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翟永明的诗作在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新一轮的艺术转向。在形式技巧层面,这种艺术转向主要体现在了她在叙述范式和文体风格两方面的新尝试,它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维持着其作品的先锋性和当代性。关键词:翟永明 叙述范式 文体风格 异质词语 翟永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90年代中期,翟永明提出了“面对词语本身”的写作策略。对叙事方式的成熟而具开拓性的应用,对由各种社会语言构成的综合性口语的采纳以及多种修辞手法的交互变换,使翟永明诗歌在形式和技术层面展现出一种多元纷呈的面貌。和其之前写作中绵长的语势、耀目的意象群、激烈的抒情相比,现阶段的写作她更专注于技艺细节的把握和表意的流畅。一 叙述范式的新尝试 对叙事手法的普遍使用始于1993年以后,翟永明抛弃了过往那种激烈的抒情话语,在叙事基础上形成戏剧化的 “场景—对话”结构,使它具有一个自足的文本空间,而人物则在这个空间中彼此活动、对话,如《咖啡馆之歌》。诗人1997年后的写作明显淡化了诗歌的戏剧化成分,而将所要描述的事件尽可能平面化、客观化。有别于过往描述事件时片断式的意念拼贴方式,诗人现在更加追求事件描述的完整性。如她的《第二世界的游行》就以近乎写实的形式把叙述者所看到游行时的混乱、胡闹状况完整呈现于纸上。同一个事件中,“我”(说话人)不再是其中一个参与场景构成的角色,“我”只是一个场景外的旁观者,以纯“他者”视角拉开观照的距离,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和客观性。除了将事件的戏剧化叙述淡化,翟永明还对诗歌叙述范式作出了另外一种尝试:把叙事和个人评论结合起来。诗人或者先将事件叙述出来,然后在事件之后加上自己对事件的评论;或者对事件夹叙夹议,暗示自己的态度。其诗歌凭借对时评写法的借用,传达出诗人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声音,表达出自己鲜明的价值立场。另外,诗人在发表个人评论时往往使用了语气强烈、紧张的排比手法,形成了直指事物本质的效果,如“危险就是安全/爱人就是自己”(《酒精快跑》)、“第三世界的游行充满了腥风血雨/第二世界的游行像闲庭信步/第一世界的游行像狂欢”(《纽约2006》)等。二 文体风格的新探索不想在写作上自我重复,诗人就应该避免任何风格化的定势,因此,翟永明在文体风格方面不断地调整、探索。其诗作90年代中期后的文体风格上的新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诗歌规模从巨制转变为了短篇。80年代,为了充分承载诗人满溢的情感,她写下了大量的长诗、组诗。90年代后,诗人初步走出这种宏大架构,但仍然有如《十四首素歌》这样的巨作。而真正以短诗的创作为主却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这一时期,诗人不但缩短了诗篇的篇幅,还抛弃了冗长沉重的长句,大量起用节奏明快有力的短句,减轻句子的承载负担,解开“表意的焦虑”的束缚,而以流畅的述说出之,使诗型逐渐步向平民化、朴素化,达到诗歌肌质上的“少就是多”。 其次,是反讽的策略性调整。诗歌的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悖论的语言。因而,反讽就是诗歌语言中的题中之义。对反讽的使用从她90年代初的诗歌当中就已初露端倪,但它更多的是意象和场景背后的深度反讽,这对于没有进行文本细读的读者来说是无效的。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有效地掌握到诗人鲜明的个人立场,翟永明对反讽的技艺进行了调整。她撇弃了隐晦的深度反讽,而开始尝试在创作中大量注入一种直接而锐利的反讽,对事态一针见血。同时,她融合了诙谐和戏拟的成分,使反讽的效果更加鲜活生动,更具趣味性。如《英雄》:“英雄必须去死/历史书这样说 正史和野史/教科书也这样说 褒义和贬义/畅销书同样这样说 正版和盗版”,诗歌通过对“英雄”形象的戏谑与反讽,达到祛魅的效果和目的。 再次,是异质词语在文本表层的相互碰撞。当下全球化生活中,我们身边诞生了各式各样的语词,要准确反映和言说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诗歌写作者绕不开这些语词。诗人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了深入当代生存经验的中心,诗人不惜破坏过往贵族化的诗歌纯度,而将一大批时代味十足的异质词汇汲取到自身的创作中,提升诗歌的生活化程度。这些异质词汇的取材范围极广。有“苹果牌”、“雅诗兰黛”这样的商品语汇,有“政权更迭”、“9•11”这样的政治名词,也有“网虫”、“妹儿”这样的网络用语。这些无所不包的时代词语麇集在诗歌文本表层相互碰撞,呈现出语言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它们在文本里的异质共存与文本外的现实世界构成了互文对应关系,烛照出多元的生存景观。 综上所述,从形式技巧层面考察翟永明90年代中期后的诗歌写作,我们发现诗人并不满足于过往业已成熟的写作模式,她不断地调整自身的写作姿态和策略,以一种扎实的文本革新提升着作品的艺术品质。其诗歌因她在诗歌形式层面所进行的多方面的艺术实验和探索,而持续保持着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锋性和当代性。 参考文献: [1]翟永明.终于使我周转不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翟永明.最委婉的词[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本文已发表于《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3期) 【编者按】分析有理有据,点面结合,清晰明了。虽是学术性小论文,却也不显枯燥。——责任编辑:梅子阿门
人文气息的缺失是大学生竞争力提升的瓶颈 大学生的素质怎么提高,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提高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时不时的回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述的“瘪三说”,时日已久,依然犹如警钟般耳畔长鸣。当代大学生是不是“被科学管理化”一直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科学化有什么不好?科学化代表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一些人会莫名的青筋暴露扭着脖子与你争论,列出一波又一波的实证分析科学管理的不一般,乐此不疲。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几次科技革命所产生的巨大的无可比拟的不可思议的物质财富着实让人叹为观止,从而便引起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盲目崇拜,什么问题一旦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便可以冠冕堂皇的登堂入室,对人颐指气使的说教,并美其名曰“某某专家说”云云。不仅如此,逻辑实证主义也开始成为人们意识层面的普遍法则——干什么事情都想用一种理论一种体系去解释去模仿,否则就难以心安。从而导致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把客观事实与个人的主观价值硬生生的割裂开来,将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理念埋葬在不管的总结和分析当中去了,对于人的理解和关怀被对科学的关注和迷信所淹没...... 我们作为学生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能够怎么办?当然要指望国家的相关的教育体制能够做出一些动作,以促进自身发展为目的,以非强制化为基本的手段,以个性平等为主要特色,以教育的本质属性为倾向。抛开片面的科技工业和所谓的物质文明的浸淫吧!所谓的“理智一元论”与“科技一元论”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且是让人们服服帖帖的接受压抑的过程。 现在的学生有着强烈的挣脱生理自己的欲望,而非是传统的失去了自我个性的工厂中的标准件,集中表现在其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与创造意识个性意识的回归,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与传统的科学管理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的不适应性。所以人文气息的渲染也就成了教育改革应运而生的产物。 你是否是经常的思想混乱,不知所云? 你是不是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你是不是世界是那么的不可确定,我们很难把握其脉搏?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经历一个经常思考的问题豁然开朗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这一切都可以用“混沌理论”来解决。混沌理论是一种现实复杂理论的一种,基本可以理解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不堪的,到处充斥的不确定的因素,不像经典牛顿力学上所讲的确定性、有序性和规则性。 之所以要引出混沌理论的概念,我是想强调一些一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后面所隐含的必然性:譬如,平日里自我个性的散漫与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以及偶有所发的语无伦次与思想混乱都蕴含了他的必然性,我们无须大惊小怪。基于这一点,我们迁移一下引申出混沌的教育理论,借以支撑我们本文所要讲的主题——人文气息的培养。 混沌教育理论认为,混沌是德育教育的必然,当系统处于混沌的状态时,各种错乱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平日里被理性所压抑的的力量便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了,而德育便理所当然的充当了维持秩序的角色,但是系统的新的发展会对国取得规则提出挑战,这时新的规则便应运而生啦。为了接受这样一种看似很离奇的状态或者是生命的本能,我们必须有一个宽容的心态去包容。 人文气息的培养是对传统的科学管理的重要补充,因为时代的发展呼唤一种更为合理的教育方式去开发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与思维境界,这样的前提之下,全面发展的学生的培养才成了可能,才不至于让教育改革年年提都面临新瓶装旧酒的尴尬境地...... 【编者按】人文气息的缺少,这与整个社会的大范围有关,当一切都以功利性为导向时,人文气息自然式微。 编辑 儿狼 2010-6-1
钱学森先生在其离世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问题,别人并不是不知道,先生生前也并不是没提过,只是从没有人重视过,并为此深思过。所以无奈之下,先生在离世前再次提出,希望用自己最后一口气再次嘶声呐喊,这到底有点古时候以死进谏的味道。记得屈原有篇奇文《天问》,全篇一问到底,没有回答也无需回答。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然而更多的我想是表达了一种抗争,一种对于希望渴求的垂死挣扎。钱学森之问,我想亦如是。他非是要我们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解答,他的呐喊是为了惊醒那些在铁屋里安然等死之人。是为了让当权者去思考为什么,而非是为“为什么”找个借口。 那么,中国教育到底是什么了?是中国人笨,无法教育?显然不是,正所谓有教无类,没有笨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而且诺贝尔奖获得者从来不乏中国人,只不过是某国籍华人而已。我们还有我们一直沾沾自喜的四大发明,我们的聪明曾改变过世界。就像阿Q说的,我们曾经聪明过。所以中国人并不比其他人笨,甚至有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犹太人和中国人。基于此,那么只有可能是教育制度出现了问题。这问题表层上讲是应试教育,深层次的问题是教育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只是为了生产出一批所谓有用的人。 当教育都掺杂了功利性,又何谈培养出杰出人才。就像诺贝尔获奖者说的,中国人之所以不能获奖,是因为中国人不注重理论研究,只重视技术的应用。这正如我们四大发明一样,只是技术而已,并不能产生革命性变革。技术只是糊口的工具而已,而非生活本身。而可悲的是当前的教育,只是在教我们工具而已。接受教育,只是为了有份好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商科工科一直热门,而如哲学、历史之类的科目一直被打入冷宫的缘由。 教育是本不该有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什么而教育。正如孔子不喜欢子贡一样,子贡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获得当官的技能,而不像颜回是为了培养能力。所以上次中大宣称建立博雅学院,培养大师,可谓是一大笑谈。如果连大师都可以培养出来,那还是所谓的大师吗?大师,不是一个产品,你只要添加了原料进行加工就可以生产出来。有时候目的性越强就越达不到目的,中国人一直想培养个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然而一直从未实现过。正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得诺贝尔奖,所以就永远无法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在追求的只是工具,正如诺贝尔奖只是一个工具,是为了表彰那些对人类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它只是一个里程碑,而里程碑只有在你通过了那段里程才可获得。大师,亦如是,它只是个称号而已。如果只是为了个里程碑或者称号而努力,那么就永远无法获得它,而且也失去了其意义。所以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培养个有用的人,那么教育也就失去了其意义。正所谓技能可以学习,当能力却很难获得。教育应该教的是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而非解决问题的技巧。如果我们一直在学到只是如何做,而不去想为何如此做,那么我们顶多是工具罢了,就像电脑一样,它只会按既定的程序解决问题,而不会去思考有没其他的方法。独立思考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因素之一,动物只会模仿,或偶然中学习,不会主动创造。而人则不同,我们会思考,会举一反三,而非局限于问题本身。 所以教育不应该是灌输各种“观念”,而是要教人们思考辨别观念的方法,让人们自己去思考辨别。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进行这种教育呢?有人说中国素来是进行功利性教育的,古时候就一直是学只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可是正如《狂人日记》里狂人的呐喊:“从来如此,便对么?” 因为我们总不能以过去既定的事实来否定未来未知的结果,所以这不成理由。我思来想去,这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想。统治阶级不想让民众学会独立思考,因为独立思考会破坏稳定。正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们群众一思考统治阶级就害怕。所以就有了卢安克博客被自愿关闭,袁腾飞视频被自动删除。那么如此下去,中国教育的希望又在哪里。这恐怕还真的只有天知道,所以要学屈原问下天了。 最后借用王自有同学的一句话来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作回答:“因为我们教室不允许自由的思想,我们的社会正在扼杀杰出的老师。”
常常独自走在这优美的校园,独自彷徨,这样美好的环境,我终究还是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行走了三年,这样美好的青春年华,我用蜗居宿舍来填满,不记得多久没有和你们一起疯狂过了。。 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然而,我没有前者的一群人狂欢的孤单,也没有一群人孤单的狂欢。自己傻傻地笑了一下,我是不是很可悲,而你们就这样无形地抛弃了我。。。 我曾天真地以为你们会是我在这个大学最好的一群伙伴,然而我终究太天真,在爱情和友情面前,谁会选择友情而放弃爱情?如果这个人做到了,那么他又会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吗?我始终没有想明白,难道爱情和友情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吗? 常常我也在想,亦或是没有经历过爱情的我不懂得体会这之间的奇妙,很多时候我也在想自己也遇上这样的抉择我会如何?但的答案一直都在,两者兼顾。为什么不可以呢?就像成功的人士一样,即拥有成功的事业,又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而能做到这样的,是因为他们善于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情况该将哪一方面放在第一,而我想问你,你有将我们的友情放过第一位吗? 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一直都这样相信你,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我的心好痛,我一直在等待,哪怕你一句话,但是我等不到,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就没将我当过你生命中重要的朋友? 原来很多东西只是我以为的美好,只是我以为而已 我所怀念的只是过去的过去,现在的现在你根本不会联系我,而我难道还要自讨苦吃吗?未来的未来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韩信是汉朝的开国功臣,以其智勇非凡谋略辅助刘邦打败项羽而赢天下,这其中“萧何月下追韩信”已成千古佳话。在古典小说《封神榜》及《三国演义》中,有姜子牙出道与诸葛亮出茅庐之描述。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用人选才制度一般为选取制与聘用制,这两种用人制度中前者竞争人员以关系往往可得优势,而后者则以学历一槌定音。许多事实告诉人们,有为者在选举中得票额少的几率更有可能比庸官乃至有劣迹的被选举者高,至于学历,从工于捞油有钱权势人家的子弟各个硕士上来看,或从贫苦农民家子女个个连小学毕业证都拿不出的情况上来看,大多不过是金钱权势的“附属物”或另一种“累及”而已。新中国是一个从战场上走来的国家,能征善战有勇有谋的革命先辈走到路的尽头,把分量不轻的担子郑重交给后人,或许因为未经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挑担者中不少被私欲、金色乃至官僚主义缠得忘乎所以……——如今,新中国走完一甲子路程,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有更多辉煌灿烂,但也不乏天空时而飘过一朵乌云或至雨水倾盆,国家英明领导依然在国际国内风云中接受严峻挑战与考验;风风雨雨中,我们的意志依然坚强,风风雨雨中,我们的步伐依然整齐、坚定,但是,正因为一场场风雨不时夹杂着我们痛苦的泪水,正因为可以不必要的风雨伤透了我们的心,我们岂能不瞻前顾后对着美好未来展开新的思维再接再厉创造新的希望与辉煌 ?实不相瞒,笔者“阿红”是个租住单人房间守着清贫奉献的大龄单身青年,《中华人更美》系列作者,有的人说这是一种“可耻的生活”,按理来说,像这么一个曾经流浪现仍近乎流浪的汉子,活着能找到饭吃就该满足了,还力求上进作那么多红情横溢的文章控诉“《于都城的狗》”干什么,非常荣幸成为古今中外最长的控诉书——可参见红日今天个人博客相关博文,如《于都记事》、《互联网能否拯救那朵出水“新芙蓉”》等等——作者,……如此淤泥低下之人,若欲涉足国策民生,像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得翻上几年,——然而,继昨日《红日今天领航中国警界,你敢!?》之后,“阿红”怀兜8张“红牌”真的想斗胆毛遂自荐入公安部办公了。这8张“红牌”,是引导中国警界走出低谷的“红牌”,这8张“红牌”,是把警务融入教育体系的“红牌”,这8张“红牌”,是震慑邪恶(惩鬼压恶)维护正义促进国策民生的“红牌”,……话虽这么说,“阿红”毕竟还是个愚生、“淤泥居士”,甚至还是个略懂“硬气功”的“娃娃”,过几天露宿街头在路上要饭也有可能,被“《于都城的狗》”咬坏也有可能,昨天在路上踩到香蕉皮,差点子就摔交了。“校园魔手”令于都城的那两三个庸警一个劣警腰别武器对“阿红”蠢蠢欲动,为不让此等劣警庸警有丝毫可乘之机,“阿红”在反思以自己步伐的4/4拍子节奏进行曲速度能否按通常路线路过幼小校园的门口,抑或是该拐弯绕道迈正步走好一些……不晓得有关部门看了“阿红”这种“大口气”“不知己臭”的博文会不会恼羞成怒而喝令把这黑不溜秋的家伙拉出去,或勒令全网关闭博客空间,或者反扫一马鞭下来。若按“《于都城的狗》”或其关系人之思维,本文作者“阿红”不是“疯子”也是“脑残”,更可能因此而“卑鄙不知羞耻”。历史发展规律成正向有序运进,更侧重于袒护正义善良的人们,“阿红”可以用“红日今天”捆绑真实姓名“谢仁生”公开在网上大篇幅(把相关文章叠加起来,应有几十万字了)揭露劣迹斑斑的“《于都城的狗》”之丑态,此“狗”却不敢露出真面目公开回击“阿红”,道理很简单,淤泥深处集20年心血构筑《中华人更美》系列,顶着风雨描绘国策民生优化设计初步——《论教学警察》系列,被迫(可参见《红日今天的悔过书》等文)发声的“阿红”谴责的一直是于都城的狗,衣冠楚楚造化得超常完美过于高贵之辈蠢蠢回击,无异于承认其就是“《于都城的狗》”,承认其渎职蔑视践踏国法,承认其比狗还劣恶。在这里有必要补上一笔:江西于都是个县级发展中小城,却很可能是个把绿豆价格率先推向“世界级”的城市,据“阿红”分析,自笔者4月份发文披露这一“妙象”“怪象”以来,省城南昌的绿豆价格也与于都拉平了,如果真的是“《于都城的狗》”之搞鬼杰作,有这种能力,可见其猖狂与关系网之大,可见其背后撑腰的“天神”之高,“在江西于都,给‘阿红’一个白眼者更可能升官发财……”之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可参见《公安部:若恶犬再吃幼儿怎么办?》、《天真良民,谁在逼你写“悔过书”》及“阿红”最近相关博文)。“阿红”毛遂自荐入公安部并不仅为强国益民而亮出“8张‘红牌’”,更好学习推进马克思主义以承担时代一份不可回避的责任完成历史使命为其另一斗胆动力。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有关部门应把谋略放远一点,《论教学警察》学术体系一出,有的人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阿红”是在“捣蛋”,然而最近“校园魔手”令警界不得不涉足幼小校园,这怎么说呢,被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牵着鼻子走,在时代的旋涡中绕圈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治国大忌。 【编者按】毛遂自荐,亦要有伯乐才行。 编辑 儿狼 2010-5-23
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曾因网上发帖炮轰张艺谋印象派实景演出、痛斥高房价及就官员财产公示等公共话题发表看法等,一度被网友和媒体称为“炮手市长”、“个性官员”,颇受舆论关注,他也自嘲为“闯入官场的怪物”。近日,“炮手市长”竟被意外地平级调任为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引来了广大网民的众多质疑。大家私下议论,这时的调动很不合时宜,从侧面折射了当今官场上极不健康的生态和乱象。本来,官员的职位调动是一件很正常的组织人事安排,更何况只是平级调动。而对于公开宣布自己“我不太适合官场”,“想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的姜宗福来说,现在这样如愿以偿,应该也是一件令他感到开心的事情。可事实上,像这样的调动,不仅姜宗福本人五味杂陈地表示“有点不舍”、“心情复杂”,众网友更是对姜宗福的离政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与质疑。有为其鸣冤的:看似在副处级岗位上平调,实则是被边缘化了,甚至相当于降级处理;有对此感叹的:说了几句实话就遭到排挤,真话难讲、好官难当啊;也有上纲上线、借机泄愤的:天下之大,为什么竟然容不下一个方正之人?在当下习惯说假话、说大话的中国官场,“炮手市长”姜宗福无疑是一种另类。他善于独立思考,敢言敢为,敢于为老百姓说话,在老百姓的眼里,他就是一个老实人,就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官,就是一个为百姓着想的副市长。他痛斥房价,痛斥伪文化,句句中的,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笔者以为,作为一个官员,只有这样有胆量、有思想、有见识,才无愧于百姓的培养,才无愧于人民的重托。按照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的思想,像姜宗福这样的人,是应该得到提拔和重用的。让老实人不吃亏,让老实人有用武之地,这不正是中央一再强调的用人原则吗?但令人不明白的是,偏偏就是这种敢言敢为的人,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从官场上边缘化了。从级别上看,姜宗福此次是平级调动,不存在降级的问题。但同一个级别,因为位置的不同,权力大小则不同。官场上更有着不成文的规矩,同级别的部门领导和地方领导,地方领导更为重要些。一般而言,上级部门如果平级到地方任职,意味着前途无量;而地方领导如果平级上调,则意味着仕途到头。虽然同为副处级,但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和临湘市副市长,这两个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手中掌握的权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姜宗福的调动是平级调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实就是“降职使用”,就是从官场上被驱逐了出来。从姜宗福这个“闯入官场的怪物”的身上,笔者不禁想到了三国里以《鹦鹉赋》出名的一个大嘴狂人——祢衡。在当时,祢衡可是一个才华横溢之人,连曹操都称赞道:“此子有异才!”所谓“异才”,就是与众不同,就是有其独特个性,但终究是“有才”。“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想昆仑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于薄躯。”在这篇名扬天下的《鹦鹉赋》里,祢衡所表达的意思可谓深矣,既有才子的怀才不遇,又有寄人篱下的痛苦,更有对金丝笼子里的宠物不能自主的深深嗟叹。文章华美却又不失豪情,可见祢衡不同于他人的才气与傲气。但是,面对来自上司的侮辱与损害时,祢衡敢于据理力争,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击鼓骂曹”的佳话。祢衡敢于做出一般下属不敢做的事情,自然是其“异才”使然。也正是因为祢衡口无遮拦,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因此很难在官场交到朋友,反而招来了无数的怨恨,受其辱者,皆欲寻找机会报复他。所以,他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击鼓骂曹”之后,祢衡被曹操转送刘表,然后又被转到黄祖那里,终于被“夺命封口”。而如今的“炮手市长”姜宗福,其下场尽管没有像祢衡一样被“夺命封口”,我们只能称之为“黯然离去”,但他那张扬的个性,毕露的锋芒,不知韬晦隐忍,逢迎附和,与世浮沉等等这些让同僚不屑的仕途菜鸟秉性,却与“异才”祢衡毫无二致。在古代,官场多禁锢,“异才”难容身,从而导致“异才”越来越少,庸才越来越多,在他们的背后,不停地上演着一场场毁掉“异才”的逆淘汰悲剧,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了。但当时代的车轮行驶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党中央大力提倡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时下,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件怪事,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了!像姜宗福这样敢于讲真话的人留在官场,是十分有利于做好各项政府工作的。要知道,敢于说出自己心里话,有利于上级与主要领导看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有利于提高与促进相关领域政府工作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或多或少地带动官员讲真话的风气,从而有利于培植官员畅所欲言的习性,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风尚,并因此而有利于政府各项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从姜宗福这样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被调离官场这件事上,我们从中还可看到当今官场的一些真实现状,那就是今后将有更多的官话、套话充斥其间,使百姓喜闻乐见的真话、实话成为一种稀缺之物。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这种“稀缺”作为一种趋势,只见加剧而不见缓和。官场上的众多“公仆”即使因为失职酿成重大事件而被问责,却因为始终遵守官场潜规则,也会获得晋升;而类似姜宗福这样的“个性官员”,即使讲了真话,讲了实话,由于触破了官场潜规则之藩篱,也会被降职使用。由此看来,官场上难容老实人,官场上不容老实人,官场上排挤老实人,官场上打击老实人,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折射了当今官场很不正常的生态和乱象。如果这样的官场生态得不到整顿,这样的官场乱象得不到治理,中国要发展,尤其是“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那只能是“牛屁股后面念祭文——说说空话”而已!【编者按】记得有笑话,说的是在精神病院里,那些病人都不会认为其有病,相反正常人在他们眼里才是有病的。所以有时候皇帝新装里的小孩,在某些人眼里就是有病的,当然这种社会本身就是病态的。 编辑 儿狼 201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