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天过去，打了三天工，感觉又和春节那时候一样，我还是没有放假的feel，就像眨了一下眼睛，就又坐在了课室，继续上学。
三天认识了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比我小，是九零后的。一个是卖雪糕的雀巢妹，一个是管理员。这三天发生的事情是，我卖可乐，她卖雪糕，他负责维持秩序，而大多数没有生意的时候，我们聊天。聊着我现在想也想不起来的话题。
当第一天，雀巢妹因为结算账目不对，而足足少了93块的时候，情况就自然会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她选择擅自提高价钱，将她流失的资金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我开玩笑着说，消费者真可怜，她只是无表情的说，谁来可怜我？
谁来可怜她？这个答案我找不到。或许，本身就是存在的合理，也不能刻意去找什么答案，她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同样可怜，却只能转嫁可怜。
想起前不久去的读书交流会，那么有点发福的男老师笑嘻嘻的和我们交流着，他说，孩子或许觉得虚伪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成年人却不觉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到，虚伪的最大好处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在这个被哈哈镜反射着的社会，你看到自己被拉长，被缩小，被扭曲，被撕裂，你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总是在思考，这是否就是原本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面是干净而平衡的镜子，自然，人也总是见也见不到真相。
真相如同《关河》里面所描绘的。真相是，被永远囚禁在一个小小的木箱里面的舌头，是世世代代渴望说出真相却牺牲了的人自己割下的舌头。你会看到发黑的，发霉的，发臭的，血腥的舌头，层层叠叠的在里面拥挤着，你会看到它们迫不急到的要告诉你什么，然后，你什么也听不到，你只听到叹气，但那叹气，却来自于你。
我叹气，翻开我的城市的地理学，但同时，很担心我的线性代数。
开始学习专业课开始，我看到一个我所没有接触到的东西，用完全的数据合理化来分析这个社会。老实说，我总认为，社会是刻在皮肤上的皱纹和伤疤，是写在小说里的眼泪和疼痛，但我从没有考虑过，用一个个数据来衡量这个社会的悲欢离合，如同数学一样精确地计算着，从加减乘除到加权数乘量化，那个数字的世界，我很害怕，太过精确地预言着幸福到临的日期，满怀着无限地憧憬，恣意地为所欲为。
而这个社会的“自由”，那是由20%的人的偷笑和80%人的幻想组成的。20%的人在拼命说谎，80%的人在拼命相信，对话如下：
20%的人：你要相信，自由是相对的，你已经很自由了，只要你不犯法犯错，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80%的人中99%的人负责拼命点头，1%的人问：是真的吗？
真的，还假的呢？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寻找这样的答案，渴望自由的真相，又是什么真相？
或许这篇文章写得太过晦涩，很少人知道我要说明什么，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从前的我不会写这样的文章，而如今的我开始戴上面具。如果我还是孩子，我会来一个赤裸裸的肉搏，但如果我要承担我的尊严，我只能选择戴上面具思考，面具的作用在于，你总是保持了一个微笑的姿态。别问我生活中哪里来的那么的感慨，如果可以，徘徊犹豫都与我绝缘，我只希望的是20%的胜利，但是，现在，还不行，所以，所谓的假面人生，不过是一种保护色。
工作完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话题照旧是我们的初中，曾经的人和事情，百谈不厌。
当时我就在想，出到社会的感情又还能有多真？我们这群纯洁的孩子，还注定要为这场肮脏的盛宴祭祀，用我们尚未开封的“爱情”。这真的一场精彩的博弈，我在计算我们能有多么幸运。
我们要多幸运？当幸福和不幸都散布在了岁月的长河，化作某一个浪花或者璇波；当记忆只能用作聊天的题材而笑起来时候的眼角已经开始起皱；当我也并不激动异常，而是平静如水的生活；当连守候和收获都不能成为我走下去的意义，生命本身似乎已经张牙舞爪，其实，“长得真好看”。
只是，我多么想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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