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代际”递嬗及其文学史意义

（发表在《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发表时有删改）

从“代际”视角去审视和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精神理路，是学界惯用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对“80后”文学。流行的观点认为，“80后”文学是伴随着网络媒介发展起来的，是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其实这种论调存在着一种严重的遮蔽，因为它将占据“80后”近1/3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其创作给忽略、排除在外了。于是，谈“80后”文学创作假若只是停留在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上，或只是规束在游戏、消费、自恋、欲望、颓废、偶像、暴力等关键词上，都是不科学且带有偏见的。众所周知，早期的打工文学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底层文学”论争的深入，才逐渐被归置于底层文学的范畴之内，但时常仍受到艺术水平低下、审美精神欠缺的指责和冷眼，虽然不乏有相关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现实的问题是，在当前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正不断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即农二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精神旨向、城市融入心理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深刻的差异时，作为其精神及心理的文本投射——“8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学创作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性及承接性，却一直没有被人系统和专门地提起。

因此，把“80后”的新生代文学创作群体和特征从仅仅的几个人物、符号的代表，延伸拓展开更为丰富的群体存在，这不仅对于重新认识“80后”文学创作的整体概貌和内在精神，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之于第一代农民工在精神旨向、价值观认同和文化心理之间存在差异有着切实的意义，而且特别是从文学发展史角度去重新考量“80后”这一批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之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一、叙述风格与文本表征

从“代际”的宏观视角去描述文学之于时代、环境以及群体精神气质的关系，其本身就可能存在着谬误和不足，因为任何概率的扫描都不可能涵盖其中内部的所有个体，但是时代之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及表现，最有效和便捷的考察途径不外乎对最贴近“生活现场”打工文学的考察。“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这一称谓，较之在文学评论界很早就定义的“新生代作家”（即把60、70甚至80后统统归于帷下的统称）要具体的多，他特指一批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打工作家。近几年来，集中在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工业城市的萧相风、毕亮、陈再见、昌平、傅关军、唐诗、程鹏等一大批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生代”打工作家已经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较之与第一代的打工作家长期受到主流媒体的排斥和疏远不同，他们一开始就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星星》、《作品》等国内权威和主流期刊发表了作品。同时，他们之于网络媒介的能力也丝毫不比众多80后“青春派”、“穿越门”的作家要差。

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创作题材更为丰富，其中的叙事题材已经不再简单停留在乡土情结、打工纪实、城市欲望等方面，它开始向农民工家庭伦理、心理问题、城市底层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题材延伸。如毕亮在《外乡父子》中的“男人”带着瘫痪的父亲出外打工，租住在出租屋里，“男人”的故事围绕着打工、失业、收破烂，思念女儿、照顾父亲、找小姐等细节展开。而这些都被纳入到我这个替人收房租的打工者眼里，从中表现了“男人”在底层生存的伦理取向和困境。而对城市边缘儿童和农民留守儿童的关注，则更为集中地表现在陈再见的笔下，在陈再见的《张小年的江湖》中，只有十二岁的张小年，父母以捡垃圾为生，他却通过从偷家里捡的饮料罐，到抢小朋友的钱，到撬别人的门窗，再到去偷锡渣——由此展开的“江湖”纪事和犯罪，却成了他们这一群同为城市边缘儿童的“英雄”之路、独立之路。最后，张小年在偷窃现场被抓，他却通过说慌称自己是“受制于黑社会”，自己是自救的英雄，这不仅获得朋友们的敬仰，还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赏。作品对城市边缘儿童生存状况的揭示及对其内心道德逻辑的分析，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在另一篇《妹妹》的作品中，陈再见通过描写“我”放弃自己刚出生的女婴救治，回顾自己早年父亲将刚出生即不知死活的妹妹遗弃至死，母亲也因为妹妹的死而发了疯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计划生育背景下两代人“重男轻女”的伦理问题，震撼人心。

不仅在题材上新生代打工作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叙事有了更为深入和广阔的拓展，而且在语言和作品叙事风格，他们也进行了更为多元的尝试。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他把打工生活中的关键词如加班、流水、出粮、集体宿舍等，进行了细致的注释，萧相风自己也坦陈：“在文本的结构上，我对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一些借鉴。我感觉到用词典方式写作我所经历的南方生活会是一个好途径。其中也有很多创新，比如我从我从事ISO认证工作的专业出发，给每个关键词的词根附上了关联或衍生的注释。”^[1]而毕亮的语言也极其简约，甚至有卡佛简约主义的风范。这种较早就开始对语言自我风格的锤炼也表现在程鹏的作品，他在《在大地上居无定所》中表示：“这些词语从我身体的暗处醒来抚摸着我”，“这些词语汇合成血液从我的四肢骨骸流出来”，“这些词语会从我的肉体里出来再注入我灵魂中去”^[2]等等，这种对自我表达的自觉维护，也较之于上一代农民工的打工叙事，表现出了新生代打工文学姿态的整体自信与个性化走向。

同为80后的打工作家，他们对于网络和媒介的运用与青春派、穿越派、玄幻派、情色派基本不相上下。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就是首先在网上连载成功之后才进行纸质出版的，《中国式民工》也是。新生代打工作家较之第一代打工叙事者，具有更高的学历和文化，他们的表达与计算机网络有着天然的联系，网络的平台较之传统的文学期刊能更快、更直接传达他们的作品，更不用冒随时被拒稿的危险。从天涯社区散文随笔、榕树下、搜狐散文论坛、网易散文论坛及红袖添香等网站考察中发现，很多关于打工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出现，而且出现很多赞赏的跟帖。这些网络写手一方面满足了自己情感欲望的发泄，将自己在打工生活中的各种情状与诉求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自己创作的市场价值。另外，真正从创作上他们立足于底层的“他者经验”的想象，把自己生活中的理想与希望、矛盾与困惑、痛苦与失落等原生态的感受表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有一种生活的质感，戡探出时代生活巨变与精神变革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

早期农民工叙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学叙事和精神审美之间必然隐含着深刻时代要义和文化内蕴，隐含着必然的联系和内在区别。那么，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带来了什么？又丧失了什么？这是打工文学在“代际”话语场域中所要阐述的重要命题。

二、“代际”递嬗与审美差别

城市化进程带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及道德伦理的沦落，这同样表现在同属于“底层”的两代农民工之间的价值观认同及文化承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主要表现为由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这种价值取向的变化自然地投躲到农民工文学的创作上，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真实质朴却又鲜活开放的话语类型，而其天生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又给贫血的当代都市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自1980年代珠三角地区“民工潮”现象出现，迄今已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和文化判断上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在于城市化发展带了失地农民工在向“新产业”工人转化过程中对城市体验的全新认识和不同诠释，这正如有人指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近乎“夹缝”中的价值取向。”^[3]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与消费时代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商业运作的合力，共同促成了新生代打工文学叙事与早期打工文学在创作心态、创作题材和审美精神等方面的转变。

（一）文学心态：从“城市排斥”到“城市认同”。早期的打工文学在涉及“进城”母题时，大都表现了他们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痛苦。谢湘南的《我醒来时》就刻画出了刚走进城市打工者的惶惑不安：“火车并非停在想象的旷野/我下车在所有下车者的后面/行李/阳光显得陌生/我醒来时/天空已经凌乱/我的声音传不出/更积着焦虑/我张目四望/小心翼翼走过城市的隧道”，林坚《别人的城市》和张伟明《我们INT》、《下一站》等小说都刻画了打工者作为城市异乡人的漂泊无依的孤独。《别人的城市》写主人公无法进入都市生活的“孤独感”和怀念乡村传统的情绪。黄秀萍在《这里没有港湾》说道，打工者“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她们在这座城市里拼搏，“出租屋”就是一个打工者漂泊灵魂时的归宿，“暂住证”就是他们的身份，许多的打工者被挡在了城市大门的外面，对于城市他们感到自己是“局外人”。

作为出生在19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是在新世纪之后来到城市打工的，他们缺乏对于农民体验式的深刻记忆，对于传统农民的身份认同比较薄弱，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过客，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城市生活。毕亮在《礼物》、《外乡父子》中关注底层，试图揭开城市的疤痕，对外来务工者给以深切的人文关怀；陈再亮的《张小年的江湖》讲述的问题少年张小年也在城市里的“闯荡江湖”。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他们的城市虽然充满着苦难，但乡村作为一种比较的语境已然消失在具体文本的叙事中，新生代打工作家的城市虽然还是陌生的或是苦难的场域，但是从他们一踏入城市，城市已经自觉成为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场域的汇合，他们没有乡村，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空白与城市的认同导致了传统乡土认同的消解。

（二）创作题材：从“工厂叙事”到“社会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早期农民工进城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打工赚钱再回家娶老婆、盖房子，因此，“赚钱——回乡”是他们的心理主脉。因此，可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打工环境、工厂阶层和生活待遇的物质体验，如为了维持生活，在周崇贤短篇小说《我要活下去》中写出了打工者的辛苦，他们不分昼夜的像机器一样忙碌着，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变得奢侈，她们必须拿着工卡请假，而且来回只给3分钟，每月只允许五次，若超过就扣5块钱，打工妹们为了赚钱只好忍着不去：“便少喝水，多流汗，然后，憋到下班。”

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已经较少直接去表现打工环境的苦难呈现，很多时候他们已认同了城市的规则，不再敌视或抵制打工规则，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更多的开始关注农民工留守子女、婚姻情感、农民工心理等问题，试图把打工文学从“工厂文学”拓展为对整个社会阶层问题的关注。比如陈再见就曾公开表示：“我关注的题材很广，我当过代课老师，当过普工，有自己的乡土，也有自己的城市，这些都是我笔下的题材。这还不是全部,我还可以观察到身边的很多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比如企业主、设计师、白领等。”^[4]如唐诗的《病》和《工厂里的病》则关注长期被忽视的农民工心理问题，写出了打工者心理疾病，在《工厂里的病》写了“我”在追求女性失败后，竟然老是幻想将她奸杀，颠覆了农民工的传统形象。

（三）审美精神：从“苦难叙事”到“问题意识”。打工文学的精神主题及其审美旨向是一个被过渡诠释的话题。早期的农民工远离家乡，艰苦谋生，他们以流水线上的苦难为标本进行实录或再创作，其作品大多直接鞭笞现实生活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艰辛，因此“苦难”就成了他们纪事和创作中最常见的词语，苦难底色特别重，而这也就是其文字通常指责为“展示苦难”、“苦难堆积”、“苦难渲泄”的根源。如在《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这本囊括了二十年无数打工者催人泪下的呐喊和心血的诗集，到处随手可拾的是卖猪仔、歧视、羞辱、疼痛、加班、流水线、暂住证等这些触目情心、冷酷无情的词汇。

这种苦难现实与艺术表达的协调与超越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笔下有了新的表达，他们不再直接地书写苦难，而是从呈现和构造中营造苦难。他们认为：“对于痛楚，我们是无法规避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平等，”“我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味地叫苦叫痛,这种呐喊的方式不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持久生命力所在。”“要善于看到别人没有关注到的东西。”^[5]同时，陈再见在谈到他的小说《危险无处不在》中指出：“这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问题少年离家出走后被家人找回来,当家人问他一个人出走不怕危险吗?他的回答令我震惊—— ‘危险无处不在’。”新生代打工文学对“苦难”的理解，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较之早期打工文学有了很大的跨越。

三、“非虚伪”创作及其文学史价值

新生代农民工与早期农民工的城市价值观取向存在整体性的差异，这种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于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加剧。”^[6]但在确认这两者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其两者之间的承接，即两代农民工的文学基于自身生活的体验对生活和现实提出了质问和思考，这种文学经验来自于底层，并植根于此。几年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80后打工诗人郑小琼谢绝了央视“新闻会客厅”的邀请，放弃了体制内写作的机会，因为她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7]这是否可以看成是新生代农民工坚持对创作独立性的心声，是保持“在场感”实践的自主性选择？

这种体验式、在场式的文学创作与近年来主流评论界提出的“非虚构”创作存在某种关联，《人民文学》特别设立了“非虚构”专栏，而打工文学作者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梁鸿《梁庄》等都相继发表在这一栏目。而对于怎么看待文学的现场经验表达？笔者认为，其根本不在于虚不虚构，更在于虚不虚伪的问题。这种“非虚伪”体现在打工文学叙述上是对底层弱者的关注，让日常的、现实的经验成为叙述的来源，从而拒绝所谓“80后”文学的穿越体、玄幻体、动漫体，脱离开自恋、复制、梦呓的底级审美情趣，从而达到对边缘的、平庸的、真实的语言和形式去抚慰时代创伤和生存困境的目的。那么，总体上应如何去理解和认识新生代打工文学的这种非虚伪创作，如何去检视新生代打工文学的审美旨向和文学史价值呢？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为“80后”文学的正名提供凭据。一直以来，80后文学被规束在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甚或是玄幻文学等带有偏见的“另类光环”下，而且有继续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背景下持续发酵的趋势，这种现实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警觉：“现在很多年轻的作者写的是都市的生活、奢华的生活,或者是喝咖啡的、游历世界的、住高级酒店的、打游戏的生活。我非常担心一种生活被过度强调和过度书写之后,会带来一个问题。一种强势的生活可能会把一种无声的生活殖民了，遮蔽了，从而让无声的生活消失掉。”^[8]而作为同处于一个时期的新生代打工文学正在建构起他们独特的话语形态，他们把原来只停留在天马行空、虚无缥缈的“贫血”文学，拉回到可触摸的现实和丰富的生活内部，热衷于对社会民生疾苦的抚摸，从而使“80后”新生代文学整体形象从遮蔽走向敞亮，并为保持当代文学生态的平衡，以及文学多元激荡中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其二，为打工文学传承的提供发展方向。传统的打工文学因其深刻的现实批评精神为评论界所称道，但其内部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过于狭隘的“工厂化”题材、沉浸于对苦难的过多渲染等则一直被人所诟病。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保持于亲身体验式的真实文学姿态之外，不管在文化自觉甚或是文学修为层次上，都较之于早期的打工文学作者群体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他们较少的农村生活体验、成长过程中较为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记忆，对城市生活的自然认同，都为其形成更为理性、更为冷静的文字，提供了前提；而这又在另一个方面，不自觉进推动了新世纪打工文学整体的进程。

其三，为都市文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当代都市文学受制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都市文学创作的卫慧、棉棉——这些被后来称为“70后”新写实主义者，他（她）们开始从现代城市的角度来展开文字，起初获得了众多的眼球，但终因过渡的思想放纵和漫无目的游戏精神，文字中间充斥着大量的欲望、性和下半身的肆无忌惮而饱受世人的指责，而后都市文学一直徘徊在传统市井文化和现代城市欲望的壑谷中，左右摇摆，终因缺乏现代城市精神的注入而郁郁不得志。新生代打工文学作者因较少的农民、农村经验，作为新中国以来正式的第一代“无产阶级”城市产业工人，开始展开了对城市底层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来自于城市的边缘和底层的具体经验，恰好是原来只浮在城市表层和小资趣味的中产阶层所缺乏的，城市精神的建立需要多维元素的渗入，而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又恰好是未来城市文学的重要内容。如吴君的小说《十九英里》就成功塑造了都市女性的形象江蓝英；徐东的系列小说《过生》、《丝袜》、《微风》等则关注城市中个体存在孤独感，为现代都市精神提供新的样本。

后 记

对打工文学进行“代际”的划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梳理和认识当代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特征演变和内在肌理，在于更为科学地拨开对“80后”文学整体性认识的遮蔽，以更为全面和科学态度和客观的精神地认识“80后”文学精神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生代打工作家的涌现恰好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主流化的时代背景。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角色的亲历者、观察者与书写者，新生代打工作家踞立于打工文学突围与转型的当下，在打工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中发出了新生代劳务工不可或缺的声音。随着昔日峥嵘岁月的流逝和新的历史时机的到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缀满象形文字的闪闪星空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学创作必将之于丰富“80后”整体文学形态的呈现，对于充实未来都市文学创作的内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生态构建，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更为广阔平台。

参考文献

[1][4][5][8]方晓达：《新生代打工作家的理想与声音》，《南方日报》，2010年12月7日.

[2]程鹏：《在大地上居无定所》，《作品》2010年6期.

[3]长子中：《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透视》，《北方经济》2009年第5期,第7页.

[6]洪治纲：《新时期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4期，第160页.

[7]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出版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页.

陈超，男，1981年8月出生，广东梅州人，中共党员。现为广东金融学院团委副书记（副处级），中文专业副教授，同济大学文化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11年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国内访问学者，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社会兼职包括：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羊城晚报》、《新快报》、《广东金融学院校报》等报刊媒体发表通讯及文章近100篇；在《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出版专著《城市化中的文学景观及精神向度》一部，著作入选广东省文联“南中国文丛”；同时参编的有《国学教程》《青春十年》等著作5部

曾获2014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学习十八大”征文一等奖，获2011年、2013年“广东高校校报好新闻”通讯类和消息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