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师银笙（延安市委原宣传部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写传记主要目的不是为某人立传，而是透过传主的命运折射历史。应当说，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读《群山》，给我感受最强烈的是宏阔和大气，它不仅仅揭示了传主人生的轨迹，而且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陕北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以历史重大事件为情节框架，以巨大的篇幅铺叙了历史场景，运用写实型的笔法精雕细琢地刻画了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的真实形象。

　　陕北以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是举足轻重的。当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南方的红色根据地损失殆尽，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陕北，作为全国唯一保留的红军根据地成为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为这块红军根据地立下不朽功勋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们，确实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以来，描写这段历史的军事文学较多，使人们了解了刘志丹、谢子长，可是描写陕北党发展的作品却是风毛麟角。也可能是自己孤陋寡闻，我认为《群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把陕北革命的全景“复活”在读者面前。

　　厚重的陕北背负着厚重的历史。作为民族的圣地，它养育了轩辕黄帝以及他的后世子孙秦皇汉武及诸多猛士勇将；作为革命圣地，它又养育了魏野畴、李子州、刘志丹、谢子长和后来成为领袖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这是一块充满血与火的土地，是神圣与苦难并存的土地，奔腾澎湃的历史江河和丰富多彩的陕北大地，给了作家是美妙的灵感和最开阔的美学空间，使他创作出雄豪壮伟、情思隽美、气象浑厚的篇章。书名《群山》，是对马文瑞和他的战友们的肯定和歌颂，也是对这块土地的肯定和歌颂。《群山》确实是气势非凡的画卷，把马文瑞和陕北革命的基石反映出来。我觉得《群山》这个书名太贴切了，多重喻义大大加重了作品的分量。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激情燃烧的大作 汗水浇出的史诗》之第三部分

　　第91章：“请速派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

　　米脂县杨家沟，是陕北三四十年代很独特也很有名的巨富村庄。村里有大小七十多户财主，大都姓马。村庄像一座森严壁垒的山寨，坐落在一面向阳而凸起的山包上。村里的建筑以石窑为主。窑院的构造十分讲究也格外别致。一色的黄褐色石料，依山垒砌起高大的窑洞，配合以砖木结构的门楼椽廊，前后院，中堂耳屋，雕梁画栋，石刻鸟兽，一户胜似一户地整齐排列在“之”字形盘山而上的石阶庄道两旁。盖造的规模和门楼的高低，标志着主人富有的程度。而这几十座富丽堂皇的地主庄园，就组合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落，强烈地展示着陕北民居独树一帜的风姿风采，使这个隐没在黄河西岸沟壑深处的村庄，具有了十分典型的文化意韵。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村庄的最高一层，有一座题名“新院”的庄园，如同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在东洋留学学建筑设计的马醒民回归故里后自行设计修建的一座中西式结合的建筑。庄院高大的围墙就像西方古城堡的城墙。宽敞的门洞可进出马车。院内主建筑是一排高大的石窑，却有着哥特式的门窗和雕饰。窑洞坐北朝南，背山面沟一字排开，一色的细石精砌，中间八孔凹进，两边四孔凸出，又充分体现着东方建筑九九归一的对称风格。“新院”于1939年（民国28年）落成，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昆仑纵队”来到这里，一直居住到1948年3月21日方才离开。从此，“新院”——这座盖造格外考究的地主庄园，同中国革命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联系到了一起。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它仍是作为革命旧址被完好地保留着。

　　1947年12月中央扩大会议后的一天，毛泽东又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了一夜。早晨，他照例迎着初升的太阳在院子里散步。“新院”从院门外面看，似乎是一座四周被高墙封闭着的院落，其实靠南临沟的一面，却没有围墙。人在院子里散步，可以望得见对面远处波涛起伏似的黄土山峦，视野十分开阔。时令进入了冬季，每天早晨，当东方升起的太阳驱散着山沟的雾气，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喜欢站立在崖边上，遥望被朝阳映红了的远山。这时候的空气是潮湿而清新的。他仔细观察，发现山坡上远远近近的枯草和酸枣树上挂着白花花的霜芽子。眼瞅着阳光渐渐由山梁上往坡下移动着，那霜芽儿便在一片金红色里化作青烟般的雾气升腾起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酸枣树的枝头上，只剩下一群欢乐的麻雀在翻飞歌唱。远处近处，开始缓缓升起了青白的炊烟。陕北山沟里冬季的早晨就是这样的美，静谧与安详的美。这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更显得难得。毛泽东喜欢在这样的氛围中使自己放松下来。他那像机器一样整天紧张地运转思索着问题的大脑，也似乎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松弛下来。

　　这天，他照例站立在那里，耳畔却不停地传来愤怒的呐喊声和人群发出的嘈杂声。毛泽东感到奇怪，便转身问窑脑畔上站岗的哨兵：“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哨兵说：“报告首长，村里的农民正在开大会斗争地主。”“噢!咱们去看看吧。”毛泽东说着同卫士一道迈着从容的步子出了大门。门外不远处，有一座打谷场，场上黑糊糊聚满了各村来的穿破棉袄子戴毡帽或拢羊肚子手巾的农民。需要说明的是，杨家沟的几十户地主，拥有周围百里之内几乎所有的土地。也就是说，周围百里之内诸村的大多数农民，都是杨家沟地主的佃户。马文瑞曾回忆说，他当年在杨家沟一带开展秘密工作时，秋冬季节时常在山间碰到浩浩荡荡的驮骡队。每个牲口的脖项都挽着一颗大铁铃，驮骡队走在山路上，丁零当啷的铃声威风八面，十里开外都能听见。百里之内农民的血汗和辛苦，就是随着这骡铃的响鸣，会集到杨家沟地主的仓窑里去了。

　　眼下，毛泽东站在离场不远的土峁上，居高临下地瞅着那来自方圆百里各村的佃农。激愤的人群，正围着圈子批斗那些世代骑在他们头上、靠剥削压榨他们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这是大快人心事。开始，农民们还算规矩，手指着地主的鼻子尖儿，同他论理。农民问：“你们老老少少一年四季穿绫罗绸缎，吃白米细面，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问：“你们祖祖辈辈起楼盖房，念书留洋，凭谁哩?”地主说：“凭你们哩。”农民来了火：“说得好听，为甚一听说土改，把粮食细软、金银财宝转出去？”地主们低头不语。“说，把东西转到哪里去了?”一个尖利的声音质问道。众人看时，原来是区上来的土改工作团员杨俊喜。他的喊声，像是给一堆干柴上投了一支擦着的火柴，熊熊的火苗立刻在人群里跳蹿起来。低头站在人围里面的是地主马革成、马润民、马忠业、马思光和新院的主人马醒民，还有他们的眷属。“地主不老实交待行不行?”杨俊喜的声音较刚才更尖利了。“不行!”众人回应着。“狗财主不老实怎么办?”“打!”有几个年轻的农民喊着就往前拥，一只只拳头高高地举起来，喊打声顷刻连成一片。到后来，就有人动手打起来，打了一阵，显然还不解气，又有人提议：“把狗日吊起来!”于是地主被五花大绑着吊在场边一棵老槐树上。激愤了的农民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把吊起来的人衣服扒光，用水蘸麻绳，拼命抽打。马润民的老母亲很快昏死过去了。毛泽东看着看着，脸色变了。这叫什么斗争会，这些被批斗的地主，在抗战中都还表现不错，并不属于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嘛，怎么能如此对待呢?毛泽东起先曾经透出过喜色的脸，开始变得非常严肃起来，随即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小李，你赶紧下去对主持会的那个人讲，就说我李得胜命令他立即把人放下来，斗争大会要讲究说理，不许搞法西斯的一套!这是政策!”

　　说罢，一转身，大步返回窑院里，来到中窑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摆在桌上，认真地批阅起来。这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1月4日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已仔细地看过，并请周恩来、任弼时传阅过了。大家都觉得其中反映的问题极为重要。但作为大的方针政策调整，特别是对于已经确定、并且正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实行的政策，毛泽东历来是十分慎重的。近些天来，他一直在想，西北局同志的这份报告，谈的是土改问题，这项与解放战争同步进行的后方工作，在当前是极为重要的一项事业。搞好了，可以赢得几亿农民的拥护，胜似千军万马。相反，如若出现偏差，也会造成后方工作的混乱，给支前和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障碍。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分清政策界限，做到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区分对象，把握分寸，防止来自右和“左”的干扰。方才目睹了杨家沟斗争大会的一幕，使毛泽东突然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西北局的这份报告中有许多情况和意见是重要而正确的。看得出是在充分掌握实际情况、又经过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较为成熟的意见。毛泽东一边思忖着，一边往下看，不时地在重要的段落下面打上波折线：“……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8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反复地阅读着这一段，心中琢磨着方才被吊打的房东马醒民，他的情况又属于哪一类呢?接着，往下看，又有一段话，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由于义合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现象……”

　　看完了报告，毛泽东放下笔，起身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这时，卫士长李银桥进来说：“主席，早饭好了。”毛泽东说：“请稍等一小会儿。”随即复又回到桌前，提笔草拟一封电报稿：

　　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

　　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请速派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大理河川的冬季是严酷的。山野一切的色彩都复归于黄土丘陵的苍凉。鄂尔多斯高原无情的寒流裹挟着毛乌素大漠的沙尘，不厌其烦地蹂躏着黄土高原，给四野留下一派萧森荒寒。然而这一切，又伴随着战乱的祸害：胡匪撤离如同洪水退去，所经村庄如遭狼烟洗劫，不少农户被抢掠一空。

　　天刚放亮，马文瑞便上马启程。这一回可称得上是轻装简行了。仅他与警卫员高宜堂两人两骑（高宜堂骑的是一匹骡子），在落满晨霜的土道上走着。好一向没行远路的枣红马，也仿佛从主人庄严的神情里猜出了此行的意义，迈开四蹄儿走得格外卖力。四野沉静一片，马蹄声的震响显得十分清脆。颠在马背上的人渐渐陷入了沉思。马文瑞此刻想着的，依然是那封语气急迫的电报。“……深入各县检查指导，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他仿佛看到毛泽东草拟电报时的严肃的面部表情。那仿佛能穿透一切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语言，透着少有的严峻，俨然是布置一场举足轻重的战役。“习仲勋负责绥德地区，马明方负责延属地区，马文瑞负责三边、陇东、关中地区……”那果断威严的湖南口音，此刻仿佛响起在他的耳畔。纠正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终于亲自下决心来解决问题了。这对于马文瑞来讲，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关键时刻亲自调兵遣将，这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紧要关头采取非常措施，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能够在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下工作，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英明和远见卓识，已经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在马文瑞看来，这种无可取代的威信是一个领导着亿万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伟大政党的领袖人物所必不可少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曲折、考验和筛选、较量中，最终选择了领袖毛泽东。这标志着革命的进步和党开始步入成熟。

　　马背上颠着的人信马由缰，任思绪在脑际飞腾。一些平时仅仅偶然闪现过一下的模糊不清的念头，此刻却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索穿缀起来，形成了逻辑分明的较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人思想认识过程中质的飞跃。马文瑞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努力深入地思索一些问题。作为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艰苦磨炼的党的高级干部，他有着坚强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观念，但他也对一切事物一切问题又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他都努力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和领会。对于那些脱离实践、不切实际的东西，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抵制的。然而，这次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只身北上，他心中像有一面镜子照着似的透亮，心情也是格外的轻松愉快。坐下的枣红马，真是善解人意，它那起初稳健有力的步点，突然变得欢快轻捷起来。这轻快的节奏，恰巧同主人的心情合拍。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驱赶着荒寒，橘红取代着青白。阳光里消融着的晨霜，化作乳白色的雾气，由山沟河川里缓慢地散布着，于严冬时节透出大自然的生机。阳光是从背后照射过来的，早起行路的人感觉到了温暖。阳光把人与马的影子拉长了铺展在散发着湿气的道路上，使人不时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及其奋发前行的使命。猛然记起了那个葭县的农民老汉李有源唱的新民谣《东方红》来，就又想起了杨家沟住着的毛泽东。于是，不由得扭回头瞧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太阳正是由杨家沟那个方向冉冉升起来的。这种自然巧合使得马文瑞再次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他知道彭总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打完清涧和瓦子街之后，正马不停蹄地向渭北挺进，直逼西安。三边、陇东一带城镇虽仍有敌军，但广大农村已回到人民手中，土改工作得加紧进行。在绥德吃饭时，听说绥德敌人退走的时候，当地有几百人跟上敌人跑，连李子洲的弟弟李登霄都跟上敌人跑了!这种现象暴露出以往地方工作中的问题。这个教训值得各地在工作中认真吸取。

　　就这样，在1948年元旦过后春节将临的隆冬时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马文瑞奉毛泽东之命，一路餐风饮露，风尘仆仆，直奔塞上三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