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实业家和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涉及很多方面，深刻、独到、富有启发性。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商战思想  赋税思想  教育思想  哲学思想  文化思想  历史意义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盛世危言》，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　　　　

经济上，主张“振兴商务”、“护商”，进行“商战”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　　　　

一、商战思想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 (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郑观应所主张的“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的。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他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出过“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思想。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他在《易言·论商务》中指出：“原夫欧洲各国，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在《盛世危言·商战》中更是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可见，郑观应极力主张进行“商战”。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进行“商战”困难重重。其一，进行“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已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其二，进行“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近代商务人才，即近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其三，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义。　　　　

二、赋税思想　　　　

郑观应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郑观应还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认为清朝进口关税税率太低，应“重订新章，一律加征”。此外，他还借鉴西方印花税制，提出以印花税代替厘金税的设想。从郑观应的赋税思想可以看出，他极其重视商业的发展。　　　　

三、教育思想　　　　

郑观应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是再加强烈批评，批评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的应试教育。　　　　

为了解决当时的教育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郑观应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厂之大本也。”他提出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的问题，“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郑观应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他重视学校教育，肯定学校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改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郑观应提倡西方的教学方式，以提高中国社会的教育水平，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四、哲学思想　　　　

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　　　　

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中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五、文学思想　　　　

郑观应在诗歌、散文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郑观应诗虽多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此外，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很多学者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　　　　

六、历史作用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先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然而，郑观应许多见解未能更早为人们所接受，许多主张未能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或许启蒙者的可贵性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郑观应的代表作《易言》与《盛世危言》，特别是《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