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2000多年前郑国渠滋润过的土地,面对后人为郑国雕塑的古铜色塑像,记者仿佛走进了历史。时任陕西省三管局党委书记的刘恒福同志从西安陪记者赶到渭北泾阳一带,冒着炎炎烈日,在郑国渠水流淌过的田野,在泾惠渠水浇灌过的大地,追寻历史的遗迹。刘书记一边作向导,一边作介绍。引泾灌溉从公元前246年郑国修建郑国渠开始。郑国是韩国的一名水工,他修建郑国渠最初的出发点与大禹治水有所不同,他是韩国派到秦国的间谍。韩国看到日益强大的秦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东扩侵略自己国家的危险,便派郑国到秦国献“疲秦之计”,让秦国在关中兴建引泾河水灌溉农田的大型工程,把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在水利建设上,使其无力侵犯自己的国家。秦国虽然当时就识破了郑国的计谋,却仍然让郑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主持修建引泾灌溉工程,以润泽关中土地,造福百姓。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灌渠终于建成了,可灌溉土地近百万亩,使秦国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为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这个灌渠由于是郑国主持修建的,秦国就命名它为郑国渠。也由于郑国渠惠泽了当时和后世,人们便对郑国的间谍身份宽容地一笑了之,而对他治水的伟业传颂千古。泾惠渠管理局曾邀请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渠道进行过实地察勘,标绘出郑国渠的引泾故道路线,其实际长度为126.03公里,渠道自西而东布置在渭北平原二级阶地的最高线上,充分利用了北原以南、泾渭河以北这块西北高、东南低地区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渠水自流灌溉,从而控制了灌溉面积。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设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许多小河拦水入渠,使郑国渠沿渠流量渐增,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灌溉效益。这在2000多年前,是很难得的。由于河床下切以及引泾渠口不断上移,在郑国渠之后,历代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又建成了汉代的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通济渠等。到了清代,弃泾引泉,引泉名曰龙洞渠,灌溉面积只剩下2万亩。公元1932年,陕西大旱,李仪祉先生在历代引泾灌溉的故道上,主持建成了泾惠渠,灌溉面积大幅度提高。并且,成立了泾惠渠管理局,李先生亲笔写下了《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等颇具真知灼见的论文。泾惠渠的建成,使关中人民久旱逢甘霖,几十万亩良田得到了及时灌溉。解放后,经过不断改造完善,新建坝闸,扩大隧洞,加高石堤,泾惠渠枢纽工程更加雄伟壮观。如今,灌溉面积已达135万亩。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他1882年生于陕西蒲城,1909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两次留学德国,回国后曾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西北大学任教授、校长等职,以后曾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38年病逝。人们像对待大禹一样,敬仰和怀念郑国、李仪祉。在如今泾惠渠渠首的一个展厅里,安放着郑国的半身塑像;在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渠住过的地方修建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李仪祉墓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了“李仪祉墓园”。墓园大门楹联上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让人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多年前,一个遥远的下午,我到表姐家做客,她正在整理藏书,一本厚厚的《保卫延安》映入我的眼帘。当时年少的我,尽管有些字还认不全,但捧起这部书看着,看着,便为书中意境雄浑,结构宏伟,场面壮观,形象生动的描写深深地吸引住了。作家用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再现延安保卫战中青化砭、沙家店等几次著名战役,塑造的彭德怀、周大勇等英雄群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对写出《保卫延安》这部大书的杜鹏程,心中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并开始做起了有一天能见到他的梦,向他请教,是怎么写出这部宏篇巨著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坐火车抵达古城西安,出站后,按友人指点的线路,乘公共汽车到翠华路下车,寻找杜鹏程住宅所在的那座院、那幢楼。过了一个路口,正好一位像退休老工人,抑或年过花甲的老农民在街头漫步。我走上前问路,老人和蔼地给我指明了路径,并问:“你找谁?”我本来想说,“采访杜鹏程”,但转念一想,这样一个老工人或老农民模样的人不大会知道杜鹏程;再说,随便给一个生人说我找杜鹏程,也没有必要。便对他说:“我找一个人,谢谢你!”老人还很客气地说了声:“不用谢!”我顺利地找到了这座矗立着几幢住宅楼的院子,这才想起,好半天都没有吃饭了。于是,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饱喝好,并稍事休息了一会儿,觉得精神劲儿好了许多,便走进那座院子,上了一幢楼的3层,轻轻地敲杜鹏程的家门。岂料,开门的却是我吃饭前向他问路的那位老人。我一愣还以为敲错了门,便问:“杜鹏程是住在这儿吗?”“我就是。”老人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这就是被称为文坛巨星的著名作家杜鹏程?这就是曾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新华社人民解放军野战分社主编、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的杜鹏程?“真想不到您就是杜老。”我真诚地说,“虽然我想像不出您的形象,但没有想到,您跟一个老工人,或者老农民差不多。”杜老笑道:“我吃农民种的粮,穿工人做的衣服,咋能跟他们不一样呢?”旋即,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在客厅坐下,并沏上一杯热茶。杜鹏程给人的印象虽然极其普通,但仔细端详,老人宽阔的额头和善良的眼睛,无不闪烁着睿智的风采,他那饱经风霜的古铜色脸膛给人以长者的谦和和亲切之感。我做了自我介绍和说明采访他的来意,述说了多年以来,我对他敬仰和向往的心情。尤其是在《保卫延安》的影响下,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并有一些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电台播出,在《中华文学》、《新观察》、《星火燎原》、《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想不到在兰州军区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兰州战役》一书里,既有杜老写的文章,还有我执笔为老同志写的稿子。杜老说:“年轻人志趣爱好不同,但不论做什么,都要对党和人民有益,搞文学创作不仅要给人以精神享受,同时要给人以崇高理想。”大家知道,在当代中国文坛,杜鹏程是一位在小说创作领域,长、中、短篇方面都获得重要成就的大作家。不仅《保卫延安》在上世纪50年代轰动全国,为我国当代文学史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并被译成英、俄、朝等多种文字出版,蜚声海外,而且,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年青的朋友》等作品,在读者中亦有广泛影响。我没有忘记多年来的夙愿,便请杜老谈谈《保卫延安》这样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名著是怎么写出来的。杜老深情地回忆道,1947年春末夏初,国民党动员了20多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从延安撤退不久,他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王震将军领导的第二纵队,与战士们一道,冒着硝烟弥漫的战火,穿过山川、峻岭,越过沙漠、草原、戈壁,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他在异常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中,写出了大量新闻报道、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还用日记和札记的形式,记下创作素材近200万字。从1949年开始,他着手《保卫延安》的创作,在此后的4年多时间里,他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把自己原写的10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60多万字变成70多万字,把70多万字变成40多万字,把40多万字改为30多万字,反复增删,九易其稿,浸透心血和汗水的稿纸足以拉一架子车。杜老说,他之所以花费如此心血来写《保卫延安》,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使作品精益求精,以经得起时间考验,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西北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不能有丝毫马虎。我被杜老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并询问了他的身世家庭及创作道路。杜鹏程享誉中外,可是读者是否知道,他的夫人也是一位很有修养,颇具才气的作家呢?我国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在刊登中篇小说《心祭》时,有一段《编者的话》说:“问彬的《心祭》写得真好!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我们又有了一位相当熟练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便是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问彬是她的笔名,她的《心祭》以优美凝练的语言、深沉细腻的笔调、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泣如诉的追忆,刻画了一位母亲不幸而清苦的一生,她把解放妇女这一题材的创作境界大大地拓展了一步,提出了如何尊重人的感情价值问题,以其真挚感人的艺术力量,催人泪下,发人深省,《心祭》被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改编为电影《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故事片在全国上映后,亦受到好评。问彬还发表了《蓝蓝的远方》、《儿女》等不少好作品。杜老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西北大学毕业,女儿西安医科大学毕业,都已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这次采访杜鹏程,还见到了他的夫人及女儿,她们温文尔雅,亦给人以谦和礼貌之感。随后,我采访杜老的文章“杜鹏程和夫人问彬”发表在《妇女生活》杂志上,我给杜鹏程寄了一本,杜老很快亲笔回信说“占功同志:信和杂志均收到,谢谢你。这篇文章与事实无误,而且没有夸张之词,我和老张看后挺高兴。”这封信我至今仍保存着。见到了杜鹏程及其家人,不仅圆了我多年的梦,而且觉得这个梦实在、亲切。受杜鹏程千锤百炼、呕心沥血创作《保卫延安》的影响,受采访杜鹏程如愿以偿得到的鼓舞,我在已发表几十万字各种作品的基础上,萌发了写比较大点的作品的强烈愿望,随后我在生活积累,采访有关人员,收集有关素材的基础上,用近3年业余时间创作出一部33万字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文学剧本,这部稿子在摄制部门选用以后,由我与另一人在北京修改加工两个月,摄制完成后,于1993年9月、10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节目中播出。为创作《黄河魂》,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经常苦战到深夜两、三点,有时甚至熬通宵,而且大量的节假日亦以此“度”过。这种我自认为够得上拼搏的劲头,其力量源泉除来自那些为治黄事业英勇献身,从而激励我描绘他们的人物的精神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杜鹏程高尚人格和崇高精神的感染。我还采写创作完成了《名将孤女》、《倪岱传奇》等作品,现正在创作一部讴歌中华民族治水英雄的小说。杜鹏程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为追寻心中那崇高的文学之梦而奋斗。伟哉,《保卫延安》!大哉,杜鹏程!
连续几天,记者在郑州采访了当年为毛泽东主席伴过舞的几位“黄河人”,她们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讲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情景。为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的浮夸风,经毛主席提议,1959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这个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中央郑州会议期间,有关部门在郑州市一些单位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舞技娴熟的女同志,在中央领导人休息娱乐时为他们伴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4位女同志被选中,记者这次采访的是仍在郑州的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王振修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她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中,把记者的思绪带到了过去的岁月。王振修原来没见过毛主席,为有机会见到劳动人民的大救星而激动不已。一天傍晚,她和其他舞伴在河南省委小礼堂舞厅内,随着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等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大约7点钟,舞厅里的灯光全成了红色,正播放的别的舞曲随即转换成《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来到了舞厅。当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王振修仿佛做梦一般。有关人员忙提醒她,快请毛主席跳舞。王振修便走上前邀请毛主席。当时她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只害怕出一点差错。但她毕竟舞技过硬,竟一步不乱地和伟大领袖跳得十分和谐。在悠扬悦耳的湖南民歌《浏阳河》乐曲伴奏下,毛主席边与王振修跳慢四步,便操着浓重的韶山乡音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叫王振修,24岁,在黄委设计院当绘图员。毛主席说振修这名字不错,若叫修身更好。又说,绘图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适合女同志做。毛主席还问她,结婚没有?王振修回答说,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毛主席问,爱人在哪儿工作?她回答,在黄委,是王化云主任的秘书。毛主席笑着说,你们都是治理黄河的啊!为毛主席伴过舞的当天晚上,王振修兴奋地半夜睡不着,只一个劲儿地给丈夫讲述为毛主席伴舞的情景。她丈夫也盼望能见到毛主席,后来在毛主席接见省直机关干部群众时,他实现了愿望。为毛主席伴舞的乐曲,一首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另一首是湖南民歌《浏阳河》。毛主席只跳慢四步交谊舞,一般每晚仅跳3、4支曲子。中央这次郑州会议开了10天左右,王振修好几个晚上8时前都为毛主席伴舞,8点以后,毛主席进行工作。一次舞间休息时,王振修拿起茶几盘里一只苹果用小刀削皮,准备给毛主席吃。她削了一会儿,还没削好。毛主席看着她,笑道,你这“黄河”削苹果不在行,我削给你看。说着,毛主席拿过苹果,很快削好,然后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递给王振修。陈培兰退休前是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她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铭记;同样使我忘不了的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慈祥、随和、亲切的印象。为毛主席伴舞,陈培兰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她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第一次给毛主席伴舞,毛主席问过她的姓名、年龄,也问她在那儿工作?陈培兰回答说,在黄委工作。毛主席问她是哪里人?陈培兰答道,我是武汉人,在华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工作。毛主席说,武汉是四大火炉之一,那地方热得很,所以,你们武汉人耐热。陈培兰只是笑,不知道说什么好。毛主席见陈培兰还有些拘束,又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接着毛主席风趣地说,从前,有个人死后到阎王那里去报到,阎王下令把他扔进油锅里炸。在热腾腾的油锅里翻上翻下炸了半天,那人竟然没事一样。阎王很奇怪,问他,这么烫的油锅烧不着你,怎么回事?那人对阎王说,你不知道我是武汉人,不怕热嘛!毛主席讲的这个故事,逗得陈培兰“咯、咯、咯”笑了起来。从此,她再没有了紧张感。陈培兰回忆说,毛主席记忆力很好。当时黄委还去了一位叫朱秀雁的同志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伴舞。毛主席第一次见她问知她的姓名后,说,朱秀雁,我把你的名字改为“红色的大雁”吧!第二次以及以后再见朱秀雁时,毛主席很快就记起来了,叫她,红色的大雁!盛凤珠给毛主席伴舞时,毛主席也问了她的姓名后,又问,多大啦,在哪儿工作?她答,22岁,在黄委工作。毛主席说,听口音,你不是河南人。盛凤珠说,我家在江苏无锡。毛主席笑道,无锡山中无锡(没有锡)哇!旋即又道,你们那儿是鱼米之乡,怎么到河南来了?盛凤珠回答说,我是应招到开封黄委航训班学习,然后参加治黄工作的。毛主席关切地问她,到河南来习惯不习惯,适应不适应?盛凤珠说,为了治黄事业,我习惯了。毛主席赞许地说,不容易哇!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但老百姓对毛主席的怀念却与日俱增,毛泽东热一再持续升温。记者请王振修、陈培兰、盛凤珠这3位老同志谈谈对此的感受。她们深情地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站了起来。毛主席始终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心连心,就像《东方红》歌里唱的那样:“他是人民大救星”。
树枝抽绿,花儿吐香的时节,我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神禾塬上,拜谒了人民作家柳青和夫人马崴的合葬墓。站在墓碑前,我想着柳青独树一帜的创作生涯和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想着马崴为此所作的全部牺牲,禁不住湿润了眼睛。为了探寻他们生前的足迹,我离开墓地,到皇甫村等地采访,许多老伯、大娘和干部群众深情地向我讲述了柳青和马崴的往事。1952年秋季,已蜚声文坛,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我国文学新秀柳青,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马崴一起到长安县深入生活,并在该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一住就是14个春秋。柳青曾兼任长安县委副书记;马崴曾任皇甫乡党支部副书记兼文书、王曲区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柳青曾帮助王家斌(《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生活原型)的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从开始酝酿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讨论社章、土地入股、牲口折价、评工记分,以及对每个入社对象的审查,他都参加。经常天不亮就从住地步行3里多路赶到王家斌门前,隔着窗户把他叫起来工作。王家斌告诉我,柳青是著名作家,又是10级高干,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他不仅把该书基本稿费和印数稿费一万余元全部捐献给皇甫村所在的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而且为他所在的生产队架电线花去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不仅认真生活,而且创作的态度也很严肃认真,有些作品光开头就重写30多遍。他说,作家贡献给人民的作品,既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又要对生活有真知灼见。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作品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皇甫村的干部、群众都说,柳青做人、做文,堪为一代楷模。马崴在沈阳长大,大学毕业,在西北党校工作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柳青结婚并到皇甫村落户后,一面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各种活动,一面搞社会调查,为柳青的创作搜集素材、清抄稿件、处理来信、接待来访,逐步成了柳青的得力助手(后来组织上正式决定她为助手)。她比柳青小12岁,但与他志同道合,相爱深沉。原王曲区委书记(后在长安县委农工部工作)孟维刚告诉我,柳青生前曾对他说,马崴忠厚善良,贤慧勤劳,集中国妇女美德于一身,又精明能干,实在难得。柳青不善于接触女同志,马崴就替丈夫在这方面深入生活。为了让柳青塑造好徐改霞这个人物,马崴多次去生活原型家里,一面帮着做活儿,一面了解情况。一次,还在生活原型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柳青说,《创业史》凝结着我同马崴两个人的心血,写完4部之后,我将在后记里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连第二部都没写成,马崴与柳青就先后离开了人间。“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使柳青受尽摧残。造反派一再威逼马崴,要她跟柳青“划清界限”,揭发问题。马崴不仅没有那么做,还尽最大努力体贴、照顾患难中的柳青。他们家被抄、工资被扣发后,每人每月只有12元生活费。为了给柳青看病买药,补养身体,马崴每顿饭只吃一点咸菜,连口炒菜也舍不得吃。1969年在“九大”召开期间,柳青被宣布为“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之一。对柳青的批斗升级。造反派又逼着马崴与柳青“划清界限”,并给她面前摆了两条路:一条是,尽快揭发、批判柳青,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另一条是,如不对柳青“反戈一击”,就准备上批斗场,接受批判。并限时要她答复问题。马崴不愿违背良心保全自己,在“限时”到来的前几个小时,含恨离开了人世。柳青得知马崴先他而去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哭道:“这实在是抽了我的筋哇!”马崴用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表达了对人民作家柳青的忠贞不渝,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噩耗传到皇甫村后,干部、群众十分悲痛,洒着眼泪说:“多好的人哇,太可惜了!”直到现在,老年人提起马崴,还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们说,马崴心地善良,敬老怜贫,为我们社员排忧解难,常常是“雪里送炭”。社员董士信噙着眼泪说,1962年,他的两个小姑娘都患了黄疸性肝炎,由于无钱治疗,病情不断恶化。马崴知道后,先来他家了解患儿的病情,接着专门赶到城里,用自己的钱买了特效药,送到他家治好了两个孩子的病。董士信的两个女儿提起马崴,总是深情地说,她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哇!柳青同马崴生前扎根皇甫,与干部、群众相处得亲密无间;他们去世后,就被合葬在当地已故农民墓地附近。他们的精神和品德同巍巍秦岭、滚滚渭水一样,将永存于世间。
编辑部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10点30分,我估计上午的邮件此时已取回报社。我约一个作者写的稿子不知是否寄来,我从三楼上到四楼,走进资料室,在桌子上的一堆信件里找。约稿尚未来到,只见一个写给我收的大白信封正面下沿印着一行黑体字“同桂荣同志治丧办公室”,我大吃一惊,眼睛不由得湿润了,不用拆信就知道,我崇敬的革命老前辈、我多次采访和看望过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与世长辞了。我十分悲痛,心情沉重地拿着这封信回到编辑部,坐在办公桌前把信拆开,从信封里取出一页印刷的《讣告》,我注意到,《讣告》上说,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定于1999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西安举行。我坐在办公桌前半晌无语。身上体现着许多刘志丹高尚品质的同老的辞世,让人难以接受,去年我看她时,她的身体和精神还不错,我还对她说,祝愿老人家活过百岁。5月19日出版的报纸,18日签付印,这期报纸副刊的编辑任务要我完成,我走不开。可是,我多么想再见一次同老。我仔细看,给我寄《讣告》的信封上的毛笔字是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写的。于是,我给刘力贞及其老伴张光草拟了一封《唁电》,旋即带上《唁电》赶往电信局。发《唁电》后,我与在西安的李赤然将军的女儿李君燕联系,请她代我向同老敬献花篮或花圈,她与同老家比较熟悉。同老随刘志丹将军而去,但她的高风亮节永存世间。我采访和看望她的一幕幕情景以及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不断浮现在眼前。1981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第一次在西安八道巷一个小院拜访同老,老人沉缅在往事的回忆中,向我讲述了许多刘志丹忠于党、爱百姓、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无私无畏、浴血奋战的故事。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随后,我写的《革命的传统永不丢——访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在同年9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中全文广播,为配播这篇稿子,还播放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首具有广泛影响的陕北民歌。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次节目的录音带。此后,我路过西安,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去看望同老。同老1905年生在陕北吴旗,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跟随刘志丹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特别是为红军后勤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志丹牺牲后,她不仅为抚育他们惟一的女儿备尝艰辛,而且继承将军遗志,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并且抚养了不少老同志的小孩,如儿时的李铁映就曾得到同老母亲般的关怀。不久前,李铁映还去西安看望当年的“刘妈妈”同老。毛主席对刘志丹给予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且尊称同老“刘嫂”。解放后还请同老及其女儿与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怀仁堂看戏。当年,中央机关在红都保安期间,同老和毛主席是邻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亦是同老接生的。有时候毛主席和贺子珍吵架,吵得很凶,谁都劝不开,同老去劝,马上见效。同老像刘志丹一样,胸中装着老百姓,她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深情厚谊。解放后,同老长期做妇女儿童工作,使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沐浴到了她伟大的母爱。她为改变革命老区的面貌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年近8旬还乘汽车几千里去看当年的革命根据地,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她高兴地说:“革命就是要给老百姓办好事!”她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同老的女儿刘力贞(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女婿张光(原《陕西日报》总编辑、原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对同老十分孝顺,老人家享受到了天伦之乐,让人欣慰。5月18日,向同老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铁映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送了花圈,陕西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党和人民深切怀念同老。老人家虽然随将军而去,但她高尚的品德永存世间,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原载1999年6月2日《黄河报》)
那天早晨,那个陕北山丹丹花开正艳的金秋九月天,整个红星园就像山野盛开的一朵诱人的野百合,散发出浓浓诗意和缕缕幽香。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暗示,一种怀旧情致。在远离城镇喧嚣的这条小山沟里,红星园魅力无比。当我下榻其中,读着斯诺·海伦的《延安采访记》顿时为之陶醉。西方女记者的丰富想象和自由活泼文风,竟然有如此的魅力。读着她的回忆自述,我几乎忘记了时空,忘记了晨练与早餐。我想象着八十多年前那个中国的黑暗年代,一个年轻而高大美丽的金发女郎,就像幽灵一样趁着东方的夜色掩护,在古老西安的一家旅馆越窗而走,避开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而朝着北边的红区大步走去。这是何等的勇敢而富有传奇色彩一幕。简直就是虚构的理想中的戏剧情节。这个传奇女子,就是斯诺当时的爱妻海伦。那时他们的感情,正如一团燃旺的炉火,人生价值观,政治倾向与强烈事业心也是完全的一致。一个几乎愿意为另一半赴汤蹈火。时值193X年X月,恰是她勇敢的丈夫斯诺首先采访陕北苏区一年之后。海伦深知,雄心勃勃的斯诺正在北平家中埋头写作《西行漫记》。听多了红军和苏区的故事,海伦的心也痒痒了。渴望有一天亲眼去北边看看。当她得知斯诺急需补充一些材料和照片,海伦即萌发了只身奔赴陕北的想法……这个传奇故事,由此开头,便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了。然后她并不曾想到,这次浪漫悲壮之举竟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使她在以后的岁月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她始终不悔,坚信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她甚至在言论及发表作品自由被完全剥夺的日子里,仍然坚持把这次北行的经历和见闻翔实记录下来,成为了人类进步不可多得的文献和足迹。于是八十四年后的那天早晨,一个痴情的中国粉丝,我捧着海伦此后在故乡美国受迫害时潜心写出的这本厚厚的书籍,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一个人的灵魂崇高,和爱意绵绵。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很快就忘记了身在何处,而与书中人物如影随行。金发美女,背着简单的行囊,迈开两条迷人的长腿……在那个路边庄稼和杂草叶上挂满露珠的早晨,她一路迎着初升的太阳,嘴里情不自禁地哼着家乡的小曲儿,心情格外愉快。就这样,海伦北上的脚步是急匆匆的,仿佛那里就是故乡,有许多的朋友和亲人都在等待迎接自己。我随之而去,沿着北上红区的黄土道路,越过渭河,走过草滩,跃上天高云淡的渭北高原……一路之上,欣赏着远远近近的村落和原野上的景色。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的胸腔随之而起落,完全进入了书中的历史情景,感受到的是海水般蔚蓝色眼球反映出的红色土地上的一切未曾见过的新鲜见闻,心情同金发美女一样的兴奋。于是我的生活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节奏一下子放慢下来。当太阳升起来时,我竟然一口气站着读完了该书的前几章。我激动不已地走出楼门,来到院子里的广场上。我伸展双臂,做着深呼吸。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就像斯诺和海伦夫妇,分别经历千辛万苦来到陕北红区,开始如饥似渴地观察和了解所有的一切。只是我并不意识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次心灵的穿越。这也许是阅读的更高境界,真正忘我的境界吧。一本书能让读者获得这样的感受,那一定是一本出奇的好书。看来“红星园”正是这样一本打开的好书,令你我一旦走进来,就无法走出去,实现你命中注定要经历的一次穿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凸起的红星。鲜红颜色,更像俯视一朵盛开的山丹丹。五角的红星展开你想象的翅膀。你看到整个广场,就是一顶红军军帽。可以想象,那灰色的军帽下面,应该就是刚刚进入红区的斯诺或海伦。事实是为了采访方便,他们当初都欣然穿上了红军军装,戴上了红军军帽,即完成了一次灵魂的穿越。金色秋阳之下,我举目四顾,整个青山怀抱的小山沟,又像是处在母亲臂弯中的婴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离开多年后吃惊地发现,红星园的神奇还在于她选择了保留着自然状态的原始山形地貌。这是雕塑,更是诗。这在今天城内建筑物杂乱拥挤,高架桥纵横如同捆绑着城区的所谓“现代都市”的现实,实在是难得。这样的一方圣土,完全是当年的样子,正是让人产生“带入”感的关键。只是树多了,色彩变绿了,但花草树木几乎全是原始生长状态,绝非人工栽植和修饰。这陕北秋日的金黄与墨绿与鲜红,令苍老的黄土山沟与梁峁充满了勃勃生机。更令古老的土窑洞与苍老枯树焕发了青春。我在沟底漫步,仰望四周,由此联想到千沟万壑,连绵不断犹若黄河波涛的丘陵沟壑。想象着当年红军翻过六盘山后,风尘仆仆而来,一路红星闪耀,像播种机,把红色的革命火种一路播撒。毛泽东与红军,刚刚到保安落脚不久,斯诺就来了,随后海伦也来了。不久,全世界都知道了,看见“红星照耀中国”,开启了中国革命最辉煌的年代: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时期。眼下,广场镶嵌着的那颗巨大的红星,在红星楼与红星亭,在四周山坡俯视下显得更加真切而富有诗意。斯诺先生的胸像,就坐落在广场一侧。整个红星广场,体现的主题显然就是《红星照耀中国》。此刻的作者斯诺,他采访毛泽东的传奇故事和生动内容,早已诗意地定格为重要历史篇章。斯诺的铜像,他的目光是安祥专注的,同时又透露出某种难以言说的忧虑。据说另一座同样的雕像,是坐落在美国的堪萨斯城。两座雕像,远隔千里万里,却是同一种心情和目光。眼球原本是大海的颜色,如今反射着金色阳光。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到红星园,拜谒注视这目光,想象中穿越大洋,遥相呼应,构成了红星园的灵性与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