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国维的人生观及文艺观　　

——以《红楼梦评论》为例　　

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似乎可以作为很多后人追问人生意义的最初根据。西方很多哲学家诸如叔本华、康德、尼采等，他们的哲学思想，都可以从“认识你自己”这句话中找到渊源。问题是，每个人认识自己的方式都不通，思维特征也不同，于是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观和文艺观。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王国认为是欲望。欲望是促使人们行动的内在原因。这是不可否认的。人皆有欲望，无欲望之人即废人。但是，既然欲望是促使人们行动的根本动力，那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又生活不能满足欲望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痛苦。所以王国维得出的结论的是：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也。这样的结论不愧是“彻头彻尾的悲观”。　　

按照上面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人生是不幸的，也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既然如此，人为什么还要活着？或者说，怎样才能让人生脱离苦痛，求得逍遥自在？王国维自己似乎并未能找到根据。　　

王国维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有我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以生相对待也久矣。即是说，人之所以有痛苦患难，原因就在于有这个身体。大地承载了我，但却使我如此劳苦。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的意义。他实际上搬用了德国唯意志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观点。　　

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最主要的观点之一便是：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而意志又是什么？他认为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一切欲求皆出自需要，出自匮乏，因而也就是出自痛苦”；“只要我们还是欲求的主体，那么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持久的幸福和安宁。”所以他的结论是：“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结合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终成分。”　　

德国“超人”哲学家尼采也有与叔本华相似的观点，但又不完全相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可以诉诸艺术。艺术才是人生最终的真理。而王国维从《红楼梦》里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我国文学中唯一的真正“具有厌世解脱之精神”的“彻头彻尾之悲剧”。他认为文艺的任务就“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这样，他的整个人生观和文艺就都建立在完全悲观的基础上了。在评《红楼梦》中，王国维就说了，红楼梦里只贾宝玉一人得真正之解脱，故贾宝玉是红楼梦里面的主角。他认为欧洲近代文学之所以推《浮士德》为第一者，原因在于其描写博士浮士德的痛苦及其解脱之道最为精切。而浮士德的痛苦是是天才的痛苦，贾宝玉的痛苦是人人的痛苦，所以《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在《浮士德》之上。　　

王国维在论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的时候，特地论述了“国人之精神”。他认为我国的人民的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不论什么，总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的结果，不愿意接受悲剧的结局。而《红楼梦》却“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正因为如此，才显示了《红楼梦》的正真价值。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王国维在此有搬用了叔本华的学说，将悲剧分为三种：1、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2、由于盲目的命运者；3、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关系而不得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不任其咎。他认为《红楼梦》正是属于第三种悲剧。第三种悲剧是从本质上不同于第一、二种悲剧的。第一二种悲剧在人生中带有偶然性，是“例外之事”，而第三种悲剧，是人生中固有的，不可逃脱的。《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及其牵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是最好的例证。由是观之，此书可谓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美学上的价值和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紧密联系的。而且假若不谈伦理学上的价值，则其美学上的价值犹未可知。他在此一以贯之，用两个字概括了《红楼梦》伦理学上最高的价值是：解脱。他认为《飞鸟各投林》之曲“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最好的结局。　　

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发表的时候，是1927年，1927年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学批评界还没有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理论，而用西方的理论写一篇非常有逻辑思辨性的论文，更没有。所以王国维是第一篇能够用西方的哲学、文学的理论而写出来一种有章法、有组织、有逻辑、有思辨性的论文，让人敬佩的同时感到吃惊。他的这篇论文是开拓性的先行之作，同时又是典范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观点，但是他的文艺观是建立在完全悲观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搬用了叔本华的学说，这就不免介入了过多的主观因素。他从自己的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出发，把《红楼梦》这部现实主义巨著，解释成为一部否定生活、否定人生的作品，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