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终结”论刍议　

中国“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文学制度在当下的新世纪文化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已经走向了终点。 　　

                                            ——张颐武　

顺着历史的发展轨迹回首，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便担负着历史的重任，它以“启蒙”、“救亡”为主要目标，驰骋于整个中华几乎一个世纪之久，它洗涤了一代代国民的头颅，让中国重新矗立于东方。然而，前几年，以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先生为倡导者提出了“新文学终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界对“新文学”的质疑此起彼伏。难道，新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走向末端了吗？　　

一、“ 新文学”产生的背景：　　

五四时期，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 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1917年迁至北京。）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给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历史性地缔造了中国文化体系，其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 “新文学”的真正历史含义：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对在这一“革命”中所诞生的文学的描述,称其为“新文学”。“新文学”的概念具有这样的含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是表明它与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文学的时期区分；从“特征”的角度,则显示这种文学界的“现代”性质，即在题材、主题、语言、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　　

二、关于“新文学终结”论的提出：　　

以文学批评家张颐武先生为倡导者，首先提出了“新文学终结”论， 他在《“纯文学”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 《 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 中提及到“新文学运用“五四”以来的“阐释中国”的框架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现实的变化。 新文学中最为强大的“ 为人生”的想象其实已经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下的人生”。张颐武首先从“纯文学”的困境来引申出这正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宏大话语的困境在当下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征。 “纯文学” 的追求也变成了一种超验而唯美的话语。这不是文学的过错，而是新世纪文化的新的语境已经超越了“五四”开始的文学话语和文学制度。其次 ，他以新文学的主要目标“启蒙”、“救亡”为切入点，证明在现时代已不再需要新文学的启蒙与救亡，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逐渐提升，“中国的这些新的变化其实远远地超越了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话语的阐释框架”。   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 救亡图存不再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责任，因此，新文学在当代失去了它的本色。另外，中国的大众文化、影像艺术迅速崛起，使文学走向平民化，新文学的一贯精英主义已不适应时代的潮流。　　

 所谓“新文学”终结的原因如下：　　

第一，信息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影像艺术的崛起，新文学受到强烈碰撞，新文学逐渐边缘化。　　

美国阿尔文·托夫勒把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人类从原始渔猎时代进入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经历了一万年时间。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从工业文明的崛起到工业化社会，仅用了三百年时间。托夫勒认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是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将在几十年内波及全球。它以风力、地热、核能、太阳能、氢能作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它将以计算机化、人格化的小批量生产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而新的产业链条，服务业、信息业、教育业将空前发展。这就是第三次浪潮。由此可知，信息时代的来临势如破竹。而依赖信息技术的影像艺术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譬如《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的翻拍，巧妙地把国民的视线转移到影视上，“肥皂剧场”“爱情剧场”“外国惊悚片”以及上网等信息化活动填塞了国民的空余时间，走在大街小巷上，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网络流行词语比比皆是。中国已逐渐信息化，新文学受到网络文化强烈的碰撞，新文学那“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已被弃于时代的舞台之外，在众目睽睽之下已被边缘化，终有一天会白热化。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大势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新文学丧失了它在当代的必要性。　　

style="TEXT-INDENT: 34.45pt; mso-char-indent-count: 2.45"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提供了有利时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与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关系，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这种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在全球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已逐步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其他部门和产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近13 年来，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吸收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由此可以看出张颐武提出的“新新中国”论是有事实依据的。　　 

而张颐武的“ 新世纪文学”论完全是建立在他的“新新中国”论基础上的。新文学的启蒙传统之所以“过时”，是因为它已经和“新新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张颐武在他的诸多文章中一再强调，新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并具有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所谓“新新中国”阶段，它是以中国的“和平崛起”、“脱贫困”、“脱第三世界”、“大众消费主义”等为标志的。作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为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三个阶段，并分别将之命名为“新时期”、“后新时期”、“新新中国”时期。作者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中国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不再是当年那个“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铁钉也需要进口”的旧中国，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逐渐上升，人均GDP逐年上涨，步入了“新新中国”时期，而以“启蒙”、“救亡”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学已与现实脱节，强大的中国不再需要救亡图存这种危机思想，新文学理应退出历史的舞台。 　　

第三，大众文化已兴起、普及，精英主义的新文学无法与大众文化竞争。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文化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依赖性、大众媒介性、日常性等特点。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新文学所倡导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悖，在大众文化蔓延到各乡村的同时，新文化也就不得不被挤出历史舞台，再无回天乏术。　　

第四，新文学 压抑和否定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无法适应这个物质社会。 　　

张颐武说到，“在历史的层面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展开，从来没有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切中心的机会”，“在观念层面上，‘五四’以来几乎没有对于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阐释和表达”。张颐武认为，新文学总以“为人生”作为口号，只注重精神文化领域的启蒙与改造，而压抑和否定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认为这是庸俗的消费。然而，在我国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消费主要追求“三转一响”的老四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消费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8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这一时期大约延续了十年左右。在城市经历了以排浪式消费方式普及家用电器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消费结构剧变期，以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四件成为集中的消费热点。新四件基本普及后，电话、空调、家用电脑又逐渐进入城镇居民家庭，2003年末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28台，空调68台，移动电话90.1台，而且部分城镇居民经过多年的资金积累期已具备了从万元级向十万元或几十万元级以上消费过渡的能力，汽车、住房等高档消费品进入城市家庭。由此可见，我国跨入了物质社会的年代，新文化只注重精神消费的“伟大思想”根本无法满足国民对物质的需求。　　

三、难道新文学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就意味着它即将终结了吗？我对此保留着质疑的态度。　　

以陶东风为首的学者“新文化终结”论进行严厉的质疑与批判。陶东风以一名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身份，以一种反问的口吻去质疑这一种“荒谬”的理论。他 从“新新中国”到“新世纪文学，所谓“崛起”和“新中国梦”的实质是什么？提出了“新文学”真的过时了吗？这一疑问，作者对此定义作了详细、深入的剖析。他批判道:“新新中国”则不过是“后全权中国”的别名而已。后全权社会的特定是：在延续全权社会基本体制的同时，增加了经济上的有限多元化和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如果说全权社会是一个全面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各个方面自由（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娱乐的等等）的社会，那么，后全权社会的特点则是有限度、有选择地开放某些领域的自由――这个领域当然就是物质消费和娱乐。简言之，专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和经济上的有限多元化正是张颐武设想的后全权社会的基本特点”。 　　

鉴于张颐武的理论，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这一种客观的态度，用敏锐的目光来看待其本质。　　

首先，新文学确实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但并不等于新文学即将终结。　　

信息时代的到来预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影视技术以先声夺人之优势，使新文学的历史地位一度下降。“新文学终结”论并非空穴来风，网络流行词语层出不穷、恶搞文化、媚俗文化成为国民茶余饭后的一大享乐，新文学被冷落、遗忘。究竟是时代背叛了新文学，还是新文学背叛了时代呢？其实，是两者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共通点，新文学与信息时代并不存在无可化解的排斥关系，相反，新文学应该借助信息技术来发展自身，与时代接轨。只要新文学努力发展自身，逐渐适应时代的要求，新文学也能在新时代中健康发展壮大。危机的来临，其实是替我们敲响了警钟，警醒我们对新文化加以足够的关注与引导，并不是每次遇到危机，我们便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学进行逐一的抛弃，如果不假思索地加以抛弃，到最后，我们将一无所有。　　

其次，任何一种文学，包括“新文学”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其毋庸置疑的先进性，其历史性的意义不容人亵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新文学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交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再次，中国当真“ 和平崛起”、“脱贫困”、“脱第三世界”了吗？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我们始终要以史为鉴，以古训自我鞭策。　　

陶东风严厉指责道，他不否认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消费的提高，问题是我们不能只看每年的所谓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只看中国大陆有些地区不断涌现的高楼大厦，不能只看“发展”的现实，更要看到发展采取的方式和已经带来和可能带来的后果。中国目前的所谓“发展”或“崛起”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大量廉价劳动力受到无情的非人道对待，他们的基本生活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并因此而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权合法性危机。“发展”的另一个代价是环境高度污染，资源迅速枯竭。极端一点说，这种“崛起”采取的是断子绝孙的方式，是西方国家根本不愿意采取的发展方式，我们应该对此有起码的反思，而不是沾沾自喜。他引述了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1990年的“新年献词”中的一段话：“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这想，无论是作为总统还是作为普通的国民，哈维尔这段直面当时的捷克现实（它差不多也是今天的中国现实）的话，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最后，在消费社会里，当今大众思想道德匮乏，精神领域畸形发展，需要新文化加以引导。　　

吴翔在《消费社会与中国》一文中，根据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三个特征是：1、日常生活世界商品化、商品同质化。2、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冷漠化。3、消费社会的商品具有符号价值，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欲望无穷化。虽然我认为作者在文中的看法有些偏颇，但是这不得不警醒我们，人们在这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里，思想会被扭曲，道德原则受到冲击。网络人肉搜索行为、校园暴力现象、路人见死不救的冷漠现象等等，都用血指证了国民精神领域的畸形发展，这替我们敲响了警钟。此时此刻，以“为人生”为向导的新文学就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　　

四、探究“新文学”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取其共通点，使它们被置于同一个时代舞台上。　　

其实张颐武与陶东风两大阵营对此看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于“新文化”与“新时代”之间关系的理解发生分歧。我们无可否认“新文化”自身存在着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端，如果“新文学”不加以时代的印记，在新时代的冲击下，“新文学”将被彻底地摧毁，“新文学终结”论也就真正来临。但是，我们不能就因此而放弃新文学、否定新文学，不应该搞“一刀切”或者“本本主义”，我们应用客观的目光去直视现实，在坚持现实的前提下，对文学进行体系上的修正，是文学成为现实的先驱而并非绊脚石。其一，承认新文学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尊重新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二，新文学自身应该不断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其三，把新文学与信息产业连接起来，互相发展、互相制衡。其四，发展壮大新文学继承人，加强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其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统筹兼顾文化的发展，利用多元的文化作为强国的后盾。　　

结语：　　

任何一种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永远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我们应该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上去改造文化，并非抛弃文化，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这样我们的文化领域才能发展壮大。确实，新时代的出现，它的目标不在于让我们丢弃传统文化，而在于帮助传统文化在时代中生存。新文学的“寿命”不应该在我们这个时代终结，我们应该使新文学引领新时代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