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也是一位重要的文体探索家和实践家，是自觉的文体实践者，是“新文体的探险者”，他不仅在文学理论上以《文学的“根”》拉开了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的序幕，在创作上贡献了诸如《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还积极投入小说文体探索和创新的实践中，创造出了独具风格和特色的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为中国当代小说文体的发展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韩少功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散文家，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卓越的建树，是“一个具有先锋姿态又深味了中国哲学的智者”，他左手写小说，右手作散文，在散文创作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创作了《灵魂的声音》、《性而上的迷失》、《夜行者梦语》、《佛魔一念间》等诸多散文随笔，这些充满理性哲理精神的“智慧的独语”，是中国当代散文的重要收获。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更是一举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和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度杰出作家”等国内重要文学奖，被誉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昆虫记》、“韩氏乡居生活的小百科全书”。　　

《山南水北》作为中国当代散文的重要收获，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文明的分析和阐释。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批判城市病，回归农村，热烈地拥抱大地和自然，彰显乡村意义，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得比较多。陈剑晖指出，韩少功回归农村绝不是宿命，不是狭隘盲目的激情或愤怒，不是有闲阶级的故作姿态，而是自觉地接受土地和心灵的召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选择。他以自己的亲历，以五官、心灵来感知大地上的事物和事情，并注进一股对于大地乡野的深挚的爱，这样他的返乡与写作，便有一种沉甸甸的思想的质感。龚政文认为，《山南水北》标志着一个都市人对乡村的回归，一个异乡人对家乡的回归，一个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回归。他与陶渊明、梭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批判都市，但不拒绝文明；回归自然，但绝非成为隐者；置身民间，但并不认同愚昧；李险峰认为，《山南水北》以被全球化打开又保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八溪峒为基点，把未被现代化的带有一定独特性的地域文化拿来与西方强势文化进行关照，以彰显弱势文化和文明性的存在价值，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自信心。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始终坚持思想探索、质询现有话语秩序的作家，韩少功对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日渐式微的处境表露出高度的警觉；张富翠认为：“归乡的韩少功不再是桥上看风景的过客，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灵魂融进自然乡村，融入生活的底层。我们能在其中看见一幅幅原汁原味的自然风景和具体生动的乡村生活画面，以及其展现出的浓烈的乡村情结。全书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睿智的思考，对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启示。”杨庆祥回顾了寻根文学的背景及其成败得失，从再寻根的历史链条上凸显《山南水北》的非凡意义，认为韩少功回归农村，是自我焦虑的释放，也是新的精神主体的生成。面对现代化，韩少功们深刻地纠缠在“迷恋排斥”、“爱憎交织”的焦虑和痛苦之中，他们会一次次重构自己的历史、传统，一次次返乡和归隐，叩问山河大地，直到寻找到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和经典，这是韩少功目前给我们提供的最实在的启示和意义。孔见也指出：“散发着湿润田园气息的《山南水北》，堪称一部发现之作。在人们纷纷逃离的乡村生活中，作者发现了大自然蕴藏的优美、神秘的灵性，及其对人类感官心灵的去蔽作用和疗救意义；在人们普遍以消费为乐，以奢侈为高贵的时代，作者发现了简单劳动与农业文明的诗情画意，及其被城市生活和工业文明粗暴摈弃的美好内涵，并对几百年来一路凯歌的人道主义的偏狭提出了质疑。”这部分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和深入，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水平，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二、生态批评。《山南水北》中韩少功皈依农村，回归自然，体现了鲜明而且浓厚的生态意识，研究者对此也比较关注。例如，陈涵平认为，《山南水北》通过展现回归自然的和谐生态观、万物有灵的众生平等观、感激大地的自然伦理观，表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丁仕原认为《山南水北》“最难能可贵的是体现了一种和谐美。有城乡的和谐、中外的和谐、天人的和谐、文体的和谐，天时、地利、人和、文美，谱写了一曲21世纪的和谐之歌。”彭文忠认为，作为山野自然的“山南水北”，成为韩少功反思城市文明的参照物，及其心目中人类回归自然的诗意栖居。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切入《山南水北》，的确是一个很合适的角度，然而部分分析还不够灵活和贴切，有些论述过于绝对和牵强，给人一种生搬硬套的感觉。针对日益流行的生态批评，蒋磊直言当前中国生态主义思潮下的生态批评话语存在着较大局限，它并没有直击到生态问题的要害，没能打开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自然的‘魅性’从来就未曾消失，真正消失的是人感受自然、与自然相处的能力。真正迷失的不是自然的神力，而是人类的本心，是现代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这一点的标志性事物是现代都市。生态批评应该抛弃掉‘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无休止的争论，开启政治性的批评维度。”他认为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绝不是一个意识的、观念的问题，而实在是和政治、历史的深刻变迁相关联，这为生态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维和视角。　　

三、创作技巧和艺术特点研究。有研究者从叙述策略、创作风格等方面展开了对《山南水北》的研究，如王青、姚海燕从后现代式的叙事态度、双重身份的叙事声音、拼贴化的叙事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山南水北》的叙述策略；张军德则从语言、题材、手法等方面分析了韩少功创作风格的演变；龚政文指出：“在艺术上，《山南水北》表现出一种理性观照下的感性呈现，真实世界中的神性想像，和兴笔所至后的精心营构，是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这些方面当然是《山南水北》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但是，还不够全面和完善，可以继续挖掘和探讨。　　

四、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唐芳通过比较韩少功新作《山南水北》与旧作《马桥词典》，认为互文性是这两部作品的显在特征，表现为作品形式上具有承继关系；内容上相互参照、交互指涉，具有审美意象的互涉性和故事内容的互渗性。这篇论文角度新颖，可以考察韩少功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演变，可是，作者仅仅从“枫树”和“汽车”两个意象以及“老而不死”和“不被认可的爱情”两个故事，就断言互文性在这两部作品中“普遍存在”，是两部作品的“显在特征”，这是很欠妥当的；而且她的分析也实在过于简单，只看到几个相同的意象和类似的故事，并不能见出两者之间如何“互文”。　　

五、文体研究。作为拥有自觉而强烈的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对散文文体进行了实验和创新，不受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陈剑晖认为，《山南水北》可以说是一部散文集，但其中分明又有许多小说和诗歌的因素；此外还可以将它看作哲学家的思辨笔记，或者是说明文、乡村报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随笔之类的东西，文体存在大面积的迁移和杂交。孔见指出：“从文体上看，《山南水北》写得轻松自如，不修不整，野趣横生，是韩少功作品中作意成分最少的一部，但它决非漫不经心的草率之作。作者在文字中其实设有埋伏，谋篇布局也有些暗地里的讲究，只是少露痕迹罢了……在已经被解构得只剩下荒谬和虚无的世界，他称得上是一个执拗的意义探寻者。”丁仕原指出，韩少功一直在进行文体探索，以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创作的路子，《山南水北》的跨文体创作，是时代必然，是历史发展，更是作家追求与创新的体现，是一种文体的和谐。龚政文认为，《山南水北》糅合了志怪小说、生活随笔甚至说明文、表格、家谱等文体类型，有多种不同写法，“可见韩少功是一个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和求新求变意识的作家，是深通散文个中三昧的散文家，是一个有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心灵和艺术法则的大家”。相宜也指出，《山南水北》“采用了片断式的叙事策略，不再是传统的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情节化、线性化的叙事方式。这不仅是文体的探索和艺术创造力，更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突破了文体边界”，“叙事结构越来越松散，他有意识地从传统随笔和笔记中吸取营养”，相对来说，这种研究还比较少，而且很零碎、分散，不成体系，大多是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没有系统性；而且多集中在明显的文类层面，没有深入挖掘韩少功散文文体探索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体裁、题材、主题、方法、技巧等较为肤浅的表面，没有深入到散文艺术的内在结构、形式、语言、思想、风格等内在深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作为一位重要的文体探险家和实践家，从文体的角度切入，或许是打开《山南水北》创作奥秘的一把钥匙，有鉴于此，本文准备从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三个层面对《山南水北》的文体探索和创新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以总结和归纳韩少功《山南水北》在散文文体方面实践的经验，探讨其对当前散文创作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