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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份备忘录，或代结束语

读了上面的文字，可能有朋友会说：“瞧，周伦佑的观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原来是一个激进的‘反价值’论者啊!”变化是有的，但这里表述的一些基本思想，从来就贯穿在我的写作中，只是被我其他的声音所遮掩而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写作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第三代诗论》和《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一些论文，被评论界视为中国本土最早的一批解构性文本。“本土性”确是我的本意，“解构”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充其量是在思考向度上与西方后现代理论暗合而已。我从最初的理论写作开始，便不断地在强调本文中表述的一些思想：

——由于意识到现代诗歌理论的缺失，转向这方面努力的人多起来了。但从反映出来的成果看，大多数还停留在对国外某一种理论的转述和综述上面。中国新诗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文学理论五种模式的影响，真正独立的理论意识还没有觉醒。(《论第二诗界》)见《非非评论》第一期，1986年8月，成都)

——通过我们，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的理论和创作与世界当代文学的发展达成同步；通过我们，使中国新诗堂堂正正地进入世界文学主流。(见《非非》第二期封二，1987年5月，成都)

——在我们的理论和创作中，“走向世界”、“超越世界”这类豪言壮语可以先放下，暂时回到诗的现实中来，切实觉悟到并解决好一个迫切的问题：改变中国新诗被动接受世界文化思潮影响的局面。这种摆脱外部影响的努力一开始可能会出现某些偏差，如借用现代摆脱近代，借用美洲摆脱欧洲，甚至再度请出孔孟释老，这也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确立这种摆脱的意识，并努力为之。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便会星星点点地闪现出来，这便是中国诗人对世界的奉献。(《“第三浪潮”与第三代诗人》，见《诗刊》1988年第2期，北京)　　

——评论家们以肯定的语气谈得最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诗人和理论家的素质!中国当代文学正处于努力摆脱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独立的建元意识尚未普遍确立，内在无“元”，无从建元，何来多元!(《第三代诗论》，见《艺术广角》1989年第1期)　　

——中国作家注定在另一种生存环境中谋生和写作。虽然初级阶段商品化的软刀子已使一些人头晕目炫，学着荒诞和轻微呕吐，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与西方作家生活、写作的环境完全不同的特殊现实。不管学者们怎样强调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或人类文化的趋同趋势，这个巨大的差别是无法抹平的。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诗人所追求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现代感应性”必然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的主题和意象不能是从西方现代艺术经典中移植来的，它必须是从中国诗人切身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中感受得来的，历经存在的险境之后的一种深入浅出的形式，符合真实的全部内在条件，没有什么借鉴之需要，不懂得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需要附带声明的是：我反对“横向移置”，并不表明我同意伪现实主义对“现代派”的愚蠢攻击，也不意味着我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陈腐命题在理论上的同流合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红色写作》，见《非非》复刊号，1992，北京)　　

我摘录这些文字只是要说明：我的任何一个重要的思想都不是从突然的顿悟中得来的，它有一条线索，有它自身触发、生长、展开、直到最后完全呈现出来的内在逻辑。这些观点在某些激进的理论家看来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被一些强调“国际化”的艺术家指责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文章一旦与读者见面，误读便是它的命运。但我仍要郑重说明：我申说的是当下主义，本土主义，当代汉语文学的本土主义。这是迟早要由一个人来说出的话，今天由我说出了，如此而已。

1994年1月10日—20日病中写完初稿　　

2000 年５月改定第二稿于成都阳公桥

周伦佑：知名诗人，诗学理论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地下诗歌写作；1986年为首创立非非主义，主编《非非》、《非非评论》两刊。自1995年起与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王宁、张颐武合作，策划并主编“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已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两辑共10种）。出版有：《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诗集）、《燃烧的荆棘》（诗集）、《反价值时代》（理论文集）、《成名学构想》（学科专著）等多部汉语文学及学术著作。此外，还编选有：《打开肉体之门》、《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破碎的主观铜像》、《脱衣舞的幻灭》、《后现代主义的突破》等多种当代前沿文学思潮选集。现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