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何译《老子》与《论语》还有他的《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阅读期间，勾起了我对以前形成所谓“中国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民族”的定见的思考。下面是我的一些简陋的想法。
一
孔子是一个被边沿化的贵族子弟。在他的时代，倡行的是分封制，即按血缘实行长子继承制。孔子一干士（庶）子就是失去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所以孔子复礼，并不是恢复周礼，而是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把权威和财产权分开，财产在同辈子弟中实行均等划分，而权威则留在嫡子手中的大同礼制。且用礼来加强嫡子的权威，以弥补因财产平分而带来的权威下降。后代的儒教所倡导的家族主义应该就是这种财产平分，而权威集中的制度。它本质上加强了家族的凝聚力，使家庭成员主要留在了家族内，把社会功能主要放在了家庭里，遏制了社会重组与合作的倾向。这种制度安排应该是有强大韧劲的，延续到如今的分家制便是佐证。这配合科举制度，防止了一个贫困化的精英阶层的出现，也就防止了一个强大的革命鼓动组织阶层的出现，对社会的安定起着极大的作用。
二
鲁迅说，中国国民骨子里其实都是一个个老子。这点他应该是对的。老子的斗争法则是以不争而争，子想取之必先予之。中国人，看重现世，把生存看作高于一切，为了生存，其实是可以不择手段的，骨子里，都是个人主义者。之所以会有集体主义的表现，那其实是老子的“子想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运用罢了（以利他达到利己，并不承认存在客观的集体利益），大量的形式主义存在，就说明，集体主义并不是大家行为的价值取向，而是大家实现利益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在集体主义获利落空，逐利合法化的今天，单兵作战（如私营，个体户）便大量涌现出来，有人说，这是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必然，其实还不如说是组织化大生产的失败，也是集体主义建构与努力的失败而使然。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对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化，以取消家族主义而导向集体与国家主义努力的一种迂回与撤退。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把国家神器看作是属于某个家族的（而不是公器），如汉室刘家天下，把国家当作为某个皇帝的私有财产，直至近代都还有什么“蒋家皇朝”的说法。这点说明中国国民远还没形成真正的民族主义，超越于个人之上的民族集体利益观念。如今网上吵闹甚烈的左右之争，就还没超出群体利益的窠臼，还是把国家当作群体（扩大的个体）的利益工具，看不到国家与民族本身是有其相当独立的公共利益（即所谓的“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这应该是今天何新极力宣扬国家主义的背景所在。
三
儒家的平均主义与礼制结合的宗法主义和以个人主义为本质，以集体主义为手段的竞争方式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两千年的统而不治，在专制帝国下，却大量存在乡村自治的混合型社会（除开信息工具不发达的因素外）。中国社会表面上存在广泛利他行为现象，但另一面也存在着大量的内斗，内耗也很严重。当平均主义还可以维持时，则可以存在一个太平盛世，公德良好的局面；一旦兼并出现，则所谓的集体取向则被恶斗所取代，即“一盘散沙”和两极分化，不能存在一个平和的自由主义局面（如今天中国的极右主义）。
如果中国是单纯的嫡子继承制，那或许会像日本那样，形成一个以社会的“忠”代替私人的“孝”（何新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形成公共利益的观念。但实际上家族平均主义的存在阻止了多余的家庭分子的流出，导致社会分工与合作很难超出家族以外，国家的公共服务及组织功能也就无存在的需要（以管代治），那种对社会群体组织效忠及国家公益的维护也就很难出现，官僚阶层或许仅是其中唯一的特例（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
四
当年张维迎的国企冰棍理论大受欢迎，除了用学术手法包装，而蒙蔽了广大人群之外，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和我们上面分析到的国民的意识形态有关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的MBO，其根本逻辑起点就是这种家族主义，个人控股有效于集体控股，个人管理效率高于代理层管理，这其实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否定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对集体主义失望的集体意识的逻辑起点相近。所以开始时才广受欢迎的，深俘圣意。只是实践证明这是个谎言，是逻辑陷阱，最终走向了极右，才唤起了他们的支持者的反抗。无独有偶，与此相近的一个热点，就是对家庭承包制的重新思考，要搞农村土地私有有化。两者在逻辑起点上是一致的！
如今中央，倡导把公司制作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其实就是强调用代理制来代替单兵作战的企业形式及家族企业模式，取代那种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合而为一的企业形式。西方的股份制公司历史，也证明代理制其实还是成功多于失败的，管理层控股，反而会造成经理层利益取代股东利益。
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必须要超越狭隘的合作模式，而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合作，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整合社会资源与意志，才能抗衡发达国家的强势冲击与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