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伟大功绩，就是唤醒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沉睡的人生悲剧感和悲剧的人生观，用一种前卫性的苦难意识，强烈地冲击和取代了温柔敦厚、可苦可乐、逍遥自在的农业文化观念对文学的羁绊。在新时期众多的作家中，路遥是其中杰出的一位，1981年，他的《人生》发表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6期，1983年获得《当代》中篇小说奖，不久又获得1983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法国伟大的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在小说《人生》中，路遥站在新时期城乡交叉地带的高处，注目眼前和未来，敏感地发现了当时农村中正在萌动着的、苏醒着的一股强烈地追求文明的力量，一种对未来的理想生活的朦胧向往，观察到了当时农村社会关系的内在变动，反映出了现实矛盾的交错并暗示了它的发展趋势。　　

人物的典型化，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核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路遥扬弃了先共性后个性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气质等具有深刻体验的基础上，把人物放置在远距离的政治背景下，通过充满个性化的生活冲突和心理波动，含蓄地展示出人物形象内涵的普遍性和丰富性，并且突破了好坏、美丑分明的传统，打破了好人与坏人决然分开、对立的僵硬模式，刻画出了复杂的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　　

在《人生》中，找不到一个纯粹可以归结为“好人”或“坏人”的人物，就连作者一向不太看好的高明楼和马占胜之辈，也有其可圈可点的一面。例如，当刘立本得知高加林和刘巧珍恋爱以后，气急败坏地找到高明楼，想联合他一起“教训”高加林的时候，高明楼却一副满不在乎甚至赞成的姿态，“指教”刘立本起来“不就是他们两个谈恋爱吗”“怕人家加林海看不下巧珍哩！”并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亲家尊重加林，但两亲家最终还是第一次没把话说到一块。　　

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批评拉萨尔说：“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的个性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特色”，即是审视典型的一个重要原则——特征性原则。什么是“特征”呢？在黑格尔看来，特征就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路遥的人物描写就明显地体现了上述的要求。　　

作家抓住生活中最富有特征性的东西，加以艺术强化、生发的过程，叫做“特征化”。文学典型作为这种“特征化”的最佳结果，必然最富于特征性，或者说是最鲜明地显示自己的特征性，所以，“特征性原则”就成了文学典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特点。《人生》中的主要人物，如高加林等，是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的环境中，又处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里，这些构成了小说的典型特征。　　

人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以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认为，“人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自然主义者左拉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人物与环境的重要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典型的问题。所谓典型环境，就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宗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有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和美学追求，是人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　　

高加林，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他作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是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处在改革开放伊始里的典型地理和时代环境中，达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完美结合和统一。　　

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则指出：“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爱情、理想、追求美好的生活，本来是人生中很美好的事物，属于鲁迅所说的“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而在《人生》中，高加林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都离他而去了，他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到农村，做一个他不愿意做的农民。　　

从结局上看，高加林的遭遇无疑是悲剧的。造成他的悲剧的原因是异常复杂的，这里既包含了社会的时代的原因，又有他个人的原因，那种把他悲剧原因过多地归结为社会原因的说法无疑是片面的。在高加林身上，既有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也有落后的黯淡的因素，他是新与旧的矛盾统一体。　　

高加林的“这一个”形象，典型地传达出了当代青年在历史与道德之间两难选择的痛苦和困惑，以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困境中进行艰难突围的悲怆与焦灼，及时地宣泄出了青年一代被压抑的心理情绪，从而与广大青年读者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情感撞击好思想上的共鸣，使得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现了他“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遍读者的感应”“经受读者的审判”的初衷。　　

在小说的最后，德顺老汉在高加林抛弃了巧珍时，曾经语重心长地告戒高加林道：“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这段话一语道破天机，把高加林脱离农民群众的实质点破了。　　

高加林的悲剧主要是通过他的爱情悲剧体现出来的，在他的教师职务被村里的书记高明楼通过卑鄙的手段和阴谋退掉了以后，他在精神上一直处于极度痛苦的境地，这个时候是巧珍带给了他爱情，并且这是以原始、狂热、纯真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种爱情是不牢固的，它从一开始便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在他落魄时，他满足于这份爱情，然而随着他的地位一步步地提升，当事业与爱情、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时，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便忍痛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与黄亚萍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虽然这一举动不约而同地遭到了包括他的父母在内的父老乡亲们的唾弃，但是，他已经“走不出来了”。由此可见，他所追求的文明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倾向。　　

也许有人会疑问：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本来是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却不能持久，而是随着高加林返回农村而早早地夭折了，他们并不是生活在涓生　和子　君的年代，却遭到社会的流言蜚语，同样难以逃脱历史的宿命，乍一想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是社会的错误还是他们自身的过错？在雷达看来，“这只能说明，他们对文明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因而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　　

高加林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对此，《作品与争鸣》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高加林是“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仅从它的获奖情况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用于评价《人生》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是还是可以看出点问题来的。　　

恩格斯曾经劝告明娜·考茨基夫人说，在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里，“作者不应当过于钟爱他的主人公”。然而，在《人生》这部小说中，或许是作者出于自传性的目的，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总之，路遥对于苦难的意识的根源偏重于寻找社会原因，而忽视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于高加林存在过多的同情和庇护，缺少深刻、尖锐的批判，尤其严重的是，高加林匆匆忙忙走过的人生历程，“其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戏剧性”，“人物塑造有雕琢痕迹”，“缺乏必要的冷静”。确实，如果认真加以品读，的确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另外，人物刻画还显得有点生硬，有比较明显的雕琢的痕迹。　　

当然，以上是对于路遥这部作品较为严厉的批判，从总体上来说，这还是非常出色的一部作品，并且，以上的缺点，作者在后来的巨著——《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进步，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