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炜堃
胡适这个家伙少年老成，讲话办事自有一套主张，最让人头疼的是他似乎对挑衅我的教学权威有着源源不断的热情，虽然他口才不错，但是经常让我难堪，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小子。
有一次，我在给我的学生们讲孔子对中国的影响，讲到儒家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时，胡适突然站起来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我认为他这是在胡说八道，罚他在下课之后写一份检讨交给我。没想到他竟然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在检讨书上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岂有此理，胡适是不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了，我命令他放学后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革命家”。放学后，我坐在办公室批改作业，胡适敲了一下门，我示意他进来，他面带微笑，自信满满的样子。他走到我身旁，我放下笔，看着他，问：“你哪来这么多奇说怪论？”他眼里放光，用略带骄傲的语调说：“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约翰·杜威教我怎样思想。”接着，他说了一堆洋人的名字，还有什么自由主义、怀疑主义云云。我听得糊里糊涂，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不过他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他，只好放他回家去罢。
后来几天，胡适都没来上课，我问其他学生知不知道胡适去哪了，他们告诉我胡适退学去搞文学革命了，据说是在一个叫《新青年》的杂志社帮忙。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有点吃惊，记得胡适写过一篇作文，叫《易卜生主义》，他在里面写到，“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看来这个叛逆的“小革命家”真的要去闹革命了，我内心复杂，隐约想要给他祝福。
此后，我继续教书，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得知胡适参加的那个文学改革运动取得了胜利，而他本人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还被人们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由此想到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堆我听不懂的“主义”，我不禁笑了出来。我还从一些跟胡适还有联系的同学口中得知，胡适后来还去海外留学，发表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真是后生可畏啊！
放下教鞭后，我长居在家。时不时能在街坊邻居那里听到胡适在社会上做的事，起伏有时，恰如人生。我的教书生涯里教过几百个学生，胡适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些年社会风雨飘摇，但确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不知道这些跟胡适有没有关系。独自在书桌看书写字时，我时常会想起胡适和他写过的那些文章，有些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比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真实的自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还有那句他用一生的践行证明的一句话——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
每每想起他当时理直气壮引经据典地与我争论的情景，我都满脸欣慰，按照“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我的老师罢。社会上很多人活得苟且，终其一生完成生物繁衍的本能任务，然而有一小撮人，他们是另一类，他们更有资格列在灵长类动物的名目之下，思考使人之为人，精神领域的创造和革新艰难却意义非凡，但只有做到这点，一个直立行走的猿猴才能堂堂正正地称自己是“人”。如果说胡适跟其他学生有什么不同，我想，那就是胡适活得更像一个人罢，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毫无疑问，胡适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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