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精品

• 《 往 事 》

  翠柳别墅，晁深桐住宅。星期天上午，躺在席梦思床上的晁深桐还在睡觉，正在做梦。梦中，吊在崖壁上的晁深桐手抓悬崖畔上的一株灌木，望着下面万丈深渊，惊恐万状地呼叫：“快，快救我呀！”“干爹，别害怕！”郝美飞步跑来，伸手抓住晁深桐的臂腕，一个猛子，将他拽上崖畔。晁深桐喘着气，连连说道：“谢谢郝美，谢谢郝美！”旋即正要打量这郝美有多“好美”，突然，人不见了。晁深桐大叫“郝美别走，郝美别走！”却醒了过来。晁深桐揉揉眼睛，自言自语：“惠银子那个妖怪让我魂不守舍，心里空空落落，这郝美正好填补空虚，让我内心有个着落，怎么又不见了？难道天下的干爹和干女儿都这么难缠？”正唉叹间，床头柜上放的大哥大铃声响了。晁深桐伸手抓起大哥大：“噢，是您，老领导，我想好了，我跟您去见那位重要领导。”“学猫咪叫，学会了吧？”大哥大里男声问。“还用学吗？我叫几声，你听像不像？”晁深桐说罢，“喵，喵”地叫了起來。“声音不要太大，別像驴叫，那就煞了风景。”大哥大里男声说罢，又道，“你跟我去见那位重要领导时，学猫眯叫，首先要给领导的印象是温顺如猫。然后呢，对领导的其他爱好，应尽可能地满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老领导，你真是深桐的‘再生父母’，我真不知怎么报答您呢！”晁深桐稍顿，接着道，“我知道，老领导这些年来，一直关照我，我这次一定会珍惜难得的机会，不仅给那位重要领导准备了包括有金砖银砖的一份厚礼，同样也有您的一份。”“深桐，看來我没白培养你。”大哥大里男声笑了笑，接着道，“只是你好久都没这般大方了！”“给老领导的礼物，我不心疼”晁深桐叹口气，接着道，“只是那个重要领导靠谱吗？前一阵儿，北京来了一个高官的贴身保健医生，他承诺，他要让那高官给我运作，让我进京为官，由副厅级升为副部级，可是到现在毫无音讯。”“他拿了你多少钱？”大哥大里男声问。“五百万。”晁深桐说，“不过，我心里也没底呀，只不过是有个盼头。”“深桐呀，深桐，你叫我怎么说你呢！”大哥大里男声叫道，“亏你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这般幼稚呢！你一个副厅级花区区五百万，就想一下升到副部级？你再别上那个狗屁保健医生的当了！你想升迁，还是通过我，向那位重要领导靠拢。”“不知那位重要领导的胃口大不大，我能否靠得起？”晁深桐叫道。“据我所知，你这些年收藏的金砖银砖，美元港元等钱财不计其数，你可不能独吞呀！本来你可以用这些钱财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提钱（前）进步；可你却越来越一毛不拔，怎不叫提拔你的人心凉哟！你没听说，有些官员就靠提拔人致富呢，那些能被提拔的人都舍得出血哟！你若一直把铁公鸡当下去，你就原地踏步终老吧！”“唉，老领导呀，照你这么说来，官场上官员们提拔与被提拔者之间讨价还价，与那些地摊上卖菜的小贩们有啥区别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做生意。”大哥大里男声稍顿，接着道，“你随便在地摊上找两个小贩，让他们换上你我的衣裳，在不被风吹日晒的办公室坐几个月，他们都可以充当你我的角色。”“老领导说笑了，那些小贩大多没有文化，没有才华。”晁深桐稍顿，接着道，“再说，你已是省级领导，小商贩们怎么可以代替呐！”“除了那些真正为老百姓做官、报效国家的官员外，咱们这些一门心思为了做官而做官的这个级、那个级的官员，都是生意人，与小贩们没有区别。而且，不少小商贩们做生意还讲一定的道德和良心，我们这些人只讲生意，只讲利益。至于什么文化、才华，对我们来说，只不过多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如同我们在不少场合说不完的空话假话漂亮话一样，有什么稀奇？”大哥大里男声说罢，接着道，“你大方点，做好准备，下周一上午十点，我带你去见那位重要领导！”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1-09-29 02:29:01 作者:程占功

  • 0
  • 10007

• 《 往 事 》

  米兰儿跟燕花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燕老师让她坐在椅子上，旋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说：“先喝点水。”米兰儿说：“谢谢燕老师，我不渴。”“你为什么难过？”燕花望着米兰儿。“我，我……”米兰儿欲言又止。经燕花老师反复询问，米兰儿一边掉泪，一边讲了自己的遭遇。本书在前面章节里，介绍过米兰儿的身世，这里简要回顾。米兰儿的父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她母亲除了照顾她和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还要赡养年老体弱的公婆以及养父钟胜利。好在钟胜利被安置在石榴县敬老院，但上有两个老人，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仍很艰难。米兰儿本来不想上初中，想在家里做农活，照顾爷爷奶奶，替母亲分忧。但母亲用毛驴驮上粮食土豆，带着米兰儿步行三十多里地，执意把她送进马坡中学，让她上了初中。米兰儿上初中后，她住校食宿，与安金芽等五个女同学被分在一个宿舍。安金芽个高体壮，是当地一个商人的女儿，经济条件优越。安金芽出手大方，常买不少零食给室友吃。条件是，让室友都叫她“姐姐”。其他三个同学便如此叫她。米兰儿对安金芽说：“你出生的年月日，可以告诉我吗？”安金芽告诉了她。米兰儿算了算，虽然都是十四岁，但自己比安金芽还大三个月。她对安金芽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比你还大点，就不叫你姐姐了。”安金芽很生气，认为米兰儿跟她过不去，不光骂她，还踢了她一脚。并挑动另外三个女同学孤立米兰儿，强迫米兰儿给她们洗衣服，连内裤和袜子都逼迫她洗。安金芽等另外几个同室同学都警告她，不准把这些事情告诉老师，不然她们都要打她。米兰儿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但她埋头学习，发愤向上，不光数学课都能听懂弄通，其他课程亦是如此。燕花老师非常同情米兰儿，她对安金芽同学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恶劣的行径十分气愤，准备在班上公开批评，对安金芽予以警告。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米兰儿，问她的看法。米兰儿说：“安金芽同学的做法虽然不好，但恳请老师不要在班上公开批评，把她叫到老师办公室落实后，私下批评教育就可以了。”还说，都是女孩子，给她留点面子，也许效果会更好。燕花老师采纳了米兰儿的建议，把安金芽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此事一一问询，安金芽倒没抵赖，全都承认了。并说，她只不过是跟米兰儿开开玩笑。燕花老师生气地冲安金芽说：“那好，从今天开始，你把你们宿舍几个同学的内裤袜子都洗了，好不好？”安金芽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好，便对燕花老师低下头，说：“老师，我错了！”燕花老师对她说：“如果以后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在班上公开批评你！”经过与米兰儿数次沟通，燕花全面了解了米兰儿家庭的困难，她决定帮助米兰儿，帮助和她一样贫困的学生。她首先调整了米兰儿的住宿。学校学生食堂有一位做饭的梁阿姨五十多岁，自己住一间屋子。燕花去跟梁阿姨商量，可不可以让米兰儿跟她住一起，并说米兰儿很勤快，她有空还能帮梁阿姨做点活儿。梁阿姨说行，只是得给学校管后勤的领导请示一下。燕花跟有关领导请示，有关领导表示同意，燕花便帮助米兰儿搬到梁阿姨屋里，跟梁阿姨一起住了将近三年，感受到了不少温暖。燕花又拿出自己的存款（晁深桐给她的赔偿金中的一部分），以义父丁大滩捐助名义，给米兰儿和其他贫困家庭出身的同班十几名同学，每人发放足够初中三年生活费用的助学金，解决了他（她）们的实际困难。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1-09-29 02:29:01 作者:程占功

  • 0
  • 10007

• 《 往 事 》

  本书作者从小崇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无论在学校，还是走向社会，我都把屈原作为学习的榜样，人生的楷模。说来也巧，我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亦有两位姓屈的先生对我有过重大影响，这两位屈先生都对我有知遇之恩。一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屈维英，一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总站黄河水文专家屈开成。当时，屈维英在兰州新华社甘肃分社任记者。他去陇东采访时，当地文化部门一位领导郭凤奎老师向他推荐了我。屈维英便给我所在的水文站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县城招待所找他。我接到这个电话，心情激动又复杂，能够拜访新华社记者，机会难得。但是，当时正是汛期，水文站有规定，除了大龄未婚青年去相对象，其他事情不得请假。可是，身在荒山野外的我，哪里有心思找对象，况且，也很少有人给我介绍。我思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便对站长说，县城有个熟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明天去见见，站长便准了我的假。第二天，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去拜会了屈维英。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屈维英不仅成为我努力学习，勤奋创作的恩师，而且成为关心爱护我的兄长。在他的关心帮助下，我在文学创作的选材、构思、运笔等方面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我对他很敬重，很感激，不久就对他说，“屈老师，我想以后叫你屈哥，行吗？”“行啊，我也喜欢你这个勤奋向上的弟弟。”屈维英高兴地说。此后几十年，我与屈维英无论见面，还是通话、通信，以及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问候，我都叫他屈哥，他过去叫我占功弟，现在叫我占功老弟。我在野外时，屈哥积极向省城有关报社等单位推荐我，为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操着心。后来，我调到了地处中原的黄河报社，他还来报社看我。屈哥大我十几岁，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但仍然笔耕不辍，有时把他新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诗词歌赋发到我的手机上，我欣赏后，赞叹不已。屈开成先生是从人民解放军某部转业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的高级工程师。我所在的野外水文站的上级领导机关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兰州水文总站。有时候我去兰州总站，认识了屈开成先生，我们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兰州总站的上级领导机关——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局长董坚锋带着刘万民等有关负责同志，从郑州抵达兰州检查工作，屈开成先生向董局长和刘万民同志推荐了我。董坚锋局长得知我多年来在基层完成本职工作后，坚持创作，收获颇丰的情况后，决定调我到郑州工作。随即，屈开成给我打电话，要我尽快做好准备，一周内到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机关报到。一九八三年六月，我从西北荒山野外的水文站调到中原省城郑州，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先从事编志修史的有关工作，后编辑一份内部刊物。几年后，调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报黄河报社任编辑记者，直至退休。董坚锋局长是一位老黄河，他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领导干部，建国后黄河多次大洪水，他都参与了预报及其领导工作，大河上下，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为治理黄河的教育事业，亦做出了重要贡献。董坚锋平易近人，待人亲切宽厚，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 影视剧改编摄制，请与本文作者电子邮箱cjyyl@sina.com联系。本文作者程占功（笔名水之韵、火平利、程为公），多年任郑州黄河报社记者，黄河文化版责任编辑。

  2021-09-29 02:29:01 作者:程占功

  • 0
  • 10007

• 忽培元：《群山》第62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以马文瑞在西北的革命生涯为中心，还描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革命领袖，有基层的干部和战士，还有甚至记不得姓名的老百姓，虽然都着墨不多，但几笔勾勒，几笔点染，便栩栩如生。特别是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西北革命领袖的描写，是其他书籍少有写到的，具有相当珍贵的史料价值。就是那些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革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震等，由于是写马文瑞与他们的直接交往，写马文瑞对他们的观察、感受和印象，因而便具真实性和亲切感。作品对人民群众的描写，同样是亲切感人的。特别是姜家兄弟的母亲——那个掩护马文瑞等人脱离险境而自己被敌人拷打的刚强老人，还有那个在危难中让马文瑞上炕睡觉、给他煮南瓜吃、在雨中赶来送草帽的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有那些在敌人枪口下抢回革命烈士遗体的群众，还有那个怕“红军爷爷”受冻、跑着送来羊毛袜子的小女孩，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和那饱含深情的感慨——“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支持——一起，给我们的心灵以巨大的情感冲击，使我们领悟到远比时下的生命意识、性欲冲动深刻得无法比拟的人生哲理。《群山》曾这样描写西北的莽莽群山:四周是无穷无尽的山峦，那万千的沟壑与梁峁，仿佛从天而降的滔滔洪波，突然因某种神奇的力量作用，而凝固下来了。那是何等的宏伟壮观！……这是天底下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气质与风采的自然景观……每一道沟壑和溪流，每一座山梁和山峁，都象征着一个村庄或一座城镇；每一棵草，每一株树都象征着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看起来独立不群，其实又紧紧地凝聚在太阳照耀之下。整体来看又像一颗硕大无朋的沉思着的沟回曲折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闪烁智慧的光辉。凭着这种力量和智慧，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奏响了民族复兴辉煌的理想华章，我们的使命是要继续前进，使理想进一步向现实转化和飞跃。我想，这就是《群山》给我们最深刻有力的启示和激励吧。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三部分第62章：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是略知一二  宜川城里，驻守西北军一个营。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反动。两者无视“协议”狼狈为奸，逮捕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后，便下决心争取西北军那个营能够同情革命，然后再通过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县政府放人。 据了解，这个营的营长叫陈玉璧，是榆林县镇川堡人，黄埔第四期学生，同刘志丹是同学。马文瑞在米脂三民二中读书时，他曾担任过体育教师。俗话说：“亲不亲，乡党分。”马文瑞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派去的人回来说：“那家伙很反动，根本不认你这个共产党老乡，我说了老半天，他连个回信也不写。”马文瑞一听，不服气，决定自己亲自带人到宜川城里去做工作。就在这时候，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原来，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人马大增，供给有了问题，连吃饭穿衣都有困难。这时，敌人大军压来，为了躲开重兵，开辟新区，中央决定再度东征。于是派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带一部电台，来到延川做渡河准备，马文瑞、邵式平、戴季英也参加此项工作。 接到任务后，他们来到紧靠黄河的延水关村住下来，和地方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料，刚过了两三天，就传来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 那天上午，张云逸兴奋地操着浓重的广西话对大家说：“哎呀，发生大事情了！” 马文瑞问：“什么大事情，叫参谋长这么高兴?”自从那次撤离瓦窑堡认识张云逸后，他就很喜欢这个性格幽默的老同志，觉得他人很朴实，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总是乐呵呵的。 “大事情，大事情，这可真是天大的事情！”大家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才神秘地说：“昨天夜里，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是真的吗?” “这还有假，军委刚才来电报通知我们的。这个消息，眼下恐怕全世界都知道了！” 戴季英因错误“肃反”被撤了职，情绪本来不高，一听说“西安抓了蒋介石”，一下子来了劲头儿，说：“参谋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咱可得喝酒庆贺呀！”张云逸说：“应该，应该，可到哪里去搞酒呢?”他的眼光望着马文瑞。马文瑞说：“让我试试看。”说着拿上一只搪瓷缸，出门走到一户熟悉的老船工家里。他知道长年累月在黄河上摆渡行船的老艄公，腰间总有一个装烧酒的酒葫芦。果然，不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一缸子烧酒。大家喝着酒，热烈地议论着应该如何处置蒋介石。 马文瑞平时滴酒不沾，今天心中太高兴，也乘兴喝了两口酒，有些兴奋地说：“西安捉了蒋介石，等于搬掉了挡在抗日统一战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东北军和西北军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和我们搞统一战线了，可以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逼蒋介石表态同意。这样，对我们在全国推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利，也有利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戴季英一听，急了眼，把酒缸子往桌上一蹾，红着一双眼睛说：“我看首先应当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 邵式平也说：“是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围剿’红军，是千古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抓住而又不杀，就不如不抓了。” 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也不明确表态。显然，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略知一二。 马文瑞听了那两位的意见后说：“主张杀蒋介石我不反对，但什么时候来杀，得慎重考虑。” “什么慎重不慎重，我看对蒋介石这样的人，关键是要快杀，不然夜长梦多，一旦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 那天中午，他们几个人在黄河畔上热烈地争论着。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保安的红石窑里，热烈讨论着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杀掉蒋介石，会爆发内战，继而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那样一来，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奉命撤出，红军随即驻防于此。在此期间，东北军、西北军驻防陕北的部队撤走了。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但有些县城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宜川县国民党县政府仍然关押着我们一批同志。马文瑞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派王秉章前去交涉，才把我们的同志放了出来。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姓赵，长期囚禁，快被折磨死了，放出来时连路也不能走，被人用担架抬着。这个同志握着马文瑞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老半天才说：“感谢组织营救我们出狱。”马文瑞说：“老赵同志，听说你被捕后，坚强不屈，一直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你为党和人民争了光。”被营救出狱的同志都很感动。经过狱中的磨炼和考验，这批同志成了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白军争取工作圆满结束后，马文瑞回到陕北省委。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迁驻延安，中共陕北省委迁往距延安城六十多里的蟠龙镇。当时，郭洪涛已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马文瑞在蟠龙镇见到马明方，两人都非常高兴。“唉呀，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就是只等不见！”“宜川县有几个被捕的同志，刚交涉把他们营救出来。”当携手从陕北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舍生忘死走过来的革命战友又得以重逢，真是不胜欣喜，感慨万分。陕北特委的“二马”又见面了！两个人握着手，心情都有些激动，反而无话可说。马明方看到如今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马文瑞，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老练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他那当年学生派的年轻而英俊的脸上已经被风霜雨雪磨炼出一种工农干部式的粗犷而深沉的表情。更有趣儿的是上唇也已经有了黑黑的一抹胡碴子，给人暗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男子汉的力量。马文瑞的眼里，这位他一直很信赖的兄长式的同志，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他的目光，依然还是那么聪慧、坚定而乐观，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马文瑞心中突然涌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同志，他的精明天资和沉稳个性，使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看来，很是难能可贵的。省委的同志们听说马文瑞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流血牺牲，革命者每时每刻都可能献身革命。因此，战友和同志的久别重逢就显得像过节日一样重要。于是，那个寒冷的陕北早春的夜晚，同志们兴致勃勃地一直拉谈到深夜。“马文瑞同志，听说你还只身进过一次延安城，同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长谈过一次，那个团长长得什么样子?”“听说你交了不少东北军的朋友，连他们的营长都听你指挥，真有这事?”“延长县有个西北军的连长抽大烟，让你训得头也抬不起来，这是真的吗?”人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马文瑞万万没有想到，原本默默无闻的白军争取工作，竟然在苏区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再下来，他几乎听不清人们的话题，只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心心相印。处在那种热烈而亲近的气氛中，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往日平静的马文瑞，心里却十分感动。这种同志加兄弟式的温暖，使他产生一种回到久别的家一样的感觉，体会到和亲人重逢的气氛。窑洞、热炕和春风拂面一样的轻声交谈、嘘寒问暖和充满真诚情谊的目光，使他周身的热血都舒缓地流淌着，一切郁闷、委屈和因艰苦工作带来的倦怠以及长途跋涉造成的疲劳统统烟消云散了，只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幸福感，一种处在信任和友谊包围之中的宽慰，一种革命同志团结友爱的神奇的力量。他感到，在这样的气氛中，每个人的灵魂，都经过友爱的洗礼，会变得很单纯、很干净的，头脑里种种个人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锈斑会自行脱落，而被镀上一层纯金的颜色。这种人际关系，只有在革命队伍内部才可能有的，只有在党内生活很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第二天早晨，当马文瑞与马明方在蜿蜒东去的蟠龙河畔迎着朝阳散步时，那种温暖的感觉仍然保留在心中。他们注意到了脚下的这条小河，它被严寒封冻着，但汩汩的流水却从坚冰下面发出悦耳清响。他们谁也不说话，一边迈步朝前，一边倾听着河水流淌发出的声音，那是最真实最动听的音乐，只有从艰辛和坎坷中过来的人们才能听得懂，才会被它感动。 “文瑞，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有可能的话，我想离职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多年实际工作，虽然也注意学习，但理论水平不高，很有必要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一学马列主义理论。” “这个想法不错，”马明方说。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脸色变得很苍白，咬紧牙关，显出很痛苦的样子。马文瑞忙扶住他，知道明方的胃病又犯了。好些年了，他有病就这样硬拖着。马文瑞突然想起了郭滴人……便担忧地说：“明方呀，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得找个好大夫，或是到外面去彻底治疗。不然拖下去可不是小事情。”马明方用双手按着肚子，强打精神说：“不要紧，我这是老毛病了，一着凉就发作，过一阵子也就没事了。” 马文瑞不无埋怨地说：“不是没事了，病根子实际还在。经过治疗，除了病根儿，再投入工作也不迟嘛。” 马明方点点头说：“好吧，我瞅个机会。” 两个人并肩慢慢走去，开始谁也不再说话。坚冰下面的流水依旧汩汩地流淌着，他们却听不见了。流水的歌唱对于革命者来讲，显然属于超越现实的音乐。当他们讨论着现实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和思维是属于现实的，任何富有浪漫色彩的自我意识，都顷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6:36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 0
  • 10187

• 忽培元：《群山》第61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关于思想政治路线的历史教训上。马文瑞作为在西北土生土长、长期在西北从事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对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经验有特殊的感受和领悟。他曾感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他与这种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1929年他调到绥德县任县委常委兼县团委书记。县委书记周发源以掩护身份为名，开了一家商店，“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马文瑞感到“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他当面严肃地批评周发源说：“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这种批评的锋芒和勇气，完全来自他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又曾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至泛滥成灾，往往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从实际出发去决定工作方针和行动。1930年年中，立三路线传到陕西，主观主义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盲目地要求“地方暴动”、“武装起义”，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由于马文瑞从实际出发，对立三路线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所以他所在的北区党团组织的各外围群众组织都完好无损。但是到1933年冬，“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他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终于在1935年冬，刘志丹和包括马文瑞在内的西北主要军政干部，统统被当作“反革命”给抓起来了，他们被关押，被折磨，有的遭到杀害。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了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了解西北革命的这个沉重教训，读到马文瑞同志的亲身感受和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是有启发和警示意义的。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思想，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不谋个人私利，才能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蚀，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胜利前进。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二部分第61章：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1936年冬季，即争取东北军停战抗日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马文瑞又奉命前往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做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临行之前，周恩来说：“你们安塞东北军工委任务可以讲已经圆满完成了。这次派你去陕北东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即西北军）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双方上层已经达成了‘互不侵犯’、‘消除经济封锁’和‘建立军民联系’的三项协议。但驻防部队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一些下级军官思想上、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宣传争取工作，以保证‘协议’的付诸实施。”其实，这次派他前去，还有一个重大使命，也许需要保密，周副主席当时没有讲。这是后话。陕北东地区，处在黄河西岸的山区。山大沟深，交通很不便利。土地革命前期，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马文瑞曾经长期奔波在这一带山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地许多村子他都去过，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都认识他。因此，他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当时的情况是，多数城镇驻扎着杨虎城的部队，并设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乡村仍是苏区。中共党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多数设在农村。马文瑞奉命率领新组建的陕北东地区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来到东地区，立即投入工作。延长县城这天逢集。天很冷，太阳刚冒花，把冻实了的河滩里的水汽赶起来，再经风一吹，更是冷飕飕令人缩骨难耐。延河川大路上走着些进城赶集的老乡，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霜气，把眉毛胡子都染白了。为了避免麻烦，马文瑞和几位同志一道儿穿着老百姓的烂袄子，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走在赶集的人群里。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焦，老乡们进城去，主要是采购食盐和煤油一类生活必需品。人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大多数背上背着几捆红葱或一点药材，要么手中的筐筐里装着十来个鸡蛋或梨子、红枣。这些土特产，在城里也卖不了几个钱。人们也不敢多带，弄得不好，碰上白军的军需，便要拉去“充公”，那可就惨了。红军和西北军，上面虽已商定了协议，老百姓和持枪驻防的士兵却并不清楚什么“协议”不“协议”。西北军的士兵，多数是关中人，在他们眼里，陕北的老百姓都是些穷烂杆“北山狼”，是属核桃的，只能压榨着打着吃。而老百姓的眼里，这些穿着“二尺五”的灰皮，说话操声咕乱就像狗咬仗，手里端个“七斤半”，专门欺侮老百姓，不是些东西，统统称之为“白狗子”。马文瑞走着路，看出点儿问题来，便问身边一个进城卖葱的老汉：“你老走城呀?”“嗯。”老汉抬起头，打量他两眼，继续低头走路。“赶集的怎净是些老汉娃娃、婆姨女子?小脚老婆儿们为啥连个毛驴子也不骑?”“唉，后生怕抓壮丁，吆驴刚赶上给白狗子支差。”老人说着，伸出一双干柴般的手搓了搓冻僵了的脸颊和耳朵。他的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吊着冰凌珠子，在阳光里闪着光，更增强了他生气的表情。马文瑞明白了。他心里盘算着进了城如何做工作。他事先已派人摸清了情况：延长城里住着西北军一个连，连长姓孙，好嫖女人抽大烟，部队的纪律很涣散，时常在城里敲诈勒索，在四乡抓鸡扰民，群众对他们很反感。由于山高皇帝远，红军与西北军达成的“三项协议”，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实施。通过与西北军士兵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西北军士兵看起来都是本乡本土的，但争取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些士兵，多数抱着“吃粮当兵”的雇佣思想，并没有多少政治觉悟，有些流氓成性，恶习满身。你给他讲道理，往往就像对牛弹琴。你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嬉皮笑脸说：“文魁武魁，不如半个锅盔（关中人做的大面饼）。”你说：“当兵的不应该欺侮老百姓。”他反问道：“不欺侮老百姓，那让我们欺侮谁呢?”整得人软硬不行，哭笑不得。工委的同志们都说，这工作真难做，整天受的是窝囊气。有人主张干脆给他们点儿颜色，像红军开始打东北军那样，等到枪一响，他们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马文瑞对大家说：“争取工作难，动武容易，我们可不能避难就易呀！”马文瑞一路思索着进了延长县城。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民房破破烂烂，街上稀稀拉拉也没有多少人。他们一打听，说驻军的连部设在城隍庙里，就直奔连部驻地。那个西北军的连长还没起来，正抱着个女人在大殿的耳房里面睡大觉，勤务兵端着烟盘子在外面伺候着。等了老半天，他才吸足了烟，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出来见客人。马文瑞看见连长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很生气，心想连长这么个模样儿，怎么带兵去抗日?便说：“天都快晌午了，你怎么才起床?”那家伙三楞眼一瞪说：“我们几时起床，你们共产党管不了。”马文瑞说：“你们杨司令和我们毛主席定了三项协议，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连长说：“听说有那么几条条，具体怎么讲，咱也不清楚。”马文瑞说：“这话是你讲的，那好，我要致电杨虎城，说驻守延长县城的孙连长不知道三项协议是什么。”他听了，态度顿时软下来，挤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三项协议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马文瑞说：“这可以，只是你得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带到十字大街上去，我要当众宣传。”孙连长迟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队伍集合起来，带到十字街上。十字街口坐北面南有一座戏楼，马文瑞就站在戏台上面讲话。赶集做生意的老乡，见平时凶神恶煞的白军破天荒地站着队听一个穿烂袄子的人讲话，都觉得好奇，便围着看热闹。戏台下面很快围了许多人，个个瞪着眼睛侧耳听。好在马文瑞讲的是本地话，老百姓句句都听得懂：“……西北军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强奸我们中国妇女，把我们中国儿童活活用刺刀挑起来丢进火坑里面……西北军兄弟们，你们说，面对这样的侵略者，我们中国军人应当怎么办?”“打，打他个挨慆货！”“对，打狗日的！”士兵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其他几个响应道。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有人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指你们那个慆样儿，还能打日本！?”人群哄地一声笑起来，那个孙连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马文瑞说：“对，这几位士兵兄弟的主张同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一样，也和你们杨司令的主张一样。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愿与十七路军携手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因此前不久，我们的毛主席和你们的杨司令达成了‘三项协议’。这头一条就说要‘互不侵犯’，要求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这包括要求你们驻军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这一条你们这个连执行得怎么样?”问这话时，马文瑞故意把目光转向看热闹的老百姓。只见工委的其他人，也都穿着烂袄子，混在老百姓中。“执行个屁来，他们就解开买东西不给钱，拉驴支差不讲理！”“对，还有那个孙连长，吃喝嫖赌数他行！”“这号儿军队，招不住日本人一耳光！”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包括孙连长本人在内，个个低头不说话。马文瑞挥手压下了群众的议论，说：“你们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你们这么个样子，可是和协议精神相反的。要是叫杨司令知道了，撤职是小，有人说不定要掉脑袋！你们杨司令这个人，我知道，是个穷苦人出身，他最恨当兵的欺压老百姓。你们自己说今后怎么办?”只见连长看士兵，士兵瞅连长，大眼瞪小眼，到底没有言声。过了老半天，那个孙连长说：“按着协议办，我们整饬纪律。”马文瑞说：“那好吧，限你们十天之内整顿好。到时候，咱们再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事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说这出“三娘教子”唱得好。西北军驻延长县城那个连，再也不敢欺侮老百姓，每天操练队伍。孙连长抽大烟嫖女人的毛病也收敛了许多。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3:37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 0
  • 10241

• 忽培元：《群山》第60章

  【编者按】严昭柱（《文艺报》原副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莽莽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曾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起，铸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燎原之势。后来，它又为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迎来党中央，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对转变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起了重大作用。因此，西北的群山是神奇而神圣的，不但长期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向往，而且持续不断地引起文艺工作者的美感激情和历史思索。且不谈诗人的吟咏或豪唱，单是叙事性文艺作品就出现了不少思想艺术质量上乘的力作。这些作品，不论是50年代的长篇小说，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还是90年代以来的《巍巍昆仑》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和类似题材的纪实文学，都是描写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描写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的，而表现西北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作品，则为数不多。这方面的作品，继1979年出版的李建彤的纪传体小说《刘志丹》之后，笔者又读到新近出版的忽培元的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深感其独特的思想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觉得应该向广大读者加以推荐。    《群山》所描写的，是马文瑞同志在西北的革命生涯。同时它也就从这样一个独特角度，讲述了西北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全程。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西北革命的了解。不过，《群山》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史料的价值，而更在于历史本身的意义以及它对于今天现实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尖锐的问题。近年来，一些人搞所谓“政治激进主义批判”，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乃至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统统加以否定，在知识界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和出版《群山》这部长篇传记文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而更是对现实的感应了。西北人民不革命就没有活路。年仅15岁的学生娃马文瑞亲眼看到，青年农民冯二“整天像牛马一样替财主家拼命干活，却无法给自己失去劳动的老母带来起码的温饱”。在西北遭受大旱的1929年，17岁的共产党员马文瑞又亲眼看到，一方面是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不仅不救济灾民，反而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要打碎这个不合理的世界，铲除剥削的压迫，使劳苦大众过上好光景，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这是西北革命兴起的最深刻的根源。正是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马文瑞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驱动下，由一个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在斗争中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西北革命的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也有力地说明了革命者的磊落和崇高。正是出于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崇高思想，马文瑞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才能才干，创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1928年，在白色恐怖中，16岁的马文瑞装成哑巴，只身闯进敌人戒备森严的米脂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重要文件。1929年，他提议并参与组织了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四五千农民大闹绥德城，震撼了陕北大地。1933年，他仅带一人，连续一天一夜翻山越岭，追上闹分裂而出走的一支部队，把他们重新带回革命道路。1934年，他正在成功地开展着民运工作，该部突然调往西安，他硬是凭着两条腿，急行军十多天追上这支骑兵，拉出了一个排投奔革命。1935年，他受命带领一支短小精干的武工队，到四面是敌的东部地区开辟新区，他卓有成效地工作，不到半夜便成立了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还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开辟了幅员纵横200余里的红色根据地……仅举这些事例，即可见到这位传奇式革命英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风采。阅读《群山》，你更可以了解马文瑞深入细致地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更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群山》用一支平实而不乏细腻的笔，为我们塑造了真实感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光辉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显示了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和最深厚的力量，歌颂了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西北革命的光辉历史，雄辩地驳斥了“告别革命”的谬论，昭示我们在今天继承老一辈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再创新的辉煌业绩。再如果轻信了那种“告别革命”的谰言，就会堕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市场经济体制搞“一切向钱看”，这必然会把我们的国家引向灾难。我想，这是《群山》首先的重要思想价值所在。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民族复兴的华彩乐章》之第一部分第60章：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如何使外围宣传更加卓有成效?如何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双方来讲都很有吸引力、又便于开展争取工作的联系?马文瑞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安塞东北军工委，驻在县城下川的一个村子里，离东北军封锁着的边界很近。通过前一时期的接触，马文瑞发现这些被蒋介石派遣来封锁“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自己的军需物资反倒比红军还要紧张。他从士兵们的口中了解到，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交通又不便，加之蒋介石有意克扣军饷，东北军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们不光是服装换季成问题，连吃饭也成了问题。陕北地区本来就贫穷，加之他们所到之处，老百姓跑的跑，躲的躲，还实行坚壁清野，把一切有用的物资全都转移到山里埋藏起来了。没有粮食，没有蔬菜，肉食更是缺乏，许多人没烟抽，马匹的饲草更是成问题。马文瑞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说：“我想，咱们可以在边界地带建立市场，派驻办事处做工作，欢迎东北军来收购柴草、蔬菜、肉蛋、粮食和日用小百货，官兵都可以来，利用这种特殊场合进一步开展我们的争取工作。”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好。方案拿出来送给叶剑英（时为驻安寨的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审批后，他们立即着手在砖窑湾和河庄坪分别办起了两个市场，还派出了办事处。通过市场贸易来搞争取工作的威力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河庄坪是安塞与延安之间一个较大的村子，原本不上百户人家，眼下却空前热闹起来。安塞东北军工委办起的新市场首先得到群众的支持。听说集市是红军设立的，上下川几十里内的老百姓都聚集到这里来卖东西。人们对红军很信任，在红军立起的集市上卖东西，心里感到靠实。就近驻扎的东北军正愁军需困难无从解决，就派人前来买东西。渐渐地，也有三五成群的士兵前来逛市场，工委办事处的同志们便乘机开展争取工作。他们在市场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十字路口上刷写一条标语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进入市场的人一眼便能看到这条标语。东北军的官兵们看了，就像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爱国热情和复仇的火种。马文瑞注意到了，许多采买东西的军需官和逛市场的士兵，立在这条标语下，失神地望着东北的方向。他们显然是想起了自己那被战火吞没了的故乡和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的亲人。他们正愣着，就有人把一张油印的传单悄悄塞到他们手中了。那是工委印制的宣传“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主张的宣传品。其中有中共中央的公开宣传品，也有马文瑞亲自起草的文章。有一份传单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出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两个东北军的军需官拿着传单念道：“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是你们的出路，而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他们两个念着，不知不觉周围就围了许多东北军士兵和赶集的老乡。一个老乡说：“这单单上说的，句句在理。是什么人说出这么中听的话?”东北军士兵们听了，个个低头不语。可见连卖东西的老百姓，也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这天，叶剑英和马文瑞带着红军文工团到市场上来演戏。演出之前，他们一道在市场上转着看。这时候，有一个东北军的军需官迎面走过来。身边一个卖肉的老乡很神气，他剃着光头，穿着一件新缝的白汗褂，烟袋锅斜插在裤腰带上，像武装工作队员腰里别着一枝手枪。见那个军需官一眼盯着他的猪肉走过来，他故意用手中的尖刀拍打着吊在肉架子上的那扇猪肉说：“猪肉贱卖。”那个军需官走过来问：“一斤多少钱?”卖肉的老乡说“旁人割一斤十吊钱，你们队伍上的割一斤，我只收五吊钱。”军需官听了很高兴，又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老乡说：“听说你们队伍近来不打红军了，预备调转枪头子去打日本人，那半斤猪肉，我就不要钱，送给弟兄们吃了好上战场。”军需官很感动，急忙说：“那敢情好，我割十斤肋条肉。”老乡二话没说割下一块子肉，钩在秤上称了称，秤杆扬得停不住锤，便说：“高些吃嗑。”军需官感动地付了钱，提着猪肉又去买别的东西了。 叶剑英看得很高兴，就对马文瑞说：“你们搞的这个市场可不简单，连卖东西的老百姓都帮我们做工作。” 马文瑞说：“这一带的老乡，多数心向共产党。我们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都要积极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叶剑英说：“你们这个办法好。我要给恩来同志建议，推广你们的工作经验。”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一阵锣鼓响，掀起兴奋的波澜，人们奔走相告：“快去看，红军文工团来演戏啦。”“一定又是宣传打日本的。”“走，咱们去看戏。”许多穿着军服的东北军官兵和老百姓，大家来到临时搭起的戏台下。见一个穿灰军服的女文工团员走出来报幕，随后幕布拉开来，是许多人站着大合唱。前面还有一男一女领唱，唱的第一支歌竟是《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一曲终了，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叶剑英说：“马文瑞同志，你发现了吧?鼓掌最卖力气的，还是东北军的弟兄们。这支歌实在太好，比我们讲多少道理都强。”马文瑞显然也很兴奋。他想不到，一首歌竟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时，人群里突然爆发出一声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人群高呼着。 “打回老家去！” “打回老家去！” “打倒日本狗强盗！” “打倒日本狗强盗！” 马文瑞看时，带头喊口号的人，竟然是那天在山头哨所里认识的“大驴子”，站在他身边的老李头和孙猴子也因激动而满脸涨红着。原来，经过一段时期的培养，老李头和另外几名倾向革命的东北军士兵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马文瑞忙从人群里挤过去，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一见马文瑞，握着他的手焦急不安地说：“老马呀，你们红军的主张好，我们服，就是那些当官的，他们怕蒋介石，这该怎么办?”马文瑞看着他身边另外那一老一少两个人，小声说：“你们在士兵中多宣传、多联络些人，官长自有办法。”那个大驴子一听，急着高声说：“我们的当官的，他娘光顾自己往上爬，早把家乡忘了。”不料这话让不远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听见了。他手里攥着马鞭子，一脸不高兴地挤过来，怒气冲冲地盯着大驴子，老半晌儿才用满口的奉天话说：“谁说老子把家乡忘了，你以为就你爱国?告诉你，当官的也是人，打日本的决心不比你们小！”他正说着话，人群外替他牵着马的勤务兵喊道：“方团副，咱们快赶路，开会时间要过了。”那个方团副这才丢下大驴子，挤出人群走了。大驴子瞅着他骑马远去的背影，高兴得直拍大腿。老李头低声说：“方团副当众表态要抗日，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儿呀！” 马文瑞过后立即派人了解方团副的情况，重点做他的争取工作。方团副思想进步很快，替工委做了不少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培养，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此人以后表现不好，被我党放弃）。 河庄坪市场，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高锦尚是个反动家伙，此人是米脂人，曾上过黄埔军校，是个革命的叛徒。一天夜里，他派人抓走并杀害了安塞东北军工委驻河庄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捣毁了市场。马文瑞得到消息，立即带人赶去，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很快又恢复了市场。 随着争取东北军工作的不断深入，马文瑞感到光搞外围宣传和在士兵、下级军官中做工作已经不够。当时延安城里驻着王以哲军的一个团部，马文瑞决定深入到延安城里去做团长的争取工作。 这天黄昏，他化了装，骑着骡子只身来到延安城下。站岗的哨兵正要关城门，见有人要进城，便把枪一横说：“进城干什么?”马文瑞说：“找人。”哨兵又问：“找什么人?”还没等马文瑞说话，方团副的勤务兵便跑过来了，说：“你们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方团副请来的客人，酒席摆下，一圈坐着，等着人家去吃哩。”哨兵忙收起枪，勤务兵便领着马文瑞进了城。 两人赶到团部，方团副和那个姓王的中校团长果然等在那里。只是并没有备什么酒菜，只是泡好一壶茶，点着一盏油灯的方桌上还摆着一碟炒南瓜子。马文瑞和王团长面对面坐在桌子旁，秉灯畅谈直到深夜。团长见了马文瑞，很热情，显然已经听过方团副介绍的一些情况，因此一见面，就握着马文瑞的手，很真诚地说：“唉呀，你们共产党、红军了不起！如此艰苦还不忘抗日救国，真是可歌可泣，可歌可泣。”马文瑞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在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红军和东北军更是一家人。家里如今闯进来个东洋强盗，咱们就要扭成一股劲儿，把这个强盗赶出去。” 王团长说：“那是，那是，你这个话，讲得一点没错。” “可是强盗进了门，有人却不怀好意，叫咱们丢下强盗不打，而打自家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道理?” “唉，这个道理我们也想不通。” “结果怎么样呢?你们东北军到西北‘剿共'两个多月时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三战三败，损失近三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死或俘，这恐怕也是东北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尤其是你们的一O九、一一O师，素称东北军中之佼佼者，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素为张学良器重。对于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仅无关切之意，反而取消番号，核减军饷……”没等马文瑞说完，那团长已是义愤填膺，再也坐不住，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方步。他突然停下来，面上两道浓浓的剑眉立起来，说：“不瞒你说，俺们东北军在西北，可受够了窝囊气！” “那么我们的毛主席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团长赞成不赞成?”马文瑞乘机问。 “这个主张我拥护。” “说句心里话，我们红军根本不愿意同东北军作战。对俘虏东北军的官兵也是格外优待。” “这个情况我已有所闻。” 马文瑞又说：“抗日不光是你们东北军的事，也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事，是全中国军民的事。只有全体中国人团结一致，才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王团长说：“停战、合作抗日我赞成，只是……只是你们毛委员常敬奉些外国人，我想不大通。” 马文瑞明白，他所指的“外国人”，自然是马、恩、列、斯了，便说：“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他们是外国人中的好人，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真理，对我们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可以起到好的作用。” 王团长听了，目光里仍然流露出不大信服的神色。 马文瑞便问：“你一定信奉‘三民主义’吧，那你应该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起先也曾参考外国人的东西。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曾经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从林肯的‘三民’思想中受到启发的。可见信奉外国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王团长听得直点头，心悦诚服地说：“嗯，是这么个理儿。” 马文瑞乘机说：“眼下据我们了解，东北军的士兵中，抗日的热情很高涨，但他们担心你们当官的只听蒋介石的话，把家乡的父老乡亲忘记了。你们中高级军官能不能把士兵弟兄们的抗日情绪报告张司令，好让他同蒋介石讲，东北军的官兵都想打回老家去。” 王团长听了说：“这个话，我只能讲给我们的王军长。由他再报告张司令。” 那一晚，两人谈得很上劲儿，不知不觉就听到鸡叫了。天快要亮时，马文瑞才不得不告别那位性情豪爽又正直的东北军团长。王团长亲自把他送出城门，又派人把他一直护送到红区与白区的边界地带。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安塞东北军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不光是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共产党的停战抗日的主张，连许多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也都对共产党的主张心照不宣。到了1936年的八九月间，安塞、延安之间的数百里边界防线上的碉堡和工事，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各村的赤卫军和老百姓，公开有组织地敲锣打鼓去扒碉堡、拆工事，东北军的士兵也不认真阻拦。离安塞县城不远的地方驻守着东北军一个营，营长姓陶。山野里的碉堡工事折完后，人们就动手扒县城附近的工事。1936年8月间，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安塞川碉堡逼直拆到陶营附近（离城十里）。赤卫军打起红旗在扒工事。陶营士兵说：“老乡，你们胆子真大！谁叫你们来拆碉堡?”群众回答说：“你们要走了，让我们拆掉不要紧。” 哨兵说：“你们走开，我要打枪了！” 老农说：“同志，枪打不得，你去问你们的陶营长，适才马文瑞刚与陶营长谈得起劲。” 士兵果然去报告营长。陶乃禁止打枪，并请马文瑞和群众说话。马说：“不要迫得太紧，等他们走后再拆。”足见陶营受革命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正式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转告蒋介石即速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24 20:10:10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 0
  • 10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