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贾樟柯

    《小武》——行走着的小武

     小武行走着，在1997年山西汾阳的街道上。戴着黑框眼镜，大号西装，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人——和他的三个小偷徒弟，和一个歌女胡梅梅。他寡言，不怎么笑，每次挑（偷）了皮子（钱包），总是把里面的身份证扔进邮筒……更多时候，他还是行走着，一如你身边匆匆而过的再平凡不过的人。

     小武是个小偷。因为这个尴尬的身份，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已不愿再同他说话，更不要说会主动邀请他参加婚礼。得知婚期的小武，在“严打”的口号下，铤而走险，连续作案，终于因此而被捕。此时此刻，他所记挂的，不再是徒弟的负义，小勇的轻视，母亲的讨好，他只希望能看一眼寻呼机——

     终于，它响起：一个姓胡的女士祝你万事如意。

    小武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他有一个令人鄙视的职业。但是小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说教的工具，他的喜怒哀乐在提醒着我们，生活的一种真实性。人们对于伟大的定义往往是建立丰功伟绩，出人头地，为自己的头顶罩上一圈又一圈的神圣光环，膜拜不已。这是一种生活。然而这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也许会仰望、艳慕、进而谄媚，却忽视、鄙夷、甚至践踏——身边存在的另一种人，毫不起眼却真实的存在。也许他们一无所有，明天是小孩子口中吹出的一串泡泡，顷刻间碎掉；但是今天却依然如大理石般坚硬、真实：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梅梅，小武的热水袋，梅梅的歌声，在那间低矮的平房里弥漫着：一种久违的暖。褪去所有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身份，一个人所能给予另一个人的纯粹的暖。

 《站台》：记录寻找的每声呻吟

     如果说《小武》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独语版，那么《站台》则是关于一个巨变时代的青春痕迹。1979年的中国，当乌云散尽，一切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在瓦解，崔明亮、尹瑞娟、钟萍、张军，我们看到这几个文工团青年，依然是或蓝或绿的解放装、棉布鞋。直到张军去广州看望姑妈，一句“花花世界真好”和一把红棉吉他，为一片灰雾中洒了一道艳红；钟萍学会吸烟，学会画眉；崔明亮穿上条喇叭裤——80年代正是他们最可宝贵的青春，撒播在他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寂寥村庄，每一条扬尘的黄土地，每一个临时搭凑的舞台。有人说，这就是放逐，不是某一个人的放逐，而是集体的放逐。然而，我想说的是，寻找。也许他们的青春不过是一个闲得发慌的午后，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新发型，不过是顶着台下扔的臭鸡蛋、西红柿声嘶力竭地唱《站台》——然而，他们的确是在寻找，寻找的目的与意义都成虚空，惟有寻找的动作犹如那条梦中的铁路般绵延不已。是的，他们存在着，他们寻找着，虽然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寻找。当他们或幼稚或拙劣地模仿那些五光十色的镜头时，带着激情、渴望、投入……青春的一个个闪亮字眼不会因他们笨拙厚重的外壳而发生质变，相反，愈加闪亮。虽然，无所谓结局的结局趋于宿命的妥协：钟萍离开了家乡，张军的头发留成了“妖道”，跳舞的女孩儿成了税务官，而崔明亮，烂瘫在一堆沙发里，闭着眼。但是，这已与青春无关。结局总以为自己是枚标本或是徽章，可以将青春牢牢囚禁，这个荒诞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青春在眨眼的瞬间收起了闪着柔光的羽翼，不留一丝痕迹——

    生活，仍在继续。

《任逍遥》：狂想过去

    19岁的彬彬失去了工作，出没在小城的各个场所。他的好友20岁的小记个子瘦小留着不羁的发型，喜欢骑着一辆摩托车，无所事事的游荡。22岁的时髦女明星巧巧，出现在小城的各个舞台上——主要推销“蒙古王”酒的演出。巧巧有个黑帮大哥乔三，而小记想泡巧巧，就得罪了乔三。彬彬想去当兵，检查出肝炎，为了还钱，他和小记绑上假炸药，去敲诈银行。

     习惯于几近不真实的唯美画面，习惯于3D制作的精良动画，习惯于飚车的快感和肉体的惊艳——习惯于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细节。这渗透进电影人丝丝缕缕情感的细节，一如《小武》中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回响着贾樟柯的固执理念：真实与体味。

不要妄想从《任逍遥》中找到一个泛滥的故事，或某种道德典型，目光追随几个青年人的脚步，就可以走进他们的内心：彬彬和女友坐在包间里，刻板而单调；被乔三问一句打一句的小记只重复者“高兴”；派出所里，彬彬紧靠墙，唱起《任逍遥》……

一个个似曾相识有极为平凡的瞬间，只需你从容、冷静、完整的旁观。片片岁月的倒影也许有些相似的边角。

相信爱情，就不会再虚无。

更何况，相信青春。

尾声：贾樟柯

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

我愿意面对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

我愿意静静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

     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