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散文主体的突出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散文，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主体性叙事，“作者的主体占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容颠覆不可动摇的”。可翻开《古文观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本正经或道貌岸然的“圣人”或伪君子，这些主体只不过是干巴巴的面具，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圣贤”，个人已经被集体“绑架”，他们只不过是“代圣人立言”罢了，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千人一面，千面一心，看不到每个人的面孔和个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散文家非常强调“个人”的存在：“强调个人发现、个人见地，在作品中提供一种独特角度，一种被人忽略的经验，一种新的文字处理技术，可能更为难能可贵。我认为，考量作家，应该加强对其独创性的重视……一个具备独创精神和能量的作家，才有冲击力，才是真正参与散文建设。”散文后面站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祝勇也指出：“昔日的散文经典在今天沦为反面教材，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放弃了个人言说的原则而屈从于公共话语，这种屈从，使得他们所有的文学努力都无济于事。”因而，要充分突出“个体”的重要性：“散文是一种依靠个人感觉和经验来展现时间和空间，并对夹杂其间的人（包括个人与群体）的状态、命运进行认识、判断、思考和言述的文体。”“作为表达个性的工具，散文从一开始就与个体密切相联。也就是说，在构成散文的所有条件中，个体性是首要条件。个体性是自由的果，也是真实的因。”为此，他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文学个性一旦泯灭，散文也就不复存在。”“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架空了主体，使得个人沦为面具和符号，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附庸，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苍白化、空心化的写作大行其道，因而，必须把个体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我手写我心”，张扬鲜明的个性自我，直抵内心的痛处和生命的荒凉，表达自己的独立认识和见解，发出个人灵魂的呼声。　　

1.主题的解构。　　

传统散文都有积极明确的、乐观向上的主题，忧国忧民或心怀天下、言志咏怀或寄情山水，都是“主题先行”的写作，要求围绕主题“形散神不散”，“主题氛围要求散文表达‘真、善、美’，起到宣传作用，那么散文必然要短小、真实、健康，而且浅白易懂。”祝勇认为“这样等于剥夺了文学的主权”，消弭了主体的存在，因此，个人必须挺身而出，张扬自我人格和精神个性，敢于打破传统散文对于主题的垄断：“新散文对体制约束的抗拒，和对自身立场的张扬，从主题的多样性中可以看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往往能够摆脱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暗示，游离于主题氛围之外。”　　

张锐锋的《算术题》通过对9则算术题的运算，对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例如，“题3分配”一则，通过对分桃的算术题的解答，对孔融让梨这一传颂千年的“优良民族传统”进行了解构：　　

一个孩子在四岁时让梨的事迹，似乎培养了一个民族谦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也使那些谋取私利的人们找到了理由，它给了不公正、不公平的种种事实以借口，应该谦让的一方往往是弱者。它同时使失去利益的人们放弃斗争，以谦让和理解作为依据，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一切，使公平的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使人身陷于污泥中，在生活里挣扎……　　

孔融让梨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深受赞扬和鼓励，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可是，张锐锋却看到了这一传统的“不良”方面：它往往成为巧取豪夺的幌子，被人利用来欺骗弱者，而弱者以“孔融”自居，放弃了斗争，反而助长了坏人的嚣张气焰，无意中做了“　东郭　先生”。张锐锋的眼光是独特的，思维的发散性的，也是多元逆向的，以解构的形式对生活常识进行新的解读，使得散文的主题不再受到限制，主体得以张扬，追求自由的境界。诚如祝勇所言：“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散文完全可以无主题，也可以有多重主题，这样更有利于展现写作者对于世界的多角度注视，使其在写作中扮演更复杂、也更重要的角色。”　　

张锐锋的《棋盘》对南柯一梦、刻舟求剑、龟兔赛跑等著名寓言作出了新的阐释，祝勇的《旧宫殿》对封建皇权进行了解构，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颠覆了上帝和魔鬼的形象……这些散文颠覆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固有认知，冲破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藩篱，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惰性，对千百年来已经凝固的思想和形象进行审思和追问，并在拆散、解构、粉碎之后重新融入主体的思想和观念加以重组，使得传统散文的宏大主题被解构得支离破碎，造成一种陌生化的焕然一新的思想冲击和阅读体验。　　

2.想象和虚构。　　

传统散文一直把真实奉为圭臬，固步自封。在新散文家看来，真实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验证的，记忆和历史都靠不住，“散文界所坚持的所谓真实，本质上却只不过是组接、利用、想象，甚至……虚构”，或曰真实是对自我而言的，而不是外在的。莫言说过：“有的时候虚构比史实更加真实，因为它更符合历史的逻辑。”正是在这种“真实观”的指导下，他们勇敢地冲出“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的包围，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制的虚构”，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想象和虚构；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种整体性的“无限虚构”。毫无疑问，这种虚构是在主体性的参与下进行的，在有限的虚构中追求一种心灵的真实。　　

祝勇的《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是散文进行想象和虚构的成功尝试。在《沈从文传》、《这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散文选》、《艽野尘梦》等“真实”史实的基础上，祝勇发挥了超拔的文学想象力，再现了陈渠珍与西原相遇相识、带领部队穿越沙漠、受到死亡的威胁考验、西原患天花而死和沈从文作为书记官、保管员与陈渠珍的交情等细节，毫无疑问，这些详细丰富的细节都是祝勇在以上“真实”材料的基础上联想、想象甚至是虚构出来的，是作者心中的“真实”，其中渗透了作者的感情和体验，融入了作者的人性烛照和生命悲悯，是主体思想智慧的结晶。其实，《旧宫殿》、《皱纹》、《古战场》等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主体鲜明犹如猎猎旗帜，在散文的天空中高高飘扬。　　

事实上，新散文的文类、语体文体实验也都是主体参与的结晶，凝聚着作家的生命和创造，是作家鲜明的自我和个性的印记。新散文对主体性的强调，其实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的呼应和回归，是对散文乃至文学创作人文立场的自觉坚守，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守望，对文学审美艺术的自觉追求。　　

四、结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散文因为保守落后而日益失语，在现实和灵魂的冲击面前变得日益腐朽和无力，表面上各种散文潮流不断涌现的繁华表象掩盖不了精神的贫困和荒芜……新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用而生，对传统散文观念进行了决绝的批判和摈弃，并以丰富的创作实践探索了散文发展的可能性，打通了各种文类的边界和组合法则，焕发了散文语言的活力，促进了散文语言的回归，唤起了创作主体的觉醒，开启了散文文体自觉的时代，推动着散文向着现代性的方向深入挺近。　　

新散文家就像一群鲶鱼，正是因了他们的存在，让“沙丁鱼”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游动”起来，才不至于“死去”，惟其如此，才使散文“这汪绝望的死水”有了些许生气和活力，保持了散文写作的生态平衡，推动着散文艺术的不断前进。　　

作为一种文体实验，新散文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过犹不及，激进叛逆的姿态、横扫一切的嚣张气焰、颠覆一切的狂妄做法，传递出他们急于改变散文平庸现状的迫切心情，表达了他们进行散文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实验创新的高度自觉，但也反映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这是不可取的。放眼整个文学场，小说、诗歌、戏剧无不是在“变”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才得以永葆青春和生命活力，而散文反倒是淡定从容，“以不变应万变”，这值得深思。在散文繁华却贫困的现实面前，或许我们应该停止对新散文的本能质疑和批判，而是持一种平等的态度，以一颗平和之心，认真总结其创作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他们的实验对散文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意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换一种思维或者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或许会别有洞天。　　

【本文是华南师范大学2011——2012年度学生课外科研项目“新散文对传统散文的反叛及其意义”（项目编号：11WXGA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