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雄： 2005年9月以后，您的角色从一个专业编辑、业余文学创作者变为一个专业“坐家”，有着什么别样的感受？您的“现在进行时”是什么？　　

陈振昌：您所说的“坐”家是指退休后赋闲在家、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吧？赋闲在家没错，但我并不“专业”。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太想写。有时闲得发慌，闲得无聊，闪过“写点东西吧”的念头，但最后还是不想往这方面多动脑子。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年轻时有成名成家的追求和理想，老了（包括临近退休之前那些年）就想“与世无争”。“争世”那是年轻人的憧憬。我也不是故作谦卑，我觉得自己就那样了，虽未“盖棺”，但已有定论，再写也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刚退休那一两年，也曾想过创作长篇小说。但思来想去，还是作罢。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长篇”的，但于我，却有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我认为，一个“长篇”，几十万字，不说自己吧，就说读者，总应该在你的厚厚的文本里读到点东西，比如你的文字是不是给人一种愉悦，一种痛快，一种可以吸纳和借鉴的东西，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就别写。又比如你小说里的场景，有没有几个章节（不说全部，全部更难达到）令人难于忘怀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描写，如果没有，那你还写什么？再比如，厚厚的几十万字，总该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侧面的叙说或体现吧，如果这个意思（或叫主题）也达不到，或模糊不清，那你还写什么？还有，也是最为紧要的，你能通过不厌其烦的“码字”，能码起几个见血见肉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吗？如果这个标准（必须的）也达不到，那你就别写为好。用这些“条条框框”来度量自己，我觉得我做不到。许多真作家的作品（请注意：我用了个“真”字），我读后拍案叫奇、叫绝，而我，实在难以望其项背。真正的作家“天份”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而我不是，所以我干脆就打消了这个念想。我们强调学习，强调刻苦，这没错。但伟大的作品，不是刻苦学习就能获得的。怎么才能获得，只有天知道。　　

  我的“现在进行时”和大部分的退休老人没有什么区别。看看电视，散散步，打打麻将。和这些普通的人们“混”在一起，也挺融洽的，更有愉快的时候。有时我想，思想单纯的人未必就比思想复杂的人过得没意义。单纯有单纯的好处，单纯有单纯的乐趣。　　　　

  陈雄：近年来，您虽然淡出河源文学界的活动，但没有淡出文坛，读者还经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您的新作，说明您一直“在路上”，听说您最近又写了个“大东西”，能否让大家分享一下？　　　　　　

  陈振昌：您说对了。我是有淡出文坛的意思。但作协的活动，让我去而我又想去的时候，我还是去了。但我不想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去，一是想见见老朋友，二是想知道点什么，如此而已。至于偶尔写点东西，那是“失眠”之作，与其胡思乱想，倒不如碰到点兴奋的东西就追踪着往下想，反正也是睡不着。偶尔发点小东西，就会给人“在路上”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的日子都是随便打发的。　　　　

  今年开春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忽然萌发了写“环保歌词一百首”的念头。环保题材的意义，我想不必说了。现在是信息时代，只要不拒绝接收信息，都会知道她的意义。我萌生了这个念想后，不断反问自己：我能完成吗？能完成得好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拷问后，我自问自答：我能完成，而且也能交出满意的答卷。——当然，非常好我就不敢说了。人，到底得有点自知自明才好。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好唱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到中专毕业，到步入社会，我都是一位业余“独唱演员”，几乎次次都能得奖。小学里唱的歌，有些是三四段歌词的，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二是诗词歌赋我也有一定的功底，唐诗宋词我也读过不少，自由诗、现代诗我也有过思考和研究。三是我自认为是个有心人。比如唱卡拉OK，我比别人多长个心眼，一面唱，一面会用心去琢磨歌词的修辞、韵律以及整首歌的结构。四是我认为写歌词符合我的的创作个性、特点和风格。长的东西我写不好，我没有“马拉松”式的思维能力，而短的东西“正合吾意”，我的特点是“短平快”，这已经被我的微型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实践所证明。　　

 《为地球母亲而歌——环保歌词一百首》已经付梓，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到时就教于各位文坛高人。我没有想到我65岁后还能写出一本专著，我自然高兴了一阵子。　　　　

  陈雄：记得您曾经说过，作家最需要独立的人格、深邃的思考，而杂文正好可以承载您的追求，可借之向社会发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您怎么看待当下的杂文创作，是基本沦落了，还是一直在进步？　　　　　　

  陈振昌：我写杂文，纯属偶然。做了报纸编辑后，听同事说，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和窗口，于是我就尝试着写。当然，言论文章不一定是杂文，但杂文就一定属于言论这个大范畴。没想到的是，每写一篇，几乎都被《羊城晚报》采用，而且有的还被《文摘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转载。于是，我就来劲了。您提到的独立人格，我认为，独立人格首先是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思想不等于“与众不同”，不等于“国人皆醉我独醒”，独立思想指的是从社会人生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一种观念，一种看法，是个性化的，是发自心底里的，而不是人云亦云、见风使舵的。至于它和“人格”连在一起，那就是它不依附谁，更不依附权贵。有点独往独来、天马行空的意思吧。也只有这样，才会有“发现”，才会有自己的“演绎”。　　　　

  对当下的杂文怎么看？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回答不了。我自己读到的，令我振聋发聩的东西不多。倒是一些隔靴搔痒的东西随处可见。杂文作品，光卖弄文采是不够的。　　　　

  优秀的杂文作品，应该是智慧、勇敢、人格魅力的结晶，光有“勇敢”，没有智慧，徒匹夫之勇而已；有了智慧、勇敢，而没有涅槃式的人格修练，也产生不了磅礴大气、振聋发聩的杂文。所以有人感叹，鲁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没有道理。杂文是注定要承载很重很重的负担的。不然，这个文学样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陈雄：一直以来，河源的写作者也许存在一个共同的“瓶颈”，本身囿于一隅，而主观上对当下文坛新的写作需求、新的题材内容、新的叙事角度、新的创作技法研究不多、追求不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振昌：您这个提问抓到了河源文学创作的要害，就是您说的“瓶颈”。河源是客家地区，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有较大的差异，不像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地区，他们是“口书”一致，说出来的话就是书面语言，而我们呢，用我们的客家母语来创作，在表达上首先要“变通”为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就是我们客家母语的先天弱项。　　　　

  要想创新，我认为首先要过“传承”这一关。换句话说，要有“国学”底蕴。看看我们河源作家出的集子吧，认真读一读，就会发现有些作家的底子很薄，修炼不够。光知道“创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底气才能创新。　　　　

  我们不缺乏客家人的生活，我们缺乏的是“普通话”的文字表达。这个问题不解决，河源籍作家的作品难于上台阶。如果你不知道陈残云、秦牧、梁启超祖籍是广东人，光读他们的作品，你压根不会知道与他们是同乡。因为他们的作品，使用的是地道的、生动的、融会贯通的“普通话”。我们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广东人，我们应该用这个理念指导我们的文字运用。文学创作，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削弱了作品的风土人情了吗？不对！沈从文的《边城》，写的是湘西的故事，风俗风情如画，不光湖南人看得愉悦，其他地方的人也看得愉悦。我们不能这样偏颇来理解作品中的风土人情。　　　　

  读好书，提高阅读鉴赏能力，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虽然是老生常谈，我还是喋喋不休。有厚积，才能薄发；有薄发，才能创新。　　　　

  还应该提及的是河源人的性格缺陷。有了一点小成就，在局限的范围内有点名气，往往沾沾自喜，浮夸自大，殊不知拿到全国一比，与名家一比，就小巫见大巫了。目光短浅，视野有限，受囿于一隅，往往是河源人的致命伤。这个问题不解决，冲出河源，走向全国，就是一句空话。我就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不懂得自卑。自卑是一种反省，自卑是一种进步，当我们与真正的优秀作家比较，这种自卑，就比出了自我的差距。偏偏我发现，我们河源的作者很少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倒是无厘头的胆大，无厘头的自信者不少。什么时候，河源人能克服这个毛病？　　

【编者按】学会谦卑，乃是人生一大境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开始我们自己的“现在进行时”。　　

                                       —— 子墨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