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是鲁迅写于1918至1922年的第一部小说集，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现实。然而据其中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反映，这场革命于下层人民来说，并未带来多大的变化，这也引起了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以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如《药》、《风波》、《阿Q正传》就是典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上层的改变的确不少：大清帝国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代替了皇帝，旧的制度被新制度取代等等。但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除了某些进行了“滑稽而可笑”的革命，更多的则是根本都没有触及。比如《风波》中的江南农村，革命于他们来说仅仅是剪不剪辫子的区别。小说结尾写出复辟失败，七斤家的“风波”平息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态，七斤的女儿六斤又被裹了小脚，生活仍如一潭死水。在《阿Q正传》中，革命在县城一扫而过，并没到达未庄，就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的反革命手中，官仍旧是官，只不过改了名称，“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道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风潮。革命后的阿Q是和以前一样的阿Q，革命后的未庄也是和以前一样的未庄。

革命之所以完全没有改变农村的面貌，一是因为没有唤醒农民的觉悟。辛亥革命中革命者由于软弱而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是造成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药》中的夏瑜，这样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视死如归，即使在牢里也不忘“劝劳头造反”的坚定革命者，也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不但封建顽固花白胡子和驼背五少爷说夏瑜“疯了”，“二十多岁的人”竟也“恍然大悟”地说夏瑜“发了疯了”，而华老栓以夏瑜之血为药救治儿子的痨病，则是对革命者忽视发动群众这一错误的绝好讽刺。就连夏瑜的亲生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所从事的事业，因此夏瑜母亲清明节上坟祭奠夏瑜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以致脸上“现出羞愧的颜色”，还以为是革命者“坑了”夏瑜，“将来总有报应”,不但不理解，简直在诅咒革命了。人们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掉是因为革命者不宣传群众，不启发群众觉醒，使他们对革命一无了解，对革命者被杀冷漠麻木造成的。《风波》通过一个偏僻乡村的场景，喻示了整个中国的状况。写出了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农民头脑中的封建观念，农村存在着帝制复辟的思想基础。真实地描绘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农民觉悟的批判。二是因为国民性的愚弱，群众的无知。群众不仅因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民主意识的动员而对革命不理解不支持，而且在思想上还固守着 “从来如此”的封建意识和秩序，对毒害自己的封建思想浑然不觉，维护压迫自己的封建秩序竟成为不自觉的行为。《阿Q正传》是反映这一主题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 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他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 ”，以及强烈的报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 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而<<风波>>中的人们,稍见风吹草动就会条件反射地以为“皇帝坐了龙庭了”并为丢了辫子而胆战心惊，可见封建思想的影响力多么的牢固和持久。

然而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鲁迅的小说发人深省。要避免《药》中的悲剧，就要打倒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并非是某些人的事，而是广大群众的事，因而宣传人民群众，教育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才是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