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还记述了陕北特委遭破坏，6位委员被捕后怒斥敌人，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牺牲时高呼口号。写烈士们被枪杀后，农民群众不顾生死，奋勇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争夺烈士遗体的搏斗。最后终于抢回三位烈士的遗体，把他们装殓安葬。感人地写出了我党干群之间的生死情谊。《群山》不仅写了我党我军的许多成功的、感人的经验，也写了令人痛心的教训。这就是1935年王明搞的党内肃反运动，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深重灾难。这场来自党内的肃反运动比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还凶狠可怕，几乎把西北革命领导层一网打尽，使西北革命几乎被夭折、被断送。在严重的生死关头，多亏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给就要被杀害、被活埋的一大批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带来生机。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出“刀下留人”的召唤，如果不是及时派出王首道、李涛等人先行赶到瓦窑堡处理此事，刘志丹、马文瑞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早就被活埋了。严重的失误，严重的教训，所造成的不该发生、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叫人痛心，叫人悲愤。作品里写得深刻，写得沉重，让人深思，让人感叹，叫人无比痛恨“左”的路线。马老经历中的这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鲜明性格、精神气概和凛然正气，可以让我们感触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在革命者身上闪现出来的灿烂火花。无论环境多么凶险残暴，道路多么曲折坎坷，马老和他的战友们都经受了考验，最终胜利地走过来了。读完《群山》，让我在无比激动之中，首先想到，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传记文学作品。这里面描写的许多人和事，我们也曾听说过，或从其它书刊中看到过，但看这部作品时，却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深刻印象和崭新而难以泯灭的新的感受。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鲜明，更强烈；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深刻，更发人深思。看得出《群山》的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经过直接采访、收集和大量的调查研究，作者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长期的积累、收集、消化、构思，使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视野已经比较开阔；又由于材料无比丰富和充分，写时就比较从容、舒展、流畅。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条分缕析地写得鲜明、清晰、生动、准确，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十分可喜的，应该向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群山》的创作还启示我们，生活和战斗，建设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厚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群山》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作者继《群山》之后，写出内容更加丰富的高水准的传记文学作品，为中国的传记文学事业作更大的贡献。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三部分第47章:“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红和赤，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 马文瑞的武装工作队和杨森的骑兵团在临镇相遇。不久，骑兵团奉命离开东地区，工作队独立开展工作。依照陕甘边特委确定的工作范围，整整一个春季，马文瑞率领工作队足迹踏遍了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一带山川林壑。他们跑了数百上千个村庄。白天在山场、村庄里活动，夜里在庄户人的热炕头上，把心里话掏给受苦人，像在解冻的土地上，撒下革命的种子。淳朴的农民把他们的开辟工作也亲切地称之为“闹红”，把他们的个别串联和宣传工作称之为“下毛毛雨”。许多庄稼汉成了老马的好朋友，几天不见面，就要念叨个不停。 “咱老马这些天怎没见来?”一个年近半百的敦敦实实农民说。他坐在点着一盏麻油灯的炕桌旁，手里握着烟袋锅。昏黄的灯光，照着他那生着黑胡碴子的脸。他周围坐着的，全是像他一样，头上挽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受苦人。他们的脸色，都是一样的黑红，像用山野里的红胶泥雕塑的。“刘大哥，我前个到临镇赶集，听说老马他们近来在云岩、北池子那边闹腾哩。地主乡绅们都怕得跑到宜川城里去了。”一个年轻精瘦的农民说。那被称做“刘大哥”的人嗯了一声，一个劲儿地吧嗒吧嗒抽烟。人们看出来，方才的消息，使这个农民信服的领袖式的人物——刘大才心中很不平静。他正想象着宜川那边“闹红”的阵势，寻思着咱甘泉这边该怎么办?老马平素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这阵儿都一齐涌到耳边来。“你刘大才可不能落后，老马可对你抱着大希望哩。”他暗自对自己说。这一夜，金盆湾刘大才窑里的灯光一直闪到天明。 许多农民都认识带头“闹红”的老马。乡村的识字先生们称他为救苦救难的“及时雨”宋江。他们的印象中，老马岁数不大，和和气气，满口的陕北腔，平时总是抿着嘴“笑笑的”，可是一说起话来，就像铁匠打铁、石匠开山，句句丁当不离砧子锤背。人们看出来了，老马他们这些人，厉害就厉害在人家说出来的正是老百姓想说又没说出来的话。譬如开首那一段日子，马文瑞经常对贫苦农民们讲:穷人要翻身，非先捣烂“保甲制”不可。农民们觉得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平素受够了反动保长甚至甲长的欺压，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原因很简单，甲长有保长撑腰，保长又有联保主任、区长、县长壮胆，而联保主任、区长们的屁股后面又都跟着背“七斤半”（步枪）的团丁。老马对此说得很简明也很形象。他说:“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及其走狗，就像一条专咬穷人敲骨吸髓的恶狼，这‘保甲制’就如同是四只狼爪子，恶狼干的每一件坏事情，都离不开它们帮凶。” 经过整整一个春季的秘密串联、深入宣传，到桃杏花漫山开放的四五月间，正是庄稼人整地春种时节，东地区普降一场透雨，解除了春旱，这是十年不遇的喜事。老百姓中就传出话来说:“老马他们把雨水给咱带来啦，听老马的话没错。”他们几十天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像那一场解除了旱情的透雨，终于结出果来了。就在这时候，马文瑞说:“该动手铲除‘保甲制’了。”他先派人捉拿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保长，把他们捆起来，拉到大村、镇街上游斗，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干脆下令当众公审处决。至此，祖祖辈辈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反抗剥削压迫的仇恨之火，终于聚集起来，冲破严冬厚厚的冰冻层，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炽烈怒潮。革命的火焰，席卷着每一个村子，像摧枯拉朽一般焚毁了国民党反动派“保甲制”的封建统治。 “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是马文瑞给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的行动口号，也是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必不可缺的奠基工作。这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几乎是在铲除“保甲制”的同时全面展开的。刘大才他们，立即带头在金盆湾附近各村展开斗争。各村纷纷召开会议，宣布“保甲制”解散。随即破旧立新，在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小组和游击队。平时被人瞧不起、只解开埋头死受的佃农和长工，成立了农会。他们在地主乡绅面前说起话来腰板开始挺得板直，口气也硬起来。地主乡绅们背后偷着议论他们是“一吹胡子二瞪眼”。马文瑞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说话办事情，就要像个当家做主的样儿!”往日只知扛镢头提镰刀的庄稼汉，背上居然插着一把吊红布绺子的“鬼头刀”，也有肩上扛着缠红麻缨子梭标的。这类从前对付狼虫虎豹的家伙，如今专门打击反动势力。北池子农民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和一些“红枪会”合作，组织了新“红枪会”。马文瑞说:“可别小看咱游击小组这些刀子矛子，反动势力就怕革命人民手中有武器。我们东地区的老百姓全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每人喊一声，也够反动势力受。”他的这些简短而有力的话，像阵雨前的雷声，唤醒着山川大地；像斗争的号角，在群众中广为传播。革命的红色政权，在这疾风暴雨中迅速地酝酿着，像农民春播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马文瑞决定，抓住时机，尽快成立东地区和县乡革命委员会。这在老百姓眼里，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反动势力也红了眼，反扑很厉害。一些土豪劣绅抱成团，躲进土寨子里负隅顽抗，县城里的白军也时常伙同反动民团出来偷袭工作队和革命群众，斗争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而激烈。在此期间，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在保安、安定、清涧一带连连打击敌人，对东地区的开辟工作是一种有力支援。杨森率领红26军骑兵团积极配合，不时出击周围几个县镇，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但这些都只是外部的因素。“必须武装夺取政权!”马文瑞时常这样强调。 随着斗争的深入，当各乡开始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时，马文瑞感到，仅仅依靠各种农民武装和警卫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斗争需要，便着手将在红枪会基础上组织的义勇军，扩编为工农革命游击队，任命宜川的老共产党员黑志德担任总指挥，赵子明任政治委员。之后又改编为独立营，有三百多人枪，成为当地一支强有力的武装。 同时，工作队分为工作小组下到各村与当地积极分子配合工作。甘泉、宜川两县农村各乡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民主选举革命委员会主席。许多过去的农会主席，在斗争中显示了能力和才干，被群众选为乡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即又相继成立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在县革委会成立时县名定不下来，马文瑞说:“红色政权的县名，不要照搬旧县名了，为了使新开辟的苏区区别于原先的游击区，突出红色政权，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吧，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吧。红色赤色，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扩大苏区上。在宜川与洛川之间，可以再搞一个县，宜川南塬靠韩城一带再搞一个县。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辟一片有数十万人口的新区，然后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听了马文瑞的话，那个农民朋友刘大才带头鼓起掌来，群众的斗志空前高涨。于是成立了红泉、赤川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刘大才当选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当选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觉得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开辟新区工作的局面已经打开，下一步应当着手成立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参加完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后，马文瑞很高兴。当天晚上，当他坐在刘大才家炕上面对着新当选的老百姓自己的“县官”，会场上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全县各区乡和一些村子都派代表参加，县革委会所在的金盆湾周围各村的农民也都闻讯赶来开会。刘大才亲自带人在村外一座土台上搭起棚子，像农村有钱人家过大事一样隆重。各区乡来的游击小组和赤卫军，都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耀眼的红穗穗在太阳光下像一团团燃烧着的火。即将开会时，马文瑞坐在台上，激动地望着那热烈地涌动着的人群。他还从未见过那被苦光景折磨了一辈又一辈、永远凝结着愁苦的庄稼人的脸，会像眼下这样，如山野里怒放的桃杏花似的兴高采烈，如蓝天里高飞着的木鸽子一般扬眉吐气。唯有翻身解放才能创造如此惊人的奇迹!连七八十岁老汉、老婆婆的皱纹密布的脸，也都笑得像四月里的梨花一样舒展。当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宣布请中共陕甘边特委代表讲话时，马文瑞兴奋地站起来，就听台下响起了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声音，使他想起了那年冒着雷雨立在大理河边看山洪暴发，想起了那回在黄河畔上观潮，只是这阵势、这力量，比那大自然的伟力更加激动人心。他看到许多人脸上挂着眼泪，实在叫人说不清究竟这眼泪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 眼下，两个朋友——马文瑞和刘大才，又像以往那样，盘腿坐在那张白木炕桌旁边。一盏昏黄的油灯，把温暖柔和的光晕一圈圈地扩散开来，直到两个人亲热地拉着话的身影都被清晰地映照到黄褐色的窑墙上。窑外的世界是静谧而安宁的。远处河沟里的流水淙淙有声，伴随着山风隐约送来的阵阵林涛，更使梢区农村的夏夜显得清爽宜人。大约后半夜了吧，院子里的牛羊牲畜已经听不到反刍嚼料的声音。两个朋友仍然很亲热地拉着话，由窑窗外面看得清楚，那一杆小烟袋锅不时地在油灯上点着了由这边递到那边，又由那边递到这边。这烟袋锅也就像农家土织布机上的梭子，带着一根感情的线穿梭往来，在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织着一张密不可破的网。“大才，从今往后，红泉县这几万老百姓，靠你带头了。” “嗯，自从你那天提出要我当县主席，我就觉得担子不轻。黑夜躺在炕上，心里盘算过来盘算过去睡不着。咱刘家人老几辈子除了种地戳牛屁股，没出过识文断字的，更没当‘官’理事的。你说要我预备当县主席，咱心里不安稳。这‘主席’就是从前的‘县长’嘛，老百姓的父母官呀，可不是闹着耍笑儿的。弄得不好，丢共产党的脸面不算，叫刮民党笑话那可不得了。再说……咱如今还不在党……老马兄弟……” “老刘，我说过，老百姓举手选你，你就当，放心大胆地当。你精明能干，又有群众拥护，党随时都会给你撑腰。” “老马同志，你说，我……我刘大才咋还不在党呢?” 马文瑞笑着说:“按党章规定，你申请，等条件成熟，组织批准后，就是共产党员了。” 刘大才听了，显得既羞怯又有些焦急，想说什么，口张了几张，又用烟锅嘴子把话堵了回去，低下头，瞅着微微跳动着的灯焰，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吸烟。马文瑞看得出，这个精明强干的农民兄弟，这个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又给自己确定着更高的革命目标。这个在共产党的感召鼓动下，带领团结在他周围的贫苦农民兄弟不顾一切地造旧制度反的农民，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在党代表马文瑞及其他工作队员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和英明，进而意识到了闹革命不加入共产党不行。这使得马文瑞心中欣慰，也更加看重这个直爽而淳朴的刘大才，心中叮嘱自己，要尽快培养刘大才入党，把开辟新区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再次告诫自己，咱这可不同于李自成、张献忠带领农民造反，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咱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政权，而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像刘大才这样的新政权领导人，包括那些区、乡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必须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必须尽快培养他们成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就这样，面对一个极为庄严的问题，两个朋友同时陷入了沉思。他们在沉思中迎来了村子里第一声鸡叫，迎来了东方的曙色。 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东地区的红色政权已经公开宣告诞生，标志着广大的农村已经由白变红。共产党领导农民挥舞刀枪在乡村“造反”，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但反动本性又决定着他们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扑也是愈演愈烈。地主乡绅们在革命的浪潮中无法度日，大些的带着金银细软，连夜逃到延安或甘泉、宜川县城里躲起来；中等的便秘密串联结伙，带着武装民团溜上就近的土寨子负隅顽抗；唯有小地主乡绅在村里磕头作揖向革命群众祷告求饶。他们从此账也不敢再放，地租也不敢再收，整天提心吊胆，瞅着贫雇农的脸色过日子。村乡革命委员会掌握一切大权，处理一切事务。马文瑞带人在两县各村巡视工作，看到这种状况，心中很受鼓舞。 这天，他带着警卫队来到赤川县北池子村开展工作。这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正在汇报情况，突然村子四周传来一阵枪声。哨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有一户地主，父子俩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是敌人安插在村里的暗探，你们一来，他们立即给敌人报了信。”当下，宜川城里的白军和反动民团一齐出动包围了村子。当时枪声大作，情况十分紧张。平素沉稳文静的马文瑞突然变成一个果敢的军人。他伸手由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警卫队集中力量迎击敌人，乘敌人立脚不稳，情况不明，打他个措手不及，朝北冲开一条血路。恰好迎头遭遇的敌人是一支民团，毫无战斗力，经警卫队猛烈一冲，顿时溃不成军。马文瑞他们乘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又掉转枪口，同由东边进入村子的白军一个排接火，经过激战，敌人丢下十几具尸首，狼狈退回宜川城去了。赶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后，马文瑞亲自带着警卫队直奔那户地主家里找那父子二人算账。出来开门的是地主的老婆，一个穿着绸袄绸裤、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 “人呢?”黑志德走上前厉声喝问。这个很能带兵打仗的汉子显然已经怒不可遏。他觉得这狗地主父子简直是在上级面前给自己脸上抹黑，丢的是赤川县红色政权的脸! 那妖女人原本打算把“农会”的人应付走，不料一开门却见领头闹红的老马和黑志德带领一群端枪的红军怒气冲冲堵在套门口，早吓得浑身抖糠一样站立不稳，又见县主席的黑脸上双眉如剑、目如铜铃，哪里还敢撒谎，忙说:“他……他父子，在……在……后院里。” “走，带路寻人!”警卫队长拖着那女人的胳膊便往后院走。众人随之穿过一道腰门，蜂拥而入。到了后院，地主的老婆抬手颤抖着往柴火房里一指，几个警卫战士立即端枪冲了进去，但搜遍了角角落落也不见个人影儿。黑志德目光在院子里一扫便用下颌朝红薯窖一努，几个战士立即掀起窖口盖着的石板，朝着黑咕隆咚的窖下面喊道:“出来!不然老子就甩手榴弹!”里面到底没有回音。两个战士便提了手枪飞快地踩着窖壁上的脚窝下到窖底，搜查的结果，竟然没人!“嘿，日怪，这瓮里还把鳖走了?”警卫队长搔着头皮，直瞅党代表。马文瑞自踏进地主家的院子，紧绷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却异常机警地在四处搜索。地主父子的罪恶勾当，使警卫队牺牲了两名战士。这使马文瑞大为恼火。“这些反动分子，不杀不足以震慑敌人，平息民愤!”当他带着警卫队往地主家里走来时，一路上头脑中反复出现着这个念头。说实话，他是历来主张做反动派内部的瓦解、教育和争取工作的。他经常对同志们讲，不到非杀不可的地步，最好不要杀人，不要把能教育争取的人赶到绝路上，逼到敌人那边去。可这一回，看来是非动刀不行了。最近，宜川城里的白军和躲进土寨子里的土豪劣绅经常出来捣乱骚扰。看来，今天要再不动手，不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就是软弱，敌人必定会得寸进尺。另外听说宜川南塬有个土寨子，上面住了许多土豪劣绅，有民团把守着，经常出来祸害老百姓。周围的老百姓都希望除掉它……再说警卫队在地主家的后院里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地主父子的影子。无奈，只得审问地主的老婆。那女人一见红军和赤卫军的大刀和枪口，明晃晃黑糊糊冲着自己的脑门子，早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就尿了一裤裆，嘴里连连说:“不知道，真……真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马文瑞见状，上前制止说:“不要逼问了，她很可能不知道。人是长腿的，可能我们进门时溜到什么地方了。”嘴里这么讲，心里却想，后背墙和两邻家都安排有人，能溜到哪里?他仔细地把后院瞅了一遍，只见猪圈那边，老母猪刚下了一窝猪娃，不停传来小猪惊恐的叫声。他手按着腰间的手枪，慢慢走过去，发现母猪头对着猪窝口子，惊恐地直哼哼，便小声问黑志德：“猪窝里查看了没?”“查过了，再说那么小，也藏不下两个人。”马文瑞围着猪圈走了一圈，又发现圈里的猪窝，有一半伸到圈墙外面，因上面垛着柴草，看不清晰。马文瑞派两个战士下到猪圈里用柴棍朝窝口里一捅，便听里面“哎哟!”一声呻吟。“出来！不出来放火烧!”“别，别烧，别烧!”地主父子连声求饶，顶着满头柴草狼狈不堪地由臭气熏天的猪窝里爬出来，立即被五花大绑着带到村中广场早已布置好的公审会场上。面对黑压压的愤怒的人群，黑志德主持大会，马文瑞亲自宣判。没用一时三刻，就把那给敌人当暗探的地主父子拉到村外处决了。消息传到各村，那些留在村里却贼心不死的小地主，再也不敢给白军和反动民团通风报信了。杀了北池子的地主父子，马文瑞立即召集南塬、北塬各乡革委会和赤卫队负责人，谋划攻打寨子。马文瑞说:“反动派这东西最是欺软怕硬，我们不能老等着敌人出来骚扰捣乱时才动手。往后咱们要带领民众，主动出击，把敌人在各区乡把守的反动‘土围子’统统给他敲掉，把县城孤立起来，把敌人困死在城圈圈里面。”第二天夜里，乘着天黑，马文瑞亲自率领赤卫队和附近各村农民群众两千多人，去打南塬土寨子。他事先要大家每人准备两件东西:一件是武器，再一件是柠条火把。那一夜天阴着，塬上风很大，露水也重。五黄六月天，人穿着单衣还有些冷，但人们的心是热火的。马文瑞、黑志德和警卫队的战士们走在前面，赤卫队紧随其后。许多农民和赤卫队员没有枪，就扛着大刀、红缨枪，更多的人扛着老镢、锄头。人们乘着天黑，悄悄摸到寨墙四周，埋伏下来。这时已近拂晓，天空的乌云被风吹开一条缝儿，露出几颗星星，像有几只眼睛在窥视人间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透过微弱的星光，人们隐约看见寨墙上有背枪的团丁瑟缩着身子抱着手臂走来走去。有两个团丁走到一起，便停下来，点一锅旱烟，嘴里骂骂咧咧着又连连打着呵欠，无精打采地躲进碉楼里去了。马文瑞看看天色，觉得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各段点燃火把。暗夜里，几千支火把突然燃烧起来，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转眼之间，仿佛一条火龙，从天而降，把个土寨子团团围住。火光里，千百个愤怒的声音一齐大喊:“寨子里的人，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一时间真正是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两个站岗的团丁钻出碉楼一看，慌忙胡乱放了几枪。早被警卫队的神枪手两枪结果了性命。此时，天已微亮。寨子里的民团闻声，慌慌张张提枪登上寨墙，一看黑压压来了那么多“队伍”，吓得抱头鼠窜。马文瑞高喊一声:“刨寨墙!”带农具的农民便一拥而上，冲到寨墙根，挥舞镢头、锄头刨了起来。土豪劣绅从梦中惊醒，有的提着裤子、光着身子在寨院里乱叫。攻寨的队伍刨开寨墙，冲进去，民团团丁们早丢了武器从一条地下通道逃之夭夭。土豪劣绅只好跪在地上向“红军老爷”求饶。攻下了土寨子，人们的热情依然很高涨，马文瑞当即带领大家用老镢头把土寨子刨平，把寨土推到河沟里去，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了这个危害一方的反动“土围子”，解放了大片土地。经过苦斗，整个赤川县、红泉县除宜川、甘泉两座孤城外，大部分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天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义正如它的书名《群山》一样，山峦叠嶂，巍巍深远，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群山》从20年代马老14岁入团参加革命写起，一直写到40年代末全国解放为止。写了马老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岁月、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真实地、历史地、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自觉贡献和不朽功勋。 西北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了许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了许多扣人心弦、为世人永难忘怀的英雄人物。无论是这些英雄人物，还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都应该青史留名，光照后世。《群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个愿望，它通过马老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让我们真实而生动地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建立、发展、壮大、胜利的艰苦行程，生动感人地展示了刘志丹、谢子长和西北地区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的事迹和贡献，牺牲和奋斗，品质和作风，精神和风貌，及中国革命领导中心奠基陕北后，马老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董必武、贺龙、王震等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和亲身经历的一些感人的事迹。所有这些，从史料价值上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具有独特的角度，独有的内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所以我说，《群山》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马老的生活道路、革命经历、思想发展、个性特征、成就业绩，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个重要地区的革命的诞生、发展、壮大、胜利的历史进程，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读过《群山》，我感到在《群山》记述的众多人物之中，谢子长、刘志丹、任志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虽然都是从马老的角度展开，虽然写的都是一些片断，但却有许多写人叙事的情节段落，描绘得有声有色，颇为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陕北特委成立时，马文瑞第一次和谢子长见面，从此二人相识相交，亲如兄弟。作品里写谢子长要马文瑞帮忙写恋爱信，马不给写。谢子长伏在炕桌上专心致志地给史秀云写信的场面，是那么喜人有趣，那么轻松自然。当时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共匪头目”谢子长，可谢子长此刻却在这儿从容不迫地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巧妙的构思，一下子就把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谢子长的热爱生活、乐观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通地表现出来了。在作者的笔下，30岁的谢子长和20岁的马文瑞，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从事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一个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两个人是那么知心融洽、和谐一致。作品里有一个细节十分感人，谢子长与马文瑞分手时，依依不舍，谢子长把他自制的、心爱的、一直带在身上的椿木小烟锅送给马文瑞留念。那情那景太动人、太深刻了。这个小小细节一直埋伏到谢子长牺牲。马老每每看到小烟锅，就无比怀念亲密的战友和兄长谢子长。一个小小的细节，表现了一对知心的生死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感人的细节，把马老与谢子长之间的那种战友的亲情、深情、友情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还有刘志丹，在《群山》里也写得很出色。刘志丹待人和蔼、谦和、坦率、亲切，让人很难相信他是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是西北红军的统帅。慢慢地从作品中就感觉到，他不仅有军事指挥将领的胸怀和才智，而且有坚定的党性和极强的原则性。他的这些特征，他的气概、风范和形象，会让你猛然醒悟到，为什么贫苦的农民情愿拿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也要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原因和道理。刘志丹是在亲临战斗的第一线，观察敌人阵地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牺牲的。作品写马老怀着难忍的悲痛，在为刘志丹写简传时，从档案中发现对刘志丹的错误记载。这件事在马老的心中埋藏了几十年，让马老对刘志丹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境遇而不平，对这位对革命无比忠诚、对西北革命有重大贡献、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战友怀有强烈的思念之情。一直到1982年中央对刘志丹和西北革命历史问题终于作出了公正、正确的结论之后，马老心中的这块石头才放下。《群山》无比感人地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品格和革命风范。 在《群山》里，任志贞这个女红军形象，是写得最感人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女英雄。这个16岁的农村女子，活泼开朗，利索大方，追求革命，好学进取。她不像同龄女性，裹了一双小脚。她有一双大脚，有一股男子的英武壮美的气质。自从和年轻的区委书记马文瑞接触后，她暗暗地喜欢上了他。作品里有不少细致的描写，都非常生动。写马文瑞下地割谷子，任志贞在后边捆扎，两个人一边劳动，一边拉话，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有声有色，有趣有味；写组织上派任志贞去办冬学，去当教员，她一面兴奋不已，一面又产生远离马文瑞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这些展示得细致入微；写任志贞入党时的激动心情和感人场面；写任志贞终于向马文瑞表白了爱情，两个人书信不断，互相勉励鞭策……。什么叫崇高而朴素、坚贞而纯洁的爱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是西北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与男战士一道并肩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在敌人的铡刀下壮烈牺牲，年仅18岁。全国解放后，有人说:“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老纠正道:“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人物。”时间和岁月虽然过去了60年，但马老对任志贞一直怀念在心中。在《群山》里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革命故事。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二部分第46章：马文瑞看看刘志丹和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刘志丹说：“开辟新区” 春天悄然地降临南梁山区。1935年二三月间，旧历年过后，漫山遍野的冰雪无声地消融成千百条涓涓细流。豹子河的流水，开始漂泛着黑糊糊的柴草末子和淡黄色的旋浪，淹没了岸边的残冰。向阳的山坡上，隐约泛着草青，黑白两色的羊群像云朵一样飘游在其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遍野的白杨和黑桦枝梢上，凝结出暗褐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芽苞。小风轻扫山野，春潮悄然萌动。拦牛放羊的老汉和后生们，在暖堂堂的阳光下，敞开袄襟，吼喊着酸不溜溜的信天游。“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塄，二妹子虽好是人家人……”那撩人的歌声像在起伏延绵的林梢上打着“水漂”，惊飞起一群一群山鸡和木鸽，引逗皂鹰久久地在碧空里盘旋。 然而这一切春天的信息，并没有引起军政干校师生们的注意。操练、听课、讨论、吃饭、睡觉，他们的生活依旧按照同一个节奏紧张地进行着。总不断地有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革命道理吸引着他们，总不断地有学习中的“拦路虎”需要他们去努力克服。他们只觉得每天早上到河湾里去洗脸，水变得既冰又浑。他们只感到晌午坐在院子里听课，捂着老棉袄的脊背热得有些发痒。只是粗略望去，原野上并没有改变冬日的色调，也就没有人注意到春天来了。这天，马文瑞正上着课，见河川下的大路上过来几个骑马的人。走近了才看出是老刘带着几个红军战士。马队沿着斜坡，一直走到学员正在上课的院子里。志丹前两天刚走，该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马文瑞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们的到来，似乎与自己有关。 果然，刘志丹牵着马从坡里走上来了，同来的还有习仲勋。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第一句话就说:“老马，快下课了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 当下，马文瑞给学员们布置两道讨论题，便随刘志丹他们走进时常备课的那孔窑洞。一进门，刘志丹显得有些兴奋，开门见山说:“老马，这期学员眼看要毕业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想派你带人去做。” 马文瑞听了，看看刘志丹，又看看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刘志丹说:“开辟新区。”说着由桌前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马文瑞，掏出烟卷，点燃一支吸着，很快地在地上踱来踱去。马文瑞已经习惯了特委军委主席的这一举动，当他对一个重要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即将做出决断的那一刻，总是这样。马文瑞迅速展开信来读，原来是红42师师长杨森写给志丹和仲勋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团在甘泉、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临镇和宜川云岩、北池镇等地打土豪，给群众分物分粮，并打算在此休整半月。这回东进，我骑兵团连日奔袭沿途民团、保甲武装，使反动政权受到重挫，当地人民革命热情很高。请求特委、军委速派文武双全的得力干部来领导群众，建党建政，开辟新区……” 马文瑞看完信，刘志丹突然停下来，面对着马文瑞，十分慎重地说:“昨天夜里，我反复想过了，这个任务，只有老马你合适。”“开辟新区?”外表看着依然平静如故的马文瑞，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他很快便想到了东部的延安、甘泉、宜川一带。因为他知道，苏区眼下除了南梁（含东华池，合水山区、庆北、赤安一带）大本营外，在南地区一带（栒邑、淳化、宁县等山区）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担任主席。但实际情況是，北区（即南梁一带）山大林密，地处偏远，虽便于红军隐蔽，但人口稀少，物产欠丰，不利于筹集粮食，补充兵员，也不利于开展群众工作；南区又距西安和关中平原地区太近，虽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说到就到，拉锯作战，局面较难控制；而人口稠密、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尚未建立红色政权。他知道，在那一带开辟新区，就意味着在陕甘边与陕北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使之连接起来，便抬头瞪圆眼睛，等待刘志丹下达具体任务。习仲勋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的碗喝了一口水，以他特有的简洁、准确的语气介绍道:“从地理位置来看，甘泉、宜川、韩城是关中、陕北边境地带，地形较复杂，进可以出击延安、宜川、甘泉县城以及韩城等东府渭北诸县，退能够入南泥湾、金盆湾一带梢区。加之又有临镇、云岩、北池几个镇以及洛河川、阳湾川、麻洞川等几条大川，人口稠密，物产也较丰富，如果开辟出来，不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解决目前苏区经济困难都大有好处。特委决定派你以陕甘边特委党代表和东区工委书记的身分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开赴这一地区，杨森同志将率骑兵配合你们工作。” 马文瑞的脸上依然是那么平静。他望着窗外的远山沉吟了片刻，又扭头看了看刘志丹，异常果断地说:“好吧，什么时候出发?”刘志丹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不急，等队伍组织起来再说，你先提个设想。不过，这可是一次既重要又很艰巨的任务。那一带远离南梁，杨森率领的骑兵团也不过仅有百八十人马，而你们的周围，西南是甘泉、洛川守敌；东南是宜川、韩城守敌；西北又是延安守敌，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孤军活动。敌人随时都可能出动围剿，你们随时都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马文瑞说:“不怕，只要有老百姓的拥护，就什么也不怕。我们过去后可以深入发动群众，等到时机成熟，再建立红色政权。”刘志丹听得，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派马文瑞去开辟新区，是陕甘边特委研究决定的。刘志丹提议，这项工作事关重大，必须派最得力的人去。这个人既要政治上可靠，还要有做地方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既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又要善于集思广益、团结同志。他说这些条件，唯有马文瑞具备。 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三天之后，一身戎装、腰间挂着短枪、背着习仲勋送给他的皮公文包的马文瑞，带领胡自禄(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队长)、许克昌等，外加军政干校几名干部，并有三十多人的一支警卫队，按照陕甘边特委指示，赴南梁地区以东开辟新区。 一整天，他们都在荒无人烟的梢林地带翻山越岭。天拂晓时，他们来到延安城西南的三十里铺村。延安是敌人在陕北盘踞的一个重要城镇，仅次于榆林、绥德。高双成的师部驻在城内。各县城都派驻一个连的兵力，加之三十里铺又是西安至延安公路的咽喉，交通便利，敌人说到就到。马文瑞率队到达三十里铺，进入南面的仁台沟，再翻过一架山就进入南泥湾梢区了。就在他们越过三十里铺公路后，有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乞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尾随着他们。马文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人，便对张彦福说:“后面这个叫花子有点不对劲儿，他怎么老跟着我们?”张彦福立即派人把“叫花子”带了过来，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不说话，但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马文瑞亲自审问:“你家是哪里人?” “当……当地人。”那人指着不远处的三十里铺村说。 “胡说，当地人怎么说的外路话。” “说——不老实小心狗头!” 张彦福从背上“嗖”的一声拔出明晃晃的大刀，按在“叫花子”的后脖颈上。 马文瑞说:“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红军老爷，我……” “快说!” “唉呀，我……说，我是延安城里派出来的探子。” 那家伙说着，就要伸手去怀里掏枪，被两个战士把双手扭到了背上。张彦福上去缴了他的枪。 马文瑞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便下命令说:“杀!” 话音刚落，张彦福手起刀落，探子的脑袋早“嗵”的一声掉在地上。这是工作队进入东地区开辟工作的“第一刀”，也是马文瑞第一次下令杀人。自从那天接受了任务，他就明白，这次东进，不同于在陕北搞秘密工作，这是武装开辟新区，是要把政权从敌人手里强行夺过来。因此，既要深入发动群众，又要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群众能否真正发动起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能不能把敌人(包括当地各种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镇住。因此，他在三十里铺下令开的这第一刀，虽是无声无息，但是震动很大。身边的干部战士们发现，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党代表，倒是一位敢作敢为的痛快人! 杀了敌人的暗探，本来连续行军已经有些疲倦的工作队员们，士气顿然高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已经行进三十多里，来到山根下一个叫驴粪坡的小村庄。庄里只住七八户人，多数是由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下来倒山种地的饥民。他们早就听说刘志丹的队伍过来了，眼见一支红军队伍从天而降，真是又惊又喜。为首的这位慈眉善眼说话和气的老马，一拉话竟是上头老乡(延安一带俗称绥德米脂诸县人)，备感亲切。虽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仍然几家凑着给他们压着吃荞面饸饹。吃饭时，马文瑞坐在热炕上端起一老碗调了腌韭花、芝麻盐的香喷喷的饸饹，却感动得难以下咽。因为他留意到，老乡的几个嘴唇上拖着鼻涕的猴娃娃像一窝小燕子一样，挨着个儿站在炕棱下面，仰起头，张大口，巴望着他那一碗冒着香气儿的饸饹。他便用筷子敲着碗沿儿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给娃娃们拨些。”不料，做饭的大嫂一听急了，慌忙解下腰裙，像赶麻雀一样，把猴娃娃们赶到窑外面去了。马文瑞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挑在筷子上的长长的饸饹面，怎么也不忍心往嘴里送。房东老乡说:“快直劲吃，咱庄户人再没好的，荞面有哩。”他吃着饭，心里热乎乎的。多么好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多少欢迎你的言词，他们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意，是通过这一碗热饭食，送到你的心窝里去的。这样好的民众，只要组织起来，必然形成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都将溃退灭亡。马文瑞一边吃着饭，一边很动情地想，随即同地上站着的农民拉起话来:“老乡，家里几口人?”一个老汉说:“唉，七口人，只一个吃闲饭的，还没吃的。”“种多少亩地?”“种两架梁，四颗屹，一年有三季两头不见太阳，秋里打的粮食全让延安城的‘刮民党’搂走啦。”另一个接过说:“你们这一来，我们可盼到头来了。‘刮民党’半月二十天就要来掳一回粮草，保长、甲长像催命鬼，三天两头踢踏门槛。”“麻洞川那边情况怎样?”“唉，一个样!人家实行的是乡村保甲，像给咱老百姓脖颈上套了铁链子，远远近近，谁想逃也逃不脱。” 就这样，马文瑞他们进入东地区一路走，一路搞调查，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考虑着如何着手开辟工作。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中，他们就像一阵春风，悄无声息地刮到了陕甘边东部地区的梢林、原野和沟壑，呼唤着刮进一个个村庄、一孔孔窑洞，唤醒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长时期以来，传记文学作品，一直在我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是因为传记文学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精神和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广阔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感性的丰富的知识。同时，从作品中所记述的人物的身上，还能汲取到智慧、力量、经验，受到感染和启迪，给人有益的营养。 在今天，传记文学已成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导师和朋友。回想50年代初，当时中国传记文学为数甚少，而外国传记文学作品，在我国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传》《古丽雅的道路》《真正的人》等等。但不久就被中国青年英雄传记文学作品所代替，这就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丁佐君》《向秀丽》《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在烈火中永生》等等，以及60年代初出现的《雷锋》《焦裕禄》《欧阳海》《麦贤德》等。这些传记作品流传甚广，鼓舞了千千万万青少年，对塑造新一代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培育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领域一下子拓宽了。首先大量涌现出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传记，还有将帅和老同志的传记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岁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而且在帮助人们认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传记文学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有广大的社会影响；既有深刻的教育功能，又有特殊的文学地位。 现在传记文学作品，从革命领袖到老革命家，从革命英雄到革命烈士，从科学家到军事家，从理论家到外交家，从文艺家到教育家，从企业家到发明家，从民主人士到侨胞华人，方方面面不断扩大，过去从未触及到的人物，包括有争议的人物，而今也有人写了。过去“知名”人物不敢写，“无名”人物不想写的现象和顾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不仅有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大家，也写了一批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所以从我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党和军队的光荣战斗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事迹，而且还可以了解当今时代的有突出贡献和重大贡献的各行各界先进人物的事迹。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不少青少年读者就是在读了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品之后，从传主的思想情操、精神风貌、品质作风、光辉业绩、突出成就、重要贡献上受到感染、受到激励、受到熏陶、受到启示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生道路，软弱者变得坚强向上，悲观者变得乐观奋发，失足者、后进者变得自强自信。我觉得特别喜人的是，这些年来，在众多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批传记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是很不错的。这就是从过去以写事为主，转到了以写人为主，写人的性格、特征，突出传主的人物形象，大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至生活细节，都与对人物的描写刻画相结合，写得形象具体，写得生动准确，这样就使传主在作品中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就好读了。《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就是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把马老的风度与气质、品格与作风、举止与言谈、趣味与情操、严肃与灵活、多思与好学、坚韧与宽容，写得形象、写得逼真、写得生动、写得深刻，所以读起来就好读，就放不下。 传记文学作品重在写人，而且是运用文学手段描述传主的精神风貌、思想性格、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具有纪实性的特点，所反映的内容，既要生动准确，有史料价值，又要抓住主要情节和重要细节展开描写，把历史的真实性和描写的文学性和谐地融化在一起。所以高尔基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传记文学，那聪明的、善良的、强有力的人，那大写的人，比过去任何演义、传奇小说的主人翁要高得多、大得多。”这是对社会主义传记文学的价值、特点、意义，比较准确、比较全面的概括和评价。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一部分第45章：马文瑞和吴岱峰深受感动，刘志丹备课，为了弄清一个实战问题，竟下这么大的工夫 刘志丹也经常来豹子川给军政干校的学员们讲课。他一来，马文瑞他们的窑里就格外地热闹。这位年长马文瑞9岁的红军将领足智多谋，很有号召力，在红26军和南梁苏区威信很高。然而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本色。马文瑞感到，志丹和自己在一起时，总像是亲兄弟一样亲热。志丹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大，马文瑞很爱听他山南海北地拉谈。当他望着那鼻梁高高、目光聪慧明亮、仿佛永远都在和善地微笑着的脸，听刘志丹用地道的保安话讲述着什么时，很自然地就要把他同谢子长加以对比。这两位在西北红军中很有影响的同志，都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他所钦佩的。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谢子长比刘志丹年长几岁，外貌气质倒更像一个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和幽默性情的农民。他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完全同贫苦农民相交织着。因此，当他同农民群众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富有魅力。在任家砭时，马文瑞亲眼看到：那个身材瘦削、背还略微显驼、说话好掂本腔、留着长头发的老谢，当他盘着腿往农民的土窑热炕上一坐，就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挽着羊肚子手巾的、剃着光头的穷苦农民。只要老谢在，那孔原本很普通的土窑，就变得异常温暖甚至有些神圣起来。“老谢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开。远远近近的农民，奔走相告，像赶集上会一样，从四乡八村聚来，探望他们的老谢。炕上坐满了，地上站满了，连窑洞外面也聚集着许多人。“唉呀，老谢，你可回来了!”许多人拉着老谢的手，满脸的笑纹里溢着泪水。老谢见了人们，也是亲热得不得了。他不停地伸手在衣兜里抓几颗炒豆豆，像抓着什么宝贝一样，放到那一只只布满硬茧的颤抖的手中，农民们欣喜地嚼着老谢招待他们的炒豆豆，就像获得了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马文瑞感到奇怪的是，老谢衣兜里的炒豆豆，怎么总是掏不尽呢?“给，吃炒豆豆!”总见他笑嘻嘻地从衣兜里抓出一把，又抓出一把，递给这个，又递给那个。于是在充满旱烟气和汗腥味儿的热烈而亲切的氛围中，人们嘴里嚼着炒豆豆，几十双热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朝思暮想的老谢。 这时候的老谢，手里端着身边一位衣衫破烂的老汉递给他的旱烟锅。大家用农民的语言亲切地拉家常。然而就在这拉家常的过程中，老谢机智而巧妙地把人们的思想从狭窄的“沟底”里引到了豁亮的“山峁”上，使大家看到了许多先前看不到的地方，明白了许多从前不大明白的道理。也不知从哪一刻开始，苦难的农民兄弟反叛旧世界的热情被他鼓动起来了，终于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每一张黑黄的脸，都开始泛着红光，像一块块被点燃的煤炭，仿佛只要再吹一口气儿，火焰就要燃成燎原之势。马文瑞亲眼见得，随着拉话的深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开始跳动着愤怒的火苗。这种情形，使马文瑞深受鼓舞。他从农民的情绪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魅力。老谢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使他赞叹不已。他知道，老谢神奇的号召力，来自他对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切了解和对他们困苦境况的深切同情。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只有把自己的意志融入人民大众的灵魂之中的人，才会在人民心目中如此神圣。有一次，也是在任家砭的时候，农民们听着老谢的话，都兴奋地说：“老谢这次回来，咱陕北革命大有指望啦!”这句话，他永远记在心头。他明白这是人民的期望和嘱托。也看得出，身材并不高大的老谢，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在贫苦农民心中威武不屈地耸立着。眼下，当他有机会同刘志丹一道工作时，他隐约地感到，又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耸立在自己面前。而这种感觉，又不使你产生丝毫的压抑，只是感到亲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动着自己的思想在升华。也许这种感觉早在1929年米脂城郊那次令人难忘的漫步交谈时，他就朦胧地意识到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眼下这么明显，这么强烈。于是他像第一次见面一样，仔细打量这个面目清秀、鼻梁挺直、棱角分明的嘴上总是挂着诚恳的微笑的瘦高个子，觉得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干革命，心中很坦然。“老马”，除了给别人介绍时偶尔也称“马文瑞同志”外，多数情况下，刘志丹总这么亲切地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马文瑞。正像周围的人们都称他“老刘”一样，“老某某”在南梁是一种战友之间亲切的称呼。马文瑞很快便习惯用这个称呼来同刘志丹拉话。 “老马，你们能在庆阳城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出一排人，十多枝好枪，可不简单。” 马文瑞说：“老刘你不要夸，这是敌人逼出来的，没办法的办法嘛。” 刘志丹说：“当然，如果采取公开起义的方式打出红旗，宣布起义，拉出的人枪会更多，震动会更大，可情况不允许呀。” 马文瑞说：“在三边时，我们原本打算工作成熟了就公开起义，不料敌人突然要把队伍调往西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半路上才决定秘密起义。” 老刘很认真地听马文瑞谈着当时的情况，最后恳切地点了点头。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多数情况下，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那些日子里，他们只要有机会在一起，总觉有拉不完的话。谈话中马文瑞感到志丹很虚心，联想到他的足智多谋，其实也正是善于集思广益的结果。 老刘每次来给学员上军事课，并不是上去便讲，也要认真备课。这就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时间同刘志丹在一起。有时一整天，他俩都在那孔小土窑里研究探讨问题。说来也怪，有时候，内行提出的问题，倒被外行讲清了。他们一文一武，在那小土窑里“坐而论道”，都感到自得其乐、获益匪浅。有时候谈着话，他们便有意无意地走出窑洞，到豹子河畔散步。那往往是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需要换一种环境。他们都相互感觉到了，对方虽然穿着朴素，甚至是破烂土气，又处在偏远闭塞的小梢沟里，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富有。因为他们都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又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考验。交谈中，马文瑞进一步认识到，刘志丹不光懂得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也高，称得上是西北地区党内、军内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如果说，他对老谢的感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深深的信任和爱戴，那么，他对老刘，也是心悦诚服地敬佩。 有时，小窑里也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两人面对面在两张并起来的白木书桌上埋头备课。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个性也体现得十分鲜明。有一次，吴岱峰收操回来，见窑院里静悄悄的，以为老刘和文瑞又到河湾里散步去了。他走到拐窑门前，见门开着，两人都在，却不说话。文瑞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右手握笔，左手抬起来摸着脑门。志丹则嘴里噙着纸烟，背抄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吴岱峰怕打断他俩的思路，刚打算走开，不料刘志丹一抬头，看见了他，便走出窑门小声问：“老吴，你知道我们兵工厂自己造的子弹，能连续发射多少发不锈膛?”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把老吴问住了。他挠挠头皮，没有把握地说：“大概能打六七颗吧。”刘志丹说：“‘大概’可不行。这个问题很当紧，不给军事干部们讲清，打起仗战士就要吃亏。” 他俩正说着，马文瑞从窑里出来了。政治教官显然也对他们讨论的军事问题很感兴趣。 刘志丹说：“咱干脆找兵工厂的工人们拉一拉，把这个问题彻底调查清楚。”那时，红军的子弹很缺，原先主要依靠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刘志丹主张苏区的兵工厂自己造子弹。三个人来到兵工厂。保安支队的王四海和刘宝珠带着一批旧枪来修，修好了正要试枪。刘志丹问修枪的工人，工人说：“我看打三五发就擦膛，没问题。”刘志丹说：“你说了不算，打一打再看。”说着拿起一枝德式七九套枪，很麻利地把一夹土造子弹压入弹槽，又拉着枪栓一颗一颗退出来，这才重新压进去，对保安支队的两个战士说：“你们每人打十发。”并指定刘宝珠在二百米处打，王四海在一百五十米处打。十发子弹打完后，刘志丹亲自去看弹着点，回来说：“我们的战士不简单，用土造子弹打得这么好，说明我们的子弹也过了关。”随即接过枪看看枪膛，说：“打了十发，膛才有些发暗。那么，打四五发，当然没有一点问题。” 这一切，使马文瑞和吴岱峰深受感动。志丹备课，为了弄清一个实战问题，竟下这么大的工夫。马文瑞暗下决心，自己备课，也要进一步将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同每个学员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回到学校吃饭时，马文瑞心里还很不平静，觉得志丹许多地方值得自己学习。饭菜照例是黄米干饭、清水煮野芹菜。他们和学员们一样，每人到灶房窑打一碗，下面是饭，上面是菜，蹲在窑脚地上吃。快吃完饭的时候，炊事员端来一大碗山木耳烩蘑菇汤，刘志丹忙说：“这种东西我吃够了，老马你多喝一点，看你最近熬得瘦多了。”三人你推我让了好一阵儿，还是没人喝那碗炊事员特殊照顾他们的“山珍”汤。结果由吴岱峰代表他们三人把汤热了，送给一个生病的学员。 接连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使马文瑞生了眼疾，双眼红肿。他开始对此并没重视，夜间还是坚持熬夜备课。学校没有脸盆，几个人才能均到一条洗脸毛巾。早晚到河边去洗脸，他和吴岱峰伙用一条毛巾，不幸把眼疾传染给了老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肿起来，互相一看，都苦笑着直摇头。吴岱峰打趣地说：“这回咱们可真正成‘红军’了。”马文瑞被逗得嘿嘿直笑，也打趣说：“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红军是‘青面獠牙，红眼睛’，看来也还不完全是造谣。”吴岱峰听得从不逗趣儿的马文瑞的这句笑话，直把眼泪笑得流出来。 眼睛生了病，没有眼药治疗，只得咬牙硬扛。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白天眼睛疼得睁不开，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白天忍受着病痛忙完工作，夜里睡不着觉，就躺在草铺上唱歌。吴岱峰的肚子里，好像装着唱不完的歌谣。这个忠诚坚定的红军指挥员，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甚至略微嘶哑，但他唱起歌来，却格外高亢动人，婉转而富有感情，又充满了陕北农民式的哀婉幽默，使人百听不厌。“再给咱唱一段，老吴!”马文瑞总是这么鼓励他。老吴像许多学员一样，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年轻但又沉稳老练的“老革命”。有时候文瑞在他眼里像知书达礼的先生，有时候又像兄弟一样和蔼可亲。因此，文瑞迟早一说唱，老吴总是二话不说，清一清嗓子就轻声唱起来。这一回，他唱的是一首淳朴欢快的革命民歌： 1932年， 红军起首蟠克塬。 谢浩如，刘志丹， 领导人民把身翻。 打开仓，把粮放，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常宣传， 打碎旧天换新天。 唱到兴奋时，原先躺在草铺上的吴岱峰坐起来，怀里紧紧抱着枪，黑瘦的脸膛被木炭火盆映照得发红。马文瑞显然被战友的歌声感动着，也坐起来，轻声跟着老吴唱。就这样，忘记了冬夜的严寒，忘记了眼疾的疼痛。两人的心，正如那炽热的盆火一样燃烧着，眼前的世界，也就成了一片火红，火红一片。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马莹伯（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群山》除了着重记述马文瑞同志的革命生涯外，还刻画了许多西北老同志和革命英烈的崇高形象。白乐亭、崔文运、任志贞等烈士的英勇牺牲，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谢子长的形象。这些西北同志和革命英烈，他们和马文瑞同志一样，都具有上述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视这笔财富，在新时期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人热衷于鄙薄革命传统。例如，自称“中国文艺界的一位重要作家”就说什么:“江山依旧，风物长新，人生苦短，管他中国人外国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他赞赏的只是香港电视一两分钟节目中出现的一条美丽围巾，他说，只有“以这围巾为代表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让我们相信这个不移，依恋这个不移吧。如果不相信，又能相信什么呢?”(《美丽围巾的启示》，《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好一个“都老了”，好一个“又能相信什么呢”，这充分说明了他对革命传统、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持的是什么态度!这里，我想特别指出，马文瑞同志在密切关心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同时，对文艺界的状况一直十分关注。在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而批评文章在报刊上几乎绝迹之时，他于1993年4月14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尖锐指出:“有这样一些文艺家，由于放松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自身的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追求所谓‘个性解放’和‘人性复活’，不负责任地编造了一些思想格调不高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它们也反映生活，但反映的不是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往往是某些个人小圈子里的遗闻轶事；它们也抒发感情，但抒发的不是工人、农民、战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劳动创造、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而往往是某些有闲者或小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情小调；它们也刻画心理、塑造典型，但总是喜好刻画、塑造一些利己主义者、财迷、色情女性、堕落者，且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往往又态度暧昧，甚至还暗示着某种同情。更为严重的是，创作这一类‘远离政治’、‘力求写真’的灰色作品，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成为某些人衡量一个文艺家是否跳出‘清规戒律’的标尺，这样的创作风气，其危害万万不可轻视。”“我们还有一些文艺家，他们没有能够经受住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考验，在金钱及财物的诱惑下，乱了方寸，结果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坑。他们写书、拍电影、拍电视，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也愿意干。不该写的他写，不该拍的他拍，不该歌颂的他歌颂，不该暴露的他歪曲事实也要去暴露。一句话，只要有钱，不惜降低品格、出卖灵魂。于是鱼目混珠，泥沙泛起，污七八糟的所谓文艺作品充斥文化市场，粗俗之作、趣味低下之作随处可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还有这样一些文艺家，他们也想为人民服务，也情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他们又整天把自己关在大都市的单元楼里，冬天围着暖气，夏天开着冷气，搜肠刮肚，闭门造车。由于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中断了创作的源泉。既不熟悉工农，也不了解战士，偏又要去写他们，结果只能是画虎不似反成犬。”针对这种情况，马文瑞同志大声疾呼:要“使我们新时期文艺的主旋律回归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正确方向上来”。这些话今天读来是多么亲切啊!马文瑞同志指出的这三种现象，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文艺界要反对的三种错误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现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又大大超过了1993年。由此可见马文瑞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敢于直言。他老当益壮，年届耄耋，那颗心仍然像参加革命时那么年轻。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贡献他的极为宝贵的智慧和力量。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革命传统的颂歌》之第二部分第44章：刘志丹只要往战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个人的心 新创办的中国西北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设在离南梁寨子湾二十多里路的豹子川。校舍是向阳的山湾里一排土窑洞。漫山遍野的梢林中，有弯弯曲曲的小河，静静悄悄地由林壑中流淌出来。东西两条小河交汇处有一大片山洪淤积起来的滩地，如今就成了军政干校的操场。太阳刚刚由前川的山峁背后伸出半个头，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山林河流和河湾操场上操练的红军干部们。乳白色的晨雾沿着河川升腾起来，为湿漉漉的林莽披上一层朦胧的轻纱，使深秋的山野更加显得景色迷人。 这时候，有几个人由窑院走下山坡，朝河湾的操场上走来，为首的是军政干校校长刘志丹。他一边走，一边给身边的马文瑞介绍着这所学校的情况。这是近代西北革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学校。马文瑞穿着一套草木灰染的浅灰色红军军服，虽然肩头和膝盖上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红色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还是他第一次穿红军制服。戴上八角帽扎起腰带打上裹腿，年轻的马文瑞显得格外英武。 吴岱峰正在带队操练。一百八十多名精神抖擞的学员，穿着各色衣服，但头上统一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下身打着一色的绑腿，加上整齐的步伐，队伍显得格外整齐有力。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操练的口号声，震撼着山岳林壑，豪迈地显示出红军的威武雄壮的战斗力和团结一致的决心。多少年了，多少人艰苦努力、流血牺牲，为的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面对操练的队伍，心中兴奋不已的马文瑞暗暗对自己说：“这些可是红军中的精英呀!”他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杨佰伦、康天民、贺北平也精神昂奋地走在队列中，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恰在这时，学员们唱起歌来： 黄河两岸， 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枪， 驰骋疆场， 快! 内惩国贼， 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歌声鼓舞着士气，也感动了所有的人。 马文瑞感叹道：“这支歌真有力量。” 习仲勋介绍说：“这是《爱国歌》，红军战士们最爱唱。歌词是志丹亲自编的。” 马文瑞扭回头，见刘志丹也被战士们的歌声感动着，心想志丹可真是个能文能武的红军首领，今后能同他一道工作，正好向他学习。这么想着，却听刘志丹问：“文瑞同志，你看咱们的学员怎么样?” “不错，很不错!凭这精神面貌，一定能学习好，将来也能把兵带好。” 刘志丹点点头，随即又说：“这些学员，多数是红26军的连排长，还有地方赤卫队队长，基本全是共产党员，经过培训个个都能成为呱呱叫的军事指挥员。” 此刻，吴岱峰把队伍集合起来。四路横队，面对着刘志丹、习仲勋和马文瑞这边。“报告!中国西北工农红军南梁军政干校第二期全体学员集合完毕，请校长讲话。”刘志丹举手还礼后，严肃地扫视了前排每一个学员，声音洪亮地喊道：“同志们！”“刷！”队伍回之以立正。学员们见到刘志丹，个个抬头挺胸，显得格外精神。“稍息——”刘志丹亲切地说。大家又齐刷刷地把左脚侧前伸出半步。仅仅这两下，就使人感到，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不光是带兵有方，而且是人心所向的红军的灵魂。看得出，他只要往战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个人的心。这种难以言状的魅力，使马文瑞对刘志丹更加钦佩。不料刘志丹一开口，就手指着马文瑞对学员们介绍道：“这位是新到任的政治教员马文瑞同志。你们别看老马年轻，他可是个老革命。来南梁之前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政治理论水平高，也搞过兵运工作，师发直那个排，就是在他领导下秘密起义过来的。文瑞同志教政治课，大家欢迎不欢迎？”“欢迎！”队列响起一片掌声。马文瑞脸呼地一下红了。吴岱峰突然宣布：“请政治教员马文瑞讲话。”队列中再次响起了掌声。马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刘志丹，发现志丹正微笑着同大家一齐鼓掌，望着自己的目光和蔼地透着期望和鼓励。马文瑞朝前迈出一步，讲道：“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刚到南梁，没有多少话说，只讲一点感受，也就是刚才看大家操练想到的。多少年了，为建立一支红军武装，我们许多同志艰苦奋斗，还有许多人流血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绝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自己的军政干校里深造提高，机会来之不易。我为自己能在这里工作而自豪。希望同志们支持配合我完成教学任务。”马文瑞刚一讲完，刘志丹带头鼓起掌来。就在这一刻，马文瑞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斗争生活开始了，有许多艰苦的工作等待自己去做，更有许多困难要努力克服。 处在革命时期的南梁西北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工作和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除了住人的窑洞外，没有专门的教室，多数情况下学员们都是在院子里露天上课。没有桌凳，学员们就盘腿坐在地上，把本子衬在膝盖上做笔记，多数情况下是把院子扫净，用柴棍在地上写字。学校的设施虽然如此简陋，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却很正规。每天食宿操练上课，完全按照军事化要求。刘志丹平时住在二十里路外的寨子湾，主持陕甘边特委军委工作。学校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文瑞，吴岱峰负责。军委参谋长吴岱峰，每天都亲自带队出操。每天清晨，操练的队伍步伐整齐，口号山响，威震豹子川。马文瑞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籍，开始他只能凭记忆的知识备课。他同吴岱峰住在一孔窑洞里，没有炕，也没有床，他们打着草铺睡在地上。那是一种梢山里随处可见的白草，打回来晾干，人睡在上面倒也还暖和。没有被子盖，马文瑞夜里就裹着自己带来的一件长袍子睡。梢区早晚温差大，深秋的夜晚，阴湿的冷风在山野里肆虐，窑里就冷得躺不住，得生起木炭火盆。每天晚上，他俩忙完了工作，就围着火盆拉话、唱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土窑中，炭火旁，一曲悲壮的《国际歌》常常使他们热血沸腾，激奋不已。马文瑞感到，这首歌实在太好了，真正唱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一唱起这首歌，周身就充满斗争的勇气和战胜任何敌人的力量。吴岱峰说：“这首歌，最早是从南方红军传到晋西游击队，又由山西带到陕北。这首歌实在太好了!我们那时候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只要歌声不断，咱们的队伍就不会垮!” 第二天，马文瑞把《国际歌》教给军政干校的学员们唱。这是他给大家上的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多么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当他把歌词写到小黑板上，又联系大伙苦难的身世，逐字逐句讲解给大家，每个人都被那歌词感动了，都觉得那是自己早就想唱又唱不出来的歌子，是自己早就想吼又不曾吼出的声音。从此《国际歌》歌声在豹子川里回荡着。马文瑞渴望着学员们把这无产阶级战斗的号角传遍苏区，传遍西北大地，召唤起更多的“奴隶”，砸烂旧世界。 政治课教学起初是很困难的。他记得上第一堂课那天，窑院里黑压压坐满了人。人们聚精会神地瞅着政治教员在黑板上写字，小黑板挂在当院那棵老槐树上。马文瑞工工整整写道：“中国工农红军”。他写好了，回过头来，见每个学员都瞪圆眼睛看，便就近叫起一位，请他念一遍。那位同志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憋了老半天，也没念出来，只好摇头说：“解不开。”他又一连叫起几位，都说“解不开”。他问大伙：“哪位会念?”没有人应声。问了好几遍，才有人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总算是发现有识字的人了。他明白了，这个军政干校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工农分子。他们没文化，这给他的政治课带来了很大困难。他意识到，政治课必须同扫盲识字课结合起来。 “中国工农红军”。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这些标语口号式的最基本的政治常识，经他反复领念，又像讲故事一样地加以解释，如卤水点豆腐，渐渐把学员们的政治觉悟提高着。“……井冈山根据地有个哨口叫‘黄洋界’，是进入井冈山的要道口，地势十分险要。1928年8月30日，比咱们今天还要早上两个月，国民党湘军吴尚和赣军王均的队伍，共四个团，乘红军大部分往湘南未归之际，会合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结果，他们在赤卫队和广大老百姓的支援下，凭借黄洋界天险顽强抗击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敌人伤亡很大，丢下一大片尸体，连夜夹着尾巴偷跑了……” 马文瑞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许多中央红军的情况、全国各个苏区的情况和革命道理讲述给大家听，既新鲜又生动。开始大家觉得深奥难懂的政治课，很快成了一门很受大家欢迎的课程。 当时，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时常分别在南梁地区周围的陇东、陕北三边和关中一带活动。红军打了胜仗，就把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带回苏区。马文瑞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国民党办的旧报纸。刘志丹听说后，就时常派人把报纸给马文瑞送来。他就根据那些报纸上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研究，把有用的东西去伪存真加上自己平时由书本和党内文件中所获得的理论和情况，编成系统的教材，讲给学员们听。马文瑞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思考问题，翻阅资料。他俩住的窑洞旁边，有一孔小拐窑，夜里怕影响岱峰休息，马文瑞就点着小油灯在拐窑里备课。夜深了，窗外冷风飕飕，寒气逼人。小窑里没有生火，寒风不断由门缝钻进来，马文瑞披着一件夹袍子的身体因受寒而不住地颤抖。他拼命咬着牙关，不叫牙齿打出声响来。他伏在那张白木桌上写呀写呀。写上一阵儿，便停一下，翻上一阵报纸，又在地上踱着脚步思考一阵儿。豹子川的夜，静极了。西北风在山野中肆虐，饿狼在梢林中哀嚎，豹子河湍急的流水声越发显得急切。然而这窑洞外面的一切，他仿佛根本听不见。 1994年冬季，年已九旬的吴岱峰将军回忆说：“马文瑞备课，那可叫认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静以后。有一回大约到了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一看拐窑里的灯还亮着，心想他一定冻坏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给他端过去。走到窗前，从门缝里瞅见他正用毛笔在土造的马蔺纸上写，写上几行，就停下来，皱着眉头，用左手摸着脑门儿想。我很感动，心想他真是闹革命顶真的人，志丹把他留下来，可是留对了。”老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沉吟片刻后说：“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记性。许多中央文件上的话，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写出来。许多情况，如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川陕苏区和各路红军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我时常说，‘文瑞呀，你可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只是嘿嘿一笑。” 入冬以后，大雪封山了。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马文瑞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地热情地工作着。他似乎不知疲倦，好像总有一种兴奋的烈焰在胸中燃烧腾跃，有一种崇高而强烈的愿望催促着他忘我奋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为发展中的西北苏区和红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锻造栋梁。他常常想：军政干校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一块尚有杂质且缺韧性的生铁投进来，经过加温供氧，才能锻炼成刚强铁汉。他深知，一个革命战士，假若没有清醒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没有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就很难坚强不屈，很难肩负起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重任。于是，他从扫盲识字和最简明的革命口号讲起，继而从阶级、阶级压迫和剥削，讲到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从无产阶级、共产党，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清涧起义、渭华暴动，讲到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的斗争……总之，他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传授给年轻的红军干部们。 一天清晨，当吴岱峰照例早早起来准备集合队伍时，却发现身边的草铺空着。他感到奇怪，难道马文瑞已经起床了吗?他记得昨夜自己躺下时，他还在小窑里备课哩。吴岱峰一边穿起衣服，一边走出门，却见小窑窗上的灯光还亮着。推门一看，马文瑞伏在桌上睡着了，半个脸压在墨盒上。他心里一阵感动，才意识到马文瑞熬了一夜。他正寻思着，马文瑞醒来了，一扬头，半个脸全被墨汁染黑了。那样子一下把吴岱峰逗乐了，他指着马文瑞，哈哈大笑，说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包公”。马文瑞起初莫名其妙，等到瞅见面前的墨盒，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禁不住笑着，忙用一只手捂着脸，朝时常洗脸的河湾里跑去，老远远还听见吴岱峰在笑。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马莹伯（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以细腻、生动的描绘，富于诗意的笔调，流畅优美的文字，通过对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革命生涯的记述，谱写了一曲响遏行云的革命传统的颂歌。 这种革命传统表现在: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方向、奋斗目标，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着重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马文瑞同志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起，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不仅表现在革命高潮时，尤其表现在革命低潮时。有一段时间，陕北地下工作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掩护工作的公开身份，甚至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他始终奋斗不懈。在陕北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处境极其危险，但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在西北地区错误肃反中，他和西北一批党的负责人被逮捕，险些被活埋。那时他想的不是自己，想的是: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趁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调头反回，或沦为土匪?他考虑着把仅剩的一块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后来，到达陕北的党中央解救了他们。周恩来同志找他谈话，他不诉冤情，只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这真是:危难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 大无畏的革命气魄。马文瑞同志在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曾在白色恐怖下进米脂城取出陕北特委的重要文件，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蝇。他曾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探望战友。为了搞兵运，他曾徒步从三边走到庆阳。为了做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他曾亲自带着人，顶着烈日，冒着危险，在红白边境地带一座山头、一个哨所地走访东北军的士兵，还曾闯进延长，教训西北军的一个连长……这充分表现了他无私无畏的勇气和胆略。 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在革命生涯中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疾苦。正是来自人民的热量和营养，支持着他永不疲惫地奔走在革命征途上。在1942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表彰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他题写了“密切联系群众”6个大字，以资奖励，他是当之无愧的。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违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做法和主张。有一段时间，在搞过了土改的老区又重新搞土改，把新富裕的农民评为富农，把被没收土地而劳动多年的地主富农又定为地富再去斗争。在土改中，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这种“左”倾错误，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和习仲勋同志的一番谈话是十分感人的。后来，毛泽东同志采纳了习仲勋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正确建议，使错误得到了纠正。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刻苦精神。传记文学记述了马文瑞同志无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工作任务多么繁重，都坚持不懈地读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除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2本干部必读书外，他还把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直带在身边反复阅读。从根本上说，他的理想信念和其他思想素质都来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掌握。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革命传统的颂歌》之第一部分第43章：王世泰派人把马文瑞送到梨园堡，见到了习仲勋。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样亲近南梁山区，在西北革命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像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一样，这片地处乔山山脉西段的偏远梢山地带，横跨陕、甘、宁三省边境，也较接近内蒙古，实为西北红军一个理想的活动区域。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长期率领红军队伍转战于这一带山区，逐渐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苏区刚刚创建，马文瑞来到南梁山区。当时正值林木葱茏的深秋季节。他由宁县出发，带路的是回家探亲的红军战士常冠英。在进入苏区之前，敌人封锁很严，大路口上都设有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为了安全，他们避开大路，一直在草莽密林中的羊肠小道上穿行。晌午，行走在遮天蔽日的丛林中，觉得很闷热。清早穿在身上还有些凉意的夹衣，也穿不住，只得脱了提在手里，穿一件汗褂子走路。马文瑞还是头一次走进这样大、这样茂密的梢林，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心想红军躲进这梢林里，好像鱼归大海，敌人来犯，那简直是大海捞针，一点办法也没有，而躲在暗处的红军，倒可以收拾敌人。刘志丹他们瞅下的这块地方真不错。常冠英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一路上只顾领路，也不说话，偶尔回过头对马文瑞圪眯一笑，就算是打了一声招呼。年轻的红军战士显然已经习惯了在梢林里长途跋涉。他左手伸出一根棍子探路，右手不停地拨开横在路上的荆条藤蔓。马文瑞便学着他的样子紧随后面。正午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宁静。各种虫子和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鸣叫着。头顶的树杈上或脚边草丛中，不时会猛地蹿出一只松鼠或野兔。羽毛鲜艳的锦鸡，也会在距人很近的地方，突然咯咯叫着惊飞起来，吓人一跳。随后，一切又恢复如旧。熟透的杜梨，因无人采摘而黄澄澄落了一地。一路上没有水喝，常冠英不时地由路边摘一串红得可爱的蛇麦或黑亮圆润的野葡萄放进嘴里嚼。马文瑞便学着他也摘着吃，顿时感到清凉甘甜，十分解渴。过去长年累月在陕北光秃秃的梁峁上奔波，特别在三边一带及黄河畔，有时走一天也见不上一户人家，更找不到一口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也只能干瞅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长城和黄河，咽一口苦涩的唾沫。相比之下，这梢林倒显得格外丰饶富有。小路跃上一座山梁，面前出现一片林中空地，遍地盛开着金黄淡紫的野菊花。有凉爽的清风由山后的陡坡吹上来，飘散着花香的空气变得湿润新鲜了许多。常冠英又一次扭回头，圪眯一笑说：“咱们在这搭歇阵儿吧?”马文瑞说：“好吧。”随即坐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林莽问道：“离南梁堡还远吗?”“远哩，下了这道梁，翻过前面那架屹，才是东华池，南梁堡离东华池还有几十里路。”马文瑞用手里的夹衣擦擦脸上的汗，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已经在梢林中钻了整整两天，夜晚在山窑子里过夜。带的干粮已经不多了。也就是说，还得坚持一天，才可以到达南梁堡——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和陕甘边军委所在地。想到明天晚上就要与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见面，马文瑞心中感到一阵激动，感到刚才还疲乏不堪的双腿有了力气。他有些兴奋地走到山畔上，透过山杨树的枝梢，回望走过来的地方，见那里只是一片茫茫林海，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就是从那林海中钻过来的。他转回头，眺望前去的方向，眼前依然是无尽的梢林，山峦，在阳光下展现出一片苍茫。他想到，革命前进的道路正如这林海中的跋涉，完全是在没有路径的地方摸索前行。几十年后，当他面对北戴河涨潮的大海，总要想起南梁山的茫茫林海来。那奇伟的景象，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每每回忆起来，就有一种激情涌起在心头。黄昏时分，当最后一抹晚霞把林梢染成一片金红时，马文瑞终于看到前面山坡下有红旗、窑洞和晃动的人影。常冠英扭回头，圪眯一笑说：“东华池快到了，王世泰团长带着红三团驻守这一带。”马文瑞一听，自然很高兴。过去没同王世泰见过面，但常听红26军回到陕北的同志提起他。天擦黑时，他们到了红三团团部。王世泰听说陕北特委的马文瑞来了，别提有多高兴。这位揽工汉出身的红军将领，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一见马文瑞，便上前亲热地握着手说：“文瑞同志，路上辛苦。感谢陕北特委这些年对咱军队的支持，常听陕北来的战士谈起你哩。”说着便叫人给他们打水洗脸，搞饭。吃饭中间，王世泰说：“往前去，快到梨园堡了。刚刚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在那里。”马文瑞问：“苏维埃主席是谁?”王世泰说：“主席是习仲勋。”“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原先听到过这个名字，那还是在绥德工作时听李树春讲的。李树春在大革命失败后，曾同习仲勋一起在西安坐过牢。“志丹和军委驻在南梁堡的寨子湾，离梨园堡还有几十里路。”热心的王世泰不停地介绍着苏区的情况。第二天一早，王世泰派人把马文瑞送到梨园堡，见到了习仲勋。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样感到亲近。仲勋和文瑞年龄相仿，文化相当，又都是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的。当两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紧紧握手问好的一瞬间，他们彼此也许都意识到了“同志”这个词的深刻的含义。他们过去是素不相识的，今后却要成为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同志和战友。习仲勋的关中口音和马文瑞的陕北方言听起来差异很大，慷慨激昂与沉稳持重的性情也似乎很不相同，但在一面火红的党旗下，在一曲雄壮有力的国际歌的旋律中，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用真诚热烈的目光，传递着战友情谊。年仅22岁的习仲勋个子较高，目光炯炯，时常憨厚地笑着，显得很活跃、很有朝气，处处展示着革命年代里有为青年的热情和青春活力。相比之下，年岁仅大他三四个月的马文瑞显得性格内向、稳练沉着。见面之后，大家坐下来拉话，习仲勋接过一个小同志送来的茶杯给马文瑞递到手里，亲热地说：“早就听志丹谈起你，说你十六七岁就发起领导过绥德饥民斗争。你前些日子写信给志丹的事，我也知道……”年轻的苏维埃主席提起刘志丹时，语气中明显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敬重，这使马文瑞感觉到了他的坦诚。当时见面谈过的许多话都记不清了，唯有那诚挚的热情还记得真切。习仲勋以当时所能办到的最隆重的方式，欢迎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文瑞的到来。这种欢迎，在随后于南梁堡寨子湾见到刘志丹时，达到了高潮。“欢迎，欢迎!”刘志丹一见马文瑞，喜出望外地一下由炕上跳下来，两人紧紧地拥抱着，那种亲热的举止，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同志。唯有志丹心里深知，陕北特委与红26军其实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他深知，当初这支红军创立的时候，陕北特委是给予过巨大支持的，而这种支持，又是由文瑞来具体实施的。当初晋西游击队撤过黄河到达陕北，处境困难，是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酷的情况下，支持游击队站稳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这支实力较强的红军游击队，不久之后与自己领导的武装会合，形成了红26军的基础力量。刘志丹自从1929年认识马文瑞，就很喜欢这个坚定且有较高觉悟的同志，觉得他很可靠，党分配什么任务，都会千方百计去完成。革命事业，特别是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太需要这样的同志了。加之前不久，他又九死一生地为陕北红军拉过来一个排的兵力。因此，他一见到马文瑞，心中便闪出一个念头：“这回说什么，也得把文瑞留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南梁苏区很需要他。”在寨子湾马文瑞见到刘志丹时，吴岱峰也在场。意外地见马文瑞出现在南梁堡，岱峰心中的高兴简直没法说。他见志丹同文瑞亲热地拉着话，便出门找来管理伙食的同志，安排给文瑞做饭。窑里拉话的志丹听见忙说：“不要做了，一会儿叫贞娃妈给咱剁荞面。”走了大半天路，文瑞肚子早饿了，听说有剁荞面吃，便说：“那好，我还没见过贞娃和她妈，她们母女可好?”刘志丹说：“唉，前不久敌人抄了我的家，连祖坟也挖了。我的老父亲和妻儿被赶到山里藏身。仲勋刚刚派人把她们接到南梁。”马文瑞说：“接来好，不然无家可归，叫她们怎么生活呢?”“接来好是好，可红军中今后这种情况还会有，如果都把家属接到苏区，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正说着，习仲勋从门里进来了，他显然听见了刘志丹的话，说：“这件事，老刘你放心，红军中只有一个刘志丹，敌人抄家也是有重点的嘛。”大家都笑了。刘志丹也无可奈何地笑着摇头说：“眼下也只好如此。没事干，我让桂荣给战士们做鞋袜、补衣服、洗衣服。文瑞，你这身衣服也该换洗了，等会儿，让你嫂子给你找一套干净军衣，把这身便服换下来洗洗。”马文瑞忙摆手说：“不用换，我来看看你们，过两天就要回陕北去，洗了也没用，穿脏点路上好走。”刘志丹和习仲勋一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显然他们已经都有了把文瑞留下来工作的意思。刘志丹说：“文瑞同志，这次来就不要走了，这里很需要你。”马文瑞忙说：“我还得很快回陕北去，特委派我到三边搞兵运，工作还没交代。”习仲勋说：“马文瑞同志，你就留下来吧，我们一起干。”马文瑞看出两位是真心动员自己留下来，只是觉得没通过陕北特委不大合适。他正犹豫着，刘志丹又说：“红26军要重整旗鼓，营、连、排指挥人员很缺，许多同志军事上还多少懂一点，但没有文化，政治理论就更谈不上，咱们刚刚办起一所军政干校，没有政治教官，你留下来教政治课吧。这所学校，主要培养军事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咱们的苏区要巩固发展，地方干部的素质也得加紧提高呀。”马文瑞听得动了心，又见刘志丹、习仲勋如此热情挽留，便说：“那好，我留下。只是得给陕北特委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习仲勋忙说：“那好，高岗被撤了职，正好要回陕北去，信就叫他捎去吧。”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此刻，天色已晚，刘志丹说：“走，到我窑里吃饭去。”说着便领文瑞几个出门朝山沟对面坡上的小窑洞走去。刚上畔，就听窑里有小娃娃哭。刘志丹很动情地说：“你们听，我那个娇女子又哭了。”果然大家一进门，就见穿着一身改小了的红军军服、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刘力贞站着哭哩。“死猫子，谁叫你抓我贞娃!”刘嫂子正训斥一只花猫哄贞娃不哭，一时竟没看见志丹他们回来。贞娃眼尖，见爸爸领着几位叔叔进来，便住了哭，指着地上的猫子说：“爸爸，猫子抓我手来。”刘志丹一下被逗乐了，跺脚笑着说：“是吗?唉呀，都流红血了。小红军要坚强，是你先捉它来?”“这就对了，你捉人家，它捉你，还哭什么?”小贞娃被问得无话可说，嘿嘿一笑，抖掉了脸上挂着的泪珠。刘志丹疼爱地蹲下身子，用那双握惯了枪柄的大手给贞娃擦了擦眼泪说：“贞娃，你再也不要抱猫子了，它喜好自由，你抓它，人家就不高兴。”“嗯。”小红军点头答应着，显出很懂事的样子。父女俩沉浸在幸福中。那情形，使马文瑞很感动。他想象不来，整天握枪打仗的刘志丹，眼下竟是这样一个儿女情长的和蔼的好父亲。刘嫂子站在一旁看着，显然也很感动。在这个不识字的淳朴的农村妇女看来，“老红军”对“小红军”的亲情，也就是对自己的爱情，心中这些天来聚积下的委屈，早化作几滴泪水，夺眶而出。说真的，这些日子刘志丹实在是太忙了。自从她们母女来到南梁堡，他还一直没时间同她娘俩好好拉过话哩。刘志丹抱起贞娃，才发现马文瑞、习仲勋还立在地上，忙对同桂荣说：“贞娃妈，你怎搞的，来了客人也不让上炕，也不倒茶做饭。”“唉呀，真个，你看我!赶紧上炕歇着，‘老红军’批评得对。”刘嫂子风趣地说着，忙把客人让上炕，很麻利地倒了茶水。这茶水其实是山里挖的甘草根泡的水，甜丝丝的，很解渴。她还端上一老碗杏干让客人吃，嘴里一个劲儿道歉说：“你看我，光顾了哄贞娃，把上门客都冷落了。你们先拉话，喝茶吃杏干，叫我给咱剁荞面。”马文瑞这才注意起热情好客的刘嫂子来。她梳着陕北年轻媳妇一样的纂儿头，脑后的发髻上别着一根银钗，右耳侧垂下一缕长发，穿着新婚时的红袄绿裤，弯腰和面时，身子有节奏地闪动着，显得又精干又麻利。这使他记起了自己的大嫂，心想，刘志丹同志的妻子，像千千万万个陕北农村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听说她对志丹闹革命很支持，马文瑞心中便对刘嫂子多了几分敬意。他由刘志丹怀里接过贞娃说：“来，叫叔叔抱。”贞娃睁大一双既像她妈又像“老红军”的眼睛，望着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叔叔，好奇地问：“叔叔，你怎么不当红军?”“贞娃，不敢胡说!”刘嫂子忙说。“我这回就是来当红军的。”“那，那你为啥不穿红军衣服?”刘志丹说：“叔叔一会儿就要换衣服，他是爸爸请来的先生，给红军叔叔们上课哩。”贞娃听了爸爸的话，目光变得很惊奇，显然开始敬佩起这位不穿红军衣裳倒能给红军叔叔们上课的“先生”来。在小孩子的心目中，能给红军叔叔当先生的人，一定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啦。炕上的人闲谈着，地上的刘嫂子和好一块荞面，就开始搂柴烧火。灶口红艳艳的火舌卷出来，映照得窑里通明。贞娃从叔叔怀里挣脱，自告奋勇要帮妈妈烧火。刘嫂子调好汤，开始剁面。咚咚咚咚，极有节奏的剁面声就像陕北正月闹秧歌的锣鼓声。马文瑞情不自禁地说：“刘嫂子，早就听说你们保安婆姨荞面剁得好，果然名不虚传呀。”刘嫂子说：“唉，这刀案都不行，要在我们卢子沟家里，那才叫你见世面。”说着咚、咚、咚、咚剁得更带劲儿了。刘志丹笑着说：“人家夸你，也不谦虚，二百五劲儿倒上来了。”大家正说着话，门开了，人没进来，倒见一只手提了只新打的野兔伸进来。随后才看清进来的人是吴岱峰。一进门他就说：“马文瑞，看来你是个有福的，这一阵儿梢大兔子最难打，我一进沟，倒碰上一只。”说着便从腰里拔下刺刀，蹲在地上剥皮开膛。刘志丹见状，自然很高兴，说：“加上岱峰的兔肉臊子，咱这顿饭可就吃美咧。”吴岱峰把兔肉洗净下了锅，便上炕亲近地坐在马文瑞身边吸旱烟。刘嫂子故意说：“老吴，兔肉下锅，没你的事了，还坐着等啥?”吴岱峰说：“等着吃你的剁荞面嘛——咋，不欢迎?”同桂荣说：“欢迎是欢迎，你得给咱唱一段红军调儿。”吴岱峰说：“那好办，就怕‘老红军’不爱听。”同桂荣说：“快唱，快唱。他不爱听，我爱听。”于是吴岱峰压低嗓门唱道： 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哪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喜欢吃荞面，赶快压饸饹…… 歌声还没落地，习仲勋和马文瑞就鼓起掌来。刘嫂子高兴得红了脸，嘴也抿不严。刘志丹只是微笑着不说话。等到歌声停了，瞪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听出了神的小贞娃才闹着说：“叔叔再唱!叔叔再唱!”小小窑洞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和欢乐的笑声。这一顿香喷喷的野兔肉臊子剁荞面，马文瑞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真切。1993年初夏，他应邀回陕北参加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年已90多岁的同桂荣老人相逢，两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许多细节都还记得。马文瑞说：“刘嫂子，你那天做的剁荞面真香，至今记起还想吃哩。”刘嫂子说：“就那——‘老红军’还批评我没把客人待好。”马文瑞说：“你几时再给咱剁一回荞面呀?”“唉，剁荞面硬，怕吃了你胃受不了。”两个老人都笑了，一边站着的年已60多岁的刘力贞也笑了。随后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在沉默的气氛中，人们怀念着已牺牲半个多世纪的“老红军”——刘志丹。回想起来，那同志、亲人团聚的日子，该是多么宝贵而又令人难忘!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白羽（中国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我因病住院，不能参加会议，首先向马文瑞马老表示衷心的祝贺。看到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了，非常高兴。这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恰恰又是在贯彻“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出版，是一件喜人的事，必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我还要向作者、出版者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这一卓越贡献。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第42章：马文瑞同师发直带着准备投奔红军的二十多人，背着十多枝好枪，避开敌人岗哨偷偷摸上城墙 谷连舫骑兵旅在庆阳短期整训，马文瑞认为时机不可错过。为了借机行事，他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化装打入敌军，住进薛毓瑞连。他情知此处南距西安只有四五百里，北距红26军所在的南梁地区仅有二三百里，如果队伍再一开拔，整个努力就前功尽弃。但眼下公开起义，条件并不成熟，弄得不好，会全体暴露。能不能采取“偷兵”的办法，把工作已经成熟的部队秘密拉出，送往南梁?马文瑞找来师发直，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师发直一听，完全赞同。两人随即商定，打算先拉出一个排。情况紧急，事不宜迟，各种准备工作立即动手紧张地进行。 如何拉出去呢?这是一个难题。庆阳是座古城。城池筑在三面环水的一座小山包上。谷连舫旅驻扎在城里。一到晚上，四门紧闭，且有重兵把守，插翅难飞。大家商量结果，认为城门出不去，就设法从警戒相对松懈的城墙上过。当下，马文瑞带领师发直、王治岐、薛毓瑞以散步为名，登上城墙，观察地形，选择东门附近作为行动位置，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并暗中预备几条粗绳。 这天夜里，四周一片漆黑。时刻一到，马文瑞亲自同师发直带着准备投奔红军的二十多人，背着十多枝好枪，避开敌人岗哨，偷偷摸上城墙。借着星空的微光，看得见敌人的哨兵在不远处的岗楼周围抱着枪转游，连咳嗽吐痰声都听得清晰。哨兵的警惕性并不高，不停地就有人缩着脖子点火抽烟，烟火一闪一闪，像天边的一颗颗贼星。起义的战士们挨个儿伏在城墙垛口后边。茫茫四野，一片寂静。马文瑞透过垛口，望着西北的方向。那里黑糊糊一片是连绵的山岭。他知道刘志丹、吴岱峰等人在那里，红26军的主力在那里，红军武装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在那里。他也深知，南下失败后，正在恢复元气亟待发展的红军，多么需要补充兵员和枪支呀。这二十多个精壮小伙子和十多枝好枪到了南梁，志丹他们一定很高兴。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士兵全部集结完毕，马文瑞便命令师发直按计划开始行动。于是二十多名战士，被挨个从几丈高的城墙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预备的几条粗绳放了下去。战士们到了城外，就近隐蔽在城墙根的蒿草丛中。城墙上只剩下马文瑞、薛毓瑞和师发直三人。脚下这道在黑暗中越发显得古老神秘的高高的城墙，就像是天地混沌时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离开这座城，便意味着投奔光明，留下来的人就得在黑暗中继续同魔鬼搏斗。此刻，平时性情刚强的师发直，突然握住马文瑞的手，很动情地说：“老马同志，我看咱们还是一齐走吧。你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弄不好，敌人会捉住你。” 薛毓瑞也说：“对，你们还是一齐走吧。尔格这种情况下，能拉出一个排，也就很不容易。剩下的事情，由我伺机处理吧。” “不，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师发直同志。”马文瑞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你先走。一定要把队伍拉上南梁，亲自交给刘志丹同志，代我问他好。” 师发直见马文瑞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头同意。临分手，三人都有些生死别离的感觉。师发直最后一个握着绳子滑下城墙，耳边还响着文瑞最后的叮咛：“路上操心，不能停，要日夜兼程赶到南梁。”三天以后，这一排战士在师发直带领下，成功到达南梁根据地，见到了刘志丹，随即编为合水游击队。从此，这支起义的队伍同主力红军一道，英勇战斗在陕甘边地区。师发直后来调任安塞游击队队长。他勇猛善战，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再说师发直带着队伍走后，马文瑞考虑是否把薛毓瑞这个连二十来个人也拉出去，便同薛毓瑞商讨此事。而正在这时，敌营长突然派人来到薛毓瑞连，把薛毓瑞找去问：“听说你们连里最近住着个姓马的，他是个什么人?” 薛毓瑞说：“他是教书的，我的熟人，到西安去，想随队伍走。” 营长说：“你要注意此人，他是否要搞什么名堂？” 薛毓瑞急忙回来转告马文瑞，要他提高警惕，以防出事。 原来师发直所率的一排人兵变出走后，敌人注意到马文瑞了。薛毓瑞感到情况紧急，焦虑不安地对马文瑞说：“我看来者不善，这该怎么办呢?” 马文瑞想了想，用商量的口气问：“毓瑞同志，你考虑你连能否举事?” 薛毓瑞说：“本连只有二十来人，现在还没有什么枪支武器，拉出去也作用不大。加之敌人也许已有防备，弄得不好，很可能被包了饺子。” 马文瑞听了，觉得他讲的倒也是实情，便说：“那好吧，就暂且按兵不动。” 薛毓瑞一听，有些发急：“好老马，敌人注意你了，你得赶快离开，不然很危险。” 马文瑞想了想说：“也好，我先离开此地，到宁县隐蔽。那里有我两个熟人，咱们到西安再见。” 马文瑞当下做了一套新衣服，戴了个当地人惯戴的硬草帽，连夜化装离开庆阳到了宁县，住在熟人张逊谦、曹鸿宾处，每天都暗中打探庆阳谷连舫部的情况。 张逊谦和曹鸿宾原先都是共产党员，参加过晋西游击队，眼下在宁县县政府任职员。宁县的县长是米脂人贺连城。他俩当时虽已脱离党和红军，但仍然同情革命，在食宿上给马文瑞提供了方便。 几天后，谷连舫部开拔，沿泾川、长武、彬县、永寿、乾县，一路开往西安。因段佑庵带着他那个团从三边出动时即叛变出走，开拔的是张廷芝、张廷祥两个团和旅部。马文瑞闻知谷连舫部开拔，立即买了车票，乘汽车赶往西安，同行的张逊谦在宁县发了点财，手提个漂亮皮箱，里面装满了衣物和贵重东西。马文瑞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个人有些势利，对马文瑞甘愿清贫、坚持革命有些瞧不大起。虽是同车同路，并非志同道合。恰巧同车还有一位在西安上中学的富小姐，涂着口红，描着眉毛。张逊谦对她大献殷勤，一路上说着自己此次去西安闯世界的宏伟计划，不时地将目光在那个女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马文瑞并不留心他的高谈阔论，只是操心谷连舫部到了西安，那些党员同志的处境会十分困难，只考虑如何设法同西安地下党取得联系，把敌军中党员同志的活动安排好。张逊谦见他沉思不语，便说：“老弟，咱到了西安，就不要再回陕北了。凭你的国文程度，不怕找不到个好职业。咱在西安成个家，强比回咱那穷山沟里受洋罪。” 马文瑞有意无意地抬起眼皮瞅他一眼，没说什么。他明白，这小子的话，表面是给自己讲，实际上是给那个涂口红的女学生听的，便觉有些好笑。两人到了西安，一同住进榆林会馆。碰巧马云程、马建翎、朱侠夫、常应晨等也都住在那里。马云程当时有病，睡到半夜就喊革命口号，张逊谦对此很生气，说他“迟早要连累众人”。 马文瑞一到西安，立即同谷连舫部的党员取得联系，同志们也时常换上便衣到会馆里来找他。一天上午，张逊谦出去了，谷连舫部的王治岐来找马文瑞，一见面就小声说：“老马，军队里有位姓刘的同志，偷出来一枝手枪。”说着由怀里掏出一枝很漂亮的小手枪。 马文瑞接过枪看了看说：“这是一枝好枪，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王治岐说：“这枪就上交给组织吧。” 马文瑞听得既高兴，又很为难。枪该藏在哪里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张逊谦的皮箱，心想把枪暂时藏在这个皮箱里倒很安全。于是等王治岐一走，就打开皮箱，把枪藏了进去。 段佑庵团半路上跑了，杨虎城一气之下，将谷连舫部缩编成一个小团，把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出去了，情况变得很糟。马文瑞召集军中的党员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在西安城东门外的八仙庵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党员同志情绪不高，也都说不清下一步该怎么办。马文瑞看了看这些被编出的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便说：“眼下，咱陕北已建立了好几支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编出我们，咱就统统回陕北，参加自己的军队。” “这个主张好。” “对，咱就回陕北，参加咱的队伍。” 于是决定分批离开西安。 会后，马文瑞返回住地，快走到榆林会馆门口时，就见朱侠夫、常应晨急忙走过来小声对他说：“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埋伏下人等着抓你哩!” 马文瑞一听，知道坏了事。此刻，又见会馆照门老太太的儿媳玛瑙也站在门外直向他挥手，示意他快快离开。马文瑞意识到危险，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杜斌丞先生家里。杜斌丞是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杨虎城省政府参议。他的儿子杜鸿范是共产党员，同马文瑞很熟，便掩护他住了下来。躲了几天，才听说给他送枪的王治岐被捕。原来，偷枪的那个姓刘的被敌人抓了，他知道王治岐把枪交给了马文瑞，就供出了他。敌人带着王治岐到会馆把枪搜走了。埋伏下来的敌人没抓到马文瑞，就把张逊谦的皮箱扣了。张逊谦大为生气，后来一见马文瑞，就说“曹操倒霉遇蒋干!”他托人请上层人物呼延立人作保，把箱子要了回来。以后两人再没相见。显然，那个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当过红军游击队员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观，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等风头过去，马文瑞离开杜斌丞家。这时，谷连舫部的党员已统统回了陕北。为了安全，他也决定绕道长武、宁县返回陕北。到了宁县，他想上南梁看望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曹鸿宾就在当地找了个可靠的人给他带路，直奔南梁山区。从此，在陕甘边地区，马文瑞的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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