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其次，《群山》运用了由小见大、寓大于小的艺术手法，将马文瑞个人的经历和活动作为线索，勾画了从本世纪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间整个西北的重大革命事件。读者跟随着马文瑞的成长、成熟、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中几乎所有的巨变。例如，年仅14岁的马文瑞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和工农运动高涨的1926年秘密入团的。可是，不久就出现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于是，他像陕北党团委的许多干部一样，便默默无闻地行进在“闹红”（地下革命工作）者的行列中。在参加米脂三民二中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后，16岁的马文瑞又只身一人乔装哑巴赶着一头毛驴混入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取出了中共陕北特委的秘密文件。这里描写的似乎都是马文瑞个人经历的小事，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党建立的初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马文瑞参加西北革命的时期，正是整个中国革命从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高潮阶段猛然转入杀气腾腾、一片白色恐怖的低谷中。因此，他在当时感受的“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反映了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曲折复杂。再如，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以刘志丹为首的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中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都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有的倍受折磨，有的遭到杀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以往所知甚少。《群山》并没有回避陕北革命中的这一段“肃反”扩大化的灾难，用了三章的篇幅描写了马文瑞如何蒙冤遭受迫害，戴上了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到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前后20多天。直到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是马文瑞的个人史，又是活生生、沉重重的党史。还有，像延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通过马文瑞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反映出来的。作者在书中并不是简单地、枯燥地记录和复述这些历史事实，而是形象地、艺术地描绘马文瑞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思考的问题和起到的作用。并且，还透过马文瑞的眼睛和所思所想，向我们揭示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本质和应有的地位。

最后，我觉得《群山》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那就是把人和景结合得很好，溶为一体，情景交融。这里所说的“景”，不单单指自然地域景色，还包括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书中着重对传主性格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腻生动的刻画，同时又浓墨重彩地描画了陕北高原的群山峻岭、黄土高坡、“山舞银蛇，原驰蜡像”。从书的“序曲”到“尾声”、“后记”，都有不少西北独特景色的描写。作者不仅时时用那支优美多彩的笔，散文式地尽情赞美着陕北的山山水水，还常常不忘描写的对象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气候变化。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土生土长的马文瑞，为什么能始终保持着与这片黄土山峦的血肉联系，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第二次来到延安和陕北了，可能正是受到《群山》中描写的感染和影响，从西安驱车一直到延安，又从延安乘车到榆林，沿途的景色对我来说比以往感到格外的熟悉和亲切。坐在车里向窗外观望着不断流动的巍巍群山、片片黄土、层层沟壑、潺潺小河，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马文瑞和一大批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劳动过、战斗过的前辈们。每一座高高耸入云霄的山峰，都是一尊永垂不朽的雕塑，这是自然界的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然而，长眠于这片穷山恶水之中和走过了千山万水仍然还在奋斗着的数不清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应当说也是一座座经过时代风雨精雕细刻的永具魅力的塑像，他们需要、也应当再现于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这两组群雕都具有“坚定不移、坚韧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的伟岸风范和高尚品性。也许，只有阅读过《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部作品的人，才会这样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而从未到过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读者，就恐怕难以如此真切深刻动情地领悟这部著作蕴藏的涵义吧！作者在记叙马文瑞的革命生涯时，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都交待得相当清楚明白，使读者似乎也处在当时的气候条件和政治氛围之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结合和统一，纪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和统一，这是一部个人历史的真实记录，又是一幅艺术地再现革命历史的画卷。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三部分

第58章：“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大家

 瓦窑堡初夏的黄昏是绚丽多彩的。夕阳红红的枕着西川尽头隐约可辨的山梁，把满沟川满山坡的庄稼苗儿染成紫蓝的颜色。天空中的几团云彩，像几块烧红了的炭，暗红色透着青紫，涌动在天边，不断地变幻着形态，时而像几只爬出海岸的大海龟，时而又像几匹由沙漠瀚海中走来的骆驼什么的。天空中没有一丝风。城门外河滩上，有许多人在散步。留剪发头、腰间扎着皮带的年轻的女同志们，则干脆脱了鞋，在清清的秀延河水中洗头洗脸。她们深深地弯着腰，水波不动的河面，像明亮的镜子，映照出她们美丽的笑脸。晚霞使得她们的脸色有些羞红，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们秀发乌黑，身材苗条，吸引了许多岸上散步的男同志。他们也是一些尚未婚配的年轻人，处在那种对异性的存在特别敏感的年华里。他们三五成群地说笑着，还不时有意无意地踢踢脚下浑圆的鹅卵石。“秀延河在它不发洪水也不干旱的季节里，是一条安详而迷人的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仿佛是找到了一个理由，便大胆地把头扭向河水那边望去。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落在河水中，而是尽在梳洗头发的女同志身上瞅。另一位说：“河水再迷人，也没有河里的姑娘可爱。”大家听得小声哧哧地笑，先前那一位却红了脸。河里的姑娘们很敏感，听到岸上的人在笑，就觉得是与自己有关，不禁羞红了脸，扭过身子，把扎着皮带的背朝着岸上的人。不料这么一来又引发了一阵哄笑。她们的胸口便随之跳得像装了一只小兔子。

 岸上的那一伙散步的男青年，正觉得有趣，有人却说：“你们别调皮了，秘书长和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来了。”大家抬头看时，果然见马文瑞和另一个个子较小的同志并肩走过来。他们显然也是来散步的。他俩的年龄，其实同那一伙青年差不多，不过也二十四五岁，但却显得老练成熟得多。他俩走过来，低头谈着话，并没有注意到晚霞里秀延河畔的美景和男女青年的羞慕之情。他们正在讨论根据地土地改革中的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把许多中农和富裕中农也硬性划为富农、地主很有看法。认为即使对待富农、地主（除过那些罪大恶极者），也要给饭吃，给出路，教育争取他们，使之不投向敌人。也许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太严肃了，也许是他们分别所讲的陕北和闽北的经验和教训，都使对方觉得新鲜，都受到了某种启发吧，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有许多人，包括河里洗衣、洗脸的人们正在用一种敬仰的目光留意着他们。

 战争年月，革命的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马文瑞到陕北省委工作不久，贾拓夫调任关中特委书记，省委决定由他兼任宣传部长。两个月后，中央委派郭滴人担任宣传部长。郭滴人是福建人，是闽北地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在闽北地区群众中很有影响。郭滴人来省委工作，和马文瑞住在一孔窑洞里。他们年龄相当，又有大致相同的革命经历，很能谈得来。每天黄昏，当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他们喜欢利用晚饭后那一小会儿时间到秀延河畔散步，这是他们感觉最为惬意愉快的事情。他们的两条腿，也许是日夜奔波惯了，只有在行走着的时候，才觉得周身舒服。他们在散步中总是伴随着亲切的交谈。两个人的性情都是谦虚温和而不乏主见，属于柔中有刚的一类。因此他们交谈时，很少像同龄的年轻人那样如入无人之境高谈阔论，更少有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总像平静的秀延河水，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他们各自同中有异的革命经历，正好造成了一种互补的机遇。他们的交谈，也就往往成为一种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当夕阳沉落到西边山梁背后的时候，暮色开始从原野的千沟万壑之中涌起，聚合成越来越浓的夜幕掩盖了山川、树木、河流和庄稼，却无法影响到他们热烈的谈兴。这时候，他们便回到共同居住的那孔窑洞里，继续着刚才的话题。那一段日子，除了紧张的工作，这种交谈，使他们各自都感到获益匪浅，也使过去相隔万里之遥的革命者成为情同手足的革命同志。那时候，一些人的观念中，还存在着狭隘的山头主义思想，马文瑞觉得这个山头主义丝毫要不得。他很赞成毛泽东时常在演说里讲到的“五湖四海”这个词语。革命就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孤家寡人。这种认识使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和同志（包括那些整过自己的人）搞好团结。后来，郭滴人不幸病故。马文瑞很悲痛，心中时常惦记着他。1992年他到福建闽北视察工作，还特意拜谒了郭滴人的陵园。他对同志和战友的深情至诚，由此可见。在瓦窑堡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还是聆听毛泽东演讲。红军东征归来后，为了培养军队干部，中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不久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 （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1日，“红大”成立集会上，毛泽东登台演讲。这一次，他显得很兴奋，双手侧后叉在腰间，很有气势地面对着大家，亲切地环视着人们，声音很洪亮：“同志们，当年，国共合作期间，广州办过一所军校，叫做‘黄埔军校’。恩来同志、剑英同志都曾经受党的委派在这所学校工作。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在北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红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也是黄埔的学生。今天，我们创办‘红大’，也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中，要培养更多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马文瑞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他的讲话，一下子就把“红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确立起来了。“红军大学”这个名称，立刻变得比黄埔军校还要响亮。

 接下来是新任的“红大”校长林彪讲话。那时候的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满嘴湖北口音，许多人听不懂，只觉得他年轻，人也精干，清瘦的面部，那两道与众不同的浓眉，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文瑞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林彪肯定也没有想到要篡党夺权。当他作为毛泽东信任的红大校长，站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一定也是真诚的，胸中也涌动着革命的激情，他所讲的话，也是出于真诚的吧。那时谁会想到他以后变得那样坏。”他不止一次地感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世间任何事物都是要发展和变化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向上的，但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倒退，好人也可能变坏。社会发展是这样，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6月初，中共陕北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省委的各部负责人，还有各地的负责同志计三十多人。郭洪涛主持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周副主席简要概括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当时，为了扩大苏区和红军，中央确定西征。彭德怀率部开始西进，红军主力已经离开安定一带，毛泽东主席留在后方。周恩来最后讲道：“中央提出三大任务：一是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打陇东、三边、宁夏，部队将分两路由陕北出发，在彭德怀指挥下，徐海东率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左权率一军团为左路军；二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保住现有的这块根据地。这就要发挥我们地方党和游击队、赤卫军的作用；三是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逐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我们地方党和政府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会后不久，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陕北省委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选定马文瑞负责，主要担负做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工作。陕甘工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此后不久，1936年6月21日，井岳秀一个营（营长张云衢）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我军主动退出。

 撤退的时间是在上午。敌人是由东边攻城的，我们的人由西边撤退。陕北省委接到撤退的命令，东边双方已经接火，枪声大作，形势看起来十分紧急。马文瑞所在的省委机关匆忙出了城堡。他看见周副主席也带着警卫人员骑马退了出来。这使他十分吃惊，怎么，中央军委机关还没有撤走?!东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这时，周恩来骑在马上，很焦急地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突然问：“主席哪里去了?”警卫人员说：“主席还没有出来。”周恩来一听，急了，厉声批评道：“知道主席还没走，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周围的人一听说毛主席还没有撤出来，心情都非常紧张，这该怎么办呢?周恩来立刻掉转马头，策马就要往城里冲。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来了，见大家都显出很紧张的样子，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席话，逗得大家都乐了。马文瑞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见了毛泽东，大家虚惊一场，随即都很高兴。一路上受毛泽东的影响，有说有笑沿着山路朝安塞方向走，渐渐地把枪声丢得听不见了。

 上山的时候，军委后方机关参谋长张云逸骑个毛驴子。也许是他的广西话陕北的毛驴子听不懂，他说走东，毛驴子偏走西，他说走快，毛驴子偏走慢，再不然干脆停下来原地转圈圈，稍不留意，它还转身往回跑哩，整得参谋长满头大汗，嘴里不停地骂那头没收地主家的毛驴子是“反动派”。毛泽东看见了说：“我的参谋长哟，你连个四条腿的反动派都没办法，怎么制服两条腿的反动派哩?”张云逸说：“两条腿的反动派我可以和他讲道理，四条腿的反动派耳朵长得不小，就是听不进道理去嘛。”他俩的对话，逗得大家哄笑不止。马文瑞见张云逸把那头倔强的毛驴实在没办法，便策马过去对他说：“张参谋长，我看咱们还是换着骑吧。我是陕北人，毛驴子能听懂我的话。”张云逸忙说：“唉呀，马文瑞同志，谢天谢地。”说着跳下毛驴子，擦着满头满脸的汗，接过马文瑞递过来的马缰。马文瑞拉过那头毛驴子，用手拍拍它的屁股，轻轻叫了一声，那驴子便乖乖地立定了等人来骑。小时候，他时常赶着毛驴子送大嫂回娘家，懂得怎么吆喝毛驴子。他骑上毛驴，嘴里“嘚秋，嘚秋”地轻轻一吆喝，驴子便往前走起来。毛泽东见了风趣地说：“看起来，当地的反动派，还是要当地的革命者来制服它。”

大家一路说笑着，向安塞方向前进。翻过几架山，当天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于村子太小，陕北省委只能驻扎到另外一个村子里，中央机关与省委机关相距有十多里路。人们习惯上把中央暂时驻扎的那个村子称为“安塞”。7月初，中央转移到保安县城，陕北省委仍留驻安塞，此为后话。撤出瓦窑堡不久，马文瑞按照组织安排，离开陕北省委，专门从事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如今的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和研究中，似乎较多注意到了促成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即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而较少注意中共方面的一切积极努力。其实，如果说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中共方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艰苦细致的积极争取工作，则对于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们去进一步地研究探讨。笔者的目的，只是向读者展现历史的真实情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里，毛泽东清醒而理智地运筹帷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着中央“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正确方针。“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党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6月。

 这天，中共陕北省委白军工作部部长兼安塞东北军工委书记马文瑞离开省委，到安塞县城附近去见周副主席接受任务。他像每次接受一项新任务一样，心情很不平静。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光是服从组织安排，还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他的最基本的经验和体会是两条：一是发动依靠干部和群众；二是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提高工作的自觉性。这两条，看起来是极普通的，其实又是顶重要、顶不容易做好的。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导者，他工作中的一切努力，都不外乎围绕着这两件事情。他是很善于思索的人，考虑一个问题总要顺藤摸瓜，细致入微。他知道，这回省委之所以决定自己去搞东北军争取工作，是因为过去自己曾从事过兵运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同是国民党的军队，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和处境又有许多不同。要做好东北军的争取工作，首先还是要深入地了解东北军内部的情况，了解一般士兵的心态和长官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了解下级军官与中高级军官的心态又有什么共同和不同；士兵之中，也会因为出身和文化等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都需要仔细了解清楚，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那天，他骑着一匹骡子，一边赶路一边思考着。不料，转过一道山弯，却见路上走过来几个人，其中一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几个背枪的警卫人员。“那不是毛主席吗?”马文瑞心里这么想着，便远远地下了骡子，紧走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问候道：“主席你好。”毛泽东说：“你怎么在这里?”马文瑞说：“省委确定我搞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这就去向周副主席报到。”毛泽东说：“噢，是恩来同志点的将吧。我告诉过他，要调有经验、熟悉情况的同志来搞这项工作，你显然是他看中的一个喽。”马文瑞不好意思地问道：“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地不远了吧?”毛泽东说：“不远，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噢，你知道去保安的路怎么走?”马文瑞说：“沿着这道沟一直往西走，翻过那架山，就到周河川了。”毛泽东说：“那好吧，趁着天色尚早，我们各自赶路吧。”马文瑞一直站着，把毛泽东他们目送了好远。他看见毛泽东有马不骑，身上穿着和自己一样的粗布军装，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大步走在黄土山路上，犹如闲庭信步一样自在逍遥。通过听毛泽东讲演和几次短暂的接触，使他感觉到，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领袖的风采，使他很受感动，心想有毛泽东掌舵，中国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