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国内最高的文学荣誉，非鲁迅文学奖莫属，先生在有世之年恐怕也不会想到后人会以他的名义设立此奖，先生是幸运的，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昏暗的阁楼小房到三味书屋再熬到仙台，不幸的童年，坎坷的青年国外留学征程，最后对中国人在国难当头前麻木不仁的愤然痛心，毅然弃医从文，用笔杆踏上了摇摇欲坠的救国大桥，也因此成为一代文坛泰斗。 　　

如今总隐约听到一些人说先生的思想已腐朽落后，孔乙己，狂人，祥林嫂，阿长……不过是旧时代的缩影，放在如今的世界观中是愤青之举，他只是想身后留名千古。且不对先生的思想做相关议论，曾看到有关世界最高文学奖项的评比，先生在二十年代致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结果将很坏。在我看来先生是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可他却拒绝成为诺奖母亲的孩子，不因为诺奖是西方后妈，只是生怕外界是非争议，而自认为还不配成为这位伟大母亲的孩子。先生既没有着意轻蔑诺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奖的心思，他只是站在平行线上，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位欧美的慈母，实际上当时先生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他没有被表象冲昏头脑，清醒意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先生这么做其实是为后来的年轻作家让步，他是为后来的作者做铺垫，后人怎么不明白先生的一片好意？后来虽有华裔作家获此荣誉，但终究不是地道的中国人。获诺奖的作品讲究思想的深邃与先锋性，在我看来，先生的思想仍是先锋性的，无论放在哪个时代，他启动了一个白话文写作的时代。遗憾的是直到临终，先生还是与诺奖擦肩而过，高本汉于二十年代曾写信给当时的北大青年教师刘半农，欲让其推荐一位中国作家，最后先生复函台静农主并主动谢绝了半农的好意。后来才得知先生从未获得正式提名，前五十年正式被提名的中国作家是：胡适与林语堂，胡适的作品却很难被诺奖母亲所认可，而林语堂也败在高手林立的候选人角逐阵营里，该年度诺奖最终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后五十年，老舍、沈从文、北岛曾一度无限接近诺奖母亲的青睐，挪威汉学家伊莉莎白.艾迪曾于八十年代初前往北京萧乾寓所，以英文谈到：那一年，原本已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老舍，那时老舍却已在八月离世，而马悦然先生却又认为老舍被译为英文的作品仅仅只有《骆驼祥子》与《离婚》等少数几部作品，译本不全，还扭曲了原作，最终老舍没能进去终审名单。诗人北岛曾多次进入终审名单，甚至以一票之差落选，北岛的作品深受瑞典诗人汤斯托墨的影响的影响，而多次被提名的汤斯托墨尚未获奖，北岛也知道搁置下，并，一直不得正名，这不得不说也是个遗憾。如果说诗人北岛有此机会，那么海子也应该也能，在他离世二十年后，人民文学奖将诗歌奖项毫不犹豫地授予了那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他的作品流露出对大自然，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豁达返璞归真的心境，查海生是中国近现代青年诗人最有实力的一位，那年他卧轨山海关，血溅夕阳红更是震惊了整个中国诗歌界，或许在海子离去时他还没足够实力获到诺奖母亲的青睐，但时间却将海子的作品打磨成八十年代末青年诗人之代表作。只是年轻的海子终还是不能等来诺奖母亲温暖的怀抱便独自化身而去。　　 　　

最值得热议的还是金庸，可以说几代中国人是伴随着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成长的，如今武侠小说的作家很多：古龙、黄易等，虽然同属通俗文学范畴，但他们作品的文学性却不如金庸，金大师笔下十几本脍炙人口的作品被不断重复再版，畅销海内外的华人世界。八十年代有一句话：有邓丽君歌声之处便有中国人，那么亦有“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金庸小说流行。这正是金庸小说的文化特色与价值的体现，其次才是它的文学艺术的独创性的成就与魅力。在外界的评论书籍上对他的作品中精彩的语言美有这样的描述：他的作品里最精彩的语言部分恰恰是屈原孔子等先人的精彩，况且他完全没有现代白话的时尚，白又白不过曹雪芹，白不过鲁迅巴金，甚至白不过北大一个女学生，她还底气十足的要革了金大侠的命。所以热衷金庸的读者只能欣赏着他所呈现在眼前的文字，古不古今不今，言不言白不白，正值十五岁青春年少，嫁人了事，自己只坐高堂，受下人礼拜，上了大雅之堂，只受香火，不问世俗。显然，金庸在诺奖母亲面前是个老儿子了，他在自己作品中所表达出的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等在西化诺奖母亲眼里却不能被认同接受，在中国人眼里乃是侠义的行径，而在西方人看来会是一种可怕可恨的罪恶，不论仗义还是行侠。也许这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更是两种民族的文化冲突。西方列强在二十世纪初用坚跑利艇开启了中国封建落后的大门，将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时国度朝政动荡，民不聊生，土地任由分割，历经百年好不容易从西方列强手里夺回东方巨人的尊严，却落下无能的病根，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抱以充分肯定态度，他们表示了解中国民生与国情，这与事实却有出入，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大地》等描写中国的小说作品获得诺奖，这并不明她真正透彻了解中国，完美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她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以西方人的方式表现中国，而这终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能从始至终地了解自己的孩子。中国人常用血浓于水比喻亲情，而对西方这位金发蓝眼珠的母亲却终无法找到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何金庸的作品无法以完美的英文译表达出，诺奖母亲又不懂汉语，即使能翻译也必然会失去金庸武侠小说中原汁原味的中国通俗小说元素，那么使中国人如痴如醉地武侠故事、英雄气概，在西方现代人眼里或许会被看成是野蛮行径、蒙昧、丑陋的现象，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一部分出于好奇，一部分出于现实利益关系，而在文化上总不免“俯就”之态，这姿态本身就不公平，就连中国文化的近亲日本，从甲午战争之后也不再将往日的宗师之国放在眼里，对中国文化的尊敬，早已如烟往事俱忘却。　　 　　

西方人看到被译为英文的中国武侠，脑海中也许只会闪过Bruce Lee，不会想到儿女情长，江湖恩怨，刀光剑影的扑朔迷离，荡气回肠的精彩，这并不奇怪，伏尔泰时代将中国的《赵氏孤儿》看成了杰作，如果那时有类似于诺奖的奖项，“中国孤儿”非得奖不可。而今，即便是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人再生，恐怕也难以被提名。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和西中间的河则不舍昼夜自在奔流。　　 　　

回首《红楼梦》与《金瓶梅》，曾被认为是通俗小说，《金》里的情节描写甚至不堪入目，之后却成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小说典范，在大众读者面前，从主流文学家到文学批评家，经受住时间与口水的考验，虽然自跨入两千年后，众多金迷力荐金庸去夺得诺奖，并在底下千方百计帮这位年旬八十的“武林盟主”，只为讨好诺奖母亲的青睐，金老却依然坚持表示自己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是另类风格，不适合诺奖行列，他还说畅销作品不一定似好作品，好作品也不一定非得畅销，两者彼此间存在不确定性，这是真正写作者应该记住的，也许这是金庸今生唯一的遗憾，他是个老孤儿，看似不以诺奖为然，言谈中仍带一丝为自己为中国作家鸣不平之意。　　 　　

中国作家不是被诺奖母亲遗弃的孤儿，在妙笔生花的前提下带着对万物的真善美的写作就是最伟大平实的写作。鲁迅说自己不配得到西方诺奖母亲的认可，因为他达不到那些作为西化孩子的条件，金庸也大可不必为此遗憾，更何况还有众多后辈擦肩而过，中国的作家不是孤儿，只是一大群未被西方母亲认可的已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但在华人领域了早已代表了一个坚定的文学时代。中国孤儿独立于诺奖母亲的前方，不等待，不翘首。如同伫立水中央的一叶淡淡盛放的荷。　　

【编者按】被诺奖母亲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并以西方人的方式表现中国，未能从始至终地了解自己的孩子。文章立意巧而内蕴深刻，全文渗透着作者无穷之思考，发人深思，在下甚为膺佩。望多来稿，在下愿听高论，推荐共赏。 　　

                                             （伊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