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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是鲁迅先生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说，但就胡风的回忆，鲁迅谈到这篇小说时说：“那是写我自己的”[1]。这情形在之前的小说中似乎都没有出现过，因此这篇小说多少也带上了了鲁迅先生某种“自传”的性质。小说的叙述通篇都在一个极其压抑、阴郁的氛围下展开，它是这样开头的：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从这样的开篇句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鲁迅先生将要和我们讲述一个“轮回”的故事，而且还是一个“死亡轮回”的故事。以如此令人窒息的命题作为肇端，整篇小说冰冷、凄清的格调便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让我们以沉重而非闲适的心情进入到小说的阅读中。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分明感觉到有三个词萦绕在我的脑海，并伴随着我的视角贯穿于小说的内蕴中。这三个词分别是异类、孤独和绝望。从结构方面看，这三个词相互交织于小说的叙事网络中，形成紧凑逼人的张力场。下面我便试图以此三词作为中心语，并结合小说的一些场景，对作品作出探讨和分析。

一、关于“异类”

在《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是山村里惟一一个出外游学的知识分子，他接受了“五四”思潮的熏陶，受到了外国思想的启蒙，所以他对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阶级专制统治的社会有着睿智、冷静的看法，但这也造成了当时他“异类”的境况。小说一开始便这样描写道：

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

总之，在那些庸众的眼中，他只被“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也只是一个给那些人“当作谈助”的人。可以说，从小说的开始，魏连殳就以其先进的思想，清醒的态度和特立独行的行状先声夺人，显豁地区别于蒙昧的普通群众，但正是基于以上的因素，从一开始，魏连殳就处于一种另类的地位中，为他人所不理解。

小说中出现的魏连殳与普通民众正面交锋的事件与场景，更凸显出清醒和蒙昧的矛盾，加深着因蒙昧而产生的魏连殳的“异类”感。在小说中，魏连殳是一个自幼丧失双亲，由其祖母一手抚养成人的人。有一次，其祖母去世，他赶回寒石山为她送葬。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山村里的族人因将他看成是“吃洋教”的“新党”，所以断定他对于传统的送殓礼法一定会有“新花样”的，故而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穿白、跪拜、请和尚道士做法事。然而，当魏连殳面对族人们对他提出的条件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出乎在场所有人预料的答案，在他们眼中异端的“新党”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就去按传统办事的，这是“异类”的“异类”行为。接下来，众人在入殓后大哭之时，他“没有落过一滴泪”，这又引起了众人的“惊异和不满”。但就在众人欲走散之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此一行为，再次引起了众人的好奇心，他们纷纷劝止，却又不果，最终“只得无趣地散开”，在他们看来，这又是一桩“异类”的“异类”行为。在这桩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里“看/被看”模式重又出现了。由族人所饰演的看客由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地关注过失去亲人的魏连殳的心情和感受，他们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让魏连殳去遵守传统的礼法以及他在送殓的过程中有何出格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所真正看重的是去维护好封建传统中的礼教旧俗，以及去鉴赏别人心灵上的痛苦。鲁迅先生通过魏连殳“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号哭对那被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麻木了人性，变得迂腐、冷漠和残忍的国民性，予以悲恸和嗔怒的掊击，从而作出当时社会环境下思想启蒙者的悲剧性处境的表达。“‘看/被看’构成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一种缺乏人性关怀的集体无意识。”[2]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蒙昧与清醒，冷酷与温情的二元对立矛盾变得尖锐起来，而居于少数的“被看者”必然在此一大环境下骤变为大众之不齿的“异类”怪物。

异类感还表现在之后，“我”和魏连殳的第一次讨论中。小说共出现了三次这样的讨论，第一次讨论出现在“我”失业后到魏连殳家作客时，是关于“孩子的天性”的讨论。在此处，明显地，“孩子”是一个隐喻。孩子因其未成熟性而象征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魏连殳看来，“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从这里可看到，魏连殳认为中国的希望是有的，只是有时候受到外部环境一些不好的影响，才会出现偏差，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的未来至少还是能够改善的，足见魏连殳作为一个新潮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是充满乐观态度的。但叙述者“我”则不然。“我”认为，孩子的坏是天然的，是本质所致的。因为孩子里本来就有“坏根苗”，所以长大后才会变坏。就是说，在“我”看来中国的未来是阴暗的，在它的内部具有了太多不好的因素，所以任何的改造都可能是徒劳的，它注定是无望的，它带有着浓重的宿命论意味。这里所带出的异类感是多层次的。其一，“我”与魏连殳的看法迥异，异类感存在于“我”和他二人之间，这层不难理解。其二，“我”与魏连殳的为孩子（中国未来的希望）的讨论和思考，比较于普通大众是异类的。在封建专制的等级社会里，大众麻木、冷漠、愚昧，根本不会有人去对国家未来命运进行认真、严肃的思索，当时存在着普遍的社会责任惰性和漠视。因此，作为少数的知识分子的“我”和他身处此种大环境去进行讨论和思考是异类的。其三，来自于小说技巧的异类感。由于本篇小说是写鲁迅先生“自己的”，因此“我”和魏连殳同时都会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和他的辩论正是鲁迅自己灵魂的不同侧面进行的自我辩驳，是精神的自我对话。这样的写法在作者此前的小说中鲜见，具有强烈的艺术陌生感，一种特殊的异类感。需注意的是，这辩论最后是没有得出定论的，从写作的终极指向指向作者的层面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先生对于国家、生存希望的内心挣扎、矛盾。

二、关于“孤独”

“孤独”，必须是建立于“异类”之上的。上文已论述过，魏连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守旧、狭隘的社会中，是无法为大众所理解，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样就造就了一个为社会所拒斥、疏离的“异类”，那么基于这样被孤立的环境的形成，孤独感遂顺理成章地生发了。当然，小说里人物的孤独特征，本身也是跟随着鲁迅自己的性格心理的。李长之先生曾评价过鲁迅：“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3]大约是这种思索者所怀揣的深切的孤独感，才令他把魏连殳形象刻画得如此深刻、逼真。

回到小说里，我们看到魏连殳的孤独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生活处境的孤独和灵魂上的孤独。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朋友不多，他亲近的多是失意的人，“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长是失意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甚至在他失掉职业后也只得深夜探访“我”这唯一可托得朋友去为其谋生计，这是何等孤清的片段啊！作为一名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者，“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这明明是一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但在意识形态被缚紧的时代下，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就在如斯舆论和政治压力下，他最后被人攻击并失掉了生计。可怕的是，在他失业之后竟找不到人去帮忙，他不得不变卖自己的藏书赚取活命钱。而平日他“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的那些孩子却也逐渐疏远他。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一个拥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并对未来充满冀望的人是实行非人般的打压、驱赶，并使其连最基本的生存可能都要被剥夺掉的。在此处，鲁迅先生用其冷峭的笔锋逼问着“人的生存状态”，怵目惊心地给我们揭露出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们残酷的生存困境。另外，导致其生活上孤独还有一个原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他始终没有或不愿结婚。这个问题在以往对这篇小说的评论中都绝少提及，在文本中也语焉不详，这里我想作出一点自己的见解。如果仅从人物性格上分析，魏连殳喜爱孩子，正直、善良，他是不可能不愿结婚生子的。他一方面极疼惜小孩，另一方面又不想结婚生子，那么这就是一个悖论。如将孩子理解成国家、生存希望的象征，这就形成了一个生存的悖论。对于他不结婚的原因，我作了几点猜测。或许，他还未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希望，他还需要继续奋斗下去，一旦结婚生子，他生活就会与庸众无异，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不如之前的冷静、理智，他是出于知识者的责任而不去结婚；又或许，他深知身为一个知识者，在当时社会里必遭他人的指摘、排挤，为了不拖累家人，他宁愿独自地面对困境，是社会环境不允许他结婚；又或许，他在实际生活里，或者说在一般的大众中间，他觉得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能完全理解他并伴随他为远大目标奋斗的终生伴侣，因而他选择了继续孤独地思考民族命运、国家道路，是理想上的匹配缺失使他不去结婚。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鲁迅通过这样一个生存的悖论，已达到了动摇旧有生命规律系统，提出尖锐质疑、否定，并引起内省的效果了。

随着故事的深入，他生活上的孤独，逐渐也内化成了精神上的孤独了。读鲁迅的小说我们始终可以读出他所要“关注和极力要表现的是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时期人的精神困扰和出路等问题”[4]。而孤独就是同时代知识分子或人类所共有的精神困扰。小说讲到了一个关于“孤独的命运”的话题，即“我”和魏连殳的第二次讨论。当时魏连殳失业，“我”到他家找他谈心。他向“我”谈及他的祖母——他父亲的继母，一个与他并无血缘关系的亲人。他认为，“他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而“我”则嫌他“看得人间太坏”，“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劝他“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这其中无疑包含着鲁迅先生对于知识分子命运和出路的思考在里面。当然，这里再次重复了第一次讨论时的套式，即以自我的不同侧面进行互为矛盾的辩驳。在小说中，魏连殳所持的观点相对于“我”苍白无力的劝说无疑占据了强势地位。孤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所能左右，它是一种宿命，是知识分子前行于现代社会、文明改革进程里不得不承受的苦境，它从没有血亲的祖母那代开始，就承继给魏连殳，继而又不知不觉地传递给“我”。命运的传递，“孤独谱系”的赓续仿佛是鲁迅先生追问人类作为本体的生存状况时留下的一份关于岁月、宿命的确证。“和‘五四’前后许多‘前驱者’不同，鲁迅对现实对未来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但却是更冷静，更清醒，更有深入的体察和思考。这就形成了他作品中特有的‘忧愤深广’的底色。”[5]由对魏连殳和“我”孤独命运的逼视、追认和观照可知道，以上观点具有其卓绝的正确性。“这样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充满了鲁迅式的紧张，贯注着鲁迅式的冷气”[6]，因此“孤独”这个命题应该是可以归入一种终极性命题而存在于鲁迅的小说中的，它是一种震颤灵魂，引起我们对于社会、文化、历史深省的生存状态。而灵魂、精神上的孤独，也让主人公魏连殳最终导入了无可挽回的绝望的深渊，推进了其悲剧性结局的发展。

三、关于“绝望”

钱理群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提到：“我们发现，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里，始终突出的是两个感受，而且都是趋于极端的，一个是极端的异类感，一个是极端的绝望感。”[7]绝望感源自于何处？源自于生活上的贫窭、困顿吗？不是。是源自于“活的意义”，即源自于生存本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源于对“活”的绝望感，集中地体现于“我”与魏连殳的第三次讨论中（严格来说，这不算是讨论，因为这是魏连殳给“我”的一封信的内容）。

话说魏连殳在失业之后一贫如洗，“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而他托“我”谋生计的事也难以为继，因为“我”此时也自身难保，被报刊所抨击。就在这时，魏连殳投靠了权贵杜师长，做了其顾问，每月有八十元现洋的收入。在此背景下，他给“我”寄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即是探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此一命题的了。之前，魏连殳反复向“我”叨念着“我还得活几天”，但在信中他说道：“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在生活无忧之时，魏连殳却觉得无须活下去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便关乎了一个生命本体论的母题了：人为什么而活？根据一些研究，从信中的回答来看，可分为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是为自己而活。魏连殳身为一个受过新思潮沐浴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理想、目标、信仰，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能理智地对待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变化。但很明显，理想在当时已经覆灭，只是“有人愿意我多活几天”而已，为自己而活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层面，是为别人而活。别人（包括魏连殳的亲人、朋友、孩子们）此刻成了他生存下去的全部意义，因为他们都给予他一种力量，他还能够为爱他的人去活下去，甚至“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现在“愿意我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连爱我者都已不存在，人的生存价值可谓退至冰点，到达底线了，绝望感吞没了生存的可能。第三个层面，是为敌人而活。当生存到达底线，还有生存的可能吗？有。这就是选择为敌人而活，对命运施暴，对命运反抗，对命运复仇。到了这个地步，人只能选择一种逆向的生存方式生存下去，在敌人仇视的目光里予以严酷的抗争，从而找到生存的负向、极端的意义价值，找到生存黑暗性、血腥性和暴力性的生长点。[8]

毫不夸张地说，魏连殳“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这与鲁迅先生所主张的复仇观念应是不谋而合的。他让自己的客厅成了写诗、打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的游乐园，他把以前尊称为“老太太”的大良们的祖母叫做“老家伙”，他让他所喜欢的孩子们给他磕头，他让他的敌人打拱作揖，他让之前攻击他的报纸将他奉为“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伟人……在庸众的眼中，他“交运”了，风光无限。但他却认为“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胜利，是因为他向他昔日的敌人，昔日压迫他的一切成功地复仇了，在生存退到死地之时，他重又翻身报复。然而，他同时却失败了。这种绝望式的反击、复仇，是以投靠敌人，是以放弃自我所坚守的信念，是以自我毁灭、自我扭曲为代价的，它等同于灵与肉上的慢性自杀。当我们以自己毕生所痛恨的信条来维持我们生命的存在时，其实我们已经陷到了精神自戕的恐怖状态了。最终，魏连殳自然逃脱不了死亡的悲剧性终场，他用一场欺凌、侮辱敌人，摧毁、撕裂自我的失败的胜仗，向所有的愚昧者诠释着恨的哲学、暴烈的暴力美学。当然，这归根究底还是来自鲁迅先生的恨的哲学、暴力的美学。在《两地书》里，鲁迅就曾和许广平说过：“为了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9]，那就再次向我们印证了魏连殳的复仇方式是附带着鲁迅自身挥之不去的影像的。死后的魏连殳，“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着眼，闭了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具尸首的自我讥笑，就是他留给这个世间所有人的最后的印象。鲁迅用一种冰冷至砭骨程度的笔调勾勒了魏连殳的死相，让他最终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孤独者绝望的宿命循环，不无讽喻、象征和冷眼刺世的意蕴。

小说结束于一幅图景：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我”已经从送殓的悲戚、痛苦中挣脱出来，回复平静，但彼时的“轻松”、“坦然”，是否就代表了真确的“轻松”和“坦然”呢？谁又能保证这种放松的步伐不是一次新的沉重、新的抗争的开始呢？不得而知。但也许答案早已在鲁迅先生心里有了个分晓了。

注释：

[1]胡风：《鲁迅先生》，收入《胡风全集》7卷，第6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李长之：《鲁迅批判》（北新书局1936年版），收入《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4] 温儒敏、赵祖谟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9页。

[5]同[4]。

[6]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第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第69页。

[8]本段部分观点化用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第72页—第73页内容，特此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