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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1938年8月3日出狱不到一年的陈独秀携妻潘兰珍来到了小城江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中国往日这颗“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已失却了“汝南晨鸡”的翘首。这年离陈氏逝世也只有短短四个年头，五度入狱，已使陈氏病痛周身。可怜的老人，在这个陌生的小城，也许就像姑苏城破在即的夫差一样，一生的轰轰烈烈过后，所剩的还有几许，于是干脆困守孤城，坦然面对失败。夫差老了，老到即使有机会迁都淮左，假以时日又可东山再起他也放弃了。越军攻破了姑苏，站在曾是手下败将的勾践面前，夫差举起给吴国带来谋略和智慧的伍子胥自杀时用的属缕剑自刎了。想起十年前赐死预言吴国将被越国所灭的伍子胥，夫差也许早已悔恨难当。回忆对于某些人来说实在是艰难的苦闷的。《长河如烟》的作者夏坚勇先生在评及夫差最后的失败时说：经历了一生的轰轰烈烈和成败得失，这时候的思考往往可以触及到生命甚至哲学的某些本质。老实说，夏先生对历史有着他独特的诠释语言，不得不令人折服和惊叹。晚年的陈独秀，开始反思自己动荡多变的一生以及中国雄伟悲壮的革命事业，多少仁人志士牺牲了，多少亲朋挚友倒下了，李大钊，自己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再想起现在身边的孤寂，孤楚的老人可谓万念俱灰。比起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陈独秀潸然泪下，于狱中献酒祭先烈，祭自己的儿子，晚年的陈独秀却更显超然。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消息传来，陈老徒增悲痛，在哀悼蔡先生的文章中，陈独秀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到最后，死也变成了一件平常的事。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一生漂泊在外的陈独秀，临死之前终于想起嘱咐自己的儿子陈松年把自己的棺木带回老家。虽说同是青山相伴，可也许家乡的山会别有一番亲切。怀宁县城，了解陈老的也许不多。这也正好，童年时的陈独秀是倔强得那么安静，那么祥和，那么死后也应该归于青山绿水，归于自然，归于纯朴。也许就像布伦海姆庄园里呱呱坠地的丘吉尔，幼儿时他穿着巴掌大的背心，在偌大的庄园里发出他沉睡的声音，而晚年的这位政治泰斗，也一样在讨论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上酣然沉睡。两者浑然一体。关于人的诠释，也在这里得到最有趣味的延伸。

陈独秀像神出鬼没的勾魂使者一样，气势汹汹的来到了人间，本想在世间多勾走些许灵魂，但没想到气急败坏的阎罗大王嫌人间太过混乱和嘈杂，于是早早的召他回去。但陈独秀毕竟是真真切切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时代，一个发现人，解放人的时代。抛开政治上的错误不说，陈独秀无疑是中国来辛式的人物。即使就陈独秀整个人生而言，历史评价也不应该是势利的舞台解说词。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的，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毛主席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对陈独秀的极好的评价，可我总觉得有点刺耳。这样的句式，这样的字眼，饶有兴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清晰的师生脉络。他们三人都是史上有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成就如此巨大，可每个人的成就层面却是多层次的，宽领域的。更重要的是柏拉图深深的理解了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而亚里士多德也景仰着他的老师。

歌德说：“今日的一切/不过是盛世祖先/凄凉的余响。”观看今日的文化，有多少值得我们拿出来傲视历史的浅薄？前些日子在上“西方经济与政治”课的时候，有幸聆听了老师在谈及现今社会状况时的妙语。其间老师提出了一个极富价值的命题：文革失败后，中国分别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上进行了有益的改革，那就是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中国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卓有成效的。然而30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些许问题。近几年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口号。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顺利召开，我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号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社会文化，如何建设校园文化，如何弥补文化层面上的缺失，也许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使命。

既然我们可以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进行改革，那么我们可否在文化层面也进行一场有益的尝试呢？如果可以，那将是多么快意的事。如果有那么一天，那历史是该在这时候为具有浑厚功力的陈独秀划上厚重的一笔。到那时候，历史也许就多了些许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