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联盟对悲剧命运的反抗　　

童年的阴影和伤害，拉希德的压迫和残暴，使本已软弱的玛丽雅姆转向容忍，她“已经学会了横下一条心，忍受他的轻蔑和责骂，他是嘲弄和斥责”，甚至得出这样的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因为爱和希望曾经给她造成莫大的伤害，她不再相信它们，甚至主动拒绝它们，没有了爱和希望，她的心早已经麻木枯萎，成了一片凄凉绝望的荒原。　　

莱拉和阿兹莎的出现，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她沉睡已久的心灵。虽然她们起初有些矛盾，甚至“真的打起架来”。莱拉生女儿遭拉希德训斥，她还“冷眼旁观”、“幸灾乐祸”，然而作为母亲的莱拉却又让她“羡慕”，同样的遭遇使她对莱拉“生出了怜悯”，莱拉还劝阻了拉希德对她的毒打，让她免受皮肉之苦，尤其是阿兹莎“如此需要她”、“如此天真地、如此毫无保留地对她表达爱意”，唤醒了她因为自己孩子的流产而压抑已久的母性，是她的“眼睛之光”、“心灵之王”，“变成她生命的一部分”，让她“找到了人世间的真情”，让爱和希望这“两朵新的花朵始料未及地在她的生命中生长出来”，让她重新获得了自我和人性，获得了女性意识的回归。她们从此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和照顾，联合反抗家庭暴力，共同的命运，让她们产生起了深厚的姐妹（母女）情谊，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女性联盟。她们一起策划出逃，虽未成功，却巩固了“革命情谊”。后来，当拉希德得知莱拉和塔里克重逢时，他仿佛是一头被激怒的公牛，“双眼放出凶光”、“露出恶毒的狞笑”，想杀她们两个。玛丽雅姆从他“震惊、愤怒”的眼神发觉到了自己曾经的温顺和服从“是多么愚蠢”，换来的只是他的得寸进尺，她进行了深刻反思，终于彻底地觉醒了过来，觉醒的力量是强大的，她走向坚决的反抗：“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举起铁锹“使尽了浑身的力气”砸死拉希德。如果说，她上次离家出逃是在莱拉的建议和怂恿下半推半就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和反抗意识彻底觉醒了，她完全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为了让莱拉和孩子们过上幸福生活，她主动承担杀夫罪名，刑场上，她“双腿没有变软”、“手臂没有挥舞”、“无需被人拖下车”，在最后一刻，甚至“燃起了这么多希望”，“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以“朋友、同伴、监护人、母亲”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她死了，但死得其所！她与真主同在！　　

与玛丽雅姆一味的消极容忍不同，莱拉早就做好了出逃的准备，并一直在偷拉希德的钱，积极投入准备和策划中，然而孩子的拖累、社会环境的凶险、法律的严酷（妇女出门要有男性亲戚的陪同，妇女逃跑是犯罪行为，可以关进监狱）、陌生男子的出卖，她终究没能逃离魔窟。如果不是塔里克的重新出现，说不定她会像先前的玛丽雅姆一样忍耐下去。然而，正是塔里克奇迹般的出现，让她深深震惊，对幸福和爱情的追求，往昔温馨生活的点滴，唤醒了她沉睡的女性意识和泼辣的个性，让她心中“升起一丝渴望，一丝不计后果的希冀”。可以想象，就算拉希德没有被打死，她也会想方设法与塔里克在一起。　　

总之，玛丽雅姆和莱拉在父权暴力面前，选择了团结，建立起女性联盟，从对暴力的忍耐和麻木的迷失中走向觉醒和反抗，改变了她们母亲一辈逆来顺受的思想和做法，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可以说，正是因为她们尤其是玛丽雅姆的觉醒和反抗，让她们摆脱了继续寄人篱下、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重新获得了自由、幸福和爱情。虽然玛丽雅姆以死作为代价似乎太惨重了，但是她的死让莱拉和孩子们过上了幸福生活，她又是幸福的，因为她从他们身上重新获得了爱和希望，她的生命和幸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延续。她的身体死了，但灵魂依然活着，并成为一股精神力量，充斥环宇：“她就在这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和铅笔之中。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她就在阿兹莎背诵诗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玛丽雅姆和莱拉在这不可宽恕的时代，以看似不可能的友谊，写下不可毁灭的爱，赢取了最终的胜利，谱写了一曲从迷失走向觉醒和反抗的女性赞歌！　　

三、希望的曙光和伟大的突破　　

纵观整部小说，太多的痛苦和离别、暴力和流血、痛苦和灾难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给人一种压抑甚至窒息的感觉，尤其是玛丽雅姆被枪决，更是给人一种悲切甚至悲壮的感觉。然而，它同样也给了我们希望：战争结束了，和平重新降临这个国度；干旱结束了，大雪昭示着绿色和丰收。医院里女大夫偷偷脱下布卡做手术，孤儿院里院长暗地里教授女童知识，行刑路上“小兄弟”安慰玛丽雅姆不要害怕，更主要的是以莱拉为代表的阿富汗人开始返回家乡重建家园：种树苗、粉刷旧房子、搬砖头盖新房子、挖掘排水沟、打水井……莱拉回到女儿曾待过的孤儿院，带着玛丽雅姆来不及发扬光大的“爱”拾起教鞭，教育着失学多年的孩童，夫妻俩以爱滋润千疮百孔的家园，以行动加入国家重建行列。战后的阳光，洒在她的脸颊，犹如灿烂千阳般光彩夺目！爱和希望重新降临这片饱受了30年灾难的土地。阿富汗懂得了忏悔和赎罪，虽然这来得太迟了，但这终将把他们挽救，让他们得到真主安拉的救赎。　　

逃脱了拉希德的魔爪、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民主政府上台、与塔里克结婚，在各方面力量的作用下，莱拉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幸福，恢复了自我和本性。诚如鲁枢元所说：“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恢复女性长久以来被压抑、被扭曲的天性，发扬女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优势。这表现为：大地崇拜的女性精神，护佑万物的女性伦理，充满感性与温情的女性思维。”女性只有首先确立自己作为“大写的人”的地位，保持女性自我人格尊严和个性的完整与独立，获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拥有独立的自由和生活空间，找到爱情以外的其他感情和生活的意义，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与男人的平等地位，从根本上建立起男女平等的世界，摆脱沦为“符号妇女”的悲惨命运。女性解放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最终在莱拉和阿兹莎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实现，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阿富汗妇女一定能够实现与男子地位的平等，一定会在阿富汗的重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长久以来，一些女性主义者为了争取女性的独立地位和自我解放，走上了一条绝对反抗男性的道路，在她们看来，女性的所有不幸、悲哀、痛苦和灾难，都是由男性一手造成的，似乎只有完全打倒乃至瓦解男性，才能报仇雪恨，才能彰显女性存在的意义，才能彻底获得解放。这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也是女性自我解放的一种途径，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片面的不可取的。诚然，男性曾经对女性犯下了极大的罪过，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过犹不及，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彼此都不能离开了对方而孤立存在，只有男女和睦共处，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胡塞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走出了狭隘的女性主义的藩篱，建构了和谐完美男女关系模式。　　

莱拉与塔里克最终走到了一起，“赖里和玛姬浓”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的恋爱出于真正的爱恋，是建立在双方完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吸引，完全没有任何强迫的意味。只是好事多磨，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经历了十几年的分离，但他们的爱依然为对方存在着，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男人和女人，各自都是一个流动的生命。如果没有哪一方，我们都无法流淌，就如同没有岸的河流不是河流一样。我生命之河的一条岸是女人，另一条岸是世界。没了这两条岸，我的生命就会是一片沼泽，与女人及男人的关系使我成为一条生命之河。”劳伦斯的这一论断多么富有哲理啊，男女之间的关系犹如河和岸的关系，没有河就没有岸，没有岸成不了河，河和岸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各自不能互相离开而存在。因此，娜拉们不应该出走，因为“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是要以玛丽雅姆和莱拉为榜样，进行女性解放和斗争，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建立起独立完整的人格和个性，与男人们建立起平等、和谐、互助、合作的关系，惟其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人类才能像其他生物一样在地球上快乐、诗意地栖居着，人类和睦相处的美好构想才能最终实现。　　

胡赛尼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所追求的女性解放，不是停留在女性摆脱男性的束缚和压迫、取得自我主体独立地位、男女平等和谐相处的目标上，而是进一步把女性的解放与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结合起来，这样，女性解放就不再轻飘飘地显得单薄无依，而是获得了丰富的内涵，拥有宽阔的视阈，得到了质的升华，获得了时代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莱拉没有留恋在巴基斯坦的幸福生活，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到几乎沦为废墟的阿富汗，肩负起重建家园的重任，因为那里才是她的根。在阿富汗面临内忧外患的特殊形势下，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女性解放只有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结合才能有所附丽，诚如董丽敏所说：“‘身体’的解放与作为‘国民’的觉醒，就并不是矛盾对峙的，恰恰相反，两者却可以是互为因果的：解放‘身体’必须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依赖于一个同束缚／压抑‘身体’的传统帝国相异而又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新国度的出现；而作为健全的现代‘国民’，‘身体’的解放也是基本的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胡赛尼跳出了狭隘的女性主义窠臼，取得了伟大的突破，他的女性思想才有了深度和厚度。

（本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桃源》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