、袁家沟和王家洼。这几个村的党支部，都同他是单线联系。这回他改扮成一个小学教员的模样，因为这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如唐洪澄(时名贺生春)、白如冰等，公开身分都是小学教员。他在小岔子村吃过早饭，一路朝东，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青龙河川。远远望去，蜿蜒的青龙河卧在深深的石槽里面。河水碧澄清澈。河畔山石裸露着，表明这是一条古老而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流。河对岸的山岔口上，有一座青龙庙，也说不清河与庙是谁借谁而得名。马文瑞坐在庙对岸的石畔上休息，眼瞅着匆匆流逝的河水，难免产生一些不由自主的遐想：“……秘密工作的艰难，在于它必须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化作一种无声无息的行动。渴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必须销声匿迹，耐得精神上的压抑和孤寂。而谁又晓得，在贫穷偏僻的陕北山区，其境况有多艰难?不像在大都市搞地下工作，这里没有高楼洋房，没有公路汽车，更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一个掩护身分的公开职业。一个革命者，你所要具备的就是一颗忠诚的心灵和两条永不知疲倦的腿。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你得千方百计努力培养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创建一个个‘赤色村庄’……这一切，又都是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党团组织得由你去领导和指挥，广大群众得由你去组织和发动。‘闹红’的人，你们肩负着多么重要的历史使命呀!由于长期搞地方党的工作，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着你的身分，不能像志丹、子长他们这些搞武装斗争的同志那样名扬四方，威震敌胆。在残酷无情、充满危难的斗争实践中，你必须千方百计隐姓埋名。许多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都有几个化名，以蒙蔽敌人。令你痛苦的是，你深深地热爱着群众，却往往又不能公开到群众中去露面，不能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出现，更不能当众讲话。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和活动纪律几乎使你成为孤独神秘的人物。眼前永远是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山路。当你长年累月行走在这寂寞曲折的羊肠小道上，眼前并望不见革命成功的阳关大道，像眼下这条细细的青龙河，它作为无定河上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并不曾见过黄河，见过大海，但它仍然信心百倍、毫不停息地奔流着……”想到这里，他顿觉身上恢复了气力，站起来，伸伸疲惫的双腿，又大步朝前赶路。一边走，一边寻思着，对自己方才的思想闪念感到有些愧疚。傍晚时分，马文瑞来到大马家山村。这是一个靠近无定河畔、距离黄河也不远的村子。在村里小学校，党支部书记唐洪澄喜出望外地握着特委特派员的手，高兴得老半天不知该说什么。“走，到我窑里吃饭去。”洪澄说着就拉着文瑞的手往外走。夜幕中，两个人默默地行走在崎岖的村道上，一前一后，相互看不清脸，却能由彼此的身影和脚步声里，感觉出同志相逢的激动心情来。走在后边的马文瑞，望着唐洪澄的背影，心中感到格外亲切、靠实。他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个同志，不单是文化高，性情也温和，像个农民同志一样持重、忠厚，但对敌斗争却十分坚定顽强。”最使他难忘的是1929年时，唐洪澄主动配合绥德地区的饥民斗争，在清涧农村秘密活动，提出“不纳粮，不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鼓动起上万农民群众参加抗粮斗争。前一时期，敌人白色恐怖加剧，清涧党组织一度同陕北特委失掉联系，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员动摇了，有的逃离，有的甚至向敌人自首了。唐洪澄却毫不胆怯消沉，他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与邻近的中共绥德南区区委接上关系，主动接受领导，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奋力坚持斗争……眼下，见到特委来了人，他怎能不高兴呢?“文瑞，不管他敌人在别处怎么猖狂，咱大马家山是红的!”走在前面的唐洪澄突然扭回头小声说，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自豪。这种乐观坚定的情绪，一下子把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满身的疲劳都赶跑了。当下，洪澄把文瑞引进自家窑里，立即叫家里人烧火做饭。吃罢饭，两个革命者便在小学校里，守着一盏小油灯，兴致勃勃，彻夜畅谈……最艰难的日子，马文瑞除了在安定、延川、清涧、延长一带奔走，还到葭县、吴堡、榆林、横山等县巡视工作，在白色恐怖里艰难前行。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陕北地区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二十三个县中，二十一个县有了党团组织，贫雇农党员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革命的影响在广大农村深入下去了。许多村庄，很快开辟为“赤色村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像安定任家砭、绥德铁茄坪、米脂姜兴庄、清涧小岔子、神木贾家沟、葭县南、吴堡樊家圪坨等，在陕北游击战争尚未开展之前，实际上已经公开，成为红色堡垒和中心区域。陕北革命的道路，其实从那时起已经不自觉地实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直至使敌人固守的县城和重镇，变成了一座座孤立无援的“土围子”。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何向阳（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这是一部大书，大不是指体积、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数的庞大和宏大，是指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作家通过马文瑞同志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品格，这是这部大书诞生的一个重要意义。当然对于20世纪的记述我们有很多种方法，也有很多种文学。该书构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文本。对于中国革命，这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事件，我们文学也有很多探索，但是这部书提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文本。作者很好地实现了写作的既定目标，完成了他在前言当中所说的群山一般的党群关系，长河一般的新中国建设历史和浩海一般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画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是在这方面，他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作者作为传主的秘书，多年跟随，对于他的经历、信念和品格十分熟悉，所以书写就非常亲切、细腻。马文瑞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书中关于改革开放的细节披露也非常好，如果不读这部书，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对于理论界非常重要的节点，掀起了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幕的那些重要史实。马文瑞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最先发现并支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迎来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春天。这三部书是个人叙事和国家叙事、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读一读这部长卷，牢记和重温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记住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牺牲和奉献，会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对我们文化的建设、对我们文学的建设、对我们人格的锤炼都是大有益处的。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其实我觉得立言也包括对于功和德的建立。植根于当代这样一个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现实当中，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其实是通过立言的方式把德和功保存了下来。——《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8章：马文瑞在延安、延长两县苦苦寻找党组织未果，只得返回瓦窑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联络点 早春的日子，一个人坐在高山峁上，注视着眼前的沟壑梁峁。起初，他还觉得枯黄的颜色，即那种冬季的严寒造成的色调，依然主宰着一切。他仔细观察脚下的土地和远处向阳的山坡，这才发现白蒿、荠菜、蒲公英和苦菜已经悄悄地吐露出翠绿色的芽儿。山桃树和野杏树泛着青绿的枝头上，也都结了许多红茸茸的花苞，只是人们还不易留心它们的出现。用不了几天，花儿就要开了。到那时，在柔和的春风里、和暖的阳光下，漫山二坬，到处都将呈现出一团一片的殷红、粉白。那时候，春天才算真正来了。山间耕地拦羊的农民心情会格外快活。平日沉默不语的人们，会高唱起令老年人狂气的“信天游”，吼着令年轻的女子听了脸红心跳的山曲儿，忘记穷光景的磨难和苦愁，也吐出了一冬天蜷缩在窑洞里的霉气、朽气。但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人，眼望着预示着美好未来的一切，并不感到轻松愉快。他显然像行了远路的人，两腿的后裤脚净是尘土，汗珠挂在脸颊上，嘴唇干裂着，显出很疲劳的神情。偶尔在山路上碰见人，人家一眼便能认出他是这一带城镇上大商号下乡讨账的伙计。头戴黑缎子瓜皮小帽，穿着黑棉袄裤，脚登黑牛鼻梁圆口布鞋，裤脚上扎着腿带。左肩膀上搭着的褡裢，靠前一面用毛笔写着“白记”二字，表明是白姓人家开的字号里的伙计。乡间人见多了这样的讨账伙计，因而也不稀罕。走到村门哨卡，团丁、官兵也不过于刁难。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讨账伙计”模样的人，显然是刚由下面的延河川里爬上山来的。他背靠一株孤立山峁的杜梨树干，茫然若失地回望着自己刚才走过的方向。他刚刚攀援过来的那条黄土小路，像一条细细的麻绳，弯弯曲曲地一直垂到山下边去了。延河川对面的沟岔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仅有几户人家。每孔土窑的院子里，垛码着黑压压的梢柴，这标志着主人的勤劳。眼下已近晌午，村里并不见一个人走动，唯见窑烟筒里开始飘出淡青色的炊烟，说明窑里有人。那是他刚刚经过的一个村子。他已经一个人在这一带山中转悠了十几天，记不清经过了多少这样的村庄。他也到较大的村子和城镇里去过，想了许多办法，也没有找到他急于要找的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他心中总是念叨着这么一句话。渐渐地，他感到有些失望，看来这些日子的辛苦是白下了。他把双手由膝盖上放下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脖颈，随即把鞋脱下来，磕打着里面的泥土，这才发现，鞋底儿上磨出了窟窿。他觉得很可惜。这双鞋，还是离开任家砭时，任志贞的母亲做好了给他穿上的。这么结实的鞋，没穿到一个月，就磨穿了底，可想这些日子跑了多远的路。常常是太阳落山了，他还一个人饿着肚子在山路上匆匆穿行。他不知道晚饭在哪里吃，黑里觉在哪里睡，更不知道今天能否安全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尽量绕开敌人的哨卡，在山间的羊肠小路上奔波。往往顺大路走几里就可以到的一个村子，他绕道翻山越岭得走大半天。好在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外表看着老实本分的“白记”商号的讨账伙计，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兼党的南路特派员马文瑞。这些日子，他不停地奔波于延安、延长一带山区，千方百计寻找这一带地下党县、区委负责人，目的是恢复这一带被敌人破坏了的党团组织。 这是1932年年初。马文瑞奉调离开安定县，回到陕北特委。作为党的南路特派员，他负责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由于“立三路线”的危害，延长、延安两县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同特委失去了联系。马文瑞下决心重新恢复两县党组织。他跑了不知多少路，想了好多办法，仍然找不到线索。只听说这里县委和区委遭到破坏后，党的负责人都隐蔽起来了，有些人跑到了外地，也有的人从此永远脱离了革命队伍。一连许多日子，他默默地苦苦寻找着。 山下那条河，有一个形象而简朴的名字叫延河。延河的“年轮”，在延长这一段看得最为直观而真切。于高高的山峁上俯视，河水像一条黄褐色的绳索，深深地勒进青灰色的层积岩中。凹形的河岸两边，裸露着千层万层“年轮”似的冲刷带。这条古老的河，是由西边的安塞川蜿蜒而来。一路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知经历了多少反复和磨难，只是奔流不息。冬季冰封雪盖了，水在坚冰下仍然默默地流着。炎夏酷暑季节，水源涸竭了，哪怕只有一线的细水，依然不息地淌着。溯流上行不足百里，就是仅次于榆林和绥德的陕北重镇延安(肤施)，高双成的队伍盘踞在那里。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的反动势力很嚣张，革命者的处境特别艰难。此刻，马文瑞坐在高高的山峁上，望着这条仿佛暗示着某种社会哲理的河陷入沉思。这一时期，由于“围剿”晋西游击队连连失利，敌人的反扑十分猖獗，枪杀蒲子华不久，又丧心病狂地绞杀了白乐亭。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这种情况下，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共产党人的畏惧和屈服。从慕嘉绩的英勇就义起，三位烈士的壮烈牺牲，是对敌人的一次次有力回答：共产党人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白乐亭，这位马文瑞熟悉而又钦佩的战友和同志，在狱中同敌人的斗争，堪称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白乐亭因病在清涧县城亲戚家调养时不幸被捕后，党组织派人到狱中看望他。身陷囹圄的白乐亭向党表示：“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暴露一个同志，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死活也由我一个人顶着。”敌人诱降未果，开始用酷刑逼供，用板子打手，往鼻孔中灌辣椒水，将尖利的竹签钉入指甲缝中……酷刑用遍，他一直咬牙不吐一字。直至押上绞刑架，他才说：“杀我白乐亭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想到此，文瑞又记起了那次同乐亭交谈时他讲过的那段豪言壮语：“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视死如归……”亲爱的同志，用英勇献身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在活着的人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人跟上来!”马文瑞突然意识到，陕北革命斗争，正如眼下这条奔腾不息的延河。前进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已是山穷水尽，但终究是任何阻力也无法遏止地向前奔流着，直至汇入黄河。中国革命亦然如此。敌人的白色恐怖，犹如肆虐一时的严冬，抵挡不住革命的春潮洪流奔腾向前。 马文瑞在延安、延长两县苦苦寻找党的组织未果，只得暂时返回安定瓦窑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联络点——营尔雄，师尊贤小商店里。师尊贤是共产党员(后叛变)，营尔雄原先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他同情革命，也乐意承担掩护工作。这个小商店，较为安全。马文瑞来到商店，同安定县委的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决定暂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安定、延川、清涧等县开展工作。 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经常孤身一人穿行于三县之间，风里雨里，白天夜晚，在人迹罕至的群山荒野中，艰难而执著地行进着。这时候的革命重担，仿佛统统都压在了他的两条腿上。在寂寞的行走中苦苦思索，在孤独的行走中保存革命的火种，成了他的使命。严寒的冬季，拖着冰冷的身子不知道热炕在何处，漫长的夏日，忍着饥肠辘辘不知道午餐在哪里。好在一个身无分文的革命者，又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像一个上苍派遣来呼唤民众起来反抗、挣脱苦难的天使，他周身沸腾着一腔热血，心中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带着燃烧着的火炬和萌发了的种子，把每一颗心中反抗的激情点燃起来，在每一个居住着穷人的小山村里播下斗争的种子。当他走在那崎岖不平的路上，心中也明白，征途上充满风险，随时都可能遇上恶狼一样凶残的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捕杀头。然而他依然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瞧他走起路来那种坚定沉稳，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的步伐，让人觉得只有朝着真理和光明迈进的人，才能够那么勇往直前。 “站住!干什么的?” “串乡收账的。” “褡裢里装的是什么?” “流水账本子。” 同凶神一样的官兵、团丁一次又一次地对答着这几句话。狡猾的敌人，常常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敌人所看到的这个“串乡收账”的商号伙计，衣着打扮、面貌神态，连同目光都是无可挑剔，总是瞅不出半丝破绽。 可是每到了一个村子，便有人惊喜地拉住他的手，亲亲热热地喊他老马。人们知道他和刘志丹、谢子长一样，也是革命的引路人。许多人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常常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山道上耐着饥渴辛苦奔波了一天的老马就被人们亲切地招呼到热炕头上，坐下来喝一碗滚滚的黄米酒，吃一碗甜甜的南瓜饭。这一家，也许是一个堡垒户，是一个党员或就是党支部书记的家。面对着那一张张亲热的笑脸，吃着那热烫烫的饭菜，文瑞心中感到温暖异常。无比的信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人民给予革命者的最高回报。每当这时，他就强烈地意识到，革命在尚未公开的早期，就像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儿。胎儿一刻也离不开母体的养育和守护。正是这些勤劳质朴的人民，时刻供养着革命者，掩护着革命者。而这种建立在养育之恩基础上的母子亲情，又是终生难分难舍，难以忘怀的。每当想到此，他就觉得自己手里端着的，不再是一碗滚米酒、一碗热瓜饭，而是捧着火热的心灵。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革命者正是由这心灵中获取着前进的热量和斗争的营养。正是这敌人永远不可思议的来自人民母亲的奇特的热量和营养，支持着他永不疲惫地奔走在革命的征途上。这天，1932年初夏一个晴朗的日子，是陕北山间那最为晴明祥和的季节里的一天。川野里阳光很温暖，小风吹拂着翠杨绿柳，把杨毛儿、柳絮无声无息地飘进秀延河清泠泠的流水中，把蓝茵茵的天空吹得像一匹新漂染的海昌蓝布一样纯净。几个女人亮着一冬天未经风吹日晒的粉白的手臂在河湾里洗衣服，无拘无束的说笑声随着流水漂得很远。农民们吆着牛犋在川野山上播种玉米、黑豆。人们并没留意到河北边的官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尽管那黑袄裤、白褡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突然，种地人的鞭声、吆喝声和洗衣女人们的说笑声戛然而止。开始有些奇怪的行路人走过山湾，才发现迎面走过来一队扛枪的官兵。他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朝前走去，同迎面而来的官兵擦肩而过。 这个人就是马文瑞。昨晚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务，今天要去清涧。他是一大早离开瓦窑堡的，一直顺着秀延河向东走。这一带的地形他已经相当熟悉，路边的每一条沟，进去是什么村，每一道山梁翻过是哪儿，他都清楚。晌午时分，他来到安定东区一个村子，区委书记杨树生就住在该村。在杨树生家里吃罢饭，临起身他问：“这几天路上是否平安?”杨树生说：“好多天没见敌人出来了，大概不要紧。”他便顺着川道大路一直走，照例化装成下乡讨账的伙计模样。走到杨家园子村，一眼就见土城门洞边站着两个扛枪的白匪军。原来是井岳秀的一个排出来“剿匪”，驻在村里。等他看见敌人，对方显然也看见了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没等到跟前，黑糊糊两枝枪口已经对着他了。他心想，幸亏这回褡裢里没装文件，不然可就麻搭了。离城门洞还老远，站岗的突然把枪栓一拉，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要账。” “要账?哼，我看你不像个要账的!” “不像要账的，你说我像干啥的?” “我看你像共产党!” “共产党?我解不开，咱只解开记账、要账。” “别装洋蒜，跟我们走!” 敌人凶狠狠地把马文瑞带进村去见当官的。杨家园子是个大村，居住二三百户人家。村子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川水地最多，但多半是财主杨四娃的。村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他的佃户。财主杨四娃是个干巴老头，每天只干两件事：一是抽大烟，二是耍女人。他家里有两个专门给他烧烟泡泡的丫鬟，见天伺候他抽大烟。他有大小老婆四房，还有上炕丫鬟若干，自称是杨家园子的土皇上。他的儿子杨如彬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区长。区里的武装团丁，就自然成了他家守门护院的狗腿子。杨四娃的气焰也就更加嚣张。只是近来得知阎红彦、吴岱峰带着晋西游击队到了安定，到处打富济贫，镇压恶霸，他吓得急忙给安定城里驻的官兵送礼求情。官兵就强迫百姓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土城墙，把这个地处大川道上的村子变成了一座反动“土围子”，平日有民团把守。敌人的队伍出来“剿匪”，也多驻扎在里面。 此刻，马文瑞被领到一座大砖窑院。那个哨兵说：“你在这里给我老实等着，要敢跑，我就枪崩你!”说着便进窑去给排长汇报。敌排长是个大烟鬼，正和杨四娃面对面躺在窑里炕上抽大烟。两个丫鬟跪在枕边伺候着，背后还有两个捶背的。匪兵开门时，马文瑞扫见这情形，心中暗暗骂道：“这些寄生虫，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 那个白匪军报告完，退出来说：“你老实待在这里，一会儿，我们排长要亲自审问。”马文瑞只得坐在院里的碾盘上等。等了好半天，那家伙才过足了烟瘾，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走到院子，恶狠狠地盘问道：“刚才说的可疑分子就是你?” “我是个过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 “到哪去?” “到清涧城里去要账。” “你知道不知道这一带有共匪游击队?” “听说有，咱没见过。” 那个大烟鬼，突然伸手从腰间拔出手枪，顶着马文瑞的胸口，大声喝道：“别装蒜了，你是共匪的密探!” 马文瑞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枪，说：“我是个收账的商人，谁说我是密探?” 敌人见他不慌不忙，对答自如，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问：“你真不是密探?” “不是。” “那好吧，你走。” 马文瑞离开杨家园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才感觉自己背上湿乎乎冒出了冷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叶梅（著名作家，曾任茅奖、鲁奖评委，现任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文学作品必须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记录的，又是记忆的。我看了“三部曲”以后，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有思想高度的、有情感深度的、有鲜明价值的，是一个引领公共精神的宏大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作家正直的思想品格。《苍生三部曲》给我们这样一个启迪，就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中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从杂乱现象中能够有选择有价值的识别能力，通过选择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给予正确的行动。当前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极左的思潮和极右的思潮。我们看马文瑞同志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社会的态度和冷静思考，看他当时做出的选择，结合我们当下社会的乱象，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不管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思潮，都是非常丑陋的，都是对公共价值的一个消解，都是出于非常个人的目的，影响了整个公共生活的建构。公共价值的建构和社会的健康整体的推进非常重要，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启示了我。我想对作品提点不足，作品有时五六页就称为一章，从结构上需要调整一下。另外标题太长。文学必须给心灵一个说话的机会，从我们平时的交谈感觉，实际上忽培元思路是很活跃的，人生姿态是很积极的，感觉这里面一些记录的东西和书写的概念压抑了作者活跃的情感，作者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多说一些话。——《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7章：晋西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使敌人吓破了胆。军阀井岳秀立即命令高双成纠集重兵围剿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那个黑沉沉的陕北八月天的湿雾迷漫的夜晚。一个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决策在安定县任家砭小学校那孔普通的土窑洞里形成了。一项并非石破天惊、却从根本上影响了西北革命斗争形势的工作默默地展开了。从此，结束了陕北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历史。那一夜，照例披着老羊皮袄坐在磨盘上抽旱烟的任丰盛老汉，望着那窑窗上的灯光，心中感到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的惬意。只是，他并不晓得，这次会议非同寻常，也非同小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使革命大显其威，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系列重要的变更，不久将要发生。 几天之后，各区预备参加红军的青年队员确定下来。游击队派来接收新战士的人也要到了。新兵集结的地点，选定在任家砭对面沟里地形十分隐蔽的任家湾。这天黄昏，马文瑞和县委几个同志早早来到任家小院。任志贞的母亲，给大家端茶递水，很是热情。 天刚擦黑，游击队副大队长吴岱峰带领两名战士来了。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中等个，宽肩膀，走路腰板挺得笔直，手脚格外麻利，话语简短果断，一副耿介刚强的军人气派。 他一进门，也不说笑寒暄，冲着炕桌边围坐的几个人问：“哪一位是马文瑞同志?” 马文瑞欠起身，问：“你是吴岱峰吧?” “嗯。”他答应着，敏捷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马文瑞的手，因激动而声音颤抖着说：“我代表晋西游击队，感谢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这位游击队的副大队长，家乡就在距任家砭不远的吴家岔。他上过中学，1925年入党，先后被派往冯玉祥、高桂滋部搞兵运。他性情倔强，疾恶如仇，是一位坚定而勇敢的游击队指挥员。 几个人围坐在炕桌上亲热地拉着话。各地前来入伍的青年陆续到来，他们由各区区委书记亲自带领着。另外还有一个马云泽，这个绥德汉子，他参加游击队，是马文瑞亲自提议的。他原本是特委指派专门负责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展兵运工作的同志联络的。文瑞觉得游击队刚到陕北，情况不明，很需要这样一位既可靠又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负责同刘志丹、谢子长及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马云泽一进门，马文瑞便指着他，给吴岱峰风趣地介绍道：“这个马云泽，你可别小看他，是咱陕北、陕甘边的活地图。有了他，你们不要愁迷路，更不愁找不到老谢、老刘了。” “那太好啦，尔格(现在)情况紧急，茶(咱)得赶紧找到老刘和老谢!茶(咱)如今这么多的人，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率领茶(咱)不行呀!” 性情活泼的马云泽故意学着岱峰的安定话说：“能行，我明儿个就给茶们出发。” 两人的对话，把一窑人都逗乐了。任家小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夜静时分，各区前来入伍的三十多个青年全部到齐。炕上，脚地下，黑糊糊地聚满了人。 马文瑞激动地挨个儿看着这一个个即将参加红军游击队的青年们，其中有不少是他认识的党团员。他们显然比平时穿得整洁，许多人头上拢着新羊肚子毛巾，脸也是刚洗过的，个个神情严肃，兴奋得脸上泛看红光，就像相亲或娶亲的新郎一样，兴奋之余，又有点儿隐约流露出的羞涩。参加红军游击队，这对于他们来讲是神圣而梦寐以求的。此刻，他们的眼光都羡慕地直朝吴岱峰带来的那两个游击队员手里瞅。那两个战士手里握着的钢枪擦得很亮，乌黑的枪管，在油灯下闪着幽暗的蓝光。 强龙光、强世清、侯奉孝、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姬升元、郭万芝、王得民…… 马文瑞挨个儿看着这些即将前往部队的年轻的党团员，一个个精神饱满的样子，十分高兴。他想，这些经过党团组织培养的有觉悟的青年农民，手中一旦掌握了武器，就像猛虎添翼，必定能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有了这批新生力量，就能恢复元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威震西北的一支劲旅。这时，入伍的新战士在院子里排好了队。慕嘉绩宣布由马文瑞代表特委和县委讲话。马文瑞压低嗓门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家乡和亲人，到红军游击队去了。我们陕北自古以来吃粮当兵的人不少，但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你们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们参加的是红军游击队，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扛枪闹革命的红军战士。你们手里握着钢枪，要时刻不忘自己是革命战士，是替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替人民着想……” 县委书记简短的讲话，听得大家都很感动。临出发时，吴岱峰又一次紧紧握住马文瑞的手，深情地说：“我们走了”，便一转身，带领着新战士的队伍，大步朝山沟里走去。不一会儿，长长的队伍就消失在夜雾笼罩的群山中。 参军的队伍早已看不见了，送行的人们仍然默立在那里不动，人们兴奋的心仍然狂跳不已。夜风吹来，马文瑞突然感到身上有些冷，觉得有些疲倦。为了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他已经许多天没有宽衣睡觉了。那天，他布置完全县的工作，就连夜到各区去检查落实。晋西游击队来到安定，敌人已经有所风闻，因此各哨卡、路口把守很严，许多交通要道完全被封锁了。他就整天翻山越岭在荒无人迹的山间攀登穿行。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他欣喜若狂。当他独自行走在山间，周围是一片静寂，他的耳畔就会响起老谢临走那天夜里讲的一句话：“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员、给养也才有保证。”如今，我们自己的武装已经来到面前，安定县能成为游击队可靠的立足之地吗?他心里明白，这支三十人的小小的武装，就像一团被狂风恶浪由晋西吹过黄河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搞好了，它可能很快燃成燎原之势；搞得不好，也可能顷刻熄灭，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很重很重。作为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之一，作为安定县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他觉得自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支援游击队，使这只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像一只带着创伤奋力飞过黄河的雄鹰，迅速恢复元气，在陕北高原上振翅高飞。他不光要求各区都送最好的党团员、青年参加游击队，连县委委员中，也确定赵福祥去游击队，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已经派人把晋西游击队过河的消息报告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希望特委派更多的同志参加游击队。他想，以往派那么多的好同志到敌人部队中去搞兵运，失败了再派，暴露了再设法打进去，牺牲了许多人，目的还不是想拉起一支武装。平时总是稳健从事的马文瑞，这一回却表现得格外急迫。他认为这是关键时刻，就像运动场上的百米冲刺，任何一点迟疑，都可能带来追悔莫及的损失和失败。 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和同志们一连好些天奔波在安定山中，直至把这第一批入伍的青年送走。 那一阵令人发颤的寒冷的夜风，倒启发他想到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眼看着天凉了，马上就得考虑部队换季。这一带群众生活都很困难，也不知红彦他们有什么考虑。 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晋西游击队由过河时的三十人，迅速发展到一百多人，像一只勇猛矫健的雄鹰，顶风冒雨，翱翔在陕北高原上。部队扩充了兵员，一路行军，东打西进，转战在安定、安塞、延川、保安、横山及三边诸县约数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所到之处，袭击民团，打富济贫，镇压恶霸，宣传革命。一连数月，力克敌军。安塞平桥遭遇战，击毙敌军数人，余敌溃逃；保安安条岭战斗，奉命前来围剿的敌军三百余人被彻底击溃；营盘山战斗，击溃敌万宝山营及横山民团，缴枪五六十枝，俘敌三四十人；安定玉家湾战斗，全歼敌王牌骑兵排；瓦窑堡战斗，游击队主动出击，围城强攻，敌凭险拼命固守，虽未攻下，使敌大为震惊；雁门关战斗，游击队几乎活捉去榆林给井岳秀贺寿的敌旅长高双成。阎红彦、吴岱峰很能指挥打仗。他们一路带领部队，神出鬼没，日夜穿行于陕北山间，越战越勇，威震陕北，搞得井岳秀、高双成坐卧不安。游击队转战中，派人转告安定县委，急需食盐和一些宣传用的纸张、粉笔和军号嘴儿之类的军需品。县委研究决定派慕嘉绩到瓦窑堡镇上买了送往部队。当时，刚刚打完玉家湾一仗，敌人派重兵来“围剿”。慕嘉绩置办好物品，走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抓住搜出了纸张、粉笔和号嘴儿。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游击队去向，慕嘉绩宁死不招。敌人无奈，将他押到瓦窑堡枪杀，并将首级割下，悬于城门示众。文瑞得知慕嘉绩英勇就义的噩耗，悲痛万分。那大约是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陕北枪杀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慕嘉绩是吴堡人，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做农运工作很有经验。他来安定之前，在吴堡县曾参与领导岔镇及附近数十村四五百农民群众，向贪赃枉法的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区长薛有年和劣绅蒋时先进行斗争。来安定以后，他又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马文瑞对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同志很赏识。为了支持红军游击队，安定县委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文瑞伤心地流了眼泪。多么忠诚积极的一个同志，从此便永远地失去了。当他活的时候，他面对强敌，始终高扬着自己的头。当他牺牲后，他的头颅被高高地悬挂在城门上。愚蠢的敌人，以为悬头示众可以镇压人民，但却不懂得，这一颗沾满鲜血的共产党员的头，像一团燃烧着的愤怒的烈火，进出城门的群众望着它，激发起的不是恐怖而是愤怒和仇恨，唤起的是人民反抗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了。游击队以更猛烈的战斗，打击着敌人。 晋西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使敌人吓破了胆。军阀井岳秀立即命令高双成纠集重兵围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游击队。这时，游击队仍然鏖战于延川清平川一带。敌步骑六七百人，荷枪实弹，以包围之势突袭而来。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游击队利用夜间雾大，由陡坡滑下突围，巧妙摆脱了敌人。敌人增兵，穷追不舍，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为了避开敌人主力，游击队转战到陕甘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同时陕北特委设法报告中共陕西省委，晋西游击队已向陕甘边境转移，请求火速派人接应。 此处值得记述一笔的是，就在晋西游击队依靠陕北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间大显身手，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另一支党领导的由高桂滋部起义部队组成的红24军近千名官兵在参谋长蒲子华(共产党员)等率领下，先在山西、内蒙古一带英勇转战一月有余，行军两千余里，沿途打了大小十多仗，击败了晋军、绥军的堵击和围追，一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摧毁了不少反动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尔后部队由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十里长滩，歼敌两个连，遂设法寻找地方党组织，未获。部队军心不稳，在府谷黄甫、清水、木瓜村一带与井岳秀部86师和傅作义部骑兵激战，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蒲子华被捕。红24军全军覆没，起义失败。蒲子华(绥德人)，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将领，被敌人押解到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亲自审讯。井岳秀说：“蒲将军，你年轻，很有军事才干，只要你不当红军，我先给你一个团长干干。”子华说：“把你们这些反动军阀统统消灭，我就不当红军了。”井岳秀说：“你硬，我就把你在绥德的母亲、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抓来杀了!”子华说：“你欠人民的血债越多，完蛋得就越快!”过后，井岳秀又打发一绥德人来劝降，子华痛斥了那个家伙。井岳秀即令动刑。子华被打得遍体鳞伤，终不投降。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蒲子华高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4岁。 晋西游击队转移到延安蟠龙附近贯家屯稍加休整后，经十里长岭南下到金堂，渡过洛河，穿过白沙川、瓦子川、平正川，抵达葫芦河川，再西进到保安顺宁川与张廷芝部在野鸡岔、红柳沟连打两仗，击溃敌人。于旧历九月下旬，到达甘肃合水、华池、南梁一带。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是纵贯陕甘交界的大山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便于游击队隐蔽活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进入南梁一带，当地反动民团闻风而逃。游击队发动群众，斗地主分财产，深受群众拥护，终于站稳了脚跟。游击队在深山密林中，开辟了陕甘边地区红色游击区。1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步骑三百余人，南下南梁堡，和刘志丹相遇。战友相逢，喜不自禁，大队长阎红彦将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刘志丹。这支革命武装，后来和刘志丹联络的民间武装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率领下，驰骋陕甘边，威震西北诸省。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冬季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从此，西北地区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郑伯农（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将近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马文瑞和刘宾雁的对话。刘宾雁写的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陕西的工作。马文瑞起初很虚心地接受批评，但是经了解事实不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实的。马老很慎重，就让下面再调查，几个组上面下面地一起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是失实的。于是刘宾雁要求和马老对话，马老还是平等对待作家，也很重视作家，他很客气地接待刘宾雁。刘宾雁开始还是说他写的都是符合事实，后来又说不是他采访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访的，但是那个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马老虽然很客气地对待刘宾雁，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列举事实证明刘宾雁的采访违反事实；刘宾雁说作家有创作自由，马老就说创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编造吧！马老态度和蔼但话却是毫不含糊、针锋相对。这样的领导人，既是坚持思想解放，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什么叫实事求是，歪曲事实那能叫实事求是吗？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界有一场很重要的讨论，在《文汇月刊》上展开的，讨论问题的焦点就是报告文学可不可以虚构，刘宾雁是主张可以虚构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显然，忽培元同志这部书不是虚构的。作为马文瑞这样一位老革命、老领导，他跟作家平等谈话，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披露出来。今天忽培元把这个写出来，是很值得文艺界注意的事情。——《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6章：谢德惠指着他对阎红彦介绍说：“红彦，这位就是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马文瑞正同慕嘉绩、景悦礼、赵福祥几个人在任家砭研究秋季斗争，却见四区区委书记谢德惠领着一个人进了窑门。这人大约20多岁，长得高大英武，满脸毛森森的络腮胡子好久没刮了，猛一看像40多岁的人一样老面。他穿着安定农民秋季习惯穿的那种黑裤褂，上衣咧着怀，露着腰间的牛皮腰带上别着的两枝驳壳枪。他进了门，目光炯炯地立在那里像一尊挺脱的铁塔一般结实有力。 谢德惠正要开口介绍，景悦礼和赵福祥已经认出他来，不约而同地起身喊道：“阎红彦!” 马文瑞这才知道，面前这位英武的汉子，就是谢子长时常提到的那个同他一道参加过清涧暴动的阎红彦。 阎红彦同跳下炕去的景悦礼、赵福祥见过面，谢德惠就指着马文瑞对他说：“红彦，这位就是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阎红彦一听，朝前迈出一步，热烈地握住马文瑞的手说：“文瑞同志，总算是找到你们啦!”说着低下头去，显然是因激动而有些难过。 “红彦同志，”马文瑞问道。“听老谢讲，组织上不是派你和白锡林到山西组建晋西游击队去了吗?” 阎红彦抬起头来，眼圈有些发红，扬起眉毛警觉地瞅了一眼一旁站着的慕嘉绩。 马文瑞忙说：“噢，这位是陕北特委派来的慕嘉绩同志。他眼下也参加县委的工作。” 红彦同慕嘉绩见过面，马文瑞说：“你快上炕歇着，咱坐下来慢慢拉谈。” 几个人都上了炕。谢德惠拿了几只瓷碗，挨个儿倒上了开水。 阎红彦送过水碗，也不怕水烫，端起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放下碗，眼望着马文瑞，用地道的安定话说：“我先把晋西游击队的情况给特委和县委汇报一下。去年冬天，特委派我和白锡林过河到山西。当时山西的形势对我们还是很有利的。大家知道，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及阎锡山旧部纷纷溃退到山西境内。一时间，大小军阀，各人略地自保，你争我抢，勾心斗角，矛盾十分尖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以当地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骨干，再加上争取改造‘土客’部队，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取名‘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在吕梁山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以汾阳、中阳、孝义等县的邬家庄、西宋庄一带为中心的游击区。我们先后在附近的留誉镇、锄家沿、水头镇、老鸦掌等地连打胜仗，威震晋西。吕梁山区各县反动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反动武装计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我们。敌人仗着人多，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图消灭我们。” 大家都听得入迷，阎红彦停下来，咕嘟咕嘟喝完了一大碗水，接着讲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山西省委指示，一边运用迂回战术同敌人周旋，一边决定突围到河西陕北活动。当我们拼死突围到黄河岸边，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背后是敌人大军压来，面前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有些人思想动摇了。我们就在黄河岸边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指出，愿意继续闹革命的，就强渡过河，不想冒险的就留下来。结果共产党员异口同声地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连夜突围过河。当下没有渡船，大家就将衣裤脱下来，灌上气，浮水渡河。在运送弹药时，吴岱峰几乎被浪涛卷走，整整拼搏一夜，部队终于平安过了黄河。但是刚刚登上西岸，新的困难便接踵而来。部队本来连日转战，已是疲惫不堪，加之情况不明，缺乏给养，整天在敌人空子里钻，军心不稳，行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于是我们就到处寻找地方党组织。转来转去，扑了几回空，好容易找到谢德惠，这才见到你们。”阎红彦说着，由怀里摸出一个油布小包，打开来，是一份人名单。他把那个名单展开来，慎重地交给马文瑞，说：“这是我们过河人员的名单。我们过来的虽然只有三十个人，但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十多个人是在临过黄河时，面对咆哮的河水，集体入党的。我们的武器也很好，每人一长一短两枝枪，子弹也充足。”马文瑞听得显然也很激动。他接过那份人名单仔细看着：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华、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黄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 马文瑞挨个儿认真地看着这些名字，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却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那样的亲切。读着这些名字，他就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一个个由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真正的勇士。他默看了一遍，仍然爱不释手，又情不自禁地从头至尾轻声念着那些名字，像呼唤着这些刚刚在吕梁山中同上百倍的敌人英勇搏斗过来的勇士们。身边的人们都凝神倾听着。每念过一个人名，人们的眼前便会有一个手握钢枪、满身披着硝烟的英武的身影闪现出来。 马文瑞用了好一阵时间，才读完这份沉甸甸的人名单，然后抬起头，望着阎红彦。两个人激动而充满热情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终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手，老半天，马文瑞说：“阎红彦同志，我代表陕北党组织欢迎你们。你们过来的三十个人，是革命的无价之宝。此前，咱们陕北还没有一支由我们党组建领导的红军部队。你们三十个经历过艰苦锤炼的红军战士到咱陕北，咱陕北的武装斗争从此有希望了。” 队长阎红彦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紧紧地握着马文瑞的手说：“找到党组织，这下我们心里踏实了。” 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大家喜出望外，都认为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马文瑞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定县县委会议，研究如何支持部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同时决定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前去枣树坪代表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看望部队。 慕嘉绩、张资平返回任家砭汇报说：“游击队刚过河，遇到的困难不少，内部也有些矛盾。” 马文瑞很注意了解游击队的领导人和党组织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这支部队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原来，部队刚过河时，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队伍行进在安定南沟岔附近的沟道上，突然与敌军六七人遭遇，机警的游击队员们迅速拉动枪栓包围了敌人。敌人一见这么多红军从天而降，早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枪跪在地上。这种情况下，拓克宽、黄子文二人却怕打仗暴露目标，下令放走了敌人(又说其中有他们的熟人)。队员们意见很大，认为是严重失职。此后，过了南沟岔约七八里处有个河湾柳树滩，部队休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强烈要求召开民主会议，改选队领导。会上撤了拓克宽、黄子文的职，一致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吴岱峰为副大队长，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四个班。对于这次改选，拓克宽、黄子文两人有思想情绪，新当选的领导人也多少有些顾虑。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认为新选的队领导，是根据多数游击队员的意见和民主选举的结果，应当维护。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三位，都是坚强可靠的共产党员。就说阎红彦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三年小学)，但人特别精明强干，1924年年仅13岁，就在家乡瓦窑堡参加了共产党员李象九的学兵连。1925年入党，参加过清涧起义，又在后九天寨子山的土匪中做过兵运工作。游击队在晋西转战中，也一直担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有胆有识，作战异常勇猛，军事指挥上也有一套。这三位同志，他们在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骨干领导作用。因此，应当支持他们大胆做好工作。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土客”武装。原来，有三股在黄河岸边专门保护大烟贩子的武装，几乎与游击队一同被阎锡山的部队赶过了黄河。为首的是师储杰、杨琦、杨鼎、肖永胜等。他们到了陕北，也有许多困难，就找晋西游击队联络，想合伙行动。游击队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报请特委和县委决定。游击队认为联合行动可以，但得有条件：一是接受游击队统一指挥；二是不准抢人；三是不准强奸妇女；四是不准吸大烟。游击队还建议：将这三股武装合为一队，名为”陕北支队”。 在讨论这个意见时，马文瑞说：“我看游击队同志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很不错。据了解，这三股武装，成分很复杂。其中有穷困潦倒、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更多的则是兵痞游民，奸淫掳掠、吸食大烟，相当于土匪武装。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了对待此类武装的原则。他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当他一字不漏地背出这段话来，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显出很吃惊的样子。这位巡视员，他显然很钦佩这位特委最年轻的委员和安定县委书记的惊人记忆力。其他同志虽也心悦诚服，但并不显出异样，因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大家知道，马文瑞记性好，更重要的是对上级的文件，他总是认真反复地阅读。重要的话，用笔画出来，他在会上讨论工作时，便能一字不漏地复述或背诵，就像是那些下面画上波浪线的句子，已经刻到了他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一直由战争年月保持到和平建设时期。张资平的心理反应，马文瑞本人并没有觉察，他还是全神贯注地谈着自己的意见。 “晋西游击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兵力不足。这三股‘游民’武装在有条件的制约下联合行动，是可行的。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应加强政治教育，同时用我们红军游击队的纪律和作风影响感化他们，逐步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红军武装。只是其中‘不准抽大烟’这一条，我看暂时可以不提，等条件成熟再说，因为保烟队中烟鬼很多，你提这一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时很难接受，反倒不利于团结改造他们。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立即着手动员一大批党团员和优秀农村青年参加游击队。” 马文瑞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人们像操办一桩大喜事一样，兴奋不已，毫无倦意，当下决定派慕嘉绩前去部队传达贯彻。其他人立即分头到各区，会同当地区委一道，秘密动员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刘润为（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这三部曲值得赞扬的主要是作者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从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都贯穿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所以作者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三段历史的本质方面，也正是因为他能够把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本质方面，所以他才能够对传主作出准确的描绘和评价。作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作这样的三部曲，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一个是有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二是共同的文化熏陶。马老和忽培元同志都是陕北人，有着共同的文化土壤，受着共同的文化熏陶。三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价值取向、思想感情上，甚至在情绪上，跟马老有着深刻的相同之处，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就是熟悉人物及其生活。不熟悉马老也不可能作出这么准确的描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问题，大家过去对作品里面关于马老当时的心理描写提出异议，说在革命年代，你怎么能知道当时马老想什么，就是因为他走进了马老的内心，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当马老面临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可以说他的心理描写是成功的，因为这个得到了马老本人的认可。马老生前我跟他有过不少的接触，通过读三部曲，我对马老的精神境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认为忽培元的这三部曲最大的价值就是准确地传达了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独特的精神境界。其中许多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非常深邃、非常博大，如果把它概括为最本质的方面，我认为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担当”。这是核心，其他的一切精神世界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这种深厚的群众观念，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来讲，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又是一个价值论范畴，我认为忽培元的传记把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精神品质写得非常深入透彻。所以我认为忽培元的这部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长久的历史价值。——《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5章：文瑞吃惊地发现，任志贞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理解她的意思，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陕北山间的月色格外皎美，特别是天气晴明的冬春季节。当西边的太阳尚未落山时，东边的月亮，已经冒出圆圆的山峁。那时候的月亮，像一片残云，悬在天边，稀薄而透明。月宫里的玉兔环山，隐约若雾霭氤氲，乍有乍无。夜幕降临后，天空立时由淡青变为湛蓝。月亮银白的轮廓格外清晰起来。原本枯黄憔悴、毫无生机的山川河流、草木村舍，全都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开始焕发着生命的灵气了。在皎美的月色里，夜的氛围是清静温柔的。青年马文瑞很喜欢在这样的时候，披着月辉在院子里散步。在走动中，又不时地停下来凝望天空远山，似乎能获得一种灵感。脑海中思考着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突然变得简明清晰起来。许多工作中的难题，在这时候很容易解开疙瘩，得到明确的答案。这种独自于月色中散步的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然而到了晚年，这种月下散步又成了他回忆往事的最佳氛围。常常是，月色朦胧，往事历历。眼下这一幕，是与女英雄任志贞有关的一些情形。 谢子长离开任家砭后，过了几天，马文瑞告诉任志贞：“杨苏家沟准备办‘冬学’，派你去当教员。校董是杨国栋，他也同意你去。” 任志贞一听，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说：“我……能当了教员?” “能，怎不能。你读了那么多的进步书籍，又能唱歌，会叫操，还会做群众工作。” 任志贞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马先生，你尽鼓励我哩。” “再说，工作实践中，也能锻炼人嘛。” 任志贞点头同意了，随即双手抚弄着衣角，低头瞅着自己的脚尖，像是有什么心事，却又难以启齿。马文瑞坐在她面前不远的炕棱上。亮红晌午，窑里静悄悄的。院子里有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刚孵出的小鸡在柴草堆下轻轻呼应着觅食。窑里的人，互相几乎听得见呼吸喘息的声音。文瑞开始觉得心中有些慌乱不安。淳朴老实的党县委书记并不懂得这是青年男女单独在一起时很容易出现的情形。对于长年累月在乡间做党的地方群众工作的马文瑞来讲，他同群众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恪守着规规矩矩的准则，见了妇女，从不多看一眼。农村中的大多数姑娘和媳妇，也都守着封建老规矩，见了男客人，总是要低眉顺眼。但当他一到任家砭，就发现任志贞在村里的女子中，显得很是与众不同。她不光时常在稠人广众中高声谈笑，还迈着一双大脚时常到他窑里借书，请教问题，显得落落大方，以致使文瑞几乎忘记了她还是个女子，同她在一起谈论问题，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性格内向的自己在女子面前的拘谨。但是，自从那天老谢提出那件事后，他也觉察任志贞变得有些反常。她很少一个人来他窑里借书，即使来了，也不像以前那样问这问那，举止也显得不那么随便了，有时一开口说话，脸就红了。此刻，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任志贞突然抬起头，涨红着脸说：“杨苏家沟我愿意去，就是……不想离开任家砭……” 文瑞吃惊地发现，她说这句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他理解她的意思了，内心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生怕自己的神情变化被她觉察，忙说：“你这么大了，还丢不下家?杨苏家沟离得也不远，过些日子，就可以回来看看你的母亲嘛。” 志贞听了，不知怎么，眼泪花突然滚出了眼眶，一副很伤心很委屈的样子，随即转过身，很快用衣袖抹去泪水，背朝着他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文瑞见她做出要走的样子，忙跳下炕说：“你申请入党的事，我同北区区委的同志已经谈过了。他们最近可能要找你谈话。” 任志贞听得，突然转回身，瞪起一双泪水盈盈的丹凤眼，感激而又兴奋地望着马文瑞，很动情地说：“谢谢你，马先生。”几天之后，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在学校对面马王庙山下的任家湾任家小院志贞家一孔小窑里，举行了转党仪式。县委书记马文瑞参加了北区区委举行的这次小小的仪式。窑掌炕上放着小炕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窑掌墙的木楔子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红、黄两色粉笔画了一面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窑门紧闭着，窗户上蒙了被单。金黄的灯光里，马文瑞看见任志贞年轻而容光焕发的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女儿家刚刚梳过的乌黑的头发上，别了一根新发卡，显得很俊俏。加之那新花布夹袄，在灯光里罩着一圈金色的光焰，更显得英气勃勃，光彩耀人。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任志贞面对小黑板上的党旗，高举起右拳。那拳头结实而有力，象征着宣誓人的一颗心，向党表示着自己的忠诚。那紧攥的拳头又仿佛是一把铁锤，高举起来，向万恶的旧世界宣战。当千百万这样忠实的拳头聚合起来，那将是多么坚强的一个战斗堡垒；当千百万这样有力的铁拳一齐砸下去，一切恶魔都将粉身碎骨。在这一刻，一个热情纯真的农家女子，成为了一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员。从此，我们的党又增添一名忠诚积极的女党员，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增加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永远忠于人民，誓死不叛党。” 马文瑞一边倾听着她宣誓，一边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当初入团时的心情，心想志贞此刻该是多么幸福呀。 入党仪式举行完毕，大家激动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围坐在炕桌旁拉话。 文瑞说：“任志贞同志，从此后，你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任志贞认真地点点头。 文瑞由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炕桌上，慢慢解开来，原来是一本《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志贞惊喜地念道。 文瑞郑重地双手捧着书，送到志贞面前，说：“这本书，我带在身边好几年了，看了不知多少遍。明天你就要去杨苏家沟工作，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保存好。” 志贞激动地接过书，紧紧贴在胸前，口张了几次，终于说：“我一定操心念这本书。” 马文瑞说：“你这回要去的杨苏家沟，反动势力很猖獗，眼下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你去了，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在村里开展妇女工作，等条件成熟了，可以逐渐培养发展党团员，然后建立党团小组或支部。” 任志贞认真地听着，把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中。此刻，捧着马先生送给自己的《共产党宣言》，心想：从现在起，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党。 值得一提的是，任志贞的名字，在此之前叫“任志珍”，也就在这天晚上，她当着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说：“在我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刻，为了表示我对党的笃志坚贞，为了表示我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我决定从此改名为‘志贞’！”在以后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任志贞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誓言，直至面对敌人的枪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开完会，几个人走出院子。沉沉静夜里，外面月色正好。山沟里的水气在夜风里凝结成白白的霜花，无声无息地降落在大地草木上，使月光显得更加皎洁迷人。马文瑞告别了任志贞，同区委的同志们踏着山湾的羊肠小道朝村里的学校走去。任志贞一直立在院子里目送着他们。此时，这个17岁的山村少女的心情，该是多么不平静呀。月光下，她手里依然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本书，那份党送给她的珍贵礼品。送书的人已经转过山嘴不见了，她仍然凝望着那个路口，脑海里展开了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姑娘遐想的翅膀。她感到自己那由于父亲的突然离去，曾一度变得空空荡荡的心里，开始充实起来。她亲眼看到了，敌人的疯狂没有把革命者吓住。任家砭不光有党的区委，还有党的县委。县委书记马文瑞，又是这样的年轻有为、英俊可爱。有时候，她见他碰到村里的婆姨女子，还没说话，脸倒先红了，腼腆规矩得像个大姑娘。更多的时候，又见他面对学生和那些念冬学的贫雇农，面对各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他又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循循善诱地讲出许多深刻而又朴素的道理，稳练得像个40多岁的人，令人信服。细心的姑娘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马先生”还是一个生活上十分喜爱整洁的人。他身上的衣服，无论新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坐立行走，他也总是挺直腰板，一举一动都显出庄重自律的神情。开始她感到他有些过于严肃，熟悉了又觉得他性情很温和。她喜欢到他窑里借书求教，觉得每次见到他，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后来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见到他开始有些紧张，有些慌乱。可是几天不见，又很想见他。于是在静夜中，她常常独自登上马王庙山，站在庙前那棵老榆树下朝学校那边张望。她每次都看见他窑里的灯光亮着，很希望他能走出窑门到院子里来散步，却又怕被他看见。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她听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这种情形使她很苦恼，黑夜里常常失眠。性情开朗的女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村里人许多日子听不到她的歌声了。情窦初萌的姑娘，她还不大懂得这是初恋在折磨着自己，更没有勇气向自己倾心的人倾诉衷肠。此刻她想到，明天就要离开任家砭，今后将一天又一天见不上他，听不到他拉话的声音，看不见他在学校院子里散步……姑娘想得伤心起来，不知几时，冰凉冰凉的泪水，像小虫子一样由脸颊上慢慢爬下来。 “海棠——”是母亲呼唤着她的小名。 她急忙抹去泪水，转身走回院中。 “天不早了，你还不睡?” “妈，往后再不要叫人小名。” “那，叫什么?” “叫任志贞嘛。” 母亲亲昵地看着女儿，心疼地说：“噢，就叫你任志贞。” 母女俩这才手拉着手，朝窑里走去。身后是月色皎洁的静静的夜。静夜中将孕育一个姑娘家美丽羞涩而又令人烦恼不安的梦。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阎晶明（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从作品本身结构来说，作者就是实实在在地从马文瑞同志出生写到他去世，这种写法好像没有技巧上、形式上的变化，但是这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增加了纪实作品的可信度。在这部作品里，既写了马文瑞的个人，更写了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在小和大之间结合得很好，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说到底，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他这30年长期的积累资料、走访、采访，没有这种深入地了解，光靠做几年秘书工作，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的。这三部曲都在弘扬一种精神，就是延安精神。但作者没有把它放大成一个很空泛的概念，而是渗透在情节与人物里面。作品里面的红线是延安精神，所以书名用“我想延安”，包括《群山》《长河》《浩海》，都是有深刻用意的。延安精神的弘扬在这三部作品里面都是高度自觉，应该说这是作家有想法、有坚持，耐心地孕育出来的一个结果。——《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4章：听说老谢来了，老乡都纷纷来看。人们进了窑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亲热得不知该说什么 1930年6月，“立三路线”传到陕西。7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胜利”的行动口号，把陕北划为重点游击区域，并发出《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案，派赵伯平接任陕北特委书记。 8月，赵伯平携带省委文件及《斗争》党刊由西安来到陕北。其时，北方局也派孔祥祯、高维翰由北平到陕北传达“立三路线”。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精神，决定合并党团特委与群众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会议还提出在陕北通过暴动，“扩大十万红军、创造西北苏区”的任务。说此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要求每个同志要有牺牲精神。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指示表示拥护，只有清涧的刘耀三发表了不同意见，引起高维翰严厉批评，认为刘耀三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界限，发动大家对其进行批判。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上山搜查。多数代表由背涯撤出转移到义合镇继续开会，刘澜涛和另一名同志被捕。会议代表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冯文江参加完会议，赶回瓦窑堡立即召集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会议精神，并按照会议要求，布置了全县的“秋收暴动斗争”，要求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提出“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马文瑞听了传达，感到这个会议精神同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谈的调子很不一致，觉得在陕北，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盲目提出“地方暴动”、“武装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他回到北区，并不积极行动，除了派人夜间出动在大路口的树干上贴几条标语外，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原先的部署，开展秘密活动，并不按照“秋收暴动”的指示，锋芒毕露，盲目行事。 其他各区和安定、瓦窑堡等地，搞得声势很大。党团员大白天出动，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夜工夫，在安定至瓦窑保的三十里路上贴满标语。还动员成百名党团员分成小组，同时出动，在瓦窑堡城内敌人军队住的营盘里去张贴标语。光天化日之下，组织群众集会示威，公开高喊“打倒国民党”、“实行地方暴动”、“创造苏区”等口号。这样一搞，虚张声势，毫无所得，却把党团组织完全暴露了，把尚且弱小的革命力量，几乎完全亮给敌人。敌人便动手抓人。首先是县委所在的第二高小被解散查封，县委书记冯文江身分暴露，只得离开安定。县委其他两名委员跑掉了。各区党团组织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但北区党团组织和各外围群众组织完好无损。实践证明，北区消极抵制“左”倾盲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马文瑞负责安定全县党的工作，并委派慕嘉绩和本地的景悦礼、赵福祥等组成新的县委。 马文瑞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有各区代表参加的县委会议上，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当前陕北的斗争形势，他说：“由于过早暴露，盲目行动，我们陕北革命遭受到了井岳秀‘清党’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各县党团组织，包括绥德、米脂、清涧这些党的长期重要工作地区，党团组织普遍遭到损失，许多县的县委都不存在了。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奉命仓促举行起义，结果惨败，损失了党在井岳秀部精心经营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绥师学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国民党驻军团长姜梅生派兵又一次查封绥师，学校党团活动再次被迫停止……” 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得白色恐怖就像早春的寒流，又一次袭裹了陕北大地。 一方面，敌人白色恐怖下，许多同志思想动摇；另一方面，敌人加强了警戒，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马文瑞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为了在困难形势下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他在县委会议上果断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应当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决定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分担任国民党地方行政负责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徒，必须纯洁组织，会议遂决定对全县党团员和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当时，全县党团员合起来三百多人，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坚决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甚至是冒牌的党团员。同时提出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秘密发展组织，争取群众。为了使这个任务落实，县委要求每个党团员都要在自己周围团结几名群众，和他们交成知心朋友，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孤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孤立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努力控制农村形势。 这种严酷斗争环境硬逼出来的秘密活动方式，虽然不动声色，但却有效地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增强了活动能力，实际上占领了农村阵地。经过努力，许多农户成了可靠的堡垒户，特别是县委所在的北区一带，许多村庄成了绝大多数群众同情拥护革命的村庄。党团组织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大，政治影响也越来越深入。马文瑞在这段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来了指示，清理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特委派人来到安定巡视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线”，宣布取消“行动委员会”。当时安定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斗争方针，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还使全县北区、东区、西区、中区二十多个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接着，上级决定由马文瑞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兼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由于斗争需要，他暂时仍留安定工作。 1931年冬季，陕北的气候似乎特别冷，元旦过后，时令进入隆冬，千山万壑被严寒统治着。背坡洼里和滴水崖上出现了积雪和冰瀑。大小河流僵硬地躺在沟壑间。早晨起来，总见窑脑畔上的酸枣树和黄蒿枝梢挂满了霜花。烟筒周围也被白花花的霜芽围着。早起拾粪担水的农民，眉毛胡子上也都白乎乎价，嘴鼻里呼出的热气，像烟雾一样缭绕在头顶上。年关将近，山村里开始出现迎年的气氛。天不明，就可以听到轧糕面的碾子吱扭转动的声音，就像黎明时的公鸡啼叫。这是迎接年节的第一声信息。这吱吱扭扭的声音，响彻在静谧的小山村里，又像喜鹊的叫声，快活而热烈。它是农民心中最温馨动听的音乐。轧糕面的碾子声暗示着勤劳的农民一年辛苦将得到甜蜜的回报。在这生活本身沉重呆滞，又如碾磨一般单调枯燥、周而复始、旋转不息的偏僻山村，大年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整整一年了，人们顶风冒雨，经历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的忙碌，经受了干旱、雨涝、雹灾、霜冻的交替磨难，终于从土地上得到有限的收获。人们疲惫不堪，实在需要歇一歇手脚，喘一喘气了，就像翻完了麦地、荞麦地的耕牛，该到停鞭卸套了，需要有一段不被节气相催的时间，安安稳稳蜷缩在热炕头上，痛痛快快睡觉，唠唠叨叨拉话，热热火火吃呀喝呀，享受儿女亲情、天伦之乐，结结实实对“赵公元帅”孝敬一番，以求来年的五谷丰登、槽头兴旺，以便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岁。这就是陕北农民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神圣不过的节日——“过年”。人们所熟悉的老谢，也就在年关临近的这个时候回到了安定。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四区八乡。 谢子长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受训结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搞军事工作，回到安定一带活动，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中共安定县委所在的北区任家砭。马文瑞见老谢穿着一件粗布面子的皮袄，腰里系根带子，完全像一个赶集上会的小商贩。老谢见了马文瑞，亲热得不得了，拉着他的手说：“马文瑞同志，想不到咱们在安定又见面了。听说那个‘立三路线’把咱陕北害得不轻，安定县委能保住，多亏你们了。” 马文瑞说：“主要还是因为北区的工作基础好。” 听说老谢来了，任家砭和附近的景家坪、井家沟、大王庙的老乡都纷纷来看望。人们进了窑，嘴里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不晓得再该说什么话了。老谢脱了老羊皮袄坐在炕上，他的身边就围着一圈又一圈的群众。他亲热地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问罢收成，又打问光景，那神情就像和自己久别的亲人在拉家常。他的朴素而真诚的话语，像山间的涓涓细流，悄悄地淌进庄稼地里，默然地浸润着每一棵受旱的庄稼，使拧起叶片的枯黄的禾苗立即蓬勃地舒展开来。马文瑞坐在老谢的身边，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这个党内有名的同志，注视着这个可亲可敬的兄长般的战友，注视着他同人们说笑着，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给身边的人们，一同吃着拉着。他发现这个老谢，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便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心花怒放。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他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边的这些光头黑脸的农民。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们牵连在一起。因此，他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这样地一致起来，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就是马文瑞眼里的老谢，就是那个时时刻刻被安定老乡挂在嘴上的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同大海的关系，一掬黄土与陕北高原的关系。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 “共产党员，就应当像谢子长这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马文瑞心中这样想。从此，老谢实际上也就成了他的榜样。老谢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无形中影响着他，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前进。直至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奖状：“密切联系群众”；直到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作风。 夜深了，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老谢和马文瑞一起躺在炕上，却怎么也不能入睡。两人谈工作、谈斗争、谈现实、谈理想、谈苏联、谈中国，谈东谈西，一直到窑窗上透出亮色，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照到炕上。通过一次次的长谈，马文瑞感到谢子长并不高大的身躯里，却有一个特别宽阔的胸襟，觉得身边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不光是一位党内很有威信的同志，还是一位为人宽厚的兄长，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心。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他讲起话来，谦虚坦诚，风趣幽默，善于运用平淡朴素的言辞，于轻松愉快中评说极重要严肃的话题，时不时地还要带出一两句农谚和土得掉渣儿的陕北歇后语，引人发笑，令人深思。交谈之中，他也发现，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吃钢咬铁、叱咤风云的人物，内心深处也有自己难以启齿的苦闷和烦恼。为革命长年累月东奔西颠，东躲西藏，连家也顾不得回。早年家庭包办的婆姨离婚后，30多岁尚未成家。在同马文瑞开怀畅谈中，老谢毫不掩饰地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苦闷和烦恼。 一连好几天，马文瑞和老谢在一起，彼此更加熟悉，几乎无话不谈。这天，任志贞到马文瑞窑里来借书。老谢见任志贞同马文瑞说话时那样亲热，便看出了少女的心思。一天晚上，他俩照例又在一起拉话。老谢突然问：”马文瑞，有个秘密，你不知看出来没有?”文瑞说：“什么秘密，我怎么没看出来?”老谢神秘地笑着说：“我们志贞对你可是蛮亲热的。”文瑞听得，脸呼地红了，说：“老谢，你不要开我的玩笑。”老谢说：“说真的，你看我们志贞怎么样?” 马文瑞急忙摆手说：“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顾不上考虑个人的事情，以后情况好转了再说。” 老谢风趣地说：“年轻人不要不好意思。我的观点是，谈恋爱不误闹革命，更不能因为白色恐怖，我们革命者就都打光棍。敌人才盼咱们一辈子不结婚，希望我们断子绝后，我们偏要争口气，恋一个好婆姨，生一个胖小子，气死反动派。”马文瑞无可奈何，只得腼腆一笑。老谢还不罢休，说：“真的，我还有个忙要你马先生帮哩。” “帮什么忙?”马文瑞认真地问。 “这，你可要暂时保密。我看下安定城里一个女学生，人家是共青团员。对了，还是你的兵，不光思想进步，人也漂亮。” 马文瑞听得很认真，老谢却不说了。 “叫什么名字?” “叫史秀云，你的字写得好，就帮我写封恋爱信吧。” 马文瑞知道老谢这是有意开导自己，便说：“那号信，我可不会写。你自己看下了，就自己写。” 老谢说：“不写也罢，那我只好自己动手了。”那天晚上，马文瑞果真看见谢子长伏在炕桌上，摊开纸，给史秀云写了一封长信。那一阵儿，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他。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共匪头目”谢子长会从容不迫地坐在这里，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马文瑞深受感动，心目中更加钦佩这位从烈火与风雨中冲杀过来的革命战士。此后不久，老谢和史秀云果然冲破重重阻力，结为革命夫妻。只可惜他们没有条件到照相馆穿着礼服、披着婚纱照一张结婚相，也不能请亲朋好友来祝贺，甚至连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新娘、新郎只能在空无人迹的山间，采些越冬的野果和早春的野花，默默地跪拜天地。他们也只能在背山的避雨窑里铺上枯草，盖着老谢破旧的棉被相伴度过寒冷而漫长的新婚之夜。然而，他们又是幸福的伴侣，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共同怀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的婚礼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当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倾听着对方那颗火热的心脏的跳动，一切的艰难和困苦都抛到了脑后。在老谢身上，马文瑞看到了一个坚定而乐观的革命者的风采。一个具正的革命者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会气馁懊丧、怯步退缩。崇高的信念在他胸中燃着一团火。这团火，越是在寒冷的暗夜里，就燃烧得越旺。 谢子长在任家砭的窑洞里住了一些日子。将要离别的时候，他和马文瑞都有些恋恋不舍。从外表看，这两个人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一个三十出头了，一个年方二十；一个性情豪放，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两人在一起，却有拉不完的话。这也难怪，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两个坚定的革命者，两个下决心把一切，包括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两个在不同的战线上，舍生忘死地携手战斗着的生死战友，在刚有机会重逢，却又不得不分别的时刻，他们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心潮翻滚着，就有许多话题涌出来。 老谢说：“我们这些年搞武装，费了好大的劲儿，几乎都失败了。敌人强大，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自己没有立足之地，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涧起义，我们拉出部队后，由于没有根据地，只能流动作战，让敌人围追堵截，结果吃了大亏。渭华暴动，倒是注意了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仓促行事，很不巩固，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结果也归于失败。其他各地的小规模斗争也吃了大致相同的亏。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了。” 马文瑞说：“我觉得，拉武装，搞兵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从敌人的部队里搞武装。我看最根本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工农劳苦大众武装起来。这些人手里有了枪杆子，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武装。这样的队伍，本身同群众就有血肉联系，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容易站住脚。朱、毛领导的江西红军，其中多数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分子。” “这个问题上，咱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往我们心太急了，总想就锅做饭，从敌人那里拉起一支现成的队伍。结果是力气花得不少，收效甚微呀！”老谢说着，兴奋地由炕上仄起身，摸着黑装起一袋烟点着了，狠狠吸了几口。文瑞闻到了烟草的香气儿，也就闪出想抽烟的念头来。老谢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把点着抽了几口的烟锅递到他手里。文瑞毫不客气地接过来抽着。有一小会儿，谁也不说话。窗外是静谧的陕北早春的夜。远处山村里的狗咬声，像银河系外的无名小星一样模糊得只是隐约可辨。河沟里的坚冰下，汩汩的流水声像母女夜话一般，显得很温柔，也很亲切。窑里黑糊糊的，两个人都裹着被子双手抱膝坐着。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武装斗争与地方党的工作如何紧密配合的问题上。 “咱们陕北地方党的工作，以往力量有些分散，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心区域，还有些喜欢虚张声势的毛病，要都像安定眼下这么扎扎实实地搞，会很快出现一个好的局面。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源、给养才有保证。” 马文瑞说：“我们目前主要还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也就是特委在张家岔会议上提出的任务：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群众。为了掩护工作，我们还安排一些同志担任国民党的区乡长。你的大哥谢德惠，就担任着西区区长。这样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敌人占着城镇，我们就在乡里暗中闹事。表面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各村都听我们的。我看在目前情况下，陕北应当着重建立这一类‘白皮红瓤子’的中心区域，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做准备。”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是特委委员，又是团特委书记，可以在特委会议上把这个意见讲出来。” 马文瑞表示同意。 老谢又说：“哎，还有个事差点忘了。你是否能给任志贞安排个工作?这女子有文化，思想也求进步，是个好苗苗。” 马文瑞想了想说：“我们最近打算在杨苏家沟办个扫盲识字班，实际上是对贫农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培训。任志贞可以到那里去担任教员，还可以在那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可她眼下还不在党呀?”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她是共青团员，我们党内妇女同志很缺，根据她的思想觉悟和一贯表现，可以考虑尽快让她转为党员。” 说着话，天已快明。两人起来草草吃罢早饭，老谢就要急着上路。他不敢声张，怕惊动了老乡们，又要挽留，又要为他送行。他穿好了衣服，和马文瑞紧紧地握了握手，便转身出门去。老谢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转身，由衣兜里掏出那个自制的椿木烟锅，递给马文瑞说：“这个小东西随我好几年了，给你留做纪念吧。”说完，朝村里望了一眼，转身大步朝沟里走去。老谢就这样走了……马文瑞一直站在院子里，手里紧紧握着那留着老谢体温的小烟锅，瞅着老谢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他盼望老谢搞武装成功，盼望能再次相逢，通宵畅谈。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分别战斗在文武两条战线，呕心沥血地为革命舍生忘死，艰苦奋斗，虽然不能相见，相互心中惦念着，彼此关注着对方的消息。许多年后，当马文瑞回忆同谢子长朝夕相处的那一段往事，还真后悔当初没听老谢的话，替他写那封恋爱信。“这个老谢，看着平平常常，身上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人的力量。”马文瑞深情地说，泪水模糊了眼睛。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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