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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樱花树下的剪影时值仲夏，聒噪纷扰的蝉鸣催促着行人前行的脚步。日本的夏天，向来就是梦幻而又美丽的。微风中摇曳着百合与樱花的甜美味道，给前来上学的人增添了一份美妙的好心情。工藤一像往常一样，悠悠地走在通往学校那道长长的坡道上。阳光明媚，树影摩挲，光阴就这样淘气地从树叶斑驳的细缝里钻了出来。一直停顿在一张稚嫩娇气的美丽面庞。这是一个从没见过的可爱女孩。美丽的丝发在泛着淡淡的樱花的香气里摇曳开来。只见她右手轻抚小脑袋，在本是明媚的忧伤里，眼神安顿地望向前方。而此刻工藤一的脚步停了下来，原本插在口袋里的手开始 紧张地冒出了汗渍。她转过头来，在与工藤一的四目对视中，有一种飘忽的情绪在心里游过。清澈的双眸、明亮的眼睛，是那样的可爱动人。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空气里，粉色的涟漪开始渐渐地泛起，悄无声息地在工藤一的心里结成了水葫芦，就这样美妙而梦幻地停驻在工藤一的心里久久不能挥去。上课的钟声与夏蝉的鸣叫一起绵绵地响起。待同学们安顿下来，班主任指引着一个陌生的倩影进入教室。“是她！——早上看到的那个女孩！”工藤一的心在喜悦地抓狂，结果还是“啊，竟然是你！”的大声地叫了出来。招来其他同学惊奇的目光。崧泽丽子微笑地注视着同学。笑容可掬地说：“大家好，我叫崧泽丽子，是从京都转来的，和你们一样，国中三年级，以后请多多指教！”话语很是亲昵、柔顺。接着又深情款款地向台下鞠了一躬。一片掌声清脆地响起。“那好，以后你的座位……让我看看……嗯，就坐在工藤一的旁边吧”班主任指着工藤一旁边的位置。“请多多指教，工藤一君！”崧泽丽子从讲台上走下来，并坐了下来，对身旁的工藤一微笑地说。这笑宛若燕子掠过清澈明朗的天空一般，深深地烙印在了工藤一的心里。只是在潜意识里，有种飘忽不定的情愫，在感性地蔓延开来。“好像，崧泽丽子她并没有在笑……”工藤一呆呆地在心里想着。吃过晚饭后，心里始终惦念着早上第一次见到崧泽丽子时的场景，那婀娜曼妙的身姿在飘洒着漫天樱花的季节里缤纷多姿。——还有，那张笑脸背后隐匿的某种坚强？工藤一沉沉地晃了晃脑袋，抓起电话，拨通了好友，班长相泽佑一的电话。“佑一，你觉得崧泽丽子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呀，难道……”电话那头传来诡异的笑声。“别瞎想了，说正经的！”“确实是个美女！笑容很甜，而且也很懂得礼貌。对了！听说她还在京都时候她曾参加过市级的田径大赛，只可惜没有获奖”“喔……田径？”工藤一把声线拉长，饶有兴趣的说。“嗯，听班里的女孩子说，她似乎每个清晨都会去锻炼长跑。”工藤一倏忽灵机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嘿嘿地笑出了声。“你该不会是想要做她的陪练吧？”相泽佑一吃惊地问。“不错！我以后也要清晨去跑步”“得了吧，就你这点运动神经。”班长相泽佑一鄙夷地说：“我可是记得在去年的运动会上，你是参加了好几个项目的倒数第一呀。”“嘿嘿……好汉不提当年勇嘛。我只是想要稍微了解一下崧泽丽子。我总感觉她并不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脑海里，回荡着你的样子，在扑朔中，迷离了我自己本身的色彩。”工藤一在梦里写道。
附录：《 落泪是金 》出版15周年记 何建明携其作品《 落泪是金 》，从某种意义上深深地改变了很多贫困大学生的人生轨迹。作家出版社的金石开，就是其中的一位。15年前，当他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出北京西站的时候，被眼前一排排汽车风驰电掣般的飞速行驶的场景惊呆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北京比汽车更快的是他个人生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金石开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坚定和刚强。在北京生活的希望遥远而渺茫，但他从未气馁。可是，显然初来乍到的他对困难的预见并不充分。交不起学费，是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再熟悉不过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以前，他只会苦苦哀求父母；可是这一次，高额的大学费用远远超出了父母，甚至整个家庭的经济能力——他只能依靠自己。金石开觉得，是作家何建明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当年到学校报到之后，宿舍里的同学相约去交纳学费。那是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几个课桌摆成U字形，走一圈，便能交完所有的费用。而他只是跟着同学走了一圈，并没有交学费，因此羞愧不已。当时还没有正式办理入学，他一回到宿舍，就给学校写了一份休学申请。整整7页纸，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经济情况和求学经历，恳请学校允许他在休学一年的时间内，在北京打工，挣够学费再来上学。幸运的是，班主任让他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入学，一方面帮他申请学校补助，一方面给他联系勤工俭学的机会。更加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何建明到这所学校采访贫困大学生时，在校团委看到了他的材料，决定当面采访他。金石开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即将认识的作家将会成为他终生的朋友，在人生的很多关键阶段都给予了他重要的帮助。第一次见到何建明，是在学校老师的办公室里。十几名学生排队等候他的采访。何建明神色凝重，头也不抬地在笔记本上飞速地记录着，学校为他订的盒饭放在一边一直没有打开。对于采访，大家都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是情不自禁地倾诉。但是这次采访，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第二次见面，何作家已经把写好的文字打印出来，让受访者逐一确认，签字认可，以保证真实性。很快，第一本反映中国贫困大学生艰难求学经历，记录“象牙塔”里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人生际遇的《 落泪是金 》出版了。虽然金石开只是书里所述几百位芸芸贫困生之一，但是也明显感觉到这本书强烈的社会影响，社会捐款纷纷寄到学校。据他回忆，那时候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学校领取汇款单，然后到邮局把钱取出来。因为学校已经为他减免了全部学费和杂费，他就把全部捐款交到学校团委，由学校老师统一安排资助其他学生。同时，学校也承诺，金石开在生活中碰到了任何困难，随时都可以向团委求助。另外，来信慰问，甚至到学校来看望他的好心人更是不计其数。如果没有何建明和这本书，金石开很难想象自己能够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金石开也是通过这本书才明白，在大学校园里，有很多像他一样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为了上大学，他们都付出了多于常人几倍的努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参与到了学校组织的帮助其他贫困大学生的公益活动，组织同学们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勤工助学、自强自立。那时候，邀请何建明到各地演讲、讲座的活动非常多，偶尔也会带上几位贫困生一起参加。其中金石开跟随何建明到各地录制节目、参加活动的机会相对较多，与何建明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次活动结束，何建明总会跟金石开交流，了解他的思想状态以及生活中的一些困难。金石开回忆说：“与何建明在一起，感动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何建明在写作上总是能抓住大选题，可是在生活上却是心细如发。金石开说：“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能有一个作家朋友在身边指导你、帮助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有一次，因为时间比较紧，何建明曾让金石开坐出租车过去参加一个活动，费用由他来报销。可活动结束之后，何建明却忘了报销车费的事情。将近一年后再次见面，何建明马上塞给他100块钱，说上次实在是忘了，让他一定收下。毕业的时候，何建明更是热心地介绍金石开到“希望工程”工作。当时，“希望工程”虽然是一个公益机构，但也是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稳定，算是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金石开由此能有机会帮助其他贫困大学生，算是找到了一份非常乐于投身的事业。在“希望工程”工作期间，金石开主要负责“大学生扶助项目”的管理工作。由于其个人经历及《 落泪是金 》这本书，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贫困大学生急切需要帮助的现实。为了推动项目发展，他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得到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支持。后来，他看到项目宣传资料里领导站在台上、学生低头接过捐款的照片，心里非常难受。从那以后，在捐款发放环节他一般不会安排受助生现场接受捐款的仪式，而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另外，他还制定了“捐助联络情况调查表”，提出了“人生导师”的概念。捐款成功之后，他分别向捐受双方发放调查表，了解他们之间联络沟通情况。让学生得到资助的同时，也能得到捐款者精神上的帮助。因为大学生资助项目的捐款额比较大，很多捐款人都是有一定成就的人，算是成功人士。贫困大学生不仅在经济上有困难，在精神上更需要有人指导和引领。而捐款人也往往有表达的愿望，在这项工作的推动下，双方的互动非常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何建明一直是“希望工程”“大学生扶助项目”的形象代言人，为项目筹资做了很多无私的工作。《 落泪是金 》于1998年出版之后，社会上才开始真正地意识到大学校园里这一特殊的群体，才有人开始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很多公益单位借机推出了大学生资助项目。2004～2005年，国家领导人先后在春节期间到大学看望留京勤工俭学的贫困大学生，将全国的贫困大学生扶助工作推向了高潮。不难看出，何建明不仅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还总能更早地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的问题。同时，金石开也在“希望工程”收获了爱情。他和他的爱人是同事，因为工作关系相识，组建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汽车，生活过得简单而幸福。他们的宝贝女儿马上也要上小学了，可她从来不知道学费是什么概念。参加工作之后，金石开很快就向家里宣布，今后赡养老人的费用全部由他来承担。他给父母买了冰箱和洗衣机，这在他们村上是头一家有这些电器的。父亲生病，所有的医疗护理费用都是由他承担。虽然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说有点儿困难，但是他别无选择。因为这15年来，他不仅顺利地在北京安家立业，生活上自给自足，收入上也有了一定的保证，不知不觉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成了父母兄弟的“靠山”。老家的亲戚朋友有什么小的困难，他还真能帮忙想想办法。他爱人来自一个殷实的家庭，从来不知道穷苦的滋味。她非常支持他赡养父母，但他对过多地接济哥哥稍微有一些意见。但是有一次，她无意中看到了《 落泪是金 》之后，彻底地改变了想法。她知道，他之所以有今天，得益于无数好心人的帮助。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亲兄弟更应如此。事实上，这15年来，金石开自觉变化最大的并不是物质生活上的丰富。他最想感谢的，莫过于何建明及其《 落泪是金 》提高了他认识事物的能力，拥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改变了他的心态。当年他的故事刊登在《 中国作家 》杂志上的时候，配了他的一张照片，大夏天穿着一身迷彩服军装，留着两撇小胡子，还有一对深茶色的镜片。艰难的生活在他内心留下了难以弥补的伤痕，让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强烈的自尊心，他总是脾气暴躁，刚入学不久就因为很小的事情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幸运的是，认识了何作家，因《 落泪是金 》而受到的关注，使他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在精神上也放松了很多。同学们不仅不嫌弃他的又脏又累的工作，甚至还主动帮他完成工作，几乎所有的室友都曾帮他在校外打扫过卫生。他渐渐地发现大家并不在乎他有多穷，而是对他顽强拼搏的精神佩服有加，由此他找到了满足感，心理也慢慢回归了正常。对于金石开而言，最令他珍惜的是，在青春期最危险的时候，心理就要崩溃的时候，何建明向他伸出了援手。多年后，金石开感悟道：“这恐怕也是何建明15年前开始以文学的形式关注贫困大学生的初衷：让社会更加和谐，让一代人健康成长，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而他只是从《 落泪是金 》成功走出的众多贫困大学生之一。 10多年来，崔建国一直珍藏着何建明签名的《 落泪是金 》这本书，他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无论是办公室的更换，还是家庭的搬迁，他都把它带在身边。虽然故事中的某些情节是为了增加其可读性和感染力而经过了文学化处理的，但其骨干内容却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所以令他特别珍惜。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的名字和故事第一次登上正式的出版物，更是因为这本书能够提醒他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能够让他想起许多提供过帮助过的人和事，能够激励他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工作。他甚至想，等他的儿子到了18岁，就给他看这本书。崔建国回想起当年，他接受何建明采访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他还没有正式工作，但已签约，即毕业后留校学生处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何建明是一位很和蔼的师长，深沉而有厚度。后来读了他的《 落泪是金 》，就更敬佩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是因为他的那份社会责任感，因为他用自己的笔唤起了国家和全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群体的广泛关注。接受采访后不久，他就成为了北京林业大学的一名正式员工，开展对全校贫困生的扶助工作。由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贫困大学生群体感同身受，因此他在工作中非常投入，也经常用自己的经历和《 落泪是金 》里的故事去鼓励那些经济上暂时困难的学生，激励他们不畏贫困、不断奋斗；而他自己也为能够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弟学妹，能够为高校的贫困生扶助工作尽一份力而备感欣慰。在学生处工作3年后，他被调到了研究生院工作，依然用爱心和责任心去做好包括扶助贫困研究生在内的每一项工作。他努力工作，真心实意地帮助每一位贫困学生。“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许多时候帮人也是帮已。崔建国于2011年10月份离开学生工作队伍，如今身为北京林业大学总务与产业管理处处长，做了整整13年的贫困生扶助工作，亲身见证了我国贫困生扶助工作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强，一方面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奖助体系日臻完善，国家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费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也与日俱增。目前，虽然大学校园里的贫困生没有完全消除，但“不让一名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上不了学”的目标早已实现，经济问题也不再是困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的主要问题。对于高校贫困生生活境况在这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 落泪是金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8年出版的这部报告文学一版再版，唤起了所有读过它的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激励了每一名读过它的贫困生发奋图强，将泪水化为动力，用不屈的抗争精神换取美好人生和金色前程。通过何建明的《 落泪是金 》所受益的，不只崔建国一人，也不只是书中涉及到的他或她，而是千千万万个贫困生和他们的家庭，是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整个社会。正如当年龙吟老师对《 落泪是金 》的评述：“我认为《 落泪是金 》在很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当代部分大学生贫困形成的历史根源、现实根源，并且反映了政府教育职能部门及大学、共青团中央和各级团委，以及社会各届人士从老人到小孩，从干部、知识分子到普通工人、农民，在解决大学生贫困问题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这无疑是一部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积极奋进、充满高亢意识的好作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向贫困宣战的檄言书。” 唐丽霞如今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副教授，已步入工作岗位近10年，几乎快要忘记了自己曾经的那段“痛并快乐着”的日子。她接受何建明的采访时，才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二，后来成为《 落泪是金 》中着墨较多的主角之一。15年过去了，唐丽霞已经念完了本科，读完了硕士，也攻读下了博士学位；有了自己的工作，留在农大从助教做起，现在已是副教授了；曾不止一次地跨出国门，在德国学习了一年，也曾去过荷兰、英国、印度、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短期学习和进行合作研究。如今，她不仅遇到了她的先生，还有了自己的漂亮可爱的7岁的女儿。当年书中的主角们大多也会和她一样，完成了学业，找到了事业，也有了家庭，想起自己那段曾经的青春岁月，不禁莞尔一笑。《 落泪是金 》出版以后，很多报纸转载了里面的故事。唐丽霞就收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行业，不同好心人的信件和电话，甚至是直接的物质支持。最让她感动的是一个浙江小妹妹，来信说要向她学习，后来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军人，专门跑到学校来看看她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小姑娘，还请她去从未去过的麦当劳，不知道怎样点单，就学他也要了一个“巨无霸”；最戏剧化的是一个生意人，执意要她去他店里去取一个“暖手宝”，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她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去，后来又着急赶回家的火车，不小心弄丢了口袋里的200元钱；最机缘巧合的是一个医生，去找她聊天时才发现她们居然是同一个初中英语老师教出来的……有很多人表示要资助唐丽霞，都被她一一婉拒了。因为那个时候她的成绩很好，可以拿到奖学金，并且来了北京两三年后，已经在家教和促销两个行业游刃有余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存的空间，这样她心理上才不会有负担。但是，她最终也没有办法拒绝中国科协的一位老爷爷，他让秘书把她叫到办公室，讲述他曾经的过往，他说资助她是希望她能把年轻的时光更多用在学习上，而不是打工上。她这才接受了每个月300元的资助。读研以后，她就和这位爷爷说，现在真的不需要了。而最为奇妙的是，这本书成为了唐丽霞和她的先生的“红娘”，一个只见过一次的朋友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故事以后，想起了他曾经见过故事里的这个人……人世间有很多事情都无法去探寻前因后果，只有走过，才发现曾经的过往是未来的前兆。曾经是一名贫困大学生的唐丽霞，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才发现自己这一生，至少是过去的十几年以及可见的未来5年里，都和“贫困”绑在了一起。她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民通过自愿移民搬迁来缓贫的过程，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西北一个贫困村庄贫困农民的生计选择，现在的工作重心是贫困和扶贫政策的研究。她去过很多贫困的地方，听过很多很多贫困者的故事，在他们面前，才意识到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作为一名老师，她带过许多届的学生，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和当初的自己一样，贫困却一直努力着。她经常用那个资助她的老爷爷的话来鼓励当下的贫困生，让他们不要纠结于暂时的贫困，而是要把大把的青春放在学业上。因此，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为他们争取各种资助。她虽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往，但是他们却经常无意中从网络的某个角落或者图书馆的某个书架上看到她的故事，而这对他们也起了一点儿鞭策作用。唐丽霞虽然曾经拒绝过别人的帮助，但她从未拒绝过帮助别人。在她曾经走过的村社上，她也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看到他们上了大学，也有“手留余香”的感动……15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大学贫困生们或许留下过许多的震撼，但更重要的是愿意向前看。 当年号召全班同学捐助“蚂蚁”的浙江衢州的小学团支书和她的小伙伴们也长大了，团支书现在做了一名警察；当年持续资助“蚂蚁”完成学业，并像妈妈一样开导“蚂蚁”的江苏南通的张妈妈，还是那样慈祥，那样开朗开心；当年尽己所能捐助“蚂蚁”的四川屏山人民医院的段阿姨，至今都还没能当面向她致谢，这是“蚂蚁”难以释怀的心结……如今，当年的“蚂蚁”、壮族小伙子马义词，已经从大学毕业、工作，并且为人之父了。贫穷只是一个暂时状况，永远不应该成为贫困生们的心理阴影。当年的“蚂蚁”是乐观的积极的，现在还是；拒绝悲观，永不绝望，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展示真实的自我，赢得掌声和爱，体现自己的价值。“蚂蚁”一直是单位的活动积极分子，大大小小的活动，都能看到他的影子，舞台上的小丑、乐队的贝斯手、合唱的指挥、运动场上的大队长，没人在意他穷孩子的出身，没人介意他瘦小的身体，看到的只有他的那份热情，那份活力。成长的经历给予了当年的贫困大学生们太多的宝贵财富，给了他们太多的梦想，于是乎他们必定会去一一实现。对于“蚂蚁”来说，从设计一款游戏软件开始，他就注入了一个坚定的理念，就是做一个分享快乐的软件，一个实现玩家梦想的软件，只要用户不喜欢的东西，坚决不加，用户提出的创新意见，努力去实现。以至于他所开发的这款软件，目前虽然只能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却拥有了近千万的用户，是“不牟取暴利的精品游戏”。“蚂蚁”出身贫困，努力让自己的小家的状况得到改善，也一直挂念家乡的基础建设，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尽力支援。即便自己的收入微薄，也能和伙伴们尽力去帮助更需要支援的人。“蚂蚁”也曾经以一个游戏团队的名义参加支援贵州多名高中生完成学业的慈善活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尤其是学子们，不仅仅是生活上的资助，还有心灵上的沟通，提供助学的机会。另外，“蚂蚁”向何建明以及所有为贫困学子提供过帮助的好心人表示感谢，并且祝愿所有的伙伴们都能在社会中积极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张升现任职于国家林业局，也是《 落泪是金 》的主人公之一。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在教室黑板上写到：慕星汉之灿烂，仰流光其灼灼，哀昨我之永逝，乐今我之将生。如今面对“四十不惑”，他重新审视自己，日复一日的平淡，可能就是想要的生活。毕业9年以来，这看似简单的日子，对于他这名当年的贫困生而言，却是想象不到的，更是得来不易的。 对贫困大学生的扶助工作，在这15年来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长足进步。上述的这5名当年的贫困大学生，通过艰辛奋斗，过上了曾经不敢想象的幸福生活，而像他们一样从贫困中成功走出来的大学生们不计其数。从下面这位当年负责扶助贫困大学生的学校干部的工作经历中，同样能反映出这项工作、这本书对于贫困大学生们的人生轨迹产生的巨大影响。1998年，于翠霞接受何建明采访时，刚在中国林业大学工作一年，担任学生处副处长。从1997年开始的7年时间里，她负责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逢“迎新”，她都会在学校设立的“绿色通道”接待处，热情地迎接那些交不起学费甚至没有生活费的学生。仅仅“迎新”那几天就会接待大约200多名这样的学生，以7年的时间计算，这项工作帮助的贫困大学生，将近2000名。1998年，国家助学贷款试行后，学校又成功地为很多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在日常工作中，通过减免学费和住宿费、发放困难补助，通过奖学金、助学金、爱心人士捐助等形式，及时地帮助那些贫困大学生。15年过去了，于翠霞对《 落泪是金 》中那些勇敢接受采访的学生表达了感谢，当她征询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书中，以唤起国家、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和支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选择了在那个时点上能做到的对这项工作的最大的支持。《 落泪是金 》出版后，由于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影响，于翠霞曾多次接受“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栏目的电视采访，以及《 中国教育报 》《 中国青年报 》等报社记者的采访。对贫困生的资助工作曾多次被媒体报道，一时间，她及其所在的学校也成了这方面工作的典型。对于当年的贫困生而言，他们战胜困难、刻苦学习的经历，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带着这笔财富上路的人，知足、感恩、无所畏惧。去年校庆前夕，于翠霞到上海拜访校友，没想到那晚见到的16名校友中，竟然会有3名是当年得到学校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尽管她早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是，他们都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那些话。还有几个当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了。他们成了她的同事，也成了她一生一世的好朋友。这几个人，有的在担任专业课教师，有的在做管理工作，都是学校各方面的骨干。离开学生处后，2004年于翠霞去英国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在人文学院担任了6年党委书记，2011年10月开始担任工学院党委书记。但是，熟悉于翠霞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贫困生”情结，所以，无论在哪里碰到这样的学生，她都不能视而不见。此外，于翠霞几番强调曾经的贫困大学生如今绝大多数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向何建明表示感谢，请他安心。 事实上，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费逐年成倍地增长。目前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方式有十几种，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同时实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以2007～2011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国累计资助普通高校、中职学校、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3.4亿人次，累计资助总金额3526.17亿元。资助学生由2006年的2525.19万人次迅速增长至2011年的7874.08万人次，增长2.12倍。资助金额由2006年的191.16亿元迅速增长至2011年的980.14亿元，增长4.13倍。其次，近10年来，各大高校资助工作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以中国林业大学为例，目前学校奖、助学金体系科学、全面，设有奖学金7大类32项，每年约有8500余人次获奖，奖金总额700多万元。每年提供勤工助学岗位3000多个，发放勤工助学补助200余万元。十几年间，共为近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累计2亿元。累计发放包括生活补助、临时补助、突发事件补助等在内的特殊困难补助5690余万元，校外资助总额达1153万元。当年，从经济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工作的重点。如今，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助的重点，已从单一的经济资助，向心理健康、能力提升、成长成才转变，资助工作更加精细化、个性化、有针对性。从以上几人的回忆来看，全国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在15年里取得了巨大发展，因此《 落泪是金 》在15年后再版，就具有了一定的纪念价值和意义。
第十九章世纪涅槃歌 1994年9月中旬的某一日，国家教委大门口来了两位穿着破旧衣衫的青年学生，不顾门卫的阻拦，高声朗诵起来： 当金质钟锤在你们的公馆里敲响，呵！你们是否想到也许有一个穷人，挨着饿，停留在阴暗的十字街头，从金碧辉煌的客厅的透明的玻璃窗上，望见你们婆娑起舞的身影？他在灵魂里把你们的华宴和他的家相比，在那里从来没有一丝炭火燃烧的火焰，他的孩子们饿着肚皮，他们的母亲衣不蔽体，老祖母躺在几根稻草秆上，沉默无语，真可怜！严寒的季节已经把她冻得足够入土归天！施舍吧！为了得到为人类受难的基督的抚爱，为了使恶人也称道你们，向你们致敬，为了你们的家庭永远和睦与安宁：施舍吧！为了有朝一日，在你弥留的时刻，天上有一位神灵，为你们祈祷，超度你们的灵魂！………… “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不一会儿，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肃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是这样吗？”“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 为了穷人 》。”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学生激昂地说：“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原来如此！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了。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震荡最后的堡垒20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速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自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开放近20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有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做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就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他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想以此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绝招收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1994年，国家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万学生就是500多个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却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至1997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50000亿！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年7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五名的，奖家庭教师3000元，成绩居年级前10名的奖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15万元。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1200元以上。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至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80％左右的教育总费用。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农林、地质、石油、师范、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个数目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国家的账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60％以上。同样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产生，其面占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1／5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每年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若解决问题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但国家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出路何在？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哈佛真的学不到？市面上有本叫《 哈佛学不到 》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迅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100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100多亿美元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哈佛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哈佛是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某某教学大楼、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社会力量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力量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目前中国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除了按照政策被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做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之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因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 福布斯 》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这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并对所捐之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中国暂时没有阿拉伯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火，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呵，话到此处，不要以为哈佛就这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永恒的魅力。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1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们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情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是个行善积德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妥善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报答人们所给予的爱心。然而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了“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大，以往那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也随之消失了，有的甚至拿别人捐献的一片爱心去追求奢侈的生活。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搞捐献时，最好能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组织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地使每一分钱发挥作用，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妨同样拿过来。校园自有黄金在唱完了中国“哈佛”的美妙之曲，我们还不应该忘却大学自身的优势。几乎一切权威人士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终决战的战场在校园。作为决战内容之一的贫困生问题，最终出路自然也在校园。校园能提供什么？有人问。校园能提供一切。有人答。这是狂想。有人说。这是事实。有人道。其实，狂想与现实之间仅为一步之隔。那就是：穷则思变者，大路通天；穷则懒怠者，有路亦为沟。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俭学最早并颇具优势的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我得到的一个简单数据是，这个学校6000余名本科生中，贫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这个学校自10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来，仅家教一项勤工俭学，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参与。这还不算另约1000人左右自己联系的家教。一个家教学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个月计算，全校学生们每年仅家教一项可获取至少240万元的勤工俭学收入。这里的贫困生们绝大多数是靠从事家教“脱贫”，甚至“小康”。北师大得天独厚的优势非旁人所及。那么身处下岗“重灾区”的鞍山钢铁学院则可以让那些同为“无援的贫困校”在思维上冲击一下了吧？鞍山钢铁学院除了学校内部有限的一些岗位让贫困生们承担起来之外，校门外的所有勤工俭学岗几乎被社会上的下岗大军占尽。怎么办？学院领导灵机一动，校区北边不是有块荒地一直闲置在那儿！对，开荒种地。于是学院上下齐动员，很快开辟出了80多亩可种蔬菜作物的耕地。“种子和耕作经费由学校出，劳务和耕作管理由你们来……”校长一声令下，那些贫困生们学着当年的“南泥湾”精神，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举镐挥锄，施肥除草，无限情趣。春天，他们播下种子，秋天收获硕果，学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肴，贫困生们则用劳动的汗水换得了可喜的报酬……有人会说，我们校园没有荒地可垦。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吧！生活费从来就是贫困生们最大的一笔开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费可以统归为“贫困族”了。但学生们感到沉重的是，这150元一月的生活费又能解决多少饥荒呢？有限的钱，仍填不饱饥饿的肚子，贫困生们莫不痛苦于此。许多学校对此束手无策。但是，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不这样。他们对此进行改革，把后勤管理人员精减下来，伙食部门不留一个闲人；食堂化整为零，由个人独立经营；学校不给食堂下拨一分钱，只管煤、电、水费；所有摊点、食堂的价格与利润、种类与质量，必须按照规定执行，超一罚十，损一扣百。如此一来，学生们真正成了上帝，经营者为了吸引众多每月生活费在100元左右的学生，便尽量压低成本、增加种类、提高质量。如今的校园内，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钱，可以吃得不显寒酸，颇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则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走一走，那100多种小炒、30多种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价美味，贫困生还求什么呢？以上仅仅是一种借鉴。然而滴水之中可见太阳影子。校园是个小社会，一所万人的大学便会带来一个万人的小社会，他们依靠校园的万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千所高校中最底层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程度触目惊心。但就是靠他们墙外那条马路繁荣起来的“十字街”，在当地十分闻名。每当夜幕临至，此处便灯红酒绿，热闹非凡。据学校的人讲，光这一条街，当地街道一年所得税收就达230多万！而西藏民族学院的院长说，他只要每年有其1／10就可以使全校贫困生们基本“脱贫”。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别人截去了？这固然有地方上的问题，难道与学校本身缺乏开拓精神无关吗？北大的一个“方正”可以打到美国去赚“洋钱”回来花，那么我们的“东大”、“西大”是否可以动些脑子挖掘自身的优势，弄点“土钱”给穷学生们添个菜、送件衣呢？都有可能。只要我们真的努力了。让“象牙塔”对贫困说声告别在国外，你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活路，你就宣布破产；如果你要生存，你就赶快信贷。”信贷上大学，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普遍又普通的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西方国家早已对此深入人心。因而他们把面临“投资”困难时向金融机构伸手借款，看做一种权利。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太爱面子，明明自己是个瘦子，也要打肿脸蛋充胖子。早在1986年高校尚未实行收费制时，国务院就在当年下发了〔 86 〕号文件，规定学生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供，并列入国家信贷资金计划”，“学生偿还贷款资金，只还原额。银行按低利率计算的利息，由学校从国家核定的高等学校事业经费预算中支付”。从那时起，高校便有了学生可以贷款念书一说。并轨制后的全国高校里，几乎都把“贷”作为奖、助、勤、补、免等六大解决贫困生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与其他贷款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生贷款却始终推广不开。许多大学每年预先安排的贷款额年年贷不出去，学生一边在大喊贫困得不行，另一方面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贷款却躺在那儿无人问津。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病态，也有人说中国人太缺乏金融意识。其实，学生们不愿贷款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贷款本身的不完善性。通常是，学校惧怕学生借了不还，于是用扣发毕业证书来抑制这种行为，这无疑使学生们丧失了许多贷款的热情。另一方面贷款的学生惧怕本金加利息，更加增添重负。透过这一现象，当我们深入进去时便会发现，原来根本的原因还是政策与机制上的不合理性。国家工商银行〔 86 〕第351号文件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将主管部门核拨经费划出一部分，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学生奖、贷学金账户，作为对学校学生贷款的资金来源，……贷款不得大于存款。贷款利率由工商银行给予优惠，暂定为月息0.25%(年息3%)按季计收，学校存在工商银行的奖、贷基金，银行不计利息。”按照这一规定，工商银行收了学校的经费，不付利息，学校反而要向银行缴纳学生奖、贷学金的利息，这显然不能为学校所接受。现在各校的贷款金大多是学校自己内部垫支，为了怕贷出后收不回，所以普遍采取了扣压毕业证的消极做法，致使学生贷款形若虚设。西方国家把信贷这样一项如此重要的措施，广泛用于解决那些交不起学费的读书人身上，可中国则出现这种消极局面，实在令人费解。可见，我们在体制上的某些混乱与毛病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从1994年开始，国家为了缓解高校贫困生问题，曾先后动用“总理基金”5亿多元。国家的每一次困难补助发至学生手中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眼里溢着晶莹的泪花。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学生们又开始痛苦地挣扎在无援的贫困线上。他们期待着什么时候再一次发放“困难补助”，可更多的只是失望……于是学生们呼唤国家出台一种替代的措施，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生信贷政策。围绕贷款的核心问题，是学生能否按时偿还贷款。目前通用的“上学借款、毕业还钱”之所以行不通，是它不切合贫困学生的实际。可以设想，一个靠贷款来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非正常的行为和手段，怎么可能在毕业时就一下还得了高额资金呢？看一看国外高校的做法，也许会有些启发。如英国规定学生在毕业后5年内分60次还清便可，美国是10年分120次还清本金及利息。瑞典则每半年还一次，20年内还清。以上可见，这些国家采取的办法一是时间长，二是次数多，这样做正是考虑了大学生们就业后的实际情况，即知道你毕业后工资还不是很多，或者还有一定困难，但你还必须时刻记住你有还贷款的责任在身。正如专家所言：“贷款上大学，对特困生来说多了一种债务，多了一种压力，但更多了一种自立意识。借款要还，与其说多了一种压力，倒不如说是多了一种动力，多了一份毅力。”随着观念的改变，贷款上大学如今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有人预言这是贫困大学生走出精神误区和物质困境的一场不小的革命。但愿有关信贷的政策更加规范，更加便于操作。然而，我们在欢呼某一种新政策的出台时，千万别忘了解除高校贫困生问题必须治本治根。这个本就是动员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努力。这个根就是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生存在一个贫困的国度。水涨才能船高。只有筑起我们与民族贫困决战的血肉长城，只有我们高举起“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我们才能最终告别令人痛苦与无奈的贫困。借助“上帝”的力量，让“象牙塔”说声：我们与贫困告别！ 1998年又一个“黑色七月”的日子，这正是我挥汗完成此书的写作阶段。偶尔休息打开电视，正巧有一日的新闻节目里说：“我国第一批贫困生经过四年努力，今年全部毕业……”报道称，自国家教育部门1994年对40所高校实行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后，在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帮助下，数以万计的贫困生圆满完成学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这是我国教育改革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第二则报道是今年我国长江和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全线遭受历史特大洪水，受灾人数达2亿多，上千万人失去家园，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灾情超过历年……前者使我感到欣慰，后者令人担忧。两者相抵，我还是忧心忡忡。因为，第一个新闻消息，我认为只能是基本准确，事实上除了北大、清华、南大、复旦等这样的著名大学外，据我实地了解，仍有不少普通高校出现过贫困生半途退学的现象。其二，许多贫困生的家在农村，本来就困难的他们，如今不少人家里又遭没顶之灾，无疑对他们以后的新学年将是雪上加霜。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的1998年度百万新生，已经启程。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新军里，我们不会少见那些光着脚板、挑着两个塑料袋行李、脸色明显缺少营养的莘莘学子那可怜巴巴的身影……他们必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百万贫困大学生”中的又一部分。令人欣慰的是，大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各大学纷纷采取措施，为一些灾区来的同学特设了入学“绿色通道”，使其不为交不起学费而愁。但灾区来的学生还有几年的学业时间，他们的家园需要重建，经济贫困困扰他们的时间将会很长，如何面对他们，他们又如何面对校园，这是我们的政府、学校和全社会所有有良知的人都要共同思考的新问题和长期任务。尤其值得清醒的是，今年灾区入学的大学生仅占高校贫困生总数的2％，我们特别关照好了灾区贫困生，那么还有98％的在校贫困生又如何关照呢？怎样关照？关照到什么程度？这难道不是我们更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如今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特别的转型时期，连像贫困这样的问题也似乎一下全都冒了出来。例如8000万贫困地区的贫困百姓，以及“贫困母亲”、“救助千万残疾人行动”，还有早已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等等。中国社会承负的担子太重了！一个“希望工程”还没有解决多少人，又来了个近亿人的下岗大军，偏偏亚洲金融危机又来凑热闹。唉，真难为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然而，我还是想提醒人们：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展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同志也在九届人大会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下世纪中叶，中国将出现伟大的民族复兴。那么，民族复兴靠什么？当然最主要的是靠科教事业。科教靠什么？自然靠从事科教的人。大学生则是从事科教的绝对主力。于是由此推论我们不难认识到，今天我们解救一个贫困生，也许明天伟大祖国的复兴时间表会快出一秒或一小时。谁能保证在今天的百万贫困大学生中不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出一个完成“1+1”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天才？不出第一个在宇宙间找到另一种生命的探索先锋？不出一个使人类生命永恒不灭的遗传学大师？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因为解救知识，是解救人类自己。解救有知识的年轻人，便是让所有被解救的人们获得明天最根本和最彻底的幸福与光明！最后，我借用“复旦沙龙”一位贫困生写的一首诗权做结束语，一方面我很喜欢这首小诗，另一方面这个学生的这首题为《 请为我保留一面向阳的山坡 》，道出了中国当代一群不惧贫困而仍在发奋读书的学子内心的真实企盼。诗这样写道： 请为我保留一面向阳的山坡如果可能我们还会沿着你意味深长的笑容走去当青春回转漫过夜的边缘许多只眼睛亮若星辰没有名字的人从蚕茧中抽出一山一山雪白的丝于是我们掩面哭泣于是失眠闭上眼就能看见风中激烈舞蹈的葵花大红的旗帜在空中猎猎翻卷在黑暗的春天鲜明地勾画走动的人影通过黄金的天堂我们的目光穿透黑夜惊讶地发现一切事物从此变得透明而我们飘扬的长发将成为一条河流永不衰落的背景这时葵花已盛开着站在一切生灵背后我们珍惜如初的丝线和被践踏的泪水而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从白天穿过黑夜骑马走过缤纷的花地和无数淌涌的暗流从此岸到彼岸从眼睛到眼睛从有一天到又一天便再度相遇新一茬的葵花正沐浴着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阳光……
第十八章咏叹之三：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 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车从深圳出发，沿着新建成的京九线飞速向北，直驰祖国的心脏北京……“到了，快到了！”在临近北京的时候，全车人顿时沸腾起来。当他们走出车站时，无数彩旗与喧天的锣鼓声使得站前的广场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老兄，你们真够款的！”“师弟，你们创下中国列车旅行史上一个奇迹！”“那当然，要不我们怎么叫‘北大人’！”“是啊，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北大人’！”这一天，中国和诸多外国新闻媒体都报道了有关一趟特殊列车的消息。原来这是在深圳和广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为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而特意包下的一辆“专列”。北大人真牛！那几天，我一连听到好几位北京市民在评说有关此次“专列”时如此感叹。北大人确实很牛，像这样包着专列去参加校庆，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这般气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都为北大人的这种气魄而自豪。因为北大人“包”之无愧，我想如果有一辆能载千人的“空中大客车”，北大人定会毫不犹豫地登机腾飞……1998年5月初的那几天，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与喜庆，这就是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那几日，从共和国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从第一代北大人的百岁老翁，到刚刚踏进未名湖畔的年少学子，都在为同一件事兴奋。不夸张地说，北大百年校庆的隆重程度是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许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如果孔圣人活着，肯定也为此不亦乐乎。先不说国家元首携中国全体主要领导者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集会，也不说世界著名百校校长云集一堂的盛典，我所关心的是另一点，那就是北大百年大庆时所收受的“红包”有多少！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在北大筹备校庆开始校方有关方面就公开明确原则：百年校庆不流俗，拒绝商业味。给许多单位和校友的一份《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指南 》上，更加清楚地标明了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力图把校庆办成一个“教育节”“文化节”和“艺术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大的百年校庆确实办成了全中国的“教育节”、全中国的“文化节”和全中国的“艺术节”。我强调“全中国”，是其声势、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历届此类全国性的节庆。但是北大人很会办事，他们在把如此规模盛大的校庆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名校校庆的同时，却又喜气洋洋地在后台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数目惊人的“红包”。下面是校庆办对外公开提供的一个数目：至校庆前一个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业向北大共捐助总额达1.5亿元人民币。其中香港著名实业家李嘉诚为北大图书馆新楼捐助1000万美元；香港泛华老板何柱国先生捐资3500万人民币；香港企新公司捐资200万人民币；日本企业捐资27亿日元；戴姆勒-奔驰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美国宝洁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三金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除此，校庆办还透露了另一笔“红包”账单：至4月9日，北大已与20多家厂家签订了价值共约3000万元的自负盈亏性质的制售纪念品合同。读者可以注意到，上面总值约为1.8个亿人民币的捐资中，都是百万元以上的大“红包”，至于那些几十万、几万元的小“红包”则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个情况是上面的这些数目都是在离校庆高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收受的，可以想象，中国人过节都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带礼参庆。北大在后来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10天大庆时间里，先后接待了万人以上的各界名流与校友，那么这些人所带的“礼”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听说许多企业与许多北大校友——现在也都是大亨，他们此次对北大的捐资，全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低调处理，即不张扬、不宣传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团捐资的200万元，其集团杨丽珠小姐把钱一放，只说“捐资教育”四个字后绝不多吐一个字……北大校庆到底收了多少“红包”，是对外公开的2亿？还是实际的3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认真地去探秘。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那就是北大确实在校庆的那些日子里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中国之所以举国为北大百年校庆欢呼，就是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国百年进步的历程，而中国的百年进步有很多动力便来自这个“皇家学府”。北大成了“日进斗金”的富校理所应当。北大天天“日进斗金”是我中国人的骄傲。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现象，那便是在中国现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异”，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迈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这种差异已日趋严重。这一现象，同样也反映到了解决贫困生的问题上。由于穷校与富校之间每年所获得的资金来源差异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与发展、投入与保障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差异。我们先来说说一些类似北大、清华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划分，它们的贫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它们这儿的贫困生，基本不存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理由是，他们的生源差不多全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一旦成为事实后，一般都能得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社会或政府部门的奖励。特别是前几年，像江苏、上海、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一个学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状元”，乡里要奖一笔，县里也要奖一笔，到市里、省里还要奖一笔，江苏的一个“状元”生最多曾拿到过30000元。这还不算了结，到大学后，你如果是“状元”，还会得一大笔奖金。如果你是贫困家庭出身的“状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奖励外，还将免去一切学费，如此里外里的，一个原无分文的“状元”一夜之间成了小“富翁”。至于高考成绩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随潮船涨，也能有它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进账。有了这么多钱，别说一年学费，就是四年大学也可基本对付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它们的生源相对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里一贫如洗而又能考进北大、清华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些高校中，校长们都早已向社会发出响亮的承诺，即决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校长之所以有如此坚实有力的底气，除了他们自身的教育责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口袋里拿得出这么一些“小数目”，来解决本校负担不算太重的贫困生经济困难问题。 在南国古都南京采访时，东南大学学生处给过我一份该校的材料。我们不妨公布一下：东南大学现共有全日制本专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费在150元以下的约占4％，计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费在200元以下的约占15％，计1300人左右。应该说，东南大学对特困生和贫困生的划分标准是略为放宽的，一般高校的划分标准比他们月生活费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费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东南大学是如何解决20%的贫、特困生的。以1997年为例——该校第一个措施是“面广钱重”的奖学金。面广是指他们每年会有70%的学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奖学金(本科生)，即你只要学习努力些，争取达到70％以内的人数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费。这笔奖学金在东南大学叫“综合奖学金”，除此还有“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奖，每年每名获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笔奖学金是“企业、校友”专项奖学金，即社会捐助的钱，获得者可年得500元至3000元。以1997年为例，全校共有243人获得此项奖。第四项是企事业单位捐赠的奖学金，约五六项，每年有近百名学生可获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五项是单项奖学金，每年初，学校根据各系院的学生人数，以毕业生每人每年27元，非毕业生每人每年44元下拨至各系院，由下面奖励根据学年成绩评选出的优秀学生，全校每年此项奖金共约35万元。第二大措施是专门用于解决贫、特困生的助学金。也分两大块：学校给各系院按在校学生总数下拨，平均每年约为十几万元，另一块是由学生处直接使用的定期与临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凡是没有获得上面70％的大面积奖学金的贫、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补助。每年用于突发性的困难补助约3万余元。第三大措施是学校组织和设立的勤工俭学岗补贴，每年约20万元。能成为学校勤工俭学岗的人员一律都是贫、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块外，他们的最后一项是贷款制度。如果那些贫、特困生从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决困难的，便可向学校贷款。1996年，东南大学准备贷款金达40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1997年准备贷款金为61万元，实际贷出18万元。为什么实际贷的少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校的贫、特困生们已经有了上述几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笔或几笔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他们用不着再为生活而发愁。东南大学的贫、特困生们是幸运的，即使在这所著名学校内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庞大的“贫困生”大军，但他们因为有学校坚厚的经济实力而省去了不少苦与愁、汗与泪……然而我还是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南大学还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华、复旦、中山、南大等学校，还只属于“小康水平”。 可是当我向山西农业大学、华北工学院等属于“高校贫困族”的学校介绍东南大学的情况时，我看到这些校长们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羡慕得要流口水。“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是他们把那几位来不及接待的赞助者让给我们学校，我也就可以睡几个好觉了！”当听我说北京某高校学生处的人有一天因为连续接待好几位捐助者而忙不过来，竟把两位带了10万元巨款的捐助者给气跑了的事后，山西农大党委副书记王杰敏十分感叹。“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开玩笑地问王书记。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慎重地说：“5万元。5万元我就能基本解决贫困生问题了！”“5万元就够了？”我吃惊不小。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学生处了解到，山西农大这座拥有4000多名学生的农校，其9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而这些学生之所以上农大，一是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其他重点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农业大学是国家给奖学金的(其实并轨制后农校等专业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要交学费的)，所以他们才冲这样的学校而来。我还知道，这个学校的近一半学生在上学时是家里拍卖掉了家产才进了校门。王书记很歉疚地苦笑说：“我们全校六七千师生员工都是些苦惯了的可怜人，你都看到了，虽说我们山西农大也是省重点高校，离太原不算远，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时，但我们是真正的‘村办大学’——学校四周全是生产队的农民，两年前学校的教职员工的户口还都是在离这儿好一段路程的太谷县城上。我们许多农村来的学生一进农大门，就叫冤道：这大学怎么跟我家那儿差不多呀！你问我们的贫困生比例，怎么说呢？如果按照北大、清华的标准，或者按东南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学生可能都得算贫困生。现在各高校划分贫困生的依据主要看学生饭卡上的消费来衡量，当然还有个地区消费水平不一样问题，但现在有些情况也在变，你说我们学校就在农村，可物价并不比你们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应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还贵。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费是多少吗？告诉你吧，我们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这是平均水平啊！说起那些困难生的生活消费，你可能听都没听过，我们有个同学3个月没吃掉100块钱！你问怎么吃的？你想能吃什么呀！有人看他每顿就吃一个馒头和一碗不要钱的稀饭！他是学农专业的，学校每月发给他72元补贴，照理也不至于这么惨嘛。可我们一调查，这学生每月得向家里倒贴三四十，家里不但不可能给任何经济资助，相反还要学生给寄钱。有的学生家长说你娃儿上大学了，就是国家给钱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里寄钱嘛。那都是些没有文化又穷得叮当响的国家重点贫困地区的农民，你摊上这样的一大批学生，学校能救助得过来吗？肯定不行。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就紧张，再加上校舍已经老化陈旧，早需要改造修缮，这些都等着要钱。可国家给的钱又基本只能维持‘人头费’，想干点其他事就难了。你问有没有社会捐助？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咱这儿离省城有一段路，又是农业学校，有钱人是不会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捐钱是讲究回报的，我们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自然人家不愿把钱扔到我们这儿。我们学校这么穷，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笔捐助2万元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来的，他在80大寿时不为自己祝寿，而把这笔钱拿到学校让捐助那些贫困学生。精神可贵啊，我们也是十分看重这笔钱的，专门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励那些家庭贫困又能自立和学习好的学生。话得说回来，这2万元钱要用在我们这么上千人的贫困生身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我们多么想呼吁呼吁那些有识之士，不要总把目光放在那几所名校上，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的人才是关系我们民族能不能振兴的大事。再说，农业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有远景经济意义的。要说起贫困，像我们这些专业学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学校是贫困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王书记有倒不完的话，他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中国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实。我到过农、林、渔还有地质、石油、煤炭等专业学校，这些院校的贫困生问题是最严重和突出的，而它们由于受到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影响，又受到行业自身机制的局限，加上环境、地理等条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匮乏，故很难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资金用于对贫困生的奖、贷、助、补、免等工作。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赞助，所以，贫困生的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几乎又在短期内难有改观的可能。据资料表明，我国目前的专业高校在大学总数中占1／3之多，而这些学校的贫困生总数约占全国高校贫困生总和的2／3还多。重视和关注这一层面的高校贫困生问题已迫在眉睫，因为单靠国家和学校自身，这些专业院校是很难真正走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两三天内，我分别对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再次进行走访。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园”，这是他们的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学生都在这儿。去之前我已经翻阅了1997年考上北大的几位“状元”贫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儿我便期望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些贫困的感觉，但我“失望”地没找到。第一个是黑龙江的文科“状元”刘某某，他在考大学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极为悲惨的经历，母亲重病几年里他或打工辍学或跳级以缓家庭负担。这样的学生如果在某个农大什么的高校，也许可能在进入“龙门”后又不得不退学，或者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肯定十分艰难。但我见到刘某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现在不是贫困生了！我不贫困，真的，我没什么说的。”第二位是位山东女生小白，也是1997年的“状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区，靠玉米面长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穷，父亲在她上中学时就病逝了。因为是“状元”，所在的中学奖给了她3000元钱，她靠这个钱到了北大，后来学校马上给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学费。白小姐告诉我，这一年中她没花过家里一分钱，她说估计以后也不会要家里再负担了，因为她每年的学费学校基本都可以给免，她的生活费便是学校的奖学金。“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补贴，我的生活费足够了。只要好好学习再拿点儿奖学金4年学业就不成问题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说。最后一名被采访者是“昌平园”有名的“贫困生”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阳人，老家是个贫困地区。当年为了跳出农门进“龙门”，小朱从初中时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两个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时刻勉励自己，并终于在1997年的9月圆了北大梦。我问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说按照苦孩子的标准已经没问题了。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又发了他2000元的助学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补贴和交通补贴，“生活绝不会成问题了，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状元’的成绩优势了。”这就是北大，虽然这里也有许多需要北大人做的贫困生工作，但与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相比，这已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采访过的8亿农民的最高学府——中国农业大学。此次我去的那天已经放暑假，但这儿的校园内仍然有很多的学生，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些不回家的学生。他们中间95％以上的人是为了省一笔路费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同时他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争取利用一个多月的假期，把下学年的学费挣出来。“打工活好找吗？”“太难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难。”一位同学说他从5月份就开始跟有关公司或单位联系，可至今没有落实一个地方。“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学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办呢？”那同学一脸茫然，又摇摇头：“愿上帝保佑。”身在北京的农大学生是这样，地处省(区)和边远的农大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那些全行业都处于低迷的纺织、煤炭、地质、铁道等等专业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农大一类学校还并不是最可怜的。1998年5月初的一天，我来到华北工学院这所原兵工专业大学，才发现还有一类更困难的“贫困校族”。这所学院在对外的通讯地址上标明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实际在离太原还需开上好一阵子车的偏僻山洼洼里。弯弯曲曲的公路，起伏连绵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线”的神秘产物。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绝对不会相信在那大山洼里还有一所上万人的大学。主人则告诉我，他们的学校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是一所曾为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勋的兵工大学。就在十几年前，谁能走进这样一所用代号的大学，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光荣与自豪。那时北大、清华生与他们相比也不过如此。然而历史仅仅多走了10多年的光景，这所令每一位校友骄傲的兵工大学落到了十分尴尬的处境：皇帝女儿从不愁嫁的华北工学院，其兵工专业已渐失优势，对当兵和到“机密单位”大多数人不再感兴趣。改革开放后还有更璀璨的世界与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艰苦又边远的老山沟呢！于是学校只能根据行业低迷的实际与社会需求，调整扩展其他专业，并面向全社会招生。而这时候他们发现，往日的那些优势现在全变成了劣势。过去山洼洼里的神秘，现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过去红星闪闪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资收入，现在一提起人们甚至觉得可笑，有个方便的留洋出国机会或在外企谋个职难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学失落了，没人再被它们的金牌子所迷惑，就连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学费的、最好还能倒贴一点的边远的、贫困的农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岗职工子女……好可怜哟，国家的政策则是一样的，该实行并轨的就得实行并轨，该交多少学费的还得交多少。结果，来报到的学生们发现上这个学校没占任何“便宜”，而学校则更加发现它们肩上的负担比别的大学要重得多！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点从山西省团委出发的，但一路堵车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晚8点20分左右到学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党委副书记杨波与学生工作部的吴俊清部长、团委李树雪书记一见我，就像见了哪一位高级首长似的热情、客气，直叫人感动。“同学们等您来已经在会议室有一个多小时了。”主人说。我一听便受宠若惊，忙说：“那就随便吃点，然后咱们就去见见同学？”毕竟都是当兵出身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10年前的那种部队生活习惯。草草吃过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拥般地带进了会议室。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围了一圈人。主人说，他们都是贫困生代表，他们听说你是专程来了解大学贫困生问题的，所以都想跟你说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让同学讲吧！”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的就已经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真的，我没有半点儿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把他们都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9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点刚从床上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没有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过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5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干部因此对我说，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对陕西几所高校的采访后，准备从咸阳国际机场回京。但我必须在咸阳停两天，因为离京时团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特意关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怎么会在离拉萨千里之外的陕西咸阳？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加上采访少数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决定前往。接待我的团委副书记拉巴次仁是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路上，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学院的历史。原来，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据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学。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组织部从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进藏，同时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干部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抵制改革，局部地区经常发生叛乱，又考虑交通运输、财政支出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对西藏实行改革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着手培养干部人才。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自1957年6月起，西藏筹委会将筹建中的原西藏干部学校和西藏团校的3400多名学生及700多名职工，从西藏各地先后迁到甘肃的兰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陕西的西安、虢镇等地，开展边筹建边教学的工作。1958年初，所有这3省境内的学校集中到陕西咸阳合并为一，就成了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所高等学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学府。一个自治区的所属高校在自己的区域境外，这是西藏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该学院自成立以来的40多年间，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该校遵照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000多名师生进藏，充实骨干队伍，为平叛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学院先后为西藏输送了近20000名毕业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员，现在他们都是西藏各级、各条战线的带头人。拉巴次仁告诉我，而今全自治区州以上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是这个学校出来的，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班子中的负责人一大半也都是他们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然而，这所昔日曾辉煌一时的西藏高等学府，在今天则面临着异常困难的处境。除了对着正门的那栋因校庆40周年才得到上级拨款建起的新楼外，整个校园内给人一种就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感。以往那种远离自治区境内，在内地办学及培养人才的优势，在现在则越显劣势。不是吗？一个堂堂自治区第一学府竟不在自治区政府鼻子底下，而在千里之外的他省境内，首先是情理上就不畅，再就是管理上也不便呀。管吧，去一次还得来回一星期，不管吧，也不是事嘛。托兄弟省代管一下吧，人家打哈哈说这哪成，我们可不敢与少数民族同志抢人才哟！如此这般，西藏民族学院这颗掌上明珠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光泽。有限的拨款，光人头费就占去了73％，剩下的27％只能支付全校的水电费等日常开支。至于学校建设和提高教职员工的待遇，那就很难列上议事日程，其实校领导想做也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苦的还是我们的那些学子，他们比任何一个高校的大学生都承受着更贫苦的困扰……院长次旺俊美向我介绍，他们的学生之所以贫困面比哪个高校都大、贫困的程度比哪个高校都严重，是由于特殊的生源所决定的。西藏民族学院目前有三大块生源，一块是区内的农牧民子弟。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大多数在藏区的边远，甚至许多地方是荒无人烟的高寒地区，学生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们的家是在马背上，是在帐篷里，并且随草场而走，随风雪而行。多数学生打上学出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封家信，一方面家人没几个会写信的，即使写了也不知在哪儿能找到邮局。指望家里给你寄点生活费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牧民们本来就比较贫困，有的即便你出家门时还有千头牛、百头羊，但可能就是一夜风暴，你家会一下从富有户变成了贫困户。藏族子女们想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是不太容易的，再说即使想给你寄样东西，也许夏天用的物品你收到时就是寒冬了。再有一种情况是，在西藏，九年制义务教育都是国家包的，学生进校后一切负担基本全是靠政府来承担，农牧民们可以放心地去远方游牧。但大学不行了，根据自治区文件，从1997年开始，西藏的高校也要同全国的高校改革接轨。新生也要拿出1600至1700元的学费，而在校的学生除了一部分师资教育外(即师范生能有每月100元补贴)，其余学生的生活费都得自己掏。藏族农牧民们不习惯，也不太了解这种新政策，在他们的意识中，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去操心了，别说是大学，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因为过去国家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有的学生对上学交学费也不甚理解，他们报到时身无分文，老师让他交钱，他反问你为什么让我交钱，不是上学国家全管吗？最后他用狐疑的目光，扔下一句“我从小就没听说过啥叫学费”的话就走了。西藏民院的第二块生源是部队战士。考虑到特殊的地理条件等因素，根据国家建设西藏的需要，学院按照自治区指示精神，每年从驻藏的部队战士中招收一批学员充实自己的生源。而这部分学生大部分家在内地，之所以招他们是以后需要他们长期留在西藏工作。内地籍的战士哪个想一辈子留在艰苦的西藏，并且都是州以下的工作单位？对这一批战士学员事先是有约的，看来只能是那些家庭十分贫困、子女又多的农家子弟。这就是西藏民族学院背负沉重担子的又一个原因。还有一个生源就是从1993年开始，国家特别指示的从内地10个省区招收像战士学员一样的以后要长期留在西藏并在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学生。同样道理，这样的学生只有在边远省份的那些贫困的农家子弟里招到。这10个省、区是：四川、云南、山东、山西、河南、青海、甘肃、贵州、陕西、宁夏。看一看这些省份，个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次旺俊美院长说，我们的学生贫困是“先天”决定的，由于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所以目前他们在学生中只有一块奖学金可以为一些同学缓减部分困难。但由于学校拿不出钱，故奖学金的奖励面只有国家给的30%那一块，其余70％的学生无法解决，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后来听学院各系主任、书记介绍，更令人痛惜不已。语言系的老师说，他们有390个学生，是西藏民院的大系，区内生120个，区外生270个。“我们是自己给自己背包袱——到边远的贫困地区招最贫困的学生。”老师自嘲起来，“这些学生中许多人上大学时身上什么都没带，别说钱，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冬天到了，我们下去检查一看，学生睡觉的铺垫只有一张牛皮纸，人往被子里一裹，就算睡觉了。好在学校有暖气，否则真会冻坏身体。最恼人的是每年新学年开学，学校让学生们交学费，有的同学实在拿不出。他们平时就靠学校发的几十元补贴，光糊弄一张嘴就已经极其困难，哪弄来几千元的学费？这些学生的家庭本来就属于贫困，你问他要学费，人家反问：我把儿女都交给了国家(即一辈子到西藏工作)，你还到我家拿什么钱？没辙。我们老师说多了，学生双手一摊，说我就是没钱，要不你开除我算了。97级就有一个男生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预科班的老师说：“咱们西藏民院地处咸阳，按说也不算太困难地区，可由于我们的学生不是少数民族，就是来自边远地区，语言和能力上有障碍，全校没听过有人出去搞家教或啥勤工俭学的。所以学院虽在闹市之中，却又是个与世隔绝之地。像名气很响、到处赞助的505集团就在我们这儿，可人家也不愿给我校赞助，啥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个与世隔绝的大学，赞助了你等于把钱白扔了，不起一点商人们追求的效应嘛。我们学校自己又没什么勤工俭学岗可设，设了你也拿不出补给同学们的劳务费，还是不设的好。有一次我们试着把装垃圾车的任务交贫困生干，装一车8块钱，每车两个同学装。可后来同学们不愿干了，说干半天活，就得回来洗个澡，累一天，两三天才能缓过劲，而且要多吃几块钱的饭菜，里外里一算没赚一分钱，还累了个半死。最可怜的是放假不回家的同学，像今年寒假时我们预科班有17个同学没钱回家，我们只好给他们腾出一间大房间集体用。他们自己开灶，天天白菜面条，但就这还是过不起，没钱呀！我们几位老师只好借些钱给他们用吧，要不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们民院的学生穷，其实我们民院的老师也穷，好多都是被学生借穷了。没法。”成人部的女老师抢过话头，说：“前年有个叫李华的同学，是学生会主席。他帮团委搬家，看到我后便说老师我实在又饿又累不行了。我说你先把活干完了再慰劳你。后来他真到我家来了，我问他你爱吃什么，他说爱吃羊肉。我就上街买了5斤羊肉，回来用高压锅煮好后，摆在桌上看着他吃。结果他竟然狼吞虎咽地全吃光了，我站在一旁看他那饿样，眼泪哗哗地往外流……同学们太可怜了！”女老师最后补充说，“这个李华同学现在毕业了，思想基础很好，自己要求到孔繁森工作过的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一年了，进步非常快，听说已经提了一级职务。”政法和历史系的老师说他们班上有几个宿舍的同学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组，搭帮过日子。这可是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事，于是晚上采访时我让老师把两个不同类型的“搭帮社”的同学找来介绍情况。刘圣育同学先发言，他是文秘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在西藏驻军某部当战士，初中文化，军龄四年。老家在四川德阳，1995年考上西藏民院。他说到这个学校上学后，生活费不够，一个月100元只能天天吃馒头和豆腐，他很不适应。在部队工作也艰苦，但吃饱饭绝不成问题。学校不行了，长期下去身体会垮的。刘圣育在部队当过班长和团首长的公务员，心眼儿就是比别人多一些。他想到了部队的集体伙食，于是先同一名要好的同学合帮搭伙，俩人早晨打两个馒头，一人一碗稀饭，两毛钱一份辣豆腐；中午吃米饭，可打一个菜，晚上同中午基本一样。一月下来每人90元就差不多了，比单吃省10元，菜略好些。刘圣育就想再多几个人就可能更省钱吃得更好些，于是他就联合了5个困难生搭帮合伙。“不能太多了，5个人比较合适。”他说，“5个人搭帮打饭打菜就可以有所选择了，通常我们打三四个菜，有荤有素，这样不至于天天光吃馒头不吃菜，没营养。我们平时5个人只用两个人的饭卡，尽量先省后宽，把省下来的钱备急用。5人合伙后每月每人花上六七十元就够了，省下的钱就可以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买些书。另外有时5个人中有人病了，需要营养，我们也好有钱给他补补。从1996年初到现在，我们5人一直在一起吃，这样做解决了各自的经济困难。过去一人单吃，看到别人吃好的自己心里就很不平衡，时间长了会不同程度造成某种心理畸形，现在我们一点也不，就是吃得再不好也是几个人在一起，不会觉得怎么着。长期吃在一起就吃出感情来了，互相之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能照应。去年我们‘搭伙’中的一个同学得了肺炎住院，如果他是一个人就难了，后来我们另外4人便用课余时间轮换去陪床，并且用我们共同的饭卡为他买些好吃的，尽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几年来，我们5个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促进。班上许多有困难的同学向我们学习这种做法，现在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基本没有一个人是单吃的，这是我们穷学生想出的穷办法，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看来管点用。”接着发言的是藏族学生索朗加措，他说他是历史系的，他们是以宿舍为单位合帮搭伙，互相帮助。全宿舍七个同学，六个是藏族，一个是回族。索朗加措说：“刚进校时大家互相还不了解。后来其中有个叫普琼的同学家庭特别贫困，身上带了1000元钱以为就可以把学业念完了，可一交学费后两手空空，连馒头都吃不起。我们同宿舍的人知道后，便自发起来帮助他，可我们又都很穷，给钱是给不起呀！后来一商量，这样吧：让普琼与我们一起吃，我们六人也合起来用餐，我们有啥好吃的，普琼也吃啥。就这样，几年来普琼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家里从没给过他钱，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普琼说早想退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他成了我们同一‘家庭’里的一名成员，有饭一起吃，有书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们的宿舍还被系里评为‘文明宿舍’，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先进是‘穷’出来的。”同学们互救的行为与精神，谁听了都会感动。我甚至想，对那些目前因经济困难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贫困同学来说，西藏民族学院的同学们的办法，不失为一种“经验”。然而尽管同学们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学院的领导们头痛的事还不少，那就是困难学生的身体问题。照理这个学院为国家培养进藏人才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应当有强健的体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贫困地区招收的学生，其身体素质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加之上大学后必要的营养不能跟上，一些过去潜在的病况便不断暴露出来。目前这个学院光患肝病的学生就有6名，光这6名学生一年便要花去学院几万元医疗费。就在我到咸阳不久，学院又有一名重病号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万多元。这事拿到校长办公会上研究了几次，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由校长亲自批了。一位老师说，去年我们全校总共花了十几万元医疗费，现在他一个学生就花掉这么多，还剩下我们几千人咋办？校长们对此只好回避，其实谁都知道，校领导们比谁都害怕学生中突然冒出个重病号来，那重病号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号本人，可是全校几千号人哪！这是那些没有生病人说的话，再来听听几位病号学生是怎么说的。王辉，政法系97级学生，湖南人。父亲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学前他家里已借债近万元。1997年10月份王辉查出乙肝病。按规定他应休学治病，由于贫困的家里不可能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申请边上学边治疗。学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辉现在在学院医院治疗，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还欠1500元没付。他的这些钱都是从叔叔、姑姑那儿借的，现在他说已经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检查时有几项指标仍不行，医生说他必须注意休息与营养。可王辉说这两项他几乎无一项可能做到，因为他要跟上课程，就必须天天上课并且把住院时缺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为了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他必须做点事，比如帮助哪个同学或哪位老师干点抄抄写写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觉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说这样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对能不能在休学的期限内把病看好表示悲观。“如果到时病治不好，学校若要我退学，我觉得自己难有勇气再活下去……”王辉说得很凄凉。郭明，95级行管专业。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张家口某小山村。父亲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办老教师，母亲是地道的农民。郭明原来是94级学生，因有病休学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学开始就连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脏病猝发，全家变卖了全部家产仍未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两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难，也被从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贞医院，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家族遗传性心血管疾病——“马凡氏综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而做这样一例手术需八九万元。一个尚未从沉重悲痛与债务负担中缓过劲儿的贫困家庭，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荷。因此，郭明的父亲急得团团转。郭明的学院尽了所能，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2万元，但这还差得很远很远。郭明的事被《 北京青年报 》的一名记者知道后，及时在报上向社会连发了两次求助报道，共捐得19万元。后又经多次努力及医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为儿子到处磕头求助时，郭明的父亲也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并送进了同一所医院……郭明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在自己还属于治疗阶段便不顾一切地提前出了医院。他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老家，挨家挨户磕头，又到地方政府请求相助，他的孝心与一家的不幸感动了父老乡亲和有关部门，安贞医院也做出了极大援助，用最少的钱把郭明的父亲从手术台上抢救回一条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没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说：“我父亲那头先不提，现在光我一个人，仍要不停吃药，而且每半年必须上北京检查一次，每次检查500元，还不算来回路费。我是学生，哪儿来钱？只有靠学校了。我知道学校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钱，但没法，我还得找学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条！”郭明不像王辉，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毕竟他还年轻，他说他现在最期望有个好身体，将来虽然可能不允许再上西藏了，但还是能拿到个大学文凭的好，否则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哪个单位还要嘛。王辉和郭明仅是西藏民族学院一批病号学生中的两个例子，那些躺在医院的我来不及采访……临别那天，院长次旺俊美与我进行了长谈。他指出：尽管他们的民院面临很多困难，但民院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别人横向比，他们的心目中始终把国家和西藏建设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更明白，他们的前途，不是毕业后拿到高工资和留洋出国，而是义无反顾地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辈子献身在那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让我转告全国人民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学院暂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为建设西藏而献身的革命意志，他们只是希望祖国人民和所有热血的爱国者，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忘了他们这批人……我向次旺俊美院长保证，祖国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并且一定会有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十七章咏叹之二：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山丘 1997年7月初的一日，北京白石桥路边的某高校的毕业典礼刚刚开完，毕业生赵小刚激动地双手捧着盼望四年之久的红皮烫金大学毕业证书，他面对西北方向，泪流满面地断断续续说着：“……爸，你儿子终于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了！你那年在小煤窑用生命给我换来的2000元学费没有白花呀，爸——”赵小刚“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等他从悲喜交加中清醒过来时，发现同宿舍的人都不知到哪儿去了，连床上铺盖也不知何时不翼而飞。赵小刚本来也准备下午离开学校，只是觉得同学一场，该相互打个招呼，于是便留了下来。入夜，往常热闹异常的宿舍变得静悄悄，这更勾起了赵小刚的浮想联翩—— 是啊，4年的日子，对赵小刚来说似乎太漫长，太不堪回首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起4年前自己捧着大学入学通知书又不敢给父亲看的那一幕：那是一个天气非常晴朗的日子，可赵小刚觉得自己像是犯了什么罪似的，站在父亲面前半天不敢说话。“啥事？快说嘛，我还要去矿上干活呢，要不全家就快掀不开锅了。”父亲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儿子。赵小刚不得不把揣在怀里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拿出来：“我考上大学了。”儿子早知道父亲听到这事后不会兴高采烈，但他还是没有想象出自己的父亲竟会朝他发怒：“你、你咋考上了么？”赵小刚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夺眶而出：“爸，你就让我上大学去吧。家里的债等我上大学后也像城里人那样赚大钱，我保证全部还掉它！”“真的？”父亲一脸严肃。“真的。等大学毕业后我再挣不了大钱我就不是人！我也再不回这个山寨！”儿子跪下双膝，面朝父亲，对天发誓道。父亲终于受感动了：“成，你就去念吧，把大学里的书好好念，我不死就可以看见我们赵家的祖坟上也能长大树了！去吧！”父亲转身从里屋那个谁也不能动的箱子底取出2000元钱，交给儿子，“这是我刚刚从矿主那儿借来的，本来就准备给你念大学用的。我没跟你说，是不相信你会考上，说实话，心里确实也不想让你再去念书了。你莫怨爸，谁叫咱们这家小的小，病的病……”那一夜，从小不爱跟父亲说话、打心里嫌父亲目光短浅的赵小刚，一下对父亲有了重新认识。他终于明白，父亲平时常打他骂他，但心里同样是深爱着他的，就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一样。赵小刚就是拿着父亲从矿主那儿借来的2000元，走进了大学门，并且艰难地跑完了对他来说是太漫长的4年血路。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因为自己是“贫困生”而屡遭冷眼与歧视，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最刻骨铭心的是，在他第一年回家过寒假时父亲为了还矿主的那2000元债的事。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儿子问父亲为什么还要到矿上干活，父亲告诉他，矿主要让他还钱，因为还不出就只好给人家加班出苦力呗。父亲临走时，朝儿子重重地看了一眼，说：“以后就看你的了，爸这一辈子只能给人做牛做马，可也没养活好一家人。唉——”长叹一声后，父亲驼着变形的腰背，消失在晨雾之中。那一天，赵小刚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他觉得父亲这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后来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家。几小时后，矿上的人前来报信：小煤矿崩塌，包括赵小刚父亲在内的5个人埋在百米深的井里……日后，矿主还曾为2000元的借款找过赵小刚的家人和他本人。这种黑了心的要求理当被拒绝，但此事却一直像一团阴影跟踪了赵小刚的4年大学岁月。在赵小刚的潜意识里，父亲的生命就是他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如今他捧着这鲜红的毕业证书，如同捧着父亲的那颗埋在九泉底下的滴血的心。此时此刻的赵小刚思绪万千，他恨不得长上翅膀飞回贺兰山，在埋下父亲的那片凹陷的墟土前磕上100个头，以奠亲情。“小刚，你怎么还没走？”突然，一位同学闯入宿舍。赵小刚从遥远的思绪中回到了现实。他有些发愣地问同学：“我们宿舍的几位都跑哪儿去啦？招呼也不打一个……”同学笑了：“人家都快当上某外企主管了，你倒好，一点也不愁呀！”赵小刚觉得奇怪：“我愁啥？现在大学毕业证书都拿到了，有啥发愁的？”“哈哈哈……看看，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现在的大学方向有问题，专门培养高智商而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眼前的你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吗？”同学犹如在课堂里高谈阔论开了，“赵先生，你以为一张大学文凭就可以救你了？可以使你一个山娃娃一夜之间变成大富翁？错了！尊敬的赵先生，你要清楚地明白，现在的你，跟4年前那个土得身上掉渣的赵小刚没有多大区别。一句话，你依然是个穷光蛋！不是吗？”“我？我怎么还是个穷光蛋？你看看，我的毕业证书少别人一个角吗？”赵小刚急了，拿着红皮毕业证书像要说明一个几千年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回轮到同学摇头了：“赵先生呀赵先生，真没办法跟你说。我问你，你现在身上除一张毕业证书外，还能不能拿出100块钱去买张回家的火车票？我再进一步问你，你即使回得到家，你想过没有，你是骑着毛驴在那美丽的贺兰山小村庄上走‘信息高速公路’，还是扛着扁担去进行‘网络’耕作？想一想，我亲爱的同学！”是啊，我回贺兰山能干什么呢？是带着一个鲜红的毕业证书去与向那矿主讨回父亲的生命？还是拿着这鲜红的大学文凭放在正屋里的桌台上，每天让全家人供着？不，我不能这样空着双手回家，我要成为一个富有者！赵小刚想起了他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日后要像城里人一样赚大钱”的愿，顿时他有些激动地拉住同学的手：“你一定帮帮我，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发财……”从此，茫茫人海的北京城内，又多了个每天匆匆忙忙又不知在干些什么、收获些什么的“盲流”。而赵小刚则是京城百万盲流中的几万“高级盲流”之一。所谓“高级盲流”，有位社会学家对此做了这样的定义：泛指那些脱离人事关系、户口关系，在外地工作或找工作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而这中间，高校的毕业生最多。据某高校学生部的一位老师介绍，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已渐趋自由择业，所以学校除国家部分指标外，一般已不管你毕业后的去向，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能耐，就是留在皇宫当天王老爷，也没有人管你。因此，大学目前实际出现的又一种情况是，辛辛苦苦4年间动员各方力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一旦帮助他们走完这四年学路后，至于再下面的路，学校一概不管，也管不了了。我们济困助学，挽救贫困，让苦孩子能读完大学到底为了什么？一个天大的误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在赵小刚毕业近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军博后面的一个俗称“京城白领雅士”的居住区见到了他。现在他与一位同乡合租一间老乡的房子，很小，一看就是属于临时建筑。房子内除了两张床外，便是一大堆各种广告宣传材料。小赵告诉我，他现在与几位同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而留在京城的“哥们儿”，一起在为中央电视台几个栏目拉广告、做专题。“这儿离中央台近，走几步就到‘梅地亚’了。我们几乎天天要与客户们谈生意，可我们自己又不是中央台的正式工作人员，进台里不方便，所以利用‘梅地亚’这块宝地做事。”看来走出校门后的小赵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那种傻乎乎的书呆子，变成很有一套的“商务专家”。他一听我的奉承话，赶忙谦逊道：“只能算刚刚入门。”“能介绍介绍经验？”“哪是啥经验，教训倒是挺多！”下面是赵小刚给我讲的毕业后的那不同寻常的经历： 一开始，我跟着几位同学就像瞎子摸大象似的，在北京城内到处转悠，就是不知哪是头来哪是尾。出了校门就不像在学校，别看有时吃不上饱饭，但毕竟有人管呀，总不愁半夜被民警叫起来查你身份证。这会儿可不行了，开始我们没有找到一份正经的活儿，就五六个同学合住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子。白天你睡，晚上他睡，反正我们有人是干白天的活，有人是整夜去录制节目，倒也能对付。但主要还是为了省些钱。我们搭帮的6个人都是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原籍的，而且基本都是在学校靠吃特困补助过来的。你问他们为什么也不想回老家？想法跟我差不多，就想在外面挣点钱。大伙儿说，过去我们这些从穷地方来的学生想得太简单，以为拼死拼活跳出“农门”，把大学文凭拿到手后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一生。可一到现实社会，才发现我们的思维太落后了，比时代发展至少慢了几个节拍。换句话说，如果在前五六年，可能是这样，现在就不行了。我们中间有人还是硕士毕业的，他说他毕业那阵子以为自己在大学苦读六七年后就可以安安稳稳给安排个什么国家科研部门或大型企业的科研岗位。结果他等啊等，就是没有等到，后来他自己跑，一跑才发现像他这样的硕士生满北京城都是。好不容易有家单位愿聘用，他上班一看，是让他给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的科长当助理。他气得找头头说理，人家告诉他你是个外地户口，又没正式工作关系，这个位置给你已经是照顾的了，像你这种情况，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正式编制单位，你就是博士也永远是“打工仔”。我的这位哥们儿气坏了，从此就打消了再找单位的念头，开始自己独闯天下。后来他靠自己的经济管理学硕士的渊博知识与吃苦耐劳精神，赢得了中央台几个经济栏目编辑的好感，就开始给了他些活儿，干了干就一直干到现在，成了我们圈里的老大。你问我？嗨，比他差远啦，一辈子可能没法跟上人家。我与这帮哥们儿合伙时间不长，过去干过许多活，比如在昌平给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当过助理，也在延庆的一家饭店搞过促销，后来在一个连锁店搞过派送，多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到底干过多少地方。但有一点你不知发现没有，我一般都找那些有住的地方和管饭的活儿。刚开始打工你没有钱呀。如果自己再租房、买饭，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农民房一个月也得二三百吧！打工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饭钱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饭又管住的单位，没有几家不是苦力的干活。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只要有力气就行。有一次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几个单位，还是蹬大车的，累得你晚上睡觉被推到火葬场烧了都不知道。你问这么累又不赚钱咋没想回原籍？我咋不想？有一阵还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儿，没法提。别的不说，光吃水这一条，祖祖辈辈的人都要赶着毛驴走上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能担上几桶水。那次我回去因为要喝水，便重新掌起了赶毛驴的鞭子，我一路赶，一路就有大爷大妈问我，说小刚你在外面见的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啥时候吃水不用赶毛驴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又问，你是大学生咋会不知道？要不你读了那么多书，帮着村上修口井吧！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没入地三尺。是啊，我是读了十几年书，是个大学生，可我哪会打井找水？但大学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才子呀！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不会给老乡们找出水井来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结果连口水井都找不出来，老乡们会对大学生多失望呀！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或孙辈能像我一样读上大学而不辞劳苦地拼搏着，我不能让他们对儿女、孙辈们的企盼落空。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亲的生命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崇高荣誉，结果我连一口小井都不能帮乡亲们打成，我这个大学生的脸面还不都丢尽了？再说，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没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样呢？还不照样见不到“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嘛！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世界”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说实话，很茫然。”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连打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也没攒出来，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实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也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上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地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他们减免学费、为他们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他们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我问她们在北京有没有工作意向，她们说还没有找到，“反正慢慢找呗。”看来她们的决心很坚决，大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概。其中的一位说：“留在北京一方面能赚点儿钱，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考研。假如回到老家，这种机会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北京是可能的。我们的师姐们有好几个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原来她们心目中还有另一番天地，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追求？可是——我们的问题还是在“可是”上，可是如果我们国家每年为贫困地区培养的20来万学生(全国高校每年招生约100万，贫困生的比例按官方所说的20％计算)都不回原籍，那么我们那些贫困地区是否就永远地不辞辛劳地送出一批批秀才又永远地照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我不禁想起有篇报道说，甘肃有个贫困县，每年都培养出许多大学生，乡亲们年年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离乡求学，但几乎不见一个学子毕业后回来，小县城依然一贫如洗……说不清是我们的帮困工作助长了贫困生们更加立志离开故土的心愿，还是济贫本身就在造就人们追求富有的心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有些贫困生在被别人真诚帮助与关心时，他的思想和意识却在悄悄发生另一种变化—— 南开大学学生处的刘老师给我讲了这样一位学生：此人姓洪，是95级学生，家在农村，是个孤儿。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迟迟没来校报到。我们就写信打电报告诉他不管什么情况，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后来学校报到再说。后来他果真来了，一看是个非常可怜的苦孩子，什么东西都没带。我向领导反映这学生的情况后，学校一路开绿灯为他注册免学费。我们南开大学的党委书记那天正好看到这个学生，便问寒问暖，又把他领回自己的家，让老伴给他做好吃的，用自己的钱给这学生添置了许多必备的物品。当时这个学生感动极了，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和所有关心他的人。因为是个贫困典型呀，所以这学生后来时时处处受到资助和照顾。后来发现资助他的钱老是不够，一查，倒好，他竟抽烟喝酒都学会了。学校组织贫困生勤工俭学，让他去干点活，那么简单轻松的活他干几下就甩手走了，你说哪像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嘛！ 上海高校里出现了更出奇的事：有位贫困生多次得到学校的补助与社会赞助，反正学校有什么贫困生好处的事他都比别人伸手伸得快，可是在毕业时这位学生为了不去教师岗位，脱离师范生身份，竟一下拿出了一笔不小的现金。与师范大学毗邻的上海某大学这几年为了援助贫困生，该校从1994年以来，每年给贫困生们提供无息贷款，可是不少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书也不还贷款，至今这个大学有1000多个毕业证书锁在学生处的铁柜里。上海还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前年香港某公司到某高校兑现自己每年向25名贫困生发放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补助费的承诺。这天公司老板派代表前去学校向贫困生发钱，学校为了让贫困生们接受一次爱心教育，便把几个年级的贫困生都召去一起参加兑现仪式。公司代表向25名大学生发完助学金后说：尽管我们今天只发给了25个同学，但你们中间确实还有非常困难的同学，我们公司也将视情况予以考虑。他的话刚完，台下的学生竟在没任何指挥下排着长长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台上走去。那公司代表惊得目瞪口呆，站在一旁的老师们则面红耳赤地冲上去拦住自己的学生，但为时已晚……曾有一位教育家早已这样呼吁过贫困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贫困而扭曲了的心态。我们全社会现在都在济困，都在向贫困挑战，但那些贫困地区的县太爷、乡干部，则心甘情愿地坐在那儿被人高高地戴上“贫困县”、“贫困乡”的帽子，为什么？因为“贫困”这顶高帽子值钱，可以坐吃不愁，伸手来钱来物。我们的大学贫困生中有没有这种现象？我看是有的，且为数不少。因而在解决这些学生的物质贫困同时，解除他们的“精神贫困”工作更为重要。因为物质贫困是暂时的，精神贫困将是一生的。我以为此乃警世之言。中国的高校“希望工程”一大内容，便是解决贫困生们的心理贫困，这个心理贫困集中体现在人生观的教育上。阳光和雨露，可以使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但高耸的大树未必能成栋梁，如果是棵空心的树干那只能当做付炬的柴火。我们所要扶助的是一代健康无私并勇于接受挑战的新时代大学生，当然不是那些目光短浅、极端自私的庸才。不然，我们学校的领导、老师的爱心与苦心和社会上那么多挚爱与善良，有可能付之东流，我们的许多广袤山区也将永远地依旧贫瘠下去，父老乡亲们欢送的小锣鼓最终也会不再响起……其实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一些贫困生们的“心病”并不全是他们内在因素。社会分配的不公、就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又一次次地受到重创。我看过一位自称是患了“忧郁症”的大四学生给报社写信诉说自己心头的万般无奈： ……已近毕业的我，本应该忙于找工作的事了，但现在我只能默默看着来招聘的十几个单位把同学们招去，而我不能参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来自边远省份的，有规定必须回原省工作。有人会说：“回去建设家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心中何尝不想回去？而实际情况是，每年有数万名毕业生回省工作，由于省内就那么寥寥几家比较景气的单位，因此关系网“广”不“广”、后台“硬”不“硬”便上升为第一条件，而成绩、在校表现只能退居次要。我一想自己几年学习的成绩被人忽视与践踏，就感到心里有气。每当我回想起四年大学寒窗，自己苦下功夫，从班尾升至班级前列，在班上也担任过干部，校级、国家级的奖励也拿过，就觉得自己应该不比别人做得差。但为什么在就业时就被无情地剥夺了与内地省份的同学的平等权利(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条件远不如我，却能去待遇好、发展前途大的单位)？我知道来自边远省份的同学中有的条件比我还好，剥夺他们与内地学生竞争的权利同样不公平。……一说到工作艰苦的地方，我们这些贫困地区来的学生，似乎就要理所当然地打头阵，凭什么我们就天生该得有这样的“特殊待遇”？如今已不是那个论出身的年代了，但“生源”这个出身却时常在提醒着我：“你来自边远地区，是与人不同的！” 这坦诚的女大学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严肃的问题，这便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分配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政策性，常常照顾了“强者”，却忽视了“弱者”，这也是当今中国大学贫困生面临的一大难题。他们由于“出身”不好，在内地就业时，无论你成绩多好、表现多佳，还是拿过什么奖项，但只要一看你是边远省份的，就会一连串“不要！不要！不要！”为此，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熟悉地区，可是当那些单位看着他们一张张金色的证书与奖状时，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们要不起，要不起！”偶尔也有要得起的，但却轮到我们的大学生自己要不起，因为进一家打破头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你没有当局长、书记的爸爸，你至少得送上千儿八百的。如此种种，贫困大学生们就会发现，当他们满怀喜悦手拿毕业证书走出大学门后，自己却依旧是个赤条条的穷汉！ ……你问我是谁，我也不知我是谁。你问我到哪儿，我也不知我到哪儿。 于是，他们又一次漂泊在人生十字街头……
第十六章咏叹之一：走来的1个与溃退的99个我们了解了大学，便了解了我们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报到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江南著名学府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张宗友，23岁，来自安徽。张宗友的到来，给南京大学引起不小的震荡，原因是他是我国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培养出来的第一位研究生。当张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报到处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人们看到他眼泪夺眶而出。是啊，从大学到研究生，这一大步多么来之不易——对一个全靠社会来资助的贫困学生！张宗友想起了几天前自己离开位于大别山的家乡——安徽金寨县汤汇镇茅畈村时的情景。那是个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乡亲站在雾霭流岚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为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研究生送行。坐在机动三轮车上的张宗友忍不住噙泪与乡亲们挥手告别。而这一次他是无比幸福的告别，因为是与6年前那次完全不同的告别，所以张宗友格外激动。是啊，同一条茅畈河，同一座大别山，但6年前的告别与今天的告别是多么的不同——那是个完全绝望的日子。一场洪水把所有的庄稼与房屋给淹没了，年迈的祖母呆呆地坐在倒塌的房子边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临，有病的母亲伸着无援的双手扒拉着几个未被冲走的土豆，妹妹上学的路断了，父亲坐在石板上抽着旱烟眼巴巴地望着家门前的一方天空……快要开学了，17岁的张宗友正摩挲着手中的书本，向往着离家100里外的金寨县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亲的心里全知道，儿子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孩子，父亲还知道进这个学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将来能上大学。可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这个样！你不听这？你还想念书去？唉，是啊，穷人家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机会难得呀！父亲从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儿子，背着双手朝小镇上走去。晚上回来，父亲把两张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给儿子：这150元是从信用社贷来的，明儿你去县中报到吧！第二天，儿子出发了，带着异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轻轻走动，他怕走得太急会撞痛父亲的心……可是仅一个月后，儿子又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钱交完各种费用后所剩无几，随身带的一坛腌菜也很快吃完了，宗友觉得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这次是他自己决定的：辍学。永远地与学校告别。令张宗友没有想到的是学校和县“希望工程”办公室得知后，及时把他重新接回学校，并告诉他以后每学期到县“希望工程”办公室领取60元的特别救助。那时“希望工程”还不像现在如此深入人心，张宗友有些不敢相信这事，后来他发现真的有人每学期那么做。他因此成了中国亿万苦孩子中的幸运儿。仅仅60元钱，但对一个山里娃来说，已经是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宝贵财富！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张宗友，接到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学通知书，成了在全国“希望工程”救助下考上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之后的四年里，张宗友破例继续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并且每学期可以领到400元的资助款。为此，张宗友感觉远方的父亲的腰杆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则肩负了更重的担子，那就是他必须拿出最优异的成绩与出众的品行来报答社会。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大学的4年里，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95年又光荣地入党。1996年毕业之际，张宗友面临参加工作和考研的两种选择。前者自然会对减轻家庭负担非常有益，但张宗友深知：我的身后有一支长长的贫困生队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无疑对那些受过“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们是一种鼓励与促进。于是他选择了考研究生，并又一次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张宗友的到来，使本来就已经热闹的南大校园更加不平静。特别是那些仍在与贫困奋争中的大学生们，他们不约而同地来找张宗友讨教战胜困难的经验与意志。张宗友呢，也乐意同众多新谋面的师弟、师妹们侃侃而谈。一时间，他的那句“贫穷不能抹杀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我心中永远燃起希望之圣火”的话，成了南大校园的名言。说张宗友是千千万万苦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这话没错。他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幸运，有他努力勤奋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劳。据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介绍，自“希望工程”开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多达十几亿元，全国建立“希望学校”4000多所，受助学生有170多万人。毫不夸张，在中国曾经有过的爱心活动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规模、它的影响力、它的运营机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维系的时间之长，都堪称全国第一。“希望工程”，是我们新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雷锋精神的最伟大的体现。在中国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里，我们的国家有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那便是自1994年至2000年的《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在这个纲领性文件里的第一句话如此写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文件里的第二句话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共和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沉重的负担，是中国共chan党人在本世纪末最艰巨的任务。“到2000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如果仍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生活在贫困之中，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这些身负重任的共chan党人，一想起这个问题就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国总理对此忧心忡忡。“到本世纪末，我们解决了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生存权这个最大最基本的人权问题，从此就彻底解决了。这不仅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壮举！”党的总书记如此说。从1994年到今天，国家的扶贫攻坚计划已经走过了4年多。4年多里我们又已经脱贫了多少呢？2000万？还是4000万？是真的全部脱贫了，还是昨天摘了贫困帽明天更贫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说，至1997年底，各地已有近6000万人口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初步”是个什么概念？“初步”实际便是个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据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副主任高鸿宾在第一线考察后估计，目前一些边远地区的“返贫率”为10％至20％左右。在甘肃，曾有一年统计贫困率下降到45.7％，岂料这年一场自然灾害就又把贫困率反弹至56％。如此预测，中国目前到底还有多少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看来绝不是一个小数。再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灾的灾情，受灾人口达2.1亿……中国广大地区的贫困依旧，这是毋庸置疑的。再看一看中国的贫困是个什么概念。这里有段关于朱镕基同志在1995年11月17日考察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时的报道： ……群山环绕，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盘旋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七百弄乡牙外屯。半山坡一间半截茅草搭起来的破房子，住着村民蓝桂忠五口之家。朱镕基走进昏暗的屋里，打开衣箱，没见到像样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面。五口人有一床旧棉被、一顶蚊帐。朱镕基问蓝桂忠：“承包几亩地？”“两亩一分山地。”“粮食够吃吗？”蓝桂忠摇摇头：“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来，一共才收了400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个月的口粮。”朱镕基心情沉重地又走进另一户三个孤儿的家。四面透风、空空荡荡的茅草屋里，摆着几只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山上吃水困难，这些雨水只够吃两个来月。十几年前，三个孤儿的父母先后去世。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门救济。由于长期得不到温饱，三个孤儿如今已是二十好几了，却长得又小又瘦。初冬，山风硬得透心寒。老二只穿着件薄薄的单衣，还敞开着怀。朱镕基伸手要帮他把扣子系上，才发现整件衣服竟然没一个扣子。泪水盈满了朱镕基的眼睛，他怜爱地把三个孤儿搂了过来…… 这仅仅是总理所看到的情景，至于百姓自己的眼里那就更凄怆了。回过头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贫困对教育事业造成的影响吧！虽然我们已经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问题仍是个极其艰难的事。据说每年仍有1000万左右的孩子在校门口徘徊。这就是说像张宗友这样的幸运儿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1998年春，新华社一记者在湖北恩施地区采访，他走访的一个村子里，本来上学的有110名学生，可新学年开学时到学校报到的仅为30多人，老师们分头动员了好几天，大部分学生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这个村有史以来还没有人上过大学，高中生也寥寥无几。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当年的张宗友情况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张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学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仅一，甚至万里独一。据中国青基会介绍，挽救这样的一位失学孩子1993年时为3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因素，1995年为40元，1996年为60元，现在约为80元。因为缺少几十元钱，中国的上千万孩子上不了学。那么，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贫困孩子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又面临的是什么呢？他们面临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额费用！目前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实行并轨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个学生一年需要个人承担的学费、学杂费和生活费将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个大学生每年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将为10000元左右。这就是中国高校中约占1／5的总数为100万的贫困大学生们所面临的现实。张宗友成为庆幸地走过这个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个贫困生们又能不能走过呢？他们是溃退还是前进，这便是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世纪末大挑战。本来就已经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无援的他们靠什么来上完大学？即使他们留在了大学，但心头又时刻承受的是什么呢？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黑龙江某大学发生了：大学四年级学生曲铭悄然从学校图书馆五楼坠下，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头已经深插在早春潮湿的泥土里，同学们永远无法将他唤醒……曲铭是个贫困生，但他学习优秀，是“三好学生”，几度得过奖学金。可他在仅有三个多月后便能完成学业时，却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永别之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后来老师和同学们从他写得十分简单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无以回报，只有等来世……”在遗书中，曲铭特意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学期向班上一位同学借了400元生活费没如期还上，致使那位也是贫困生的同学没能如期交上学费；第二件事是一张向他捐助过的人名名单。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3100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万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给人家展览一样，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儿，倒也落个心里清静。”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是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9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