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喜？报忧？　　

有户农家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是为“野蛮人”，养有喜鹊与乌鸦。喜鹊每逢春暖花开时节鸣叫报喜，而乌鸦始终缄默不语，像个哑巴。忽一日，迁来一群“文明人”，见此情景，劝导农夫杀死或者赶走乌鸦，因为那是不祥之物，那未经文明开化的农夫将信将疑。有一次，乌鸦忽然“说话”了，他们告诉农夫这是不祥的预兆，恰好喜鹊变哑了。不久，那农夫的儿子病死，“文明人”劝导农夫宰掉报忧不报喜的乌鸦以祭鬼神。见到乌鸦眼睛泪汪汪的，心有不忍，只得将它放了，那乌鸦也不立即离开，在空中盘旋好久才离去。喜鹊却又鸣叫不已，不料农家夫妇也抱病身亡。

这是我编的故事，也许并不精彩，也无深刻寓意，只想用来说明一些道理而已。世人喜欢喜鹊而厌恶乌鸦不足为奇，原因在于它们所报的是喜还是忧。再者，它们鸣叫声也不同，特别是乌鸦，喜欢呆在空旷的地方，如墓地，加上声音凄厉，更显得阴森恐怖。电影想营造恐怖的气氛，便利用这个：丛林、墓地，月黑风高，声声鸦鸣……相对而言，喜鹊则予人喜气洋洋的感觉，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由喜鹊搭建而成，给人心灵上的慰藉，人们断然不会将此重任交予乌鸦。如此一来，人们注意的并不是喜鹊与乌鸦的区别，而是它们（声音）的象征或寓意——喜与忧。更为重要的，人们喜欢的是喜而不是忧——理所当然，此乃常情。但从中能发现，他们并不喜欢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惧怕，特别是真相于自身不利时，这是可以肯定的。可常识告诉我，世间并非任何事物都是利于人的，并非任何事物对于不同人的影响都是一致的。倘若有人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只喜欢“忧”——应该是不多见的，或者是对喜与忧都不介意，那他们对这两种动物所象征的寓意便与我们大不一样，他们所喜欢的，厌恶的动物也自然与咱们不同。但我相信，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熏陶而无异常强烈新见之人，即传统的我们当中，不会产生这类人。

虽然我也喜欢喜鹊，亦钟情于牛郎织女之传说，也讨厌乌鸦，但原因并不在于“喜与忧”，而是它们的长相、习性与声音。在报喜与报忧的问题上，我是坚决不为“专报喜不报忧之喜鹊”，也不为“专报忧不报喜之乌鸦”，而是让事实说话。

我记得某校曾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校园奸杀案。在我看来，此校的声誉还是不错的，那件事给学校蒙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阴影也不是不可能，但那时微不足道的。网上一搜索，此事竟已不了了之，——领导都是很聪明的。我替受害者感到难过的是，她已成为别人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乃至于恨不能立时变成那个Rapists、杀人犯。当然，本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之君子也。众所周知，不顾后果的“炒作”不利于学校建设，尽可能朦朦胧胧处之也未尝不可。今日之大学校园，自杀、他杀之类层出不穷，不绝如缕，早已不是稀奇古怪之事，也难以保持它吸引大众眼球的魅力，所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我举此例，只想说明，领导、官方是喜欢喜鹊，厌恶乌鸦的，我们要好自为之。

“路有饿殍，尸横遍野”到了报纸上竟成“亩产三十万斤”，这已成为历史，但此种风气未必就能从此杜绝。上至统计局的GDP，下至毕业生就业率，造假风盛行不衰。此类种种，只能说那股邪风尚在人间，且有横行霸道之势。可是，交易双方互惠互利，因此难以避免。因为地位、金钱、面子，大家“被增长”也成为顺水推舟之事。巴金因为《随想录》成为“世纪的良心”，原因可列出：一、巴金是名人，是文化名人；二、巴金说真话，提倡说真话；三、巴金写《随想录》时很少人说真话；四、很久没人说真话了，大家都渴望听到真话；五、真话新鲜；等等。第五条后果很严重，如果“真话”成为一种新鲜事物，这个社会即使不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也已经非常危险。我觉得巴金弘扬了地藏王菩萨的精神，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与魄力，值得钦佩。但我并不会就此原谅《随想录》文学上的缺憾，不会因此而喜欢他的小说，也并非希望自己能如巴金般伟大。假如那时候人人自省，人人说真话，巴金恐怕不会那么轻易荣膺此头衔，但始作俑者又是必需的。有人死不认错，或者栽赃陷害，渐行渐远，便会流行“骂人症”，正如今日文坛之骂风，恐非好事。光有批评和批评还不行，正如光有破坏还不足，还得有建设。

提起文学，我异常清楚地记得，从小学到中学，在写作上一直被要求“内容健康、思想积极乐观”，在大学，指导思想上得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在科研学术上。我发现很多大学教材的序言中，作者都注明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得出结论，似乎担心编辑或读者告他一状，正如封建时代害怕同僚向上级、向圣上参自己一本。我并非在说马克思主义的坏话，而是觉得什么东西——特别是文艺，死死圈住，像个“套中人”似的，实在没有必要。文学，特别是小说，很大程度上依赖虚构，依靠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要想不出轨，除非不想写好小说。

遇罗克，很熟悉的名字，虽已成为过去，却仍警醒着后人。我敬佩费孝通、陈寅恪等人的学术成果，更钦佩他们的学术态度，还记得陈寅恪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以此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