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　　

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鵩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这是汪精卫《狱中杂感》诗里的第二首，系民国纪元前二年（即公元1909年）在北京狱中所作，慷慨激昂、感人肺腑，下面试评析之。　　

首联，煤山，像山一样高高堆积着的煤，云树，像树一样笼罩着大地的黑云，两者均给人一种黑暗窒息、“黑云压城”之感。“荆棘铜驼”用典，语出《晋书·索靖传》，形容国土沦陷后的残破景象。前一句象征着清政府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黑暗腐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想到这些，诗人心中不禁一阵凄凄然，“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后一句写曾经被统治者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好河山，如今已经被外国侵略者瓜分殆尽，神州大地已经沦陷，山河破碎，世乱荒凉。这两句只寥寥数语，就把中国人民受压迫、苦难的情状凸显出来，笔力沉郁，感情充沛。　　

颔联，紧承首联而来，巍巍华夏，泱泱大国，却被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肆意搜刮百姓膏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弄得乌烟瘴气，处处浸染着血泪的罪恶，已经没有一寸干净的土地，想到这些，诗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自己想要有所作为，不料却成为了南冠楚囚，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对天长叹，徒唤奈何。这两句继续揭露统治者的罪恶，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有志难申的无可奈何之情。　　

颈联，前一句用 “林宗瞻乌”的典故，表达对于被统治者和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和凌辱之下流离失所的四万万同胞的深切同情和怜悯，统治者生灵涂炭造成百姓民不聊生，这让诗人黯然神伤；后一句用了“贾谊赋鵩”的典故，以贾生自况，慨叹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和救国救民的热情，却遭逢凶讯，刺杀清官未遂，沦落为阶下囚。这两句同样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有志难申的无可奈何之情。　　

尾联，用伍子胥“悬门抉目”典故，表达了满腔的抱负和视死如归的精神：牺牲自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应该效法伍子胥，死了以后要把头颅悬挂在国门之上，“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此句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家形象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其丹心浩气，与荆轲比拟可也；其坦荡、忠诚之肝胆，与日月争辉可也！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使人对惨遭生灵涂炭、蹂躏践踏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为了革命奋斗到底、视死如归的慷慨壮志，全诗沉郁顿挫、而又开扬激昂、感情充沛，读来令人心潮澎湃，极具感染力、号召力。　　

赋诗言志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毛诗序》亦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汪精卫这首诗表达了他忧国忧民、誓死革命的远大志向。如果单单是就诗论诗，上面已经有详细的阐述，如果要就人论诗、“知人论世”，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汪精卫早年积极投身革命的一个传神写照。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段话虽然是从士的修养这一角度去说的，然而也可以从赏析文学作品的角度去解读，那就是要了解古人，必须把他们的作品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文字是作者思想感情与时代环境相结合下产生的精神作品，因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格当然必须读他们的书，并从时代上去考察其思想与创作。”罗根泽也认为要理解作品，必须“对作品探求其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关系。”鲁迅先生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估计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亦即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因此，读诗时还应该结合着诗人的经历、言行加以评析，以史证诗、诗史互证，这才能做到“较为确凿”。　　

汪精卫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草案，参与筹建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总部骨干，参与其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二、参与创办《民报》并以“精卫”的笔名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等一系列革命文章，与康有为、梁启超论战，宣传三民主义，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以“精卫”自勉，表示了跟随孙中山坚决革命的决心。　　

三、1908年，革命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六次起义均告失败，革命者士气低落，甚至产生内部分裂，康梁等保皇派趁势攻击革命，为了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汪在《致南洋同志书》里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几人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入狱。　　

四、汪精卫在狱中写了二十多首诗，表明自己宁死不降、以死谢国的伟大志向，成就极大，是《双照楼诗词稿》的最佳部分，尤其是《中夜不寐偶成》一章，纵横飘逸，直抒胸臆，是其力作，陈衍赞曰：“自来狱中之作，不过如骆丞（宾王）、坡公（苏轼）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称誉可谓备至。《被逮口占四绝》是他最富盛名的诗歌：“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一组诗壮怀激烈，又被称为《慷慨篇》。其中尤以第三首脍炙人口，以燕侠荆轲及楚囚钟仪自许，直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晓畅刚毅、练达天成，作为就义诗，可谓冠绝古今”。　　

五、汪精卫在出狱后直到1927年前，“由于他原有的政治、思想基础，对同盟会是有感情的，因而继续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起草总理遗嘱、推进北伐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汪精卫“为了革命奉献一切”，这一点也不为过。汪精卫的诗歌尤其是他在狱中所作的诗与他的经历、言行完全是可以互相印证的，他在出狱之前完全是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硬汉子。　　

至于说他在出狱后由“政治两栖动物”到完全沦落为公开投敌的叛徒，这或许是有以下原因：　　

一、对革命认识不清，存在狭隘民族主义倾向，认为推翻清政府就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被袁世凯当上大总统这种“民主共和的假象所迷惑，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　　

二、清政府以及袁世凯等人的拉拢、收买。　　

三、　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怂恿、推波助澜。　　

四、汪精卫个人的革命意志不坚定，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这显然也是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　　

后记：　　

总的来说，我认为汪精卫更适合于做诗人，诚如陈衍所云：“汪精卫兆铭与胡展堂为粤东二妙，而才调迥不相同。今更论次精卫诗如左。”以钱钟书之恃才傲物，读汪氏诗词集，也有“扫叶吞花足胜情，鉅公难得此才清”的赞语。而不适合从政，尤其是在他出狱后，他没有过人的政治手腕，政治智慧比不上袁世凯、蒋介石等人，他不谙政治的厚黑学原理。假如他行刺失败被杀，那么他将彪炳千古、流芳百世，然而他活下来了，还叛国投敌做了汉奸，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无疑要受到历史的批判，要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汪精卫在中国妇孺皆知，“但问起他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这实在是汪精卫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的悲哀，一个强调辩证法的民族居然可以如此无视辩证法的存在，这着实令人吃惊，况且，研究汪精卫，对于预防中国以后再出现张精卫李精卫无疑是有巨大裨益的。“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林思云先生的这个观点可谓独到与深刻。　　

我们总是说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可是却不敢直面这一段历史，我们总是佩服德国总理向犹太人下跪的勇气，也总是批判日本拒不认错、否认历史的行为，可是扪心自问，我们就做到了客观冷静地面对历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