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能在历史的转折点到来时，预见到未来的方向，并引领社会前进。任仲夷就是其中一人，从1980年起，他执掌广东大权，在重重束缚之中寻求突破。5年后，这个贫穷的边防省份，一跃变成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引领着整个中国走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再也不会回头。
    在中国改革史上，任仲夷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最初响应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带领广东改革开放，再到退休后为政治体制改革大声疾呼，任仲夷的思维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尽管有时遭到质疑和排斥，但是他凭借智慧和勇气，坚定的推动着这个国家前进，为自己在改革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主政南粤开启思想解放闸门

任仲夷树立“先行一步”观念，使广东走在改革开放前沿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辽宁、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第一难题破除“缓改革”

任仲夷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

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营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任老是带着改革开放精神来的”

“任老来广东后第一次视察，就是我陪同的！”在记者打电话采访前的一个小时，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已从其他老同志那里得知了任老去世的消息。他非常难过，说像这样思想活跃、平易近人的人，现在不多了。

1980年至1985年，任老在广东担任第一书记的5年间，是广东改革开放最困难的时期。关相生说，当时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解放。后来又出现了“精神污染”问题，思想也混乱，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算成精神污染。

“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有的老干部到了深圳参观后，说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别的全变了。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也有人大惊小怪。对此，任仲夷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叫做“排污不排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据说这些口号在当时非常深入人心，也有利地支持了改革开放。

-精彩言论

“见怪不怪”与“少见多怪”

过去有人说，广东对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见怪不怪”。我认为，不能笼统这样讲，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排污不排外”

不可否认，实行改革开放，在长期封闭的墙上打开窗口，随着新鲜空气进来的，也难免有少许污浊的气息和蚊子、苍蝇。但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

排外污，更要排内污，只强调外来的一面还不够，还必须看到我们内部这一面。

-任仲夷简介

任仲夷（1914-2005）

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汉族，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1938—1945年任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辽宁任职期间，曾在其主持张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广东任职期间，大力开展市场经济试点，使广东走在全国的经济前列，并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