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评论·奇章

• 从鲁迅作品看辛亥革命与下层民众

    《呐喊》是鲁迅写于1918至1922年的第一部小说集，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然而据其中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反映，这场革命于下层人民来说，并未带来多大的变化，这也引起了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以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药》、《风波》、《阿Q正传》就是典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上层的改变的确不少：大清帝国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代替了皇帝，旧的制度被新制度取代等等。但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除了某些进行了“滑稽而可笑”的革命，更多的则是根本都没有触及。比如《风波》中的江南农村，革命于他们来说仅仅是剪不剪辫子的区别。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风波”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在《阿Q正传》中，革命在县城一扫而过，并没到达未庄，就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的反革命手中，官仍旧是官，只不过改了名称，“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道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风潮。革命后的阿Q是和以前一样的阿Q，革命后的未庄也是和以前一样的未庄。革命之所以完全没有改变农村的面貌，一是因为没有唤醒农民的觉悟。辛亥革命中革命者由于软弱而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造成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药》中的夏瑜，这样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即使在牢里也不忘“劝劳头造反”的坚定革命者，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不但封建顽固花白胡子和驼背五少爷说夏瑜“疯了”，“二十多岁的人”竟也“恍然大悟”地说夏瑜“发了疯了”，而华老栓以夏瑜之血为药救治儿子的痨病，则是对革命者忽视发动群众这一错误的绝好讽刺。就连夏瑜的亲生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因此夏瑜母亲清明节上坟祭奠夏瑜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以致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还以为是革命者“坑了”夏瑜，“将来总有报应”,不但不理解，简直在诅咒革命了。人们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掉是因为革命者不宣传群众，不启发群众觉醒，使他们对革命一无了解，对革命者被杀冷漠麻木造成的。《风波》通过一个偏僻乡村的场景，喻示了整个中国的状况。写出了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二是因为国民性的愚弱，群众的无知。群众不仅因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意识的动员而对革命不理解不支持，而且在思想上还固守着“从来如此”的封建意识和秩序，对毒害自己的封建思想浑然不觉，维护压迫自己的封建秩序竟成为不自觉的行为。《阿Q正传》是反映这一主题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他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以及强烈的报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而中的人们,稍见风吹草动就会条件反射地以为“皇帝坐了龙庭了”并为丢了辫子而胆战心惊，可见封建思想的影响力多么的牢固和持久。然而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鲁迅的小说发人深省。要避免《药》中的悲剧，就要打倒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并非是某些人的事，而是广大群众的事，因而宣传人民群众，教育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才是首要。 

  2006-03-04 00:00:00 作者:汪齐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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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言诗探幽

    （一）     六言诗很少出现在古代中国诗人的诗集里，治唐诗的学者也许会赞赏王维在六言诗上的表现（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学者们对王维改造过的楚辞体中的六言诗句的偏爱），这些少量的优美的六言诗还是遮蔽在王维描绘过的佛寺、山水和田园里，掩埋在四言、五言、七言以及杂言的尘土中。    女诗人鱼玄机在《隔江汉寄子安》中出其不意的运用了六言的体例：江南江北愁望，相思相忆空吟。鸳鸯暖卧沙浦，鸂鵣闲飞橘林。烟里歌舞隐隐，渡头月色沉沉。含情咫尺千里，况听家家远砧。    烟里的歌舞隐含了多人的欢宴，而舍弃了王维诗歌中曾有过的狂士在幽林中独舞的意象。这和“愁望”、“空吟”相对照、反衬。普通人家的气息（也许不全是农家气息）本身也是王维所继承的陶渊明诗歌的一种类型，出自诗人的渴望和向往（我们不去考究诗人是否真心羡慕他们），现在到了一个痴情的女诗人手里，成了对祈愿中的爱情前景的虚拟，那些家家户户的砧板发出悦耳的声音，一如陶渊明诗歌中的锄头与汗水。《全唐诗》存有整整一卷鱼玄机的诗。其中《寓言》也是一首六言诗，和《隔江汉寄子安》有相同的主题，只不过突出了相亲相爱的动物的隐喻。全卷中有多首诗与“子安”有关，《寄子安》、《江陵愁望寄子安》、《情书寄李子安》，这还仅仅从标题来看。  （二）   《全唐诗》八〇四卷：    鱼玄机，字幼微，一字惠兰，长安里家女。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爱衰，遂从冠帔咸宜观。后以笞杀女童绿翘事，为京兆温璋所戮。今编诗一卷。   《情书寄李子安》有另一个标题，提及补阙的官职，暗示了李子安就是补阙李亿，尽管这仍然缺乏证据。我们在关于子安的诗歌中听到的是对“爱衰”的含蓄谴责，在另一些和别的男子纠缠不清的诗歌中（包括至少两首寄温飞卿的诗）我们听到的则是大胆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在小传中则突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笞杀女童事件，还凤冠霞帔一番，如同蒙上了诗歌中的烟雾。  （三）    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破瓜之岁”）渴望得道成仙，在晚唐的背景下，很容易想到据说是李白诗歌中仙女般的杨贵妃，想到段成式笔下各种奇诡的外邦的异物，后代的读者还会联想起《长生殿》里霓裳羽衣曲天上人间的经历。但是这到底是怎么一种“清虚”呢？如果仅仅引用道教经典中的解释，也太乏味了，唐代李浚《松窗杂录》里记载：    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    颇梨（即玻璃）杯、葡萄酒、玉笛、李白的填词、李龟年的演唱，这几乎构成了仙境，但是在这一画面中最重要的却是明皇的“迟声”。人世间的仙境毕竟是短暂的，是虚构的，随时会被打断，随时可能结束。处在仙境中的人们，多少有一丝对失去仙境的恐惧和惆怅，而当他感觉就要离开仙境重归人间时，突然的一个延迟，让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甚至感觉到在仙境中都未曾有过的满足——明皇完美的达到了“媚”的目的，杨贵妃“重拜上意”。    而风月赏玩之句，往往播于士林。然惠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远望，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理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绝矣。   人世间的酒和颇梨七宝杯载的西凉州蒲萄酒，普通的琴和玉笛，士林们的诗和李太白的清平调，形成鲜明的对比，豪侠、贵公子的谑浪对应李龟年的演唱（明皇的迟声），更加衬托出天上人间的距离。然而他们盲目而又愚蠢的认为这正是鱼玄机想往的，心安理得的接受其他狎客羡慕的目光，“懵学辈自视缺然”。这几句诗在《全唐诗》中找不到原来完整的篇目。唐代人论诗常常只考虑单独诗句的价值，而忽视全篇的结构。文学史家恐怕也很难说明白这几句诗“绝”在何处。如果我们把当时风流女子的诗歌摆在一起比较，考证她们做成的先后，或许可以评定她们的得失，就像陈寅恪先生研治元、白诗一样。    一女僮曰绿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炼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炼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炼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    鱼玄机在士林之间不曾得到仙境的满足，“为邻院所邀”、“为女伴所留”又似乎暗示了门庭的冷落，平时亲热的客人来访，家中只有女僮绿翘，疑心顿起。而绿翘的辩解中隐藏着对鱼玄机的讽刺。客人连马都不下（“不舍辔而去”），连话也不多问一句（“无言”），把去咸宜观当作可有可无的一件事。如同在《冬夜寄温飞卿》中苦吟诗篇的决心一样，鱼玄机并不愿放弃对仙境的追求，没有彻底动摇十六岁少女时期的梦想。绿翘，淫乱的咸宜观中的女僮，看尽了情爱的种种，不敢有一点似是而非的越轨，却裸露出自己的鲁莽——“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鱼玄机自己的声音从绿翘的口中说出从而使鱼玄机认出了自己，也霎那间意识到那个十六岁少女的死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炼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僵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瘗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     可怜绿翘到死也没有弄明白她不幸惨死的原因：她是作为曾经的十七岁少女鱼玄机而死的，因为她大声说出了情爱的虚无、仙境的不可得，像是对自己最恶毒的诅咒，在寒冷的初春被裸笞致死。蒋防叙述了霍小玉对李益恶毒的诅咒，凄美动人，“我死之后，必为厉鬼”，而绿翘的誓言多多少少包含着对上天的谴责和疑心：这毕竟是一个冤屈的故事。    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觇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锸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平。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四）    《全唐诗》收录鱼玄机一篇《赠邻女》，是写给绿翘惨死的那日鱼玄机曾去拜访的邻女么？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替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根据皇甫枚《三水小牍》的记载，这首诗写于狱中，既然十六岁的鱼玄机已死，那么就让清风吹开短襟，明月照进幽隙，如果下辈子有心郎还记得鱼玄机，开廉风动竹，疑是玉人来。

  2006-03-04 00:00: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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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袖的诗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爱美是人的天性，除了过于雄心勃勃的人，除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美的栩栩风华不稍衰。自古多少人冥冥然醉倒在美的幻影里，醉倒在百合般贞洁脱俗的美里，醉倒在玫瑰般冶荡逼人的美里，醉倒在感性的、煽情的、丰饶的、纤弱的、冷峻的各种韵致中，眼波才动被人猜，旧情似灭复又燃……衣香鬓影之外，捕抓到的是时间长流里的千缕似水柔情。诗经中的美人是“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董小宛是“眼如横波，气如湘兰，体如白玉，人如月华”，林黛玉是“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古籍中对美女的描述至今仍让人绮思不断，神魂追慕。然而，寻找美貌大抵不难，美而兼有风韵却又不易。今天的许多人沉湎于功利物欲的追求中，无形中忽略了情趣，结果美貌只能“看”，而不能“品”，因为一品就要煞风景。鬼本来可怕，但蒲松龄的女鬼竟可以迷住书生，还不是因为她们有情趣。《羊城晚报》1992年载，广州第三届花城小姐竞选，前五名佳丽竟无一人知道孙中山是广东人。虽事已久矣，仍令人喟叹至今，真是无可奈何。文学家董桥讲述一事，说伦敦有一书商藏票以仕女画图案居多。董桥询之何故，该书商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在艺术品上寄托心事，许是书与红袖不易合拢罢。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故事颇令人感到深情与缠绵。《聊斋志异》中，红袖添香的境界往往都是发生在鬼狐精怪身上，要由她们变成美女，才能与那些“新愁易感，幽恨悬生”的书生衬在一起，该是多难。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中国古代士子一种悠远的理想，按一般读书人的设计，这种生活大概是没有缺陷的了，然而红袖添香，温馨曼妙，终究是才子佳人的美事罢了。西班牙诗人贝尔凯尔有诗写道，“只要世上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活在世上，诗歌就不会灭亡。”什么才算是真正美丽的女子呢？大抵如曹子建心中的洛神，陶渊明《闲情赋》中的意中人，戴望舒《雨巷》中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那简直是带一些宗教情绪了。但在漫漶的文字里，不难看到的是古代文人对美丽女子的痴迷和浩瀚文情的激荡。明末吴中名士卫泳著有《绿窗女史》以为“美人有态、有神、有趣、有情，有心。神丽如花艳，神爽如秋月，神困顿如软玉，神飘荡轻扬如茶香，如烟缕，数者皆美人真境。”由女性的万种风情而引发的最热烈灼人而又蕴涵缕缕柔情的文学佳作当首推情诗。伍立杨说：“情诗有多种。或诉悲愁，雪压梅花；或倾相思，辗转反侧；或喁喁求偶，同心绾结；或良缘春风，凤凰惬意；或忆前缘，百般难释；或伤离别，黯然魂销。”在艺术史的墙壁上，有一束水意淋漓的奇葩，色泽鲜活，奇香馥郁，亘古保持盎然的春意，片言如宝，照人若雪。那就是晚唐花间派词人们和他们的作品，创作时周围环绕着丰姿高秀的女子，几乎是晚唐的词人们固有的特征。那时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家家香径春风，处处红楼月夜。”这一派的词人，主要有欧阳炯,温庭筠，牛希济，和凝等十八人。不过由此误会花间词风只是偎红倚翠，纸醉金迷，却也不妥。他们只是以出世的心境，来抒发入世的情怀罢了。当然这与其所处的年代氛围有着深切的联系。在古代读书人的心目中，有才情的女鬼都蒙络上凄情却温暖的诱惑。不但美貌绝伦，且带有深厚的文学情味。唐代才女薛涛才死不久，进士杨蕴就梦见一妇人对他说：我就是薛涛。杨蕴还得其赠诗一首：“玉漏声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绮思妙想，不论其真假，那洋溢的暖人的诗情才气，令人神往之。苏小小是最有文学情味的鬼，其《油壁车》甚为著名。“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诗人李贺曾为之倾倒，去拜谒她的坟墓，看到幽兰上的露珠，觉得像她的泪眼；听到丁冬的流水，觉得像她的佩玉。李贺的《苏小小墓》是因为苏小小的万种风情才让人风神摇曳，宛如雪地里忽现一朵红花。诗情豪迈瑰奇的李贺，没有等到苏小小的踪迹，惟有西陵下的凄风苦雨，徒生造化弄人之慨。旧时文人作品中渗透的曲折的红颜消息，影响到诗文的兴味与风韵，绮丽的情致给僵死的文字铺上青苔般舒适的绿褥，于是那些文字就别有一番生动的风味，如芍药含烟，海棠带露，令人幽思不断。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棠东”，白居易的“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韩偓的“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都隐藏着一个桃花下的女子，一个小桥边的女子。白居易醉心佛教，一方面又“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曾摩挲慧剑，欲斩业缘，但终究“拈花未了禅”。杜牧之出入秦楼楚馆，萧韵溶溶，弦索悠扬，自是风流。红袖的诗情，想必其体会颇深，方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之佳句。《离骚》极写芳草美人，梁启超不以为然，否则“屈原到处调情，到处拈酸吃醋，岂不成了疯子？”屈原是否到处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绝非疯子，他倘若没有满心的绮思，没有浓郁的柔情，情思必不至如此辗转复杳，袅娜谴绻。                                                      

  2006-03-04 00:00:00 作者:谢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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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写作平凡生活

   阅读于坚的诗歌，并不是一件太吃力的事情。一切都像他早就设计好一样，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他带领着扩充和深入。虽然他的抒情有时显得不太干净，甚至冗长拖沓，仿佛他是一丛生长于幽深的海水中的水草，不断地向四处延伸的柔软触须。我惊讶于这种植物，在缺少阳光与空气的空间里，竟然能够长得如此茂盛。于坚是当代诗歌标志性人物之一，以倡导“口语诗”闻名于世，强调诗歌和生活的互动关系。他的旺盛而持续的创作生命力更加令人敬重，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写作一直站在汉语诗歌的前沿，不断地给诗坛以新的冲击。他的长诗《0档案》更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文本，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改编成话剧之后，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0档案》全诗中，最充满活力的一个片段是“卷三恋爱史(青春期)”，你甚至可以隐约感到一种艾略特式的抒情(“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为了满足叙事对时间的要求，《0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这无疑是一种戏仿。因为我们立即看出了这种编年史式的档案“时间”的虚假性。但是也有论者把于坚的诗贬斥为非诗。面对这种可怕的指责，于坚没有后退，反而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并说：“我的写作拯救的是我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用我自己的话说话。因而它与‘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无关。”有的人学于坚，只学了他的口语，却学不到他口语中的诗，这些有口语而无诗的作品倒了读者的胃口，还有的人以为“这样的诗，一天可以写二十首。”说这话的人至今也没有成为诗人，指责《０档案》等诗歌为“非诗”，只是从习惯的诗歌形式来判断诗，而不懂得《０档案》对人的存在状态透视所达到的深度。于坚的诗歌的确少见繁杂的结构障碍，他并不是靠文本构架显示内容的人。但他写得轻松自如，如熟悉的老朋友聊天，夸夸其谈——其实你不用多插嘴，他是在独自诉说。“这些树出现于傍晚的边界/歪歪斜斜的枝干泛着苍白”，很投入地谈着谈着，“某种忧郁也许并非忧郁会深深地感染我”（《傍晚的边界》），你就不自觉地进入他的话语情景，从而也温柔地感染你。他把他的感情和触及这份感情的氛围一股脑儿捧到你面前，甚至是不顾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自话自说，却令人不能自已。他的叙说能涉及很多现时代诗人无法触及的事物，不是缘自知识的理性积淀，而是自身经验的激情喷涌。当许多诗人走向西方的经典，走向幻化，走向虚无的时候，难得有一位诗人站在现实的生活状态下写当下的世俗生活。《啤酒瓶盖》、《在牙科诊所》，诸如此类，于坚大胆的舌头就直接把生存说了出来。这种站在生活的现实面前的诗歌总是给我深深的反思，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另一种诗的生存状态，让我在两者之间做出比较，做出取舍。有些写作者除了嘴巴之外，所有的感官都是闭塞的，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比如，对着一个节日的早晨抒情，对着一棵被污染的小草，看到水珠里映出了自己的面孔，看见风吹落几片树叶便惊奇得文思不断。，而且在他们的诗中总是可以看见四处泛滥的眼泪。他们对白天的现实生活不关注，而是固执地关心自己个人的虚假的抒情。也许你可以说这也是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脱离现实的诗又能让谁满足呢？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她像炊烟忠实于天空/一辈子忠实着一个男人/她总是在黎明或黄昏升起/敞开又关上我和她的家门/让我大碗喝酒大块嚼肉/任我打任我骂她低着头/有时我爬在地上像一条狗舔她的围裙/她在夜里孤零零地守在黑暗中/听着我和乡村的荡妇们调情-——《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当于坚在１９８３年写下这样富有生活质感的诗句时，中国的绝大多数诗人都还深陷在血泪控诉式的泛政治抒情中，然而于坚先走了一步，通过《尚义街六号》、《作品号》等一系列的作品，开始建立起自己那简明、日常化、注重细节、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美学。当晦涩成了大部分诗歌的通病时，于坚的诗歌显示出了难得的朴素力量；当越来越多的诗人远离生活现场，转而习惯于二手的阅读经验时，于坚却甘愿留在有血有肉、看起来却平常的生活中，以期用词语保存一些私人的细节和记忆；当整个诗坛因为海子的自杀而热衷于麦地、王子、天空这些集体乌托邦的语言符号时，于坚却清醒地从其中转身离去，并尖锐地指出：“细读某些先锋诗歌，不过是词汇的变化史。基本的构词法———‘升华’，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是把红旗换成了麦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而已。于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先锋诗人”，但当于坚发现所谓的一些先锋诗人们从本质上看沿袭的仍然是老套时，他转身离去，拒绝了“先锋诗人”的桂冠。他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民间立场，仍然用最平常的语言抒写最基本的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倡导“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在习惯了象征、意象、诗眼、隐喻、升华等诗歌的人们看不见诗意的地方，于坚写出了他的诗，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词，从平民中，从普通人中寻找与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识两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铸了诗性，在平白如话的口语中营造出令人回味的诗意。诗歌之所以会在今天面临如此艰难的境遇，实在是与许多诗人背离了诗歌的原意有关。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像于坚这样，从词语、原创和生活本身出发，诗歌的命运必将改变。用于坚的话说：“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 参考资料：〈1〉《棕皮手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参考资料：〈2〉南方都市报 2004-05-3109:18:09参考资料：〈3〉《诗刊》2004–03 点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一直处在摸索、模仿的岔道而未找到自己的方向，三十年代以至抗战期间，“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为中国现代诗坛擦亮了火光，从个人式的抒情口吻中走出来，让诗歌重复高贵的品质，然而如昙华一现般短暂。十七年文学期间，所有文学样态都笼上意识形态影子，包括诗歌，主题先行的颂歌并未能保持住贺拉斯式的人格魅力而走向程式化。文革之后，伤痕文学，朦胧诗歌的本质是一种哀悼不幸、推卸责任的感伤情感的复制。之后，我们审美的多元让诸如“非非”等诗群一夜间喧哗着中国诗坛，所谓先锋，却只能让诗歌朝着孤僻化的路子，逐渐疏离了我们的生活，普遍的情感而沦入个人虚无情感的陷阱。在此中意义上，于坚的出现，那种不费解的口语式的诗意和朴质本真的情感，如作者所说的”平民式“的书写，带给我们一种亲切，欣喜。（点评人：暨南大学郑焕钊）  

  2006-03-04 00:00:00 作者:李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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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真实 电影

   缘起：贾樟柯    《小武》——行走着的小武     小武行走着，在1997年山西汾阳的街道上。戴着黑框眼镜，大号西装，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人——和他的三个小偷徒弟，和一个歌女胡梅梅。他寡言，不怎么笑，每次挑（偷）了皮子（钱包），总是把里面的身份证扔进邮筒……更多时候，他还是行走着，一如你身边匆匆而过的再平凡不过的人。     小武是个小偷。因为这个尴尬的身份，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已不愿再同他说话，更不要说会主动邀请他参加婚礼。得知婚期的小武，在“严打”的口号下，铤而走险，连续作案，终于因此而被捕。此时此刻，他所记挂的，不再是徒弟的负义，小勇的轻视，母亲的讨好，他只希望能看一眼寻呼机——     终于，它响起：一个姓胡的女士祝你万事如意。    小武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他有一个令人鄙视的职业。但是小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说教的工具，他的喜怒哀乐在提醒着我们，生活的一种真实性。人们对于伟大的定义往往是建立丰功伟绩，出人头地，为自己的头顶罩上一圈又一圈的神圣光环，膜拜不已。这是一种生活。然而这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也许会仰望、艳慕、进而谄媚，却忽视、鄙夷、甚至践踏——身边存在的另一种人，毫不起眼却真实的存在。也许他们一无所有，明天是小孩子口中吹出的一串泡泡，顷刻间碎掉；但是今天却依然如大理石般坚硬、真实：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梅梅，小武的热水袋，梅梅的歌声，在那间低矮的平房里弥漫着：一种久违的暖。褪去所有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身份，一个人所能给予另一个人的纯粹的暖。   《站台》：记录寻找的每声呻吟     如果说《小武》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独语版，那么《站台》则是关于一个巨变时代的青春痕迹。1979年的中国，当乌云散尽，一切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在瓦解，崔明亮、尹瑞娟、钟萍、张军，我们看到这几个文工团青年，依然是或蓝或绿的解放装、棉布鞋。直到张军去广州看望姑妈，一句“花花世界真好”和一把红棉吉他，为一片灰雾中洒了一道艳红；钟萍学会吸烟，学会画眉；崔明亮穿上条喇叭裤——80年代正是他们最可宝贵的青春，撒播在他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寂寥村庄，每一条扬尘的黄土地，每一个临时搭凑的舞台。有人说，这就是放逐，不是某一个人的放逐，而是集体的放逐。然而，我想说的是，寻找。也许他们的青春不过是一个闲得发慌的午后，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新发型，不过是顶着台下扔的臭鸡蛋、西红柿声嘶力竭地唱《站台》——然而，他们的确是在寻找，寻找的目的与意义都成虚空，惟有寻找的动作犹如那条梦中的铁路般绵延不已。是的，他们存在着，他们寻找着，虽然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寻找。当他们或幼稚或拙劣地模仿那些五光十色的镜头时，带着激情、渴望、投入……青春的一个个闪亮字眼不会因他们笨拙厚重的外壳而发生质变，相反，愈加闪亮。虽然，无所谓结局的结局趋于宿命的妥协：钟萍离开了家乡，张军的头发留成了“妖道”，跳舞的女孩儿成了税务官，而崔明亮，烂瘫在一堆沙发里，闭着眼。但是，这已与青春无关。结局总以为自己是枚标本或是徽章，可以将青春牢牢囚禁，这个荒诞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青春在眨眼的瞬间收起了闪着柔光的羽翼，不留一丝痕迹——   生活，仍在继续。  《任逍遥》：狂想过去    19岁的彬彬失去了工作，出没在小城的各个场所。他的好友20岁的小记个子瘦小留着不羁的发型，喜欢骑着一辆摩托车，无所事事的游荡。22岁的时髦女明星巧巧，出现在小城的各个舞台上——主要推销“蒙古王”酒的演出。巧巧有个黑帮大哥乔三，而小记想泡巧巧，就得罪了乔三。彬彬想去当兵，检查出肝炎，为了还钱，他和小记绑上假炸药，去敲诈银行。    习惯于几近不真实的唯美画面，习惯于3D制作的精良动画，习惯于飚车的快感和肉体的惊艳——习惯于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细节。这渗透进电影人丝丝缕缕情感的细节，一如《小武》中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回响着贾樟柯的固执理念：真实与体味。不要妄想从《任逍遥》中找到一个泛滥的故事，或某种道德典型，目光追随几个青年人的脚步，就可以走进他们的内心：彬彬和女友坐在包间里，刻板而单调；被乔三问一句打一句的小记只重复者“高兴”；派出所里，彬彬紧靠墙，唱起《任逍遥》……一个个似曾相识有极为平凡的瞬间，只需你从容、冷静、完整的旁观。片片岁月的倒影也许有些相似的边角。相信爱情，就不会再虚无。更何况，相信青春。尾声：贾樟柯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我愿意面对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    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2006-03-04 00:00:00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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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入世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政治，甚至是在文学等范畴,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将仁爱之心由己推而广之,使人人以礼相待,以至于整个社会,造就一个大同的理想乌托邦,这是儒家学说拥护者长久的希望。也正是儒家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的投身国家的思想,使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以此作为人生最终的目标。这种入世的思想不但在政治上发挥效用,同时也渗透到各个层面,甚至是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对诗的"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兴"感发修身的意志,"观"风俗之盛衰,"群"合团结的作用,"怨"刺上政,可见这是孔子根据长期的文学实践经验所作出的对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用和为礼教政治服务的价值的概括。由此也体现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与文学是有紧密的联系的。一代文学的产生是需要环境的氛围,儒家的入世思想正是营造了文学创作上的氛围,让无数的知识分子得以将他们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籍此喧泄出来,同时也使得这种建功立业的题材历久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知识分子目睹这一切,激发起他们要大济苍生,建功立业,拯救生民于涂炭的雄心壮志,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为首的文学家将他们对社会离乱的忧虑,,对人民苦难的关心投放进文学中,形成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正是将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成了"建安风骨"这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对慷慨多气的建安风格,刘勰有过中肯的评价,说:"观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在建安文学中以曹操,曹植父子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曹操的,,;曹植的,,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曹操的：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将作者要招纳人才,帮助建功立业的意志表露无遗。曹植的：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在中塑造了一位为国捐躯,视死如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壮士形象藉以表达自己也想报效国家的愿望。   “仁”是儒家最本体性的东西,“仁”作为“爱”,作为“恻隐之心”是一种情感,而“情”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份。所谓的“入世思想”其实正是对世间事物有“情”的一种体现。对国家社会的关心,对人民百姓的体恤,对自身品格修养的追求,所表现的正是诗人作家们心中的“情”,这种“情”在文学作品中抒发出来,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准。如我们所熟悉的诗圣杜甫,其作品就充分的流露出对社会,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感。他的诗所蕴含的是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这缓慢,深沉的感情基调源自于他的仁者之心,儒家的入世思想和对世间万物有情的表现。如他的,,>等都是控诉当权统治者们大肆发动战争,只顾个人奢侈生活,劳民伤财,无视百姓生存的作品。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史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中刻划了当权者的不仁和残暴,还有百姓深受其害却无力反抗的情景。源于政治道德遭遇的情感一直是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这种情感蕴含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具有重大的思想份量,这样的作品也为后世的评论家们所重视。反观那些缺少“情”只具备形式化的文学作品其在文学或社会上都不具有任何深远的意义并且是受世人轻视的。刘勰在中就分出了为文造情和为情造文的特征。他认为“诗三百”是为情造文,其“志思蓄奋,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是为情造文的典范,为情者,为了把真情表达出来,会写出“要约而写真”的作品;而那些辞人赋颂,诸子之徒,本来心中并无忧愁,而“茍驰跨饰,”造出许多淫丽而“泛滥”的作品。所以真情者所作之文,实如桃李不言成溪;矫情者作文,便如“男子树兰而不芳”。由此可见“情”在文学作品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而这正是儒家的入世思想的体现。        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使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步向更成熟的阶段。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并不断丰富,逐步完善,渐趋成熟的。一般而言,现实主义的发展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古代朴素的现实主义。这主要是指原始文艺和奴隶社会中具有现实主义因素的文学作品,它的主要特征是简单而朴素地描述人们的劳作、战争、生活的片段和方面,具有如实的描写生活的倾向,但缺乏典型的文学形象,也很少典型环境的描写。中的很多篇章就属于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如,,等。第二,是完善、成熟的现实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严谨的组织结构,感人的典型形象,广泛、深刻、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正是使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自身的感情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使那些文学作品真实的反映社会现状,同时流露出真挚的个人情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汉乐府民歌、、、等;又如[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动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诎,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在这篇里刻划的是一个城市的贫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无衣无食,最后不得不为家人的生存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的社会情况,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低下阶层的贫困生活的怜悯。由民歌中可见现实主义正趋向成熟,透过平白的叙事手法,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的描写将一个在生存与道义之间徘徊的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还有在盛唐时期的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伟大的诗人,以及后世相继出现的无数作家,都将儒家入世的思想体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之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由渐趋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最后过渡到批判的现实主义,以在小说中进行深刻的揭露和严峻的批判,从而达到如梁启超所认为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先民,必自己新小说始。”的改良群治和新民作用,如鲁迅,矛盾等人的作品便是以笔为匕首刺贬时弊,透析现实生活的阴暗面。          儒家的入世思想引导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由自己的修身做起,到怀有报负关心国家,立足社会;这种为天下苍生尽责的心同时也由文学作品充分的体现出来,从而对文学作品的题材,社会性以及创作方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籍：1.      文学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3.      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4.      古诗文精读要解（巴蜀书社）5.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6.      宗法论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6-03-04 00:00:00 作者:杨少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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