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形而上学”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或实体本体论明确地予以拒斥。
那么，形而上学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遭到哲学家们的非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本来面目又如何呢？
形而上学通常说来是对更高普遍性的寻求，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黑格尔曾说形而上学是认识无限和绝对的思维方式。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是形而上学存在的心理根源，只要我们不停止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诘难和追求，位于哲学心脏的形而上学就会正常运转。
形而上学不因逻辑实证力量和科学式的解答而隐退，形而上学超越实体即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怎么说也不过分。
因为哲学本身是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不是通常理解的终极、不可改变的认识而是关于绝对真理的认识方法。它在对象、性质和方法上区别于经验科学。
二十世纪西方各大哲学流派诸如逻辑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并不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把上帝、存在实体化，使其成为存在者、客体或偶像。
而诸如新历史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有意忽视形而上学，把哲学的主流方向转向政治，建立新的哲学帝国主义。
这些都不能解决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本体和实体有效划分和辨认问题。而形而上学本身属于超越客体的对绝对存在的把握。
怎样把握这样的绝对存在，黑格尔认为绝对的认识方式是反思。即在一切思想的表现和思想形态中反思纯粹的思想，思想以自身为对象，故可以不是主客二分的有限思维，从而把握无限的绝对。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延异》一文中以游戏的方式和嬉戏的姿态指出存在者不过是存在的踪迹。他认为延异的功能延宕不能保留概念，而同已呈现的逝去概念相容。人们不能在存在者，或存在者的在场的基础上思考踪迹。正像海德格尔所说：“存在者和存在的区分，作为被遗忘之物，它只随着在场者而自我敞开；它只留下一个踪迹，这个踪迹仍存在到达的语言中，那么，这种区分就能渗入我们经验中。”
我完整的复述这两段话，是希望能够说明，形而上学即关于终极存在的诘问仍然困扰着我们，只要我们把思维客观化，我们就不可能进入形而上学。因此，我希望通过嬉戏的方式解读形而上学，因为不管是严谨的文本分析还是主观的臆断，都不过是思维的片光吉羽。我们可能无限地接近真理，但我们永远到达不了真理。形而上学是人类思维的最典型的反讽模式，当我能够把真理的一半显露，另一半已经沉默。
谁保持沉默，谁就会抵达言语之根——逻各斯。
亚里士多德对知识来源的考证，是
这是哲学史上有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哲学家反抗先哲就像儿子反抗父亲一样，他永远是父亲的敌人，他对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对父亲说“NO”的基础上。
从哲学的发展来看，对先哲的批判式的继承是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唯一动力。而对哲学家思想的根本分歧和些微区别的辨析，也是哲学解读的重要模式，因为在哲学这一领域内，话语权力的争夺无比重要，柏拉图不想让逻各斯沉默，建立了纯理念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亚里士多德不遑多让，干脆建立了综合的哲学体系，让一切都臣服在他的概念、逻辑的思辨哲学下。亚里士多德有意识的掩蔽了自己的思想本源，如果我们不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置于比较的境地里，那么对亚里士多德知识的来源的来源考证仍然处于断裂的层面。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从感觉中产生的是“记忆”并且提出人不单靠记忆和现象生活，还靠理智和技术生活。接下来亚里士多德阐明人类的知识和技术经验并分辨了普遍知识和个别知识区别，总结说明，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在第一卷第一章只出现了一次，而理智比智慧更偏重于说明人的主观性，这或许是翻译的疏漏，或许是亚里士多德故意隐蔽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他是一位信奉逻辑和概念的哲学家，他不想像老师一样写出一首诗体的哲学著作，他希望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统筹之下。
但是，在第二章他忍不住使用了至善和具有神祗意味的话语，形而上学不再能够控制在意识下，在对亚里士多德的意识有效剥离下，你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逻各斯（言说和逻辑）的假象，一方面他建立了个人话语的父权等级制度——技术和智慧高于经验，经验高于感觉，普遍知识高于个别知识，而且技术和智慧来源于经验，普遍知识来源于个别知识。智慧也寄寓和包孕在现实世界里，而对智慧的最高形式也就是终极的追溯，整个家族的祖先不由得又回到理念，家族的神祗回到希腊人的上帝。他最终建立了折衷式的本体论的二元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本体存在和存在者。这种折衷和混淆，为后来各派的实体和本体思想提供了条件，唯物继承了个体事物和质料（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形式因）的思想，而唯心主义则把形式和本质推向极端，把精神变为实体一样的东西。
“善”是终极，是诸因之一。如果考察了形而上学的全部，你会发现善是“万物永恒不变的根源和本质”而“至善”是上帝所特有的秉性和职能，上帝成为“第一推动者”。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曾言：“惊讶，这尤其是哲学家的一种情绪，除此之外，哲学没有别的开端。”但具体过程他语焉不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的思想——哲学起源于惊异，并给予了充分的阐述，指出从对万事万物的现象的惊异，人类产生了各种问题和迷惑，大脑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被激活的状态。这样，强烈的探索和求知欲驱使人们从事学术，而哲学作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也是其他学术的温床，哲学应该为其他学术立法。
但哲学一旦为其他学术立法后，亚里士多德又对人的能力有所疑问，毕竟人的本性是在缧绁中，灵魂随时可能堕落，而理智的翅膀可能折断，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的能力的怀疑只得哲学的秘密交给了上帝。神圣的学术交给了上帝。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偶像，而是置于他形而上学“四因”范畴之内的。
必须假定一个不会变更的第一推动者，成为世界的终极力量。
但对亚里士多德的上帝的质问中我们会发现：上帝是某种自思自觉的神灵，它唯一的工作就是就是掌握自然的秘密并推动世界的运动，但他本身就是万物的精髓，是唯一的形式，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自我。悖谬的方式揭示出亚里士多德用上帝不过是被抽光的能量和形式，他存在于假想的真空里，而“假想的真空里一无所有”那么，上帝是最高形式也就是无，那么也就说明形而上学的核心位置是一个不再场、超验的上帝，这个上帝那么重要，万事万物都感受到了他的向心力。
而亚里士多德对人和神或者说哲学的独有者的关系的探讨是颇有意味的：第一，神首先被定义为万物的原因，则人对神有所敬畏，既是对万物“是什么”有所敬畏，确实，人类不可能超越具象的世界而直抵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第二，则人可以追求“世间第一原理”，因为嫉妒与智慧相辅相成，嫉妒意味着智慧的“不齐”人可以谵昧沉思，向神积极靠拢，从而上窥天机，哲学依然“不弃”人类，所以人类对上帝和哲学的态度是“不齐不弃”意为见贤思齐，永不放弃对最高理想的追求。第三，上帝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充满暴力观念的词语和概念，这在亚里士多德的个人语境中显得尤为突出，上帝显然经过了隐喻式理性的阉割，它“无所不能，却统而不治”他既然我所不能，也就无能为力。这是最可靠的反讽模式，人类追求的形而上学不过是为了追求空中楼阁式的虚妄。
另外，亚里士多德引用了诗歌（自然的秘密也许只有神知道）、言语（诗人多谎），说出近似预言式的结论：人类应该安分于人间的知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言有不谬，则神祗亦复怀妒，是故人有此智慧者，辄遭遇不幸。这表明哲学有意识地向诗歌隐喻式隐喻式倾斜。亚里士多德拒绝不了隐喻的快感和魅力。这使他想建立纯粹的逻辑语言变得不可企及。同时，哲学语言不可能拒绝诗歌的隐喻，诗歌的言说功能可能比哲学的真理更富有说服力，而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式微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和颠覆，说明形而上学自身超验的缺憾，它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缺席的上帝。颠覆了形而上学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非理性、谬论、诗歌式的隐喻的语言形式与理性的言说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形而上学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伟大的认知方式，为了寻求绝对存在而不得不超越实在，如果我们不把它对象化为实体，那么我们也不会失去存在和绝对，而这正是形而上学的意义所在。一旦把它对象化为实体，我们就已经陷入了主客二分的实证科学思维模式。而逃脱主客二分的唯一方式是对人类思维的反思。但怎样意识并认识自己的思维，却令人悲观，人类一旦跳出自己的思维的“洞穴”他可能成为上帝，存在却能也不会不言说，我们的思维毕竟居留在语言中，我们总存在不可认知的思维盲点。如果想保持话语权力，那么永远不要停止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追思和言说，这是亚里士多德胁迫我们如此。
他“对什么也不惊奇，对什么也不羡慕”的态度，使我们感到了哲学先知的自信。他那么长久地统治了我们的思想。
连伟大的诗人但丁也不得不说：
“我看见智者们的大师
我坐在一群哲学家中间
大家仰慕他，大家尊重他
这里我看见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们站在众人之前，离他最近”
但丁在梦寐中只是为了看他一眼，我们离自己有多近，我们离他就有多远，就离形而上学有多远（注意，这个他不是西方传统的上帝，是亚里士多德。）
点评：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就为西方人类建立“罗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传统，并由此开启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的辉煌和悖谬。然而，直到黑格尔为止，西方理性已经走到一个极端，“上帝”的力量使人在哲学中的存在已经彻底地异化。并掀起“非理性”的思潮，叔本华的“欲望”，尼采的“权力意志”，到海德格尔“诗意的存在”、加缪的“荒诞”命题，以及福柯的知识考古等等，从人文主义出发，为人类的存在谋求新的本体，却也有走向极端之势。有人以此寓言西方哲学走向没落，而作者在这里做一番新的考察，形而上追索虽悖谬百出，作者依然虔诚地探索。（点评人：暨南大学郑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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