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属于本土的文学“云梯”

　　文学创作的本土化，是当今文学创作面临的普遍问题。本土化与民族化一样，是全球化格局下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作家实现个性化、特色性创作的需要。

　　何谓本土化？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以广东文学为例，广东文学的“本土化”是指创作者运用广东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产生活元素进行创作，反映广东本土的人文风貌、生活情态和人民的思维意识、审美情感。对此，贾平凹、莫言等作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贾平凹说：“云层上面都是阳光，至于如何穿破云层，各民族有各民族自己的云梯。”也就是说，要达到文学的最高境界，世界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与路径，必须要立足于本土与民族的土壤，依凭“自己的云梯”；莫言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反对“克隆别人的作品”，主张用“强大的‘本我’”“去覆盖学习的对象”。换言之，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开放、创生的过程，它是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发展自己，证实自己，实现自己新发展的生命运动。

　　广东作为历代移民大量地、不断地迁入的地区，其文化的本土性从来就不是封闭自守的，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杂交”，其强大活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也可以说，广东文化的本土性就是杂交性，也是这个社会开放包容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纵观各类文体的实情和作家创作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因不断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关系，凝聚新的力量，在日新月异的变动之中，广东文学样态更加丰繁，关系更其复杂，格局更为缭乱，场域更显喧嚣了。持续不断地“新变”，已成为广东当代文学的常态化与主旋律。与此同时，广东作家在调用一切艺术手段讲述好广东特有的故事，越过事象透视时代精神状况等方面，都表现出集中的指向共同的取向，因而使得广东的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出讲述本土化，艺术本色化的突出特征。

　　以小说为例，工业题材首当其冲。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是对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生存现状的深度描摹。在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亿农民工郑重签下了一份举世瞩目的“国家订单”：需求方是民工，资本是民工的劳力和对这一群体的需求市场，生产厂家是一个开放、民主、有所作为的现代政府和公民社会，而要求的核心产品，只是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应得的工资、生命财产安全、平等、理解、尊重，以及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订单”俨然成为一个绝妙的象征和隐喻。关注城市新移民后来居上。如：宋唯唯的《一城歌哭》将“往城市去”过程中的人物群像和命运挣扎，用一种独特的诗意及纯美的方法予以表达。戴斌的《深圳胎记》以放射状的虚实结合的结构，套住一个庞大的“深圳”命题。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个人经验为依据对这个时代工业生活的大规模表现和思考。陈再见的《张小年的江湖》反映了当下城市社会的现实，触及了当前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困惑。像这样一批作品，呈现出了广东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原创性，同时带给中国文学很多新鲜的文学经验。此外，还有一批比较鲜明的“80后”写作和后现代写作在崛起。如王威廉、李德南、傻正（陈崇正）、叶清河等，都在稳步前行中各有创获，并在诸如记录城市运动等方面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焦点与可圈可点的亮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广东的地域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一方面，首先体现在具有典型意味的本土化人物塑造。其次本土化要有清醒的本土化创作自觉。另一方面，本土化还需面对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常态。即中国城市化运动中，广东文学能否跟上城市发展的脚步？能否反映城市和人的关系？广东文学的走向，就是要关注当代和当下。因而，那句看上去老调重弹一样，但对于写作依旧有着启迪作用的名言“写你所熟悉的”。不仅写你所熟悉的，而且要写给你影响最大或靠近你灵魂最近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写你自己”，这也可以被转述为“本土化写作”。

关注这个巨变的时代，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作家的责任。当前，广东已进入了由“制造”到“智造”的时代，作家们应该多关注机器跟人的矛盾、冲突。这“也许不是我们当下期望的广东特色，但相信终将演化成所谓新南方主义的内容，催生一种新的广东文学。”

                                 (载《羊城晚报》2015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