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华《活着》两篇
文/ 郭改革
(一)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假如你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感到震撼。你会忍不住瑟瑟发抖,你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更直接的——你有抑制不住要奔涌的泪水。
当然,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的第一感觉。
它确实拥有惨烈而冲击人心的故事。然而,作为一个欣赏者,仅仅停留在故事本身,是远远不够的。‘‘故事人人看得见,含义只有有心人得之,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秘密。”歌德的话评判了所有读者。我,作为读者,更愿意当一个有心人,当一个探索秘密的好奇者。我愿意探究,愿意同作者做进一步的沟通。在我心里,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捕捉到文字的魅力。而这些,恰恰是电视、电影这些现代科技所达不到的享受。
“用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本人这样评价小说的核心内容。读完文章,我们很快发现,“死亡的伴随”是文章的主线。福贵从花花公子、风流少年到垂暮之年,每一次转折,每一次跌宕起伏都伴随着死亡。那么就让我们顺着余华的思路,沿着死亡的轨迹,体会“用笑的方式哭”这种包容和承受的伟大力量。
福贵爹年娘的死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发生了。这时候,余华着力于非凡的想象力和机智的对话描写,作为读者的我们,更是被这种随处可见的妙语连珠深深吸引着。对于后来的苦难描写,我们和年轻的福贵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正嘲笑这个花花公子一系列滑稽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无暇顾及两位老人的死。我们更没有注意到,花花公子已经转型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故事由享受悄然变为了承受。几代基业毁于旦夕,所有角色都转型了:丈人趾高气昂地接家珍坐轿回家,花花公子确不得不低眉顺眼求龙二租五亩地......余华一面拉着我们闲聊、神侃,一面控制局面,将福贵逼向绝路。
福贵爹娘的死是一个转折,是一条导火线,它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并使后来的一切叙述成为可能。
接着是福贵的儿子有庆。他死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被医生抽血抽死了。前一段时间里,福贵(或者说余华)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有庆的善良、天真。鞋子、上学、羊、跑步、分糖……将这一系列线索连接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比可爱的小男孩。然而,他死了,死在别人的手术台前。我们的目光跟随福贵,冲进医院。当福贵冲到刘县长面前,我们也握紧了拳头。“那是刘县长。”“我要杀的就是刘县长。”显然,福贵已经悲愤到了极点。
而在这之前,“孩子们听到是给校长献血,一个个高兴得跟过节一样”,有庆更是脱了鞋子,拿在手里就往医院跑,他第一个到,他要抢着献血给校长,结果“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于是,有庆就这样被抽死了。强烈的不可思议笼罩着我们:这算什么?一命换一命?然而,当我们看到医生的反应,我们便能一下子确定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了。“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个由残忍的被告兼法官提出的问题,已经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原告——福贵身上。
另一方面,当我们和福贵下定了宰了刘县长的决心,并冲到他跟前时,不共戴天的仇人刘县长确变成了春生——患难与共的战友。矛盾与冲突激烈到了颠峰,却瞬间偃旗息鼓。只生了一个儿子的福贵,这时只能抱着死了的儿子往家走,并且“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到这里,我们明显感受到了“承受”的重量了。当福贵一夜之间输光了家产,他第一次挑起了担子。然而,他承受的不只是担子里铜钱的质量,还有他即将告别的公子生涯和等待他的父亲的逝去。显然,这两个担子才是他真正必须要承受的。并且,一切必须承担的重担接踵而来。就在刚才,活蹦乱跳的儿子一下子只剩下冰冷的尸体,作为父亲的福贵,连发泄的机会都被剥夺了,除了默默忍受,还有一连串的责任:有庆的尸体怎么办?家珍那里怎样说?
在讨论有庆之死的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引用了不少出色的句子。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同时这也是余华小说的一大亮点——一种令人愤怒得眼含泪花的幽默。在这里,余华大量运用这种手法,只要稍有留意,便觉处处妙不可言。一个不懂幽默的作家断然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反之,一个善用幽默的作家,不仅能吸引读者,还能使读者泪流满面。
有庆死后,家珍的病反而好转了,女婿二喜的到来也为这个阴霾笼罩的家庭添了一些新空气。当得知女儿凤霞怀孕后,福贵更是激动万分。这下好了,外孙也有了。余华设了一个陷阱。他给了福贵一杯咖啡,让福贵在演出的间隙休息一下。当我们第一次读时,我们也被骗了。我们和福贵一起沉浸在幸福之中。但余华却露出了本来面目,他说:“咖啡里有毒。”——凤霞死的最突然,她在我们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死在了产房。
苦难之上再添苦难,难以承受的重量又一次压过来。终于,承受着软骨病的家珍,在承受了儿子有庆之死后,在也无法承受女儿的离去,在一个中午,撒手而去。与其他人相比,家珍死的最为平静。
在此,我们主要来谈一谈技巧与形式。在描写家珍之死时,余华从细节的变化入手,将读者带入第一现场,令读者身临其境,真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全过程。“家珍捏住我的手凉了,我去摸她的手臂,她的手臂一截一截地凉下去,那时侯她的两条腿也凉了,她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我的手贴在家珍胸口上,胸口上的热气像是从我手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余华试图把死亡的瞬间放慢,他让福贵的感受笼罩我们全身,让死亡蔓延向我们的触觉。这种入微的细节描写,余华太擅长了。在小说《现实一种》里,“母亲”也是以这种缓慢而清晰的过程死去。
紧接着,“家珍死得很好”,一句话又将我们带回现实,带回与“我”交谈的年老福贵身边。这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当我们已经习惯了讲述者(福贵)以第一人称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突然间将我们拉向现实。我们的思维被不自觉的打乱了。故事的节奏我们已经适应,但随着讲述者的戛然而止,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整理头绪。这样,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读到了什么,而疑惑也就更多了。我们迫不及待地问老福贵:接下来怎样。和文中的“我”一样,我们都被吸引住了。黄昏已至,但谁也不愿离去。显然,这便是作者的用意了。
文章以第一人称回忆为主体,正如余华本人所说避免了“福贵在读者眼中,就会是一个幸存者”,而不是承受者这一窘况的出现。而文章又多次插入现实,让读者看一看眼前的回忆者本身的动作,虽然仅仅几句平常的描写,但却细致入微。他们不仅迫使读者思考,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他的故事还没有完”,顺理成章地连接了下文;“按年龄算应该十八岁了”,暗示了下文苦根的死……再这些独特的句子的帮助下,余华和福贵从容地来回穿越,就成了我们看到的回忆与现实交织的画面。
再回到故事。接下来死的是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二喜死的最惨烈。当水泥板压过来的时候,这个平日里寡言的男人,发出了他最有力的喊叫,这喊叫不是“救命”而是“苦根”。随后,像海鲜市场里,被人偶然踩扁的小鱼一样,偏头“脖子突然伸直了”,“一根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血肉跟糨糊似的粘在水泥板上”。当读到这里,我们的心被猛地揪了一下。余华在描写上占尽优势,他轻而易举地捕获我们的情感,让我们随他设定的情节感伤、心痛、落泪。
苦根死得最直接——吃豌豆吃死了。
早在凤霞和家珍死后,两个男人的世界里,就已经面临着孤单。而苦根则是排解这种孤单的全部依靠。福贵离不开苦根,二喜更是如此。苦根是牵连他们生命的那条线,他们需要他的牵引才有力量活着。
然而,二喜走了,苦根也走了。牵连福贵生命的线断了,全部都断了。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境地。讨论生之意义的理论家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福贵已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所有的亲人都死了,他没有万贯家缠可供享乐,活在世上恐怕只有受苦。但福贵却活着。
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活着”这个话题。当福贵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死去,最终只剩他一个人时,他依然活着,这就意味着他接受了命运,“他和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相互感激,同时也相互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那么,他为什么要活着?“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史铁生的话给了我们不少启迪:急于求死和急于诞生一样,是滑稽而毫无意义的——既然它永远都在等待我们。而因为求死毫无意义,所以要活着。活着什么意义呢?为了活着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全部意义。
(二)福贵的活着
当我们读完这本书静静思考时,我们时常会挣扎于福贵该不该活着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与余华相反。我们认为福贵没有必要再活了。他经历了那么多悲惨的事,到了最后所有的亲人都死光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实:福贵是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那一时期里,地主、侵略、内战、土改、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铁、自然灾害、文革、大字报、红卫兵等所有可怕的词,都附加在那一代人身上。可以这样说,从那一时期走过的人,全都是死里逃生,伤痕累累。福贵,只是那一时期的一个典型罢了。如果,活着没有意义就不用活了,那么在那一时期,中国业已亡国。
仔细思考,我们发现《活着》里不仅只有福贵一家经历了苦难,老全、春生,甚至龙二、村长,他们也都遭受了苦难,假如可以的话,他们愿不愿活着?换句话说,他们所代表的中国那一时期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该不该存在?其实没有该不该,他们必须存在,因为中国的历史在那一时期不是空白。
未经仔细琢磨,直接试图改变了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回到《活着》开篇,让我们跟随“我”走向老年福贵。这一次,是我们(而不是“我”)在村里游手好闲,听着、讲着酸故事。站在茂盛的树叶下,我们看到:老人赶着一头比他年纪更大的牛,缓慢地,从稍远处向我们靠近。他裸露的黝黑脊背上,汗液粘着几根苦草,泥土染黄了大半裤腿。他又走近了一些。我们能看清他爬满皱纹的脸,头发早已掉光,眉毛自然显得茂盛,只是眼神低垂,脖子里的筋脉涌起,仿佛在焦急张望。接着,他拾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朝自己头上猛砸,倒下了。我们愣了一下,跑过去,摸向老人的心脏,那里已经停止了跳动。
这是我们为老人选择的结局。但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依靠求生的本能而活着,比那些失魂落魄的求死者要高尚的多。
1930年以前出生的老人,在中国还存在。他们有的当过汉奸、女人被士兵抢跑、儿女病死、当过逃兵、挨过批斗、受过灾荒……可以说,福贵不一定是最惨的。但他们至今仍活在养老院,或是像福贵那样挣扎在土地上。那么,他们活着还有意义吗?没有。那么,他们应该去死吗?
当我们吃饱了饭,我们会想到人生的意义。于是,我们聚会、跳舞、追求、读书以抓住美好的时光。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看福贵时,我们得出了福贵不该活下去的结论。因为悲惨的命运,因为无实质意义,就不必再活——我们完全背离了作者原意。“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之外的事情而活着”,这是大部分中国农民在历史状态下的本来面目——没有梦想,没有未来的赤裸裸活着的状态。余华了解了它,并表述了它。正如他本人所说:“《活着》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是“熬过来”,不是所谓“有意义的存在”!
我们之所以会得出那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站错了角度。以己度人,却并不真正了解人,以自我的视角看书,总看不到书的真正内涵。其实,退一步讲,我们完全可以把《活着》当一部历史书来读。它描述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承受苦难,并在苦难中活着的历史。这样,回顾历史,对于业已存在的事实,我们只能企图从中学到些什么,吸取怎样的教训,而不是盲目发出可笑的疑问。
先不讨论“福贵该不该活着’,让我们转过精力,去看看福贵是怎样的活着。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学作品里的福贵,被余华完美化了。福贵和老牛拉扯着走过时,村里人无不惊奇:“两个老不死的。”但老不死的福贵很快乐,村人说他和他的牛很像,“我嘿嘿笑,心想我早就知道他像我了”,他边耕地边和老牛神侃,还高声歌唱“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老不死的福贵从容,他辛勤耕地,却不玩命,“只要我累了,我就知道它也累了,就让他歇一会。我歇得来精神了,它也该干活了”。老不死的福贵“圆滑”,“今天有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算尽心尽力了”。老不死的福贵更智慧,他评价人性,“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他评价人生,“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作和尚”。
现在,这样一个可爱、幽默、智慧的老人站在你面前,你来评判,他该不该活着?
【编者按】最好的东西,往往是意料之外,偶然得来的。
最后得到的好东西,不是幸运。有时候,必须有前面的苦心经营,才有后面
的“得来”。尽管命运是很玄,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所以人必须得学会勇敢面对。
——责任编辑:小小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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