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只描绘了马文瑞的前半生的事迹，只写到1949年5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马文瑞离开了延安。从那时起到今天，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由于我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首都，有幸能在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中，或者在电视里还常常看到这位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高大身影。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他依然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神采奕奕；当我与他握手时，那只伸过来的大手竟是那么有力。他仍然像以往那样，热心关注和积极参加国内外的许多重大活动，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忽培元在书的《后记》中，简略地介绍了马文瑞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活动，如要求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给党中央上送《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4次批示、写信并多次督促政协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到天津大邱庄了解情况、查处禹作敏案件；以及向江泽民同志亲自提出对党中央今后工作的建议等等，等等，虽然极不完整，但已足够感人。这后半生的事迹，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不像前半生那般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可平凡中寓意着伟大，普通中蕴含着崇高，对新一代同样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是希望能早日读到《群山》的续篇的。 不过，我同时也感到这部续篇的撰写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群山》还要难。因为描写的对象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过去大大不同了，职务与地位有了很多的变化，和平建设时期表面上看不像战争巨变中那样有传奇性；这样，就更需要从平淡中去发现和采掘闪光的宝矿，就更需要运用为新时代读者易于和乐于接受的艺术手法，也就向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还有，既然是上、下篇，也就存在着作品风格、结构和品性的连贯和统一问题，两者的反差不能太大。这些，都需要作者有足够的各方面的准备。应当说，积累了多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包括《群山》这部近40万字长篇著作的写作经验，以及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生活经验的忽培元同志，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越一大步，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峰，尽管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细磨细琢，《群山》的续篇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耳目一新，熠熠生辉，引人入胜！我期待着她的早日问世！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四部分第59章：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中共东北军工委驻扎在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保安县城。周副主席时常来安塞指导工作。马文瑞在安塞上川一个叫白家坪的村子里见到了周恩来。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一见马文瑞，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地说：“文瑞同志，你对开展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文瑞说：“我打算边学边干，请周副主席布置任务吧。” 周恩来说：“这个态度就很好。我们干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新事情嘛。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塞、延安这一带的工作。这一带是王以哲部的防线，大约有两个团，团部设在延安城里。可别小看这两个团，这就好比在我们的大门口设了岗哨，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做好了这两个团的工作，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你们的任务：第一，想办法让他们停火，不要再打我们；第二就是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乘机还可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培养发展党员。” 周恩来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流亡者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变为抗日的军队。因此，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争取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由红军的对手变为友军。” 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亲临这里主持工作，说明这一带的争取工作很重要，他由此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谈完了工作，也就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马文瑞告辞要走，周恩来说：“在我这里吃饭吧，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嘛。” 马文瑞便留下来与周恩来同桌用餐。 一会儿，勤务员端来了饭菜。很简单，一碗小米干饭，一碟炒土豆丝外加一盆绿豆南瓜汤。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吃。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吃米饭总喜欢把菜舀到碗里和着米饭一道吃，这和南方人的习惯很不相同。因此，一开始吃饭，周恩来便端起菜碟，不由分说给马文瑞碗里拨了一多半，说：“我知道你们陕北人只有把菜拨到米饭里才吃着香。”马文瑞说：“那是劳动时在山里吃饭养成的习惯。”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一边吃着饭，一边开始认真地批阅文件，嘴里嚼着饭，眼睛瞅着文件，手里还不停地从菜碟中准确迅速地夹着菜，你说不清他是附带着处理文件还是附带着吃饭。他不停地放下筷子，用一枝铅笔在一份电报或文件的上方，迅速地批上几个字或一两句话，随即又抓起筷子吃起来。显然，他已经习惯了在吃饭的时候处理一些紧急公务，那个封皮上注明“急件”的夹子，总是在吃饭时摆在他的面前，忙而不乱，反倒显得格外敏捷。看到这种情形，马文瑞再也不能安心吃饭。他注视着周恩来那留着长胡子的瘦削的面孔和那双因长期睡眠不足、布满血丝显得有些混浊的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已经有些苍老的人，实际上年仅三十八九岁。他肩负的担子实在太重，工作的头绪也太多，繁忙的事务致使他没有时间休息，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像一部机器，几乎不停息地运转着。难怪上次交谈时，正说着话，他就睡着了。此刻，马文瑞真有些后悔那次把周副主席惊醒了，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过度疲劳的身体，太需要休息啦。可他看见那撑着蚊帐的炕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好久没有人动过一样，只是那件旧棉大衣丢在炕边上，也许是用来和衣盖着睡觉的。 “哎，你怎么不吃饭?快吃吧，你们陕北的小米饭，可是要趁热吃的。对，吃完米饭，喝一碗绿豆南瓜汤，这是最好的消暑食品。”周恩来说着自己带头大口地吃起饭来，一边吃，一边还说：“别看这饭简单，可都是好东西，营养价值很高。”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吃完饭，他要走了，周恩来派警卫人员一直把他送到村外大路上。临分手时，马文瑞问警卫：“周副主席每晚几点钟休息?”“有时通宵工作，有时是天快亮了，才盖着大衣打个盹儿。”“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返回的路上，他的心很不平静，有几分亢奋，也有几分沉重。他想，周恩来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根很高的标杆。中国革命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目标的远大，更在于艰苦卓绝的斗争，磨炼造就了一大批这样无私奉献着的伟大的革命者。“干革命就应该像周副主席那样地工作!”这是拉着骡子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马文瑞不断对自己讲的一句话。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英雄，那富于传奇色彩的事迹，总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令人感到可歌可泣。而那些在革命这部大机器上，充当着某种不引人注目、实际上却十分重要的角色的人们，往往鲜为人知。看起来，他们没有直接创造辉煌的奇迹，他们没有亲自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他们甚至没有亲自举枪射击过，更没有端着刺刀同敌人展开过你死我活的白刃血战，但是他们在另一条战线上，于无声的战斗中，却为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甚至为创造某种关键性的转机，默默无闻地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这种推动革命前进的转机，又常常是千军万马也无能为力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普通而寻常的，别人也许更是这样认为。因此，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掩盖着的另一种辉煌和奇迹却至今鲜为人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虽不惊天动地，却是感人至深的。 红军主力开始西征以后，陕北地区暂时出现一片空寂。张学良的军队，被迫放弃被日寇铁蹄践踏着的东北地区，离乡背井来到西北“剿共”，本身缺乏士气，又同红军交手几仗，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好画界防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不料红军主力西进以后，地方游击队却异常活跃起来，他们来去迅速，出没无常，搞得东北军日夜不安。边界地带小的战斗时有发生。东北军对红军有些害怕，对游击队感到头疼。于是东北军在边界地区修筑了许多碉堡和哨所，企图把苏区封锁起来。 这天上午，山野里的太阳很毒，晒得地里的糜谷卷起了叶子。山峁上，安塞与延安交界的一座哨所里，有三个东北军的士兵还穿着棉衣抱着枪挤在一个小草棚下面执勤。陕北的山，在山峁上看就像许多摆在锅里的包米窝头，如今被烈日一蒸烤，热烘烘的更像刚揭锅的包米窝头了。一眼望去，周围除了这模样相同的“窝头”，再连一棵树、一只小鸟也看不见，更不要说有什么人。一个垂头丧气、瘦骨嶙峋的士兵口唇干裂着几道口子。他把腰间的水壶举起来摇了摇，发现里面没水了，但他还是拧开了盖子，把壶嘴颠倒过来对着口，老半晌儿才控出来几点水。他生气地把水壶摔到地上，声音嘶哑地骂道：“他娘的，蒋介石这个老不死的，这不是存心要把老子放在火鏊上烤嘛!‘剿共’、‘剿共’，剿他娘个屌，连个人毛也不见，剿他娘什么‘共’哩!”另一个干脆背靠在棚柱上歪戴着帽子，呼噜呼噜地打瞌睡。突然，先前骂娘的那一个瘦子说：“唉，老李头，你看，那边山梁子上有人来了!”翻起裤腰捉虱子的老士兵连头也不抬地说：“哪有什么人，一连五六天了，连游击队也不见捣乱了。”“快看，真有人!大驴子。”他摇着打瞌睡的那位喊道：“红军来了，快，红军来了!”那一个听得，呼地由地上跳起来，迷迷糊糊抓起枪。“孙猴子，在哪里，红军在哪里?”“那不是，顺山梁那边走过来了。”三个人这回都看见了。果然有三四个穿着红军军服的人，大着胆子从山梁那边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腰板挺直的高个子，他穿着军衣却没有戴军帽，身后有人手里牵着一匹马。老李头急忙系着裤腰带，眯着眼睛望着山梁那边说：“奇怪，他们好像没带枪。”大驴子说：“该不是腰里别着烧鸡腿儿!”说着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膛，趴在地上就瞄准山梁上的人要打。孙猴子也立即趴下来，拉响了枪栓。老李头忙说：“哎，我说大驴子，你别他娘给我冒冒失失就开火，情况搞清楚再打也不迟。”于是，三个人都趴下来，子弹推上膛，对着那几个越走越近的人。大驴子说：“这回看清了吧，地地道道是他娘红军。看那样子，还有个当官的。”“哎，你没看见有一个还挑着一担水。”孙猴子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去去去，难道说红军给你送水来了不成?”大驴子说着，又开始歪着头闭上一只眼睛瞄起准来。这一回，他把那个走在前面像是当官的那个放在准星里面。他的枪法准，那是全团有名的。他心里划算着这距离最多一百五十多码，只要老子的手指一扳，碰上天王老子也没命了。 这时，却听山梁上的人把手张在口上对着哨棚这边喊道：“东北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是来给你们送水的。” 大驴子一听，火了，嘴里道：“送水的，说得好听，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叫你给我再说假话。”说着就要扣动扳机。孙猴子从旁边把他一推说：“先别开枪!”这时，枪响了，幸亏孙猴子那一推，没打着人。 对面山梁上的人听到枪声，站下来。这回喊话的是为首那个当官模样的人。他的声音很洪亮，是他们已经听惯了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手里的枪，应该对着日本人。我们的每一颗子弹，都应该射向日本侵略者。”这一回，哨棚里的三个士兵一下松了劲儿。他们的眼睛，虽然还看着山梁上立着的人，但心却早飞回东北老家那边去了。山梁上的人喊过来的话，像用一只手轻轻地揭起了他们心里头的伤疤，他们立即感到了疼痛难忍。他们是豪爽的东北人，又一个个是背着枪杆子的五尺男儿，却眼看着日本人来了，倒丢下父母兄妹妻子儿女，退到关内来“剿共”。日本人眼下正在他们的故乡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使他们感到日夜不安，羞愧难言。三个人默不作声地想着心事，渐渐像是霜打了的庄稼，低下了头，枪杆子也歪躺下，显得无精打采。 这时候，对面的喊话声又传过来，仍然是方才那个洪亮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蒋介石不顾东三省人民的死活，不叫咱们打日本，硬要叫咱中国人互相残杀，给日本鬼子笑话，我们难道能听他的话吗?” 听到此，那个先前捉虱子的老李头早已是泪流满面。前些日子有消息传来说，他的老父亲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妻子和大女儿被轮奸后活埋了……他听着红军的宣传，觉得句句在理，他恨死了日本鬼子，恨死了蒋介石这个大卖国贼。当他听到对面传过来的话，多少日子积在心头的冤屈和愧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丢下手里的枪，站起来，解开衣扣，亮出瘦骨如柴的胸脯说：“红军只要不打我们，咱东北军不跟红军较劲儿。有种的，咱联合起来打日本。” 那边说：“这位老兄讲得好，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 大驴子和孙猴子听得也丢了枪站起来，异口同声说：“只要联合打日本，谁他娘再‘剿共’，谁不是娘生爹造的!” 山梁上的人听了，又开始走过来，他们果真为东北军兄弟们送来了泡了甘草根的绿豆水。为首的那个人，便是马文瑞。三个兵士见了他们，就像是闹了一场误会的老朋友一样，很亲热，也很有些不好意思。过去听当官的说，红军都是红胡子绿眼睛的怪物。今天见了面，觉得人家个个长得年轻又英俊，便知平日上了当。那个外号孙猴子的瘦兵士，一气儿喝了两大碗绿豆水，这才缓过劲儿来说：“我真不明白，你们红军整天躲在这穷山沟沟里，这么苦，为什么还闹革命？” 马文瑞说：“为了砸碎人吃人的旧社会，为了让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那个老李头听了，抬起衣袖抹了抹有点发红的眼睛说：“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好人吗?” 跟随马文瑞一道来的秘书张耀宇说：“咋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这样的人。” 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本来姓吕），这时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中暗暗叫险，要不是孙猴子推他那一把，面前这个好人，早就……他不忍心往下想，一时激动，握着马文瑞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平日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眼的东北硬汉，眼睛里却聚了两汪泪水。 于是他们几个人，红军和东北军，像亲兄弟一样地坐在原本是一家用来对付另一家的哨棚下用一只黑粗瓷大碗，喝着清凉的甘草绿豆水，拉着掏心窝子话。 一连十多天，马文瑞就这样亲自带着人，顶着烈日，在红白边境地带一座山头一个哨所地走访东北军的士兵弟兄们。他把个人的安危完全丢在了脑后，就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他和他所领导的安塞东北军工委的同志们用真诚的态度和明白的事理感动着、启发着那些东北军士兵兄弟们。有些人，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这些兵士，回到兵营里，没有不讲共产党和红军好话的，他们无形中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同样一个道理，被他们接受了，再由他们说出来，东北军的弟兄们更容易信服。很快地，一传十，十传百，包括那些下级军官在内，没有人再仇恨共产党和红军了。大家的心目中，渐渐地只剩下两个可恨的坏蛋：一个是日本鬼子，另一个就是不让他们打日本人的蒋介石。这一带边界上，再没有人愿意向苏区开枪了。他们果真把子弹留下来要打日本鬼子。他们每天在哨所里，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了，那就是变着法儿骂着蒋介石那个乌龟王八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其次，《群山》运用了由小见大、寓大于小的艺术手法，将马文瑞个人的经历和活动作为线索，勾画了从本世纪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间整个西北的重大革命事件。读者跟随着马文瑞的成长、成熟、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中几乎所有的巨变。例如，年仅14岁的马文瑞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和工农运动高涨的1926年秘密入团的。可是，不久就出现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于是，他像陕北党团委的许多干部一样，便默默无闻地行进在“闹红”（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行列中。在参加米脂三民二中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后，16岁的马文瑞又只身一人乔装哑巴赶着一头毛驴混入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秘密文件。这里描写的似乎都是马文瑞个人经历的小事，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党建立的初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马文瑞参加西北革命的时期，正是整个中国革命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高潮阶段猛然转入杀气腾腾、一片白色恐怖的低谷中。因此，他在当时感受的“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反映了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曲折复杂。再如，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中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都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有的倍受折磨，有的遭到杀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以往所知甚少。《群山》并没有回避陕北革命中的这一段“肃反”扩大化的灾难，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写了马文瑞如何蒙冤遭受迫害，戴上了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到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前后20多天。直到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是马文瑞的个人史，又是活生生、沉重重的党史。还有，像延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通过马文瑞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反映出来的。作者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枯燥地记录和复述这些历史事实，而是形象地、艺术地描绘马文瑞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思考的问题和起到的作用。并且，还透过马文瑞的眼睛和所思所想，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本质和应有的地位。最后，我觉得《群山》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把人和景结合得很好，溶为一体，情景交融。这里所说的“景”，不单单指自然地域景色，还包括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书中着重对传主性格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腻生动的刻画，同时又浓墨重彩地描画了陕北高原的群山峻岭、黄土高坡、“山舞银蛇，原驰蜡像”。从书的“序曲”到“尾声”、“后记”，都有不少西北独特景色的描写。作者不仅时时用那支优美多彩的笔，散文式地尽情赞美着陕北的山山水水，还常常不忘描写的对象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气候变化。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土生土长的马文瑞，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着与这片黄土山峦的血肉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第二次来到延安和陕北了，可能正是受到《群山》中描写的感染和影响，从西安驱车一直到延安，又从延安乘车到榆林，沿途的景色对我来说比以往感到格外的熟悉和亲切。坐在车里向窗外观望着不断流动的巍巍群山、片片黄土、层层沟壑、潺潺小河，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马文瑞和一大批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劳动过、战斗过的前辈们。每一座高高耸入云霄的山峰，都是一尊永垂不朽的雕塑，这是自然界的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然而，长眠于这片穷山恶水之中和走过了千山万水仍然还在奋斗着的数不清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应当说也是一座座经过时代风雨精雕细刻的永具魅力的塑像，他们需要、也应当再现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这两组群雕都具有“坚定不移、坚韧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的伟岸风范和高尚品性。也许，只有阅读过《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部作品的人，才会这样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而从未到过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读者，就恐怕难以如此真切深刻动情地领悟这部著作蕴藏的涵义吧！作者在记叙马文瑞的革命生涯时，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都交待得相当清楚明白，使读者似乎也处在当时的气候条件和政治氛围之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结合和统一，纪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和统一，这是一部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又是一幅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的画卷。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三部分第58章：“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大家 瓦窑堡初夏的黄昏是绚丽多彩的。夕阳红红的枕着西川尽头隐约可辨的山梁，把满沟川满山坡的庄稼苗儿染成紫蓝的颜色。天空中的几团云彩，像几块烧红了的炭，暗红色透着青紫，涌动在天边，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时而像几只爬出海岸的大海龟，时而又像几匹由沙漠瀚海中走来的骆驼什么的。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城门外河滩上，有许多人在散步。留剪发头、腰间扎着皮带的年轻的女同志们，则干脆脱了鞋，在清清的秀延河水中洗头洗脸。她们深深地弯着腰，水波不动的河面，像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她们美丽的笑脸。晚霞使得她们的脸色有些羞红，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们秀发乌黑，身材苗条，吸引了许多岸上散步的男同志。他们也是一些尚未婚配的年轻人，处在那种对异性的存在特别敏感的年华里。他们三五成群地说笑着，还不时有意无意地踢踢脚下浑圆的鹅卵石。“秀延河在它不发洪水也不干旱的季节里，是一条安详而迷人的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仿佛是找到了一个理由，便大胆地把头扭向河水那边望去。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落在河水中，而是尽在梳洗头发的女同志身上瞅。另一位说：“河水再迷人，也没有河里的姑娘可爱。”大家听得小声哧哧地笑，先前那一位却红了脸。河里的姑娘们很敏感，听到岸上的人在笑，就觉得是与自己有关，不禁羞红了脸，扭过身子，把扎着皮带的背朝着岸上的人。不料这么一来又引发了一阵哄笑。她们的胸口便随之跳得像装了一只小兔子。 岸上的那一伙散步的男青年，正觉得有趣，有人却说：“你们别调皮了，秘书长和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来了。”大家抬头看时，果然见马文瑞和另一个个子较小的同志并肩走过来。他们显然也是来散步的。他俩的年龄，其实同那一伙青年差不多，不过也二十四五岁，但却显得老练成熟得多。他俩走过来，低头谈着话，并没有注意到晚霞里秀延河畔的美景和男女青年的羞慕之情。他们正在讨论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把许多中农和富裕中农也硬性划为富农、地主很有看法。认为即使对待富农、地主（除过那些罪大恶极者），也要给饭吃，给出路，教育争取他们，使之不投向敌人。也许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太严肃了，也许是他们分别所讲的陕北和闽北的经验和教训，都使对方觉得新鲜，都受到了某种启发吧，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有许多人，包括河里洗衣、洗脸的人们正在用一种敬仰的目光留意着他们。 战争年月，革命的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马文瑞到陕北省委工作不久，贾拓夫调任关中特委书记，省委决定由他兼任宣传部长。两个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宣传部长。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闽北地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在闽北地区群众中很有影响。郭滴人来省委工作，和马文瑞住在一孔窑洞里。他们年龄相当，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经历，很能谈得来。每天黄昏，当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们喜欢利用晚饭后那一小会儿时间到秀延河畔散步，这是他们感觉最为惬意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两条腿，也许是日夜奔波惯了，只有在行走着的时候，才觉得周身舒服。他们在散步中总是伴随着亲切的交谈。两个人的性情都是谦虚温和而不乏主见，属于柔中有刚的一类。因此他们交谈时，很少像同龄的年轻人那样如入无人之境高谈阔论，更少有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总像平静的秀延河水，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他们各自同中有异的革命经历，正好造成了一种互补的机遇。他们的交谈，也就往往成为一种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当夕阳沉落到西边山梁背后的时候，暮色开始从原野的千沟万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来越浓的夜幕掩盖了山川、树木、河流和庄稼，却无法影响到他们热烈的谈兴。这时候，他们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窑洞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那一段日子，除了紧张的工作，这种交谈，使他们各自都感到获益匪浅，也使过去相隔万里之遥的革命者成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时候，一些人的观念中，还存在着狭隘的山头主义思想，马文瑞觉得这个山头主义丝毫要不得。他很赞成毛泽东时常在演说里讲到的“五湖四海”这个词语。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这种认识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过自己的人）搞好团结。后来，郭滴人不幸病故。马文瑞很悲痛，心中时常惦记着他。1992年他到福建闽北视察工作，还特意拜谒了郭滴人的陵园。他对同志和战友的深情至诚，由此可见。在瓦窑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还是聆听毛泽东演讲。红军东征归来后，为了培养军队干部，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6月1日，“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这一次，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着大家，亲切地环视着人们，声音很洪亮：“同志们，当年，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办过一所军校，叫做‘黄埔军校’。恩来同志、剑英同志都曾经受党的委派在这所学校工作。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北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红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的学生。今天，我们创办‘红大’，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他的讲话，一下子就把“红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确立起来了。“红军大学”这个名称，立刻变得比黄埔军校还要响亮。 接下来是新任的“红大”校长林彪讲话。那时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满嘴湖北口音，许多人听不懂，只觉得他年轻，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两道与众不同的浓眉，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文瑞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林彪肯定也没有想到要篡党夺权。当他作为毛泽东信任的红大校长，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一定也是真诚的，胸中也涌动着革命的激情，他所讲的话，也是出于真诚的吧。那时谁会想到他以后变得那样坏。”他不止一次地感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任何事物都是要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倒退，好人也可能变坏。社会发展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6月初，中共陕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负责人，还有各地的负责同志计三十多人。郭洪涛主持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周副主席简要概括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当时，为了扩大苏区和红军，中央确定西征。彭德怀率部开始西进，红军主力已经离开安定一带，毛泽东主席留在后方。周恩来最后讲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打陇东、三边、宁夏，部队将分两路由陕北出发，在彭德怀指挥下，徐海东率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左权率一军团为左路军；二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保住现有的这块根据地。这就要发挥我们地方党和游击队、赤卫军的作用；三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我们地方党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会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陕北省委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选定马文瑞负责，主要担负做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工作。陕甘工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个营（营长张云衢）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我军主动退出。 撤退的时间是在上午。敌人是由东边攻城的，我们的人由西边撤退。陕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东边双方已经接火，枪声大作，形势看起来十分紧急。马文瑞所在的省委机关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见周副主席也带着警卫人员骑马退了出来。这使他十分吃惊，怎么，中央军委机关还没有撤走?!东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这时，周恩来骑在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突然问：“主席哪里去了?”警卫人员说：“主席还没有出来。”周恩来一听，急了，厉声批评道：“知道主席还没走，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周围的人一听说毛主席还没有撤出来，心情都非常紧张，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立刻掉转马头，策马就要往城里冲。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来了，见大家都显出很紧张的样子，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话，逗得大家都乐了。马文瑞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见了毛泽东，大家虚惊一场，随即都很高兴。一路上受毛泽东的影响，有说有笑沿着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渐渐地把枪声丢得听不见了。 上山的时候，军委后方机关参谋长张云逸骑个毛驴子。也许是他的广西话陕北的毛驴子听不懂，他说走东，毛驴子偏走西，他说走快，毛驴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来原地转圈圈，稍不留意，它还转身往回跑哩，整得参谋长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那头没收地主家的毛驴子是“反动派”。毛泽东看见了说：“我的参谋长哟，你连个四条腿的反动派都没办法，怎么制服两条腿的反动派哩?”张云逸说：“两条腿的反动派我可以和他讲道理，四条腿的反动派耳朵长得不小，就是听不进道理去嘛。”他俩的对话，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马文瑞见张云逸把那头倔强的毛驴实在没办法，便策马过去对他说：“张参谋长，我看咱们还是换着骑吧。我是陕北人，毛驴子能听懂我的话。”张云逸忙说：“唉呀，马文瑞同志，谢天谢地。”说着跳下毛驴子，擦着满头满脸的汗，接过马文瑞递过来的马缰。马文瑞拉过那头毛驴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轻轻叫了一声，那驴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来骑。小时候，他时常赶着毛驴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驴子。他骑上毛驴，嘴里“嘚秋，嘚秋”地轻轻一吆喝，驴子便往前走起来。毛泽东见了风趣地说：“看起来，当地的反动派，还是要当地的革命者来制服它。”大家一路说笑着，向安塞方向前进。翻过几架山，当天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陕北省委只能驻扎到另外一个村子里，中央机关与省委机关相距有十多里路。人们习惯上把中央暂时驻扎的那个村子称为“安塞”。7月初，中央转移到保安县城，陕北省委仍留驻安塞，此为后话。撤出瓦窑堡不久，马文瑞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陕北省委，专门从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如今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和研究中，似乎较多注意到了促成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积极努力。其实，如果说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艰苦细致的积极争取工作，则对于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们去进一步地研究探讨。笔者的目的，只是向读者展现历史的真实情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清醒而理智地运筹帷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着中央“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正确方针。“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党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6月。 这天，中共陕北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兼安塞东北军工委书记马文瑞离开省委，到安塞县城附近去见周副主席接受任务。他像每次接受一项新任务一样，心情很不平静。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光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他的最基本的经验和体会是两条：一是发动依靠干部和群众；二是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提高工作的自觉性。这两条，看起来是极普通的，其实又是顶重要、顶不容易做好的。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导者，他工作中的一切努力，都不外乎围绕着这两件事情。他是很善于思索的人，考虑一个问题总要顺藤摸瓜，细致入微。他知道，这回省委之所以决定自己去搞东北军争取工作，是因为过去自己曾从事过兵运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同是国民党的军队，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和处境又有许多不同。要做好东北军的争取工作，首先还是要深入地了解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了解一般士兵的心态和长官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了解下级军官与中高级军官的心态又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士兵之中，也会因为出身和文化等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都需要仔细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那天，他骑着一匹骡子，一边赶路一边思考着。不料，转过一道山弯，却见路上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背枪的警卫人员。“那不是毛主席吗?”马文瑞心里这么想着，便远远地下了骡子，紧走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问候道：“主席你好。”毛泽东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文瑞说：“省委确定我搞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这就去向周副主席报到。”毛泽东说：“噢，是恩来同志点的将吧。我告诉过他，要调有经验、熟悉情况的同志来搞这项工作，你显然是他看中的一个喽。”马文瑞不好意思地问道：“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地不远了吧?”毛泽东说：“不远，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噢，你知道去保安的路怎么走?”马文瑞说：“沿着这道沟一直往西走，翻过那架山，就到周河川了。”毛泽东说：“那好吧，趁着天色尚早，我们各自赶路吧。”马文瑞一直站着，把毛泽东他们目送了好远。他看见毛泽东有马不骑，身上穿着和自己一样的粗布军装，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大步走在黄土山路上，犹如闲庭信步一样自在逍遥。通过听毛泽东讲演和几次短暂的接触，使他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领袖的风采，使他很受感动，心想有毛泽东掌舵，中国革命一定能够成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与当前同类的一些作品相比较，我觉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至少有如下几个显著的个性特色，也就是我认为的应该肯定的成功的特点: 首先，这部作品的特点是将个体与群体结合在一起，而且结合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在我阅读过的不少传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写一些名人伟人的著作，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意无意地拔高、美化描写的对象，把传主写得十全十美、天生超常、完好无缺、清白无瑕。这样弄得不好就会给读者带来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神化的印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个人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煞的；英雄豪杰和领袖伟人以及某一领域中的天才奇才，都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一定的非常人可比的推动作用。但是，人类一进入文明社会，个体与群体便是不可分割的。群体是由单个的个体联合组成的，可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学上的相加和组合，而是在社会生产中结合成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社会的个体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群体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个体只有与群体相结合，存在于群体的关系之中，才是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本质和个性。《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正如书名所告诉给读者的那样，它记述的虽然是马文瑞个人前半生的经历，但又是不脱离社会群体而孤立地去强调个人的贡献、地位和作用。通过对马文瑞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的描绘，作者艺术地再现了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马文瑞的领导、战友、同志、亲友的生动形象；特别是像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刘澜涛、白明善、崔田民、崔田夫、张达志、张秀山、贺晋年、吴岱峰、李合邦、唐洪澄、毕维周、任志贞、崔文远等数十位功勋卓著的西北老同志和革命先烈，在书中都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树立了一组令人久久难忘的西北革命领导人群体的崇高的艺术形象。同时，作品还多方面地通过马文瑞的活动、接触和交往，真实地描绘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王震等一大批叱咤风云、戎马倥偬的人物在西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岸风范，展示了这一重要时期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可以说，这些伟人在书中虽然着墨不多，但淡淡几笔便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同绵绵群山中屹立的一组高大巍峨、顶天立地的群雕。马文瑞只不过是这黄土峰峦中的一名“马前卒”，是这群雕中富有独特个性的老党员、老革命之一。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二部分第57章：毛泽东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得真可惜呀!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他”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陕北省委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刘志丹同志追悼大会。会前油印散发了马文瑞受组织委托撰写的刘志丹简传。会场设在瓦窑堡南门外的广场上。广场西边靠山根有一座戏台。戏台上扯起的白布上醒目地书写着:“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的横幅会标。巨大的黑色帷幕上悬挂着刘志丹的遗像。戏台下面，黑压压聚集着人群，却像一湖静水，无声无息。人们的脸色，仿佛都是铁青色的。每一双痛苦的眼睛，都望着远处戏台上面的那一张微笑着的遗像。那时候的陕北，照像尚且是一件神秘的事情。许多老百姓瞅着老刘的照片，梦想那就是老刘本人。人们盼望那笑格嘻嘻的老刘能再开口说话，能从戏台上走下来，像以往每次开大会那样，走到老乡们中间，同每一个人握手拉话，亲亲热热地像回到家里一样。人们盼望着有人能站出来说，咱们的老刘并没有牺牲。说他中了枪，那是敌人胡说，咱老刘正率领红军攻进太原城里去了。数以千计的人们没有人说一句话，所有的话都聚集在心里，所有的想法都凝结在眼神中。人群越聚越多，开始有些拥挤。但人们并不觉得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存在。这里聚集着的人们，也有的并没有见过老刘，可这个老刘，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更多的人，同老刘是熟人，老刘和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交往。那些难忘的往事，此刻都涌起在心头。祖祖辈辈没有念过书的老百姓，不懂得这就叫“哀思”。陕北的方言中，把这叫“想念”。地方上有德行的人死后，才能留下“想念”。这个老刘呀，他和前二年殁了的老谢一样，给人们留下的想念最多、最深。连那些未曾见过他们的人，也从人们平素口头流传着的传奇故事里，听出了，这老谢和老刘在西北可是闪亮的星星。有人说他们是北斗星下凡来救苦救难，除恶扬善，拯救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眼下迎来了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太阳升起来了，北斗星就先后陨落。这个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却在这一刻显得十分悲壮而动人。这时候，湖水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有人小声说：“周副主席来了！”“湖”面上起了一阵风，涌起了一层高过一层的细浪，戏台上的条凳上坐满了中央和陕北省委的负责人。一个衣着整齐、瘦高个子的人，起身走到台前的桌子旁，低沉地宣布:“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开始。”此后，是一阵痛苦的沉默。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首先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讲话。”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低着头，慢慢走到台前，站下来，转身对着刘志丹的遗像脱下头上的军帽。台上的人也都站起来，脱帽志哀。台子下面，所有戴帽子的人，都摘下了帽子，有拢白羊肚手巾的，也抹了下来。人们都学着周副主席的样子，向老刘志哀。全场一片寂静。仿佛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唯有山风飘来远处河湾的流水声，仿佛是痛苦的溪流在人们心中悄然地漫溢着。过了几分钟，周恩来转过身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开始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刘志丹同志在东征前线作战中光荣牺牲了。这是我们党、我们红军和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西北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周副主席讲着，有些语塞。他停下来，再次由衣兜中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这个举动，像是打开了痛苦的闸门，台子下面的哭泣声顿然而起，像一阵风暴袭来，在会场上掀起了悲痛的浪潮。下面他讲的话，许多人再也听不清了。每个人都处在失去理智的痛苦之中，无论多么富于感情的语句，都无法表现出人们那一刻的心情。周副主席的悼词用一首诗结尾: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刘志丹如此高的评价，使会场上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人们的情绪由悲痛变得高昂起来。追悼会之后是遗体安葬。几个戎装整齐的战士抬着挽着黑布花子的灵柩走在前面。周恩来亲自扶榇，悲痛已极。数千人自动列队随后，送葬的人们蜿蜒数里。刘嫂子被人搀扶着，跟随在志丹的灵柩后面哭得死去活来。她一边哭，一边还念叨着“老红军”往日闹红的事迹。她用一个不识字的陕北农家妇女的语言和方式，寄托对敬爱的丈夫不尽的哀思和想念。她的女儿贞娃也跟在后面呜呜地哭。孤儿寡母的哭声令人心碎，感染了整个送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脸上都挂着泪水。送葬的队伍跨过小河，拐进另一条小沟。沟里有个村子叫刘家渠。刘志丹生前曾多次率领红军从这里经过。沿刘家渠村边的小路走进沟翻过山就是安塞地界了。红军由安定开拔打安塞曾经由这里经过。刘家渠许多群众曾在路边提着煮鸡蛋送过老刘的队伍出征。眼下，刘家渠的男女老少，又像送老刘的队伍出征一样，提着鸡蛋篮子，端着红枣笸箩，来送老刘。有一个老汉，把老伴喂的一只大红公鸡捉住杀了，放在老刘的灵柩上。这是按照当地习俗献给老刘的祭品。送葬的队伍爬上刘家渠对面的山坡。那里有个天然的石窟，在这里可以每天迎接太阳升起，也可以望得见瓦窑堡的街道。这便是志丹烈士的安身之地。灵柩落地后，人们开始动手把洞口用黄土和石块封起来。这时，谁也没注意到，刘嫂子冲上去，用瘦羸的身子护着洞口，说什么也不让人们掩埋她心中永远活着的“老红军”。谁劝说她也不听，只是高声哭喊着：“你们不能埋‘老红军’，你们不能埋‘老红军’”……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和众人一再劝说，刘嫂子才停止阻拦，让到一旁小声地呜咽起来。马文瑞再也忍不住伤心的眼泪，忙低下头，用衣袖反复地擦着被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他痛苦地意识到，这一回算是真正要和志丹同志诀别了。1936年5月21日，毛泽东率部东征回到瓦窑堡，周恩来带各级领导和各界军民热烈欢迎。红军东征，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自2月20日至5月5日，红军以一万四千多兵力，转战七十五天，歼敌一万七千多人，扩充红军七千余人，筹款四十多万元，同时，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迫使阎锡山抽回派到陕北的兵力，吴堡苏区扩大了，神府苏区也由过去的六七个区，发展到二十八个区，并与葭吴苏区连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是，红军在沿途三十二个县开展群众工作，拨亮了地方党撒下的革命的火种，并建立和加强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同时也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马文瑞这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充满了凯旋的自豪。他容光焕发地大步走在红军队伍前面，同近前的人们亲切地握手，向远处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时候的他显得很温和，甚至使人们想象不来，这样文雅的一个人，竟然能带兵打仗，而且神机妙算，使敌人闻风丧胆。毛泽东来到周恩来面前，两个人相视会心地一笑。周副主席很敬重地给毛主席行一个军礼，说：“欢迎主席凯旋。”毛泽东说：“感谢后方的支援嘛。”说着同周恩来身边的每一位领导人握手，也同马文瑞握手。这时，毛泽东抬头望着远处的山川，突然低下头，心情沉重地说：“刘志丹同志牺牲得真可惜呀!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他。”当天晚上，毛泽东深夜难眠，不时走到窑院里，抬头望着天空的星辰。终于像每次打仗之前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最后的决断一样，他突然大步返回窑里，把肩头披着的棉大衣往炕上一丢，便坐在桌前，提起早已预备好的毛笔，在墨盒中蘸一蘸，挥笔写道：“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两年以后，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党中央批准边区党委的提议，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去年年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举行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座谈会，我曾经前去聆听和祝贺；现在，请允许我再一次在这里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并且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向这次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全体同行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有幸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刚刚问世时，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直接得到了这部著作。一边愉悦地闻着作品中油墨的清香，一边便情不自禁地抛开了身边所有的工作，专心而又惬意地慢慢咀嚼着字里行间的意蕴。我仿佛跟随着作者又行进在陕北、陕甘边一带的绵绵群山之中，而且在这片热腾腾的西北黄土大地之上，逐渐地了解、熟识和贴近着早已崇敬的一批革命前辈们。用了一个星期的全部时间读完全书，抑制不住内心翻滚的激动和兴奋，立即动笔抢着记下了所思所想。这篇读后感先后以《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的印象》和《前辈伟业启后人——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发表于1996年11月29日的《文艺报》和1996年12月21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基本内容相同，只是各自稍有补充。这大约是关于这部著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两篇评论吧！但是最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据我所知，在北京的报刊上，随后就陆续发表过许多篇推荐和肯定这本书的文章，它们都比我的文章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感情色彩和理论深度，使我加深了对这部沉甸甸、厚墩墩的革命纪实文学作品的理解。 对于文学艺术品的评价，我一向认为还是鲁迅先生说的最为直白简明:“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也是真正实实在在对作者的支持、帮助和爱护。我不主张当某一作品刚刚问世，就迫不及待地过分地廉价地奉送一大堆甜美和赞美之辞，更不同意轻率地献媚似地断言作者一夜之间便成了“大家”、“巨匠”，“名垂宇宙”、“永载史册”。这些话说出来容易、听起来舒服，但于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不仅无益，实乃大害。忽培元同志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还要经受长期的时间检验，还要听取更多更广泛的读者的反响，现在就急于要给它一个完整的历史定论，可能还为时过早。至少，照我看来，作者完全有可能将这本书中的某些部分写得比目前的更耐读、更有韵味、更震撼人心。然而，当我将这部作品与以往读过的许许多多当代文学著作、其中包括一些传记读物相比较时，我仍然出自内心地要说:这确实是难得的一部成功之作、优秀之作。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一部分第56章：由不远处山渠对面暗堡中射出一串子弹打中了刘志丹的左胸。警卫员贾老虎紧挨刘志丹站着 那些日子里，最令人牵肠挂肚的，还是东征前线的战况。马文瑞知道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动“围剿”彻底破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住了脚，但局势仍比较严峻。张学良的东北军，驻守在延安、甘泉、富县、洛川、中部等地。在河南省洛阳及其以西，有蒋介石嫡系陈诚的三个军，并于1936年2月前后，将李仙洲部21师，李得联部49师调入陕西。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宜川、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地区。井岳秀第86师驻守榆林、靖边、安边、定边一线。高桂滋第84师驻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孙楚指挥晋军四个旅布防于吴堡地区。敌情相当严重，而西北根据地的人口稀少，土地瘠薄，经济落后，红军的给养无法解决。根据地与红军急需扩大发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决定红军东征。1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2月20日东征开始。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从延川、清涧一带突击渡河。刘志丹率红28军作为左翼突击队由上游的葭吴、神府一带过河。红军过河后，迅速向纵深推进。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28军进入山西中阳县境内，随即从黑峪口、兴县城、康宁镇横扫过去，连战获胜。当部队进至临县白文镇时，接军委急电：“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28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一个重要的黄河渡口，河西就是陕北的绥德、清涧。该镇驻有守敌一个团，工事坚固。刘志丹接到命令，即率部出发，一路激战，进到三交镇附近，攻占了河东山头，准备一鼓作气，拿下中阳重镇三交镇。当时刘志丹刚由狱中放出，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老习惯，作战时务必亲自到前沿侦察地形，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部队攻下山头，隐蔽在山后。山顶上有一座小庙，为了便于指挥，刘志丹把军部设在庙里。山下三交镇弥漫在一片硝烟雾气中。据侦察员报告，这里敌人有重兵防守，是由中阳进入晋西北的重要门户。为了看得更清，刘志丹只率领几名警卫员，下到半山用望远镜观察山下地形。望远镜的视野中，连街上的敌军眉脸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仔细地观察着，由城墙、街巷，一直看到每一座高房和院落。他考虑着部队攻入后巷战从哪里入手最有利。他寻找着敌指挥所的位置，设想着派一支机动灵活的小部队直捣敌心脏，使之变成一群没王的蜂。他想到把攻击的时间安排在黎明时分，把夜战攻坚和白昼巷战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因地形不熟给进攻带来的困难。他发现敌人几乎把所有的兵力都布置在临山这一面，而东边的河滩开阔地上几乎看不到一兵一卒。他想避实就虚，派一支部队迂回过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在这时，由不远处一个山渠对面的暗堡中射出一串罪恶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的左胸。神木籍警卫战士贾老虎紧挨刘志丹身边站着，只见军衣外面套着那件山羊皮袄的刘军长猛然身子一歪，慢慢地倒在了山坡上。“军长，你怎么啦?”贾老虎惊呼着伏下身去。见刘军长脸色苍白，双目紧闭，痛苦地咬着牙关，右手紧紧地捂在胸口上，殷红的血很快便顺着手指缝漫了出来。“军长受伤了!”警卫员惊呼着跪下身去，把军长紧紧地抱在怀里。这时，刘志丹拼力睁开眼睛，用那只紧紧地握着望远镜的左手，朝对面那个小山渠指一指，十分吃力地说：“快……报告宋政委，派……派人打掉对面的暗堡……我……我不行了!”说完头一歪，手中的望远镜掉在了地上。这时，对面的暗堡又射过来一串冷枪。好在没有伤人。警卫员立即背起军长，一口气儿冲到山顶的破庙里。刘志丹牺牲了。噩耗很快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后方，传到瓦窑堡。马文瑞得知，如同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像当初听说谢子长逝世的消息一样。他很希望这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希望过些日子，能够看到刘志丹率领红28军凯旋。渴望能再同他像在南梁和临镇的日子一样，在一起研究工作，促膝谈心……希望再同他一道，亲热地坐在一起吃一碗刘嫂子亲手做的剁荞面……可这一切，都成了绝不可能再实现的事情。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窑窗外面，却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感到眼前是一片漆黑，感到周身出奇的寒冷。过了吃饭的时间，炊事员把饭送到窑里来了，他却一口也吃不下。一端起饭碗，就想起在南梁同老刘一起吃刘嫂子做的剁荞面，想起在临镇同老刘在一起吃煮鸡蛋的情形……那谈笑风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出现。回想起8年前米脂河畔那次不寻常的散步……想到这样一位好兄长、好战友、好同志却永远、永远地失去了。他不敢想象刘志丹的牺牲给前线将士们心理上造成的痛苦有多么巨大，他不敢想象南梁和陕甘以至全西北根据地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有多么痛苦，他不敢想象刘嫂子和年幼的贞娃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他心里千头万绪乱极了。一贯都很能克制自己的他，这一回变得完全失常。他像一叶小舟，被无情地投入了汹涌澎湃的感情的大海，完全失去了自制。痛苦的感情，终于酿成了一场空前的风暴。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随即丢下饭碗，伏到炕上蒙头痛哭。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失去过亲人和同志，他曾经承受过无定河畔六烈士遇难的痛苦。当初接到亲爱的祖母逝世的讣告，他也十分痛苦，也有些愧疚的感觉，也一连好些日子回想着儿时祖母对自己千般的疼爱。但那种痛苦的感情，他控制住了。而这一回的冲击是飓风中的暴雨，是伴随着电闪雷鸣倾盆而下，他心中的一株大树倒了，他胸中的一座高山垮了。对于一位行为严谨、意志坚定而感情专注的人而言，那平素敬仰的大树和高山，往往就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精神支柱，这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是比亲情和友情更为金贵的。 整整经历了一夜磨难，痛苦的风暴渐渐平息下来。马文瑞的理智恢复了。他意识到，再严酷的现实，你也得冷静地面对它。他首先想到，应该去看望一下刘嫂子和贞娃她们。 其后不久，陕北干旱的四月天下了一场连阴雨。几天之内，小河涨水，大河暴满。疾风苦雨中，刘志丹烈士的遗体由山西前线运回瓦窑堡。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和自愿赶来的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迎灵。人们毫无顾忌地站在大雨中，许多人泣不成声。马文瑞此刻望着灵柩前刘志丹的遗像，却显得十分冷静。这些日子他已经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作为省委秘书长和刘志丹的部下、战友，他得为料理刘志丹的后事投入紧张的工作。他身边是陕北省委和周恩来等中央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们。大家的心情，就像头顶上的阴云密布的天空。人们的目光，望着大路上过来的灵柩，心头的哀思像天空中的雨丝一般绵绵无尽。 那些日子里，整个瓦窑堡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米粮山静穆，秀延河呜咽。“咱们的老刘殁了!”“刘志丹同志牺牲了!”人们心中，像堵塞着一座垮下的大山，一棵倒下的大树。连许多卖吃食的小摊贩，都低着头，不像平日那样高声地吆喝。拉骆驼的由蒙地沙漠远道而来，临进城门时，就有人提醒他：“把驼铃摘下来吧，老刘刚殁哩，丁零当啷个啥!”戏班子来了，干脆被人们挡在城外，不得进去。这是人民的哀思和悼念。这样的情况，从“老刘牺牲了”的消息传来那一天就开始了，一直持续了许多日子。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会前，决定由马文瑞执笔撰写刘志丹的简传。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本来是了解的，为了写得准确无误，他便到中央组织部去翻阅刘志丹的档案。看了档案，他才发现，在档案中，有一张刘志丹不久前亲自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其中“革命简历”一栏内，简明地概括了刘志丹艰苦战斗的经历。马文瑞拿起这张履历表一眼就看见靠左上角的空白处，用毛笔写着：此同志曾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眉批，使马文瑞大吃一惊。好长一段时间，他失神地捧着那张表格，不知所措。他万万没想到，“肃反”问题解决之后，刘志丹的履历表中竟然还留下这么一条不大不小的尾巴。看来，当初有关部门对于陕北“肃反”中的实际情况还不很清楚，对刘志丹等人的革命实践也不十分了解。他很想给有关的负责同志面谈这件事，可又一想，档案材料，特别是党内高级负责同志的个人档案，属于绝密文件，自己因要写刘志丹的简传，才得以翻阅。既然是“绝密”，也就是党的纪律，决不能把这个情况透露出去，影响团结和西北多数干部的情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大局的事情，甚至关系到党中央在西北广大干部心目中的威信。不过他又觉得，这个不适当的结论，毛泽东、周恩来不一定知道。从时间上推断，作这个结论时，毛泽东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日理万机，有时也在前线。这个结论，只是有关部门的一个考查结论。但无论怎么说，当刘志丹牺牲以后，亲眼看到这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结论，马文瑞心里很难过。觉得刘志丹为革命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一生，至死却还背着一口“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黑锅，而自己知道了，却又不能公开替他申冤，这犹如雪上加霜，更加重了他心灵上的痛苦。 当晚，马文瑞心情沉重地着手起草刘志丹的简传。他坐在办公桌前，摊开几页纸，提笔在手，却迟迟难以下笔。 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沾着血迹的小布包。这是刘志丹的遗物，是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在战场上倒下后，人们从他的衣袋里发现的。 马文瑞双手颤抖着，慢慢地打开来，发现是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这就是那个当军长的老刘留给这个世界的遗物。这两样东西，对于率领千军万马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老刘却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的所有财产。马文瑞捧着那两件遗物，感动不已。刘志丹一生轰轰烈烈的战斗经历，像梦幻一样在脑海中交替浮现出来……这使他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那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把一切都交给党，奉献给人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者。这使他产生一种崇敬的情绪和战友的强烈责任感。这从内心深处迸发的激情，终于涌流到笔端，他开始飞快地书写着。 当他写到“肃反”开始前，即谢子长逝世之后，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主力统一由刘志丹指挥以后的斗争情况时，不得不收笔。他开始拿不定主意，这一时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如果按照那个“结论”所定的调子，许多东西就都不能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他所知道的历史情况是：两支红军主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运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譬如安定马家坪一战，刘志丹率部队与当地游击队、赤卫军配合，将敌84师五OO团第三营歼灭，共毙、俘敌人五百多，缴获大量武器。特别是他把反“围剿”的战斗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兵力，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和前敌总指挥的刘志丹，亲自起草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令，随即率领红军主力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鼓作气，打下六座县城，解放大片地区，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陕北根据地一下子扩大到二十多个县。这一时期，刘志丹运筹帷幄，身先士卒，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有大功劳的。对此，西北人民群众有口皆碑。在刘志丹简传最后马文瑞写道：“志丹同志牺牲时，年仅34岁。在他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其生活作风之简朴，感人至深。”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1982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马文瑞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伦、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何载等。这次会议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说了公道话，党中央重新作了结论。历史终于证明，马文瑞那样写是正确的。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卫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同志们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化界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风。凡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凡是在亿万人民中树有丰碑的人物，都在他们掀翻、打倒之列。鲁迅不是伟大么？他偏说没有那么伟大，那是“鲁祸”，中华民族的祸害；屈原不是高尚么？他偏说没有那么高尚，他经常搞女人，他的死也没有那么壮烈，根本不是为爱国而死，而是因为搞到楚怀王的宏妃头上而被楚怀王派人杀死的……至于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划时代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则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穷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们的笔下，简直成了恶魔；中国穷人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也被泼上很多污水……那么，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呢？是从西边刮来的，风源就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众所周知，西方的那些大亨寡头们是一批霸权主义者。他们不但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谋求霸权，而且要在文化上谋求霸权。谋求文化霸权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花样繁多的形式向第三世界渗透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来给第三世界人民换脑：一个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消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其核心是摧毁支撑第三世界人民独立、主权的那一套价值观念。而要消解第三世界的文化，首先就要搞臭这个文化的象征——为本民族发展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这就是说，搞臭第三世界的优秀人物，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既定政策。既然洋大人们有这个导向，就有第三世界的民族败类趋之若鹜。小题大作呀，无中生有呀，歪曲丑化呀，深文周纳呀，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因为这里边有不小的实惠。可以出国风光，可以获大奖，如果干得再“好”，则可以在西方捞到一个终身的什么职位……当然，不是说所有反传统的人都是甘当大亨寡头的帮凶或者帮凶的奴才，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赶时髦，尤其是一些小青年，学历浅薄又急于成名，于是就玩起了邪门歪道。这就更加令人痛心。有人或许会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确有缺点呀。有缺点就应当糟踏么？在这一点上，我看我们到应当学一学西方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于自己的代表人物，从来就没有糟踏过。岂但没有糟踏，简直是百般呵护的。拿破仑有没有毛病呢？不但有，而且大得很。他干了多少没德行的事？杀了多少无辜？侵略了多少国家？除了这些之外，还干了当皇帝那样倒退的事。但是西方资产阶级从来不因为这些而否定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伟大贡献，一直对他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搞臭、打倒呢？毋庸说宽容，不再无中生有、造谣栽赃好不好呢？从这个角度看，《群山》是一本反潮流的书。它以对马文瑞、谢子长、刘志丹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驳斥了群小的无耻谰言，回答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家觉醒过来，振作起来，投入捍卫民族文化的战斗！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四部分第55章：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寺庙里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显得臃肿 许多日子，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静。回到瓦窑堡，他还沉浸在东地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职业革命者，他从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绪中，感觉到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也预想到了革命事业的辉煌前景。这是一种来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对于他那颗刚刚受过创伤的心灵，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又像一阵强劲的风，吹散了错误肃反留在他心头的最后几丝阴影。绳索和镣铐留下来的伤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冤屈。此刻，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挥师东征，后方诸机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热烈而紧张。他焦急地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从14岁投身革命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从临镇被抓至今已经近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种新的痛苦。这种闲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还要难熬。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窑里看书，但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灯光里，眼前的字迹，恍惚之中化作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刘大才、黑志德，是房东大娘……是与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处、时常嘘寒问暖的农民朋友们。他渴望着组织能派自己重返东地区，他将按照原先的设想，再开辟两个县…… 他正想着，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窑门开时，进来的是郭洪涛和贾拓夫两人。他们的随行人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一起带着一股寒气进来，马文瑞感觉有些突然。 两人一进门便高声说：“文瑞同志，我们看你来啦!” 马文瑞跳下炕，同他俩握了手。三个人坐下来。一小会儿，谁也没说什么。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涛，郭洪涛也在此刻打量着马文瑞，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涛显然很敏感，他从马文瑞的目光里隐约看出了一种情绪。但他毕竟是善于处理微妙场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门对贾拓夫说：“我刚回陕北那阵儿，多亏文瑞同志帮忙，才避免遭祸……” “是吗?”贾拓夫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马文瑞也被他的这句话给闹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 郭洪涛笑着问：“文瑞同志，你做过的好事，难道忘记了吗?” “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郭洪涛说：“忘了吧?我刚到陕北时，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传开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你离开特委要到三边搞兵运，我想了个办法，写了好几封报平安的家信，要你带上，过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寄一封。你办得很认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还是从西安寄出来的，连我家里都以为我不在陕北了。” 马文瑞听得，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说：“信是我替你发了，但你能在陕北站住脚可主要不是因为那几封信，而是因为有党组织，有那么多拥护革命的老百姓呀!” 郭洪涛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 贾拓夫说：“文瑞同志，你对工作问题，有什么考虑?” 郭洪涛听得也接过话茬儿说：“对，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马文瑞说：“工作问题，我给周副主席已经表过态了，由组织决定吧。” 二人听得，相望一下，郭洪涛说：“你能不能到陕北省委来工作?” 马文瑞听得，看看郭洪涛，又看看贾拓夫。发现两人都用同样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想，郭洪涛是陕北省委书记，他们两人来，一定是省委事先在会上已经商量过了。郭洪涛见马文瑞沉吟不语，又说：“省委眼下的情况是，拓夫任宣传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你来担任省委秘书长吧?” 马文瑞听罢他的话，随后才说：“关于工作，我服从组织分配。” 郭洪涛听了对贾拓夫说：“文瑞同志担任秘书长一定能搞好。”陕北省委机关设在米粮山上。这是整个瓦窑堡镇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巅的关帝庙前，全镇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览无余。瓦窑堡在当时的陕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镇。特别是在军事上，这里东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绥德也不过百多公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两眼之间，又像一把虎钳，夹在老虎的首尾之间。进可以东渡黄河，直捣阎锡山的老巢，退可以越过靖定，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内蒙古草原的广阔地域里。更重要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革命时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以后又在中共地下党县委领导下，发展党团组织和贫农团等革命团体，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期间，扩红支前、开展经济工作的任务很紧急、很繁重。马文瑞一到陕北省委，便责无旁贷地同大伙一道进行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农村去搞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发高烧。人已昏迷不醒，当地政府派民夫用担架抬着往瓦窑堡送。走到半路，遇白军飞机轰炸，抬担架的农民没有见过那阵势，怕得把担架丢在当路上跑到路边沟渠、树丛中躲藏起来。敌机发现了路上放的担架，接连反复俯冲扫射，还投下几颗炸弹。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听见爆炸声就在耳边，震得地动山摇，枪弹在周围打得土花飞溅，惊醒过来，却无力爬到路边隐蔽，只得硬着头皮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好在敌人的枪弹打得不准，才使他大难不死。 一次省委开会研究支前、扩红工作，周恩来也来参加会议，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看着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样，穿着一身普通灰军服，只是腰间未扎皮带，裤脚也敞开着，看着有几分文气。马文瑞过去没有见过这位同志。趁着还没有开会，周恩来指着那个同志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一位是罗迈同志，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央确定他帮助你们陕北省委工作。”从此，他们时常一起开会，研究工作。马文瑞发现，曾经到过苏联的罗迈读了不少的书，有实际工作经验，觉得和这样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过了一些日子，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参加省委会议。他穿着便服，戴着一顶深色工人帽，由于身体瘦削，面部颧骨和牙床骨显得突出。当有人发言时，他总是严肃而目光专注地望着发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烟，他的周围便总是弥漫着烟雾，越发显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当马文瑞发言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马文瑞由于长时期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他讲的许多情况和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主张，在刘少奇听来，既新鲜又很实际。他开始用钢笔往自己面前那个摊开的小本上简明地记录几笔，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要他谈得更具体翔实一点。刘少奇似乎对数字特别感兴趣，许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况，被他几经追问，便用一个较为确切明了的数字（包括百分比）表现了出来。他的提问方式既简明却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领，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东西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地点化出来，形成集中的意见。马文瑞发现，刘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调查研究的领导者，而这种本领对于党的领导者来讲，又显得十分重要。他当时的一些提问，对马文瑞很有启发。譬如谈及苏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给贫雇农，地主富农的土地统统没收，不能再分给他们。马文瑞说：“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应该，但没收之后，不给他们地种，有问题。他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你不给他土地，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冻饿而死；另一条就是逼迫他们跑到敌人那面去。我们在东地区采取的办法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个原则，只分给差点的土地，不分给好地。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农民。”刘少奇点头称是，问道：“东地区多少户，多少口人?像这样的地主、富农有多少户?你们分了土地后，他们是不是自己动手干活?贫雇农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一连串简明的问题，一下子把讨论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了理论探讨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重要政策产生的依据。此后不久，中华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发布命令，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在阶级成分划分与土地财产处置等方面“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那次会议，刘少奇给马文瑞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一天，马文瑞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涛领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同志来找他。一进门，郭洪涛说：“这位是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马文瑞一听，赶忙站起来迎接。早就听说了参加红军长征的四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人称“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见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由寺庙里搞来的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举止显得有些臃肿。董老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马文瑞给他倒的白开水，然后说：“党校普通班多数是你们陕甘地方的干部，我们想请省委负责人去讲党的建设问题，郭洪涛同志让你来讲。”马文瑞一听，先红了脸，说：“我怕讲不好。”郭洪涛说：“你去讲比较合适。”马文瑞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他考虑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党校讲课。董老对他讲课很重视，亲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听。普通班三个班的学员都来听课。当他登上讲台时，起先的确还有些紧张。后来发现那一百多人个个很诚恳而殷切地看着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点顾虑，大胆地讲起来。他讲的内容很注意联系陕北党建工作的实际，有理论，也有实际情况，讲经验，也讲教训。大家听得很认真，许多人还不停地做笔记。那一次讲课，长征来的同志破旧的衣着和瘦羸的身体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尽快改变党中央和红军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境况。讲完了课，董老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马文瑞同志，你讲得很好，你们这些同志虽然年轻，但是从革命最基层最具体的事情做起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呀!”马文瑞说：“董老过奖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为其难呀。”董老遂留马文瑞一道吃午饭。他们一边就着咸萝卜喝小米稀饭，一边拉谈得很热烈。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学问，但却又是很虚心、很注重学习的人。他问了许多西北革命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马文瑞平素并不关注的，经董老一提，对他很有启发。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认识了在中央党校任教的成仿吾、冯雪峰。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同志都是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中共陕北省委实际上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的一些同志。这段经历，对于一直在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马文瑞来讲，显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党校深造一样，那些领导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师。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和实际斗争中难以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这里，我想对两极分化问题和腐败问题多说几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硕鼠”的问题。现在的硕鼠可真的不少哇！有的个头已经大到了惊人的地步。它们的确是先硕起来、富起来了，但不是靠辛勤劳动硕起来、富起来的，也不是依据市场规则靠合法经营硕起来、富起来的。他们是靠盗窃国有资产、出卖国家利益硕起来、富起来的，也是靠吸工人、农民的血硕起来、富起来的，这些硕鼠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变成的。像王宝森那样较大的硕鼠，其大宗盗窃行径诡秘得很，一般很难为平头百姓察觉。但是他们的一些小勾当以及一些小鼠的小打小闹，例如大吃大喝、搞“三陪”等等，却是尽人皆见、尽人皆知的。这次到陕北来，听几位同志讲一个故事：一位老农怀揣20块钱，牵着一头毛驴进城。在路上，毛驴啃了人家一株苞谷，被罚款10块，走了一程，毛驴又啃了人家一个苹果，又被罚款10块。就这样，老农还未进城，身上的钱便全光了。20块钱对大款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贫困的陕北农民来说可就不是一个小数。无端地丢掉这么多钱，老农不禁恼怒交加，于是扬起鞭子打驴，一边打一边骂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领导干部啊？可以随便吃喝不花钱啊？”从美学上说，这个故事可以归入黑色幽默一类。什么是黑色幽默呢？说白了就是悲哀的笑、带泪的笑。当年那么舍生忘死地保护我们党的陕北人民，而今却是这样认识我们党的干部，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辛酸呢？当然，不能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一小撮罢，几颗老鼠粪也足以坏掉一锅汤啊！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怎样来解决呢？办法当然很多，但是其中必要而又重要的一个，就是继续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主要表现在不怕牺牲上，现在则主要表现在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上。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这一条也动摇不得。不仅一百年动摇不得，一千年、一万年也动摇不得。动摇了，我们就失掉了根本，就要被老百姓唾弃，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载舟之水也覆舟”，这是李世民说的。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对于老百姓的认识，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封建帝王的水平。在他们眼里，这个“水”只会傻乎乎地载舟，而不会覆舟。谁才有可能覆舟呢？唯有官场的同僚。因此，他们对老百姓是不屑于一顾的，而只把精力集中在官场倾轧上，集中在修炼纵横捭阖的权术上。我建议这样的领导干部牺牲一点去歌厅、舞池的宝贵时间，也来像我们在座的同志们一样，认真地读一读《群山》。倘能由此开出一条反省的路，则于已于民、于党于国，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志们听得出来，我在这里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先进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不能说是唯心主义，因为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马老他们闹革命时，物质生活条件何等菲薄！但是他们硬是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业绩。这难道不是精神的作用？只有否定物质的第一性地位，把精神看成是可以离开物质基础的独自立足的存在，才是唯心主义。不错，过去我们确曾将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口号。这当然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在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时，我们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精神万能论走到了拜物教。请看，放纵物欲、放逐精神，迷信金钱、鄙夷崇高，在今天是何等时髦啊！为了强调物质，经常有人援引“仓廪实而民知礼义”这句儒家名言。我认为，对此话不可作出机械的理解。诚然，礼、道德、精神不可能超越一定的物质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要求封建社会里出现雷锋那样的人物，但是物质并非时时处处都把精神捆得死死的。物质对精神的制约虽有一定的圈子，但是这个圈子并不算小。在这个圈子之内，精神是可以自由驰骋的，这就是受动性与主动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仓廪很实的人并不怎么知礼知义，而很多阮囊羞涩的人却非常知礼知义，例如不受嗟来之食的人。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能够实现精神对于物质的超越。如果精神永远跟在物质后面亦步亦趋，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只看重物质和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我们越想现代化，越想快一些富起来，就越要重视民族精神的建设。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三部分第54章：周恩来要保卫局长周兴派人护送马文瑞回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把一套洗干净的军服递给他 1935年11月，毛泽东、党中央移驻瓦窑堡以来，这座古老的小镇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平时孤寂的小镇，空前热闹起来。一天黄昏，刚刚担任瓦窑堡市委书记的崔田夫来看马文瑞。老战友劫难之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也备感亲热。话别叙旧一番，两人相约上街去吃羊杂碎。走在街上，见到处是穿军装打裹腿的红军战士。商店铺门大开，生意空前兴隆。正走着，迎面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留着长发，面色和蔼清秀。崔田夫小声说：“这就是毛主席。” 正说着已走到近前。大家互不相识，只是擦肩而过。走过去了，马文瑞还回头望着毛泽东的背影，见那穿着灰色棉军服却没戴军帽的人身材显得很高。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走路迈着轻捷的方步，双手从容地前后摆动着。听说过多少次的“毛委员”，今天终于见到了。想不到，他和周恩来一样，穿着打扮也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只是在那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隐约觉得，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和周恩来不大相同的东西。他一时还想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只觉得他很严肃，目光冷峻而深邃。当他在镇街上散步的时候，仍然好像在思索着问题。如果说，初次见面的周恩来像是一个军人，那么毛泽东给他的印象，倒更像一个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读书人。 第二天，各机关单位在南门外操场上集会。毛泽东亲自登台讲演。马文瑞站在台下，很认真地听。可惜，毛泽东的湖南乡音太重，开始有些话听不明白。也难怪，他是头一次听南方籍的领导人讲演。但毛泽东站在台上，目光炯炯、昂首挺胸的神情，使他领略了一个革命领袖的风采。毛泽东讲话很简短，不时地在胸前打着手势，显得果断而有力。时而幽默风趣喜笑颜开，时而又双目炯炯居高临下，特别是将原本叉在腰间的右手，高举过头有力地挥下，身子随之朝后一仰，便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气派传递给人们，令人觉得那一只大手挥下去，能扫除一切妖魔鬼怪。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台下不时地响起掌声、笑声和口号声。那演讲有神奇的力量，不断地在人群中掀起感情的波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人们的情绪鼓舞起来。毛泽东讲演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一段话，听着很令人觉得痛快：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的讲演不停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被震撼山岳的欢呼声淹没。马文瑞也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动不已的情绪昂扬的波澜之中，也随着人群欢呼着，热烈地鼓着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简明、精辟而又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论述。这些话，似乎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好些年了，今天终于听人讲了出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从未有过的面对一个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悦诚服。他感到，自己和会场上的每一个人的革命热情都被点燃起来了。许多人忘记了是站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的旷野里。人们的脸兴奋得发红，有人解开衣领挽起袖子，仿佛是准备着立即行动起来。米粮山回荡着那鼓舞人心的洪亮的湖南口音，整个秀延河川都沸腾起来了。毛泽东的演说轰动了小小的瓦窑堡，他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很快传遍了陕北、陕甘边苏区，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日战争的伟大纲领。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由秦邦宪任主席。划分陕北、陕甘边根据地为陕甘省、陕北省、关中地区和神府地区四个行政区域，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李富春为副书记，中共陕北省委书记为郭洪涛。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统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和红军后勤工作。遂将西北各地革命武装编为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29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和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另外还组建了神府、关中两个独立师。从此，西北革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不久，周恩来第二次约马文瑞谈话。 这一次，周副主席一见马文瑞就风趣地说：“文瑞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你这个‘马主席’出马不可!” 马文瑞觉得有点奇怪。 周恩来接着说：“前两天，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找我诉苦，说他那里的工作很不好做。” 马文瑞听到“朱理治”这个名字，便有些不舒服。说老实话，西北的许多同志，对“肃反”问题解决后，仍然让这样的人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也不好提什么不同意见。周恩来一下便看出了马文瑞的思想，故意又说：“朱理治同志告诉我，”他故意把“同志”两个字咬得很重，“说你被错误地关押以后，陕甘边东地区的老百姓很不安，谣言和误解不少，有人认为是白军把他们的马主席抓走了，靠边境地区的许多老百姓干脆跑到苏区以外去了。‘肃反’问题解决后，那里的老百姓仍然不信任红25军。尽管他们一再讲‘马主席已经被放出来了’，老百姓没有亲眼看见，就是不相信，思想情绪很不稳定，陕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呀。”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下来，注视着神情异常严肃的马文瑞。他发现马文瑞表面依然很平静，但由那紧咬的嘴唇和微微皱着的眉心，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这种心情他很能理解。他深知，每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都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充满了坚忍不拔的奋斗和牺牲。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着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种情况，就连当初下令抓走马文瑞的朱理治，也不得不承认：“他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中威信很高，许多人一提起‘马主席’就动感情，请求派马文瑞同志去东地区安民，不然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提出让马文瑞去东地区有些强人所难。因为“肃反”问题虽已解决，但一手造成这场灾难的人并没有被查办。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再三，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他也知道目前这么处理，许多受迫害的同志是会有些想不通的。周恩来正沉吟着，却听马文瑞恳切地问：“周副主席，你看我什么时候动身合适?” “当然是越快越好呀!”周恩来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亲切地拍了拍马文瑞的肩膀，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老百姓随便唠一唠，让群众亲眼看到你这个‘马主席’果真还平平安安，大家也就放心了，好吧?” 马文瑞说：“那好吧，我一两天就动身。” 周恩来立即着人找来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要求他派人护送马文瑞去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取出一套洗得很干净的军服递给马文瑞，风趣地说：“去时，穿上这身衣服，群众就会相信他们的‘马主席’和红25军原本是一家人嘛。”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入微，使马文瑞很受感动。 两天以后，马文瑞在西北保卫局的刘子义陪同下骑马进入陕甘边东地区。他穿着周副主席送他的那一套军装，外面套着那件老羊皮袄，头发刚刚理过，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容光焕发，显得格外精神。一路上老百姓迎来送往，问寒问暖，气氛十分热烈。这天到达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临镇。“马主席回来啦，马主席回来啦!”正是阳光温暖的冬日的中午。当他们牵着马从镇街上走过时，远远地就认出马主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镇街两边转眼之间聚集了许多群众。“马主席，咱老百姓可把你盼回来了!”“马主席，你该好着哩吧?”“马主席，这回回来可再不走了吧?”“马主席，到底是些什么人把你们带走了?”男女老少，一个又一个他叫起姓名的和叫不起姓名的老乡，从人群里挤过来，亲热地同他们盼望、惦念了许多日子的马主席握着手，使马文瑞很感动。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一带老百姓心目中，竟然这样重要。他由那一双双粗糙有力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上，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受到的真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真挚的情感，使他激动，却又有些不安，觉得东地区的工作，才刚刚打开局面，许多事情还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开了一个头，便被迫停了下来。还有许多群众居住在敌我时常“拉锯”的游击区，受着白军、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困扰，苏维埃政权也还没有最后建立……群众自发欢迎马主席的队列越拉越长，几百米的街道，拥挤得只剩街心一道细巷。马文瑞牵马走着，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出热情洋溢的人群。同行的刘子义也很感动，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他从马文瑞手中接过马缰替他牵着，好让他腾出手来接受群众的欢迎。群众的情绪像海潮一样不断地高涨。那位在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的夜晚，曾经给马主席送去一碗热米汤和一碟干菜的老婆婆，自从马主席被人不明不白地抓走后，她心焦得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以后的日子，她像思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地思念马主席。眼下听说马主席回来了，她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扑到马文瑞面前，拉住马主席的手，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是眼看着马主席被人捆起来戴上帽套拉走的。如今，她看见了马主席穿得整整齐齐，脸色也还好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老妈妈终于破涕为笑了。老人说：“天晴了，灾害过了，走，还住咱窑里。你盖过的铺盖我谁也没叫动，见天黑里烧着炕，总算把你盼回来啦!”就这样，马文瑞不由分说地被房东大妈拉着手引进了他原先住的那孔窑里。一连几天，这个普通的窑洞里，像过喜事一样热闹。人们带着连夜赶做的鞋袜和鸡蛋、红枣、金梨等当地土产的各种吃喝，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他们的马主席。这些天，临镇街上就像遇集一样红火。赤川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红泉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临镇附近的农民自发地来了，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组织，人们是闻讯受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嘱托来的。这两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召开一个座谈会，请马主席给各地的代表们讲话。大家冬末寒天远道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亲眼见一回马主席，回去好给老百姓有个交代。马文瑞的讲话，实际上是同大伙面对面地拉家常。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被抓以后，各地的情况。土地分配完了没有?地主老财有没有乘机反攻倒算?赤贫的农民过年有没有白面猪肉包饺子?贫农团是不是真正在村子里挺起了腰杆子?有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团组织是不是仍在坚持活动?靠边境地区跑出去的群众有没有回来的?……这些在他“坐牢”时，日夜萦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全都一气儿涌出来了。那个原本是欢迎马主席的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总结和布置工作的会议。临镇座谈之后，这次东地区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按照计划应返回瓦窑堡去了。但马文瑞得知宜川靠近边境一带跑了不少群众还没有回来，他坚持要到当地走一趟。刘子义看他态度坚决，便只好同意。他一路走去，又接触了许多老百姓。在宜川的北池镇，召开了群众大会，马文瑞亲自讲话。躲在宜川县城里的敌人都知道他到了北池镇。跑出去的群众在几天之内，纷纷返回苏区。这次奉周副主席之命的东地区之行，使马文瑞再次体会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深情厚谊。朱理治有一次对周恩来汇报说：“马文瑞的到来，对于稳定东地区群众的思想情绪，巩固苏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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