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南农业大学曾洁萍
华南农业大学绿窗文学社荐稿
《窃听风暴》，题目给人错觉，以为因为“窃听”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但事实上故事并没有纠结在“风暴”上，“窃听”进行得风平浪静，所有人物的挣扎都隐藏在心理的斗争中，没有明显的冲突，也没有悚人的情节，一切都像流水一样，缓缓地，波澜不惊。
故事的背景是1984年的民主德国，在那个时期活跃着一群人。他们就像是游离的分子一样，自由扩散，深入到东德人民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东德的每一寸土地充斥着他们令人窒息的气味。
我们称他们为“特工”。
“特工”每天在被监视人的附近蹲点，一丝不漏地记下被监视人的一举一动，详细地写下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然后在某天，三两个人带上工具，撬开被监视人的门，戴上手套，仔细观察屋内环境，并在20分钟内隐密地安装上窃听仪器，接着不着痕迹地悄悄离开，在以后的任务，就是在一个幽暗隐匿的房间里窃听被监视人的一切细节，并一一记录下来。
“我们不是学校，所有的工作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人民。”安全局的特工们不带感情地投入到揭密、揭发的窃听工作中，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信仰，或是，迷信，或是做着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的时候，一个自我的麻痹。
而对于平民百姓，揭发私密，汇报他人的生活，背弃道义，背弃爱情，背弃自由，背弃理想，就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以国家安全为重。
总之，那个自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选择专制的手段做着压迫恐吓的事情。处处受制的生活里，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假如奢望自由的话，那你拥有的自由就是可以选择死亡。
像那作家拉齐奥·格雷曼的漂亮妻子克利丝·玛利亚为了艺术屈服于文艺部长，出卖肉休，后来又为了保存自己，屈服于专制的淫威，出卖灵魂，最后受不了背叛丈夫的良心谴责，选择了自杀。
而剧中另一位选择自杀的人物，埃尔伯特·艾斯卡，这位著名的导演因为受不了心声表达的途径被禁止，愤而放弃了生命，为自己的理想、自由而无奈地死去。
格雷曼在揭露东德自杀真相的匿名文章中说道：“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才是唯一的希望。”
死亡，是他们发出反抗的一种声音。
因为先进的思想被视为国家政权的最大威胁，剧中的男主人公格雷曼，一个浪漫的诗人和导演，创作的自由甚至人身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一开始在极权统治下忍气吞声，发出的最大抗议不过是面对文艺部长的威胁说了一句“人们的信仰观念不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话，他无论看什么话剧都不会动摇。这不是禁令可以禁止的”，后来在朋友艾斯卡的死亡打击下，奋起执笔，通过反动派人士的帮助，发表文章，矛头直指东德的极权统治，宣告另一种反抗的声音。
然而当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后，生活依旧平静，事情的发展似乎与以前并没有差别。
男主人公在观看7年前为妻子创作的舞台剧，遇见了以前的死对头——文艺部长。文艺部长说了一番话：“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还有什么可写的呢？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男主人公怅然无语。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统一后承蒙HZW/777的启发，创作了作品《一个好人的奏鸣曲》，从影片的信息推断，这应该是统一后7年里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影片传递而来的信息让我不禁联想起《比较政府体制》里关于威权与民主的争议，永远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艾斯卡在自杀前曾愤慨地对格雷曼说：“活着真没意思。毫无人权，根本不让人说话，反而激发了创作的欲望！”
这番话在影片的结尾显得耐人寻味起来。在不平等的社会里追求平等，在不自由的社会里追求自由，他们在哪儿都不会满意，无论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永远都是彼岸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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