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精品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九章

  第九章垒筑精神家园清华园里涌“清泉” 1995年岁末的一天午饭时，从不在学生食堂就餐的几位老教授突然来到异常拥挤的学生食堂打菜处，正准备就餐的学生和打菜的大师傅们觉得很奇怪。“先生们也想尝尝这儿的饭菜味道？”掌勺的大师傅半开玩笑问这群“不速之客”。“不，我们看看。”老教授们脸色凝重，既不像是来此参观检查，也不像是闲逛。那是来干什么呀？“有什么特色小炒吗？怎么老是那几个破菜，没劲。”学生们只管打自己的饭菜。这时有几名站在前边的学生正在跟大师傅们说着话。老教授们看看这几个嚷着要买“特色小炒”的学生，没有说话。“给半个豆腐白菜，加一个馒头……”又一位学生来到卖菜窗前。他话说得很轻，又几乎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买完饭菜后出了食堂。“追追，快追上去问问是哪个系的……”几位老教授忙不迭地互相催促着，但两位跑得气喘喘的老先生不一会儿回来沮丧地报告同伴：没追上。“先生们为什么要追刚才那位同学呀？”大师傅们好奇地问。“我们听说学生中竟然有人常年一天只吃两顿饭，每次还只打半个菜、一两个馒头，所以来考察一下到底情况是否真实。”老教授们终于讲出了自己的“秘密行动”。“哈，你们问一声我们不就全知道了吗？”掌勺的大师傅们觉得教授先生们就是有股学究气，啥事都自个儿跟自个儿较真。“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呀？”老教授们冲着掌勺的大师傅瞪眼。“嘿，那你们就小看咱掌勺的了。”一个年轻的大师傅说起劲儿来，“不是海吹，我的勺对学生情况的了解要比校领导和学工部的人清楚得多，谁是富家子谁从贫家来，谁是本分人谁是败家子，谁今儿个成绩好谁明儿心不顺，我这小小的勺上都记得哩！不信，咱就说说你们想打听的刚才那位打半个菜的学生……”“是啊是啊，你说说他是哪个系的？几级几班？”老教授们迫不及待地问。“我不但知道那学生是哪系哪级，还知道他是四川人，去年考上咱清华后整整乘了4天车才到了北京。他家贫，来上大学时就背了半袋花生米，身上的那件西服是乡长临送别时给他的……”“现在呢？现在这同学怎么生活的？”“刚才你们不是都看到了，他几乎天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只打半个菜还是最便宜的，打那么一两个馒头……”“果不其然，果不其然！”老教授们神情更显凝重，之后，他们又分头到了学生宿舍……不几日，校报《 新清华 》以醒目的位置刊发了这几位老教授以“清华大学侨联”名义向清华全校和全体清华校友发出的一封援助贫困生的“倡议书”—— 清华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成千上万的高级科技人才，全国人民对它寄予越来越高的期望。“争取在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建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一宏伟目标，正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校教职工奋发工作的强大动力。广大清华校友无不关切母校的发展，海外侨胞和华人也时刻注视着祖国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清华大学历年招收的新生都是来自全国的好苗子，有许多是各省市的高考“状元”或前10名，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为把自己培养成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而勤奋学习。我们还注意到，在全校1万多名学生中，生活处在难以自给的，即平均每月生活费只有150元者，约占8％，特别困难的学生，即每月平均生活费不足90元者约2％。据我们所知，虽然学校已采取了许多补助措施，但仍有相当一批学生的困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常为生活所困扰，影响他们健康成长。听说有一位困难学生每天只能买一个菜，其余两顿饭只吃主食。这样优秀的学生，生活这样困难，我们心里难受。我们特向全校教职工和广大清华校友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这部分学生的生活困难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捐助一点钱，积少成多，为困难学生排忧解难…… 没有华丽，只有硕果。清华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品质，面对这发自肺腑的呼吁，谁能不为老教授们那殷殷赤子心而激动、而感染！“老先生们的建议多好，我们清华人都应当像他们一样立即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援助那些生活还困难的学生。哪怕是每个教职工每人拿出几块钱，让学生们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在考试时不至于因饥饿而昏场嘛！”校长王大中在校务会上激动地高声说道，“清华大学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贵族学校。今天，也绝不能让一个同学因家庭贫困而失去学业！”这是多么庄严的承诺！那些经济困难的学子们，你们听到了吗？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素以沉稳著称的清华校园内涌动起了少有的滚滚热潮。有人说，那是重师生情的清华人心与心撞击的“心潮”。在校领导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直接关注和参与下，中国高校第一笔专门为援助贫困大学生的基金——清华大学“清泉”困难学生基金，在清华园宣告诞生。“今日一滴清泉，明天一片桃李。”1996年4月28日，这是清华大学85华诞之日。阳光明媚的清华园内彩旗飘扬，歌声此起彼伏。当校庆的序幕刚刚拉开，王大中校长激动地向万余名师生和来宾宣布了一件事：请在场所有心中有爱心的人给我们的贫困生们捐上一份你的爱！说完，王校长第一个来到已经摆在长桌上的一只捐款箱前，庄重地向箱内投进了300元。“谢谢校长。”一位同学代表走到王校长面前，端正地给他胸前别上一枚精制的徽章，那上面闪亮亮的正是本段开头的那12个字。“泉水清清，泉水清清，流到你心田……”美妙的歌声，动人的旋律，把节日的清华园里的每一寸绿地都催醒了。在校长后面，是长长的队伍望不见边际的捐款者，他们中有享誉国际的中国科学泰斗，有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授，有刚从国外回国的年轻博导，有专程而来参加校庆的海外校友或出差顺道回母校“探亲”的国内校友，更有同是学子的青年团员、学生干部……“那场面太感人了，那些在清华园里住了几十年的老教职工们都会告诉你，这是自有清华园以来少有的让人感到真情的动人一幕。”两年后的1998年“五一”前，当我来到清华园采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时，这位当年作为“清泉”基金捐款仪式组织者之一的老师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感慨道。他说就那一天，他们的“清泉”基金便收到捐款20余万元。他拿出当时的一份登在《 新清华 》上的捐款名单，我忍不住将目光从长长的名单上停在了下面的几个名字与数字上： 陈浩凯1000元凌瑞骥1000元李传信1000元顾涵芬10000元耿 涛0.10元熊 强5元 “陈浩凯和凌瑞骥两位都是老先生，也是‘清泉’基金的倡导者，李传信是我们的老党委书记，他跟上面的几位老教授都是第一批捐款者。捐10000元的顾涵芬是位在教育一线的老教授，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那位只捐了一角钱的自己就是位贫困生的耿涛，他本来是受捐者，可那种场面他说太令他感动，他把当时口袋里仅有的一角钱捐了出来，并郑重其事地在捐款者留名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天感人事例太多了，譬如捐5元钱的熊强，他是个中学生。他在捐出这5元钱时还专门附了一封信，谁看了都会掉眼泪，他说：‘在我15年的人生岁月里，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常常想，自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当我得知全国著名大学、我心目中的圣殿——清华大学竟有许多大哥哥大姐姐们连饭都吃不起，我难过极了。我想：他们考上清华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生活拮据，而在营养方面跟不上，就会损害身体，也将耽误学习。因此，今天我把自己上周参加勤工俭学得来的5元钱捐给你们，希望尽自己的一点儿微薄之力，帮助某一位大哥哥大姐姐买一份好菜，从而更有精神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钱虽然太少，但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恳请一定收下……我祝愿清华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老师们的事迹就更生动了，精仪系的老师还在自己系里设立了一个‘精仪系希望工程’，200多名老师人人捐款，并用这笔款长期援助本系的几位特困生……”清华教育基金会的这位老师告诉我，清华园内的师生共同筑起的这“清泉”济困基金，从那次捐款之日后，学校每年4月28日校庆日的这天，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全校师生自觉自愿的“济困日”，真是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一校风后来渐渐被校友们都知道了，故现在时常收到海内外诸多校友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给“清泉”基金捐款。这位老师透露，清华全校贫困生约1100人，不久前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清华现在普通学生的伙食费平均每人每月280元左右，而特困生的月经济来源过去不足90元，一般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到120元。如果仅这么点儿钱，就把它都放在吃饭上，一日三餐每天才不到4元钱，况且学生们总还要买些生活和学习用品。目前约有六至七成的贫困生在勤工俭学，约每月增加100至150元收入，加上一部分人享受学校的“奖、贷、免”，这样就有近一半的贫困生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剩下的一半左右，便是享受“清泉”基金。清华大学现在募捐到社会各界的教育基金总额约1.1亿元，包括其中的“清泉”基金。学校自有了这项专门基金，每年就可以发放“临时困难补助”(专发那些因家庭或自己突遇不测的)、“勤工俭学补贴”(学校设立的勤工俭学岗，一般每天可得12元报酬，另学校加发12元补贴)、“励学奖”(奖励那些生活困难而努力刻苦学习的，每人200至400元)等约130万元至150万元，这几年清华大学年年这样做，这笔金额等于全校贫困生平均每人每年享受学校发的贫困补助金达1000元之多。清华园的学子是幸运的，即使是常年得不到家庭一分钱的经济资助，他们依然可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如果能再稍稍勤快些谋一个勤工俭学岗，那日子将是宁静和平和的。校长王大中在评价他们的“清泉”基金所产生的效应时，用了这八个字：惠及清华，功在中华。校园“自助社”刘晓平同学是我采访的300多名大学生中唯一一位非贫困生，然而他是我必须采访的对象。他所在的某工学院是我国五大理工学院之一，用这个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杨波的话说，你别看没几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工学院的名字，但如果你从小生长在我们学院，你可以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后，如果你愿意留在学院，那你就可以在我们学院的校园内度过一生，而且并不影响你有创造世界顶尖科学成就的机会。我知道中国有不少这样的大学，但除了上面这些受教育与搞科研上的同等优势外，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面却与清华、北大无任何可比之处，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毫不夸张。刘晓平上的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学校还有人来上，就是因为它首先也是所大学，其次它可以在录取分数上得到某种“优惠”——其实考生们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凡是家庭贫困的苦孩子们都争着上的大学，其“第一志愿”的竞争更加激烈。刘晓平有深切的体会，当然他当时报考这所大学的原因主要是从前者的角度考虑多一些。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到这样的学校才发现，进这样的学校有一个好处是穷家庭出身的多了相互之间倒也容易混在一起，而不至于受那些有钱人的冷嘲热讽。但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们不可能像清华大学的贫困生能享受那么多的补贴。每年每人1000元？！给了我，我不也成“富翁”了吗？穷孩子哪想过天上会掉那么大的馅饼！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在饭卡上快断钱时能有人给10块、20块的，也就是“上帝的恩赐”了。学院针对贫困生多的情况，尽量地把食堂伙食搞得好一些，把菜价饭价压了又压，一个豆腐1元钱，一个豆芽8角钱，但同学们仍然闹着太贵，说这样的伙食标准他们只能每顿打半份。老师们看着可怜，就自发捐助，每一次捐助总是全校性的，从校长到书记，从教授到助教，甚至家属和员工都被调动了起来。每一次总能募集到10多万元的钱物，但也仅是这10多万元的钱物，绝对难以有更多的捐助，校长和老师们不吃不喝一个月也就拿死死的六七百、千把元钱……尽管如此，学院已连续几年都要进行这样一次活动，除此之外他们得不到外援——有钱人爱捐助那些大城市里的名牌大学校，这样做既有图方便之处，更有捐资所获得的社会效应，人们对此无权指责，即使有的捐助商怀着某种“意图”。然而刘晓平他们的学校得不到依然是得不到。来自富庶之地扬州市的善良的刘晓平惊骇地看到了过去他从未看过和听过的同学们为了读书而忍受的种种艰难：有人吃饭从不去食堂，即使去了也只买最便宜的菜。从小花钱没有受过节制的刘晓平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一个星期为换换口味上一次馆子至少要花上百十来元，而他的同班同学有人竟一个月花的伙食费也不到100元！他爱穿流行一点的衣服，不算奢侈，一般一年四个季节买上三五套，一两千块吧。可后来有人告诉他：有的同学上大学四年连袜子都没添过一双，从头到脚的所有穿着仅一两套，而且还是上大学时乡亲们送的呢！开始刘晓平不相信这些，但过上几个月大学生活后他都服了，因为过去别人说的事现在在他身边甚至同一宿舍里都发生着。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已经大二的刘晓平亲眼看到了这一年新生入学时的那一幕：有位四川来的新生是其家长送来的，那学生的父亲肩上挑着一根木棍，木棍两头挑着两个塑料袋，塑料袋的四只角都是用小绳子打着结。再往这位学生父亲的脚上看，一只脚上穿的是张着口的凉鞋，另一只脚则光着。一问，说是下火车时掉了。天黑了，学校给这位家长安排了住处，是最便宜的5块钱一张的床铺。那新生的父亲说什么也不住，他说我就在操场上歇一宿就行了——这一宿他真的在操场的露天里铺下一张旧报纸睡了一夜……刘晓平这位富有家庭出身的“公子”，其内心受到的冲击难以用言语形容。面对一张张因贫苦而惆怅、焦虑多少有些自卑的脸，刘晓平思索着，比较着，并且有一种强烈地要做点什么的心思。特别是他参加院四系为贫困生覃璇同学“献爱心”活动后，这种想做点什么的心思就更加强烈。覃璇同学因家贫而面临姐弟3人都要辍学，班里同学二十几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虽然当时覃璇同学受感动而放弃了原来想退学的打算，然而仍然不能解决在学校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像覃璇这样的同学在学校还有不少，怎么帮这样的同学走出贫困的阴影呢？从小学到大学，一向无忧无虑的刘晓平在那些日子里总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能不能创造一种机会让这些贫困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自立？刘晓平悄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名好友，谁知好友反问他是不是神经有问题了。“你爸你妈花大把钱是让你好好来上大学的，将来有个出息的工作。你操别人的心干啥？再说操得起吗？学校对他们都头痛，你有多少能耐？如果为了心理找平衡，等人家捐助时咱们多扔一份钱不得了！”话不投机，刘晓平只得自己独自琢磨。他开始为自己的构想奔波起来，先是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很支持，说应该力争得到系和学校的支持。于是刘晓平挑灯夜战写方案，第二天又给班主任老师看，老师又帮他修改。几稿之后，刘晓平敲开了学校团委书记的办公室……“想法很好。就是学校可能力不从心，不能过多地帮你。”团委书记说。“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学校给提供一个场所和一部分启动资金。”刘晓平赶忙做补充。团委书记苦笑道：“学校缺就缺这两样。”刘晓平从头到脚像被灌了冷水。“先别急，我与学工部商量看看，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你想成立‘大学生自助社’的目的，也是我们都在想的事。”最后，团委书记给了他一个有些希望的答复。刘晓平等啊等，隔三差五地往团委和学工部那儿跑。终于有一天，学工部部长告诉他：你的建议被批准，学校还准备提供一个场所和一部分启动资金。“太好了！”刘晓平一听，简直就想欢呼。接下来的事是：招集人马，添置设备。既非学生干部又非“红头文件”任命的“自助社”社长刘晓平，想了想，只能先说服身边的同学好友加盟呗，当然主要是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同学，还有必须是会一定专长的人才能参加。能借块黑板用用吗？——没有！你们的油印机能让我们使一下吗？——没见我们正用着吗？在宣布“自助社”成立的前几天，刘晓平受尽了这一张张冷漠面孔的蔑视，不过最后让他欣慰的是毕竟还有七八个人和“六七条枪”。“现在我宣布：自助社自今天开始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要做的事，便是通过全社人员直接参与勤工俭学，共同创造财富，从而为社内的贫困同学以及学校的贫困同学尽我们社的所能支持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自助社现暂设3个部，分别为洗衣部、电子维修部和财务部，以后根据发展再确定具体步骤……”在一间还没有来得及粉刷的小屋里，刘晓平带着7名社员，面对墙上挂着的那件补了又补的破衣庄严宣誓——他这样做是想告诫全体“自助社”成员：今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帮助同室、同班、同校的贫困同学尽其所能！在当今大学校园内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社团现象中，刘晓平他们的小小“自助社”更像一星儿不起眼儿的小萤火，尤其有人一听这名字，就嘲笑说：“这怎么跟农业合作社时代差不离呀！”“我们就是要发扬小小萤火的精神，把大学生的自立互助风尚燃遍全校。”以往干什么都是嘻嘻哈哈的刘晓平，转眼在同学们的眼里成为“红色赤卫队队长”，又是刚正不阿，又是威严果敢。他带着“社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时间，逐个宿舍、逐个楼门去宣传、去服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仅仅诞生没几天的小小学生社团，竟在校园内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知名组织。同学们开始主动把要修的旧鞋破衣拿来了，而一到星期天想修“随身听”的人更是排着队来到了“电子维修部”，至于想参加“自助社”的同学更多了。等到第二学期开学，“自助社”人员一下从原来的8人发展到40余人，其中70％是贫困生。“自助社”的业务也扩大到了承揽全校教职员工和家属的各种家政服务、有义务对校内遗失物品进行妥善处理的“失物招领中心”，有“家教中心”、“公益服务中心”等十几个类别。5月的一天，我来到刘晓平所在学校，学校领导带着几分骄傲的喜悦，首先向我介绍了刘晓平他们的“自助社”。在两间并不大的校舍内，我看到一群同学们正在忙着整理一大堆衣服。刘晓平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助社”前一段时间搞的一次捐衣活动募集来的1000多件衣服，现在“自助社”的同学们正利用本学期结束前的一两个月时间，把这些衣服整理洗净，等新学年开始后发放给那些缺衣少穿的同学。“在社里工作，一个月能获得多少报酬？”我问一位正在忙碌的女生。她有些不好意思，片刻后说：“几十块吧！”“那能帮你解决些什么困难吗？”“当然。至少我现在不为吃饭发愁了……”我感到一种具有振奋力的欣慰，因为我明白：在刘晓平他们所在的学校里，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现像清华大学那样每个贫困生都能得到一份丰厚的特殊关怀，但他们这儿的贫困生们在像刘晓平这样一批非贫困生的热心帮助与呵护下，其自立自强的小萤火精神，同样光芒照人！刘晓平成功地创办“自助社”，使我联想到了毛ze东主席在早期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实践。中国贫困大学生问题在今天的高校是个不可避免的普遍性现象，学生成天生活在校园，他们的喜怒哀乐集中地表现在那块属于他们的圣院之内，加之他们多虑、敏感和多数人性格与行为上的封闭，能够在校园内得到关爱无疑是他们最求之不得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也证明了毛ze东主席的“走群众路线”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最有效办法。在校园内，学生和教职员工是学校的主体，凡是有广大的师生们自觉自愿地参与的事，总会有预想不到的效果。 在华东理工大学，团委主管学生勤工俭学的书记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家住上海市区的退休教师陈鹏及夫人，其一子一女都在北京工作，老两口自迁居新村后生活多有不便，且精神倍感空虚，尤其每当疾病缠身时更感到孤独无援。陈鹏老先生后来一听学校有不少学生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或生活成问题，且又找不到合适的勤工俭学项目，便萌发了与贫困生结对建立“互助社”的打算。陈老先生将自己的想法给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写了一封信。接信的正是那些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工作的贫困同学，他们看了信很受感动，即日派代表到陈老先生家看望。当同学们看到从教一生且写得一笔好字的老人家中并不富裕的境况时，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回校后他们将情况在贫困生中一转达，同学们议论开了，说我们在这儿工作的15个同学大都来自农村，每月平均生活水平在160元以下，如果说靠这些钱能生存得下去，应该归功于学校特别是老师们的各方照顾。今天老教师家里有难，我们应当伸出热情之手给予帮助。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分成若干小组，每周一至二次到老人家，义务为两位老人服务。陈鹏老两口对同学们的到来好高兴，尤其看到这些贫困生们个个热爱生活，又很会关心帮助人，做起家务活也十分的在行，更是乐不可支。但有一点他不赞同，那就是同学的义务服务。老人说：“我是想着同学们生活困难，才提出我们老少师生结对互助的，你们要一‘义务’，我心里就不落忍了，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我们年岁大了，生活清贫一点无所谓。可你们不行，你们一方面学习任务那么重，另一方面又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物质保障是不行的。”在这位老教师的坚持下，同学们只好接受部分报酬，而陈鹏老先生呢，除了辅导学生一些功课外，还教同学们练字。现在这个“老少师生互助社”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而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助早已超出了劳动报酬上的交换范畴，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同济共勉的崇高精神境界的相互援助。 在天津机电工业学校，有多位女班主任老师，她们为了使所在班上的贫困生渡过生活难关，数年来始终如一地贡献着母亲般的关爱。1994年寒冬的一天，班主任王学凤老师路过校园的一条小道时，见本班的一个姓段的学生，站在一只垃圾箱旁边正伸手从里面捡出一双旧棉鞋。王老师过去问他捡这干啥，那同学低声地哭泣道：“老师，我想把脚上的鞋换一换……”王学凤老师一看这学生脚上竟穿着一双露出脚丫的自制单鞋，再抚摸一下他的腿，连条最起码的毛裤都没穿。王学凤老师的鼻子酸了：“从今天起，除了学习上课外，你到我家来……”从那天起，这位同学就成了王学凤家中的一员，有好吃的，全家人先留着让他吃，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王学凤老师给添置，放假的车票也都是她买好后送到他手里。这位同学后来当了班长，还被学校评为“十佳青年团员”。现在他已经毕业了，成了某工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给王学凤老师来信说：“王老师，在学校几年里我就想喊你一声妈妈，然而始终留在心头。现在我毕业了，我觉得可以大声地叫你一声：妈妈。妈妈，没有你这几年胜似亲人般的爱护，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完成学业，今天成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些事的有用人才。真的，王老师，请允许我终生叫您妈妈吧……”这样被学生们尊称为“妈妈”的津门女教师何止王学凤一个。陶崇威老师这3年中带的学生先后有7个学生因重病住过医院，而每一个有病的学生从入院到平日的看护都是她陶老师包下的活。陶老师知道学校的难处，她从不向校方诉苦求助，她更知有病的贫困生内心的痛苦和无援的家庭，所以她只靠自己默默地担负起这些同学住院治病和平时生活上的照料。最辛苦的是有人住院治病的时候，陶老师就得成天从早到晚忙活。她家离医院很远，来回要骑车30多公里，可为了让住院的同学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她坚持自己炒菜做饭给同学送到病榻前，仅为了做到这一条，陶老师不知吃了多少苦。50多岁的人了，又有需要管理的几十个上课的学生，又要照顾好在医院的病号学生，陶老师几乎天天要全身心地投入。医院里的人开始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你家那么多“儿子”都有病呀？陶老师苦笑地摇摇头，说他们都不是我的儿子，是学生。医院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因为在她们的眼里，这位累弯了腰的“母亲”至少陪床、护守了三五个病情严重的“儿子”。有人给陶老师算了一笔账：在这近3年里，她少说为有病的学生加了400多个昼夜班，为学生交的学费、出的治疗费等不下3000元，至于平时买营养品、炒个好菜所花费的钱就更不计其数。人们无法从陶老师本人的嘴里知道这些，只有从她那日渐变白的头发和苍老的脸庞上看出那颗为贫困生们操劳、奔波的慈母之心。某大学有位老教授80多岁了，为资助贫困生，第一次制订了一天省1元的计划，后来当听说一个贫困生一月只花150元以下的生活费，老人家掐手指一算，才3块来钱一天。这怎么过呀！老人心疼地跑到学工部，说我今天开始每天省下5元钱，外加省掉早餐的一个鸡蛋，请你们把我省下的这些钱资助给一个贫困生，看他够不够吃的、用的，再不行我愿把收藏的一批书画全部给卖了。后来老教授真这么做了。当他欣慰地得知用自己的钱救助了5名贫困生时，老人家自己的生活费却每月降到了一个贫困生的水平上。就是这位老先生，他在接受我采访时坚持不让我说出他的名字。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这样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同学，他们尽其所能，有的与贫困生结成“一帮一”对子，有的一个教研组、一个党小组合作起来帮助一名或几名困难学生。在南京十几所高校中，每年学生毕业时，校园内总有那些由老生联手自发形成的“旧货跳蚤市场”，其规模、其声势、其内容都很不一般。然而这几年“旧货跳蚤市场”的大拍卖，变成了一年一度老生向贫困生的捐献仪式。毕业生把自己已经不用了的成千上万的旧衣旧帽、旧书旧物和生活用品，无偿地留给困难中的学弟、学妹们用。这等众志成城的场面，谁见了都热泪难忍……这年开学不久，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97级2班学生小魏，意外地收到了200元钱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从信中小魏才知道这是学校内的老师和同学们给他的一份“爱心款”。与此同时小魏还知道了另外9名与他一样经济有困难的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学校“爱心行动特别账户”的这份钱物。“爱心行动特别账户”为何物？原来从去年底开始，有关如何帮助经济贫困的同学的问题，便成了科大校园计算机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众多“网虫”经过网上一番交流、策划后，决定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一次“爱心行动”，其内容是通过义卖、募捐等形式筹集资金，为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做一份贡献。动议一经在网上发出，立即得到科大师生们的积极响应。校网络中心还在BBS电子广告站专辟栏目，那些平时一心钻在知识海洋里的“网虫”们，这一回做起了另一件事：搜集自己的和所有可能参与的校友们的“口袋”——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一分钱不言少，1000元不嫌多。行动吧，同学们、老师们！不几日，科大校园内的师生都忙着在做一件共同的事，这就是向网上“爱心账户”捐款捐物。“网上特别行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收到了少至1毛、多至千元的捐款。策划此次活动的“网友”们又将这些钱转入当地银行……至此，科大的“爱心特别账户”就这样诞生了，小魏和另9名贫困生则是这个“账户”的第一批获得资助者。据发起“网上行动”的一位老师介绍，“爱心特别账户”完全是由师生们通过自愿捐助并完全在严格的网上监督下实施定期对贫困生的资助。运用这种先进的网上手段开展爱心活动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随地提醒师生们向那些有困难的同学奉献爱心，从而在校园内连结起“爱心长城”。如今，大学校内类似刘晓平式的“自助社”和科大式的“网上爱心长城”到处可闻，这些师生间的相互帮助集中体现了一个特色，即自觉、自愿。一位从老师和同学们那儿获得过这种资助的贫困生感动地说，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大部分人都不是物质的富有者，因而他们的这种滴水之恩，更能激起我们贫困生的自立、自强。从自觉、自愿到自立、自强，这是一段从单极到多媒、从分散到联合和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不要小看了这过程，因为它连结起来就是钢铁，就是长城，就是不可战胜的！3月——生命的驿站1995年3月的一天，正在金陵古都东南大学读书的吴淼同学感冒了。南京的春天真是怪，不是下雨，便是暴热。吴淼对自己的感冒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流行性感冒在大江南北的气候交汇处是太常有的事了。体育课时，吴淼与平常一样，该跳照跳，该跑照跑，他毫不在乎。可突然间，吴淼一下感到视线模糊，开始他以为有什么异物掉进了眼睛里。不对，吴淼觉得除了眼睛模糊外，浑身也顿然乏力，彻底地乏力，直到像掉进了万丈深渊……等吴淼再醒来时，他早已不在体育场，而是躺在了雪白的病房内。呵，床是白的，墙是白的，一切都变成了白的，连同自己的生命。吴淼从昏迷中醒来时，就听一群医生在跟自己的班主任交代：严重肾衰竭。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长期做肾透析，每星期两次，每次最少得花340元，一年3520元左右；二是做肾脏移植，手术费约5.5万元左右，连同手术后服用5年的抗排异物药费(一瓶3000元)，至少27万元……“医生，我、我家在去年我上大学时就借了人家好几千元债，现在穷得连头耕牛都没了。27万元哪！这不是要我全家的命吗？医生，我不治了，不治了……”吴淼这位刚强的山里娃第一次痛苦地闭上眼，只有两行止不住的泪水顺着他那侧过去的脸颊，浸透了病榻头的白被……吴淼是不幸的。半年前，当这位鄂北竹山县的山娃娃以优异成绩走出山村，来到国家重点学府——东南大学时，17岁的小伙子心里充满了多么浪漫而又美好的理想。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校园生活，吴淼却面临着生命与前途的灭顶之灾。其实，吴淼不知道，像他这样好不容易走出山村，然后又面临病魔不幸折磨的大学生并非他一人。在我采访的几十所大学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左右的贫困生是由于各种疾病而陷入了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困境。如果说，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要完成4年的大学学业是在跨越一道高不可攀的山崖，那么对那些身患疾病的贫困生来说，他们将面临的则是一道死亡之槛。吴淼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当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得知吴淼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消息后，整个校园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吴淼，我们要留住你！让你回到我们中间来！”首先行动起来的是吴淼的同系学友，60多名同学全体出动，他们挤出时间，24小时轮流上医院值班。1天、2天，10天、20天……在吴淼病情最紧急的两个月内，全体同学不分男女，日夜守护在病榻前，用一颗颗青春的滚烫之心，呵护着同窗好友渡过生命的死亡之槛。当吴淼在病榻上迎来第一个初冬时，东南大学又一次专门为他举行了全校性的捐助活动。那一天阳光正暖，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募捐点，5块、10块、100块……有饭票、有现金，有学生、有教授，也有校领导和退休职工，然而在那本厚厚的签字簿上却留了同一个名字：“爱心”。“妈妈，你是医生，你一定救救叔叔的命！”一位校医的4岁小女儿听大人们在窃窃私语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换肾，那个吴淼同学就很快要死时，竟嘤嘤地一边哭着一边拉扯着年轻母亲的衣襟这样乞求道。一位外籍教授把刚领的当月薪金1021元原封不动地塞进了捐款箱内，而仅在留名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图案。钱！钱！一个生命在呼救。钱！钱！千万名师生在呐喊。短短两天时间，捐款竟达4万余。可是、可是吴淼的换肾要27万元哪！师生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便一挥手：走，我们走出校门去募捐！入冬的金陵，北风呼啸。然而在市青少年宫内却是一片暖融融的海洋。东南大学的40多名同学正在这里进行义卖活动。从来没有当过市场销售员的大学生们，却在瑟瑟寒风中，喊哑了嗓子，冻裂了手脚……繁华的新街口闹市区，傅秀章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在街头“叫卖”：“哪家需要拖地擦玻璃？”“谁家的电脑、电视、电冰箱坏了要修理？”东南大学的师生们，为了一个年轻校友的生命，他们几乎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几乎忘了白天与黑夜……上帝终于被感动。至这年年底，东南大学共为吴淼募捐达15万元。在这巨额的捐款中，每一分钱里都有东南大学的师生们和来自全国各大学的师生们，以及社会各界谱写的动人故事。有一个名叫陈辉的哈尔滨女大学生，在捐款的同时，特意给吴淼寄来贝多芬的《 命运 》磁带。汕头大学94级35名同为贫困生的同学们，竟从自己的牙缝里也挤出了450元钱汇给了吴淼。他们在汇款单上写下了一段滚烫的话语：“作为大山的儿子，血管里理应流淌着山的豪迈、坚韧和刚强。吴淼，相信生命，让死神走开！”最令吴淼父母感动的是在众多汇款单中，有一位署名“艾心”的人，落款地址是南京市“同龄路”500号，寄的钱也正好是500元。二位老人决意要面谢这位“艾心”先生，于是整整跑了两天金陵城却仍如大海捞针。后来在邮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知道此“艾心”是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寄出的。可当吴淼的父母来到解放军大学生中间寻觅这位好人时，学员们笑着就是拒不提供线索，好像一切都是早已“策划”好的。1996年4月26日21：00，这对吴淼同学来说，是他永不会忘记的日子和时间了。此日、此时，他在母校师生和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关怀下，不仅凑足了换肾的高额手术费用(缺额部分是解放军的这所医院给予了免费)，而且成功地跨过了死亡线……如今的吴淼虽然仍在康复之中，但他一直在抓紧补习功课，努力争取以良好的成绩完成学业，以报答母校和社会各界给予他的第二次生命。  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青春的生命更是千金难买。然而宝贵的生命却那么脆弱。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就在南国校园的贫困生吴淼刚刚摆脱生命危险重新迈进久违了的亲切课堂时，北国一所大学校园内的另一名贫困生却陷入了绝境之中。又是一个3月。这一天的封延会同学，无论医生怎么给他解释“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病，如果不进行紧急治疗就有可能危及生命，而且一般患上这种病的在发病一年内能存活下来的很少，他都不信。“你们别吓唬人！我才刚刚20岁，从小生长在山里，啥苦都吃过，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呢？”封延会拒绝医生的劝阻，更不同意留下来住院。他不相信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如果说我身体虚，营养不够，这我承认——每天3餐永远是不变的馒头、粥和5毛钱的菜，那是肯定体质差些，贫血嘛也有可能。从现在开始注意些，吃得好些就行了吧！封延会有自己的理论，他嘴上跟医生们硬，但他心里明白：我这也没法子啊，一天3餐馒头稀粥加5毛钱的菜，一个月下来也得120元出头。120元哪！你们知道我家里每月给我这么多钱是多么不易啊！我、我怎么可能不贫血？就是现在贫血了我也绝不可能会多出一分钱去补一补呀！医生们，行行好吧，我、我要上学，我要上大学呀！封延会从医院跑回来，一头倒在床头，他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痛苦与恐惧，抱着被子嚎哭起来，哭得整个宿舍的同学都跟着流泪。大家心里都清楚，苦出身的封延会，能走进大学门已实为不易，你看他天天穿的是什么：一件暗红上衣，一双几经修补的球鞋，不分秋冬春夏，从来都是这一身“行头”。同学们还知道他的书包里只有3样东西：课本、图书馆借来的书和饭盒。“封延会太爱读书了，我们得帮助他，即使抽遍我们每一人的血，也要延长他想完成大学学业的生命！”当同学们得知封延会的病在配合治疗的同时，还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靠输血来维持其年轻的生命时，发出了出自肺腑的豪言。1997年4月17日，河北大学播放了《 离开雷锋的日子 》的电影。18日上午，校园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言词动情的巨幅海报：“……看影片情动于衷我们落泪，扶危济困河大人没有沉默；回现实情发于外迅即行动，激浊扬清大学生舍我其谁？”这是一篇专门为动员师生们为封延会献血的特别海报。“封延会？封延会怎么啦？”“听说是个经济困难学生，得重病后要输大量血才能维持生命……”“真不幸。能帮他做什么吗？”“献血呗。”“走，只要让同学的年轻生命得以延伸，我愿献！”“好，咱们走！”那几日，河北大学的校园内到处是有关封延会与献血的话题。学校领导也发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同学生命”的号召，顿时，一张张“守住生命的烛光”、“献血献爱心”的决心书、海报，在河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传扬。首批百名献血者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验血，长长的队伍后面又接上了一个更长的新队伍……艺术系的一位同学在体检时血压偏高，医生不接受他的献血要求，这位同学就再次排队，第二次血压仍高又没通过，他再去排队，一连排了3次共3个多小时的队，但终因血压偏高而被医生拒绝。“你们今天不要我，那我明天再来。”天已黑了，这位同学看到医生们就要离开献血现场，仍这样不服地说道。一位家在石家庄的经济系同学第一次抽完血后仍不肯走，他对医生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所以并不了解那些经济困难同学的真实情况，平时还总有些看不起他们。现在让我用自己多献的血，以表我对过去的那份歉意吧！最后他还是献了比别人多一倍的血才离开现场。苦孩子封延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几个“没有想到”的事：9月，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山娃娃竟以绝对的高分考上河北大学；他进大学后竟然会因没钱而无法生活下去，想不到是学校的一份勤工俭学岗位使他快要窒息的学业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他现在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血管里竟然活脱脱地流淌着近400名母校师生们的热血和近万名亲人们的情……血浓于水，情高于山。当滴滴凝聚着情与爱的鲜血，流进封延会的血管，一个垂危的年轻生命从容地甩下死神，重新回到了他那可爱的大学校园，再次拿起法律专业的课本时，封延会的眼里所看到的则是一个映满了他全部视觉的大国徽——那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在那鲜艳的红旗和金灿灿的天安门下，封延会感受的是一片阳光无限的蓝天和又一个生命的驿站……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故事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刘向阳同学的访谈，是我采访的几百名贫困大学生中谈得时间较长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刘向阳现在是贫困大学生中获得荣誉最多和最高的一个(他现在是“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获得者、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获得者、团中央授予的“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优秀公民”等十几项荣誉的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位有过多年打工求学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如今仍在边学习、边打工的同时，带动和影响着他身边的一群大学生在自强、自立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其实，作为一名贫困生，刘向阳在过去的十几年学习生涯中早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沉重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关于他的事迹则很晚才被人家发现并公之于众的，还纯粹是一次偶然机会。那是1996年岁末，山西省新闻界报道了一位74岁的老太太在14年前捡了一个弃婴刘娜。14年来，老人含辛茹苦将孩子拉扯大并送进了中学。无固定收入的老人为了这个没户口的孩子能继续上学，不得不拖着老弱病残的身体上街扫地供刘娜上学。当新闻镜头频频对准这位老人和刘娜小朋友时，人们发现了在她们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是怎么回事？他与老人和刘娜小朋友是什么关系？观众们纷纷要求了解这一情况，于是记者们转过头来把镜头对准了这位小伙子。这时，人们才发现，在这位小伙子身上还有更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位小伙子当然就是刘向阳，他是被老人的事迹所感动自愿关照这一老一少而进入这个家的。提到刘向阳，我不能不用一些篇幅来介绍他在十几年间面对诸多巨大的困难而自强不息的感人经历。刘向阳的家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叫前峡村的小山村。村子小得不能再小，七八户人家；村子又穷得不能再穷，全村唯一能称其为“动力”的是那座磨面的石磨。自然不会有专门的学校，孩子们想上学必须翻过山、走很远的路才行。刘向阳的家境不比别人好，直到9岁时，母亲才让他背起那个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踏上了那条通往他乡的上学之路。这是个什么学校呀！一个民办教师、一个黑乎乎的窑洞，便是这所学校的全部。但没有出过大山的刘向阳，却从此激发了对知识与外部世界的渴望，并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阻止他的求学宏愿。但命运偏偏爱跟这样一个苦孩子作对。11岁那年，他父亲因一次车祸甩下他和母亲及一弟一妹而去。苦命的母亲还没有擦干泪水却又背负一身债款，身边的儿女则拉扯着她的衣角在哭喊着：“饿、饿……”“小阳，你最大，别光念书，得帮帮妈呀！”急得无路可走的母亲冲着11岁的大儿子嚷嚷起来。小向阳明白地点点头。11岁的孩子能做什么？11岁的小向阳则像一个成年的汉子勇敢地走进了建筑工地。工地上的人知道这是个苦孩子，便不忍心把他赶走。于是小向阳学着大人的样，开始干起摆砖、和泥、搅石灰、擦砖缝、背石头等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人干的活。可毕竟他人太小，一次只能搬上两块砖；擦墙缝时又因个头太矮，铁砂还没磨几下，他上仰的眼里已经被灰尘弄得无法睁开。工头实在有些生气了，几次把他的铺盖扔到门外，但稍一会儿，可怜巴巴的小向阳又把它拎进了屋……“给，你的工钱！”当一个暑假快要完时，工头郑重其事地把9元6角钱放进刘向阳的手里。这是刘向阳第一次经手钱，小小年纪的他马上明白怎么使用它。刘向阳至今记得当时他用7分钱买了一个作业本，2分钱买了一支铅笔，剩下的全部交给了母亲。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是怎样流着泪从箱子底下为他找出书包，并抱着弟弟和妹妹一路将重新上学的他送出村口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那时起，刘向阳才开始真正懂得了没有父亲后的这个家里他做大儿子的责任。生长在穷人家的孩子总是早当家，刘向阳则比别家的穷孩子更早地当家了。在这之后的岁月里，他一边上学一边做一些短工，以保证自己和弟弟能继续上学。为此他挖过山药、摆过地摊、修过公路、装过货车、下过煤窑……上高小时，他一面要带着小弟，一面要干他每天必须干的活。山里的水是山里人的生命，刘向阳家的那个山洼里没泉，只能到几里外的另一山洼担。正好这泓泉离刘向阳上学的学校不远。为了让母亲少一些操劳，刘向阳便先把水桶带进教室，等一放学，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担水，他的那副坚硬的双肩就是从十一二岁开始练就的。山里人除了靠几亩薄地糊口外，能换来几个现钱的机会只能是上山去挖山药。一次，刘向阳利用星期天带着弟弟一起上山挖甘草根，兄弟俩在一个山头上发现了一团很大的根系，高兴得只顾拼命往下挖。这时在他们的脚下露出了一个无底的山洞，向阳发现足下一阵松软，下意识地揪住弟弟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兄弟俩刚刚移足之后，他们原来站的那块地方“轰隆”一声，整整一大片像魔术似的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见不到底的大黑洞……向阳拉着小弟的手，半天直不起身子——他真的吓坏了！初二了，家里一下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继父，一个是更小的弟弟。向阳因此觉得自己更大了，也因此意识到必须为家里承担更多的责任。十三四岁的他无权去选择花季的阳光，等待他的则是永远的煎熬苦雨。向阳的家乡也出煤，那些有能耐的人到处建起煤窑发财，而没本钱的便只有出苦力挣苦钱。不用说，向阳肯定属于后一类人。这一类人需要的是力气，也需要的是玩命——毫无安全设施的小煤窑通常是那些私人业主开的，他们只管从你身上榨取油水，至于其他只能听天由命了。那时向阳其实根本不懂得这些，他只知在小煤窑干活比其他地方赚得多些。他便从那学期开始与一家小煤窑主讲定：节假日来煤窑当装卸工。有一次，正逢庙会日，煤窑上的工人都去赶集了，只剩下向阳一人在矿上。这时有一辆车来拉煤，向阳瞅着没人，便提起铲子自己干了起来。装煤的人不相信这么个“小民工”能装得满10吨重的一辆大煤车，但6个小时后，这位刚比车胎高不了多少的“小民工”真的把煤车装满了……入夜，累得散了骨架似的向阳一睡下去就到第二天大天亮。当他推门往外看时，下了一夜雨而聚集的山洪，早已把煤场上的那座十几米高的煤堆冲得无影无踪。向阳再一看，不由大惊失色：自己呆的那个小棚棚，仅距奔腾汹涌的河床咫尺之遥！那一天，他在回家途中，一路都看到被洪水冲到岸边的人尸、畜尸……初三了，穷人家的读书人忙着为考中专而喜而愁。中专，几乎是所有那些既期望孩子出息、又期望早早卸下沉重负担的贫困家庭的家长们为自己子女首选的出路。向阳也不例外，但他却以几分之差破灭了父母的期望。“别念了，该到成家立业的年岁啦！”向阳第一次感觉继父和母亲的话那么刺耳，他为此伤心地落下了泪，独自默默地扛起行李，到了一家个体煤矿干井下“推坡”活。那井下的日子不堪回首，向阳一点也记不得了，他只记得那次挣回了100多块钱。别小看这100多块钱，它给刘向阳求学的信念如增千倍力量：妈、爸，我要上高中去，将来还要上大学。从现在开始，我不要你们任何负担，以后我读书、盖房、娶媳妇什么的全由我自个儿担着。老实巴交的继父和母亲没有阻挠他。但3年后的高考失败，则使刘向阳陷入了几乎难以自拔的痛苦：难道这就是山里人的“宿命”，难道就该听大人话早早娶个媳妇成个家便万事大吉了？不！我不！刘向阳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倒下了，直到家人将他送进镇医院整整输了10天液……病好后，刘向阳放下书包又跑到窑井下干起了“推坡”。一个月后回到家，他把200元工钱一半交给了继父，一半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并告诉母亲：我到城里去补课，明年还想考一次。这回继父终于发火了，说什么就是不同意。“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刘向阳临出门时，无奈地与继父翻了脸。然而命运是如此地捉弄他：第二次高考又以7分之差成为一枕黄粱。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成天板着面孔的继父，这回轮到刘向阳无话可说了。他开始有些“认命”了，在揭榜的第三天，他扛起简陋的行李，来到另一个私人小矿当起了真正的矿工。矿主交给他的活是在煤井下拉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苦力活，那些私营小矿根本谈不上任何安全设备，只是在认为可能塌方的地方打几个木桩便算了事。昏暗的井下，仅有3尺高的通道狭窄而坑洼不平。拉车人只能弓着腰，顺着车辙小心翼翼地左躲右闪地往返。老板见一身文弱书生气的刘向阳，好意想给他换个活。但刘向阳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仍怀着一个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争取多挣些钱，重新补习高考。下井3个月了，刘向阳一算该有一笔较为可观的工钱了吧！于是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秘密”又开始涌动。“老板，我要去临汾上课，能把工钱结给我吗？”老板有些为难地对刘向阳说：“年关了，外头有几笔款还没来得及结回来。这样吧，你先去那儿，我保证尽快给你寄出。”“那就说定了。”刘向阳走出矿井，怀揣仅有的10元钱，重新踏上了求学的艰涩之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他不得不背起几十斤重的铺盖和书籍，步行到200里外的临汾。那是一段令刘向阳永生不忘之路。整整三天三夜，他在被风雪覆盖的漫漫盘山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跋涉着。饿了，从怀里取出干粮啃几口；渴了，抓一把雪团往嘴里润润嗓子。天黑了，找一间路边没有人住的草棚打个盹。有一天夜里，他在荒野的残垣下被冻醒后不得不借赶路的热量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到临汾时，已经筋疲力尽，他庆幸自己没病倒。“好了，太阳出来啦！”刘向阳抬头望着耀眼的太阳，心头仿佛有一种预兆：这回我刘向阳的命运可能要重写了！一年后的1994年9月，刘向阳终于如愿以偿，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在得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刘向阳赤条条地躺在黄土地上，他内心有个强烈的愿望：让阳光把沉积在自己身上的所有霉味统统地晒掉……从吕梁山的黄土坡，走到省城太原，刘向阳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个全新的世界：美丽的校园，繁华的大街和富有的人们。但他同时也发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刘向阳还是个穷人。交不起学费，不敢像同学们一样吃个很想吃的炒菜，更不用说上街买什么东西了。怎么办？这儿既没有可供他打工的煤窑，也没有能让他拉车的矿井……难道我刘向阳的名字是白起的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偏偏不让一个叫“向阳”的人去沐浴阳光？不，我不信，刘向阳苦涩地自己对自己调侃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他又获得了另一个发现：城里也有比山村更多的赚钱地方。比如卖个什么小玩艺儿，做个什么生意啦，一转手就可能赚好多好多钱哪！这时的刘向阳，像所有刚进城的山里人一样，他被眼前的花花世界有些弄迷惑了。1995年夏，他结识了一个生意人，开始帮着人家联系到他老家办煤厂的事儿。刘向阳想的不错呀，如果这桩生意做成了，既能为家乡建设助把力，又能解决自己上大学的费用，说不定还能供弟弟妹妹上学哩！但刘向阳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做生意远比他下井拉煤要复杂得多，没几日，那个原说准备投资的人甩手不干了，刘向阳白白忙活一通不说，光中间为此事来回东借西挪花掉的就达2000多元呀！偏偏又赶上新学年开始得向学校交1000余元学杂费。两大笔钱一下集中在一起，刘向阳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一时间，刘向阳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系里不得不派人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让他好好休息，但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才3天时间刘向阳便已经回到了教室。自小饱经磨难的刘向阳没有被意外的挫折所压倒。当重新站立起来的那一瞬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干什么事必须脚踏实地，量力而行。从此，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刘向阳变了，干什么事都异常稳健，格外踏实，而且心境也显得开朗。而刘向阳自己呢，他也从教训中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发现自己很适合从事家教一类的勤工俭学，而且由于为人诚恳与热情，使他在家教中不仅寻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打工活源，而且认识了一批真正热心的好人。很快，刘向阳完全摆脱了自己经济贫困的阴影。而没有了经济压力的他，在学习上更加得心应手，他的积极参与和大胆管理又使他成为班上的班长。一切进入良好状态后的刘向阳，越来越感到自己有许多潜力可以挖掘，他把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安排，除了确保个人的学习和勤工俭学外，开始将一大部分精力用于帮助同班的贫困生摆脱命运的困扰。比如说，班上有几个贫困生总也抹不去心理上的自卑感，因而入学几年各方面仍非常吃力。他就逐个逐个带着他们在生活与学习的现实里进行自我调节训练。比如说，有位贫困生找了很多勤工俭学岗，从星期一忙碌到星期日，但仍然不能解决基本的生活费。刘向阳便带着这位同学到打工的现场进行言传身教，特别教育同学们干什么事都首先要做到以诚待人、以信待人、以实待人。学校的那些带有照顾性的勤工俭学岗位来了，刘向阳总是让给那些比自己困难得多的同学。1997年12月，刘向阳获得“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后，他除了将近2000元捐献给“希望工程”和资助刘娜小朋友外，还在本校建立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贫困优秀生基金”。这也是中国大学校内第一个由贫困大学生以个人的名义设立的奖励优秀贫困生专项基金。如今在刘向阳的身边围聚着一大群贫困生，他们一方面接受刘向阳的心理与方法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以刘向阳为榜样开展着有声有色的自立自强活动，成为山西高校内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与刘向阳相比，武汉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976111班的王国栋同学，在自己还是被拒之大学门外的不幸者时，他便成了大学贫困生们自立自强的榜样和坚强有力的后盾。看来1993年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是个不佳的年份，那一年不仅刘向阳以7分之差失落于高考的大门之外，王国栋那年也正好差了7分而未圆大学之梦。在“黑色七月”败下阵来的人是最痛苦的一族，他们既要经受自我的折磨，还得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热讽冷嘲，而且一朝失落，似乎在所有人的眼里，你这辈子的命运将从此黯淡无光。王国栋当初同样面临这严酷的现实，他因家境贫困没能像刘向阳那样走出大山去复读，却到宜昌的一个石材公司当了一名农民合同工，整天与坚硬的大理石打交道。外人不理解的是，有了稳定收入的王国栋不仅没像村上的同龄小伙子忙着盖房娶妻，而是东跑西颠地把用苦力挣来的钱，全都援助给了本村和邻近那些准备考大学却又经济困难的人。像比自己念高中时低一届的本村张祖德，这孩子很苦，4岁没了娘，5岁爹瘫痪，13岁时哥哥得了精神病。这么多不幸全给了苦命的张祖德，可小张不认命，咬着牙从小学念到高中。王国栋虽在外地打工，但对张祖德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知道的，当然也清楚小张是空着肚子在与命运拼搏。王国栋从宜昌当合同工拿回第一笔工钱往村里走时，他没进自己的家，径直去了张祖德家。一打听张祖德不在家。“到哪去了？”“上学校复读呢！”“噢，那我就去学校找。”王国栋出了张家，翻山越岭20余里，天黑才赶到学校。“这600元钱是给你的。”王国栋见张祖德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国栋，你这是干啥呀？”“没啥，你不是要考大学吗，没钱你咋坚持到高考？”张祖德感动得说不出话。在王国栋的帮助下，这一年，张祖德成功地跨进了大学门。得知同村好友考上大学的消息，王国栋似乎比自己考上还高兴，他从干活的工地专程回到村里，见张祖德后，王国栋做的还是同一件事：“祖德，你家贫，上大学的学费我包了，另外以后每月保证给你寄去100元生活费……”从小缺少亲情的张祖德，双膝“扑通”一声跪在王国栋面前：“国栋，让我以后叫你哥吧，啊？”事过一年，同村青年李兴桂考上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国栋听后很激动，他找到李兴桂：“你考上名牌大学，是我们秀水坪村人的光荣。兴桂，你家境困难，供你上大学一定有很大困难，我每学期资助你200元，算是个补贴吧！”李兴桂一直在村里读书，村上的事哪一样他不知晓？“国栋哥，你在外做苦力挣钱不易，可你既要资助祖德，前不久又帮助宜昌的一名经济困难生免遭退学，而今你又来帮助我……”李兴桂不知说什么好。1995年，王国栋除了继续资助同村的张祖德、李兴桂外，又承担了宜昌大学、宜昌师专和宜昌第一技工学校的3名贫困生的生活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叫人有些无法理解之处。有人说是不是王国栋把自己的“大学梦”转附给了他人，并以此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宽慰？可又不全像。人们发现王国栋在做工的同时仍没放弃他想上大学的念头。就是在高考落榜后的第二年，王国栋还专门从做工的工地上赶回到县城，只是在临上考场时，他听到自己的邻居邹志信上吊的不幸消息后，竟然背起书包离开了考场。有人看到他回家后就奔邹家，把本来用于高考的钱都给了邹家的孤儿寡母。不可思议。难道王国栋自己真的就对上大学无所谓了？或者他命里注定“没那个能耐”？“不！在我第一次高考受挫后，我比谁都更加强烈地想上大学，而且我同所有贫困的农家子弟一样，把上大学当做年轻时的最高理想。但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高考失利的亲身体验，我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那些贫困家庭的儿女是多么期待摆脱命运对他们的不公。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援助之手，然而却又常常得不到。拉一把，也许他们明天就是祖国的栋梁；冷一语，也许他们就成了霜打的路边草。在这决定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命运的关键时刻，雷锋精神显得多么宝贵。雷锋，我要追寻你。我要像你一样将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像你一样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也许追寻你的道路是崎岖的，也许在追寻的同时会有许许多多的失去，但我心甘情愿……”5年后，当我们有机会翻开当年王国栋的日记时，才彻底明白了几年前他所作所为的全部谜底。1995、1996两年，王国栋两度参加成人高考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然而为了继续负担起已经资助了几年的几位正在上学的贫困生，他暂时放弃了入大学门的机会，而是留在大学门外的工地上继续卖苦力挣钱。1997年，王国栋资助的6名学生均已完成或快要完成学业了，这时的他便再次信心百倍地走进考场，并以579分的全县最高分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计算机专业。但命运却与王国栋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他考完不久，他工作的工厂却因生产线改造而停产。“这可怎么好？每年3500元的学费外加几千元的生活费从何而来呀？”王国栋没有想到通过自己的捐助把别人送进大学又让他们完成学业后，轮到他王国栋自个儿进校门时却又被贫困这只可恶的“拦路虎”难住了。指望家里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为了挣出入学的学费，那6、7、8这3个月里，王国栋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天天头戴草帽、脚穿解放鞋，奔波在宜昌城区的各个工地做零活，然而当他向学校交完1000元的预收费后，已是身无分文。王国栋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没有忘记这位好青年。他原在的石材公司决定承担其14000元的全部学费，宜昌市市委、团委机关的职工们也给王国栋捐助了近2000元。更值得一提的是，曾长期接受王国栋资助的张祖德、杨朝明两位同学此时已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得知后马上尽自己所能反过来资助往日的恩人。1997年9月8日，在大学门外整整徘徊了5年的王国栋，终于迈进了大学门槛。现在他是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大二学生，并担任班长和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除了学习和打工解决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外，王国栋依然像个老大哥那样只要一有空、一有能力，就去帮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身为班长的他，已经几次组织全班同学义务为本校贫困生解难和捐资。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经济困难的同学树立了学习进取的榜样。1997年底，王国栋被团中央授予“中国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  

  2015-11-03 22:57:18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7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八章

  第八章女生“有点想哭” 1997年6月5日，北京某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前人头攒动，师生们个个神色异常惊恐地相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432宿舍的女生杀人啦！”“天，为什么要干出这等事呀？”“听说是为了家教，那家的男的欺负她不是一天两天了，她就……”正在此时，公安局的警车和医院的救护车一齐开进校园，整个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穿白褂的医生们正把一个脖子上血流如注的中年男子抬上救护车，而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则扒开人群，向楼上的432宿舍冲去。不一会儿，他们荷枪实弹地押着“杀人犯”、该校年轻的女学生B从楼上走下……这一天，校园内的万余名师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杀人事件”所震骇。他们无不为B而感到惋惜。关于B这位中文系大三的学生，老师和同学们对她都很了解，B平时学习认真，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是系研究生的送报对象，然而现在一切都付诸东流。“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惋惜声中，师生们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然而知道底细的人又似乎觉得B的这一步多少有些必然。B是个贫困生，父亲有病已多年，母亲则是下肢瘫痪，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的B懂得自己上北京读大学的不易，更明白不能再因为自己而让家里负担了，事实上窘困的家庭也不会给她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打到北京上大学的头几天，她就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奔波起来。当初她报考这座著名的师范大学，一方面是因为热爱这个专业，另一方面也多少知道这个学校的在校生是全国勤工俭学最吃香的，听说有不少人上大学时空着手进去，等毕业时小存折上有五六位数的“家底”。B心想自己不说能赚多少，但除了能把自己几年上学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挣出来外，得给上中学的弟弟那份学费也争取挣出来。为这，她经常同时身兼三四个家教，从周一到周日，没有一天不忙忙碌碌，寒暑假里更是起早贪黑连轴转。而她平时连一个两块钱的菜都不轻易吃，至于像西单、王府井那些繁华的百货商场就更不用说去上一回。B唯一想的是能尽量多干一份家教，最好是找那些既费力不多、又挣钱不少的家教。北京人有钱有势的人多得很，碰上好运气你甭多费力就能比别人多赚几倍的钱。她缺钱，家里的弟弟也在等着钱念书哩。终于有一天，她的运气来了：有个三年级小学生的家长请她当家教老师，女孩的母亲在外企工作，男的是北京有名的律师，姓彭。经协商，由B每周一、三、五晚上来教课，男主人彭大律师负责接送B，家教的待遇是每小时25元。“以后你就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你也不必客气，每次来教课时就到我家吃晚饭，啊，咱们说定了。”女主人果然爽快。更令B惊喜的那位名律师的男主人也气度不凡，在第一次送她回校的路上便塞给她一叠钱：“这700元算你这个月的讲课费，先拿着用。你们女孩子用钱的地方总是要多些。”瞧，谁说现在有钱的人没学问？看看人家大律师，说话体面、到位。更让B感动的是小女孩的母亲待她就像自己的姐妹，有一次男主人出差不在家，女主人死拉着B跟她睡在一张床。那晚，女主人跟B亲亲热热聊了大半宿，使远离亲人的B感受了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情。女主人在公司里是个不一般的角色，经常要出差。那男主人就除了负责接送B外，还担当起了做饭的家务。每次端起热腾腾的饭菜时，B总是有些受宠若惊：“大哥，下次您就别做了，我在学校吃了再来也不晚。”“不好，你们女孩子正在长身体，尽量要吃好些。”男主人那种兄长般的关怀，使B深深感激，因为B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呵护。又一个家教日。B到孩子家后才知道女主人又出差了，那大律师依旧给她认认真真地做饭，等到课讲完后他让B在楼上等他去发动好汽车再走：“外面正下着雨，你出去会淋着的。”仅仅这细微的关照，就使B内心好一阵温暖。不一会儿，他上来了，很无奈地说，“车出毛病了。要不今晚你就住在我们家吧，孩子她妈不在家，你可以同我们千金一起睡，怎样？”B想说不行，可当她看到男主人是那样真诚、恳切，她嘴边的话再也没有力量说出来。关于那天晚上的事用不着过多叙述，大约12点钟左右，B曾经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大律师一反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样，像个乞丐似的从黑暗中现身，突然跪倒在B的面前：“亲爱的B，我真心爱你已非一两日，我、我都快要爱得发疯了，求求你了……”说着，他像一头疯狂之兽扑来。B惧怕至极，又无反抗之力。“请相信我——B，我一定让你幸福，也要让你家庭摆脱贫困，我有能力做到，真的，只要我们俩好。”他喋喋不休地诉说着那“动人”的词汇，仿佛要把法庭上从不运用的那些美妙辞语熟用一遍似的。B感到全身发瘫……往后的日子，B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蒙在鼓里的女主人出差回来依然一个接一个电话地催“小妹”来上课，可B不是推说病了就是不接电话。最后无奈中她选择了辞去这个家教。然而大律师彭某照样像过去一样常来学校找她，只是不再让她去自己的家上课，而是另有“内容”。B毕竟是在校学生，她害怕这样的日子。越害怕的她越遇到了可怕的事——她终于发现自己肚里有了“情况”。“离婚，你必须离，否则我就让你身败名裂……”B有些穷凶极恶，而这正说明她内心的脆弱。律师出身的他当然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只是用简单的话语来安抚了几句。B感到绝望，她想起父母为了她上大学而双双出去借款的一幕幕凄惨的情景，以及弟弟妹妹企盼的眼光……她的血管在膨胀，剧烈地膨胀，直到那个人面兽心的律师再次出现时，她在得不到半点安抚时，那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刀带着她久积的全部愤恨向对方刺去……于是有了前面那警笛声声的场面。4个月零5天后的1997年10月10日，正当我正式接受共青团中央的这部有关大学贫困生问题的作品采写任务时，B在法庭上被指控故意伤害罪。那警笛再次响起时，带她去的不再是熟悉的校园，而是陌生的牢狱……B走了，但留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那样沉重与苦闷。那时，我就有一种感叹：女孩儿们有太多的不易啊！不是吗，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的这种感觉愈加强烈。到南方某市采访，每天安排得不能再紧了。这天是周末，团市委同志平时很辛苦，我对陪我到各高校采访的小伙子说“放你一天假”，其实倒不如说我放自己一天假。晚上独自在房间看完新闻联播就显得有些无聊，于是出了招待所门。这里邻近闹市，旁边有个电影院，门口很多青年男女。上前一看，电影院正在放《 泰坦尼克号 》，好莱坞爱情片，很有些味道。看样子快开场了。这时，一位打扮有些入时也还算得体的姑娘向我走来。“先生进去吗？这是获了十几项奥斯卡奖的著名影片，很不错的。”姑娘说。我看了一眼姑娘，淡淡说：“我已经在北京看过了。”“噢，对不起了。”姑娘退到了一边。我依旧无目的地在电影院门口转悠，想借观赏这个城市那美丽的夜景来排解几日来紧张的采访带来的劳乏。“先生，我很想看这个电影，您能不能……带我进去一起看看。”方才那个姑娘又不知什么时候走近我身边，并在眼里流露出几分期盼。“我是学生……”见我用警觉的目光审视着她，姑娘便从斜挎的小包里掏出一个证件。没错，是××大学的。这可能是一个十分想看电影却口袋空空如也的贫困女大学生，我心想算她碰上了，满足她一回吧。“你去买票。”我把一张百元的钞票和两张“大团结”交给她。姑娘高兴得飞步买回了两张电影票，进去后电影已进入那位老妇人的回忆镜头。“先生您已经看过这部片子，觉得怎么样？”黑暗中，坐在一边的女大学生轻轻问道。“单纯从商业的角度看，绝对是部超级好片，不过有几个情节从艺术角度讲不算佳作。”我应付了一句，照样只管看影片中出现的那张迷人的素描。“比如说……”她的声音，看样子真的想没话找话。“比如说那结尾，让男女主人公还重新出现会面的镜头，还有老妇人把项链扔进海里的情节处理得都很拙劣……”“天，看来我的看法不只我一个人哪！”女学生一下惊叫起来，我不知所措，因为四周的人全都把目光从银幕转到我们这边。我感到有些恼火：“原来你早已看过这部影片了！”“对不起先生，我、我是看过了，而且不止一两次……”这回她说得很轻。“看来你是个超级影迷。”我带着几分讥讽道。“如果您真不想看下去，我陪您一起出去？”“算了。”我原本以为今晚有意无意帮助了一个“贫困生”满足了一回愿望，没想到反倒给人家涮得不轻。120元干什么不行！今晚的《 泰坦尼克号 》在我的印象中更次。散场后，大概我的脸色不怎么样，于是那女学生像哄孩子似的用身子挡在了我的前面：“先生别那么感到不合算嘛，这个影片真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看10次8次也还是有收获的呀。给，您的钱还都在这儿。”这回轮到我很不自在了。清清爽爽，还是那张百元大票和两张“大团结”。“小姐你……真的就那么爱看电影？”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是爱看，但它是我一份固定的课外‘打工’职业。”女大学生说。没想到前些年在小报上看到的“某些地方女大学生陪看电影现象”还真给我碰上了。当我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姑娘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对她的采访。“其实在我们这座城市的高校里，像我这样的女学生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上电影院、录像厅‘陪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的女生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上了4年大学，干了4年‘陪看’。据我所知，有的女同学上了研究生后仍没放弃这个特殊职业。”“你指这为‘特殊职业’具体是什么含义？”我越来越被这事所吸引。“说‘陪看’电影、录像节目是特殊职业，是因为过去从没人做过，而现在我们一些经济拮据的女大学生中把它作为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怎么讲？”“您已经知道在高校中有相当部分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供不起我们在大学读书。怎么办？我们当子女的总不能逼着本来就过着不是人生活的父母去上吊吧！于是只好想尽一切可以想的挣钱办法呗。‘陪看’作为无数种打工挣钱中的一种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能详细介绍一下这种‘陪看’的形式与内容吗？”“当然。”女大学生希望给她找个能与我长谈的地方。“OK。我们到对面的咖啡厅如何？”她微笑着表示同意。坐下后她接着说：“就从我自己说起吧。我与很多贫困家庭的苦孩子差不离，只是我属于父母下岗的城里的新出现的苦孩子罢了。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到了大学又必须每年支付高额学杂费和支付每月的生活及各种其他费用。父母在国有企业下岗多年，早拿不到工资了，靠做些小买卖最多能糊个口。尽管他们也想千方百计地给上大学的我帮把力，但总是力不从心。开始他们每次在信上说是流着泪告诉我这些情况，后来干脆就不来信了。我不怪他们，知道与其让他们每写一次信就得向我忏悔一次或说那些令人心酸的话，倒不如我独自吞食这贫穷的滋味。有一天我又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如被劫，而第二天我们班里的几位女同学则已经说定到一个同窗好友家为她过生日。说好的，我们4个人每人出20元凑成80元这个吉利数，作为献给同窗好友的一点儿意思。说好的事是不能变的，可当我一摸口袋时突然紧张起来——我哪来这20元钱呀？就是把饭卡上的那些填肚子的菜费全部退出来也不够呀，再说饭卡上的钱是不能随便退的。那晚我感觉很闷气，一个人走出校门在大街上瞎逛。不瞒您说，当时我两眼盯着柏油路，真希望在路面上能见到谁掉的钱包什么的。我走着走着，突然有人一把拉住我，问我愿意不愿意陪他看电影。我当时吓得浑身哆嗦，奋力挣脱。那是个与我年龄十分相仿的男孩，他见我如此惊恐，便连说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他原来约好的一个朋友没来，手头就多余了一张票。再说一个人看又没劲，所以想邀请我。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那男孩一脸无所适从的样子时，竟答应了他。男孩一听这，简直两眼发光。那晚的电影是美国影片《 生死时速 》。影片虽然很热闹，但我却因为一直在想着怎样出席第二天好友的生日一事，根本没有记下影片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倒是那男孩不停地在中间忽一会儿问男主角奇洛李维斯除了这《 生死时速 》还演过其他什么电影，忽一会儿又大惊小怪地说好莱坞怎么可以把核武器也一起搬上银幕这一堆堆问题。出于应付，我把学校选修课上学到的有关艺术欣赏知识转灌给了这位老兄。没想到电影结束散场时，这位老兄连连说谢谢我今晚给他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电影艺术欣赏课。接着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钱票塞到我手里，说小姐算你今晚的‘陪看费’吧！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当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再也见不到那男孩子了。我拿着这50元‘陪看’费，一整夜没睡着，心想这世界真怪噢，陪人家看电影还能赚钱哟！我好兴奋，因为最主要的是我第二天可以像同学们一样地为好友送20元钱的生日礼物了！在大学两年多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这个家贫的女孩能与其他同学平等坐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最高兴的一天。从那次起，我一有空，便开始正式做起了到电影院、录像厅‘陪看’的特殊打工……”“真有那么多人像你第一次碰上的那男孩一样手中有多余的票？”我有些难以置信并且话中有话。“不。”她肯定听出了我的潜台词，便答道，“大部分愿意出钱给你买票让你陪他看电影、录像，并在最后付给你钱的人，都是些单独到影院的男人，或者是成群结队的男人。他们请你陪他或陪他们看电影、看录像，多为了一种满足感。”“满足什么？”“有多种多样……”“比如？”“比如是现在到电影院的大多是结伴的情人、恋人和一家人，他身边有你一个女人就不感到与众不同了。”“再比如？”“再比如有人文化不是很高，对一些外国片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理解缺乏水准，而我们大学生对这些问题和知识，就像给几年级的小孩搞家教一样轻轻松松。”“还有没有其他比如？”女大学生笑了：“我知道你所指。当然有了，比如有的单身男人想借机泡一回女孩，或占点小便宜什么的。”“你没有碰到过？”“碰到多了！”她十分坦率地说，“可以说十有八九是这类人。”“他们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呢？如果不介意的话能说说吗？”“没什么，因为凡是想了解我们干过‘陪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问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她此时的目光只盯着已经冷了的咖啡杯，“一般来说，这些人总怀有一种邪念。他们常常会借电影院或录像厅内特殊的场所对你动手动脚，有的人很紧张，有的人则有一种居高临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管是那些紧张的还是狂妄大胆的，看着看着，都会把手向你伸过来……”“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不算复杂，将其手推开。”“如果推不开呢？”“也并不难。你可以起身。”“可这样不就没工钱了吗？”“是没有。但我们是大学生，不是‘三陪女’。”“从广义看，同为‘陪’，很难让人区分你这个陪与现在一些饭店、歌厅里的那种陪客有什么不同——请千万别把我的话视为对你的不尊重。”我忙解释。“不会。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我们的‘陪’虽然与一些歌厅、饭店里的那种‘陪’同为一个字，但其内容和本质不同。我们只陪‘看’而不陪其他……”“难道绝对没有或可能出现另一种内容和意义上的‘陪’？你也说过凡与你们一起进电影院、录像厅的男士十有八九是想占点女人便宜的人嘛！”“并不排除。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参与‘陪看’的女大学生不是一个两个，我也见过个别女同学从开始的‘陪看’，到最后‘陪吃’、‘陪睡’……甚至把青春和学业全赔进去的。但那绝对是极少数。因为我们大多是穷苦家庭出来的大学生，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己大学学业的重要。我们可以去吃苦，可以忍受暂时的一点委屈甚至是耻辱低下的事，但我们清楚绝不能毁掉前程。所以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包括有时难以脱身的情况下竭力保全自己。当然这过程常有落泪和辛酸的事，或者有时还有无可奈何的事发生，但这难道全应该怪罪于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吗？”那晚，我遇到了两个“意外”，一个是在我采访贫困大学生过程中意外地遇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打工族”，另一个是这位女学生与我不欢而散。她说到后来情绪越显激动，到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所以不等我结账，就起身离我而去。第二天早晨她给我住的招待所打来一个电话，表示歉意。她说每当有人向她问起“陪看”的经历与过程时，她常常“有点想哭”。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有点想哭”，她在电话里给我补充了两个细节。一是她说有一次因为拒绝“雇主”提出的“陪看”之外的其他非分要求，结果那个无赖扬言要到学校给她“坏菜”，最后是她整整倒赔了500元才了结此事。她说这500元钱是她父亲下岗3年重新找到工作后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结果给她全都白白折腾掉了。“为这，我整停了一个学期的‘陪看’。但后来还是无法解决学费等其他上学所要花的钱，不得不继续重操旧业。”她说。第二个细节是，她说她的“陪客”中有一批固定的朋友，这些人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也是因家境贫穷连小学、初中都没念，而今远离故乡和家人，只身在外打工卖苦力。她说她的这些朋友平时在建筑工地没日没夜没命地干活，唯一的精神快乐是一两个月由她陪伴他们上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甘心情愿地义务为他们讲解电影中那些他们不懂或不太懂的东西，而他们也常常在我遇到困难或麻烦时挺身而出保护我。有一次几个小流氓欺负我，我的这些朋友前来相救，结果警察看他们是外地人，竟以‘盲流人员’把他们遣送回老家，砸了我好几个朋友的饭碗。每当想起这些事我就想哭……”电话的那头，我清楚地听出其抽泣的哽咽声。我久久没有放下电话筒，心里在说：姑娘，想哭你就哭个痛快吧！ 在我接触诸多的贫困大学生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女学生们要比男学生更封闭自己的经历，由于性别与性格关系，她们一般很少向一个外人谈论自己的隐秘一面，她们的自尊心也比男生更强烈，即使你跟她们非常非常贴心，甚至是她们的亲人好友，也未必都能清楚了解其全部的真实情况。记得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在多彩的生活里，女人总比男人有更多的幸福与美丽。”那么我要说，在同为贫困的条件下，女人则比男人有更多的苦水与悲怆。一个烈日炎炎的周末中午，我到离家很近的西四书店，有一辆不知从哪儿窜出的警车“哇哇”直叫，而偏偏这一日的西四十字路口交通格外拥挤，警车便在长长的车流后面使劲儿地按着警笛，那刺耳异常的声音反而令普通的行路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那警车也不是吃素的，大道走不了就向自行车人行道上挤。就在这个时候，自行车潮和人流潮出现了本不该有的骚乱，本来就拥挤的街道人流、车流开始向人行道一侧倾斜。就在这时，一件与我本文有关的事发生了：几辆自行车压向一位正在行路的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则又倒向一块写有“家教”的牌子……“哎哟哟，我的胳膊哟！”老太太拼命地连叫带喊地嚷着，等她被一位女孩扶起身时，那挤道的警车和自行车流早已过了十字路口。老太太突然醒悟似的指着那块木板做的“家教”牌：“这、这牌子是谁的？把我的胳膊硌坏了！我的胳膊直不起来了，哎哟哟……”在见有人过来给她搭把手时，老太太更加气急了，“你们帮我看看这牌子是谁的，硌伤我了哟！谁的牌子？”没人答应。“是、是我的。”那个扶着老太太的女孩慢慢吞吞地说。“啥？是你呀！难怪你这么讨好扶着我啊！走，你得陪我上医院！”老太太不由分说，拉扯着那女孩就要走。女孩却怎么也不肯走：“大妈，不是我撞你的呀，是您往我这边跌的……”“啥，我还没老花眼呢，我干吗要跌到你的牌牌上呀？你是干啥的？你拿块牌牌搁在大街上干啥？没有你这块牌牌我的胳膊就不会有事。你想溜咋的？没门，今天不给我上医院你就别想走！”老太太越说嗓门越大，引来马路上一堆围观的人。那些初来乍到没看见前面一幕的围观者都向着那老太太说话，女孩子一下成了惊弓之鸟，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站在一旁的我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便上前对老人说：“刚才我都看到了，要不是那警车和马路牙子边那么多自行车，您老人家也不会倒在这块木牌牌上，这事不能怪这位学生。”老太太一愣，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过神，不无怒气地冲着我：“你怎么知道她是学生？”我一笑：“这不写了家教嘛！”老太太还是不甘罢休：“要是大学生就更应该讲道德，噢，你们都走了，我的胳膊伤了咋整？”“那我陪你去医院行吗？北医就在我家后面……”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嘀咕了一句什么话后反问我道：“你就住在这边？”我点点头。“那你得给这个学生做保，要是我明儿个上医院查出个啥，你得负责给我治。”“行，我保证。”我给这位老人写了个我家的地址和电话，老太太接过纸条又看了看我，对那女学生说：“算你碰上了好人。”老人走后，我转过身正要进书店，那女孩冲着我哭了起来：“叔叔，谢谢您了！”“别别，这事本来就不是你的错。”我看到了她胸前的校徽：“你是北师大的？”“是。”我心头暗喜：正好本来我就想到北师大采访，这不是好机会么？“你们北师大搞家教的学生到处都是呀！”我没话找话。女学生说：“是。可人太多了也不怎么好找人家。”“你是几年级的？像是新生呀。”女学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我大二了。”“大二照例就很有经验找家教了，也不至于蹲在大街等着人家来找你呀。”“可我以前没有当过家教，因为大一时我的外语不行，就拼命学习。现在大二了，又要交学费，家里寄不来钱，所以就想找份家教……”看来我没看错，她也是位贫困生。“我发现你们这些女孩胆子都挺大的，把‘家教’的牌子往大街上那么一竖，还真像回事。”也许因为刚才我救了她一难，这位女学生大概看我不像是个坏人，所以答应与我说说她的街头求职遭遇： ……我们师大的学生差不多都搞家教，而且听说是北京高校中要价最高的，一般每小时15元到25元，有的辅导高考的还不论时间论成绩，考上一类重点大学的，给两三千元，普通高校的也有一两千元。我不像有的同学靠这家教“致富”，我家境不好，父母都下岗了，两个人才拿400多元钱，我下面还有个上中学的弟弟，家里不可能给我钱。第一学年有个亲戚借了几千元钱给我，这学年我就不想再要人家的了，借了总还是要还的，我家啥时能还得起么！所以我也出来碰碰运气。都说北师大的学生好找家教，可我觉得也挺难的。学校的“家教中心”在排队，不知什么时候轮到我。我的同学他们说直接上街“招商”快，于是我就跟着试试。这不，今天是第二天，可就两天时间我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昨天是周六，我便去新街口丁字路口。我早早等在岗亭那儿，看有没有哪位家长来找家教的。等了约两个小时，我茫然地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却不知怎样才能看出哪家的孩子父母是来求家教的。我想学街道两旁的那些摆摊的小商贩吆喝，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我喊啥呀？人家有货在旁边，不用喊也能让路人明白是干什么的。难道我也该在自己的背上或胸前贴块招牌，写上“我是大学生，有谁要找家教请前来洽谈”的一类的话，那不羞死人了！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看见了马路对面有两个男生高高地打着一块写着“家教”的大牌子，我感到自己像是傻子似的，瞧人家多有办法，你看看他们招来了好多家长前去询问与洽谈。我焦急而又无奈地一直朝他们那儿望，大概“师兄们”也瞅见了我，于是其中的一个就朝我走来。他说一看你也是来寻家教活的，问我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北师大的。他说他们是我们北师大附近的某某大学的，并说你这样呆呆地站在街上谁都不知你干什么，怎么会有人来找你呢。至少你得打个牌子，像我们一样。我一听这，脸都红了，说那不成“出卖自己”？师兄笑了，说这不叫“出卖”，叫“自我推销”。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干。我一听当然高兴，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壮壮胆。但谁知他接下来提了个条件让我退缩了：“你得向那些找家教的家长们介绍我们也是你一个学校的。没其他意思，因为人家信你们北师大的。”我一下犹豫了，说这恐怕不太行。好在那师兄并不计较，说不行就算了。他回到了对面的马路，又马上返回到我这边。“这个给你，把它高高地举起，要不谁会知道你是搞家教的嘛。”那男生把一张大大的“家教”硬纸招牌塞到我手中后转身便走。我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但双手就是举不起那块纸牌，我觉得那纸牌仿佛有千钧重。我抬起的目光正好与对面的两个男生相遇，他们向我微笑着竖起大拇指，而我更感到脸上烧得滚烫……我的头就是抬不起来，只敢看自己的脚尖，我知道一个低着头，手里举着一块大牌牌的人有多难堪。当我用眼睛的余光向对面一扫，就一眼看到那两个师兄在使劲儿挥动着让我脸朝上的手势。不知咋的，他们的手势越往上，我的头就越像支持不住似的往下沉。最后我实在像个无地自容的逃兵，扔下牌子钻到一条没人的小巷，我发现自己的脸上热乎乎地流着两行泪……这是昨天的事。晚上回到学校我又不好意思跟同宿舍的姐妹们说，只回答没找到合适的家教对象。有个女同学说你站的地方不对，新街口离我们学校太近，一方面到那儿的学生多，那一带的家长有的直接上我们学校里来找家教，所以建议我到离新街口远一点的地方。这不，今天我跑到了你们西四这儿。哪想一来就遇上了刚才的倒霉事，要不是你还不知…… 女孩子说到这儿眼里又噙起泪水，声音开始哽咽。“得，明儿我到你们学校采访时跟学工部的老师说说，先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家教。”我安慰她道。“叔叔请您高抬贵手，我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我这么笨。我、我还是想自己找……”她的脸又绯红了。“祝你成功！”我离开她后尽量不回头，知道这女孩正不好意思看到有任何熟人瞅着她在街头举着牌子的样儿。但我还是用心看到了她那副畏畏缩缩站在牌子底下的可怜样……唉，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自行车轮子突然变得沉了起来。几日后，我到北京师范大学采访，跟学校老师们谈起这位不知其名的女学生时，他们说这样的事在他们那儿简直太多了，曾经有个女学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家教却又不敢独自到雇主家去，后来又不得不辞掉。老师们说你要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给你用筐装。然而我却一直未敢提及本章开头的那位因家教惹出囚狱之罪的女生是不是他们学校的，只说了辽宁某高校一女生外出家教一去不回长达一年多的事。北师大的老师听后脸色也变得很不自然，原来他们这儿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他们有个女生在家教中与男主人关系暖昧，女主人知道后便来校大闹，最后学校不得不勒令那女生退学才算了事。“现在社会上啥样的人都有。说实在的，也真难为我们这些想挣钱的女生。”一位主管勤工俭学的老师长长地叹着气说。可不，这就是现实。某校一个女生在我保证不把她的名字“公布于众”的前提下，给我讲述了她在两年多做家教过程中所经历的“想哭也哭不出”的另一幕经历： ……我是学理科的，在学校的课堂我不敢说门门都能考个满分，但优秀则是绝对的。可我就是不会处事，尤其不会与城里人打交道。我第一个家教对象是个三年级的小男孩，特顽皮，你给他苦口婆心把舌头讲烂了，满怀期望地问他一声：“听懂了没有？”小家伙像刚睡醒似的反问你：“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两个小时的课下来，你觉得自己过去念十几年的书也没费那么大的劲，可小家伙却伸伸懒腰冒出一句：“等于没学。”不把你气死也会使你像全身散了架似的彻底失去信心。可气的是这个城里独生子还有许多坏毛病，便是贪吃，而且外加好说谎。我每次一到他家给他上课，他的父母便出门或上街干其他什么事去了。我的这个“学生”对知识从来像是不愿装进脑子似的，但对一切食物却从不拒绝，所以10来岁年纪其胳膊则比我粗出几圈。大概平时他父母对他特别节食，好东西总要东藏西放，生怕宝贝儿子长成超人。小家伙到了我给他上课时不是赖着想睡觉，就是精神格外兴奋，因为此时此刻的两个来小时中，他可以在不受父母监管下放开肚量东偷西摸地把一包包巧克力、奶油蛋糕拿出来饱餐一顿，然后等听到父母上楼开门声响时赶紧一擦嘴，趴在桌上假装看书。终有一天，当爹当妈的发现放置的食品没有了，问儿子看见了没有。这时儿子装得特别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看见也绝对没有吃。于是这时的我就会发现那两个大人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移向我。而我这个人天生易脸红，平常一件与我根本无关的事，只要有人有意无意朝我瞧一眼，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红起脸。在人家家里我的这个毛病就犯得更厉害了。每次碰到这种时候我都想向这个小男孩的家长申明，可越想申明自己的脸就涨得越红，越红脸我就越说不出话。一件与我无关的事竟似乎变成了完全是我的责任似的。有几次我像一个小偷似的在别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逃”出他的家门。情况发生后，第二次上课时，在我和小男孩俩人时我曾警告他：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行为，必须向父母说明东西是你偷吃的，而且与我无关……你知道那小家伙说什么？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怎么无关？我是你的学生呀！这个小兔崽子！我心里气得直骂，可就是没办法治他，便恐吓他说你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父母。小家伙根本不怕，反倒威胁我道：走着瞧，看谁治谁！我后来发现城里的小孩念书不一定行，但心眼儿就是比我们农村的小孩多，就连我这样的大学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事情是在这之后的一次家教时发生的。那天我的“学生”父母依旧在我给他们的儿子上课时便出了家门，而只会吃不会学的小公子就开始像不知饱受了多少天饿似的翻箱倒柜起来，真是见什么吃什么。有了上几回的教训后，这次我想先来个“狙击战”——不让小家伙偷吃得逞，于是便与他“穷追猛打”一通，硬从饿狼口中夺食……我不知那两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累得瘫在椅子上时，门外楼道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正在兴冲冲啃着芒果的小家伙说了一声“不好”，便连跳带滚地从里屋奔到外屋，装出又在上课的样。就在他父母开门的一瞬间，这个小兔崽子顺手把一只吃了半截的芒果往我嘴里猛一塞……在我还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的父母凶神恶煞似的站在了我面前。“我、我……”这时嘴里含着半截芒果的我极力想说明真相，却由于紧张而变得更加语无伦次，脸也比以往涨得更红。“好啊，说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这段时间我们家里无论有什么好吃的都转眼就没了，敢情是养了一只大耗子！”只听那个当母亲的女人尖着嗓门一边叫着一边瞪着两眼像要吞下我似的，她身边的男人也帮腔朝我怒吼起来。无所适从的我尽管当时想努力辩解，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只有眼眶里的眼泪决堤而出……那天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这个小男孩家走出来的，我只记得我回到学校时已经很晚很晚了。见我回到宿舍伏在铺上便嚎啕大哭，同宿舍的同学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赶紧过来安慰和询问，她们越问我就哭得越伤心，吓得大家不知怎么办。那次，我整整在床上躺了三天，也从此再没到那顽皮的男孩家去上课了。可是对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的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不去谋一份家教什么的你又怎么想完成4年的大学学业呢？之后没多久，我又重新在别人的介绍下找了一个家教差事。这家的小孩是个女孩，我能成为她的家教老师也是因为我重新找家教时所提出的特别条件——必须是女孩我才去，小男孩我坚决不教。可小女孩也并不就没问题呀！事情偏偏还都给我碰上了。这个小女孩是个初一生，学习还是很认真的，但由于父母对她的期望值太高，反而使得这位小妹妹学习的效果失之正常。这个女孩的家长是一对苦知青，回城后在同一工厂工作，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因此对孩子的要求格外严格，是想把当年他们没有实现的大学梦寄予女儿身上。我看他们也很不容易，吃的穿的都很简朴，但却把女儿的学习安排得不能再满。双休日两天，有半天是我给上的数学家教，另半天是另一位没谋过面的大学生上的英语家教，还有半天是家长自己带着孩子上外面的音乐辅导班，留下的半天是女孩子自己做作业，总之我觉得这小妹妹很可怜。小小年纪戴了副眼镜，说话办事都像一部已经被输入程序的电脑。很少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很少听到她说出一句属于孩童那种年龄的话语。你说学，她就打开书本；你说做作业，她就拿起笔……然后我发现她缺乏一般孩子的那种基本灵气，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的智慧之门虽然开着却没有那种吸纳的旋流与热情，相反冷漠的成分却很多。父母对她的要求越多越高，女孩的这种冷漠就越严重。我曾经对女孩的家长专门谈过这件事，但他们并不理会我，说要让小孩出成绩就得不断加压，尤其是女孩。尽管我无法同意这种观点，但当他们反问我你考上大学除了发奋苦读外，还有什么其他窍门？我想想确实除了苦学什么窍门都没有啊，而且我上初中高中时哪有城里孩子这样条件，想要什么父母就都给你准备好了，就是你还没有想到的也都为你准备齐了。城里的孩子与我们农村的穷苦家庭的孩子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想想这些，再看看我的“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我真的觉得她父母的话似乎也很有道理。可怜的小妹妹，学吧，谁让我们都是家长们的“希望”呢！我父母为了让我能实现“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希望，可以撕破脸皮跪在别人面前磕头为我借上大学的学费。相比之下，我又觉得我教的这位小妹妹要幸福得多。来吧，为了父母们的共同希望，我们努力学习，发奋学习，拼命学习，直到用尽我们最后的一点力气……又是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我觉得头昏脑涨，因为我们女孩子每月总有一次那件“倒霉”事，而一到这时我浑身不对劲，加上学校又要考试，所以那一日我特别打不起精神。想给我家教的家长打个电话，又一想我的饭卡上已快出现“赤字”，便咬咬牙上了路。我好不容易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又一步一步登上六层楼，当我费力推开门时，迎接我的竟是两张恨不得要吃掉我的脸。“你上次都给她说了些什么，啊？快说！”女孩的家长一把将我扯到几尺远的墙边，一边吼着，一边问，连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我急忙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她出走了！”我一听也着急起来：“为什么呀？”孩子的母亲哭泣着向我叙述道，说今天一早起来后，他们让女儿准备等家教老师来了上课。谁知从来大人说什么就做什么的“小孽种”今天不知哪来一股邪劲，说我不能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再用在读死书上，我要把“最后的一点力气”用在像别的同学那样痛痛快快玩一回上，说完她打开门就走了。“你说说她这个小东西哪学来的这些邪气？谁教她啥‘最后的一点力气’屁话？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心一下紧缩起来，这孩子怎么这样理解我的那句话呢！看看像丢了魂似的孩子父母那无所适从的样子，我说当务之急把孩子找回来才是。这会儿他们手忙脚乱开始又是给派出所、亲戚和孩子的学校、同学打电话，又寻思着孩子可能去哪些地方。我说分头找吧。孩子父母到那些没有电话的亲戚、老师家找，我便负责到那些小孩们常去的公共场所找。我找啊找，跑了一个公园再走另一个公园，走完一个游乐场再跑另一家影院……直到夜幕降临，再也不能在大街上看清什么时，我不得不拖着一双发麻的脚往回走，有几次差点被身边飞驰而过的车子剐倒。等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女孩家的楼梯，想叩开门看看我的学生有没有回家时，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像发了疯似的在怒吼着：“……噢，你以为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学容易吗？你知道为了给你请家教，我和你妈连结婚时买的上海牌手表都给卖掉了！”“你真是越活越不知天高地厚！我跟你爸都下岗了，每一次给你付家教的钱你知道怎么来的吗？都是我们半夜上人家饭馆澡堂洗碗拖地挣来的苦命钱哪！你这没脑子的，不好好学习也就罢了，还竟敢独自梗着脖子往外跑。好你个没良心的，从今天起，家教也不给你请了，你就天天跟着我们去打工吧。呜呜呜……”后来是不停的哭闹声和乒乒乓乓的摔打声。我知道我再不能进去了，我也没有力气再去叩开这位小妹妹家的门了，自然也不可能要回我已经教了一个月的家教费。我只记得在下楼后的回校路上，我一搭上那辆公交汽车就睡着了，直到乘务员硬将我推醒时我才发现自己竟到了这一路车的终点站。当时我全身没一点儿力气，我求公交乘务员说能不能让我在车里睡一晚。可人家说像你这样的“上访人员”应该到派出所去报到。我一听这，心里好一阵凄凉，瞧人家都把咱当成上访的了。我再看看自己那连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样，可不像个上访者么！夜，下着细雨，寒风吹得浑身打颤，孤独的我站在雨中的街心，欲哭而不能，因为我知道在这座城市还有我3年的学业，我也知道在这之后的3年中，我依然天天要面对由于生活贫困而生发出的许多许多根本料想不到的事来。………… 这位女大学生其实是位很富于幻想色彩的女孩，而生活与学业迫使其暂时将丰富、浪漫的内心世界退至遥远的一边，替代的是本不该有的冷峻与过多的刚毅。 在一个暑假里，另一所大学的10名女大学生一起来到同一家酒店打工，4天后，她们却突然集体辞职……那是一次为钱而去的冒险闯荡，但当女生们回来时却得到了沉甸甸的“无价之宝”。为这，化名李军的“我”写下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檄文—— 校园里贴满了招聘暑假工的广告。我和阿惠决定假期不回家，打一个月工赚些钱好交下学期的学费。金山大酒店的广告非常诱人，要招收相貌端正的女大学生做服务员，早晚两班，每班4小时，一班12元，管一顿午餐，小费归己。所以连我和阿惠在内，它一共招了10名女大学生。酒店内部用日式拉门隔成一个个单间雅室。第一天去上班，换上酒红色的统一服装，扎上雪白的小围裙后，老板和老板娘联合向我们训话。老板矮胖精明，一副很诚恳的表情：“我知道你们几个家里都很困难，我们决不想从你们身上捞什么，只是体谅你们读书不容易，想给大家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老板娘挎一个鼓鼓囊囊的腰包，妆化得可以立即上台演出，她第二个训话：“但出来打工就得按规矩来。第一，上班时必须化妆，脸上得时刻带笑，谁砸了客人的兴致我就砸谁的饭碗；第二，你们几个人先试用10天，每天按10元工钱，干得好接着按15元钱算，出岔子的就请走人。”我们十人站成一排，谁都避免抬头直视她那黑黑的熊猫眼，同时也试图逃过她那如刀似箭的唾沫星子。“第三条嘛，你们可是我高价请的，所以得戴上校徽来上班。”10人中起了点小骚动，我不安地偷视左右，几个同学的神色都很困惑。“对不起，我想第三条不合适。”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响起。老板娘的眼睛眯了起来：“谁说的？”我左边一个苗条的女孩子站了出来，我知道她是与我同校的法律系大三学生，一向以口才著称。“打工是我们个人的事，与我们的学校无关。我认为您这个要求对我们学校的名誉、对我们自己的尊严，或者对您和老板的愿望出发点都是不合适的。”我觉得空气骤然变得紧张了，只见老板扯了一下脸涨得通红的老板娘，笑眯眯地打圆场：“好，不愧是大学生，想得周到。戴什么校徽呀，怪麻烦的。好了，干活吧！”从早上10点干到午后2点，我们早班5个人和晚班5个人一起坐下吃饭，大圆桌上只搁了一大盆土豆炖茄子。有一个女孩子吃完后又去添了一勺，老板娘狠狠地盯视着她一口一口往下咽。结果我们剩下的9个人不论饥饱都只吃了一碗饭。第二天吃饭时，只剩下了9个人。晚班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告诉我，昨天那位师姐被老板娘撞了一下，结果打了一只碗，被扔给10元钱后“炒鱿鱼”了。我的心一沉，这工看来不是那么容易打的。饭店门口竖起了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服务。”后面一连3个夸张的惊叹号。饭店前的车马上多了起来，我们几个忙得头晕腿软，老板和老板娘却乐得合不拢嘴。我和阿惠负责7号、8号两个单间。我刚给客人上菜单，就看见阿惠含着眼泪，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我抓住她急切地问：“怎么啦？”她抖着嘴唇，羞恼地说：“他们欺负人！”我放开她，快步到8号间门口，一阵哄笑正刺耳地传出来。“到底是学生，摸一下就吓成那个样子。”“哈哈，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老子有钱，她就得来侍候我这个小学生！”“哈哈……”我想冲进去，想叫想骂，但脚却像钉在那儿……我只能使劲儿地攥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扎进手掌，有种钻心的痛。有天吃午饭时，我发现又少了一个人，是我们中间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她一直站在门口当迎宾小姐，昨天一群韩国人来吃饭，出门时借着酒兴动手动脚，被她毫不客气地甩了一巴掌，所以她也不见了。这天的菜是土豆炖豆角，老板娘不再担心我们多吃了，因为大家看上去都食欲不振。老板娘正在品评那位被解雇的“假清高”小姐：“来干活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当服务员还摆什么臭架子！没让你们三陪吧？摸摸能少块肉还是怎么的？”有人第一个放下筷子，我们也就默默地起身，却被一向“和蔼可亲”的老板叫住了：“先别走。有件事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昨天店里生意不错，客人们都夸你们气质好。我准备在此基础上再搞点儿小创新……啊，一点小改革。”他看上去犹豫了一下，看看我们这八个温文尔雅的女学生终于说，“你们也都看到了，咱们这儿的装修带点日本风格，所以我想从明天起，让大家实行日本的‘跪式服务’，创出我们自己的服务特色，怎么样？”我内心深处有种怒意腾然升起，开口时声调冷得让自己都直发抖：“那外面的招牌是不是也要改为‘本店由女大学生为您跪式服务’呢？”老板脸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了。“这只是服务方式上的改动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你昨天不是得了50元小费吗？跪式服务后100元钱赚得好轻松嘛！”愤怒之火已经在我全身燃起，我深吸了一口气，强令自己挺直脊梁，正视他的眼睛：“如果你们利用某些人以金钱奴役知识的渴望来赚钱，那是你们的事。我们并不介意为赚了大钱的小学生服务，这是用我们的劳动正当赚钱，绝无羞耻之处。但这是中国，不是在日本，所以我们不会跪下。让我们所代表的知识跪倒在你和另一些人所崇拜的金钱面前，我们更是跪不起！否则跪倒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格与尊严。”老板娘在一旁终于得到了机会，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你听听，你听听，我就知道她是碴子，非挑事不可！”我冷冷地看着她，另外七个人的目光和我一样冷峻，站得同我一样直。我知道我并不只是代表自己说话。老板、老板娘也自然知道这一点。第四天，我仍去上班，很本分地工作。他们没直截了当地叫我“开路”，只是沉着脸，不停地挑三拣四。我努力不出一点儿差错，甚至当老板娘故技重演来撞我时，我也身手敏捷地让过，没让手里的大盘小碟有一个落在地上，还能对着同学紧张的目光安抚地笑笑。就要交班时，一张七人桌该结账了。这些人看来是熟客，老板送了一个菜，还和他们干了一杯，老板娘更是眉目传情的不在话下。可结账时两个人却都失去了踪影。最老实的丽负责这桌，她微笑着报出：“330元，先生。”为首的那个大块头潇洒地一挥手：“老规矩，挂账。”起身就走。丽不知怎么处理这局面，急得直喊：“先生，不行的，您跟老板自己说行吗？”大块头“嘿嘿”两声：“他敢说不行，你让他自己去找我拿钱。”顺手在丽脸上摸了一把，吓得她直往后退，差点儿没坐在地上，而他们却扬长而去。我们冲上去扶住丽，身后却突然炸起一声“霹雳”：“谁让你们挂账的？这桌的钱你们赔！”是老板娘，她的眼神尖刻得像能割下肉来。老板不吭声地站在她身后，眼皮耷拉着。丽忙分辩：“不是的，你们看到了，我要钱了，他说和您认识，总挂账的。”“谁和他们认识？都像你这么干，我们喝西北风去呀！”我忍不住了，转向老板厉声道：“这不公平！你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事不能怪阿丽！”“啊哈……”老板的眼皮一下抬了起来，那老板娘也跟着兴奋道：“真有人打抱不平啊！要你们跪，你们长篇大套地说什么尊严，转过身就‘坑’我们，让我们赔老本！好，我们庙小养不了大菩萨，你请吧！至于阿丽，拿出330元现在就走，拿不出就给我干活去！什么公平不公平，反了！”看着他们暴跳如雷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滑稽极了，有种想大笑的冲动。事实上我确实笑着摘下小围裙，轻轻地放在桌上：“你们不值得我和你们讲什么道理。4天40元钱划给阿丽，算赔你们的。”我骄傲地抬起头，迈着坚定而沉稳的步子向大门走去。“等等。”是阿惠的声音。我转过身，她正把围裙放在桌上：“我的40元也划给阿丽，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另外6个也同声响应。当懦弱的阿丽向我们走来时，她看上去是那么勇敢、坚强。“我们8个人，4个人干满4天，是160元；4个人干满3天，120元，合起来是280元。”我的话音还未落，阿惠把50元钱塞到我手里，我感激地向她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将钱扔在地上，“加上这50元小费，330元，两不相欠！”老板的脸色难看极了，努力地想挤出一丝苦笑：“这是怎么说的呢？有事好好商量，你们一走我们怎么办？“您和老板娘可以亲自上阵，实行跪式服务！”门外的天蓝得让人神清气爽。我们8个人一起站在街道上，眼里都闪着泪光，但突然都想开怀大笑，一吐那心中久积的恶气浊气痛痛快快地长笑……假期还没有完，我们仍然会去打工，因为我们需要钱。但有一点我们却一定会永远坚守，那就是：我们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听听，这便是中国女大学生的声音。她们还要去打工，因为她们需要钱。但她们却不因为贫困而让人左右做人的尊严，决定她们命运的是知识和知识铸冶的理念。

  2015-11-03 22:55:55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6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七章

  第七章校外打工：我们欢乐，我们流泪 不跪的他与下跪的他1996年10月，郑州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生，他叫孙天帅。孙天帅确实不同一般，因为他是直接从一名普通“打工仔”一跃成为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而能使他实现这一跨越的是在一年多前的一次打工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孙天帅打工的所在单位——珠海瑞进电子有限公司的外商女老板金珍仙，突然让正在生产线上拼命干活的全厂中国员工站队集合，大发雷霆地要求每个中国人双手举起做投降状，然后就地跪下。金珍仙这样做是因为两年来，这位女老板时常要求员工们加班加点，就连春节都不让放假。1995年3月7日早，连续加班几天的一位女工劳累过度，在休息时伏在工作台上打盹。外国女老板为了惩罚这位“违规”女工，于是就有了要让全体员工罚跪的“集体教育”，并声称若有一人不从就罚其余人“永远跪着上班”。许多工人迫于无奈，犹豫中淌着泪水跪下了……孙天帅是这群受辱的中国员工之一，但就在工友们一个接一个跪下时，他却像青松一动不动地挺立在原地。“跪下！”女老板咆哮地向他吼道。“请问，我为什么要跪下？”孙天帅压住心头的愤怒，问。“不跪你就滚蛋！”“我可以走，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要控告你在我们中国国土上的所作所为！”孙天帅昂头挺胸，甩下每月1300元的饭碗，大步从那个女老板身边走过，并且永远离开了那块耻辱的地方。“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在洋老板面前跪下！”孙天帅，这位“不跪的中国人”，从此成为千千万万打工族传颂的英雄，被亿万中国同胞们所称道。1996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再次播出有关报道后，一时间孙天帅又成为热点人物。有言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在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里，在事关人格、国格面前，跪便是一种理性、道德的沦丧；在真情与亲情面前，跪便是最重的回报、最高的尽孝；然而生活中还有一种跪也是十分崇高而又珍贵的，那就是或为长远的奋斗、或为暂时的生存而跪。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一个“跪”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与内涵。“跪”字，在大学生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尊严、知识的等价，因而它更富于特殊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向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他们的许多人中，为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从事他们本不该去做的那些事。在如此一个“跪”字面前，有人端正心态，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从而摆脱了原有的种种困难而确保了学业，这样的“跪”，同样是高尚和可贵的；然而也有人则不能摆正心态，不是在“跪”字面前退缩，便是向“跪”字投降。“跪”，对千千万万个生活贫困的大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历程，那是种辛酸的无奈，那是笔高昂的代价，但同时又是自然界无法取之、只属于人的心灵之窑独自铸冶的黄金！有人一生也许不会经历一次“跪”的过程，然而对那些为了自我基本生存而去谋生的大学生们来说，他们几乎每时每事都在经历“跪”的锤炼与折磨……有位大学生告诉我，他最先在学校勤工俭学指导中心安排下当了一阵学校家属楼的水电收费员，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的活，一个月查收一次，但这位同学说，他负责的那3座楼里总有那么几户人家在他每次前去收费时说些难听话、做些刁难你的事。他说有一次上一户家里收费，那主人硬不愿如数交纳电费，理由是怀疑电表不准。那同学说电表不准与我照章收费无关，我只管自己的职责。那主人就气急败坏地把一张100元的大票扔在这个同学脸上，说你收呀！你是不是穷疯了想在别人的水电费里抠出你的学费来呀！这个同学说他当时真的被气哭了，扔下收费本从此再没在学校上岗。后来他到社会上打工，可是打工的经历使他更加饱尝了屈辱与痛苦。他说，时间一长他就明白了，因为任何一种为别人服务的低级劳动，都不可避免地碰上这样或那样的不痛快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磨难，才使得大学生的勤工俭学更为可贵。这个同学的话有一定道理。在帮助大学生摆脱生活困难的工作中，这几年各学校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通过各自的可能为贫困生们创造了大量的勤工俭学机会。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劳务市场，即使老师们把本来用不着设岗的许多地方也利用起来，让同学们去象征性地做些勤工俭学，但终究满足不了所在学校大批的贫困生上岗问题。能在校内上岗的人对贫困生来说，就像那些不用愁就有饭碗的“计划分配毕业生”一样令人羡慕，而这部分上岗的人，不管是“蓝领工”还是“白领工”，其实只占大学贫困生总数的1/10左右，绝大多数的贫困生想求得生存，争取自立，很大程度还得靠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打工。“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外面的世界也真够黑暗与残酷。”几乎每一个在社会上打工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深切体会。确实，大学生打工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接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贬值的问题。如果不是特别的走运，几乎没有一个老板会把前来做工的大学生当做有知识的人来合理聘用，而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录用你。你不是就想得到一份饭钱吗？那你就老老实实放下你大学生的架子，我这儿可以提供一份出力换钱的差事，如果你想干你就留下，你想获得身份和知识的等值工作，对不起，请另寻高就。有些修养的老板就是这样对你说。如果碰上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款，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口气了：日娘的，你以为你是什么鸟东西呀？咱这个城市里啊，硕士、博士的想刷盘都排着队，像你这样的“笨(本)科”就是给我搓脚端尿最好先自己照照镜子配不配哩！你气？那就自个儿受吧。你高傲地甩手起身回校，可这个城市不对“贫民”发放救济粮，即使发了也轮不到你这高贵的“天之骄子”。你无奈，于是只好“面对现实”而降下一个大学生的身价，去从事根本不要文化只要能出力流汗的劳工，这种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为突出。大量的下岗人员，大量的国家机关精简干部，加上大量的企业不景气，全社会的劳力过剩，使得人力资源几乎丧失了最基本的择业优势，大学打工族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同样的挑战。1998年7月的暑假前，我走进首都几所大学的勤工俭学办公室，负责此项工作的几位老师，面对多于往年几倍的假期留校学生的打工问题，长吁短叹地直摇头。一个五六千人的学校，竟然有一两千名学生假期不回家，你是管还是不管？管，你就得给他们安排活，可现在社会上的下岗人员多于想打工的学生几十倍！你不管，等9月份开学时他们都不给学校交学费，倒霉的还是学校。唉，真不知如何是好……透过这声声沉重的叹息，我们不难感受到现实的严峻。走，我们自己找活去！同学们这样说。其实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因为长长的暑假是打工赚钱的最佳时机，非万不得已完全可以不用回家，既可省下一笔路费，更重要的是新学年的学费、生活费全看这个假期的打工结果。在中国农业大学，我进行了一次“暑假大学生打工实践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0名同学中有28名非常明确地说，自己留在北京过假期的目的是为了挣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准备在假期干些什么工作？最好是某公司的商务，其次期望一份固定的家教。你打算在假期挣多少钱？越多越好，但至少必须在2000元左右。因为下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少不了这个数。如果好的工作找不到怎么办？那就只有看着办，到最后凡是有钱赚的，什么活都得争取呗。 ——上面是我和一名假期留校学生的对话。7月初，学校的升级考试刚结束，他就加入了滚滚涌出大学门的“打工大军”，几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 运气不错，有家经济小报聘我当特约组稿人。什么待遇？计件工资制。一个月能拉到2万元的指标给30％的提成，不低吧？如果我能组上一两个有偿版面，新学年的学费不就都有了！ 接完电话，我真从心眼里希望这个同学能成功，但又不得不暗暗思忖着他干的那活其实纯粹是人家榨他油水的小把戏。京城里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报刊社，玩这一类招数的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了。说得好听点儿是聘你当什么“特约组稿人”，说白了就是让当拉钱的业余广告跑腿员。我身在报社、杂志社干了一二十年，这种事见得多了，心想提醒这位同学，可又不忍打碎他的“发财梦”。果不其然，临近8月中旬，正当此书的写作进入后期时，突然有一天那位同学又打来电话，他一上来的声音就叫我非常担忧—— 老师，我上他们当了……别着急，先说是怎么回事？他、他们让我跑了整整一个月，一分钱都没给我，我自己反而花掉了200多块交通费。你说他们黑不黑？是你没有组到稿，还是没拉到赞助？拉了。我整整拉来了两个版面呢！那为什么报社不付你报酬？报社说我的两个版面应该拉回4万元，可只到位了3万元，原因是其中一家企业的经济不太景气，想不给后面的那1万元，我跑了不知多少趟找他们老板，但人家不是不理我，就是躲着不见我。我知道拿不回这1万元，前面辛辛苦苦拉来的3万元也等于白干，所以前些日子我天天去堵那公司老板的车，可人家就是不给钱。老师你说我还有啥办法？那天我整整在那家公司里等了一天，人家不给我坐，连口水都不给喝……实在没办法，最后我拉住那个经理，跪在他面前，求他把欠的钱付给报社……你，你真的跪了？真的。我实在没招了，他要是赖着，不就把我这辛辛苦苦的一个月全坑了吗？那样我下学年上学就惨透了。唉，你呀！他后来同意给钱啦？老师你先听我说。那家伙一看我跪在他面前，当时就无可奈何地说行吧，看在你堂堂一个大学生给我跪下的面上，他让我过一天去取支票。我当时一听这，简直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似的给他连磕了3个头。老师你不信？我真给他磕了呀！我当时想，磕几个头算啥，我要是得不到那几千元的劳务报酬，才是不得了的事，那下学期开学我拿什么交学费？拿什么过日子呀？隔了一天后，我早早地又到了这家公司的门口，可等了好大一段时间，就是不见公司开门。一问，才知道这个公司在前一天已经搬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上大当了，可、可我哪想到这群王八蛋怎么这样坏嘛……先别急。有一个办法可以治他：到工商局查他们的老底。我去了，人家说那老板是海口人，你到哪儿追他呀。老师你说，我、我这不是哑巴吃黄连么！可不。但在这种连基本道德都没有的人面前，当初你不该给他下跪。我有啥法？他要给我钱，就是让我跪一天也行…… 关于这位同学，每每想起他，我心头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倒是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雇他的报社念其可怜，补给了他1000元报酬。他说，现在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他争取找个家教，那样就有可能解决下个学年的基本费用。但愿老天睁眼。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某医大的小符同学。有一家青年刊物上曾经发了他一篇当“洗脚工”的短文，很有些意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约他到办公室聊聊他的打工经历。“那是最下贱的活儿，可别给我‘扬名’呀！”小符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保证不透露他的真实名字。这事不难，我答应了。“其实咱们大学生出去打工说白了就是为了赚钱，干啥实质都是一回事，能不能赚到钱是关键。我当洗脚工就是冲着这活能比家教或送小广告什么的要赚得多，另一方面我是学医的，当洗脚工自然比别人更合适。”小符其实很健谈。“北京听说也有洗脚店，你也去过？”“没有，绝对没有去过。”“为什么？你放假回郑州可以当洗脚工，可在北京又咋不干了？”“还是有些区别。毕竟我在这儿上学，真要被同学们知道了多不好。”小符笑笑，看来他还是有些顾虑，“再说，我一年利用两个假期在郑州干洗脚挣的钱够我全年学费和生活费的了，所以用不着再忙碌了。”“真够？”“差也差不了多少。不瞒你说，今年一个寒假我就赚了2000来块。”“听说有的地方开什么‘洗头房’、‘洗脚房’，其实有不少是se情场所，你不知道吗？”“有的确实是。不过我是男生，所以就不太怕了。”小符开始给我介绍他当“洗脚先生”的那段奇特而又耐人寻味的经历： ……我家其实不在郑州，离郑州还有200多里。我家这几年光景不好，不是地里收成不好，就是爹伤娘病的老有难，摊上这种情况，可想而知我在北京上大学就只能靠自己了。大一头学期最苦，交完学费口袋里剩下不到200元，我硬是被几位好心的河南老乡救着度过了那半年。第一个寒假回去，我从郑州火车站下来，走出车站一看，妈呀，什么时候郑州一下变成了“洗脚城”了？你最近几年没去过郑州吧？那可变化大了，其中最火的就是铺天盖地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洗脚房”和“洗脚城”。有人戏言：广州人爱洗头，郑州人爱洗脚，一南一北，一头一脚，中国人从此不知天高地厚了……这可能是说笑话，不过要说郑州兴起的“洗脚风”还真是一道风景线，据说现在全市大大小小有几百家“洗脚城”。当年的“亚细亚商战”，如今变成了“洗脚大战”。说实在的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也不想去搞懂它，我关心的是自己眼下怎样挣钱维持学业。我郑州有个亲戚，那次下火车后没赶上回老家的那趟长途汽车，当晚便住在亲戚家。就是那天晚上使我走上了“洗脚工”之路。那天在亲戚家吃晚饭时，电视里正在放某公司利用“洗脚房”搞地下se情被公安人员查抄的新闻，看到这里，我的那位大伯亲戚就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简直不像话，什么黑的禁的他总会改头换面给你弄出来，让你防不胜防。这不，现在又冒出啥“洗脚风”，说穿了还是老一套，搞se情呗！大伯的儿子不爱听，说那也不能一概而论，洗洗脚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才吸引那么多顾客，这也叫市场经济的产物嘛！大伯听儿子这么说就不高兴了，说你小子说了那么多洗脚的好处，干吗平时不见你在家洗一回臭脚呀？儿子说家里的这个洗与外面的那个洗不一样么。老子一听火了：说你浑小子别给我来这一套！要是你敢到那些鬼地方洗一次狗日的脚，老子就打断你的狗腿！我在一边听得就差没笑得背过气，忙对大伯说：洗脚本身并没有啥不好，只不过是不一定要到外面的“城”里去洗，其实按照中医理论，足底按摩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不，表弟是学医的，他的话有权威性。我那表哥似乎找到了理论根据，冲着老子嚷嚷起来。大伯哪听这一套，说啥理论不理论，外面他们搞的“洗脚”就跟家里的洗脚不一样？我看着爷儿俩吵个没完，便给大伯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洗洗脚消消气。为了表示对他家的谢意，我略显殷勤地为大伯按摩、揉掐了几下。“别住手，再掐掐！”大伯惊奇地冲我看看，突然叫好不止：“嘿嘿，你小子还真有两下，这么揉掐几下蛮舒服的啊！跟我说说，是不是大学校里学的？”他张着嘴，瞪大眼，问道。我笑了，说大学哪学这简单的活？那你咋掐我几把脚窝就这么舒服呀？看来大伯今天非要问个究竟，于是我只好告诉他，这就是足底按摩，人的双脚、小腿上有74个穴位，脚穴既是神经的聚集点，又汇集了人体多种神经末梢。由于双脚的反射区直接与全身神经相连，经常按摩，可以消除疲劳，另外对老年人更有好处，如泌尿病、内分泌失调等都可以通过足底按摩得以解除、治愈。大伯一听这乐了，说你今儿个寒假也别往家里奔了，留在郑州给我一天按上两回，我大伯给你工钱。我笑了，说大伯只要您老一句话，我想伺候您都怕没个福分哩。一旁的表哥这回可有说的了，说爹你这回信了吧？城里现在流行的“洗脚”就是刚才你享受的足底按摩。大伯将信将疑地问我是不是，我只好说差不多吧。不想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来神了：侄儿，我知你家贫，你在京城念大学也不易。可你是学医的，俗话说，只怕病死，不怕医富。我看就你这手上的功夫，郑州市里哪家“洗脚城”都得开门拱手相请。我表哥更来了情绪，说表弟你只要一句话，明儿我就给你找份活，你又是学医的大学生，一个月少不了二三千元工钱。能赚这么多呀？我一听像是有点天方夜谭。不过第二天表哥跟人家一谈，“洗脚城”的老板就答应了，还说干足一个班给100元，小费可以归自己。这么好的事哪儿去找呀？于是我就答应留了下来。当天下午我就在表哥的带领下去“洗脚城”报到，临走时表哥还专门吩咐让带上学生证。报到时我见那“洗脚城”的老板对我格外热情，说他店就缺像我这样有高学历的“专家”按摩师。这个表哥，他不知跟人家把我吹成什么样。表哥见我向他瞪眼，他就赶忙使眼色。我心想反正足底按摩也不是多难干的活儿，应聘了再说，真能一个月赚上千儿八百的下学年不就不用发愁了吗。我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上班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女宾部”，我哪见过那么多娇滴滴的女人们穿着浴衣浴巾在自己的眼前晃动呀！说实话，我走进老板办公室说自己最好到“男宾部”时没有说出内心的真实“活思想”——我是真的害怕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力在这特殊的环境下抵挡得住“色诱”。老板根本不同意我的换岗，说聘你来就是因为“女宾部”缺“专家”级按摩师。“小伙子，别怕，她们又不是吃人的母老虎。”老板朝我挤挤眼。可我还是感到来“洗脚城”的女人大多是“母老虎”，那些贤惠的良家妇女肯定不到这种地方。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吧，管她老虎还是绵羊，只要不少给钱就行。我下定了决心干一个寒假，反正是打工呗。“洗脚城”的程序并不复杂，客人进来后，你把她(他)引至沙发，当她坐定后先有服务小姐或服务先生给端上茶水，然后就是由我这样的“专家”上阵了：第一道是给人端进一盆用中药浸煮的药水，这药里通常用红花、蛇皮、丁香等草药调配，虽然没有特殊功效但起码能有防脚气、除脚气一类保健作用。顾客要在这药水里浸泡20分钟左右。其间我就要开始向客人介绍足底按摩的一些常识，这时一般的客人都会向你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必须回答得令对方满意，因为这种对足底保健的“精神信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客人相信了足底按摩的“科学性”，下一步你再在按摩技术上让她感受到了你讲的足底保健的“好处”，这等于你拉住了一个长期客户。如果是老客户，这一项便免了，但你得常常花更多的时间去静听她(他)向你讲述她(他)自己的有关脚或什么地方的毛病，当然你尽量得避免那种没完没了的家常闲聊，但有时又免不掉，因为这种带感情融通的闲聊也是巩固客源的重要方面。老板们特别要求我们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对我们干活的人来说就有可能麻烦从此而生。有一天一位50岁模样的女宾来了，一进门就躺在沙发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邻居的那几个穷人家如何如何地每天到菜市场上捡最便宜的菜买，又如何如何地只要她一在家便想方设法到她那儿沾好处。就因为这，她才来“洗脚城”尽量躲着人家云云。我也是穷人家出身，一听这就从心里反感这些人，所以只管干活，根本没理她茬。嘿，突然这女宾无理地把一只脚搁到我的鼻子底下，怪里怪气地问我她这脚是香的还是臭的，我压住心头之火，没有答话。她又重新把脚触到我鼻尖上，声音更加尖利地问到底是香还是臭。我火了，说臭的。不想我刚出口，那妖婆朝我就是一脚……随即就是撒泼大骂起来。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娘们儿会如此发威，呆在一边不知所措。后来老板来了，那女人更肆无忌惮地冲着老板说你今天不“开”了这小子明天就让你这个“洗脚城”关门。我另一个想不到的是，老板竟在这女人面前唯唯诺诺地连说了一大串“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那片市区的工商管理局的“局长夫人”，难怪老板如此怕她。不用问，我第一回当“洗脚工”就被扫地出了门。表哥本事挺大，没过两天就又给我找了一家“洗脚城”当差。这回我也长了心眼，碰到上面的那种宾客就有心无心地跟着瞎聊呗，反正并不影响手上的赚钱差事。当“洗脚城”的按摩师其实并不是件轻松活，一扎进去就是十几个小时。老板为了多挣钱少花费，尽量少用人手，所以我常常这个没干完就去应付另一个。女宾们本来就比男宾事多，加上进洗脚房的女人不是有权有势，就是有钱有脾气，稍有怠慢，便会出些麻烦。由于老板们都愿意抬出我的京城名牌医大学生的身份，故有意欺我者后来渐少，倒是另一类宾客又让你左右为难。女宾中不乏一些有钱的“贵夫人”，她们有时也会出些难题让你难办。如有个女宾是某企业的总经理，离婚的单身女人。她几乎每天都进“洗脚城”来享受，有几次我接待，大概服务还算到位，她便塞给我200元小费。之后她每来必要求我专门为她服务，这种情况本来也属于正常。但后来就出了新情况：有一天她突然给我打电话来，说因为单位工作忙，不能到“洗脚城”来，问我能不能到她家去服务。我说老板有规定，不能去。她便说本来是可以来的，就因为脚脖子扭伤了，活动不便，希望我去按摩按摩，后天她要出远门谈生意。既然这样，我一想救人一难算积点德吧，于是同意了。我没有自己去，是她派车来接我的。富人到底不一般，她的小别墅足够住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里面的陈设更是我只在电影电视里才见到过的。女主人的脚确实扭伤了，有些肿，但不算太严重。我自然拿出看家本领为其按摩，女主人斜仰在沙发上，看上去极感舒服。在我为她按摩时，她几乎一直是闭着眼的，只是嘴里吩咐我“左一点”、“右一点”。她又说话了：“……往上一点。对，再往上一点。”我照着做。“好，挺舒服的，小符，再再往上一点……”她仍然在吩咐，嘴里不停地发出那种我从未听过的“哼哼”声。我的手停住了，并且身不由己地在剧烈颤抖。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于是便直起身来。现在可以毫不掩饰地说，当时我确实有些不能自主，但理智终于占了上风，所以非常坚决地对女主人说了声：“对不起，我、我要走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幕想起来仍有些恐怖的场面：那女主人一反往常的温文尔雅，像一头发怒的母狮，抄起沙发上的枕头，向我扔过来，随后又是小桌上的那只咖啡杯也向我飞来……“你这个小毛驴，给我滚！滚出去！”后面那一幕是我的狼狈，现在我都想不起来是怎样跑出她那个别墅，又怎样回到我打工的那个“洗脚城”的，总之我为此连做了几夜噩梦…… “后来呢？”这回是我问对面的“洗脚工”小符。看得出，有过那段“洗脚城”特殊经历的大学生仍在他那魂不附体的噩梦中沉游。许久，他恢复了常态，向我露出那学生特有的稚嫩，“后来……我还是在‘洗脚城’干，老老实实地干。”他脸色微红地朝我笑了笑，解释道，“其实当‘洗脚工’通常情况下还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女宾部’。不过有了上面的那一回，我每次干活时只敢蹲着或是跪着为宾客卖力工作，却不敢多抬头往上看……”有意思。这是个甘心情愿下跪的特殊“打工仔”。“那个假期在‘洗脚城’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最主要的还是赚到了可以让我下学年踏踏实实上学的钱。”小符的内心充满阳光。他悄声告诉我，“现在郑州还有些我的固定客户，她(他)们平时常跟我通通电话，希望我假期回去再为她(他)们服务，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人，因为那是我的‘财源’。我甚至想过，如果以后毕业分配困难，干脆我也去开一家‘洗脚城’。中国人的脚病太多，足底按摩又确实能保健人嘛。”真是一个灿烂的“跪”，我由衷地为小符欣慰。“流浪手记”武汉冶金科技大学的程鹏同学，在迈出校门的几天时间里就饱尝了一个“打工流浪者”的辛酸与甘苦。为此，他写下了一篇“现代流浪手记”—— 我一向相信，以为天下之事，只要其志坚其事必无不可为。于是，暑期已至，我便开始计划：地点——北京。当此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年代，不可能像鲁宾逊一样在孤岛上练打鸟学钓鱼。现代所谓生存能力，乃指在人与人的社会中求生之能力。而首都千年名城，早就心所向往，且北京、武汉距离合适，正是理想之地。时间——1996年7月15日——当然，我很想写下“暑假结束”，但犹豫了一下，留条后路给自己，记为“能坚持到的那一天”。准备—— 一包换洗衣服，100元人民币。既是考验生存能力，100元有作弊之嫌。但初去陌生城市，无亲无友，身无分文，要想立刻有活干，想必也难。1996年7月30日昨天下午6时乘38次空调特快驰离武昌，北上京城。一个包，100元，一丝迷惘，一丝亢奋，我壮士不回头地踏上了流浪之路。火车经过20小时运行，下午两点抵达北京西站。走出西站，阳光普照，人流熙攘，只觉全身乏力。一少女走近来，游说我到“西双版纳”旅馆歇脚。“干净的床铺，有热水澡，大彩电，每晚只要15元，包你满意。可以先去看，不愿住你就回来，我们免费让你搭车……”经不住少女的殷勤，看一看未尝不可，我上了拉客的中巴。少女给我一张写有她姓名的卡片，要我交给旅店老板。原来，她的工资是以拉客多少来提成，一卡一人，老板照卡计薪。中巴七拐八折，到了所谓“西双版纳”，并非热带丛林，而是地下森林，又潮又冷——地下室是也！曲曲折折，深不见底，乃防空洞改建，军转民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由此可见。我暗暗心惊，此地如何住得！却听堂上吵吵嚷嚷，原来有人不愿住店，欲搭车返回。老板并不强留，但要收来回车费20元。那老兄忙道原和车站掮客说好免费搭车，再说就算收费，只几分钟路程，哪有这样贵的道理。老板冷笑一声，少说废话，要么住店，要么给钱。几条大汉一旁摩拳擦掌，更添威慑。无奈，那老兄忍气吞声要求住店。如此一来，我等想走之辈亦乖乖住下，地头蛇可惹不起。却又涨到了25元一人，无人敢表异议。当然，掮客的许诺并未完全落空。热水澡是有的，但好不容易等到空位还要冒全身涂满香皂而突然停水的危险。彩电也摆在堂上，可惜据说昨天刚坏。又脏又潮的被子当然不敢用，和衣而睡。1996年7月31日找工作自然要仪表清爽。一早起来，洗漱完毕，换上干净衣服。买张《 北京晚报 》，一面吃油条一面寻找招聘信息。一看之下，都是招聘白领，更有经理、主任之位招贤纳能，我是“流浪者”，显然只能出卖劳力了。且先不管，难得上京，逛逛再说。在前门下车，远远望见天安门。在宏大的广场中一站，自觉渺如沧海一粟。广场周围有不少身穿白汗衫、头戴草帽的当代祥子。三轮车后座张个凉棚，乘客坐上面逛游广场风物，优哉游哉。当然，价亦不菲。洋人多有乘者，据说有的还要调换位置，过过脚力车夫瘾。王府井距天安门不远，据闻乃商业界最繁华所在，也许会有活干，先去瞧瞧。行来，也不过一条购货街，不如想象中发达。再去哪里？正茫然无计，忽见一饭馆橱窗上赫然二字“招聘”，摸摸渐薄的口袋，鼓起勇气，推门而入，曰我应征。老板为一浓妆中年女子，问我会干什么，炒菜？我答不会，心想炒鸡蛋倒是拿手好戏。那好，我们缺个拉客的，你干过没有？我说没有。没关系，能应付外国人就行。要把老外拉来挨宰，我自知难以胜任——不是心疼老外钱包，是叹无此能力。暗自懊悔英语学得马虎。老板又递过菜单，要我以英文读之，瞠目结舌，于是道声打扰，保持姿态出门。后来又试过一家牛肉面馆，结局更惨，只得冷冷四字——不招男工。晚上在一家小旅店住下，钞票将竭，躺在床上，寻思着明日到哪儿去试试运气。1996年8月1日奔波一天，到处碰壁。劳务市场都要求持有北京市劳工证件，我乃盲流，无人敢用。吃毕晚餐，全身8个口袋仅余两毛钱。终于成了名副其实、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为此还喝了瓶啤酒纪念——更是壮胆，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意)。天色早暮，得找个地方睡觉。走到了北京车站，广场上黑压压一片，躺倒不少人。顾不了许多，最后两毛钱买张小贩专售露宿者的旧报纸，往地上一铺，头枕包袱倒下。一天跋涉的疲倦袭来，眼皮渐沉。恍惚间忽觉口袋内异动，豁然惊醒，刚好见只黑黑瘦瘦的爪子缩了回去。却是一干瘦青年，平头黑衫，左瞧右瞅，回避我的逼视。不再理他，坦然再睡，活该偷儿倒霉，遇上我这个穷光蛋。1996年8月2日早晨在冷风中醒来，但觉腹中空空，不知早餐如何着落，记起在“西双版纳”时，同屋一打工仔说崇文门有个黑劳工市场，黑者，非法也。没法，只有当一回黑劳工了。果然是非法场所。十字路口这儿一堆，那儿一群，一望而知全是打工仔，神色间躲躲闪闪。偶有雇主来招工也不宜张扬，而是混在人群中，看到合意的就悄悄招走。此地所以禁而不绝，是因为来此打工者都无劳工证件，工资远低于合法劳工，所以虽然人色混杂，常有事故，但雇主图省钱，还是有不少人来招工。站在路旁，我做贼般心虚。路人那冷冷的眼光实在难以消受，已坚持不住，有一人凑近我，悄声问我可愿做杂工。我可谓绝处逢生，也不谈判，跟了就走。心想侥幸，也许是我看起来没有别人那种俗气憨气，所以有此运气。老板乃矮胖汉子，油光光的肥脸上长着两颗闪亮的小眼。一起被雇用的还有个张家港青年，与我年岁相仿，攀谈之下，颇为投机。他姓阮，资格比我老多了，在北京已混几年，以前在小饭馆炒菜。厨师打杂，实在是屈才。他说只因不久前被炒鱿鱼，一直找不到活，为生计只好自降身价，是干不长的。我亦称自己是打短工，并告诉他我的计划。他看着我，瞪大眼，像看一个疯子。“大学生出来流浪打工？可笑。你是还没尝到苦头……”他武断我的结局肯定是悲惨的。回想几天经历，火车站那许许多多打工仔疲惫的身影，落寞的眼神是如此清晰。我叹口气，世界的确并不轻松。一路上，知道老板经营小饭馆并兼做夜市小吃，老板又说，第一个星期试用，没有工钱。穿过若干胡同，来到老板家。又窄又挤的小院放满大盆小盆，几无插足之处，盆内装满红红白白的东西，一股腥臭扑鼻而来。老板说红的是猪肺，白的是猪肠，都是夜市小吃“卤煮火烧”的原料。马上开工，首先洗涤内脏。我忍住恶心，开始冲洗。老板娘看了一眼，马上喊停，嫌我太过精细，“后面活还多着呢。”于是给我示范。拿起那内脏在池中荡一下，再在水龙头下一冲，“这就成了，照样来。”联想到在学校时常光顾的小吃摊，多半也是这种货色。一边干活，一边发誓以后再不去吃。然后串羊肉串，老板娘又演示如何串法才能使肉看起来多其实并不实在。我刚一试，两只手给调料咬得麻痒难当。中午1时，开出饭来，清汤寡水，得，对付着吃吧，早就饿得很了。吃过饭，只小歇一会儿，老板带上我和小阮奔赴小饭馆，一下午洗碗、扫地、擦桌、端菜，动作稍慢便挨两句训斥。想我堂堂大学生，竟受如此窝囊气，几次想发作，但终于忍住，并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自慰。人来人往，天色渐黑，终于空无一人。“好了，关门。”老板一声令下，我们如释重负，舒口长气。“晚饭不忙吃，抓紧时间去夜市。”老板又传指令。于是便马不停蹄，回小杂院把各种家当搬上三轮车。小阮在前面蹬，我在后面推，老板骑摩托在一旁押车。到崇文门夜市，立刻卸车、装棚、抬桌、拎桶、支锅，惶惶然，茫茫然。别的摊贩亦相继到来，我们两名新手，手脚明显比别家熟练伙计慢上一拍，又招来老板脸色，被呼来喝去。夜市食客多，吆喝拉客、擦桌洗碗，比之小饭馆更辛苦几分，真如绷紧的发条，不得一刻松懈，又累又饿。11点，食客渐稀。老板招呼我们：“自己装碗火烧，吃了收工。”这就是晚餐！望着那食客们津津乐道的杂碎，想着这是如何洗出来、煮出来的，我早已无一丝食欲。受不了！辞工之意立坚，小阮也有此意，他悄悄嘱咐我：“明天再辞，否则今晚不会让我们过夜，那太冤。来吃吧，别想那么多，其实味儿倒还不错。”硬逼着自己吃下半碗，装车收市。宽阔的大道人车稀少，雪白的路灯把我疲惫的身影拉得老长，耳边只听见沉重的踩车声，我想，是该回头了。回去又支撑着卸车、洗碗。老板让我和小阮挤一张床，“将就将就，以后再安排。”以后个屁！躺在床上，我们暗骂老板心黑，这样玩命干法，铁人也扛不住。小阮说他初中毕业就拜师傅学炒菜，来北京已3年，当过厨师，干过配菜，打过杂，还在夜总会调过酒。要是能回头，他说会继续念书。他很羡慕我，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像他这样漂泊打工，只看到现在，看不到未来，很无奈。他唯一的愿望是拥有一家餐馆，自己来掌勺……我们聊着聊着，抵不住一天辛苦，沉沉坠入梦乡。后记：第二天，我们辞工。老板似乎早有预料，不动声色。小阮说老板占了便宜，他又会去招黑劳工，再辞再招，他可省了不少工钱。小阮继续去等待更好的雇主，我则想方设法混上火车，靠帮乘务员打扫车厢，得以搭车返校。几天经历，恍如一梦。日记里的“故事”大学生们的“打工日记”是我整个采访中，为自己的“日记”而记得最多的内容。这些材料用不着任何文字修饰，都是些听后叫人夜不能眠的动人故事。下面我抽出几篇，向读者奉上——5月13日。北京。林业大学。今天与任忠诚、芦建表、崔建国、彭作文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贫困生，聊他们在北京打工的经历，听后既为这些同学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在社会上打工中的遭遇而同情。他们的不屈行为与忍耐精神叫人敬佩。瘦小的彭作文，来自贵州山区，是位苗族后代。如果不是出自他亲口之言，你很难相信这个瘦小的大学生竟从初一开始便当起了“学生打工仔”。边远贫困的山区没有像城里那样有那么多的工作可做，小彭说他“因地制宜”在当地收破烂。中学的岁月里，他除了上课，就背起竹箩子，顺着崎岖山路，边吆喝边背着书本到小镇和乡下挨家挨户去收破旧东西，从小到一块狗骨头、一支牙膏壳，大到几吨重的大铁墩，凡是别人不用了的又可以换钱的东西，他都收过，甚至连死人的“金牙”，活人的头发。他说他最倒霉的一次是走了几十里路收了满满一大箩的旧货，在过江时被洪水冲跑了；他说他最高兴的是一次有个倒闭的工厂让他收走了全部的旧铁器，一天挣得了500元。小彭说，到北京上了大学，他再不能像在家乡那样背着竹箩去走大街串小巷吆喝了，但他必须比上中学时更卖命地去挣钱，因为现在的一年学费要比过去高出好几倍。他刚到北京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听别人说倒车能赚钱，于是他从同学那儿借了70元钱，在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早早起来，从清华园出发赶到石景山那个京城最大的自行车倒卖黑市场。那儿的人真多，也真杂。黑车车主见小彭过来，便向他推荐了一辆半新不旧的车子。70元一辆，要就赶紧拿走。车主对小彭说。小彭说你让我看看再说么。车主说你这么慢吞吞的，说不定转眼警察过来我们俩人谁也跑不掉。小彭一听这就赶忙掏钱。回到学校，他便在校园内把车往旁边一搁，靠着树边贴出一张“广告”，那上面写出一行字：“本车转让。100元。”这招是高年级的老同学教给他的。小彭说他第一次卖这黑车时特紧张，怕有人发现他是新生，而新生刚到校哪儿有车“转让”？车，后来真的卖掉了，100元出手，净赚了30元。小彭好高兴，30元对一些人来说，还不够吃一顿快餐，抽两包烟的，然而它对小彭却是实实在在的好几天饭钱哪！小彭说他一共倒了三辆黑车，后来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让倒这样的车，他的此项“业务”就此停止。小彭后来就干起大学生最普遍的家教来，他说他是新生，不懂行情，只对钱的数字清楚。一次他见几位家长围着几名外校的学生在讨价还价，那些家长雇主说每小时给15元，学生们则坚持要20元。小彭一听急了，便上前将一位雇主拉到一边，说我只要每小时10元。那人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朝他瞪了瞪眼，说你捣什么乱，像你这样的冒牌大学生就是白教我孩子也得反收你“时间浪费赔偿费”。小彭把学生证掏给人家看，人家说，讲你“冒牌”也没多少冤枉，一个刚进大学门的新生跟中学生有什么区别？小彭气得心里直骂那人，可骂归骂，“生意”还是落空了。后来他回到学校天天注意起那块专贴各类“招聘启事”的牌牌。这回是有家影视公司要找几个群众演员，小彭心想这活不成问题，“招聘”上说的一天给60元，蛮不错。小彭很有些组织能力，很快找到几位同是经济拮据的同学，在与那个影视公司讨价还价谈定后，第一个星期天一到，他们不到清晨5点便从学校出发，赶到指定的拍摄现场。那是冬天，很冷，可小彭他们还是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但一到那儿，影视公司管事的人改口说只能每人每天给40元劳务费，而且原来说的下午允许回校上课也不行了。几个同学非常生气，拒绝参与拍摄。那公司的人鼻子往上一扬，说你们不就是一群想吃饭又口袋里缺钱的大学生！想走就走，有的是像你们一样想赚几个学费的穷学生么。与小彭同去的几位学生见对方成心欺负人，便昂起头走了，只有小彭和另一个同学留下了。几天干下来，到该拿钱的时候，那个公司的老板却只给小彭他们一天24元的劳务费。走，我们不给这些黑心肠的王八蛋干了。同学拉起小彭的手就走。可小彭好不情愿地一路跟同学念叨：24元就24元么，干几天就能几个月不愁么。小彭的同学一听这话，气得好长时间没理他。我对小彭说，你的同学大概认为你穷也得有个穷志气。小彭说这理我也知道，但光有志气没有钱有什么用？我们这些贫困大学生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缺钱就有可能失去学业，失去了学业何谈志气、志向？我说那也不能任人欺负宰割。小彭说，人家欺负宰割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大学生在所有打工族中是最廉价的劳力。真正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会去干这样一类临时性的劳务，只有我们既要上课又想抽空赚一把的穷大学生愿意去做，那些老板们比我们要精几倍，他们不从我们身上刮油水还上哪儿去刮？小彭的话有一定道理。现在当林业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的崔建国是我碰到的所有“大学生打工族”中命运最好的一个——因为今年本科已毕业的他被学校学生处看中留校工作。对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农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就是件不易的事，而上完大学能留在学校且是在北京的大学，可就实在太少了。仅凭这一点，崔建国的脸上该很灿烂了。再过一两个月他真的可以摘掉那顶戴了足足十几年的“贫困生”帽子，而成为中国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职员。也许正是这原因，崔建国显得比其他同学更超凡地看待昨天的自己。“其实我们大学生打工在多数的时候是在出卖自己，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掩饰的事实：你既然想从打工中获得金钱，那么掌握金钱的雇主就从商业与生意的经济角度来使唤你，这期间很少有你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除非你付出了雇主认为等价的劳动，否则你就老老实实低下头，听任别人的调遣与指挥，干你必须干的事。”没钱有时就得低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不管你想不想照它，它都存在。崔建国并不为昨天的自己而悲哀，他认为既然是打工仔，吃苦是情理中的事。打工是为了赚钱，而吃苦的经历常比赚钱更可贵。家在黑龙江海林林业局的崔建国，在小学三年级时便没了父亲。1985年，效益不好的林场又让他的母亲下岗。崔建国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担子落在母亲肩上。15岁那年，崔建国觉得自己不能再让母亲一人扛起全家的负担，便擅自辍学，瞒着家人，跟着一帮成年人们到了牡丹江的一个建筑队打工。当瘦小的崔建国出现在工地时，那些叔叔伯伯们不忍心让他动手千活，他却急出了眼泪：我是出来赚钱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干？没法，崔建国说，大人们最后让他搬搬砖，洗洗菜什么的，总之他留在了工地。月底，该发工资了，小建国跟在别人后面来到会计那儿，领了150元工钱。他高兴极了，因为这证明他可以帮妈挣钱，为家里出力了。他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了，于是拿了钱就直奔邮局……焦急万分之中的母亲见到突如其来的汇款，没敢歇脚，便赶到了牡丹江。母亲在工地上见到儿子后的那一幕，崔建国终身不忘。因为收到钱的母亲不仅没说儿子一句好话，而是边哭边举着砖头追着要打他。“家里就是穷得只剩下一口粥也要供你上学”——崔建国把母亲当时的这句话嚼了不知多少遍，从此他再不敢违背母亲让他读书的誓言。重新返校的崔建国学习特别刻苦，成绩直线上升。考大学了，该报什么志愿呢？那么多熟悉的大学名字可以任其选择，但崔建国说他没有选，原因是报考那些熟悉的大学，可能断送他母亲和全家人对他的全部希望。必须绝对的成功，崔建国知道多少年来母亲和全家人为了支持他上学所付出的一切，就在此举。他甚至不敢设想一下他的不成功对一个贫困的家庭将是怎样的一种毁灭！填志愿的手在发抖……最后他选择了一个不很熟悉的大学——中国林业大学。理由很简单：收费低，录取分数线也低些(几乎占一半的贫困生在选择大学时都将此作为首要考虑)。崔建国如愿以偿，他的高考分数高出林业大学录取线80分，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没报更好的大学而惋惜，然而崔建国想的是只要考上，其他的根本不重要——对一个经济困难的苦孩子来说。大学的路，从一开始就曲曲折折。入学后的崔建国比谁都心态平静地接受了打工求学的现实。但由于对学习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所以他把能养活自己的挣钱机会放在假期的打工上。崔建国说他不像别的同学那样见什么活来钱就去干什么，结果常常鸡飞蛋打。他善于挑选那些在有些人看来是来钱不快的工打。这种工，通常是苦力。崔建国坦然对待苦力活，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最稳当的赚钱机会，因而也是大学生们最适合的假期勤工俭学的机会。他这话肯定受到不少人包括同宿舍同学的异议，可崔建国有自己的观点：大学生更多的时间是学习，不可能用很多精力去研究、挑选那些既能多赚钱又少出力气的工打。苦力工是永存的活，随时随地都可找到，具有大学生招牌的人去谋一份苦力，就更加容易得到。与其为虚幻的目标浪费宝贵时间，还不如一箩一筐地去沙里淘金。崔建国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去看待问题，去面对打工。寒假，节日连节日，中国人一轮又一轮的“吃战”再开烽火，崔建国又一次来到他曾经去过的和没有去过的餐馆刷盘洗碗。从晚上7点到10点，工作非常简单，把前厅服务小姐端来的一叠叠盘碗一只只洗刷干净。看起来是谁都会干、能干的活，但最后留在后厨的并没有几人。崔建国总是其中的一个，然而操作计算机运用自如的他，却并不是刷洗盘碗的常胜将军。从在后厨站稳第一刻开始，你就是一台机器，腰永远是弓着的，双手像正旋动的飞轮……有一次，崔建国直起身时却瘫在了地上；有一次，他需要解手却不能，下班后肚子连疼了几天；有一次，中途老板让他搬过一叠洗好的碗碟，结果发麻的手没托好，老板让他用3天的工钱赔了那些打碎的碗碟。就当这么一个“机器式的工具”，崔建国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要挣满500～600元的寒假收入——为这目标，他说可以忍受一切。暑假，那是贫困生最企盼的打工好时光。北京这几年夏日格外炎热，城里人又流行喝矿泉水和纯净水。于是乐煞了那些生产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厂家，于是定点定时送水成了京城又一种销售行当。大街上，到处可见各种小面的、三轮板车的送水大军正汗流浃背地穿街走巷。崔建国加入了蹬三轮板车的送水队伍，这是只有小公司才会采用的推销手段，也只有小公司才更需要寻求打工的假期大学生。一旦上班，那是全天候的，吃住都在公司——其实通常是在一间又闷又潮又无电视与像样床铺的大库房内。客户既有宾馆，又有普通百姓，24小时值班，必须随叫随送，耽误一个客户将罚你10天工钱，除非是神经有病你才敢那么干。崔建国说他在午夜两点给人送过货，当他进那个客户的大院时，守夜的门卫非让他拿出身份证明。“大爷我求您放我进去吧，要是回公司我还得来回骑两小时呀！”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崔建国带着哭腔求人家，可人家就是不让你进：“现在啥事没发生过？我放你进去，哪家丢了东西我找谁？”崔建国真想蹲在地上哭一场，可你敢半夜放声哭？那巡警会随时出现在面前，之后的麻烦事就更多。把眼泪咽下肚子，该干啥还是去干啥，谁叫你找的这份工！一桶矿泉水送出，洒下半桶汗水在大街……临近开学还有5天，该同老板算算总账。“给，1500元。怎么样，没吃亏吧？一个来月，就拿司局级的工资待遇了！”老板手拿几张钞票在半空摇晃。换了一个人样似的崔建国已经对那工钱早失去兴趣，末后他对老板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你太黑了！”谁知那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小老板咧着大嘴，乐道：“我知道你是傻大学生才聘的！欢迎明年再来。”崔建国说，他听那位只有初一文化的小老板一说，自己都苦笑了起来：可不我们是傻大学生嘛！这天，同学们谈得无拘无束，像是诉说那些遥远的奇遇。只有一个同学始终没有开口，我总觉蹊跷，在离开林业大学时仍不得要领……5月19日。北京西郊。中国农业大学(东区)校园。今晚是中国农大的一次有关特困大学生问题的工作会议。学校领导白天打电话约我参加，晚饭过后我正要出发时，电话里传来了林业大学××同学的声音，他说他希望有时间与我单独谈谈他本人的一些情况。“行啊，今晚我正好到你们学校旁边的农大……”这几天我正为那天的蹊跷不得要领而思忖呢。好机会来了，我当然求之不得。这一晚，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我见到这位同学的第一句话就问他为什么那天不愿讲，他说他作为特困生的情况在林大知道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再以“耻”为荣了。“开始我把自己在外打工的不幸遭遇讲给同学和老师听后，他们都流下了同情的泪，后来学校或学生会每开贫困生会议或向新闻单位来人介绍情况时，一次又一次地让我讲，起初我还行，但时间一长我就有种像个‘展览痛苦专业户’似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所以后来我一般不太愿意再向外人讲自己的事了。再说，我已经习惯和理解社会对我们在打工过程中的某些并不公平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是外地人嘛，在上大学之前我连小城市都没去过，我老家在陕西汉中的大山里，啥都土，说话方言又重，言行举止更是一副土相。虽然上了大学，但这些骨子里的土气改不掉嘛，你出去在北京这样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谋生求职难免出些洋相，难免冒土冒傻，人家说你几句损你几下你感觉好像很委屈，其实有些人家并没有说错，只是你自尊心强，要脸皮，显然感觉自己是大学生，不该受这种待遇和耻辱。但是换一种角色去理解别人的做法可能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不会那么感觉是受到了难以抚慰的屈辱。”他的开场白令我有些吃惊，说这样话的只能是那些饱受了辛酸、误解和屈辱然后又在这种苦水中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做到。顿悟，是某种意志和人格力量的升华之后方才拥有的精神境界。无疑，这位同学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大悲大彻。“没错。正是有比别人更多的不幸，我才更不愿老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对你作家同志也一样，我不希望你的作品里出现我的名字。你能答应吗？”话到嘴边，他仍然不忘自己的准则。在我肯定之后，他终于开始讲述那些听来近似小说化的事，“我是96级学生，学贸易专业。家里贫穷不用多说了，总之你能想象到的我家都存在，你想象不到的我们也有。城市里不会相信现在还有人家几个人合穿一件衣服、全家人合盖一条被子的事，但我们那儿不光是我们一家是这种境况，村子里比我家还穷的也有。山村嘛，一是交通不便，二是分了你地老天不长眼还是两手空空。政府的救济只能解决暂时，却管不了一年365天。这样的地方能考出个大学生自然不易，我应该是幸运者。但因为穷逼的，所以我这个人总认为自己也不怎么高尚，来北京读书多半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家里偏偏又没那么多钱供我，于是只好打工谋生。学校一个月发56.5元补贴，只够一个星期的伙食，其他3个星期你不打工吃啥？学校安排的‘白领工’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抢都抢不过来，再说即使给你安排了也最多刚好解决吃饭问题。我人穷心高，想的总与别人不大一样，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下命运。我想既然我从一个连裤子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考到首都北京来念大学，那为什么就不能再努力一把彻底甩掉头上的那顶贫困生帽子呢？路有几条，靠学习也能摘贫困帽，但这条路只对那些天赋特别好的人铺着，一般的贫困生由于家庭和原先学校教育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想靠拿奖学金‘致富’并不容易。那么剩下的只有去靠打工了——我自然也只有选择这条路。但即使同一条路也有不同情况，一是你勤不勤，二是你有没有忍耐性，我觉得我这两点基本都做到了。正是因为我做到了这两点，所以我在打工中受的苦和难也多于别人。跟你说句实话，同学们现在一提起外出打工就头痛，或者无可奈何的样，可我不一样，现在要有几天没出去就觉得有些坐立不安。为啥？惯了，打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内容。除学习之外，我的大学生活内容就是打工。打工为了学习，想学习下去不打工就没办法，两者已是密不可分的同一起步点。管勤工俭学的老师可能对你说了吧？我在全校‘打工族’中最大特点是我现在对北京城内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你们北京本地人。信不信？我可以向你保证，老北京人知道的哪条胡同哪个寺，我也知道。老北京人不知道的哪座立交桥哪片新区，我也了如指掌。一点不是吹牛。快两年时间里，我已经骑坏了几辆自行车，可以说走遍了整个北京城。你问我打什么工这么到处跑？送货、发单子呗，不过这是最初的活。后来我一直为某广告公司拉广告，除了上课外，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碰到快要到手的广告时甚至连课都偷偷逃过。没法，你可能跑十天没谈成一个广告，好不容易有些眉目了人家约你一上班就去谈，你不能说等我上完课再去吧！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最难受，一方面你要集中精力跟人家谈成，另半个心你想着落下的这一课会不会补得上，两者你都不能放弃，你心就特累。然而真正累的还不在这里，落下的课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开夜车什么的补一补，在与广告客户谈判时你就可以集中注意力，这样你可能把课也补上了，生意也谈成了。但下面突然冒出来的事却令你无法容忍：在你准备按时去到广告客户那儿取回支票、回来向公司老板汇报业绩并依照讲定的条件按比例提成时，你发现什么事都与你不沾边了——公司老板早已派人瞒着你取回了支票，本宗广告业务一切与你毫无关联。你愤怒地找公司老板，老板说正式签约必须由法人出面才算数，你拿学生证人家肯给你钱吗？流氓。你除了说这一句外，其他的无话可说。你找到原先与你洽谈的广告客户，人家回答得体面又切实：我面对的是你们公司，不是哪个具体人，再说你们内部之间的事我管不着，也没那份闲心。气死人。除此你还有啥招？受骗、劳务纠纷，这在我们大学生打工中常见。你高举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人家说可以呀，但我这儿就这么做，你愿干就留下，不愿就请便，像你们这样想找活的大学生满城都是。老板们说这种话时连个唾沫都不吐，通常情况下你只有忍，只有让自己百倍的真诚去感化那些商人的良知。我现在还在广告公司谋职，我没有告诉你具体是哪个广告公司骗过我，就是因为我还在那个公司干，当然后来是因为我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老板，他后来一直收留我做他的业务员。他用他的‘理论’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商人特别是广告人的眼里，一切都有可能是原先设计好的陷阱，要不就没有‘奸商’这个名词了，也可能我的公司早已歇业。这个老板属于‘奸商’一类，但多少他还有真诚的一面。我留下来一直干到今天正是认同他这一点。“其实打工作为一种劳力与金钱的交换，它明显是商业行为，既然带‘商’，难免有‘奸’。但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很多受气的事并不与这‘商’有关，而纯粹因为你是一个打工仔的低卑身份所决定的。”他谈起这方面仍然难掩激动，“我干的拉广告活，说有多辛苦就有多辛苦，我一个外地人在短短一两年内对北京那么熟，就是因为我用心去跑出来的。只要一出校门，一天蹬着破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跑上十几个小时是属于‘正常工作’。北京是首都，政治影响大，每天三四百万外地流动人口又确实给北京人带来不少头痛的地方。北京人‘欺负人’多少是被逼出来的。有一天，我和班上一位同学借了两辆单车跑活，骑车路过南郊火车站前时突然有辆红色轿车向马路边靠，我在自行车道的最外面，为了躲让轿车，不得不向里靠了一下，可偏偏马路边有位老大娘在行路。我同学躲不了又把车头转向我这边，于是我只好刹车停下，车头正好碰了一下从后面靠过来的那辆红色轿车的车头。其实轿车根本没一点毛病，但因为我和同学土里土气的穿着和满口难听的方言，使得开车的那个北京人和周围一群围观者把我们当做了两个‘可恶的盲流’看待。一句话：赔！我和同学自知像半个‘盲流’，并从以往的经验得出与本地人打架，再有理也十有八九是输家，便老实地问赔多少。500元。那从轿车里出来的人本来样子就吓人，他这一张嘴，早把我和同学给惊呆了。500元！我们哪儿去弄500元？再说凭什么拿这近似天文数目的巨款呀！500元算个屁，你知道我要进一次修理厂花多少吗？轿车主人冲着我们说：不赔可以，那就跟我到一趟交警队。那人力气真大，拎起我们的自行车就要走。交警队哪是我们去的地方呀。我和同学一边说好话一边求情地拉住自行车。‘小子，怎么着？想耍赖？’那人挥拳就向我们打过来。‘你怎么打人？’我和同学急了。可人家根本不理茬，说就打你们这号专门到北京来捣乱的盲流。这话对北京市民太有煽动性了，刚才还是围观的人一下变成了同是谴责我们的力量。我们被一阵乱哄哄的折腾后，发现手中的自行车不知到了哪儿去。‘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有人一喊，我当时有一种被救之感。可是没有想到警察的出现使我们更惨。那个轿车主人原来与那警察都很熟，围观的老百姓也能对警察叫姓唤名。‘撞坏了人家的车就该赔钱么！’警察的第一句话这样说。我的同学忙分辩说我们是为了躲一位老人，再说也根本没有撞刮轿车。‘小兔崽子……’那警察抡起拳头就朝我同学打去。这一幕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愤怒地冲那警察说，你怎么能打人？他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把手向我扇过来，我一躲，正好落在我的脖子处。那警察不甘罢休地冲我说：‘欠揍？’这时，围观的人也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我们两个外地盲流，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刚才我们为躲她的老太太也在骂我们。当时我真感到这是个什么人间世道？一阵乱哄哄之后，警察扬长而去。我回头一看，不仅自行车不见了，就连我们出来拉广告的那些材料全都没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我知道丢了那些东西就不光是我们白白辛苦了好几天的打工，而且连赔都无法赔的大事呀。车和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啊！问围观的人，没一个愿意告诉我们。我只好求冤家——那个开轿车的人。他还是一句话，赔不赔？我知道今天的事是难过得去，就乞求他说我们是大学生，身上没钱，求他饶了我们。那人说，那你们身上有多少钱？我和同学赶紧掏口袋，直到口袋底掏空，才总共拿出了50块钱。那人大概见我们真的是穷光蛋，就说这回算你们运气，捡了个便宜。我最关心的还是自行车和车上的东西，便拉住那人请他帮忙。他说你们去派出所找警察。于是我们就跑到200来米处的派出所，找到那位向我们动手的警察。他若无其事地问我们赔钱了没有，我们说赔了。他出门远远地问那轿车司机，在得到肯定回答后，就说车子在后面，你们自己去拿。我们进派出所里头见自行车和车上的材料都在，心里总算落下一块石头。出派出所时我有意看看那警察胸前的警号，这家伙鬼得很，马上瞪大眼睛冲着我嚷嚷起来：小子，想怎么着？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怎么着，可心里闷着的气出不来。当天夜里，我在学校写下了一篇日记，平时我从不流泪，可那一天我的眼泪就是断不了，把记的日记都模糊了……”“你当时应该去告那个动手打人的警察。就是现在，还可以做。”我愤慨地说。这位同学摇摇头：“我当时没有这念头，现在更没有。你一定不解。其实问题并不复杂。我理解北京人对外地来京人员的某些不满情绪，这中间确实有一部分外地来京人员做了不少让北京人反感的事。我作为一名外地来京读书的大学生，理念上需要我用另一种心态平衡北京人与来京外地人之间的某种不协调，并以自己的所能来调整这种关系，而不是成为另一种关系的催化剂。”他的打工磨难与收获，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的所得。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一代大学生们才能做到。我想我和所有北京人都应该做些必要的反省。这位同学最后还告诉我，大一那一年，他的内心世界时时“惊涛骇浪”、“大波大澜”，现在他越来越心平气和，对贫困、对打工，他都能应付自如。身为学校学生会“自立部”副部长的他，决心用自己的心理历程告诫与他一样贫困的同学，要勇于面对现实，平和心态，这样才能做到学习、打工两不误。真是语语落金。“送花人”的心境明朗朗有一天，英俊潇洒的中国新闻学院郭建伟同学，也因为生活需要走出书斋，去干一回不是甘愿想做的但又必须做的事。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当回“送花人”之后，竟然心境也变得明朗起来。他因此用心记录了这个过程—— 看看表：21点15分，我早到了5分钟。按了门铃，退后两步，我静静地等着。轻嗅着艳红的玫瑰花的芳香，一边思考着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门开了，走出一个秀发披肩的年轻少妇，两眼疑惑地看着我。她背后的客厅里，一支蜡烛慵懒地闪着白光。我感受到了她的孤独。我的耳边迅速响起电话里的那个声音：“……我远在异国……我们没有什么亲人……”心翻滚起来，我知道自己被感动了。这都是一瞬间的事，事实上，她刚用眼睛打量我的那一刻，我就屈臂抱花，上身稍稍前倾，彬彬有礼地问：“您是王珊女士吗？”她点了点头。“生日快乐！”我说，把鲜花递过去，又补充道：“这是永远爱您的周先生对您的祝福。愿幸福永远伴随您！愿美丽永远伴随您——这是我们‘邦彦鲜花店’对您的最诚挚的祝愿！另外，这是我个人的礼物。”说着，我把一张音乐卡递过去。她轻轻地打开，红光闪处，“生日快乐歌”轻快地响起来。她的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希望‘邦彦鲜花店’能经常给您带来快乐！”我说，鞠了一躬，向楼下走去。“谢谢你，送花使者！”她在背后大声说。送花使者！我是送花使者！谁能知道32个小时前我还是一个为工作而愁闷的人呢？我从东长安街踱到西长安街，看着太阳逐渐由苍白变得红润，我的心也像气候一样渐凉起来。其实，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时可以看到红纸黑字的“招聘启事”，显出诱人的机遇。但我无论如何也冲不破心理的阻碍——你如果像我一样第一次为了生活而出来找工作，你就会了解这种仿佛是将要偷窃别人似的心情。我在好几个写有“招聘启事”的店里转了又转，始终没有勇气开口。但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太阳已经开始了沉没。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径直向着“邦彦鲜花速递店”走去——我刚才已经留意了它门上贴的启事：招聘员工两名。“邦彦鲜花店”面积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大理石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欧式枝灯，约有膝高的玻璃柜上摆着许多大肚细颈的花瓶，各种各样的花错落有致地插在瓶内，芳香四溢；靠门侧处有一个空空的大冷冻箱。店的一角，有一个独脚高凳，一个30多岁的男子正坐在上面写着什么，他的身旁，卧着一个米黄色仿古电话机。看见我进来，他停下来，温和地笑着，看着我。我感到了自己的热血一下子全涌上了面门。“我看到了你店前门上的招聘启事，而我正需要这份工作。”我说，并迅速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他认真地看了看证件说：“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的血再一次涌上已经热热的脸。“你从前干过吗？”我摇了摇头。他沉吟了一会儿，“你可以先试用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你住在店内，和我一起吃饭，但每天只有8块钱。怎么样？”我点了点头。“那么，你现在就进入试用期了。”他说，“有些事应该说给你知道，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信条，我们开花店的也有自己的讲究——把花送到顾客手里，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送花的功夫在花外——你送去的不是花，是你的真诚，你要给顾客带去一片温馨！这就要求你的语言、你的行动处处都要体现出文明和热诚。还有，你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雪中送炭是真诚，夏天送炭则是蠢举。这两点你一定要牢记……”他摇了摇头，我知道他省略语的含义。他接着说，“弱肉强食，竞争的原则里没有怜悯。兴衰成败，在于各自的经营。全国花店现有7000家，北京城的这类店也是遍地开花，我不想刚刚开张就被淘汰——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他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宣武区的地理。”他扔给我一份地图，又补充道，“你应该练习一下站功，最好保持立正姿势。”电话铃响起来，他接了电话，对我说：“我现在去送花，你守在这儿吧。”他把我的证件放进衣兜，包扎了一束鲜花，骑上摩托走了。我保持立正姿势，双手捧着地图，开始诵记北京地理。我很快感到腿麻木，心跳加剧，大脑也沉重起来，汗水不可遏止地向外涌。10点钟，我终于能说出宣武区的每一条街。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休息吧。”他拉出一张简易折叠床，从玻璃柜旁的一个纸箱里拿出一条被子，扔给我，走了。我落了门，躺在床上，感到浑身酸疼，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送你一束鲜花，带给你一份温馨，仿佛充满了浪漫，又有谁知……唉！我觉得刚刚睡着，听到他在门外的喊声。我拉开灯，刚4点。我迅速穿好衣服，收了床，打开门，他正站在门外，昏昏的灯光下，我看到雨正淅淅沥沥地飘。“一个公司8点钟要200盆花，你和我一起去运。”他站在门外说，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中型货运车等在那儿。上了车，车子径向城郊开去。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一个花圃。有个小伙子正等着，看见老板，埋怨道：“大哥，你怎么这么慢！”老板也不回话，对我说：“快点搬！”进了一个房间，才知道是温室，一盆盆的花正整齐地摆放着。装好车，老板的弟弟也要去，我便被安置在后车厢里。车疾快地向前驶，冰凉的雨没头没脑地浇来，我却仿佛没有一点感觉。送花归来，老板买了两个盒饭，边吃，边教我剪枝、配束、包扎。9点后，电话铃开始不断地响起，老板又骑着摩托忙去了。我就在店内练习剪花、包花。到了晚上，疲惫不堪的老板对我说：“再有电话要送花的，你去吧。”我第一次的任务，就是给留法的周先生送他预订给他妻子王珊女士的生日礼花。灯光明亮。脱下龙袍，撤去神秘的光环，北京完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我没有心情观赏这夜景，我在焦急地等着公共汽车，许多等车的人也在引颈翘望。车终于来了，打开门，人群蜂拥着往里挤，似乎没有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我突然奇怪地想：“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们抢购粮食是不是也这样紧张？”回到店里，老板似乎已等得不耐烦，“怎么这么慢？”他问，不等我回答，又说，“喏，再跑一趟，刚才来了一个电话，说他妈住院了，他不能回来，让我们送一束鲜花安慰一下老人家。”老板给我讲明了路线，把包好的花递给我说：“记住，送花给她的时候，你就是她的儿子！”我是她儿子？我有些不明白，但又有些明白地上了路。费了很大的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地方。问了护士长能进去，我便向301房走去。我的双腿灌了铅般地沉，脑袋似乎也要胀裂开来，我觉得我也该住院了。轻轻推开病房门。房里共4个床位，3个空着，1个床位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靠着一个枕头半卧着，看见我进来，疑惑地看着我。“我来看您来了。”我说，“我是‘邦彦鲜花店’的，您儿子余先生现在不能回来看您，但他非常牵挂您的病情，希望您早日康复。”老人不接花，喃喃地说：“不能回来，不能回来……”眼里慢慢地涌上泪水。我定定地看着老人，眼睛也要潮湿，连忙说：“您真像我妈！”老人诧异地看着我。“我妈呀，想我哥时也像您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笑起来，她说，‘母子是感应的，我这一流泪，他不是也要伤心吗？’”老人擦了泪，露出了笑容。我们开始聊起家常。房间里慢慢地充满了温馨。我渐渐明白了老板几乎每天连轴转却乐此不疲的原因——我带给别人快乐，自己自然欢悦；我也明白了花市走俏的根源——鲜花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性植物，当它走进人们的生活中时，代表的实际是一种纯洁、真挚的感情交融。那天的打工日记我只写了一句：在为别人带去快乐时，我们自己也会有快乐。 其实不只是郭建伟有这样的感受，学外贸的李华同学体会更深。她有外贸与英语的双优势，于是假期她选择了到一家洋公司打工。面试的那一小时里，李华觉得自己的精神城墙已经无力支持。但这之后，几乎从来没有人管她，只有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与她为伍。重复而简单的程序：每天守候从大洋彼岸发来的传真，然后迅速翻译、整理成中英文两种文本交经理室。整洁而宁静的办公室，可以任何时候洗热水澡，可以24小时享用热冷空调，一日三餐有专人送达，你做的只需坚守岗位，准确无误地完成传递信息。坐在转椅里的李华，忍不住想起自己远在广西瑶寨那个破陋的家，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想起与自己同窗多年却因没考上大学而早早出嫁的同村小芳……她似乎又踏上了回家的路。“你怎么回事？传真到这儿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却仍在机器上……”主管小姐礼貌而不失严厉地斥责道，“知道吗，就这一个小时的耽搁，就使我公司两笔期货没有及时出手而蒙受数十万元的损失！”李华全身都在颤抖：“您、您……怎么处罚我都行。”“是用你那张尚未拿到的大学毕业证书？还是广西的那两间草房？”主管小姐严肃而又真诚地明确告诉李华，“我原谅你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个与你一样的苦女孩。但你应当明白一点：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人们并不真正同情弱者，要生存得比别人好，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实力来自何处？那便是一丝不苟的顽强工作精神与奋斗精神。”李华觉得这一番话，可以抵她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她开始懂得美好是怎样产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生是怎样完美的……她不再把一台计算机和一台传真以及那豪华舒适的环境看成简单的工具与理想中的梦幻，她意识到所有眼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在共同构成一个决定生死存亡的战场，而她自己是整个战斗中的一个小卒，必须勇敢、谨慎并且聪明地勇往直前。那一次，别人都下班了，按规定她也可以回校给父母写一封家信，但似乎那一天有一种灵感告诉她在大洋彼岸有一场决战正在酝酿。她留下了，直到午夜时分，传真机“嗒嗒嗒”的响声证实了那边已经开始的新一番酣战。快快，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主管，告诉总裁……终于两小时后在一个夜总会的大厅内，李华完成了她的传递信息职责。“李小姐，我代表公司向你表示感谢。由于你的积极负责，使我公司赢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我再次向你致意！”当总裁把一个红包和一束鲜花送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李华感受到了什么是付出与收获。事后，她把红包的一部分寄回了家，而把那束鲜花长久地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寒冬里，有我们热腾腾的心又一个寒假来临，那些家境好的大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企盼同千里之外亲人团聚的那份冲动。有人开始疯狂购物，有人开始卷起铺盖，有人把读完的书本抛向空中……过年了，回家过年了！每一个寒假，带给学生们的是彻彻底底的放松和痛痛快快的喜悦。但是，每一个寒假，又是将近1/10的在校大学生们一年中最难受的时刻。他们更想与远方的父母团聚，更想回家看一看地里谷子是否已收割，那头老黄牛是否还能拉犁，但他们回不去，他们口袋里的钱买不起一张几十元的半价火车票……喧沸了一学期的校园，此刻变得格外静寂。那片片飞落的树叶，像是为同情而滴的泪雨，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孤独。食堂的师傅已熄灭了锅灶，老师也因热腾腾的火锅吸引而不出家门，长长的宿舍通道里只有几个孤影在小心翼翼地炊煮着那盆没有油花的方便面……唉，贫困生的贫困与惆怅，只有此时此刻才显得更加突出。过年了，谁不想家！过年了，我们倍加思亲！“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团委要组织我们去公园卖彩票！从1月26号到2月4号10天时间，每人每天给50块钱！”“真有这样的好事？”“谁有闲心骗你？消息绝对可靠，这是团中央学校部跟北京东城区民政局谈妥的事。”“这么说，这个春节我们既可以像北京人那样天天欢欢喜喜地在公园庙会上度过，又可以高高兴兴地挣上一笔？”“那还用说。快准备准备，明天就要战斗啦！”“乌拉，我们也要过年啦！”这一天，北京的几所高校里再一次响起热闹的欢呼声。他们都是有家回不了的贫困学生，他们都是感到仿佛要回家一样兴奋的边远地区来的大学生。旭日，带着淡淡的朝霞从地平线升起。京都的寒冬呼啸着刺骨的北风，地面上散落着一块块发白的冰碴。当京城里的北京市民们还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安歇的时刻，一队队身穿绿色军大衣的年轻人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公园门前。那是一支“彩票大军”，那是一支给这个城市的春节制造欢乐与色彩的青春近卫军。“原地踏步——踏！”“一二一，跑步——走！”也许是太早了，公园里根本没有行人，但他们必须每天这么早准时来到，否则就是“贻误战机”。怎么办？运动是驱寒最好的办法，于是绿色“大军”吼声震天。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步骤，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第一次的临战竟如此惊慌失措：方才还是静静的公园，转眼变成了人山人海的庙会世界。“买票！”“买票！”“快给我一张！”“我要10张！10张嘛！”“这里，接我这里！”“我在前面，先给我买！”“……”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谁也想不到北京人如此疯狂。谁也没有领教过“上帝”的厉害。“我买10张怎么少了两张呀？”“不对，应该还找我五块，你少给了两块。”某同学犹豫片刻，似乎没有少找人家呀。“怎么，我还会黑你？”“你想贪污不是？”“上帝”原来并不温和，一旦不依其愿就出言不逊。小张一数，少了20元。他摸不清头脑，一脸苦相。“同志同志，你能保证买票后就中奖吗？”有位女“上帝”提的问题出奇。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像遇上了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的数学题。“说呀。到底能中奖还是骗人的呀？”女“上帝”又在尖着嗓门叫唤。“怎么会骗人呢？当然能中奖么。”同学中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那我买10张。”女“上帝”把手伸过来。“下一个谁买？”“慢着！”突然，女“上帝”冲到前排，“你说能中的，为什么我就没中？”“这能赖我吗？”寇晓庆同学觉得好笑。“当然赖你。你给我赔20块！”“凭什么？”寇晓庆和同学们还从没听说有这样不讲理的人。“凭你刚才狗嘴里吐出的话！”“你怎么骂人？”“骂你又怎么啦？”女“上帝”变成了一个泼妇，“有本事你说说你们怎么把能中奖的票自己藏兜里的……”无中生有。岂有此理。但是成千上万的“上帝”竟那么愚昧地相信了，于是彩票场一片混乱。“不能这样下去，否则我们的任务别想完成。”现场指挥召集同学们紧急磋商，“这样吧，暂时让寇晓庆同学退给那个女的二十块钱，或者赔给她十张票……”“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干！”寇晓庆想不通。“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几十万张票卖出去，它涉及捐给残疾人的几千万元款项能不能从我们手里筹集的大事。别这么着。寇晓庆，我现在命令你去做！”寇晓庆板着脸，极不情愿地做了件违心的事。这回女“上帝”乐开了嘴巴在笑：“中了！我中奖了！”她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中，提着一袋化妆品离开现场。回眸时，这位女士给了寇晓庆和同学们一个美丽的飞吻，寒风中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无奈地苦笑起来。彩票本来就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编织的美梦，而卖彩票者则是帮助这两类人实现他们各自美梦的那道虹桥。“虹桥”边的故事太多又太奇妙。一日，经济系的几位“战斗队员”正全力以赴抵挡巨澜般的购票者，忙乱之中竟然发现放钱的小盒不知到了哪儿去。“这可怎么办？”同学们个个吓呆在原地，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应付这“残局”。管钱的小A先哭了，领班的小B也背了气。“完啦，彻底完啦！少说今天卖了四五万块钱吧？我们五个人摊罚平均也是一万多块……你他妈的干什么吃的！”烈性的小C举起拳头正要朝管钱的小A屁股上狠狠揍去，可他的手突然停在半空，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小B目瞪口呆：“他疯啦？”“啥？小C疯啦？！”小A等哭得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仿佛世界的末日已来临。小C还是收不住地疯笑：“你们说我疯了，哈哈哈……我真疯了呀。大家往小A屁股底下看，快看呀——”于是全体“战斗队员”朝小A的屁股底下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全疯啦：“哈哈哈……”原来，那只钱盒就在小A的屁股底下牢牢地被他坐着。其实，所有参加那次“彩票战斗”的同学都有体会，那最紧张、最闹心的并不在卖票的“前方”，而是被“好运”冲昏头脑的领奖人。你看看那些蜂拥而来的“胜利者”，仿佛他们一中奖后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不管你说什么和怎么说，他中的如果是自行车奖品，他就把所有认为可以挑选的新车全选上一遍，只要挑出有一点点毛病，就会无情地扔下还给你。如果是一件小小的电锅、毛毯一类日用品，她到手后并不认为事情就完了，她要先试一下，如果不合其心意，即使领回家后她第二天照样拎回来让你换。不换？那你就得费上两场辩论以上的时间直至你口干舌燥，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换了才罢休。“……虎年，就在我们劳累了一天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时悄然而至。醒来时，来不及细细琢磨新的一年有什么美好愿望，就赶着去应付新一天的工作了，甚至同窗好友聚在一起也忘了互相道一声新年祝福——我们完全没有了过年的概念。但请别以为我们因工作而变得麻木，丧失了热情。相反，卖彩票的战斗越继续下去，我们的热情就越高涨。因为每一位领奖者的一声道谢，就是给我们的一份肯定与尊重。记得有一个下午，我们正要收工时，一位中学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来领奖。儿子要浅蓝色的自行车，但现场却没有这种颜色的车了，那位爱子心切的教师央求我们给她找一找。看到眼前这位因操劳过度而满头白发的园丁，我们几个人便从堆积如山的货场一辆一辆地给她找，终于找到了领奖者想要的浅蓝色车。当看到银发如雪的女教师带着她的儿子满意归去时，我们真感觉自己很伟大，因为我们又高尚了一回！”邬维国同学用他充满激情的笔，记录着1997、1998两个春节间的上千名留在首都的贫困大学生们度过的那段难忘的寒假。 

  2015-11-03 22:55:04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6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六章

  第六章校园上岗：留下我们的羞涩与光彩 越过那道无形的门坎“你怎么啦？”“没什么……”寒假归来的同学们都在宿舍里又说又笑地嚷嚷着，可高德水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刚过去的一个学期是他进大学的头半年，这大学门进来时，他就深深感受到了“圣殿”真是太难入了，不说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子弟考大学有多难，单说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为了凑那几千元的学杂费便可“一夜白了少年头”。高德水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幸运地当时得到家乡洛阳的一家公司义助就有可能失去迈进“圣殿”这一步。那时高德水确实得意过一阵，因为整个洛阳的上万名考上大学的学子中，有许多也是贫穷家庭，但全县被资助的只有两名学生，他高德水是其中的一名。能不得意吗？第一个学期每月有保障的150元这笔资助的奖学金，虽然有时使高德水也感到手头有些紧，但丝毫没有那种“有了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这学期可就不同了，一切都得靠自己。高德水早已从几位最低生活水平的“穷仔”学友那儿了解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上大学，每月一般生活费在200～300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呀？高德水十分清楚自己那个只种几亩薄地的家是无法供得起这巨额费用的，但在放寒假时他还是期望在新学年开学时能从家里带一笔至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学业费用。可是老天爷就是不长眼。大旱造成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且不说，因为姥姥过世母亲悲伤过度而一时疏忽造成仅有能变钱财的几头牲畜死亡殆尽。高德水记不得他上大学后回家过的这头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眼前一直浮现的是临离家时母亲颤颤抖抖地给他钱时的情景：“儿啊，妈知道你上学要吃饭花钱，可家里实在拿不出，这50元还是你爸借来给我治病的……”高德水哪敢接这样的钱，他是孝子，说什么也要让母亲留着这笔钱去看病。但等到他上了火车后才发现，母亲还是在他书包里装进了30元钱。高德水就是带着这30元回到了北京的校园。30元，加上学校发的每人每月的几十元副食补贴，高德水掐来掐去也觉得不可能维持最基本的大学生活。有件事他从来没跟人说过，那就是他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天开饭时，别人都上了饭堂，而他却躲到了厕所——他不是去拉屎拉尿，而是去看看……唉，他真不想启口，因为这事太有点那个了。还是说吧，穷人的事本来就已经没啥面子可掩的了。他说当时突然想起了上高中时的情形，那时他也没钱，一天的伙食费压缩到一元以下。有几次因为没了钱他就跑到厕所，因为那些粗心的同学们总常常不小心在蹲坑时把口袋里的菜票掉在旁边，甚至掉在坑内。他穷急了就乘没人时从坑边坑内捡起菜票冲一冲就去用。现在是大学，同学们不用饭票使饭卡，但在上厕所时掉钱扔钢镚儿的还是大有人在。高德水没路可走，却想通过“重温”中学时的“厕所之道”来解燃眉之急。然而那天偏偏同学都很“精明”，他高德水从厕所出来时一无所获，不过后来他说亏得这一无所获，因为否则以后总感这是自己大学生涯里的一件难以洗刷的屈辱之事。日子还得过，学业总得完成。高德水在走投无路时走进了学校团委，他听人说那儿正在筹建一个勤工俭学指导中心，是专门帮助有经济困难学生的。“我们的工作刚起步。如果安排你上学校的北楼打扫卫生你愿意吗？那儿原先雇的临时工走了，正好需要人。”老师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每天早晚扫两次，一个月100元你看行不行？”“行！”高德水一听每月有100元的收入，他连半点犹豫都没有。事后他说当时就是老师说给50块一月让去掏粪挖沟都不会打个磕，“有饭钱了我就可以把学上下去，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天什么时候起的床，高德水现在还说不出个准点。“反正把老师分配的楼道卫生打扫干净后，我又回去眯盹了好一会儿才听起床号响……”他说他起这么早一方面是第一天上岗心里特别激动想把事情做得让人满意些，另一方面也免得同学们看到面子上不太好看。但后来高德水打扫楼道的事还是让同学们都知道了，于是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他，更多的人则向他投来惊奇的目光。不管是羡慕还是惊奇，高德水从此就成了学校的一名校内勤工俭学正式上岗人员，并由开始的承包扫一层楼道到承包三层楼道，月收入固定在300元左右……1998年7月，高德水顺利完成了4年大学学业，以优异成绩被家乡的著名国有大企业——洛阳拖拉机厂接收。在大学生勤工俭学的庞大队伍里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中，高德水既不是最突出的一位，也不是第一位“吃螃蟹者”。“勤工俭学”这4个字也许自人类有大学起开始，它便同步诞生了。不说远的，从第一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严复、蔡元培留洋求学时当码头工，到新中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在法国做工求学以及毛ze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等等传世的故事里，“勤工俭学”早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而载入史册。至于在外国，总统的儿子到饭店刷碗，大富豪的千金去游乐场当招待员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在上大学时就当过几年的勤杂工。共和国成立后的新一代中国大学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那次著名谈话后，也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热。然而过去的这些“勤工俭学”更多的意义，是出于对大学生自我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人民翻身做主后的新中国大学生上学，一直延续了“上学靠国家”的制度，他们不用为入学后的生活而担心操劳。那三四十年里，我们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入学吃用国家包，毕业出来由国家分配，所要费心的就是好好听课用功。然而“并轨”后的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先不说一年几千元的学杂费令多少经济贫困的学子和家长们措手不及，单单上学后的吃饭问题就让学生们愁死了。学校有限的“奖、学、贷、补、免”常常仅是给那些本来就不愁吃穿而成绩又好的学生“锦上添花”，至于学习基础本来就差、又要顾这愁那的贫困生们就只能“雪上添霜”，苦苦挣扎。高德水是94级大学生，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算得上勤工俭学大军中的前驱，但作为一名当时“并轨试点”学校的贫困生，作为由学校出面安排和特设的“贫困生勤工俭学岗”上岗人员，他属于今天千千万万上岗者中的“先行者”。既然是“先行”，便包含着先于别人的勇敢行动，又有打破先前传统的精神。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校“勤工俭学”上岗，学校拿不出更多的资金补、免而设岗让贫困生做工——这事一经师生相传和新闻媒体披露，一时间校内外沸沸扬扬，众说不一。先是一些教授们难以理解——“耻也，你考试出了3只‘红灯’，把这楼道扫得如此干净有何用？”一位老教授暴跳如雷地指着正在扫楼道的学生鼻尖，从三楼骂到一楼，后来又在课堂上公开说，“再见××在晚自习时扫楼道，就让他永远别上我的课！”其次是一些家长的不理解——江西南昌刘某是个下岗工人，每月他都要将起早摸黑、走千家万户收破烂换来的二三百元钱寄给在武汉读大学的儿子。上个月儿子来信说：“爸你别再寄钱来了，我在学校已经有了一份每月能得200多元的活做……”刘某一看信，连夜乘火车到了武汉。跑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告诉他说你儿子在食堂帮厨。刘某闯进食堂一看，果不其然，儿子正系着围裙，满头大汗地与食堂师傅们一起刷锅洗碗。刘某心头顿起三丈怒火，抄起一根木棍就朝儿子劈去：“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到大学来当伙头军的呀！跪下，今天你不立保证从明儿个起不再来此打工，就别再认我这个爸！”后来儿子真的跪了下来，哭着向自己的老爸保证今后再不打工。“那好，你不是怕没钱用吗？这800元是我上星期卖血得来的，你先拿着，以后我每两个月寄800元来！”刘某从口袋里抽出一把钱，扔给了儿子，头也不回地出了校门。再次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理解——上海某高校校长曾经一连接到好几封这样的来信：你枉为一个著名大学校长，听说你们那儿把我们地区的几名“状元”都从课堂上赶到了学校的厕所、食堂，还有去老师的家庭去当“小差”。请问你校长先生，你知道我们的那些学生他们是怎样上的大学吗？他们是我们全乡父老乡亲们每人一块钱一块钱凑着送上大学的呀！我们为啥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这儿从来没人考上过名牌大学，那是因为我们在明天还等着他们学有所成回来建设和改变穷山僻壤……你说你不叫他们好好上课却让去干苦活，对得起谁？呜呼！学生冤也。老师冤也。校长更冤也。教授有传统的观念，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了解学校校长、老师包括学生在内的苦衷可以理解。然而令许多人不可理解的，是那为数不少的贫困生他们面对“上岗”所表现的种种行为也让人惋叹。《 中国青年报 》3名记者曾经报道了在武汉几所大学的几则见闻—— 四号楼的尴尬 爬完最后一级楼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只见楼道里面条、橘子皮、废纸屑、易拉罐扔得到处都是，几个学生正大声嚷嚷着在楼道里玩足球。一个多月前，武汉某高校四号楼作为该校勤工助学的第一个试点曾引起大家的关注。“你是来采访四号楼的？搞不下去，没搞了。”学生公寓科科长神情沮丧地说。听说5楼有个姓李的贫困生参加了这次勤工助学，干了几天就不干了，便想找他聊聊。小李不在宿舍，他的一位同学正在复习功课，我们便和他聊了起来。“小李为啥不干了？”“不好说呀……”他挠了挠头。“他是贫困生吗？”“是，不但是贫困生还是特困生。”他说。据这位同学说，小李来自广西农村，进校3年多来，因为没钱，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平时很少给他寄钱，没钱吃饭，常常一天只吃两顿，有时只吃一顿。班主任知道了，借钱给他，他已经在班主任那里借了四五百元了。这次学校在四号楼搞勤工助学试点，将每层楼的卫生包给特困生干，班主任推荐了他。这位同学说：“开始那个星期他干得还挺好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开始扫地，可是第二个星期就不想干了，早上睡到快上课才起床。”“他饿着肚子，为什么轻易放弃这个挣钱的机会？”记者问。“是呀，我们也不理解。”他说。科长告诉我们，四号楼的试点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就有2名学生提出不干，剩下的4名特困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楼道里脏乱不堪，学生反应强烈，学校只好将他们全辞退了。“他们不干，是不是待遇低了？”科长摇了摇头说：“原来请临时工，一人扫两层楼面，月工资180元，现在学生一人只扫一层楼面，一个月160元。我们将工资标准定高些，一是对学生带有补助性质，二是怕标准定低了学生不干。”谈起试点失败的原因，科长说，客观上是清扫时间与上课时间有点冲突，但那是可以调整的，个人主观原因是主要的。一是觉得在同学面前太丢面子，二是觉得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划算。科长心情沉重地说：“当初我们搞这个试点时，曾设想，如果成功了，便将所有的学生宿舍、教室和校园卫生都包给贫困生，没想到干成这样……”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推动勤工助学的阻力竟来自被援助的贫困生。这样的尴尬，在上海一所高校也发生过。1996年该校有本科生6307人，每月生活费低于上海地区最低基本生活费185元标准的贫困生，占24.2％。为了给贫困生广辟勤工助学渠道，该校专门成立了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义务为贫困生寻找勤工助学的机会。一次，机会来了，上海一家百货公司要举行开业典礼，主动与该服务中心联系，想请几位大学生去帮他们做宣传，一天给每人发40元劳务费。“中心”将招聘海报贴出去后，几天竟无一人来报名，就连那些贫困生也一个没来。“中心”的老师很纳闷儿，便去问他们，回答说：“让我们穿卡通服在门口蹦蹦跳跳太没面子，而且出这么点钱，谁愿去？”这样的尴尬，记者在校园里也碰到过。记者采访一个贫困生时，听说他家里很困难，父母都有病，为了他和弟弟上学，家里已借了4000多元债，便问他：“如果现在有份扫地的工作，你愿不愿去干？”他睁大眼睛说：“扫地？我不能因为穷，就忽略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呀！”在武汉一所高校采访时，我们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湘西的女生，由于家庭贫困，每月的生活费不到70元，学校为了帮助她，给她安排了一个勤工助学岗位，负责清扫学生宿舍楼周围的卫生。按规定，她的清扫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半到7点，下午4点半到5点。可是，只有到晚上，当夜色笼罩、校园里少有行人时，她才开始清扫…… 两张工资单 在某高校，我们看到了两张工资单，一张是临时工的，一张是勤工助学学生的。翻阅这两张工资单我们发现，同样的岗位，学生的工资比临时工要高出一倍，同样的岗位，学生工时少于临时工，工资却比临时工拿的多得多。该校负责勤工助学的同志告诉我们，造两张工资单是怕临时工闹意见。该校女生宿舍楼原有一名临时工值班，为了照顾贫困生勤工助学，暑假期间又在每栋楼安排一名贫困生协助值班。临时工值一个昼夜班，工资5至6元，学生只协助值白班，工资却拿8元。这样的不公平，我们在大学校园采访时并不少见。某高校原有校园清扫工10余人，为了帮助贫困生，他们又设立了100多个“协扫”岗位，清扫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承担着主要的清扫任务，月工资不到200元，而学生每天只在早、中、晚各协助扫半小时，每月就能拿到80-100元，仅这100多个“协扫”岗位，学校一年就要支付10多万元劳务费。我们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设立清扫助学岗的学校，无一例外地将厕所排除在外，扫厕所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临时工。那天一大早，记者来到某高校学生楼，正碰上早起的几位学生在扫地，一问，是搞勤工助学的。“你们扫厕所吗？”“不扫，我们只承包楼道，不管厕所。”“厕所谁扫？”“临时工。”后来我们问该校一位负责人：“厕所为什么不包给学生干？”“我们担心将厕所划到卫生区里学生嫌脏不愿干，所以承包时先明确规定厕所不在承包范围，另外请临时工干。”在各大专院校采访，我们处处能感觉到学校对贫困生的这种特殊的爱：一高校在学生食堂安排10名贫困生做伙食管理员，每人月工资120元，中午还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一高校实在无岗位可设，便成立了一个国旗班，安排了19名贫困生当升旗手，每周升旗一次，每人每月发勤工助学费50元。一高校有10个阅报栏，便安排10名贫困生当报栏管理员。劳动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已远远高于劳动的价值。而特殊的照顾和优惠未必能使他们顺利地走向社会。前不久，在武汉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方一家公司在武昌开辟了一个儿童乐园，公司主动与一所高校联系，招聘10名贫困生到乐园搞安全护理。没想到工作了几天后，大部分学生放弃了这份工作，只有一名学生暂时留下来。为此，公司、校方、学生各有说辞，争论的焦点是：贫困大学生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打工族？学生认为该公司提供的工作耗时较多，而且风吹日晒，比较辛苦，报酬却偏低，把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公司方面则认为，公司提供的工作只是耗费了学生的体力劳动，而并非脑力劳动。而且因为劳动强度不大，耗时多一些也是合理的。至于说到辛苦，他们说，很多贫困生都是从农村来的，这种工作难道比种地还辛苦吗？学校认为，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勤工是为了助学，用工单位应考虑这些因素，给这些大学生以特殊照顾。公司方面则认为，学生既然受聘于公司，就是公司的员工，在管理和工资待遇上应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如果允许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公司的许多管理条例在执行时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他们认为，优先为高校贫困生提供工作机会已经是对他们的照顾了，一旦上岗，大学生就应该放弃自己身份的优越感，同企业其他员工一样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 特殊风险金 96级新生进校不久，校团委将《 关于进一步拓宽勤工助学渠道、增设勤工助学岗位的报告 》送到校党委书记的案头。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必然会挤掉临时工的饭碗，学校后勤管理一直搞得比较好，如果在各个岗位换上学生会不会使后勤工作受到影响？这种种考虑，使书记不敢轻易拍板。书记将这个问题带到全校中层干部会上。他说：“学校今年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贫困面大了，贫困生已占学生总数17％，冬天来了，有的学生连棉衣棉被都没有，有的学生一日三餐只能吃馒头咸菜。最近，团委打了个报告，要在校内增设勤工助学岗位，大家看怎么样，同意的请鼓掌。”会场一下安静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阵掌声。书记笑了，说：“既然大家同意了，就这么办，以后校内凡是能让学生干的活就不要请临时工了，优先贫困生。”虽然学校领导和各部门都支持勤工助学，但是学生愿不愿干？能不能干好？起草这份报告的团委书记心里没底，与本校一墙之隔的某大学也曾将学校的卫生包给贫困生干，结果失败了，如果这次也搞失败了，怎么向学校后勤部门交代？人家后勤部门本来搞得好好的，是硬从人家那里挖一块地盘出来给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在某系学生宿舍五号楼先搞试点。接受试点任务的系党总支压力很大，如果试点失败了，责任非同小可，会直接影响学校勤工助学的发展。分管试点工作的系党总支副书记，主动向学校交了1000元个人风险抵押金，将学生干得好不好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干得好，学生拿钱，如果干得不好，他来承担风险。贫困生正式上岗的那天，他亲自带着系党总支干部、辅导员、学生干部、党员学生共60多人，拿着扫帚陪同贫困生一起上岗，并规定，以后每隔10天，党员干部必须轮流到这里陪同勤工助学的贫困生搞一次大扫除。虽然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大家出力、学生拿钱”，但是每到规定时间大家仍自觉地前来“陪扫”。系党总支副书记对记者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的心理得到平衡。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他们，系里发现有学生站在窗口向楼下吐瓜子壳，罚他陪扫一周，发现寝室有人将茶叶水泼在楼道里，罚这个寝室的学生轮流陪扫一周。为了试点成功，他们确实使出浑身的劲儿，可是仍有人不好好干。承包3楼楼道卫生的两名贫困生，常常不清扫，各个寝室扫出的垃圾堆积在门口。几次警告无效后，他们只好辞退了这两名贫困生。………… 之后，《 中国青年报 》针对上面所述的现象，开展了题为《 面对贫困 》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有社会学者，有普通工人农民，更多的是大学生特别是贫困生自己。“我真不敢相信那些事情怎么会是与我一样的贫困生们做出来的。一想起他们的行为，我忍不住感到脸红。”已经毕业分配在张家口工作的一位同学指出，“这些宁肯借钱也不愿上岗的同学，他们一进校门便心中总有那种抹不去的高人一等思想。而有些同学本身便来自从小靠吃救济粮长大的边远贫困地区，上了大学后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残留着那种穷到头了就会有救济的懒习。当他们的这种伸手等靠一旦稍稍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会异常消极与走向极端。君不知，社会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末，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你走一趟人才市场就会发现你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求职人员而已。面对现实，每一个大学生都应当清醒地给自己正确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当你再面对困难时就可能不再犹豫，不再逃避，也不再被闲言碎语所压垮。”另一位学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出现这些现象实在不能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我们应当从社会、学校、老师、家长等方面思考，因为有些如‘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等观点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别人就一直在灌输。所以我觉得大学生中出现宁可饿肚子也要‘维护尊严’是很正常的。要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极其简单：还不是当初你们教的！因此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很明显，贫困生羞于扫地擦窗，与周围的异样目光有关。另一方面，学校抱着好心给那些生活贫困的学生提供取得报酬机会，太多的‘象征性’可能造成勤工俭学的质变。相反，如果过多的让学生们依靠打工谋生，又怎能不影响他的学业？”争论没有结果，但争论使大学生们在有一点上是比较有共识的，那就是：需要正视贫困，需要自我的准确定位，更需要自立自强。也正在这个时候，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长信，使得这场争论有了一个正面的例证： 编辑同志：你好！今天已是1月10日，正是考试前的复习冲刺阶段，但在看了贵报《 面对贫困 》一文后，如芒在背，坐卧不安。我是1994年9月入学的，从家里带出3000元后，就再也没有向父母伸过手。两年多来除了干家教、推销些小商品外，我就是靠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岗位过活的。入学2个月后通过自荐，我就在校图书馆当兼职干事，并在居住的四号楼觅得一清洁工职位。两年多来，我整过书，清过书架，扫过楼梯，拖过楼道，打扫过厕所，节假日在图书馆阅览室值班，每月还为27位同学到财务处领工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些不好意思，爱面子的心理也作怪过。但后来同学朋友、老乡熟人，非但没有看不起我，反倒对我越加关心爱护。一些同龄人私下里还把我当作“坚强的化身”。而我呢，通过劳动，拿着自己亲手挣得的钱，觉得真的长大了。我虽然住在城市，但出身农家。大哥已单过，家里有时还要贴补他。二姐仅能自保。老父年届60，平日靠帮人打零工度日。母亲一身病，有时摆点儿地摊。你说，我怎能再向年迈的双亲伸手？母亲开始还问我：“钱够不够花？”后来我一再说“够”，她长叹一声后也就罢了。我只能靠自己。虽说亲戚们有钱，好朋友伸手要借钱资助我上大学，但我开不了这个口。因为我要这个面子！作为四号楼、图书馆以及班里的勤工助学组长，我对情况是很了解的。首先在四号楼并未发现哪位同学故意不清扫楼道，虽然每月拿70元(我任组长每月拿80元)的工资很微薄，但大家都是按规定每日扫两遍拖两遍，每人负责两层楼梯或一层楼道。每到学期末或学期初，还常有同学到我宿舍来登记要干活的。但只是机会太少，因为在职的同学都挺认真。再说图书馆，其实月工资不到50元，而且要求干满25小时才发全工资，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2个岗位我一直会干到毕业。因为物价上涨，我必须增加工作量。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得到了打扫教室的岗位，月工资60元。一间百余座位的教室，每周一至四清扫。我现在已是大三，花销很大，吃饭、买书，再加上我这个人不愿欠人情，有时回请别人，加上又资助了一个山区的小学生，所以我又兼了一份钟点工，帮学校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每周4次，一月100元。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很尽力地做。雇主们对我评价是：“有责任心，尽心尽职。”下学期要准备考研了，大四还要偿还学校的无息贷款，所以我这学期必须攒点钱，剩下的一年半费钱着呢。学校的贷学金，我早就不想贷了，既然我有能力挣钱，为何不把机会让给别人呢？至于减免学杂费的事，我提都未提。我想的是，奖学金已挣来了，至于其他就不能太过分了。我想谈谈面子问题。曾经有一位男生无意中说过一句话：“拖楼道多丢人，我才不干呢！”他的话着实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后来我想通了：拖楼道丢人，那么到处哭穷、整天蹭饭，丢不丢人呢？他不是整天从同学那儿借钱过活吗？何苦来！而我靠劳动所得吃饭，靠双手挣钱自立。我很少缺钱花，因为我节约，又因为我上了几个岗，而每上一个岗都有我自己心头一笔账——为我大学学业而建立的一笔账。不失人格和尊严的活我都试过。自然有人图省事干“三陪”。“风光”是她们的，可良心安宁属于我。一位大音乐家说过，贫困是能够激发人类智慧的伟大因素。是啊，贫穷教会了我生活。在家时，纵然家境贫寒，但终有父母庇护，不用为一日三餐奔波。上大学后才识生活滋味，半是甘甜半是苦。刚进大一时，常为吃了上顿没下顿焦急，更不愿让几个家境较好的室友知晓我的窘迫。多少个日夜，盘算又盘算，为五斗米消得憔悴。但我走过来了。《 面对贫困 》当中的同学，我想还远未走到绝路，当兜里真的没有一分钱，家里也再不会有钱寄来，你难道还能要面子吗？最后我想说说勤工俭学的时间安排问题。下面是我每日作息时间表：早6：10起床；6：15上操；6：25早饭；6：35打扫楼道；7：00早读；7：30上课；11：20午饭；11：40打扫楼道；12：00打扫教室；12：30午休；下午1：30上课；3：30图书馆值班2次(每周)；4：30打水、晚饭；5：30会计培训班查听课证2—3次(每周)；7：00—10：00晚自习。另外每周六晚7：00—9：00家教；每周日上午8：00—11：00图书馆值班。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细心看会发现我所以选择这些兼职，是因为它们都占用零碎时间，且基本在校内，不牵扯大量精力。有人说勤工俭学耽误学习，我想这种说法既脱离了贫困生的实际，又不全面。还有人说干这些活不能锻炼人，文盲都能干。我大不以为然。“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我一遍遍地拖着20来斤重的大拖把在楼道里蹒跚来去时，我想我这辈子绝不会怕“挫折”二字。异样的目光算什么？坦然地看着不坦然看你的人，你赢得的不仅仅是自尊。另外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每周花十几个小时工作，并没有耽误学习，相反我的成绩在前四个学期中，排名从第56位到19位到11位又升至第5位。我拿过两次二等奖学金和一次一等奖学金，并参加党课学习。所以养活自己的同时，我并未损失什么。 …………山东大学企业管理系94级学生陈万思 我一直以为陈万思同学是个男生，因为其信中透露的顽强精神不像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所言。后来报社的朋友告诉我，陈万思同学这封信给正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两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看看人家一位女孩子是怎么做、怎么想的，你们还有什么可争执的？正如全国学联负责人所说，勤工俭学就像一面镜子，它提出了当代大学生应该如何对待自立，社会(包括家庭)如何鼓励和帮助大学生自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道理很简单，从国家、从民族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靠勇于承担责任、有能力承担重任的人，而不是领先坐享其成、逃避责任的人。从大学生个人成长看，没有自立自强的意识和能力，就难于适应走上社会的竞争，更谈不上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了，因此自立自强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同学们，自尊自立、自强不息是时代和社会所赋予你的必修课！同学们，去报名吧，勤工俭学将回报给你一个自信与独立的自我！“承包厕所运动”“美国大学出人才，中国大学出新闻”，这是西方世界曾经在一段时间有过的说法。其实出新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人们怎么去理解了。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几个不是先从大学的校园策源并进而推动时代进程的？不过，中国大学在1996年里爆出的“新闻”却让许多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这一年的中国大学的“校园新闻”竟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厕所运动”，而这次“厕所运动”的策源地竟然还是培养出200位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科学人士——中国“两院”院士的南京大学！关于南京大学不用我多言，它的前身是96年前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随后是享有盛誉的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和国立东南大学，直到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时期直至现在的近百年不朽历史，以及我们只需粗略地看一看曾从南京大学这所校门里走出诸如吴有训、严济慈、卢嘉锡、竺可桢、童弟周、丁文江、李四光、茅以升、黄汲清、吴阶平、朱光亚、翁文波和吴作人、徐悲鸿、闻一多等等一大批科学与人文大师的雄壮队伍，你就会对这所原“中央大学”肃然起敬。南京大学到底出了多少“新闻”，我说不出。但由于南京大学曾在很长一段历史领衔了“中国第一大学”的光荣，所以它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起过别的大学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南京大学现在仍是排名在北大、清华之后的中国最著名大学，尤其是它每年的科研成果与论文录用率一直位居千所大学之首。“不必多说，只求多干”，南大人给我的印象可以用这话来概括。但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然冒出的新现象——高校“贫困族”，给这所老牌大学也提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南大的在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大学前列，因而它的贫困生人数也相对很多。学生处焦文铭老师介绍说，南大是“并轨”的首批试点学校，所以他们的贫困生问题也更早暴露出来。1994年开始，学校就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了大学生济困活动。学校利用自己的名校优势，曾向社会各界募捐，吸取各种资金来源。在这基础上他们率先在大学里设立了针对贫困生的“校长特别奖”，最高的达3000元。但由于“粥少僧多”，这一奖励只有少数品学兼优的学生才可能得到，大部分寒窗子弟困境依旧每况愈下。后来是学校通过政策性的补、免，对那些确实无任何经济来源的特困生进行学杂费半减或全免，同时每月补贴50元生活费。这一减免措施解决了不少贫困生的燃眉之急，可是学校却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仅一年用于贫困生的减、免、补、贷总费用就高达500多万元！南大的校长们被一项前所未有的“突然冒出来”的巨大资金所困扰，更让他们不安的是这500多万“扔”进去的巨额资金尚不能解决近2000来名贫困生中一半人的生活困难问题。怎么办？校长们想到了勤工俭学，想到了在校设立勤工俭学岗，具体是把原来的图书馆、实验室的那些外雇临时工岗让出来给贫困生们。第一批51位同学上岗后效果很好。于是又把学校机关的200多个聘用岗也让了出来给贫困生，效果和反响仍然都不错。问同学们为什么愿意到这些地方上岗，同学们回答得很直率：这样的勤工俭学岗既能赚钱又不失身分，是“白领岗”，有什么不好？其实学校在开设那些岗时早已料到可能会出现的效果，故而他们能做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勤工俭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让学生们能承受的心理压力。然而“白领岗”只能使少数人得益，仍有很多贫困生没有机会上岗。1996年新学年开学，南大决定把设岗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于是便有了后来闻名一时并流行到所有高校的“中国大学1996‘厕所运动’”。“厕所运动”是大学生们对自己的伙伴承包厕所卫生工作的俗称。其发源地南京大学对此的正规叫法为“学生保洁员”岗。说白了，就是由大学生自己清扫厕所。南大有两大校址，其中之一是长江北边的浦口新校区，全校新旧校址加起来有近百所厕所，过去一直由外雇临时工来完成清扫工作，每年学校光这笔钱就要付出10多万元。自己的学生受困，却让外面的人把钱赚去，南大人多少感觉有些亏。但是身处富庶之地的南京大学真的要让学生去当刷厕所工，可也不能不说是件“开天辟地”的新闻，弄好了是支持学生勤工俭学，弄不好一片好心反而会招来举国上下的斥骂。这一点南大校长们和专司学生勤工俭学的校团组织与学生处是有思想准备的，故而他们在实际操作时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做法。第一次招聘启事贴出时其上岗的内容写得含糊，叫做“招收保洁工”。保洁？保洁是干啥的？不就是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打扫教室、楼道的活计吗？人家当又体面又舒服的“白领工”，我们就去干“蓝领工”？我不去！得了，社会分工不同么！“蓝领工”至少也能让我们有顿饱饭吃。我准备去。哈哈哈，我们都上当了，啥“学生保洁工”，其实是让我们打扫厕所呀！啊？！不去不去！再穷我们也是大学生嘛！学生们众说纷纭，虽然有人对上面的说法不完全赞成，也觉得打扫厕所并非不可以，但仍然没有一人公开前去揭榜报名的。南大的第一榜“招聘保洁工”以失败而告终。南大的“厕所运动”成功之处是他们坚持地做了下去。根据浦口校区的新生中贫困生多的情况，学校就“是让贫困影响我们的学业，还是选择通过劳动自强自立”问题，在学生中展开了大讨论，讨论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第二榜“招聘保洁员”一出，有100多名贫困生(其中也有家庭不错的)报名竞岗。用老师的话说，那是“一次观念的革命运动”。然而，报名到厕所上岗，并不说明问题就已解决。不少学生第一次上岗时怕同学看到，竟然半夜起床，至于挑着箩筐倒垃圾就更费劲了，本来几百米远的路程，他绕来绕去要跑上一二千米。为啥？为的是绕过熟人的眼睛。是男生的怕女生瞅见，是女生的怕男生看到。一位瘦小的女同学本来为照顾她给安排了宿舍楼的一个厕所，可她坚决不去，最后宁可挑了个很远、很偏僻的厕所。事后人家问她为什么，她说在那个厕所上岗不会碰到同班同学……哈，真是一群未褪稚气的孩子！一群已经懂得羞涩的青春儿女！上面的事都发生在两年多前。今年4月我到南大时借看望我的外甥女而特意到了南大的浦口校区。我问去年以江苏文科“状元”考入南大的外甥女：班上有几个同学当“保洁员”？她说有三四个吧。我问，那你们这些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对他们当“保洁员”有什么看法？她摇摇头，说没什么看法，很正常，我们有空还帮他们一起干哩。我怀疑地看着在家极少做家务活的外甥女，表示不信。她急了，冲着我这“老舅”嚷嚷：小看人，上了大学不是可以变化和进步嘛！嗬嗬，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奇迹”。不过后来听南大浦口校区的领导介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推行学生保洁员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勤工俭学的意义。学生本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上岗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其集体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也得到增强。通过学生自己打扫环境卫生特别是打扫厕所卫生后，同学之间便有了自觉维护的意识。过去临时工打扫卫生，学生们总觉得乱扔乱涂无所谓，而且有一种扔了也有理的味道。如今不一样了，环境卫生是同学们自己打扫的，从浅层次讲，你再乱扔乱丢就不好意思了。从深层次讲，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尊重别人劳动的风尚。当然，由于上岗，那些本来经济困难的同学就可以获得一份能基本保证生活的收入。“厕所运动”，利校、利风尚，更利贫困生。在今天的南大，师生们再谈论起此事时，从校长到普通学生，都会这样自豪地告诉你。 没有一种时尚和流行色可以同大学校园的传播速度相比较。南京大学推出的让贫困生当保洁员的“厕所运动”风，不多时便刮遍了中国所有大学校园，许多大学仿效南大的做法，在自己的校园内推出了让学生承包厕所清洁的勤工俭学岗位。一时间，中国大学的“厕所运动”被当做不同寻常的新闻，着实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而有一位中国大学生还因为扫厕所成了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9506班学生李祥华。李祥华所在的学校同样是为了解决贫困生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而把水房和厕所等杂活进行重新分配，专门让学生们来做。学校遇到了与南大开始一样的问题，即没有人愿接清扫厕所的岗位。就在这个时候，该校化工学院的李祥华同学毫无顾虑地第一个报了名。“恭喜你，李‘所长’。”有人过来半开玩笑地问他，“怎么样，当回官儿过瘾吧？多少钱一个月？”李祥华白净净的脸，1米78的个头，面对别人的几丝讥讽，他坦然一笑：“不多不少，干了就知道。”为了更加说明自己的自强自立之心，李祥华每次在厕所上岗时有意穿上校服，有意别上校徽，也从不避人，该到什么时候去刷厕所就什么时候去。在许多学校里，从学生到勤工俭学部门，不少人仅把校园上岗当做一种纯粹的象征性劳动。但李祥华则不然，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他这个“所长”是个完完全全合格的。别以为刷厕所真那么简单，真要干好不费点劲是不成的。李祥华开始干时由于报名的人数少，原定的两个人包一个厕所的活只有他一人承担。他还真当一回事，一天早、中、晚3次，把厕所扫得又干净又亮堂。同学中有一部分人习惯把乱杂废物往厕所扔，甚至当着李祥华的面也敢这么干。换了别人也许闹出一场“厕所风波”，可李祥华不，他照常笑嘻嘻地干他手中的活。只是等人走后，他在墙上贴出一张“请做文明人”的告示。谁都不可能长久不要脸面，那些平时不自觉的人见告示后也就慢慢改了自己的坏习惯。李祥华呢，觉得当这个特殊的“所长”还真有特殊的用场：比如原先那些跟自己关系不怎么融洽的同学现在与他亲近了；比如原先班上不敢报厕所岗的几位贫困生现在愿意跟着他当“徒弟”；比如原先校内的“厕所文化”叫人看了恶心，自打他当“所长”后就再也不见了，取代的是清洁、干净的环境……“妈、爸：这个月我又拿到工资了！上个月是160元，现在我承包了2个厕所，工资可以领到200多元了……完全够生活了！”又一个领工资日的夜晚，李祥华忍不住给家里打去电话。电话那头，母亲和父亲高兴得连声“哎哎”。“小华，我和爸都支持你，好好干下去，只是别耽误了学习。”母亲叮咛他。“不会的，妈。”李祥华充满信心地回答父母，因为他觉得这段时间不仅生活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自己坚强和自信了许多。现在他有个心愿：要把自己在厕所上岗的感受和体会向同在校园的那些贫困同学讲讲……复旦“诺贝尔奖”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旭日刚刚透出地平线的那一瞬，东方明珠怀抱里传来一曲雄浑的乐章。人们告诉我，那就是复旦大学的校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座素有“江南第一学府”的校名出处——“复旦”二字，取自《 尚书·大传·虞夏传 》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05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从他倾家捐资创办这所学校一开始就给“复旦人”嘱咐了复兴中华的百年重任。伴着“复旦复旦旦复旦”的强劲节奏，当我走入复旦校园内那片宽阔而著名的绿地广场时，举目所见的是手捧书本、朗朗有声的莘莘学子，故而顿感“学在复旦”的阵阵浓烈的书香之风。到复旦之前，上海团市委的同志特意向我介绍了该校有个专门为鼓励那些自强自立的贫困生而设立的一项奖项，这奖在复旦学生中，被誉称是“复旦诺贝尔奖”。神圣的诺贝尔，神圣的殿堂——我因此而直奔主题，来到了创立这项奖的“本部”、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复旦到底是复旦，在学生工作部的那幢小楼里，我的第一感觉就像走进了电影《 列宁在1918 》中那个攻打冬宫的“革命指挥部”：忙忙碌碌的人，电脑嘀嘀嗒嗒的响声和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喂，你是家教部吗？明天将有上海的两家单位来谈合作事宜，你们做一下准备。好的，第三批受聘人员的批复报告马上给你送去。”“活动中心吗？星期四的晚会还有什么问题？要调几个帮手？没问题，我会通知人事部的。那先这样，彩排时我让学校领导一起去观摩。好，预祝你们成功！”“你找谁？我就是王万春呀，有什么事？噢，我知道，你们书亭的人手目前还够是吧？这个好办，关键是你们得在原来的基础上要根据同学们的需求进书、进好书，资金方面我们会考虑的。好，下午下班之前你带着副经理一起来我这儿一趟……”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王万春终于放下电话给我让座。“你是北京来的？学工部翁老师和应老师两位部长可能要等一会儿才到，你先坐一下。”他给我端过一杯茶水，并递上一张名片。“硕士，复旦大学勤工助学办公室主任，光华公司总经理……看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哪！”我笑着对年轻的王主任说。“操心加苦心的老板。”小王又去接他的电话。“你这儿真忙啊。”“可不是。而且是别人闲的时候我们便更忙了。”他重新坐到我这个客人旁边，顺便端起他的水杯，“咕咚”几下便把半瓶开水消灭了。“这个光华是你们复旦大学办的实体？”“是我们学校专为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提供勤工俭学服务的经济实体。”“走了那么多大学，看来你们复旦是全国第一家。”“而且应该说是最早的一家。”小王详细介绍了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要说我们光华可真有一段历史了。13年前，我的学长——学校哲学系81级几个同学自筹资金，在学校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支持下，在当时的一座简易临时平房内办起了一个名为‘OUR SALON——大家沙龙’，这也是在全国高校中最早的大学生沙龙。那时的‘OUR SALON’除了向学生顾客提供一些咖啡蛋糕饮料点心外，更主要的是精心组织文化、信息交流活动。起初，我们这个‘大家沙龙’是以‘文化为主、经营为辅’的原则，如举办‘文理对话’‘现代派画展’‘哲学专题’等各种文化活动，学校的众多诗社、剧社、文学社等都来参与，成为上海高校有名的文化圣地。随后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学校根据政策规定，对原来的‘大家沙龙’进行了重组，并且与我校一个也是由几位校友办起的光华科技服务公司联合，组成了具有经济实体性质的现在这个样的‘复旦沙龙’。”“那么它现在到底是以文化为主还是以经营为主呢？”我问。“应该说是以经营为主导，而其经营的内容仍是以服务于学生的文化为主。”“怎么讲？”王万春的解释使我的采访进入了主题。他说，复旦的这个光华公司现在纯粹是专门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勤工助学的同学而独创的一个完全由学生自己管理、并直接受学校学工部和勤工助学办公室指导的经营性实体。除了他这个“总经理”和3名财务人员为学工部的正式职工外，其余员工全为勤工俭学的学生。现下设办公室、人事部、家教部、社会服务部、勤工助学部和学生信用社、活动中心、大家沙龙、自助商店、学生书亭、文印中心、南区娱乐厅等10多个业务部门与经营实体。“目前有多少学生在这些部门上岗？”“常设岗位有800多个。”“上岗的人员大多是些什么学生？”“在教育改革并轨之前，我们面对全校学生，择优录取，公平竞岗。这几年复旦也出现了每年平均16％左右的贫困生，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贫困生和特困生将优先得到上岗权利，现在的800多个岗上多数是那些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同学。”“他们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得怎样？”“很好。不管是过去的‘大家沙龙’，还是现在的‘光华公司’，我们一直非常健康地经营和发展着。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复旦沙龙——光华公司，既是校园学生文化的一道迷人风景线，同时又是学校帮困助学不可缺少的坚实基地。每年至少有近1000人次的贫困生在我们的沙龙上岗，他们一方面得到了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去年一年仅我们这一块就发放了35.2万元勤工助学费。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勤工助学办公室与光华公司以学生勤工助学活动获得的利润，特设了‘复旦自立奖’，旨在奖励本校那些在学习、研究、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中表现突出的优秀贫困大学生。这项奖目前已经评选了11届，是复旦校园内影响最大的奖项之一……”“就是被誉为‘复旦诺贝尔’的奖项？”“正是。”王万春说到这里显得激动起来，“在我们复旦，大大小小的奖励近百项，但唯一这一项是学生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而设立的特别奖，而获得此项奖的同学都是那些有着特殊经历与磨难、且是品学兼优的人。虽然这项奖的奖金也不比其他奖励多，但学校对此奖的每次颁奖仪式都给予最高待遇，学校领导只要在家的都得参加。像我们刚刚举办完的11届‘自立奖’颁奖仪式，就放在接待美国总统里根和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研中心’大厅内隆重举行。当时的场面太让人难忘，会议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来自海内外的许多传真和越洋电话，上海多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报道。然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评奖过程就是一个让那些自强自立者感受自身价值的难忘历程。每届评奖开始，我们首先得用一个来月时间进行广泛宣传。组织者要在学校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制定出详细、科学的评选章程及申请表格，随即在校园中央海报栏学生宿舍区张贴大型宣传海报，将申报须知发送至各院系，并在校广播台推出人物专访。与众不同的是，每位期望得到此奖殊荣者必须自己提出申请，在申请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毛遂自荐地把自己的学习、勤工助学收获和参与有关研究的成果展示给广大同学。第二步是初评阶段。组织者将每一位上报者的申请材料逐一进行初选，然后根据差额选出入围者若干名。这一阶段的后期工作是将入围者再进行复评，凡在复评中再度入围者，其名字和主要事迹通过海报的形式公之于众，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确保评选的公正与透明度。紧接着是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所有评奖的高潮，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位进入复评的入选者必须接受专家、校领导、同学和老师组成的评委的现场答辩。我们举办的每一次这样的现场答辩会，总是引来全校上上下下的热烈关注与积极参与，那现场会的教室里、走廊内人山人海，台上的角逐者神采飞扬，雄心勃勃；台下的参观者倾听思索，深受教益。当一位又一位自强自立者在摘取‘复旦诺贝尔’的桂冠时，仿佛获得荣光的是我们每一个复旦人，那震耳欲聋的掌声会一次次地经久不息……我当了几回组织者，每一次颁奖完后，总有那些或获奖或没获奖的贫困生们跑来对我和学工部的老师说这样的话：‘原以为家庭贫困难圆自己的大学梦，可学校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生路，而且还给予如此厚爱与荣誉，真是此生不枉一回复旦人！’”复旦人，多么响亮而豪迈的名字！复旦人，又使很多人想探究它的真实内涵。“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细品着这一凝结了一代学子灵魂的复旦校训，耳边响起了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这个大学的那次精彩讲演—— ……下面我要讲一个问题，复旦校训中第一句的最后一字和第二句的最后一字。第二句最后的字是“思”，思考的思；第一句最后的字是志，志气的志。志，是志气、志向、志愿，尤其是家长对孩子说，老师对学生说或者学生对自己说，一个年轻人要有志气，你的志愿立什么？这就是说，每个孩子，每个年轻人都要有志气。这句话说是很容易，我去查了辞海，这个志的表述是新的方向在哪儿。这很有道理。“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志气、志愿、志向，是向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即你自己的心向哪儿走。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问自己，你怎么样才能有志气，你自己的心往哪个方向走，就是你对什么有兴趣，你的才能在哪方面？要对自己了解，是很重要的。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两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与问问题与求答案一样是互相关联的。我想对年轻人来说，重要一点是必须自己要相信自己，要觉得你自己的生命是有特别意义的，不光是对自己有意义，对整个外在世界也是有意义的，而你整个的一生有特别的任务。要相信自己，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你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里？你的志愿在哪儿？而你有了这个志，你就能在什么困境、什么情景中都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  笃志者而近思也，也许这正是复旦人出类拔萃的灵魂所在。当我正被“复旦诺贝尔奖”的运作者激起心灵的千层巨澜时，学工部负责人翁铁慧和应岳林两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进来了。“他们都是我们‘复旦诺贝尔奖’的光荣获得者与勇敢角逐者。请他们谈谈在我们的复旦沙龙里的勤工助学亲身感受，或许对你的采访更有用。”老师的善解人意，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这是一群从形态到心灵都看不出一丝一缕“贫困”的学生，相反，他们用自己珍爱生活、珍爱校园的那般激情，把我带入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与“大家沙龙”为友的徐晓民同学：遥想当年，在室友—— 一个现在应该称做“老沙龙人”的鼓励下，我加入了“大家沙龙”。还清楚记得第一次走向沙龙，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由于地处偏僻，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而现在通向沙龙的那条小路，我的鞋子也已经熟得不用脚带着就能走上几个来回了。无论是白天、傍晚，雨中还是阳光下，那条小路对我而言永远是快乐的。初次领略沙龙真正的风姿是在我上岗的第一个晚上。虽然当时心里有些紧张，但看到已为“侍者”的同学们那股认真劲，我也就慢慢放松了下来。夜晚的沙龙，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晕黄中，苹果形的红色蜡烛漂浮在玻璃小碗中，散发一团温柔的光芒，国产音响中冒出的音乐却是闻所未闻的动听，一对对情侣在蜡烛下低声细语，旁边也有五大三粗的几个男孩围着一张大桌豪气无比地喝下一罐罐啤酒。与我同身份的“服务员”端着精致得宛如艺术品的冰激凌、鸡尾酒，给客人介绍这是“飞天”、那是“廊桥遗梦”……这一切都是那么纯洁美好，连空气中也仿佛溶进了青春的笑容。总之，一次上班下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大家沙龙”的岗了。沙龙真是奇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竟使它如此地吸引人呢？答案仿佛就在心中，但要说出来却又有些难。关于我们的沙龙，我有那么多话想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复旦，最快的时光是在沙龙。在那里，我会忘记自己已有的痛苦与自卑，感觉的是集体的温暖和快乐。有人说，劳动便是创造财富和快乐。我要说，在我们复旦“大家沙龙”的劳动，才真正体现了这种财富与快乐。在家教部度过苦乐悲欢的董卉：成了复旦“光华人”是一次偶然。一个无聊的日子，我百无聊赖，无意中看到光华招新员工的海报，就莫名其妙地报了“家教部”，又随即斗志昂扬地闯过了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激烈的初试与复试，就这样心满意足而又踌躇满志地闯进了那个不大的半间小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简陋不堪，没有我期望中的高薪报酬，但也没有可怕的功利之争，只有琐碎单调的工作，少得可怜的薪金和让我困倦不已的忙碌的夜班，然而那却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温馨的大家。这是一个以理科为主的“家”。作为文科的独苗，我可以让诸位同仁为我惨不忍睹的理科科目操尽了心，临近期末，当一向“大智若愚”的我为了计算机课保C争B而焦头烂额时，计算机专业的同仁腾出整个晚上给我紧急救助，使我获得了在他乡从未有过的一份亲情。从此以后，不管多累，也不管薪金多少，我总把家教部的这份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好。当我看到那么多与我一样甚至生活更窘迫的同学从家教部得到一份自立的报酬时，我既为他们欣慰，也为自己高兴。而今，望望窗外，校园内又多了许多新面孔，又有许多同学带着急切和企盼的目光走进家教部时，我更加感到了肩上的那份责任，那份无怨无悔而充满价值的责任！和文印中心一起成长的计琳：当初进大学时那股尝试一切的热情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以成熟的头脑、稳健的步履时，大学生活已走近尾声。从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成长为一名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历程已深深地烙上了“文印中心”的烙印。记得初来时，它还只是光华公司下属实体中最小的一个部门誊印社。望着眼前昏暗的灯光，破旧的铅字打印机，还有那仿佛曾印过《 挺进报 》的油印机，我感到了一阵失望。在电脑不断更新扩充的现代社会，在全国一流的著名学府，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难道这里就是发挥才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吗？誊印社经理的一席话语消除了我的顾虑：只有在艰苦的环境下才更能磨练人的意志。而且更重要的是，吸引人才的源泉绝对不是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是一个团结互助、奋发向上的集体。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因为经费的缺乏，许多事情都由每个成员自己动手。我们便利用业余时间粉刷墙壁，并想方设法开发业务品种，多作宣传……后来我们终于成功和进步了，现在我们的文印中心已经有了两台自己的电脑，一台复印机和一台胶印一体机，一跃成为公司下面拥有最多固定资产的部门了。我们的业务也由过去的零碎小活到现在的可接成批大宗业务，从业人数达16人，月净收入在2万余元！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如今我快要毕业离开文印社了，然而我会把自己的一份情感永远留在这儿……与书亭有缘的陈艳梅：3月，书亭招收新员工，我赶紧去报名并最终入选。按书亭规定，新员工的第一天工作都要有一个老员工陪带着。我的“师傅”是个极其温柔的女孩，她细声细气的指导，令我的紧张缓解不少。我报书亭的原意是为了既能解决一些生活窘迫，又能有时间看看书。但实际上当班时间里是不好自己沉醉书中的，而且人来客往根本静不下来。尽管第一天的工作就让我感到事与愿违，我最终还是放弃了退出的念头，因为我发现书亭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为它留下。我自知一向很传统，适应不了那种只讲效益和上下级关系的工作环境，因而书亭浓浓的家庭氛围首先吸引了我，另外书亭里工作的人大多是高年级同学。没有经验总是难免犯错误，而他们总是善意地帮助我，使我连同过去留存的自卑也一并消失了。原本我最讨厌班务会什么的，但书亭的每星期三的例会却使我感到了相互间的交流是那样亲情和必要，尤其说到幽默话题时开怀大笑的欢乐真叫人惬意无比。以前在外购物遇上营业员白眼时我就心里狠狠发誓：要是我当了营业员决不是这样的。书亭的上岗给了我实践誓言的机会，而同时也感到每一项工作要干好它绝非是件轻松的事，全社会和人们之间都需要相互的理解与沟通，因为那是我们这个世界取得和谐与进步的最重要因素。………… 天色已晚，还有许多同学争着要抒发他们心中那缕剪不断的“OUR SALON”情思。我只好说：“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使我到复旦的采访主题改变了，因为在这儿、在你们身上我见不到痛苦与贫困。所以我只好与诸位BYEBYE……”…………这实在是一次少有的愉快道别。转身时，学工部副部长应老师交给我一样东西，说是一位名叫杨海茵的94级毕业生在离开学校时留给“光华”的一封信，兴许可以使我对复旦勤工助学的采访有些补充。在回程的出租车上，我展开信件看了起来： ……一个月后我就要离开复旦了。回想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光华两年多的经历是十分重要的一笔。四年级毕业求职时，填了许多张就职申请表，“光华公司”是工作经历栏我不可少的填写内容。我是1994年进入光华的，那时公司经理层多是90级的学长。我从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在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最后成为公司经理层的一员。记得刚进公司时，办公室主办活动，请美容师讲座。我们一群人晚上在办公室画海报，赶到东区关门前回寝室，第二天早起去张贴。讲座那天晚上，3106大厅挤满了人，我们开心极了。在这种团队协作的气氛中，光华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也成为公司工作的动力。公司人员变动很频繁，尤其是办公室。有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名字，人就已经换了。每一个能够在光华工作一段时间的人其实都不容易。光华的工作大多是一些十分琐碎的事。部门招新成员时，我总是对招聘的同学说，不要期望太高，你们要做的只是一些普通工作，比如贴贴海报，发发工资。但来到这儿的同学却都能以他们对公司、对广大同学的责任心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的事。而公司给予他们的可能只是几十元的工资，然而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们一笔永远值得记忆的精神财富。光华给每一个人均等机会去表现自己的才能，同时也告诉每一个人，任何成功都是由最不起眼的工作开始的……在我们光华有句被同学们广为传诵的名言：“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不多久，我就要离开复旦，走上社会，我们的光华也将迎来新一批员工与经理，复旦的校园内又将呈现一派醉人的景象……呵，复旦“光华”，我将永远记住在你这儿曾经获取的那尊永生荣誉的“诺贝尔奖”，因为我视它为自己的一座不朽的人生里程碑！ 我为这位同学和所有在复旦学习的那些寒窗学子而欣慰，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了最好的掌握知识的条件，也获得了人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修鞋网络中心”诞生记1996年，中国大学的校园内不断有新闻冒出。南京大学的“厕所运动”正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推广时，河南冒出了两件更具新闻性的消息：一件是已经在郑州一家著名国有企业当上了生产部长的兰州大学毕业生李培栋放弃官位当了个修鞋匠。一件是河南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程云飞同学在校园内开了个修鞋网络中心。这两位河南籍大学生的做法一经传出，全国高校乃至社会上都引起了好一阵反响。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大学生不仅同是河南人，而且干的是一个行当——修鞋，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是他们曾经都是大学里的贫困生，所不同点是前者已经毕业有了一份工作并且成了工厂领导后当的修鞋匠，后者是堂堂正正在校园内开设了以修鞋为主业的“网络中心”。真可谓五彩的青春，勇敢的创新。苦孩子出身的李培栋当年为了跳出“农门”，摆脱贫困的阴影而刻苦学习，终于在1986年考入了西北名校兰州大学。那时大学没有并轨，不要交多少学杂费，但对家境一贫如洗的李培栋来说，平时不注意点勤俭就可能连买支笔、买个本都成问题。有一天他与同学一起上街闲逛，看到钉鞋的一个5分钱鞋掌，一经鞋匠之手就是2毛钱。李培栋从此做起“鞋匠梦”，他从牙缝里省出几个钱，购置了钉鞋的必要工具，便在校园内干起了修鞋行当，以小本薄利完成了4年学业而没有向家里伸过一回要钱的手。1990年李培栋毕业后分配到了郑州肉联加工厂所属生化制药厂，凭着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历和他工作的努力，先后担任了车间主任、生产部长等职，正当厂领导准备让他晋升更高职位时，李培栋竟然辞去所有官职，当起了一名普通工人。这还不算完事，李培栋竟在郑州南阳路的闹市区租了一间小房，打出了“大学生李培栋修鞋店”的招牌，当然他是领了执照的合法经营。问题是他打出的那块在修鞋店前的“大学生李培栋”的大招牌，太引人注目，太叫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人引起巨大反响。那时还不像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什么下岗人员，所以李培栋堂堂一名大学生放着官儿不当，竟摆摊做个修鞋匠，而且你悄悄当鞋匠也罢，可偏偏还要让人们知道你是个大学生！这能不让人看热闹吗？ 今年22岁的程云飞是河南农业大学的95级学生，他当“校园修鞋匠”的最初愿望完全是为了自己独立地承担家庭难以支付的上大学的各种费用。小程出生在豫南镇平县的一个山村，他父亲是位当地有名的“能人”，凭着自己灵巧的双手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个“万元户”。但父亲也有“失算”的时候，而且是致命的——1989年，他倾尽全家资产办的砖窑厂做了几笔大赔本生意。这一年正好儿子小学毕业上初中，正处绝境的父亲根本不理会儿子“全班第一”的成绩，说啥没同意儿子继续上学的事。为此，12岁的小云飞一气之下逃离了家乡，跑到20多里外的姑姑家。那儿有所“只要成绩在班上前五名”就可减免学费的中学，小云飞就这样进了初中。学费免了，但生活费仍然是个问题。倔强的小云飞对姑姑说，只要给点玉米面糊糊吃就行。姑姑苦笑地摇摇头，说你真吃好的姑也拿不出来。那3年里，小云飞的肚里除了面糊糊几乎没有进过别的啥食物。可是3年后，小云飞却昂首“飞”进了县重点高中——镇平县一中。报到时，200元的学费又难住了程云飞。这一次他碰上了好运，学校破例给他免了，理由不算挺充分，但却很有力：程云飞家境贫困，本人成绩特别优秀。说学校的做法理由不算挺充分是因为像程云飞一样家境不好的还有很多，可要说像程云飞一样刻苦学习、成绩非常冒尖的则并不多。程云飞是个从不让人另眼看的孩子，他一进高中，马上想到自己不能依赖学校，而应当自立。靠什么呢？课余之时，小云飞边在校园内背书，边思忖着。“哒哒哒……”校园工地上那震耳的电钻声突然把小云飞从苦思中惊醒了：对呀，工地上肯定要些干杂活的帮手，比如运送砖瓦和其他材料什么的。我家里有辆闲置的旧拖拉机，如果能为工地运送点建材不是可以赚些钱吗！大胆的想法给了小云飞大胆的行动。一日夜晚，他悄悄回到家，凭着胆大心细，没学过开车技术的他硬是把那台旧拖拉机给开到了学校，只是一路程云飞出了好几身冷汗。第二天上完课，他找到工地上管事的人一说，人家还真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上完课后的程云飞就干起了工地的临时运输，那辆破旧的拖拉机伴他度过了3年高中……1995年，程云飞以62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河南农业大学。上大学不像中学时代那样离家近，也不可能把拖拉机开进省城名校，可上学的学杂费却高出了好几倍！一年几千元的费用，对家贫的学生们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程云飞觉得命里注定自己要自立自强才能获得生存可能，好在他不像有些同学抹不开面子，只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使他一下不知从何做起。一日，程云飞的旧皮鞋破了，上街一修，竟使这位大学生十分恼怒：不大的一点破损处，来回跑了4次，还整整花去了20元钱！什么事嘛！那一夜程云飞睡不着，他想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全校6000多学生，如果每人每年修一次鞋，按一次10块钱计算，一年不就是6万元么！要是加上学校的教职员工，一年还不白白流失10来万元钱！10万元钱如果让同学们自己赚回来，再济助给那些贫困生或者让贫困生通过劳动赚回这笔劳务费，那该多么有意义！中，这是件值得试一试的事。程云飞从小养成了想干什么事就要让它干成的习惯。这修鞋的事么当然也很快在他的努力下搞成了。他通过从同学处借来200元本钱，趁一个星期天时间赶回老家，从邻居那儿购得一台旧修鞋机并带回了学校。第一个星期天到来时，程云飞在校园的宿舍门口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义务为同学们修鞋”。这可是打灯笼都难找的好事、新鲜事。好事就好在不用花钱便可以把破了的鞋拿出来修好，新鲜事就新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由学生自己担当的“鞋匠”。“他行吗？”“行。还真像模像样，修的鞋也挺棒。”同学和老师都对程云飞的行动和手艺给予充分肯定，于是一时间他的修鞋小摊前常排满了“队伍”。纯粹的义务修鞋并不是程云飞的本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收费，当然比外面同样修补一双鞋要便宜一半，这一点同学和老师们都接受，所以生意还是忙不过来。这使程云飞大为不安起来，一方面自己要学习，不能老蹲在宿舍门前接活呀；再一方面自己有赚不完的钱而又有干不完的活，可许多贫困生却还在整天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但仍终日有不少时间闲着……对啊，是应该想想法子了。又一个新学年开学了。同学们都在向学校交学杂费时，程云飞却比别人多向学校交了份东西，那便是他著名的“校园修鞋王宣言”——洋洋40页的《 关于成立河南农大修鞋网络中心的可行性报告 》。这可是河南农大乃至中国大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份独特“报告”。程云飞所在农大领导一向对学生的勤工俭学极为重视，特别是实行并轨后作为农业大省的农大学校，贫困生的问题一直是校领导头痛的事。“我们坚决支持程云飞同学的这种积极想法，而且他的报告是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值得一试！”校务会上，校领导们面对那份庄严的“修鞋王宣言”，露出了赞同的微笑。没有比学校的这种支持更能激励程云飞的了。他根据已有的业务情况，立即着手购置了几台修鞋机，并先在本班带了3名徒弟，之后又扩大到系里。这年10月，修鞋网络中心在河南农大正式成立，当由程云飞带领的第一支大学生修鞋队伍在校园光荣亮相时，整个农大都热闹了起来，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修鞋现场，那一双双目光中既有好奇，也有困惑，但更多的是理解与赞许。修鞋网络中心的第一炮打响后，程云飞并不满足，他根据农大附近高校多的情况，又把网络辐射到其他大学……经过两年的实践与发展，如今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已经有了数百名成员，他们清一色都是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有人开始担心大学生当了修鞋匠，会不会影响学习。事实上程云飞在建立网络中心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而他要求每一位参与修鞋网络中心的学生，必须提交一份课程表，以检查他是否合理安排了勤工俭学和学习的时间，而且凡是学习成绩往下降者就得从修鞋匠位置上下岗。这一招反而使那些有了固定收入的修鞋匠们更加注意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了。程云飞是个思维极为活跃的青年，他现在一直在致力建立一个全国性高校修鞋网络中心，并称这是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工程”，他算过一笔账：全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加1000多所成人高校，2000多所高校共计在校生近四五百万人，如果一人一年因修鞋而消费10元钱，那么如果全国大学生修鞋网络中心能承担起此项业务，至少一年可获纯利二三千万元，再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济困基金，那将每年至少可以解决万名以上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他认为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尽管他说他在大学的时间不太长了，然而为了这件事，将来即使毕业了他仍要当个修鞋匠，一直到修鞋网络中心在所有高校里生根、开花和结果为止。真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理想。其实程云飞同学之所以要这样做，他的出发点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告诉那些仍在为经济困难而头疼的大学生们，只要自己有自立自强之心，就是凭着最普通、最廉价的劳动也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天地。同时他还想告诉同学们的每一个母校，如果能转变观念，积极动脑，把学生和学校内的那些可以让同学们自己服务自己的事都做了，那么大学贫困生现象可能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修鞋匠”的思维，多么远大而浪漫。不过他的想法，值得我们肯定，至少程云飞在河南农大的实践证明了它有成功的可能。我这里有一份程云飞的“女徒弟”、河南农大学生杨瑞梅的《 自述 》： ……我家境贫困，考大学也几次运气不佳落榜过。后来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但面对几千元一年的高额费用感到时常苦闷，特别是第一学期，总感觉周围的人看不起自己，加上成绩不理想，甚至曾有过想退学的念头。到了第二学期，我就一心想多挣点钱，再把学习突上去。我开始推销过产品，但没赚到什么钱。去年3月，新学年开学不久，一次我去学校小卖部，见有同学在路边修鞋，觉得这活不错。后来便知道了学校勤工俭学部的修鞋网络中心——就是名噪一时的校友程云飞同学一手创办的。当时没多想当个修鞋女大学生会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一心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经过两周的技术培训，起初是由修鞋网络中心组织我们这些新学员一起摆摊，目的是为帮助我们克服心理障碍。后来有人问我你一个女生难为情吗？说一点不难为情是假话，但如果像过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啥难不难为情的，因为过去为了读书什么事没做过么。现在有点不一样，毕竟是大学生了，尤其是女生。不过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自己认定的事便能坚决干下去。我过去在家时动手能力比较强，所以未感到修鞋有多难学。当时程云飞摆摊时我就在一边看，看过几次后就基本会了。开始我修鞋时总问他：这样行不行？其实我当时已经掌握技术了，问他仅仅是为得到他的认可罢了。只有整鞋换底子难度较大，必须认真细致，否则就很容易扭坏。当然学艺还得准备吃苦，有一次钉钉子，一锤子砸在手指上，疼痛钻心，紫血泡马上起来了，但我没离开修鞋摊，继续修。几个手指一度被绳子勒得个个都有血口子，白天倒不觉得疼，一到早晨起床时，穿毛衣的手都握不拢。后来手上白花花地起了一层皮，当然不疼了，手上起了老茧——凡事都有个从敏感到麻木的过程。“五一”前那段，来修鞋的人特别多，只要往摊前一坐，几个小时就甭想起来，只有回到寝室才什么都不顾地往床上一躺，疲惫得啥都不想了。你问我一天能修多少鞋，没算过，六七十双会有吧！因为一天能收四五十元钱，大点的毛病我们收一两块，像球鞋补个洞才收一两角钱，更小的毛病常常不收钱，有时一天10来双是免费的，特别对女生——她们爱找我，可她们又比男生更斤斤计较。反正都是本校同学嘛。有一次，一位男生拿着一双拖鞋来问能不能修，旁边的一位男生说：只要给钱咋不能修？不知怎么的，我听着这话特别刺耳。其实是一点小毛病，很快就修好了。他问我多少钱？我说不收钱，可他执意要给。我说你给多少？5元？10元？那位男生当时很诚恳也很感动地说了一句：还是学生好！不久前，学校一位爱写报道的同学给我拍了几张修鞋时的照片，钉钉子的、摇机子的情景都有。正好我要回家，就将照片带了回去。姐姐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泪就流了出来。嫂子说：以后除了学习啥都别干了。最难受的算是我妈了，她说你在家读中学时，家里有苦一点的活都不让你干，现在你上了大学却当个“修鞋女”……她们要把照片撕了，我没让，说：这没啥，学校有好多家庭贫困的同学都加入了我们的修鞋队伍，我们河南农大的修鞋网络中心在全国都有名气呢！我妈她们将信将疑。我是我们修鞋网络中心最早一批的成员，也是惟一的女生，开始有人冷眼看待，时间长了我也就不注意这些了。我现在感到心里踏实，因为我修鞋不仅解决了我上大学的生活费和学杂费，而且也没有影响学业。现在我正准备考研，说不定考上研究生后我还当一名校园修鞋女…… 看，程云飞的修鞋网络中心多么有魅力！其实，每所大学都是一个大有潜力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在我们中国的高校里几乎没有多少是由大学本身去开发的。据上海一高校的学-生社会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在大学，每位大学生除了伙食之外，平均每年约有800元至1000元的个人市场消费价值，而这部分的消费被学生或学校通过自己的服务消化掉的不足200元，其余的则大量流失在社会市场上。如果通过科学的、能动的系统工程，学生们能在校内就把这部分的市场“截”在自己手里，那无疑将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资源。要是它被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都利用起来，可想贫困生的经济出路必然大为改观。程云飞同学在这方面是“第一个吃螃蟹者”，而我在另一个大学里则听说了一件“6个女大学生缝一条被子无从下手”的事，这更说明高校的大学生自己服务自己的那个市场还大着呢！ 下面是另一个贫困生的另一种“校内上岗”，看后，兴许能获得另一种启示——“经理”很潇洒6月6日，北京。中国作家杂志社。这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大街上到处可见结婚办喜事的车队，那些只顾自己招摇过市的新人们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市内交通。刚从西安采访回京，见有几个大学生的来信，这是我近期特有的收获。来信者大多数是我采访过的同学，这一封封信中或是热情洋溢或是一吐而快地诉说自己在与经济贫困做抗争的经历，总是令我感动。今天的一叠信中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农业大学的叫何联初同学的信，因为这个同学是我所采访的200多位大学生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小伙子特聪灵，我到农大采访的第一眼感觉他不应该是贫困生，后来交谈中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致富了的特困生”。很有趣，贫困大学生中竟然还有“致富者”！那天到农大(东区)采访何联初同学的情景我还记得，在他之前有几位贫困生不是半天不肯说几句实情，就是最后总说得泣不成声。轮到何联初同学时，我发现小伙子一张口，就充满激情，举足抬手，很使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时的那一类热血青年。这位同学说他的家在湖南株洲，父母都是农民，他第一年上大学交完学杂费后口袋里就没有几个子了。怎么办？得生活、得学习下去呀！机灵的何联初打上小学到现在的十几年里，还是头一回被钱所困扰。过去乡下上小学、中学，再怎么着也能对付。可现在是上大学，且是在首都北京上大学，出门、张嘴啥不用钱？小伙子说头几个月因为没钱，他甚至上学校食堂偷偷捡过别人扔下的半截馒头，为这他还差点被食堂的师傅当小偷给揍一顿。“苦啊，有钱的人是不知那些被逼当小偷人的苦处。说句心里话，在最苦的时候，吃不上一顿饱饭时，我真的有心去上街当回扒手。那种你既要像模像样做个人可口袋里没一个子的时候，你心头的那种努力想改变自己困境的期望，你说有多强烈就有多强烈！”何联初说，他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想点办法出来，否则就可能无法摆脱心理上的某种扭曲和变态。他说他后来得到了一个启示，那是第一学期临近元旦时，新上大学的同学们对自己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新年特别的重视，许多同学争相购买新年贺卡。有一次，何联初从一位在北京某出版部门工作的亲戚那儿带回了几张式样独特的贺卡，班上的同学从他手里一抢而光，而且有的同学甚至愿意出双倍钱购得一张自己喜欢的贺年卡。这事给脑子灵敏的何联初仿佛打开了一扇智慧之窗：对呀，假如我从出版商那儿按批发价购得贺年卡，然后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给那些想要的同学，自己不就可以落个差价赚头嘛！试试看。当何联初第一次用自己的“饭本钱”从出版商那儿批回30张贺年卡后，回到学校不出一天便全部卖完，他回到宿舍背着人偷偷一数，嘿，不多不少，20块净利！这可是小半个月的饭钱呀！何联初像是得了一座金山那样欣喜若狂。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何联初就不仅仅做贺年卡“生意”了。他发现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就是同学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消费品用量极为巨大。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地方，许多学习和生活消费用品走进校门时，实际上已使同学们多花出了几成的价钱。这对手中有钱的同学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但对那些本来就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本书，一本复习资料，如果从不同的渠道买到，可能就是饱一顿肚子和饿一顿肚子的问题。特困生出身的何联初太有体会那饱一顿与饿一顿之间的不同滋味了。他决意从这一天起，为了学校的诸多贫困同学，也为了自己，他要做一名“校园业余生意人”。“生意”是从同学们日常所需的最流行的书、考试时最需要的复习资料和最廉价的衣食用品开始的。“从那起，我就十分注意同学们平时想要和最追求的物品，特别是学习上的用品，而且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如每年新学年开始或结束时，同学们总要更换一些包啊鞋的，我就跑到一些生产包啊鞋的厂子里去低价批来，然后又以比市场价低出几成的价卖给同学们；每次复习考试时，同学总有大量资料什么的要找地方复印，可不知底细的同学们总要多花好几块钱才能复印好，而把同学们的这些需要接过来后保质保量地低价给同学们办成了，大家从我手中获得的是物美价廉的同样东西，自然十分的高兴。像复印资料这一类活，每个学期有好几个高潮，如大考小考，还有考研，同学们不知要复印多少资料，这些活我把它接过来后，可节省了同学们不少钱！至于我嘛，当然也要赚点小钱，合理的劳动所得嘛。不过真正得益最多的是同学们。你问我利用什么时间和啥形式做‘生意’的？一般是用下课的那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既是我的休息时间，又是同学们比较集中的时候。至于我怎么做的……嘿嘿，要我表演一下吗？”何联初同学见我笑着向他点头，于是便从椅子上站起身，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后说，“我先示范个卖书的吧。”“行，就做个卖书的。”我和另外几位准备接受采访的同学让到了一边，饶有兴致地看何联初表演。“丁零零……这是下课铃响了。”何联初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抢先几步来到某个班级的教室。这时的教室内一片喧嚷，于是我站到门口，把双手高高地举起。同学们一看到我的动作，就知道有事，便静下了。这时我便抓住时机，开始‘广告’宣传。如果是卖书，那我就先说一声：同学们，你们不是正在寻找一本某某的书吗？是的，这本书目前正是我们学习和考试最需要的参考资料。可是从哪儿能得到呢？也许有的同学已经有了，而有些同学想要却一直不知从何而得。那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你们谁想要就请马上登记，我会在现在或者下课时送到你们手中，价格嘛绝对优于市场。我这段话一落，同学们就会蜂拥而上地前来向我咨询或登记。当十来分钟的课间快要结束时，我的一笔‘生意’就基本完成，留下的事是我在中午或晚上时间把书或物品给同学们送到宿舍……”我被何联初的出色表演所折服。在场的同学说何联初是农大出名的“生意人”。“那你们满意他的服务吗？”我问。“满意。因为他一能上门服务，二总比外面卖的要便宜不少。”同学们对何联初给予充分肯定。“那你们为什么不像他也做几把‘生意’？”我又问。几位同学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们哪有他的本事嘛。”看来这校园里的生意就只有他聪明机灵的何联初做了。“不不，校园内的市场大着呢！我一个人哪来得及做嘛。再说我又不是为了发财，当初干这玩艺儿也是被逼出来的。只是越做越有经验了，现在真是有点放不下手了。”何联初又恢复了他作为学生的姿态，可当我了解了这位同学的能耐时，我怎么看就怎么觉得他应该是位出色的经营家，而不是现在的自动化专业大学生。“可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营销方面很有些发展前途，比如我在为同学们做点事中感受到校园的市场大得很，加强这方面的市场开发极有前途，所以心头老不能平静，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同学们开玩笑说我是‘致富的贫困生’，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认认真真地做些事，确实能使一批像我这样的贫困生通过符合学校实情的经营理财而达到最终‘脱贫’。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贫困生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还得到了应有的锻炼。我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在做。由于‘生意’做多做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发展了一批贫困同学跟我一起做。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和促进，既得到锻炼又获得收益，其乐无穷。”“你这样是不是要影响学习？”我由衷敬佩这位小伙子，但心头不免有个疑问。“不影响。因为我用的全是业余时间。”何联初说，“我只是比别人少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或不去咖啡厅坐几个小时而已。我还没有告诉你何先生，我一直是班里成绩第一名。尽管我手头有很多‘生意’在做，但我从没有因此下降过学习成绩。现在我还有每星期的3份家教和学校勤工俭学办公室给的每月在学校收水电费的打工活哩。”“收水电费和家教这一类勤工俭学，是不是比起你的其他‘生意’来报酬要少得多？”“账不能这么算。”何联初对我的这一问题回答得非常肯定，“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而学校安排的勤工俭学岗位是目前最不具风险的，虽然我认为它确实有待改进，但对大多数贫困生来说，这样的无风险岗位也是十分必需的。至于我的情况有些特殊，所以我对自己所选择的勤工俭学也根据不同情况作不同对待。比如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经验，加上我注重效果，于是像我外出做家教就与别人不一样。同学们一般都采取每小时15元还是20元计算，我不这样。我对受家教的学生家长说，我要按我教的质量来计报酬。如你的小孩是为了保证想参加高考更有把握些，那我就保证使他复习得当，方法更有效；如你的小孩哪门功课差而需要赶上去，那我就保证让他达到预想的效果。衡量的标准自然是小孩和家长嘛，你认为我教得确实达到了目的，那你就给我应得的那份报酬；你如果觉得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减少或者一分不给也行。”“这样做你会不会亏呢？”“没亏过。因为差不多经我家教的学生最后都达到了满意效果。既然他们达到了满意效果，故而我在收费时通常按质论价。有时一次家教三四个小时，我就要收三四百元。你一定觉得很高吧？可人家愿意给呀！而我自己也认为既然我出卖的是高效益劳动，那就不能按廉价劳力论价。现在社会上许多用工单位对我们贫困大学生外出打工极歧视，完全像是向你施恩似的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无任何公平可言。我那样做，从一个意义上讲也是想为我们广大贫困大学生争口气，向那些不公的待遇宣战。”何联初的一番慷慨激昂，使我对打工的贫困生们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中间并非尽是些忍辱受屈的弱者，他们也有令人折服的强者。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展开何联初同学写给我的信—— 尊敬的建明先生：你好！上次你来校采访，使我有机会向你吐露一个贫困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自我奋斗历程。但是那天采访时间太紧，没有向你透露我在学校里所做的和正准备想做的几件事。去年元旦前夕，国家教委下文不再允许学校里有私人开设商店。而当时我们学校内有3家这样的商店，便面临要清盘。我得知这消息后，很想把它们接过来。一则考虑我有这方面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我校贫困生很多，他们不少人仍然没有勤工俭学的岗位可做，如果这3家商店由我们贫困生们把它接过来经营，肯定可以解决一批同学的生活困难问题。为此我找到了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后来又找到校长、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由于多种努力，我认为学校的领导几乎是认可了我的想法。正当我写完可行性报告并准备从银行贷出50万元之际(贷款是我托在京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帮忙负责办的)，学校生活管理科科长突然通知我此事已没戏了，原因是这3家商店的经营权另有人要接管。我区区一个在读学生，自然胳膊扭不过大腿而只好放弃，且当时我正值期末考试。但通过这事我学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经验。就像我上次已同你谈的那样，学校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不能直接起照经营，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勤工俭学方式，我还是不愿放弃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之后的第二学期也就是今年，我在同学中宣布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公司”，它包括销售、代理、咨询、租赁等许多部门，其业务延伸到凡是同学们所学所用的任何内容。成立“公司”全由我一人策划和制定营销战略。“公司”一诞生，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那些过去没事可做的贫困生们纷纷加入了我的“公司”大本营，就连一些原本不困难的同学也都一起参加了进来。“公司”能良好运转，主要在于我们信息灵通，敢于吃苦。比如我们农大附近全是首都著名高校，而各个学校、各个系室复印资料、出卖参考教材的价格各不相同，我们“公司”对这些了如指掌，故而同学们都愿意找我们代理为他们服务，因为我们提供的总是最便宜的服务。还有我们的服务总是主动的。如前两周大一新生上游泳课需购一批泳装，我看准这是个机会，可是进一批这样的货得好几千元资金。怎么办？为了筹到钱，我就连续几次利用下课时间亲自跑到几个教室的讲台，给同学们进行即席宣传动员，并成功地截下了当月一些比较富有的同学们的生活补助费，加起来共3000多元。这些钱正好够“公司”进货，于是我们抓紧时间，在学校开设游泳课时及时将各种款式新颖、价格便宜的泳装送到了同学们手中，我的“公司”则轻轻松松也赚了一笔。除了给参与“公司”此次买卖活动的同学相应报酬外，我特意还给配买泳装的班级每班提留了150元作为奖励。最后“买主”和“卖主”都皆大欢喜。生活的艰苦，给了我许多磨练机会。可能正如你上次所说的我是在无意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现在除了上好课外，整天满脑子是各式各样的经营点子。可是由于学校是个特殊的天地，不能让我放开手脚干。暑假快到了，今年肯定又有更多的经济困难的同学不能回家，看到他们欲干无门的情景，我总是很难过，所以今夏假期我想把自己的“公司”来个更大的发展，以吸收更多贫困生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下个学年挣得更多一份学费和饭钱而奋斗。…………顺致夏安农大(东区)何联初5月30日 这是大半年中我读到的无数大学“打工仔”们给我所看的或所寄的日记及信件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我甚至想，如果在中国50多万贫困大学生中有那么一批像何联初那样富有经验与成功的“打工致富者”，那中国的贫困生现象可能就是另一种存在于当今中国大学的现象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学子们只要勇敢地去参与社会实践和靠双手争得生存权利的活动，即便是没有致富甚至有的还可能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都将是中国大学校园里一道诱人的独特风景而被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史与中国当代青年运动史。欢乐和流泪，对于那些勇敢面对现实的人，永远都是珍贵的。 

  2015-11-03 22:52:02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6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五章

  第五章学生工作部里的“灰色档案” 天很蓝，江很绿。走出大山的于吉磊一下省城的火车站，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觉得有一种透心的舒服：现代的大都市到底比千年不变的山窝窝不知强多少倍！也许正是这一口透心的新鲜气儿，于吉磊更加觉得自己过去的寒窗十年太可贵与重要了。这是入学通知书。还有钱，6000元钱。于吉磊出火车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验证一下这两样东西是否还在。他知道有这两样东西才能真正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门，而这两样东西中于吉磊明白相比之下钱更重要，入学通知书嘛即使是丢失了学校也会有存根可查，然而这天文数字一般的6000元钱对于吉磊来说简直重如生命。他太清楚为了筹集到入学通知书附件上所写的让每一个新生准备的这6000元学杂费，父亲几乎跑断了腿，即便是这样，最后还是由一位好心的落榜同学的家长借给了于吉磊4000多元才算了事。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农家人，哪有人见过这么多钱！为了这6000元钱怎么带到几百里外的省城，全家人几乎商量了不下十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采用了母亲的办法在内裤腰带上缝一个口袋，然后再在小口袋上系3个纽扣，钱就装在那里头。于吉磊摸了摸皮带下面的腰部，满意而又放心地登上了驶向学校的公共汽车……“你就是于吉磊同学？请先交入学通知书。”负责新生注册的老师机械地在为新报到的学生办入学手续。于吉磊毕恭毕敬地递上入学通知书。“再交5830元钱。”于吉磊迅速地解开裤腰带……“哎哎，你要干什么？”那个负责注册的年轻女老师突然冲着于吉磊大声嚷嚷起来。“我、我不干啥呀！”于吉磊不知老师为何突然对他如此厉害。“不干什么，你、你解什么裤腰带？”于吉磊明白了，他的脸也跟着红到了耳根：“我是取钱……”“真是的。”女老师顿时没有好气地说，“快点快点，别让后面的同学等着。”“多少元？”于吉磊战战兢兢地问。“不是刚才说了5830元嘛！”于吉磊赶忙从那个小口袋里取出钱来，一五一十地数着。这时他似乎才意识到交完5830元学杂费后自己只剩170元钱了。170元在家里可以过上一年半载的，但现在不行。于吉磊后来又七交八交地花掉了100多元，到晚上再一数钱，仅剩几十元啦！这可怎么办？得吃饭呀！大学的第一夜，于吉磊是在为第二天有没有饭吃而整一宿没合眼。“走吧。你不是也有昨天老师发的那张卡嘛。”第二天一早，同宿舍的同学见于吉磊还愣在那儿发愁，便乐开了。对呀，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于吉磊顿时不好意思起来。从此，那张金灿灿的饭卡便成了他上大学后除了课本以外最重要的东西。为防意外，还是用母亲的老办法把金卡藏在裤腰带里面的那个小兜兜内……从此，于吉磊每天冲着这张小小的卡在算账：早餐两个包子、一碗稀饭花一块钱，午餐4两饭加一盘炒土豆或青菜粉丝——这里最便宜的炒菜花2～3元左右；晚饭与早餐基本一样花一块。然而，仅仅不到一两个月，于吉磊紧张地发现这样的日子还是太“奢侈”——每30天下来没有一百二三十元过不下去哟！学校各种物价补贴打进饭卡的也就是七八十元，如此下来每月还得至少亏空四五十元！再向家里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于吉磊知道只种几亩薄地、身上已经背了6000元债的父母能维持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就很困难了。可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来呀？初入大学门，于吉磊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他选择了唯一能行得通的办法：那1元早餐就免了，中午原来2～3元的饭菜变成半菜半饭花1～1.5元，最多不能超过2元！晚餐一个馒头一碗稀饭花1元。每天必须控制在3元左右，对，不能超，只能省！之后的一个月里，于吉磊除了上课，就是一门心思跟着这笔账在天天算计、打仗。饭卡通过电脑可以随时显示你所在卡上存有的钱数，突然有一天于吉磊看到自己的卡上一下少了80元。这这、这怎么办？还有20多天我怎么过呀！那一顿2元钱的午餐他都没买，只简简单单喝了几碗不用花钱的汤水便急步来到了学校计财处。老师抱歉地告诉他，是电脑出了毛病。于吉磊长嘘了一口气，他一摸后背，冰凉凉地浸了一大块。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医生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山东姑娘李某临来大学时就对母亲说：“妈，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备，我只要一缸你腌的咸菜，就像我到县城上高中那几年你备的那样……”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泪水噙在眼眶里，说：“大学不比中学，你又是在太原上学，离俺山东好远好远，哪天你断了咸菜咋给你送去呀？”“对了妈，你该把腌咸菜的技术教给我，到时我吃完了这包你腌的菜后就在学校自己腌一缸呗。”女儿聪明地向母亲提出要求。母亲苦笑地拢了拢满是银丝的头，问：“大学里咋能像家？亏你想得出来！”“哎哟你就别管了，先教我嘛。”穷人家的女儿在父母面前也同样拥有像富人家的孩子那样撒撒娇的权力。母亲没法，说：“得先把菜挑一下，最好要长成半截的菜，根多叶多的菜不能腌，腌出来的也不会好吃；盐要放得匀，时间最好长些……”李某就是这样左手提着母亲备的一大塑料包咸菜，右手带着母亲刚刚教的腌菜技术踏进了太原某高校大门。进校的第一件事是她交完了所有该交的钱。交完后身上还有多少钱她从来没对人说过，好像她心里很有底似的。可不是，像这样的日子她在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的那十几年里几乎年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然而李某感到有些不同的是，大学里她同班的同学中有人天天换新衣穿，吃饭时也有人竟连八九元一令小炒还嫌不对味，非要上外面的馆子花上几十元甚至一二百元才算过得去。可她只能还像上中学时那样，到食堂买一个馒头，然后回到宿舍，夹上几根咸菜算吃一顿。开始几天她并没有感觉什么，后来发现老有同学跟在后面看她打饭、看她打开那只气味异常的咸菜袋，这个时候她的脸才有些热起来……她猛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猛然发现远方的大学与家乡那个大都是穷孩子的中学不同了。而这一发现使李某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同学们从此再也看不到她什么时候吃饭，偶尔看到她上食堂打个馒头后也是行踪匆匆，从不多待一秒钟。不吃是不行的，要上课，要跑步，要坚持至少4年的大学学业。但李某自从见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自己打开咸菜袋的那一瞬间的神情，她发誓再不让大家看自己吃东西的情景。她开始躲，躲到宿舍，躲到门角，宿舍里不行了，她就躲到校园内的小树林，甚至没有人时的厕所里……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李某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的咸菜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一点也没有了。她想起了母亲教给的腌咸菜的技术。可菜从哪儿来呀？在家时可以上屋后的菜地里拔几棵就是了，大学校园内可没处去拔呀！到街上去买？好几毛好几元一斤，有那钱还腌什么菜嘛！她真的着急了：大学的日子咋这么难过啊！突然有一天她兴奋不已，因为她发现了学校食堂后面有不少被丢弃的烂菜叶、菜根子。这个发现使李某连续好几个夜半时分带着从家背来的那只已经空了的塑料咸菜袋，悄悄溜出宿舍……就这样，她每天捡几把回来，在水龙头上冲洗干净后将其腌泡起来。李某依旧这样行踪匆匆地每天上食堂买回一个馒头后，便回到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完成她的一日三“餐”。终于有这么一天，同学们发现她昏倒在厕所里……医生诊断结果与于吉磊同学一样：没有什么其他病，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广西壮族小伙子马义词怀揣某大学入学通知书，来到首都北京的校园时，激动得竟然当众跳起他拿手的壮族舞，引起同学、老师们的一阵阵喝彩。尤其当他看到自己的校园那么美丽，在学校的北边是每时每刻都有一群群如天仙般的女生进出的舞蹈学院，再往南则是那雄伟无比的亚洲第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学校就在商潮如火、满地是金的中关村电子街上……“哼，你们躲吧，我不信在北京这么好的地方自己挣钱养活不了自己！”上学的第一夜，马义词躺在床上忍不住想起在家时父亲为了给他筹借学费的那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情景：父亲到一亲戚家，那一家亲戚就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原来亲戚们都怕他来家借钱，说是上大学要好多钱，而且一上就是四年，那还不知要借多少钱呢！就是借了也不知啥时候还得起！亲戚们正是因为这无期的借款而远躲马义词一家的。躲吧，看我怎么走出这十万大山！马义词在离开那个边远的山村时心都凉透了，而他到了北京后的心几乎又过于热。他带来的3000元债款由于沾了少数民族的“光”，在交完各种学杂费后还剩了1000多元。马义词是个有头脑的孩子，他想：这钱在老家可能全家七八口过上一两年不成啥问题，可在北京光供我一个人也过不了一学年呀。他为此算了又算，甚至把每个大月小月的天数都算了个彻彻底底，他知道如果不好好算准，就有可能出现“饥荒日”。这所大学的伙食费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农村来的孩子都唠念学校的伙食费。一个菜要花几块钱，这在他们过去的读书岁月里是从没有过的。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在大城市里，现在几乎找不到一家食堂、餐馆卖5元钱以下的一个炒菜。马义词一掐指头，便把每天的生活标准定在了5块钱，三五一十五，这一个月就得150元呀！马义词算过后心头吹起一阵寒风：照此水平，1000元钱也用不到一学年！再说吧，习惯吃早餐的他不像有的家贫的同学不吃早餐，但5元钱一天，在北京你无论如何想一日三餐都进食堂是不太可能的。于是马义词就决定中、晚合餐：中午打2个馒头或4两米饭加一个菜合计4块多钱，早餐一个馒头加一碗稀饭花一元。就这样度过了“兴奋的九月”，度过了“新鲜的十月”。到了进大学门的第3个月，马义词发现自己在上课时老想睡觉。这怎么成？你不想对得起老父亲老母亲了！马义词狠狠地敲打着脑门，他警告自己不要糊涂。可第二天他还是不能自控地犯困，甚至有一天被老师当场叫醒，引得全班同学哄笑。他感到自己很丢人，也很沮丧。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自己并不是故意放肆呀，可为什么一到中午前和晚自习时就想睡觉？“你要注意饮食，否则克服不了这个毛病。”一天，有位大二的同学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他转过身去想问问清楚犯困与饮食到底有什么关系，可那个大二的同学走了。马义词后来知道，这也是一个家里很穷很穷的学生。明白怎么回事后，马义词决定改变一下“生活水平”，但首先得有份活干。他早听说首都北京遍地是黄金，外地来京淘金的人就有三四百万。马义词想找份工打打，但几次碰壁证明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论做生意，无本钱无经验。搞家教，北京的家长们一听是农村来的新生尤其是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肯定不要。听说学校有个勤工助学中心，结果他报名了很长时间一直“待业”(直到笔者采访时)。自信的马义词渐渐感觉自己与这个丰富多彩的大都市和诱人的校园有道深深的鸿沟。他开始孤独、苦恼，甚至害怕，害怕自己如此长期下去会完不成学业。马义词觉得自己应该自我兴奋起来，像电视里有些歌手说的临场前得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兴奋”起来。拿什么调节、什么兴奋呀？走，跑步去！一圈、两圈……几圈下来，气喘喘的他再回到教室上课——马义词发现自己这一节课真的“兴奋”，真的没有睡意。有办法啦！马义词为自己能找到这个克服“犯困病”的办法欢呼。从此，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某大学校园内，每天可以见到一个瘦小的同学在操场上、走道上一圈又一圈地来回跑着。同学们奇怪的是这位瘦小的同学竟然不仅在白天的课余时间跑，在熄灯后的晚上他也跑。“晚上的时间饿得最难受，所以我跑。跑累了往床上一躺就着了，不然我会饿疯的……”马义词有一天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大学里还有好几年，他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山西农大。学生处老师原文华，年纪轻轻的一条汉子。但在我们见面不到5分钟时间，他就开始泣不成声地诉说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害得农大那么多同学生活、学习还极其艰难。“……我们有个同学是山西原平的，上大学时母亲已经72岁了，父亲则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上大学前，这个同学一边读书一边种地，养活他和老母亲。进了大学后，家里的地没人种了，老母亲只能每天出去卖些瓜子度日。咱农大学生每月学校发给一人72元专业补贴和副食补贴，这个同学就是从这72元中每月要给老母亲寄回二三十元，他自己仅剩三四十元。那么一点钱够什么用呀！他每顿吃饭总是去得最晚，因为这个时候食堂里的稀饭因为太稀了就不要钱了，他就靠这不要钱的一勺稀饭和两个馒头过日子……”原文华一边哽咽着，一边又把一个瘦得近似皮包骨的学生介绍给我。“他叫高武军，现在是研究生了。可你看他瘦成这个样……高武军，你给何老师走走看。”原文华让这个学生在我面前走动了几下。“你的腿怎么啦？”我发现这同学走路时一拐一跛的，便问。“他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肌肉萎缩症。多可怜呀。”原文华老师替这位同学挽起裤腿，说道，“你看看，他这条腿都快萎缩成干干了。他惨啊，本来家里就贫，偏偏1995年家里又发生了一场大灾，他父亲和几家本族亲戚同乘一辆拖拉机到一远房亲戚家参加婚礼，结果途中出车祸，他父亲和其他3个亲戚当场死亡，另外7个重伤。这一大家族，死死伤伤11人，还能有谁救谁呢？高武军同学从此断了家里的一切经济支持。去年我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勤工俭学机会，说好听是勤工俭学，说不好听就是给人家送终。有个老人得了瘫病，拉屎拉尿都在床上，老人的孩子谁都不愿再管了。这样的活，连亲生儿女都不愿干，可我们小高这样的一位快读研究生的大学生则为了能挣一二百块生活费，天天去老人的病榻前忙里忙外的一个多月，直到把老人送终……”原文华老师又泣不成声。“你、你说同学们这么可怜，我这个学生处的老师心里有多难受！我们想帮助小高，可学校像他这样甚至比他更需要帮助的同学不是一个两个。小高现在是研究生了，一月有180元钱，我们的本科生、大专生只靠学校发的那几十元补贴，困难不是更大么！”原文华擦一把眼泪后，将小高同学拉到身边，说，“小高，老师没把工作做好，你可不要怪谁，好好读书，有什么困难找我就行，啊，我一定尽力帮你……”那个同学本来一直笑眯眯的，经原老师这么一说，不禁两眼泪汪汪。他一把拉着我的手，说：“老师，你要写就写写原老师，他自己一个月只有400来块钱工资，可这几年里光我知道的他资助贫困生就不下4000多元……”“你、你别说这些。”原文华老师急忙抢过小高同学的话，急促促地告诉我，“我们这儿曾经还出现同学卖血、晚上乘人不备时偷偷溜进食堂捡剩馒头和菜叶吃……” 这是怎么啦？这回轮到我的心在大声疾呼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正在迈向21世纪的现代化强国！怎么、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大学里会出现这等的事！为什么？到底又有多少这样的事？带着我的疑虑，带着我的痛苦，也带着我的一份责任，我走进了中国大学的一个又一个学生工作部—— 这是一个春天的季节，我来到北京清华园东邻的北京林业大学。这是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重点高校，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林科。校园很美，既有北大、清华校园内的那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又有更多的园林群体，耸立在林与花中央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更显几分娇美与壮观。漫步在这样的校园内，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这对居住、生活在闹市而整天淹没在污浊空气里的我来说，大有人间仙境之感。然而在透过几口清新的空气之后，我又不得不把一个与此地的环境十分不协调的词汇在心头掂量。这个词汇依旧叫“贫——困”。美丽如画的校园本不该与“贫困”联在一起，可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它们却无情地结缘了，而且这种苦涩的结缘还那样“剪不断、理还乱”。北京林业大学隶属教育部和原国家林业部，现有在校学生3500多人。从人数讲，是所中型大学，可它却是被团中央、国家教育部列入重点“扶贫”的几所贫困生居多的高校之一。走进学生工作部，接待我的是位很干练也很热情的“女处座”于翠霞老师。“你了解贫困生？算找对了，这摊归我管。不过以前我在校党办工作，学生工作部这摊接的时间不长，但一接后我就觉得再也难放手了。尤其是贫困生这方面的工作。”于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声后说，“你先看看材料后我们再谈。”她从另外一间办公室柜子里取出几摞厚厚的卷宗，放在我的面前。“这都是些什么？”我问。“贫困生自己写的救济申请材料。你先看看。”于老师直起身时顺口说道，“我当时看完这些材料后，几天都吃不好饭。唉，这些学生真可怜……”于翠霞老师说完出了门，屋里只留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开始一份一份往下看……我知道自己的此次高校贫困生采访是次万里长征式的巨大工程，每一程都得争分夺秒。我必须加快速度往下看，但从翻第一篇开始，我就发现自己过去那种一目十行的“职业编辑”看稿速度这回一点也用不上了——我几乎只能一字一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因为我所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稿件，也不是常见的公文，而是一份份用血水和泪水写成的乞求信、呼救书。它让我感到灵魂在经受山呼海啸般的震撼，心胸在承受那种很难用词语表达的一种近似绝望的窒息与压抑—— 学生求助书之一： 尊敬的校领导：我是财96(1)班的学生，来自安徽东至县。在我10岁(1985)那年，我父母因车祸皆丧生，留下我与哥哥相依为命。这以后，在亲戚及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我哥哥念了两年高中，我也读到了初二。但别人的帮助总是有限的，两年之后，我兄弟俩同时上学已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哥为了不让我辍学，借口自己学习不好进厂当工人。其实哥那时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尖子，如果我们有个温暖的家，如果有父母的疼爱与培养，如果不是为了我，哥他现在肯定是个大学毕业生了。然而他不能。在哥微薄工资的支持下，我勉强进了县重点高中就读。这期间，为了减轻哥的负担，我背着他帮助学校附近的餐馆卖早点、夜宵等，以求得店主老板一餐半粥。在这种情形下，我艰难地完成了高中3年的学业，可不幸的是我在高考时以7分之差名落孙山。哥哥对我的落榜没出半句怨言，相反鼓励我重新复习。18岁的我在几年的苦难经历中除已深深懂得哥哥的那份爱心外，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打算。1993年暑假一到，我便背起几本发黄的课本和几件缝缝补补的衣服，走上了打工的路，而这年的下半年我哥参军入了伍，现在仍在广西北海舰队服役。打工的路并不平坦，由于没文凭，没一技之长，更因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我在福建石狮一带流浪了近半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海边去挑黄沙……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之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我进了晋江一家皮鞋厂打工，在那里我度过了两年半工半读的打工生涯，其中所吃的苦头非常人所能体味和想象得到。付出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1996年，我以全县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一年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当初我打工挣得的4000多元钱已所剩无几。如今新学年已开始，对于无任何经济来源的我来说，我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为了准备第二年的学费，我没有与哥哥商量，便决定卖掉父母留下的两间破房子(估计能卖个两三千元)。但由于诸多原因没人买。在走投无路之下，我只好与在家务农的一位高中同学结伴利用这个暑假，到上海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刷盘。那餐馆实行两班制，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为了多挣点钱保证能上得起新学年的课，我向餐馆老板提出要求一天干两个班。老板听了我的陈述，同意了，并且晚上只让我加班到9点钟。即使如此，由于假期时间有限，我才挣得600元钱便匆匆赶回学校。要上新学年的课，就得先交学费。可我身上仅有自己挣的600元加上那位同学给的600元共1200元，这也远不够全年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怎么办？我问自己，也问苍天，可谁也没有回答我。无奈之中，我只好厚着脸皮在这儿向学校领导发出恳求：请拉一把我这个穷苦的学生……此致敬礼学生：董鹏志1997年9月4日 学生求助书之二： 尊敬的×老师：您对这个称呼可能已非常熟悉，可您认识我这个学生却是第一次，我想通过书面上的交流，作为我们互相认识的起点。老师，暑假期间，我徘徊于宿舍内，思绪万千。想起中学时求学之艰难，考入北林大之不易，更是焦虑目前……作为学生的我，中学毕业于陕西西安市户县光明中学，家在西羊村，本为农民家庭，全家以清淡度日，安贫乐勤以足。可无奈在我高一时，父亲因多年积劳成疾离我而去。打此后唯有母亲操劳供我上高二，读高三，考大学。在中学毕业时我心中因念母亲体弱多病，想立即找份工作，以代母亲之劳和尽儿女孝心。故后虽以706分成绩考取北林大，但我内心却无喜悦之言，因为我根本不想进大学——其实是无奈。母亲得知后说什么也不答应我的做法，她特意给我讲了一件在我还幼小时的事：母亲说，当时因家贫，曾想把我送给村附近的一个部队机场的一位军官做儿子，可当人家真来领时，我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了。父亲对母亲说，贫不懒志，家再穷，儿还是他的儿。母亲那天流着泪对我说，现在儿你考上了大学却因一点难处要退却，她说就是等她百年之后也无法向我父亲交待。于是我在去年8月28日(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到本村一个人那里借了3000块钱，走上了大学之路。当时借这钱是讲好的在我毕业后加倍归还人家，所以我在迈向大学门的第一步时就比别人多了一份沉重。大学一年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我忘不了初入学的新奇，更忘不了交完学费后生活的困顿艰难，母亲又多病缠身，无援的我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摸着口袋中唯一的一个硬币时，也曾想给家里发一封求助之信，可一想到母亲那苍白的脸时，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我恨不得抬起手抽自己的耳光。所幸的是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学校帮助我取得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让我能安下心读书，并有可能在春节时用自己省下的钱回家一趟给母亲买一点小礼物。那次是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而且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像人一样地出现在众乡亲面前，其情其景，自然也非能言表。然而命运却总是对我这个苦孩子那么不公，在我到家的第三天，我母亲怀着恋恋不舍的表情，永远地离我而去……在我欲哭无泪之后，我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这当儿子的大学生，到底这个春节是回来得对还是回来得错了？我反反复复问自己，但始终没有结论。新春的爆竹仍旧那样脆响。可极度孤独和悲伤的我，一点也觉不到。多少个黑夜里，我有意不开灯，有意不让哪怕是萤火般的光在眼前出现。我想用黑暗来沉积心头的孤苦与忧伤，我更是在让黑暗之剑磨钝太多流血的心胸……我扪心自问：像我这样一个既无独立生存能力，又日后无可向父母报孝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在那一次又一次与黑暗对话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那样轻薄无为，我想借着黑暗去见我的父母，去用儿子的整个心灵抚慰从未获得过多少幸福与快乐的父母的心……但就在我伸出双臂向死神拥抱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学校，想起了老师您和同学们，于是脆弱的我又觉得无地自容。特别是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自己的帮助，我更觉自己那一闪念的荒唐。像我这样一个贫苦之家出生的人，在既未向父母报孝一份养育之恩，又未能为国为民做半点贡献之时就想逃避生命，简直就是一种可怜与无耻！想通之后，虽然那个失母的春节使我无限痛楚，但回校后我尚能像过河小卒，有进无退。所幸在后半学期学习成绩较上半学年大有提高，心中总算稍许安慰。老师，学生现在所虑的是目前入学学费太贵，学、杂、书费达2000多元。虽说我在暑假留在北京拼命打工40余天，也仅赚得700余块钱，加平时积攒共1000来元。眼下学校新学年注册日期将至，学生心中怎不焦虑？为解燃眉之急，日前我与一家书店经理谈定以后每天下午到她书店干活，兴许能挣回一点钱来，可这得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我请求学校和老师能否宽延一些时间再让我交钱，如果能成，学生将视为生命重现！恳请又恳请。 学生：张升1997年9月6日 学生求助信之三： 尊敬的校领导、老师：我是园林学院森林旅游96班的学生，因家境贫寒加上连年天灾，实在无力交纳学费，特向学校申请减免，敬请审查。我家住抚顺县安家乡大堡村，家中5口人，奶奶已近8旬，弟弟正读初三，爸爸体弱多病，家中全靠妈妈维持。全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那几亩承包田。如遇风调雨顺，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1995年“七·二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把我家的几亩承包田里的庄稼全部冲走；1996年“七·二三”一场更大的洪水又使我家颗粒无收。今年满希望有个好收成，但天公不作美，春旱到秋日，致使全乡全部绝产。连续3年的天灾，让我的家人怎能承受？更有何力量担起一年几千元费用的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业呀？我是1996年从辽宁林业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林业大学深造的。当时心情真是悲喜交加，谁不渴望上大学的机会！然而一贫如洗的家庭又能拿什么来供我上学呢？带着这个不知是好还是坏的消息我回家了。爸妈听后不做声，而年仅16岁的弟弟却第一个表态：姐，你去吧，我供你！弟弟的话让我好一阵激动，可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我只朝他苦笑了一下。爸妈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同意我读大学。从此家里节衣缩食，生活更加艰难。我深知家中情况，于是利用假期四处奔走自筹第一学年的学费。我听说有个叫“寒窗基金”专为学生贷款的，便跑到教育部门，但人家不理我，说我是中专保送生，不能享受。无奈，我只好东家求西家磨，从远近亲朋那儿借了3000元钱，苦苦读完了第一个学年。暑假了，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家，而我却因新一学年的学费不知从何来而忧心忡忡起来。年近50的爸爸骨瘦如柴，出去给人做小工出苦力，一天干下来，从手到脚，浑身每一个骨节都吱吱作响，这病痛已经数年了，可爸就是不肯去医院瞧一次，只是每天大把大把地吞止痛片。这一切做女儿的我看在眼里，疼在心头……然而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不仅不能给他减轻病痛，还要再一次向他伸手索要新一学年的学费！我、我不知如何办为好。新学年已经来临，我怎能忍心向这样一个父亲伸手呢？可不向他伸手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难道忍心让我正处初三学习、年仅十几岁的弟弟供我读大学？不不，我不能。可、可我又能干什么呢？尊敬的领导、老师，请救救一个苦命女学生吧！ 96级学生：吴春艳           1997年9月1日 看完这一份份求助书，我说不出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情。透过这些饱溢泪水的求助书，我似乎看到一颗颗焦虑不安的心和一张张因营养不良而造成贫血发黄的充满着企盼的脸。它们让我感觉呼吸的急促，心跳的加剧，情感的难以抑制……没有比这更叫人揪心的，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大多数人感到阳光明媚的今天。这时，于老师从另一个屋子进来。“这些材料都是去年9月新学年开始几天内收到的，这几年一到新学年交费时，我们学生部和学校领导、老师那儿都会收到一封封这样的减免学费申请和求助申请书信。”她说。“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能占到学生总数的多少比例？”这是我很关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于老师顿了顿，说：“从我们官方向外公布的比例是15％，其中特困生5％左右……”“实际呢？我需要准确一点的。”“这个……不太好说。”于老师略陷沉思。稍许，她说，“我总觉得现在定的标准不太确切。比如教育部门原来把家庭平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划为贫困生，把100元以下的定为特困生。现在高校大部分按此确定贫困生的标准。我认为这只能是个大概标准而已，因为像现在农村的家庭人均收入能达到150元左右的几乎占大多数，这还要看这一年的老天给不给面子，如果遇上天旱水灾什么的，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另一方面，这两年城市下岗职工增多，许多城镇来的在校学生家庭由于父母都下岗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是200元至300元一个月，你能说他们不是处于贫困状态？所以大学贫困生的人数比例向外公布的数字不完全准确。像我们林业大学，是属于特殊行业院校，学生中60%以上来自农村，有30%左右是县级以下的小城镇。这些学生之所以报考像我们这样享受国家特殊行业补贴的院校——如农业、水利、军工、师范等等院校，就是一方面认为录取分数低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看到我们这些院校收费低一些。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差的家庭的学生所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推断，你能估计出像我们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占多少呢？”我笑笑，说不敢猜。“再说大学与大学之间也不同。”于老师接着说，“我所知道的北京大学对外公布的贫困生比例是25%，应该说从他们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所确定的这一比例基本差不多。但到我们学校恐怕就不能是这样一刀切了。如果用北大划定贫困的标准拿到我校就不得了了，那我们的学生可能大多数处在线内。其实贫困与不贫困还有一个所处环境与范围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因为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相对家庭经济收入都不高，而这些学生如果把他们放在那些外贸、经济、艺术类院校去，可能都得算贫困生了，但在我们学校就不行。只有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学生，才能进入我们学生处的‘特殊档案’里来……”林业大学的于老师使我较早从层面上粗略了解到了什么叫“贫困生”，以及强烈感受到那些贫困生所发出的阵阵求助声……林业大学所处的京城西郊，几乎云集了中国最著名的十几所大学，在那连成一片的绿林中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城”。如果不是深入每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或者是各学校团委下的勤工助学中心，你所见所闻的只能是朗朗读书声和那如潮如云的“天之骄子”们。你因此会认为，凡在这儿的学生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有些事你却想象不到，那便是在这些几乎是集中了中国当代最优秀人才的学子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接受最繁重、最先进的知识与攀登最尖端的科学同时，却过着这个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贫困日子！有人常年靠馒头充饥、盐水润口度日；有人捡废纸做练习本、写论文稿；有人从垃圾筒内捡出一条旧长裤剪去两条裤腿后，改成自己在一个暑期闯荡京城的全部装束……也许正是这种无法想象的反差，更使我急切地想了解清楚在这和风与绿地的大学城内，到底有多少难以维系大学学业的贫困生。 与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的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千所高校综合研究与发展前13名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们那儿的贫困生情况会是怎样呢？该校分东、西两个校区，在东区的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里，丁运选老师正忙着在今年暑假期间给那些准备留在北京打工的学生们联系单位。“哎哟，人实在一年比一年多，可岗位呢却越来越少。”丁老师长吁短叹地说，“前几年我们这儿是全市几十所高校中假期学生打工最多也是最好的，今年看来不太妙，一方面社会下岗人员跟我们抢活，另一方面学校留校不回家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贫困生们都想利用假期把新学年的学费挣出来吧？”“可不是！平时学校功课紧张，大多数贫困生就指望这放假的一个多月挣一把。但市场是有限的，蛋糕就那么多，一部分人抢去了，另一部分人就得挨饿。”“那今年挨饿的会不会轮到你们学校这帮贫困生呢？”我问。“保不准。”丁拿起3本假期勤工俭学求职登记簿，说，“去年到我这儿登记要求帮助联系打工的是60多个，今年这才5月份就已经有近200人了。压力大呀！”“为什么想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是同学们自立的意识强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有前者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贫困比例这几年直线上升。”丁老师介绍道，“我们农大东区学校最近对特困生有个统计：1995年按每月一个特困生所有收入90元为标准，低于90元的为特困生，统计结果为35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9.5％；1996年按12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的特困生为570人，为学生总数的15.4％；1997年按150元以下的收入标准统计特困生为835人，是学生总数的22.6％。今年98届新生到校时会不会达到30％的比例呢？我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几年的贫困生比例上升幅度都在6％至8％以上递增，而今年则可能是第一个高峰年。注意哟，上面我说的是我校的特困生人数和比例，他们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任何家庭经济来源甚至还要反过来支持家庭的学生，至于一般要靠自己独立解决上学生活费的学生数目就更大了。”“两者加起来多少？”“在60％～70％左右。”一个惊人的数目！“现在大学校长们都在承诺‘不让一个因经济贫困而辍学的学生出现’，能做到吗？”我极想得到实事求是的答案。丁老师沉默片刻，说：“每个学校都在为之努力，并大多能履行承诺。但有些贫困生无论你如何帮助，他仍要辍学，学校也无能为力……”“为什么？”“因为学校可以帮助一个学生，却无法拯救和负担一个家庭。”“你们学校有这样的？”“有。97届的一个江西籍女学生就休学快一年了。她在学校得了病，我们发动学校和社会都捐助过她，但她仍感到无法上学，因为她是个孤儿，家里只有一个近80岁的爷爷还需她赡养……”“能告诉她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吗？我想请她谈谈辍学的情况。”丁老师给我抄下这个叫张兰金同学的地址。不久，我按这个地址给辍学的张兰金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想或许这女孩不想向外人诉说她内心的那份辛酸与痛楚，这是后话。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多时，夜色也已笼罩“大学城”，然而在勤工俭学指导中心的办公室里电话声此起彼伏，那间始终敞着大门的办公室，则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在此时不停地进进出出。“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疲惫的丁老师朝我苦苦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工资单，“看看，我的每月工资316.60元，外加学校200元补贴，全月收入516.60元，去掉水电、房改等实际不到450元。看到天天有那么多贫困生来求助，我个人实在无法拿出钱来资助他们，所以就只能尽量帮他们找些岗位做做，这你就得认认真真、一桩桩去落实、盯死才行。我每天不到晚上11点是回不了家的，有些事你想歇口气真还不行。给你看看一封刚刚收到的学生来信，像这样近似乎生死攸关的‘求救书’，几乎隔三差五地都要收到一封。听听学生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声呼救，你再忙、再心肠硬，也会停下一切其他事，去助他们一把……”我接过一看，满满4大张纸。在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个写“求救信”的女学生自述了过去求学路上3次差点告别生命的辛酸经历，以及面对社会的不公和家庭的不幸，她弄不明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不明白别人家的父母40来岁跟青春少男少女似的，而她的父母也是40岁刚出头却已白发苍苍；她不明白她中学的同班女生十六七岁就出嫁去做人家的媳妇是那样天经地义，而她走出山村上大学反而被人戳着后背骂为“败家子”；她不明白别人点个上百元的菜没动两筷子就“拜拜”了，而她手中不足80元的生活费却要分着过30天外加为学习添支笔和添个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老师，求求你，求求你助我一力吧！”丁老师发现我的手在颤抖，说：“走，今天我提前下班。”我搭上出租车，从西郊的“大学城”驶向市中的家。那已是很晚的时间，但马路上依然车来人往，繁华而喧闹，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我自己感觉我的眼里老有热流涌出……“怎么，生意亏了？还是失恋？”出租车司机一路唠叨，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走进清华园的那一瞬，我真的有种去“打扰”的愧意。不用看校志，不用读校史，光听这名字我就有种神圣的感觉。这是一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学府，因而在我看来它的每一寸土地都该是圣殿上的天然大理石，都在闪闪发光……这里的每一位学子几乎都是“状元”。“状元”们该是怎么样的雍容华贵、青史流芳？呵，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无人不知那一旦为“状元”后的“他”是多么令人敬慕，是贵人家则更加锦上添花，是寒窗庶民则一夜间可改换门庭，那美人会向你姗姗走来，那皇帝会给你加官封爵，再不用老母灯下缝衣织布，穿不完的绫罗绸缎可以披山被海；再不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挥不尽的金银财宝可以铺路垒塔……“状元”——中国父辈人心目中望子成龙的最高境界。这，虽然是昨天的“最高境界”，但今天，它依旧在国人的心目中如日月昭昭。可是——可是今天清华园里的“状元”们是怎么啦？那入学前拎着的两只塑料袋竟伴随着你度过了4个春秋？那进校时穿着的老乡长的那套旧西装为什么在你身上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不换？那长如京沪铁路线的哥德巴赫猜想运算纸为什么是你从垃圾专业户手中苦苦乞求而得的“回收废品”呢？还有，你完全有能力去超越比尔·盖茨的软件，可却为了下一顿饭卡上能保证买得上一盘菜而奔跑一整天去分发那几十斤重的小广告。还有……学生工作部专管贫困生事务的吴雅茹老师，拿出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与例子。“我们清华现在的注册本科生达12000多人，这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中也是大学校了，可我们也有另一个大数字，那就是1200多人的贫困生！”这位性情如同个好大姐的老师，一脸倦意地打开柜子，“你看看，这么多贫困生材料，就我一个人具体管，光翻一遍他们的东西就得几个钟头。可贫困生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也许今天某同学还是好好的，明天他家里可能就大难临头。我们学生工作部就得随时要掌握情况，及时收集必要的材料，那样才能有效地替困难的学生解决问题。”“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编制起来就是一支不小的军队呀！”这样的一个事实竟然存在于堂堂清华园里，可能不仅是我所没料想到。“可惜的是这支不小的‘贫困大军’散落在我们清华园的浩浩万人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甚至动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来进行追踪和管理。”吴老师介绍说，他们清华在每年新生录取时都要向每个新生家庭随入学通知书一起发出一张《 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 》。在新生到校后又有各院、系根据学生自报与组织调查的结果，再统一汇总到学生工作部，然后进入清华贫困生数据库。在进行这一程序后工作并没有完，为了保证那些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得到救助，学生工作部与学校伙食单位紧密合作，因为在学生的饭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最能说明其在校的经济与生活状况。一个学生连续一段时间的低水平生活消费，正常情况下可以说明他是个贫困生。一个学生的生活消费超低水平，他就很有可能是个特困生或家庭出现了什么问题。而这些仅仅是电脑里的显示，真正的情况就必须逐个地去探访调查。也许有人很直率地向你讲明，也许有人确实很有问题可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贫困生，也许他的饭卡上是很低消费但却在平时讲究穿着、大手大脚……“我们学生部的工作就是使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与实际相符，不让该帮助的每一个贫困生从我们的视野里漏掉，也不让不该济困的人溜进贫困生的行列。而这仅仅是学校开展解决贫困生工作的序幕，真正有难度的工作还在后头。”吴雅茹老师期望我明白这样一层事实，那就是能在学生工作部里看得到的有关贫困生的那些“特殊档案”，仅是表象，真正的贫困生问题还在学生们的心灵深处、还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还在复杂的大千世界里……她的话，我似乎领会，又似乎领会不了。 说实话，我从清华大学出来，就不敢再去叩开毗邻的北京大学校门。我怕沉睡在这里的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英魂惊醒，因为他们是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鲁迅、李大钊、毛ze东……北大的历史从来是用金子铸成的，泱泱中华大国的最高学府史册里，不该有灰色的档案。不是吗？我没有权利隐瞒事实，无论它是哪等样的高校。今天的北大是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所综合高校。今天的北大还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贫困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你不相信？但它是事实。——北大的在校贫困生每年多达3000多人。全国2000多所高校中，其实生员不足3000人的将占1／3。北大一校的贫困生总数就超过了这几百所大学每所学校的总生员，难道还有谁怀疑北大不是最大的“贫困户”？北大学生工作部有一份“内部材料”，详细解释了这3000多名贫困生的准确性：以1997年物价水平和生活费用标准，一名北大学生平均每月最低生活消费是250元，加上2500元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年经济支出至少在4500元。仍以97级为例，该年级的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18％。而另一份调查统计显示，96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70元以下的为20％，95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元以下的为22.5%，94级学生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20元以下的为25％。综上所述，北大的贫困生绝对人数始终在3000多人以上。你和我一样不了解北大吧！你因此更不了解啥是贫困大学生！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中国高校教育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特殊群体。有人这样描述他们的心空犹如天马在宇宙高高奔驰，犹如牛仔在旷野上冒险拓疆，尽情地享受着知识给予他们的丰富与充实；他们可以同别人一样在图书馆、课堂上体味苏格拉底的庄严，毕达哥拉斯的神秘，尼采的酒神迷狂和老子的玄妙，庄子的洒脱，刘勰“笼天地于形内”的壮观。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则因物质的困顿而如同一个痛苦的朝圣者在沙漠里徘徊，如同一个迷航的船员丢失了木舢而无所适从，更如一个失血的病体在等待无望的救援……他们的精神与情绪组合起来，就是一股非凡的暗流、一股躁动的岩火，可以摧枯拉朽，可以排山倒海，可以……可以成为很多、很多。因此，当我走进中国高校的学生工作部时，都能感到有种忧闷，有种紧迫。其实，贫困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不愿别人总在翻阅他们的那些“灰色档案”，他们正努力书写一种新的人生……  

  2015-11-03 22:50:39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6

• 何建明《落泪是金》第四章

   第四章失落的“天之骄子” 1997年春节刚过，像所有大学生一样，英子匆匆地收拾起行李，踏上了返校的旅途。春风拂面的新学年校门内，刚刚从父母身边归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地倾诉着回家的新闻以及过年的开心事。惟独英子坐在教室的一角默不作声，她的脸上不见半点喜色，反而比放假前多了一层深深的愁云。“英子，你怎么啦？这么不开心，是不是回家相了个对象分手几天就害相思病啦？”同宿舍的女同学拿她开心，想让英子露一点笑容。谁知，英子不但没有笑容，竟伏在桌上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全身都在发颤。同学们害怕了，远远地躲到一边。大家知道英子有个苦命的家，天下的好事似乎从来就没有降至她的身上。唉，同学们无奈地长叹一声，方才的那份欢快已荡然无存。老师走进教室，新学年宣布开始。英子抹去泪痕，与同学们一起打开书本。“英子英子，快快，你的急电！”才离家不到十天，又出什么事了？英子的心七上八下，赶紧展开电文，上面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家里有急事，让她务必回家一趟。英子请了假，从成都连夜赶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那个偏僻的老家。一进门，英子迎面看到的是母亲那双含着泪水的眼睛。“妈，出什么事了？”英子急促地问。“孩子，妈对不住你……”母亲还没开口，就呜呜地先哭个不停。“说呀妈！”英子用力摇晃着母亲的双肩。母亲终于抬起了泪眼：“英啊，前些日与你定亲的那个小伙子不是你的真对象，他是你定亲对象的哥。”“啥？啥啥？”英子眼前一阵晕眩。随即，她定了定摇晃的身子，抽身出了家门，直奔那个媒人家。“骗子！骗子——”此时的女大学生英子像头发了疯的怒狮，一边骂着，一边举手奋力向那媒人的脸上狠狠抽去……“天哪，我为什么这么苦命啊——”面对苍天，英子失声嚎哭。英子是成都某大学的在校学生，不应该有对象，更不应该发生定亲一类的事，然而英子却真的有了一个在广大农村普遍公认为“既成事实”的已经走完相亲定亲程序的婚约，且这个“既成事实”才刚刚发生于她新学年开学的前十来天时间内。已是大学三年级的英子，已是受现代高等文化教育的英子，尽管死也不想记住这个日子，但那屈辱无奈的一幕又使她无法忘却这个日子：1997年2月14日。这一天，异常料峭的寒风肆虐着英子的家乡。父亲江泽高和无主张的母亲忙里忙外地张罗村上乡邻和亲戚们在院子内胡吃海塞着“定婚酒”，在他们心里似乎在里屋那哭得死去活来的大学生女儿英子根本不存在。哭吧，英子，你本不该放假回来，你更不应该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答应一桩为了学费而牺牲青春、牺牲前途的草率婚约。哭泣中的英子此时更没有想到在这桩无奈的婚约中还隐存着一件比眼前的“定婚酒”更让人气愤的事……英子哭，她哭自己的命。父亲老实巴交，但老实得叫人有时拿他没有办法。英子有一个姐，一个弟，一个高龄的奶奶和一个多病的母亲。能为家里帮个忙的大姐远嫁后，父亲便一个人背起全家生活的沉重负担。好学上进的英子从小学到初中，在班上的成绩始终名列第一。本来为解家庭困难而考中师、中专的英子在考试时大病一场，最后只得到县上念普通中学。但只读到高一的英子因见父亲数天借不到学费而忍着心酸办了停学手续，装上几本书籍，带着仅有的10元钱，只身闯到成都打工，以求日后挣得学费再进教室。打工妹的辛酸可以用泪作书，而一心想重返学门的英子打工岁月则可以用血撰书。一天，英子在一家个体纺织加工点织毛衣，别人忙里忙外正在搬运货物，老板娘李姐找不见英子，左喊右叫，最后在厕所里发现英子正如痴如醉地在看书。“你这个不要脸的！别人都忙出尿来，你却躲在尿堆里看臭书！我让你看！我让你看！”老板娘愤怒地抢过英子手中的书本，撕了个两半，狠狠地扔在地上。英子望着破碎的书本，心也跟着碎了。是夜，经劝解后的老板娘李姐来到英子的宿舍，默默地把自己动手撕坏的书擦了又擦，然后从口袋里拿出300元钱，对泣不成声的英子说：“妹子，姐刚才做得不对……你，还是回去读书吧，这打工不合你的心境。先把这钱拿了，以后有难就找我李姐。”这是英子所没有想到的。她要跪下给好人磕头，但被李姐扶了起来。入夜，英子左思右想，300元虽是个不小的数，但还是不能供自己读完一年的学业呀！于是英子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拿这本钱，做点小买卖。就这样，1993年春节一过，英子满脸笑容地重新走进了高二的课堂，这回她自豪地告诉同学和老师：是自己打工挣来了学费。1995年，英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曾经洒过她泪水的成都某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英子满面春风地向西南方向的那座遥远的城市深情地遥望了许久，她心里在一次又一次对那座城市说：成都，这回我可以昂着头向你走去，我不再是以一个打工妹身份去请求你的施舍，而是以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去拥抱你！春风中，英子笑得那样开心。而此时，远天正掩着一股浓重的阴云向她刮来……父亲江某这一夜也很兴奋，但兴奋之后他掰了掰手指：一年3000元学费，3年就是9000元哩！这还没算其他日常生活啥子一大堆费用呢。老江发起愁来，他推醒一旁的老伴：我看英儿考上大学也太不易了，咱再穷也得让她上这个学。是喽，老伴说，要不把圈里的那几头猪给卖了，凑凑。老江说，行。第二天天黑时，老江回到家，见老伴便说：猪儿卖了，这回英子上学的钱差不离了。说完便伸手去口袋里掏钱。这一掏不要紧，老江的脸一下灰了：呀，我的钱到哪儿去啦？钱，我的钱！钱到哪去啦？！老江跳了起来！老伴闻讯更是吓得惊惊颤颤地围着老头子直转你咋整的么！咋整的么呀！顿时，哭声、嚷声、嚎声，震荡了整个小山村。英子看着绝望中的父亲和母亲，突然大声吼道：“你们、你们不要吵了！我、我不上大学了行不行？！”说完，英子冲出院子，消失在无边的夜幕之中。江老汉丢钱的事后来传遍了四方乡邻，农家女子英子姑娘刻苦求学的精神也感动了乡亲们。一位好心的乡干部以自己的房子作押，帮江泽高家贷了2500元款。这回受感动的是英子，她带着父母和乡亲们的重托与亲情日夜兼程赶到成都，就是这样的速度她还是比学校规定的开学时间晚了整20天，是全校新生最后的一名报到者。老师和校长听了英子的诉说，没有多余的话：“你的情况特殊，什么事都别提了，进教室上课去吧！”英子终于走进了大学圣殿，这是她做了多少年的梦，当她坐在明亮的教室时，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同学们很快发现英子常常在课余时间不知去向，甚至有时星期天节假日整天无影无踪。同寝室的同学问她上哪儿去了，英子不是推说上亲戚家便说探访好友什么的。然而同学们对她的特别行踪总是放不下心。一日，英子离开校门向外面出走时，几位同学悄悄跟在了后面……“秘密”终于被发现了，同学们感到震惊的是，英子这位农家弱女子竟与一群壮小伙子混在一道当起了卖苦力的搬家工。“英子，那么重的家具你当心啊！”望着瘦小的同窗好友吃力地搬着沉重的家什一步一步挪动在楼梯的情景，躲在后面“侦察”的同学们不禁心疼地喊出了声。“是、是你们呀！”英子听到熟悉的声音，转头一看是自己的同班同学，顿时全身一阵抽动，手中的家具顿时脱落而下，重重地砸在了脚上……“英子——”同学们呼喊着英子的名字，等将倒在地上的英子扶起时，楼梯内已是一片泣不成声。学校得知了英子的事，很快为她在校内安排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业余在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20元。20元对一位普通的城里姑娘来说，就是多吃或少吃一两个冰激凌而已，但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学生英子来说，可就意味着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至少，一天可以让肚子能进上一汤半勺呀。英子在艰难与感激中读完了第一学年，但新学年开学不又要交3000多元吗？要强的英子暗暗下决心：利用暑假狠狠地挣它一笔。她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暑假打工之上。英子心里明白，如果不打工不赚足钱，就等于失去重返大学门的机会！这是一个穷家学子的命运生死战。英子为了赢得这场“命运生死战”的胜利，真是急红了眼。这时，她正好碰上当年一起在成都的几位打工妹欲南下广州“挣大钱”去。“我也去！”一听那边有大钱挣，英子义无返顾地跟着姐妹们搭上火车。辗转多日之后，凭着大学生的独特优势和熟人介绍，英子终于在一家电子加工厂有了一份工作。老板不错，每月出薪1000元，另加30元的生活补助和提供简易宿舍。这对外出打工的英子来说，真的算很幸运了。正当英子好高兴好卖力时，她抬头看了看日历牌，一下愣了：距开学只有10多天时间了！咋办？英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也寻觅不出一个好办法，最后她一横心：挣足了学费再说！干起活来的英子不要命，而老板也格外欣赏这个山西妹子，便提升她为车间班长，薪水更优于别人。正当英子卖苦力欲挣大钱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老汉家突然接到成都那所大学来信，询问英子为何不去上学。“这鬼丫头，上哪去疯了？”江老汉夫妇差点急出毛病，左打听右打听才知道原来“鬼丫头”上广州打工去了。有病的母亲一听更是一卧不起。医生诊断说如不及时治疗，就有终身瘫痪的可能。江老汉跑了几里路，给远在广州的英子发去一封急信。接信的英子见母亲的病讯，心如火焚，上老板办公室乞求着提前要回了自己的工资，星夜兼程赶回山西老家。一进家门，英子见了二老，立即掏出自己的血汗钱：“爸，快去请最好的医生，一定要给妈治好病！”卧在床头的母亲老泪纵横：“英啊，妈妈不中用了，你爸他年岁也大了，你把钱留着还是去成都上学吧，啊！”英子两眼溢满了泪水，但她强忍着没让它流出来。她安慰妈：“妈您啥都别想了，看病要紧。”不知是英子的孝顺感动了老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母亲的病情真的缓解了。成都。某大学。班主任黄君蜀老师正在又一次寻思着英子的事，一位农家老妇突然出现在面前。“您就是那个大恩大德的黄老师？”老妇人这话让黄君蜀一惊。“正是。我就叫黄君蜀。您是？”“我是英子她妈，从山西赶来的。”老妇人说。“哎哟，大娘您快坐，快坐。”黄老师忙让坐、倒水，“英子呢？她怎么没来？”“老师哪，英子她命太苦。都是我们家穷，害了她呀……呜呜，呜呜呜……”英子的母亲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向老师诉说了自己那个穷家的种种不幸和英子为挣学费而南下广州打工的事。“老师，我求求你，行行好，千万让我英儿再来上学，她太爱读书了，不让她上完大学我和她爸这一辈子就别想心安了。”英子妈屈下双膝，要用她所能做到的大礼求老师对她的女儿开恩。“别别，快起来，快起来。”黄老师赶忙将她扶起，“我马上向学校汇报，你先等着。”学校领导听了黄老师的汇报，十分同情英子，决定破例恢复她的学籍，降一年级。还有什么能比重返大学更好的了？英子妈满口言好。当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家时，老人家没有料到一件比她千里迢迢上成都求黄老师给英子恢复学籍更难的事正等待着她。原来，英子那21岁的弟弟前些日子相了门亲，姑娘家这一日突然托人带信说要5000元彩礼，扬言说否则要断了这门亲事。贫苦的农家娃相门亲不是件容易的事，江老汉一听这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英子妈正是这个时候从成都回的家，她不知其情，只顾先把英子能重新上大学的事给家人说了。本来这几天就发愣的儿子为女方退亲一事愁眉不展，一听娘说姐还要在大学念3年书，他原本想全家咬咬牙兴许能想个办法把5000元的彩礼给凑齐了，这回完了，姐还要念3年大学，光凑姐的学费都不够呀。英子的弟弟一想这，两眼一黑，趁家人不备，拿起一瓶剧毒农药就往嘴里灌……好在发现得早，这位可怜的娃儿没出大事。但江家老两口可就作大难了。江老汉成天长吁短叹。英子的妈看着一家人这个样，横横心，来同英子商量：英儿，前几日有个媒人来说有个男娃家里挺富有，自己也一个月挣1000来块，还说只要你跟他定了亲，不但能供你上大学，还能给一笔彩礼，你看……英子一听差点跳起来：“妈，我是正在上大学的学生呀！就是不读书，也不能做这样荒唐的事呀！”母亲无奈地哭泣起来。父亲异常烦躁地指桑骂槐发脾气。弟弟成天低着个头，偶尔抬起时那目光里积满了怨恨。英子在全家人面前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倔强的她，泪流满面地对父母说：我同意见见。老人一听，赶紧找来媒人。第二天，“对象”来到了江家。小伙子1.7米的个头，言行举止还算得体。英子偷看了一眼，心想命虽苦，倒还没有苦到尽头，于是点了点头。那什么时候定亲？“你们急啥？我还要念完大学呢！”这回轮到英子大声说话了。行行，既然是一家人了，啥事都好商量，好商量。“对象”很开明，并且不无气度地一挥手，说：英子上大学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全包了！英子就这样带着满腹的苦涩，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大学。然而她万没想到好不容易刚刚重新踏进校门，又一件痛心的事正等待着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幕……英子可能是千万个穷人家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的最苦命的一个。她后来回到学校，愤然提笔同男方解除了这桩荒唐的婚约，抹干眼泪，勇敢地接受了贫穷带给她的人生挑战。但英子不是贫困生中最可怜的一个，因为在发生这件事时，她毕竟在大学已经走过了3年时间。 一天，北京某校的李老师被请到派出所。“你是××校的老师？”警察仿佛把她也当成嫌疑犯似的审问道。不用说，李老师毕恭毕敬地掏出工作证。“你们堂堂大学教师，平时都怎么教的？”“怎么啦？”“你说怎么啦？”警察的声音拉得很长，“像她这种人已经偷了不止几十回，差不多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场都偷遍了，你们就没有见她平时有什么异样？”“真没注意。我们只知道她平时似乎很富有，穿着很讲究。”“那当然。不用花一分钱，想要什么就伸手，当然很‘富有’了！”警察不屑一顾地盯了李老师一眼，然后冷冰冰地说，“回去把这女学生的情况写个详细材料来，越早送来越好。快啊！”李老师走出派出所时，要求看一眼自己的学生。这个要求被允许了，可李老师在见到她的学生时，差点气晕。“你、你怎么会……”她想怒斥一通这个不要脸的女学生，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李老师调查清楚，这个一向“很富有”的女学生原来家里穷得连一头猪崽都养不起，父亲是个跛子，母亲很早就改嫁了。她上大学是乡里贷的款。到了大学后，她经受不住大都市的物质诱惑。有一次，当同宿舍的女同学的父亲来京看望，带着她一起上“赛特”一趟，她看到那父亲给女儿买了一大堆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件的衣服和物品时，她惊得目瞪口呆。之后她才惊呼道：这才是父亲！这才像生活！那次她不可能也从“赛特”买回时装和饰品，虽然那同宿舍的女孩的父亲执意也要送给她一件意大利裙子，可她当时回答说：“我爸过几天也要从深圳来京……”她的老爸不可能来京，来京一次就等于扒他老人家一层皮。但同宿舍的女同学们确实发现过了一个星期后，她真的在那个周末的傍晚回宿舍时，向同学们展出了她也是从“赛特”那儿“买”回的高级时装。“哇，你穿这一身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是‘中国梦露’！”她本来长得就比较美，这时的她真是光彩照人。那一夜同学们的艳羡，似乎使她第一次发现了她自身的“价值”，而这“中国梦露”是需要不断更新换装才显出无比魅力的，于是她就开始经常出入京城的高档百货商场——她从不带钱，但却总是满载而归。这样的日子有大半年，终于有一天她被“请”到了派出所。“中国梦露”的劣迹，不仅让教她的李老师料想不及，更使所在学校一片惊诧。“想不到她父亲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起，可她倒好，当起三只手来了！”“啧啧，这些穷蛋蛋，真给咱大学生丢脸！”…………大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是男同学，我一定狠狠抽他几巴掌。女同学们则说，打谁呀？你们就没想想她如果有钱还用得着做“阴阳两面人”嘛！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一个充满痛苦的话题。 在又一个喧闹、喜庆的校舍里，同学们正在为有个当“公司总裁”的同学买回了一台IBM新电脑而欢呼、庆祝时，那个平时被同学们讪称“木头”的男生，怏怏地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不多久，屋里那位“IBM”主人突然惊呼说自己的钱包怎么不见了！“搜身搜身！”在场的同学们嚷嚷着说不能白受冤枉。于是不管男生、女生，一律互相“净身”，结果没有发现“嫌疑”。忽然有人说：“哎，刚才‘木头’不是也在场吗？”“对，这小子平时就很蔫，说不准是他干的……”有人这么一提醒，事情就八成铁钉锤棺材——死稳了。有人第二天开始“侦查”，发现“木头”的那张饭卡上的钱数猛涨，而这个时候学校的“副补”至少还有十来天才能打进去。“准是这小子干的好事！”同学们顿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而这一天从不吃荤的他不知何故也竟然在开饭时要了个3块钱的鱼香肉丝。这一下麻烦就来了——“你吃这肉丝就不感到像鱼骨刺嗓吗？”“谁说你木？你其实一点也不木！来，把肉丝端过来，让我们一起品尝一下什么叫‘耻味’！”几个同学当众三筷两夹全给消灭光了，随后他们抹抹嘴，哼着小调出了饭堂。“木头”眼巴巴地看着那朝了天的饭盆，两眼一动不动……上课了，老师发现“木头”没有在座位上，派人去找时，他竟依然坐在饭堂的那张桌前，不同的是那双眼睛在看人时变得发怵了。后来他被送进医院。后来那个“IBM”主人也无意中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那只曾经“失踪”的钱包，当他和同学们去医院看望“木头”并一再道歉时，“木头”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说：“我饭卡上的那钱是我连续几个星期上城里的一家澡堂给人家搓脚挣来的。那天吃饭时我想对你们说明白，可我怕你们更加嘲讽我……”在场的同学们抱住“木头”痛哭了一场。事后有人说“木头”真该早把真相说出来。一位贫困生愤怒地冲着此人斥道：你晓得个屁！ 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和明白那些身负经济压力的贫困生们的行为与心理。也许你是一句无意的话，可在他们听来可能是一个不容宽恕的罪过；也许是一次好心的关切，可在他们看来这种恩赐是对其人格的羞辱。在他认为你们之间缺少平等时，你任何想走近他们的举动，都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冒犯；至于你没有经得他的事先同意而贸然做出一件你认为的好事，有可能他会勃然大怒地与你生死决斗。他们惧怕别人过多的打扰，即使你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也认定你的打扰是充满敌意的，是带有破坏隐私权式的。他们拒绝交往，特别是与那些洋洋得意、挥金如土的有钱人交往，他们甚至认为这种交往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种挑衅。最要命的是你的言行和眼色。当心，任何一种稍稍的高傲与斜视，你就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了一个青春，甚至毁灭了一个活脱脱的生命。绝不是耸人听闻。陕西省某市的一所民族学院里就有这样一个学生。他姓蒋，我们暂且叫他蒋永吧。蒋永是这个学校的95级行管班学生。该同学来自边远的贫困家庭。在开学的第一年里，他勤奋学习，样样课程学习都在别人前头，一度被学校挑选为“精神文明督导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却经不住别人一句话的刺激。有一次他看到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校门外的小吃夜市喝酒划拳，他便上前劝说。“滚滚，你这样一个连裤头都不知从哪捡来的穷蛋蛋也来管起我们！有本事跟我们一起喝几杯才是好汉！”那几个酒兴正酣的同学用不屑一顾的目光和挖苦的话狠狠地损了他一通。一向在别人面前不低头的蒋永当时脸色涨得似猪肝，他想到酒店老板那儿包它一桌给这几个“王八蛋”看看，可当他摸摸那只穿破的裤袋时，他的自尊心变成了一摊软塌的稀泥……蒋永感到自己受了大辱。“喂，借点钱给我。”他第一次开始向要好的同学伸手，“50块太少，能不能多来点？”5张“大团结”出手，蒋永觉得还是不够派，比起人家划拳一个赌就是一张“工农兵”来，自己依旧脸上无光。于是就由50元借款升到了100元、200元，最后直到上千元；于是就一个星期上一次大街，到后来一天不上街腿脚就痒痒。他已经顾不得把向别人借款当做一件丢面子的事，只要“场面”上不丢份就够派！他因此也不再把那么来之不易的学业生涯当回事了，只要不被那些有钱人瞧不起就足够——他的人生目标完全沦丧。然而，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一天，被师生们称为“校花”的赵某正和一名男同学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地从他身边走过，那一瞬间，蒋永心头顿起醋意，望着赵某背影骂道：不就是喜欢“傍大款”嘛！我倒要看看你小妖精跟不跟我走……“哼，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是什么德性！”那天，赵某独自走在校园内的小道上，见蒋永死皮赖脸地跟在后面要和她“交朋友”，赵某就没有好气。“啥？日娘的瞧不起咱！”蒋永对自己初次出击的失利怀恨在心。回到宿舍，他真的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妈的，确实先天不够“发达”，这都是他妈的穷得叮当响的老爹老妈带来的结果。先天不足何所惧？只要有钱就不怕天下的美人儿不向你走来。于是他又开始大举借钱，这回的数目可就今非昔比了，在姑娘面前特别是漂亮的妞面前不是花钱如流水、如开闸是绝不行的。他坚信“有钱人终成眷属”。“说吧，你到底愿不愿意同我交朋友？”他变得蛮横而又无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就缠住赵某，并且不厌其烦地重复提出那些无聊的话题与要求。又是一天，被堵在宿舍门内无路可走的赵某，实在气恼不过便对蒋永说：“你追吧，追到100个姑娘，那101个便是我！”“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一言为定！”蒋永那张早已扭曲的脸顿时露出一团光芒，他当着赵某的面，把手指向屋顶，说，“我发誓照你的话做。”从此，这位学校的“文明督导员”，一下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追猎者”。那之后的半年多里，他像一条疯狗似的在校内外不断寻找“猎物”，凡是能成为其目标的他都不放过，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他竟然一连追了56名女人！有一次，他喝完酒，借着酒劲，擅自闯到女生宿舍寻衅闹事。学校终于出面对这个疯狂之徒做出了“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然而就在学校对蒋永的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期间，他竟发展到连续两次持刀闯入赵某的宿舍进行威胁，从而震惊全校。1997年12月19日，学校作出决定：开除蒋永的学籍。事隔半年后的今年6月初，在我到该校采访时，系党总支书向我讲述了蒋被开除后的情况。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派两名老师护送蒋永返回原籍。他的家在云南曲靖县，那是个山连着山的真正边远地区，我们下汽车后又整整在山里步行两天才到达蒋永的家。原来学校虽然也知道这个学生家庭是个贫困户，但那时对贫困概念实在极为模糊。到了蒋永的家一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家仅有一间破木板钉成的小屋，里面黑黝黝的连盏小油灯都没有，除了一张用木板垒起的床以外，就是一只木箱和一条连上面印什么样的花纹都看不清的被子。蒋永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我们带他们的儿子回去是为了什么。当我们说明情况后，穿得破旧不堪、满头白发的老两口‘扑通’一下双双跪在了我们面前，老泪纵横地乞求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将他们的儿子开除出大学。我们当时都流泪了，说句心里话，看在这对可怜的老人面上，看在这可怜的家的面上，也想过如有可能重新把蒋永带回学校，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们更感到心痛的是，就在这时，全寨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在门外跪着。那个村长告诉我们，蒋永是他们寨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叫我们看在老天的面上也要想法帮一次忙，宽恕他们几年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蒋永的错。我们无奈，除了向这位村长摇头外，别无选择。而这个时候，像是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的蒋永也突然跪在地上双手紧抱着我们的双腿不放，一个劲地哭喊着：‘老师，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可为时已晚了，我们能做的便是给他和他家留下身上所带的几个有限的钱……”蒋永的行为和结局，真叫人难以料想。或许，这也是许多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误区之一。 1997年10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由团中央和全国学联联合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大学的近百名贫困生代表，接受恒安集团赞助1000万元设立的“恒安济困奖学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团中央、全国学联领导向出席此次会议的贫困生代表发了奖学金。这是团组织进行的最大一项济困奖学金，所以能得到这项荣誉的都是些家庭特别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会议请来了50多位外地学生代表，他们是那些优秀特困生中的佼佼者。这对正在采访此一主题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全国的高校1000余所，再加成人高校1000余所，我不可能也没办法全部跑到。学生们参加领奖仪式后只有一天时间，我在团中央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向50多位贫困大学生代表散发了一份书面采访信，期望他们能把自己的心扉向我这个写作者敞开一下，以便我了解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但时过半年，我仅收到了3位学生的回信，其余均杳无音讯。可以肯定部分学生可能是由于学习紧张，但大多数则完全是拒绝式的没回信。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足够例子证明许多贫困大学生极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采访，特别是新闻记者。他们不愿自己的贫困与生活的难堪被别人当做“好素材”去炒。有位贫困女大学生对我说，本来她在学校就可怜巴巴，吃饭躲在别人后头，集体活动从来不敢参加，平时干什么都低着头，你要是再向社会一说我是贫困生，我就没法再直起脖子走路了。有位团委书记告诉我，某大学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平时瞒着学校在大都市的一家豪华歌厅当“三陪小姐”(其实据我对几个大城市的大学和娱乐场所实地采访，有些姿色的女大学生偷偷出去当“三陪小姐”，甚至直接从事淫乱的也非个别。京城一些影视艺术院校的女大学生不住学校住别墅，一个月挣万儿八千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她的收入自然也算丰厚，故而在同学面前衣着花哨也十分体面。在她大三那年，一位记者在一篇专题报道中把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和养活家里另外的4个娃儿，每天只能沿街收破烂为生的现状“曝光”后，这位女大学生差点投河自尽。后来自个儿办了转学手续，从此不知去向。谁都有自尊，贫困大学生正是因为他们有较高层次的知识和文化，因而也有很强的自尊，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自尊心比普通人的自尊心要强烈得多。中国人好面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愿将自己最可怜、最见不得人的一面亮在公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几千年所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和校园内确实也存在着歧视贫困生的现象。在清华大学，我遇见这样一位学生，他对我说：“如果你何先生不是单独来采访，我是不会坐到你面前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别看我平时学习优于别人，在入学时也是全省‘状元’，但只要我一参加学校为解决我的经济困难而安排的勤工俭学，拿起扫帚在教室里劳动时，马上就有人趾高气扬地在我面前吹起口哨。那神情明显是在说你小子平时牛得很，这回也该老老实实低下头了吧！”这位同学说，“我从小一向自尊心特强，看不惯也受不了别人用另眼对待自己。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上大学前走过的路可以说不堪回首，现在上了大学，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想，然而面对无法逾越的经济困难的现实，我不低头也得低头。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你何先生知道吗？不瞒你说，那时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做得稍微过分一点，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有这么严重？”我很是震惊。“绝对是这样。”这位学生说，“我始终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在高中时也是因为我同欺负我的一个同学打架，我母亲跪在地上乞求老师不要开除她儿子学籍的可怜情景……我妈和爸太苦了，他们为了不让我在别人面前受委屈，丢面子，几乎把做人的所有自尊和面子全丢掉了。前年我父亲送我到北京报到，交完学杂费后总共只剩下200来块钱。父亲把它全塞在我口袋里，说你要上学吃饭。当时我心想200元我能花几天嘛！可我先想到的是另一件事：爸那你怎么回家呀？他说你就不用管我了，现在好人多，总会有办法的。身无分文的老爸头也不回地走了。可我当时实在想不出没钱的他怎么能回到几千里外的老家呢！后来我放寒假回去才知道，老爸离开我后就到了车站，连续几天站在进出口处当起了向行路人讨钱的乞丐。可那还不够，老爸说最多一天也就讨来十几块，于是他便到了一个建筑工地，正好那个包工头是老乡，便给了一份苦力。就这样，老爸起早贪黑整干了一个月，不仅有了回程的路费，而且还挣了300来块钱。他一到家就把这些钱寄到我学校。你也许想象不出来，我这个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一下感到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变得那样脆弱渺小，着着实实跪在父亲跟前磕了3个头。”“真羡慕你有个了不起的父亲。”我也被他的故事所感染。“可是你不知道，在自己父亲面前做的事，在别人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说，“我永远受不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一点点蔑视，尤其是因为我是穷人家的子弟而对我另眼相待。有些城里同学对像我这样学习特别好而家庭经济又特别差的同学，内心又嫉妒又瞧不起，总想从我们身上找回些平衡。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唯一可以击败我们的手段，一些这样的同学存心在我们面前刺激我们，伤害我们，装出可怜我们的样子甚至来施舍。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从来不要，宁可不吃不喝，饿着肚子。我不排除许多同学是真诚地向我们伸出友善之手，但我也拒绝接受。”“这是何苦？”“你不知道，有一次学校里把社会上一笔赞助分发给了我们几个贫困生。我刚拿着这笔钱吃了顿饭，有同学就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回某某某也有嘴短的时候了。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心想干吗，我在班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干吗为了几个钱就非得比别人短一截？不，绝不！从此我就再也不要任何资助了。”真是个太要强的大学生。然而我知道这种学生的内心深处却比一般的同学负载更沉重的难言之痛。北京某高校还有过这样一件事：首钢的一位工程师赞助了这个学校的一名贫困生。这种“一对一”的捐助，按照有关约定，受助的学生应经常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向捐助者进行汇报。这个首钢的工程师打捐助后就一直没收过受助者的回信，起初他也并没在乎，因为他说我捐助本身又没考虑什么回报。话虽这么说，但每次辛辛苦苦把钱邮出后就想知道一下对方到底收到了没有。这位工程师做了一两年的好事，却始终见不到学生的一封回信，也没任何其他音讯。这位工程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说虽然我捐助不求啥回报，但如果我捐助的对象连最起码的人情味都没有，我干吗要捐助这样的人啊？学校老师知道此事后赶紧找到这位受赞助的学生，问他怎么回事，说你至少也得给人家回几封信吧？这个学生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从抽屉里拿出13封未曾寄出的信！老师一看，这些信都是写给那个工程师的，内容写得也极其感人，可就是没有寄出去。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寄，学生说，我就是不想寄。到底为什么，看来只有这位学生自己心里知道。上面说到了我曾经进行的一次“书信采访”，3位给我回信的同学中有一位坦露了他自己作为贫困生的那份内心世界—— 建明先生：你好！我一直想，过多地倾诉或被曝光关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实在是男人的不幸：男人，特别是小农意识浓重的男人，总爱无休止地夸大自己的沧桑。因为以上原因，因为各大媒体接踵而至而我不得不配合，我感到极度厌倦的同时自我地封闭。事实上如果经济这玩艺儿赏脸，我实在更愿意就一包烟、持一瓶酒独自消化这些贫困和尴尬——随着官方的关注和媒体的长驱直入，我日渐被洗劫一空。而从前，尽管我穷得叮当响，我依然穷其心力来守护和经营自己的心灵家园。家园里生活的我有好高骛远的愿望，有张扬坦荡的个性，有锐利锋芒的思想——最主要的，我有正常的随意的生活作风或生存方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心灵的家园破败不堪：言行举止，都得像个特困——自强——优秀的“人”所必备的气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适合那种模式；我为此活得很痛苦，我为此直至今日方给你提笔。我家庭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家道中落：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中顶梁柱的哥哥因车祸去世，接下来大姐、大哥的女儿和一生勤苦的老母相继因急性传染病或车祸罹难，从此家中赤贫。贫困程度简直难以言表。柴米油盐中的油是奢侈品，主菜长期是腌咸菜、腌西瓜皮之类。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没钱买内裤，而我某一天穿的是哥哥留下的外裤，这条外裤的拉链又是坏的。尽管我极力掩饰但还是被一个调皮的同学发现了。他在班上指着我的裤裆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说我没穿内裤，肯定是昨晚尿了床，引来一片嘲笑……我上了初中，在南国的海南，在炎热的夏季，仍有长达一个学期没有内裤穿。建明先生，“内裤事件”是迄今为止我的心灵家园惟一没让中央电视台、《 中国教育报 》《 中国青年报 》《 海南新闻报 》及我校校报摘走的最后一个果实。我双手敬奉给你的笔端，若兴之所至随你笔走龙蛇——我将不想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解脱。打工回来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这部分的情况请参阅《 中国教育报 》×年×月×日三版和《 中国青年报 》×年×月×日二版。有劳。上大学后，由于贫困所带来的生活窘事时有发生。但在媒体及官方“入侵”之前，这种贫困造成的“心灵与心理上的痛苦”我尚能勉力应付，因为我有强大的心灵家园做后盾，所以这些痛苦就变得远不及“内裤事件”来得深刻而尖锐。我现在唯一想的是考研，其原因是我迫切想尽早离开目前的环境而再不愿去适应它。本来就眼高手低的我眼下最想做的事是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难有勇气去想象没有心灵家园的我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建明先生，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虽然我内心没有理由怀疑你们这些记者、作家探望贫困大学生的动机有任何不好，然而作为贫困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依然是保持那种“虽然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的心灵拥有整个世界”的近乎阿Q式的“精神富有”的乞丐。但愿这迟到的汇报能对你有所帮助。谢谢你的看重。祝你工作愉快。此致×××1998年元月8日 我所以没有把这位现在就读于海南某校的同学的真名署上，因为这封属于我们俩人之间的私人信件是未经他本人同意在这里发表的。我很遗憾至今仍没有机会见到他。这位同学不仅是个非常坚强的青年，而且很有才华，他随信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散文《 流浪如逝 》，读后叫人回肠荡气。后来我查阅《 中国青年报 》上有关介绍他靠打工、流浪上大学的事迹，令我一夜未眠。那是一个真正的苦孩子。谁还能记得10来岁时的事？幸福的孩儿是记不得的，只有从苦水中泡大的孩子才能记住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那年这位同学的家里一连几个重要成员惨遭不幸，10来岁的他，从此像大人似的开始与有病的父亲一起支撑那个支离破碎的家。他跟在成年人身后，同他们一样地犁田耕作、一样地插秧播种、到十几里外的地方砍柴担水。在这种情况下念书似乎已不可能，然而小小年纪的他一次次坚信：再苦、再累，书一定要读下去。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离家几十里外的县重点中学。可刚上一个学期，家庭的贫苦又使他面临辍学的危险。正在心急如焚中的他听人说学校旁边有个猪场想找个晚上能守夜的人值班，于是他赶忙找去接下了这活，什么条件他都没提，只对人家说能给个地方睡就行。而仅这一句话的应诺，他就在猪场的草堆上整整睡了3年——这正是他上大学之前的3年高中学习时期。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父子俩好一阵欢欣。可紧接着便是更多的苦恼，父亲为了给儿子凑学费，一次又一次地出外借钱，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空手而归。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位同学的学费却仍无着落。无奈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好不容易争得的上大学机会，含着抹不干的眼泪，揣着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点钱，告别父亲，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打工生涯。他先是到了广州，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可以说一无所获。他又到了武汉，在码头、火车站干起了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之后又浪迹至郑州、成都。在“天府之国”的首府，他身上只有5元钱时，像一个彻彻底底的乞丐似的谋得了西南交大附近一录像店的一份差事，尽管店主苛刻得比资本家还厉害——令其一个人要干3人的活，每月只给100元，且不包吃住，但这位流浪的青年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打工的日子里，那上大学的念头一直困扰着他：在这需要知识的年代，难道自己就甘心这样了却一生？不，决不！求知的愿望使他顽强地重新拿起书本，在幽暗不堪的工棚内重新点亮了青春的希望之光。这期间，他为了能适应边打工边复习的环境，屡屡换地方。也正是此时，有位姑娘爱上了他，可是为了高考，他又不得不与恋人挥泪告别。3个月后，他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海南某大学。然而就在开学的前几天，父亲突然病重被送进医院。父亲的病不仅花光了他打工苦苦积攒下准备上大学交学费的1000多元钱，又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两年前的命运又一次痛苦地摆在了这位苦孩子的面前，所幸的是这回他咬着牙下定了上大学的决心……对身无分文的穷人家孩子来说，能上大学是件近似登天的事，但踏进大学门后的日子仍然不轻松。他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他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学校《 女大学生报 》主编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无数磨难面前从不绕弯的同学，却依然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贫困的真实一面，可见他们的心理负担是何等的沉重！几乎每一个贫困生身上，都有一篇催人泪下的苦难史。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进行这部作品的初期采访时，我还对贫困生们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但越到采访的后期，我越感到自己的心情沉重。毫不夸张地讲，之后的每一次与那些因缺钱而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学子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不幸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残忍的刽子手，因为我总是在无情地剥露这些同学深埋在心底世界的那部分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或者就根本不想再重提的隐痛，并一次又一次残忍地让其向公众抖搂。这种采访谁说不是一种犯罪？可我依然必须那样做，且得认认真真。有一次在华北工学院，学校把一位壮族女学生介绍给我采访。在采访之前我知道这位学生的家境极其困难，她在学校的学业也处在无法想象的那种境地。但这位学生坐在我面前一直不愿先讲，直到其他同学都走后，她才开了口。可她一开口就让我感到意外。“老师，我能不能不说？因为我……”她刚说这几个字就已声泪俱下，那双惊恐和企盼连在一起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不知怎的，我的眼泪跟着夺眶而出。我说：“行，你……可以走了。”她真的如释重负地走了，而我同样感到心头如卸泰山。这样的情况，在我对几十所大学的采访中时有发生。有时极想得到“非同一般”的素材，而常常又庆幸被某个同学拒绝采访，这种矛盾几乎一直交织着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整个过程。贫困生们不爱向外人坦露自己的物质贫困真情，是个普遍现象。这里面既有他们自尊的一面，也有社会和别人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因素。中国人历来好面子，它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正是这种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一些学校和团组织想伸手帮助这些贫困生，可反而工作特别难做。如政府和社会每年给予学校一定的贫困补助，但有些贫困生你怎么追他(她)，他们就是不写申请，弄得学校和团组织无可奈何。这种结果常常使一些本来十分需要帮助的特困生反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可是这些贫困生又怎样说呢？有位女同学对我说，她宁愿少吃少穿，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是贫困生或者特困生，那样就等于当众把她的衣服给扒光了，她无法忍受，无法再抬起头走路。我问这是为什么。她摇摇头，说这种心理感受旁人是无法体味的，说也说不清。我想可能。一天，我在某省采访一位师范学院的贫困生，这位同学在讲述自己的往事时，坐在一旁的那位陪我出来采访的省学联主席某小姐突然失声哭泣起来，当时我不知所然，直到房间里剩下我们俩人时，这位女同学才对我说，她其实也是个贫困生，而且其程度应该列入“特困”行列。在我一再恳切要求下，她简单地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她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地区，父亲是当地乡干部，因为父亲懂得让孩子读书的道理比其他农家人多些，所以父亲一直支持她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上学。可就是因为要供3个儿女上学，他们家后来变得比别人家更贫困了。她说她当乡干部几十年的老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毛衣，现在身上的那件是做女儿的她得了第一笔奖学金后给买的。家里没有一件家电，是她毕业后到了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每月有300元补助后刚给买了一台小彩电。她说她家开始一直认为她的哥哥能考大学，可是哥哥考了3年就是没考上。她女儿家一个，开始家里并没有把她和妹妹读书放在心上。她说她上学时一直很自卑，上高中时要到离家七八十里外的地方，每次从家出来，先得走四五里路，再搭别人的煤车，跟司机横说竖说还要帮助人家干活才能上得了煤车，颠颠簸簸好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当时她心里十分清楚，上高中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苦都不在乎。上大学时因为家穷，她便报了农大。起初到大学时就很自卑，后来看看周围的同学跟自己一样穷，于是慢慢自己有了些信心，也当上了班干部、入了党。可苦日子还得过，在大三时，妹妹和一个表妹也到了农大上预科班，她们没有补助，于是姐妹仨就吃她那张饭卡上学校发的每月90块钱，所以只能天天吃些馒头，菜根本买不起。她们就自己隔一两天上学校门外的小摊上买回一棵圆白菜，放入小铝锅内煮，没有一滴油，就这么着3人过了一年，直到她毕业……这期间她也打过工，但平时因为她是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很多，只能在假期里出去做工，只要有钱赚的活什么都去干，沿途做小买卖什么的她都做过，只是这些事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就连每天一起工作的省团委机关的同事都不知道她的这些经历。她说我是唯一知道她“阴暗面”的人……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事例。这位省学联主席小姐仪表娇美，穿着整洁，给人感觉丝毫没有半点贫困之气，但她不仅昨天是个标准的贫困生，就是在团省委当驻会学联主席一个月拿300元补助的今天，仍然可以说是一个“贫困族”。她说她现在是在省直机关工作，又几乎天天出头露面，一天忙到晚，穿着总要像个样吧，再打工去是不可能了，而出头露面总不能穿破破烂烂吧，还有，家里、妹妹那儿得支持点吧，你说我这300元够什么用？她苦涩地朝我笑笑。那几天虽然我天天忙着不分日夜地采访，但这位学联主席小姐的事一直十分“典型”地在我脑海浮现，并期望进入我未来作品中。可就在我结束采访离开省城时，这位小姐很不好意思地走到车窗前轻轻对我说：“你可不要把我写进作品中……要写也不能说我的真名呀！”我点点头，答应了她。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连一个具有相当素质的学生干部也对别人将她的贫困坦露出来而感到难为情呢？这恐怕说明，所有贫困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比常人看重人性中最起码的自尊。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贫困这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了。成千上万的下岗人员从社会的最底层向这个世界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擦着泪水，毫不隐瞒地真诚地向社会亮出自己是贫困的一族，同时去接受生活的挑战，去端回自己的饭碗；8000万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民们，不仅自己早已把干枯而颤抖的手，伸向政府，甚至伸向联合国，而且许多地方在吃了几十年“救济”后再不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因为“贫困县”这顶帽子实际上已成了某些人手中赖以向政府索取更多资助与挥舞某种权力的金字招牌。那些牙牙学语，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山里娃娃背起书包，走进“希望小学”时的喜悦，更没有半点因自己贫困而感到不光彩。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学生们则截然不同，一旦“贫困”两字压在他们头上，那种精神枷锁就变得异乎寻常的沉重。许多貌似在贫困面前不屑一顾的学生，其内心深处隐积着的那种恨不得重新分割这个世界甚至毁灭人类的如火山岩浆般的强烈意识与潜能比别的人高出几倍，只是他们为了求得最终能改变自我命运而暂且放弃或者自我克制罢了。在校园内有句十分流行的话，叫做“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现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方某市一所著名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王小姐，现在已经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当一名干部。王小姐长得漂亮高雅，有着白嫩清纯的肤色，以及省委书记都跟她很熟的社会地位，你不可能想象得出她曾经因为在同学过生日时掏不出5元“凑份子”钱而差点一气之下退了学。“你知道现在大学生中过生日风是很流行的，几乎每月都有一两桩这样的事。”王小姐说，“我在读大三时，被学校选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因为我们学校是市里名牌大学，我又被推举为市学生会主席。由于经常要参加一些大型社会活动，平时我不得不注意些自己的穿着仪表，所以在那些不了解底细的同学眼里，我算得上是个比较体面的大学生吧。可是我自己知道，大学几年里，我自己没有买过一次化妆品，每次上台主持会议或参加社会活动时，有时脸上也抹一下妆，可用的都是一个要好的同学扔下不用了的东西。不怕你寒碜我，有一次我出席省团代会上台作报告前，知道电视台要摄像，当时刚洗完澡不久，头发乱蓬蓬的，可口袋里又没钱去美容一下，临上台前我一直不敢出厕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说出来笑掉你牙。因为我的头发正用水浸着呢，时间一长就会干，一干就不好看了。为了怕影响形象，我只能算好时间，等快要轮到我作报告时就提前两分钟从厕所里出来。因为时间短了不行，可能会误了作报告，而太长了也不行，水一干头发就变原形了，所以只能是提前两分钟左右走到主席台上。这个时间里，头发上有水定着型，等我往话筒前一坐，开始一作报告，那些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们劈里啪啦一通闪灯，等他们照完，我头上的发型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王小姐的话就差没把我眼泪笑出来。“你先别笑，哭的还在后面呢。”她说，“我家也在农村，而且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大山区。我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费就是学校的那点补贴。说起来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同学中间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物，平时同学们一起出面的集体活动如春游啊秋游啊什么的我不能去扫大家的兴，可出去一次没一二十块钱是不成的。同学们每次出去玩后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从心底里冒出那欢乐的笑。我也要笑啊，也要乐呀，可我是皮笑肉不笑，因为出去这样玩一次，我就得饿上几天。你又问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花的钱都是从饭卡上省下来的，把饭钱玩完了，我就只能几天少吃不吃呗。而且我还不能当着同学们的面儿无故不去食堂，我就在开饭时推说自己要到什么什么地方先去开个会办个事。只有我的肚子知道是在自己骗自己。有一回，同班的女同学又要过生日了，像以往一样，大家都得凑份子。这回我实在再也拿不出钱了，便推说有事不能参加。谁知那个过生日的女同学偷偷派人跟着看我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她发现我根本没去办什么事，而是一个人躲到了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里。这同学不干了，第二天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这个学生会主席避开同学自个钻进小树林里去干见不得人的事。当时我气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好冤呀，她哪知道我一个人饿着咕咕叫的肚子，像贼似的蹲在黑乎乎的小树林里几个小时是啥滋味？而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差点被一群小流氓……”王小姐再也说不下去，而这回我感到自己的眼里有一股苦涩的液体咽进了肚里。

  2015-11-03 22:49:32 作者:何建明 来源:广东校园文学网

  • 0
  • 1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