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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一)

时间:1970-01-01 08:00:00     作者:李元骏      浏览:9633   评论:0   

           
摘要:当今中国对社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决定了其主导文化应遵从工具理性。本文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入手,阐述了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急需主导文化遵从工具理性的依据,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性的局限性,探讨了遵从价值理性的传统文化不能作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原因;又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点出了传统文化遗留对主流文化现代化的影响,归结了传统文化不能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组成部分的原因;最后指出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国主流文化得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  现代化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中华文明演化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儒家文化是其核心。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时期,国人主流观念的组成极为复杂,有待修正、完善。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至今。以是故,有必要就当今中国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小论一番。

1.  当今中国对社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传统文化不能作为其主导文化。

1.1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别。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提出“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认为社会行为的存在总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前提。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下文将辅以“经济理想主义”(即工具理性)“道德理想主义”(即价值理性)概念以便直观论述。

1.2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价值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组成部分,其他文化也在与儒家文化相依相存、漫长演化的过程中大受儒的影响。是以不妨先从儒家文化论起。
  儒家文化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其中,“仁”在孔子的诠释中已体现为一个价值理性的概念,在后继者的阐述中亦然。“礼”于西周末期作为儒学概念(有别于现实中的、曾在奴隶社会里长期起积极作用的“礼”)被孔子提出,彼时正值宗法制分封制面临瓦解、封建社会即将登台之际,“礼”于其时无疑不能达到“效果最大化”,之所以提倡“礼”也是从价值理性方面考虑、追求“动机纯正”使然;董仲舒及其后的“礼”加入了遵从工具理性的法家思想,但毫无疑问仍偏重价值理性。
  而传统文化中执工具理性思想的文化,一方面为儒学所冲击,发展到今天已不尽符合工具理性;另一方面,其影响力本就较小,甚至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不足以与讲究价值理性的“大宗”——儒学相抗衡。故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价值理性。

1.3传统文化不能作为当今中国的主导文化。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即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
  任何首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原则的社会。工具理性在现代可谓之“经济理想主义”,即“以是否利于发展经济为原则”——因为现代社会首先追求生产的发展,而套用“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的定义,在此即“追求生产发展的最大化”。这自然对当今中国十分切合。而价值理性即“道德理想主义”则没有如此务实的功用,不合当今中国之所急。因此,从理论上可推出:当今中国对社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决定了其主导文化应遵从工具理性,注重价值理性的传统文化不能作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文化(“主导文化”可理解为“主流文化”的主体)。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发展中的近、现代中国不能以“道德理想主义”主导社会。晚清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就是想在保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里寻求强国以自保的方法,结果宣告失败;二十世纪初的“整理国故”者乃至袁项城尊孔复辟,实质上是通过英国伯克式的政治保守主义维持“道德理想主义”的中道,也遭到历史的遗弃;而中共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尚以发展经济为要务,恪守工具理性,遂一时大治,但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纠缠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走向价值理性,乃停滞二十年之久。
  所以,当今中国的主导文化不能是传统文化。

1.4不要试图将传统文化改造为“经济理想主义”文化。
  之前说过,传统文化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社会的主导文化是因为它注重价值理性。可屡有“不忘本”的人希望让传统文化在今天发挥更大的(其实是“过大的”)作用,认为可将传统文化改造为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即“经济理想主义”文化。且不论这样的“民族传统本位”者是否理性,单看其“改造”之意便足见其不妥。
其一,传统文化难以被改造为遵从“经济理想主义”的文化:传统文化在一段不以发展生产力为重的社会时期里形成,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知,当时的工具理性并不是“追求生产最大化”的工具理性,传统文化必然没有多少“经济理想主义”的内容可供挖掘、榨取。
  其二,传统文化不应被改造为遵从“经济理想主义”的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功利主义要求,本质与“中体西用”毫无区别——若说后者还只是在近代化面前取守势的话,那么前者不啻于在现代化面前投降!一方面,虽然传统文化不足以济当今之世,但仍有“进博物馆”的价值,如此一改,主观上是出于“不忘本”,客观上却将传统文化毁了;另一方面,执“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文化于现代社会另有妙用:作为文化批判的力量,较之固执地坚持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至于附会“经济理想主义”,为何不让它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小处发光发热呢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对社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传统文化不能作为其主导文化;也不可能通过“改造”“发展”传统文化得到符合中国需要的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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